刘秀的度田结果如何？过程具体是怎样的？学术界如今怎么评价和看待？ 第1页

先上结论:光武度田是成功的，没有失败，“度田失败论”已经被出土文物推翻了。

最早提出“度田失败”这个观点的是范文澜。

范文澜认为:“在解决土地问题上，汉光武帝完全失败了。从此以后，东汉朝廷向豪强势力完全屈服，不再检查垦田与户口的实数。”见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第二编(修订本)，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39- -140 页。

由此开始，郭沫若编写的《中国史稿》第二册也持这个观点，其实20世纪 80年代以来不断有学者对这一观点提出质疑，但2003年出版的《秦汉史》作者是林剑鸣和有的人口史的著作依然持失败论的。这是为何？因为范文澜的地位太高，影响力太大。所以一些不是专门研究东汉史或者说根本没有下功夫研究东汉史的就仍从他的观点。

如果范文澜先生要说“地球是方的”，理由是圆的站不住人，后世认为范老这么厉害，那他说地球是方的，地球就一定是方的。这叫什么？这叫盲从！（我只是打比方)。范文澜先生地位高，成就大，这是无疑的。但并不能因为他地位高，就可以不用给证据的来定义历史。

真理从来都是服从于证据，而不是服从某个人的地位。

范文澜只是个人观点，而且还是没给证据的那种观点。他说“从此以后，东汉朝廷向豪强势力完全屈服，不再检查垦田与户口的实数。”如果真如他所说，那这些史料记载的是什么？

【建武末年，江革与母归乡里。每至岁时，县当案比，革以母老，不欲摇动，自在辕中挽车，不用牛马，由是乡里称之曰“江巨孝”。《后汉书•江革传》】

建武末年，郡县案比，案比就是核查人口，每个人都要参加。江母年龄大行动不便，江革就用车拉着她去。江母一个行动不便的老太太都要参加，可见执行力度之严。

刘般上言：“又郡国以牛疫、水旱，垦田多减，故诏敕区种，增进顷亩，以为民也。
而吏举度田，欲令多前，至于不种之处，亦通为租。可申敕刺史、二千石，务令实核，其有增加，皆使与夺田同罪。”《后汉书•刘般传》

如果东汉不再检查垦田数，这段记载又是什么？正是因为刘秀度田严猛，导致后面的人不但不敢少报反而多报。

秦彭建初元年迁山阳太守：兴起稻田数千顷，每于农月，亲度顷亩，分别肥堉，差为三品，各立文簿，藏之乡县。于是奸吏跔趴蹐，无所容诈。彭乃上言，宜令天下齐同其制。诏书以其所立条式，班令三府，并下州郡。《后汉书•循吏列传》

秦彭身为太守，亲自度田，并将土地分为三种。

出土文物

1989年甘肃武威汉滩坡东汉墓出土的木简，有一枚关于“度田”的简文，即第14简：

　乡吏常以五月度田，七月举畜害，匿田三亩以上，坐口
又据第16简：“建武十九年正月十四日己亥下”，则第14简所载“度田”之事在建武十九年。

出土文物证明了建武十九年刘秀依然再执行度田。

如果范文澜看到这些出土文物，也要改变他的观点，因为这些史料和证据已经证明他的观点是错的，否则他无法解释这些证据。

东汉基本每个帝王驾崩前都有实际的人口记载。《后汉书·郡国志五》刘昭注引伏无忌的记中，记载有光武帝到质帝时期全国的11组户口数，以及和帝、安帝、顺帝、冲帝、质帝5个不同时期的全国垦田数。而且，伏无忌所记和帝、安帝等时期的垦田数，数字精确到多少亩、多少步，说明当时的田亩统计是很严格的。这也说明度田政策是一直在执行的。如果度田失败，这些精确数字从何得来？

度田事件

背景

东汉是以百战而定国，是经过长期武力征伐取得天下。因为战乱大量人口死亡，这些死亡人中可不是只有普通百姓，也有大量地主豪强，因为刘秀统一本身就是消灭各路军阀豪强。人口大量死亡就会空出许多无主之地，那么这些土地自然归刘秀（东汉）所有。所以刘秀才能实行军事屯田，刘秀在统一过程中也多次实行“释奴政策”，将由战乱沦落为奴婢的人变为庶民，提高他们的地位。既然是庶民，朝廷自会授田。

及至统一后，刘秀一方面为了摸清自己打下的家业，另一方面强化国家对土地和人口的控制度，开始下诏大规模度田。

事件起末

度田事件，发生在建武十五年六月至建武十六年十月，整个事件由下诏到落幕，共经一年零三个月。

关于这次事件的史实，《后汉书》记载在诸传里，比较零散。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对零散的史料进行了综合，比较详细的记述了这次事件的来龙去脉，其中更有大司徒欧阳歙因度田不实下狱而死的重要史料，弥补了《后汉书》的不足之处。

只要将《资治通鉴》中关于度田的全文贴来，便可得知度田究竟是成功还是失败。

《资治通鉴》

帝以天下垦田多不以实自占，又户口、年纪互有增减，乃诏下州郡检核。于是刺史、太守多为诈巧，苟以度田为名，聚民田中，并度庐屋、里落，民遮道啼呼；或优饶豪右，侵刻赢弱。时诸郡各遣使奏事，帝见陈留吏牍上有书，视之云："颍川、弘农可问，河南、南阳不可问。"帝诘吏由趣，吏不肯服，抵言"于长奉街上得之"，帝怒。时东海公阳年十二，在幄后言曰："吏受郡敕，当欲以垦田相方耳。"帝曰："即如此，何故言河南、南阳不可问？"对曰："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阳帝乡，多近亲；田宅逾制，不可为准。"帝令虎贲将诘问吏，吏乃实首服，如东海公对。上由是益奇爱阳。遣谒者考实二千石长吏阿枉不平者。

　冬，十一月，甲戌，大司徒歙坐前为汝南太守，度田不实，赃罪千馀万，下狱。歙世授《尚书》，八世为博士，诸生守阙为歙求哀者千馀人，至有自髡剔者。平原礼震年十七，求代歙死。帝竟不赦，歙死狱中。

建武十六年庚子，公元四零年
…………
　　三月，辛丑晦，日有食之。秋，九月，河南尹张伋及诸郡守十馀人皆坐度田不实，下狱死。后上从容谓虎贲中郎将马援曰："吾甚恨前杀守、相多也！"对曰："死得其罪，何多之有！但死者既往，不可复生也！"上大笑。

郡国群盗处处并起，郡县追讨，到则解散，去复屯结，青、徐、幽、冀四州尤甚。冬，十月，遣使者下郡国，听群盗自相纠擿，五人共斩一人者，除其罪；吏虽逗留回避故纵者，皆勿问，听以禽讨为效。其牧守令长坐界内有盗贼而不收捕者，又以畏愞捐城委守者，皆不以为负，但取获贼多少为殿最，唯蔽匿者乃罪之。于是更相追捕，贼并解散，徙其魁帅于它郡，赋田受禀，使安生业。自是牛马放牧不收，邑门不闭。

从上引史料中，可以得知，刘秀度田是在建武十五年（六月）。度田的原因是【帝以天下垦田多不以实自占，又户口、年纪互有增减】，因此【乃诏下州郡检簌】。主要针对垦田、户口不实的情况，进行检查、核实，即丈量土地，核查人口。这同时也侧面说明刘秀必然是掌握了一定的垦田和户数，只不过他要检查核实，看是否对的上。故胡三省注:考其实也。

而刘秀度田目的一方面是要摸清自己打下的家业，以便增加政府税收。另外还有着更重要的政治目的，这就是通过度田，强化国家对土地、人口的控制，剥夺地方大姓、军阀余孽所控制的土地人口，打击其势力，消除因军阀割据而遗留下来的潜在的动乱因素，加强中央集权，强化统治秩序及掌握人口。

刘秀的度田诏令下达以后，由于天高皇帝远，一些地方官在执行中由于执行不力或者错误的执行，完全将刘秀的度田诏令变了样。他们多行诡诈，投机取巧，以丈量土地为名，把农民聚集到田中，连房屋、村落也一并丈量，百姓挡在道路上啼哭呼喊。他们优待豪强，而侵害苛待贫弱的百姓。

当时各郡各自派使者呈递奏章，刘秀发现其中陈留郡官吏的简牍上面有字，写的是：“颖川、弘农可以问，河南、南阳不可问”。刘秀纳闷，便责问陈留的官吏这是怎么回事。官吏不肯承认，说是在长寿街上捡到的，刘秀听到很生气。当时十二岁的刘阳，在帐子后面说：“那是官吏接受郡守下的指令，将要同其他郡丈量土地的情况作比较。”刘秀听此便问：“既然这样，为什么说河南、南阳不可问？”刘阳说：“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阳帝乡，多近亲；田宅逾制，不可为准。”刘秀命虎贲中郎将责问陈留官吏是否如此，陈留官吏这才据实承认，确如刘阳所说。

于是刘秀便派遣谒者，对二千石官员中循私枉法的行为进行考察核实。【遣谒者考实二千石长吏阿枉不平者。】

同年十一月，刘秀首先拿身为大司徒的欧阳歙开刀，不顾其“学为儒宗，八世博士”的大儒身份，以及“诸生守阙为歙求哀者千余人”的压力，果断地将他下狱，年底欧阳歙便死在了狱中。【十一月，大司徒欧阳歙坐前为汝南太守，度田不实，赃罪千余万，下狱】

随着考实的深入，一大批度田不实的官吏，也被不断考实出来。及建武十六年九月，这些官吏，皆被刘秀下狱治罪。

【《后汉书·光武帝纪》十六年……秋九月，河南尹张伋及诸郡守十余人，坐度田不实，皆下狱死。】

【《后汉书·刘隆传》：“十一年，守南郡太守……十五年，诏下州郡检核其事……明年，隆坐征下狱，其畴辈十余人皆死。帝以隆功臣，特免为庶人。”】

【《后汉书·隗嚣传》：王元“初拜上蔡令，迁东平相，坐垦田不实，下狱死”。】

【《后汉书·鲍永传》：“（永）出为东海相，坐度田不实，被征，诸郡守多下狱。永至成皋，诏书逆拜为兖州牧，便道之官。”】

【《后汉书·儒林传》：牟长“稍迁河内太守，坐垦田不实免”。】

【《后汉书·酷吏传》：李章“出为琅邪太守……后坐度人田不实征，以章有功，但司寇论。月余免刑归。复征，会病卒”。】

以上的这些人中，张伋没有独传，事迹较少。但是河南尹是京师地区最高长官，主管着洛阳附近二十一个城市的命运。可想而知张伋的政治地位，其必然和朝廷、高官贵戚有着亲密关系。而刘秀能不顾其身份，就将以他为首的十几个地方长官全部处死，由此可见他对于度田的决心是多大。

一次度田就杀了三公之一的大司徒和河南尹、守、相等十几个高官。不仅如此，即使刘氏也有不少死在度田事件中的。刘秀在之后一次和马援的谈话中，对他说:“我甚恨之前杀守、相太多”。马援说:“他们死得其所，哪里多了？死就死了，人死不能复生”。刘秀听此哈哈大笑。刘秀的甚恨是觉得自己杀戮过重，并非是后悔度田。

张伋等郡守的处死使一些地方地主豪强失去了保护伞，不能再像以前一样隐瞒土地和户口来逃避国家的税收和徭役。于是他们便发动叛乱来保护自己的利益，这就是史书记载的【郡国群盗处处并起，郡县追讨，到则解散，去复屯结，青、徐、幽、冀四州尤甚。】这里的群盗并非普通百姓，而是地方豪强，是后汉书中的【郡国大姓及兵长】。

面对来势凶猛的豪强叛乱，刘秀采取了武装镇压和分化瓦解两种方式。

一方面派遣使者下到郡国，传达朝廷命令，听凭盗贼们自相检举攻击，以五人共斩一人者除其罪的方式，以便快速瓦解群盗内部。

另一方面对那些州、郡太守、县令县长在所辖界内有盗贼而不拘捕，或因畏惧懦弱弃城放弃职责的，全都不予处罚，皆给与免罪，以捕获盗贼的多少来将功补过，以此来调动他们平乱的积极性。而对窝藏盗贼的人则给与加罪。（之所以对他们法外开恩是因为他们罪没有张伋等十几个高官严重。）

刘秀下达诏令之后，各地官吏如释重负，纷纷起来进行镇压。与之同时，刘秀又派赵熹和诸郡讨捕，张宗等“督诸郡兵讨之”，采取武力镇压。于是“憙与诸郡讨捕，斩其渠帅，余党当坐者数千人”，“更相追捕，贼并解散”，度田引起的豪强反叛事件迅速平息。

事后，刘秀采取赵熹的意见，施行迁刑【徙其魁帅于它郡，赋田受禀，使安生业】。将剩下的闹事头领迁徙到京城附近监控，从新分给他们土地、粮食，让他们老老实实。迁刑在汉朝是打压豪强的刑法，从新分给他们田地是因为他们的祖田被剥夺了，他们离开世代为生的故乡，被强行迁徙到其他地方，自然要从新分给他们田地，不给田，那还不如直接下狱了事。

至此【自是牛马放牧不收，邑门不闭。】东汉迎来海清河晏，天下太平的景象。

《后汉书·五行志》

（建武）十七年二月乙未晦，日有蚀之，在胃九度。胃为禀仓，时诸郡新坐租之后，天下忧怖，以谷为言，故示象。

这段史料从表面上看，说的是五行灾异，但实际上透漏的是刘秀度田的结果。【胃为禀仓】和粮食有关，粮食和土地有关。

坐租事件是新的，是建武十七年二月前刚刚发生的，新坐租就是建武十六年度田的结果。也就是说诸郡从新交租。而坐租的范围是诸郡，说明遍及广泛。

【诸郡新坐租】就是诸郡从新交租，原先那些由于有保护伞而被优待的豪强，最后复被谒者更正。这些人在被更正之后，不仅要如实从此向国家缴纳赋税，负担徭役，而且还要补交之前由于优饶而少向国家缴纳的租税。这就说明，刘秀在平定度田事件中，确实采取了遣谒者为更正的方式，校定了编户的户口田亩，然后迫使被优饶者补交了少交的租税，退回了因侵刻和并度庐屋里落多交的租税，度田虽然历经曲折，但最终达到刘秀的本意。

度田事件中刘秀主要镇压的是豪强，对于那些被侵刻的普通百姓，只要下令取消庐屋里落的计算，问题自然迎刃而解。

度田政策的延续

《后汉书•江革传》

【建武末年，江革与母归乡里。每至岁时，县当案比，革以母老，不欲摇动，自在辕中挽车，不用牛马，由是乡里称之曰“江巨孝”。】

建武末年度田一直在执行，度田就是核查人口，丈量土地。案比就是核查人口，江母年龄大行动不便，江革就用车拉着她去。江母一个行动不便的老太太都要参加，可见执行力度之严。

《后汉书•刘般传》

刘般上言：“又郡国以牛疫、水旱，垦田多减，故诏敕区种，增进顷亩，以为民也。
而吏举度田，欲令多前，至于不种之处，亦通为租。可申敕刺史、二千石，务令实核，其有增加，皆使与夺田同罪。”

正是因为刘秀度田严猛，导致后面的人不但不敢少报反而多报。

《后汉书•循吏列传》

秦彭建初元年迁山阳太守：兴起稻田数千顷，每于农月，亲度顷亩，分别肥堉，差为三品，各立文簿，藏之乡县。于是奸吏跔趴蹐，无所容诈。彭乃上言，宜令天下齐同其制。诏书以其所立条式，班令三府，并下州郡。

秦彭身为太守，亲自度田，并将土地分为三种。

古代一致认为度田是成功的，并可以借鉴

臣请以汉光武时事征之。建武十六年。郡国盗并起。发兵追讨则解散。去复屯结。后乃遣使者下郡国。听盗自相纠擿。五人共斩一人者除其罪。凡牧令守长。皆听以禽讨为效。但取获贼多少为殿最。

(傅玄)上便宜五事:其二曰，以二千石虽奉务农之诏，犹不勤心以尽地利。昔汉氏以垦田不实，征杀二千石以十数。臣愚以为宜申汉氏旧典，以警戒天下郡县，皆以死刑督之。

又《记》云：国无三年之储，谓国非其国。光武以一亩不实，罪及牧守。圣人之忧世重谷，殷勤如彼；明君之恤人劝农，相切若此。

如果刘秀度田是失败的，妥协豪强。后世大臣脑子不好使，让皇帝学刘秀中的行为？难道是让皇帝学刘秀妥协吗。

总结

建武十五年度田是刘秀一次与豪强的较量，事件以刘秀成功镇压豪强取得胜利而告终。这次度田中，有门徒千余人的儒宗兼大司徒欧阳歙被刘秀下狱处死，河南尹张伋和十几个郡守、相等地方高官也被处死。而那些失去保护伞起来反抗的地方地主豪强，被杀得杀，剩下的被迁徙到他郡，更是牵连其党羽数千人。【余党当坐者数千人。】

豪强之所以起来反抗是为了维护自身利益，而刘秀作为国家统治者，绝对不会向这些豪强妥协，因为度田还有其他政治目的，即和豪强抢夺人口。原来控制于郡国大姓、兵长渠帅的人口是不在版籍的，他们不服国家的赋税徭役，但郡国大姓、兵长渠帅对他们的压迫剥削则比国家沉重得多，杜林说“小民负官家不过身死，负兵家灭门殄世”，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度田之后，特别是平定了因度田引起的武装叛乱之后，打击了地主豪强的势力，剥夺了兵长渠帅的财产，原来深受其压迫剥削之苦的农民成了真正的国家小农，摆脱了兵长大姓的奴役。他们只需要向国家缴纳税收即可，又因刘秀对高官、地主、豪强的诛杀，使那些欺压百姓的豪强敛手，如此便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天朝早期史学界对于光武度田事件有很多种解释，大多将它定义为失败，是刘秀向豪强的妥协。而所给的证据仅仅是“"颍川、弘农可问，河南、南阳不可问。”便断定这是刘秀对豪强听之任之，又以“徙其魁帅于它郡，赋田受禀”定性为失败，这叫零割史料。

史书从未说刘秀度田是失败的，南阳不可问也不是刘秀的态度，更不是事件的结尾，以中间来断定结果，有失草率。“徙其魁帅于它郡，赋田受禀”是一种很重的迁刑，中国一直是乡土社会，祖田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把他们迁到其他地方，让他们离开故土，割断了他们与家乡之间的联系。根本不是妥协退让，而是打击。“使安生业”不过是让他们自食其力，作乱的人都是豪强大族，如果不是剥夺了他们的财产，这么富有的人，用不着国家在给予田地。刘邦、刘彻打压豪强用的也是这种迁刑。

王符在《潜夫论·实边》中指出：“且夫士重迁，恋慕坟墓，贤不肖之所同也。民之于徙，甚于伏法。伏法不过家一人死尔。诸亡失财货，夺土远移，不习风俗，不便水土，类多灭门，少能还者” 。

可见这种刑法对于古人来说多么可怕。

若是以“徙其魁帅于它郡”，就定义为妥协，那以下情况呢？

《后汉书·南蛮传》

明年夏四月，援破交址，斩征侧、征贰等，余皆降散。进击九真贼都阳等，破降之。徙其渠帅三百余口於零陵。於是领表悉平。

难道要说刘秀、马援打完胜仗向南蛮妥协了？

《后汉书·吴汉传》

十八年，蜀郡守将史歆反于成都……汉诛其渠帅二百余人，徙其党与数百家于南郡、长沙而还。

建武十八年，蜀郡太守史歆反叛，刘秀派吴汉前往镇压，吴汉成功击败史歆以后，杀了两百多个响应他的豪强，将其几百家党羽迁徙到南郡、长沙。难道要说刘秀向史歆妥协吗？

【十一月，徙齐楚大族昭氏、屈氏、景氏、怀氏、田氏五姓关中，与利田宅。《汉高祖纪》】
【徙三辅富人云陵，赐钱户十万。《昭帝纪》】
【二年春，以水衡钱为平陵，徙民起第宅。《宣帝纪》】
【谕说江湖贼成重等二百余人皆自出，送家在所收事。重徙云阳，赐公田宅。《平帝纪》】

如果以刘秀“徙其魁帅于它郡，赋田受禀，使安生业”，来定义刘秀向豪强妥协，度田失败，那刘邦、宣帝等人人均妥协豪强了。

现在更多学者及论文著作已经将刘秀度田从新定义为成功，2016社科院发布的《中国通史》视频中也已经将光武度田定义为完全成功了。

当下网络史学家（本世纪懂王）又为什么总是叫嚷失败？

早期一些学者本身就有政客的意味，他们持失败论，更多是因为zz环境。只要认真看史书，是不会被他们观点带偏的。

怕的就是那些没脑子还喜欢上头的，俗称人菜瘾大，水平低还喜欢到处科普。

以为把范文澜等人当钉子，就能捶死刘秀。而对这些史料完全解释不通，更无法圆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