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藩镇割据严重，为什么不参考类似汉代推恩令的做法削藩？ 第1页

第一：首先方镇不等于割据，而且多数也无法世袭，少数能世袭的，大都也只是短暂的十来年就会被方镇内部的其他骄兵悍将赶下台，或者被唐朝廷消灭。自唐宪宗元和中兴削平叛镇后，唐朝的方镇割据情况并不严重。虽然唐宪宗死后，在穆宗时期的长庆伐叛失败后，局势有所崩坏，但真正能够长期实现半自治状态的只有卢龙镇、魏博镇、成德镇这三个，简称河朔三镇。这三镇的实际控制区也很有限，连河北省都没占全。河朔三镇爆发的军乱绝大多数也不是要造反，而是三镇各自的内部矛盾。三镇剩下的少数演变成造反的军乱里，有很多的出发点也不是反唐。例如唐穆宗长庆元年导致河朔三镇复叛的导火索幽州军乱，开始爆发的原因，是幽州的牙兵们跟节度使张弘靖之间的个人矛盾。乱兵发动兵变囚禁张弘靖后很快就后悔了，请求张弘靖原谅，表示想继续奉张弘靖为节度使，希望张弘靖能上书朝廷为他们求情。但张弘靖感觉自己的人格受到了侮辱，而且对乱军兵变后烧杀劫掠的行为十分愤怒，拒绝宽恕乱军。最终才导致乱军一条道走到黑，干脆造反。

而且这三镇即便是在半自治时期，也不是长期割据跟中央朝廷搞对抗，多数时期还是比较恭顺的。只要唐朝廷不触及他们核心利益，唐朝廷要河朔三镇出兵征战，河朔三镇就出兵，直到黄巢攻入长安的当年，唐朝廷都还征召河朔三镇出兵参与平定云中的军乱。而且三镇还经常会从府库里拿大量钱财粮帛作为贡赋，上交给唐朝廷。长庆叛镇失败后，唐朝廷惊讶的发现这三家河北贼虽然看着碍眼，但自己管理他们的成本却下降了。宪宗时期花了巨额人力物力财力好不容易削平这三位，结果屁股还没坐热，这三家就又闹事了。此后唐朝廷更多倾向于在这三镇内部扶持听话的代理人节度使进行间接统治，唐穆宗之后河朔三镇内部多位节度使其实都是唐朝廷扶持上位的。

而除了这三镇之外，全国其他地区的数十个方镇在唐德宗之后到黄巢之乱前的近百年时间里都是被唐朝廷实际控制的，虽然有时会发生军乱，但大都不是针对朝廷，而且最后都被平定。方镇内部的地方官员大都也由唐朝廷直接任命，将方镇进一步细分成数量更多的方镇意义不大。这数十个方镇的自治度虽然相对于安史之乱前有所提高，但跟割据是两回事，甚至他们的自治度提高，也是唐朝廷为了便于管理而允许的。中晚唐的方镇和黄巢之乱后唐末天下大乱时的方镇割据是两码事。

第二：将大方镇进一步分置成数个小方镇的事。安史之乱后的唐朝廷其实一直都在做，天宝时期只有10节度，到了唐宪宗元和年间达到了48个方镇。唐宪宗之后的唐朝廷又进一步细分增加，例如唐懿宗时期为了加强对地方的管理，通过新增方镇、将大方镇打散分置成数个小方镇等方式又在原来的基础上增加了十余个方镇。

第三：推恩令对唐朝打压方镇来说压根就没什么用处。因为要想干掉某个方镇的主官节度使，对唐朝廷来说没多少难度，实际控制区内的数十个方镇直接下令撤换就行了。唐朝廷实际控制的国内大部分地区的方镇，在晚唐时期被频繁调换主官节度使是常见的普遍现象，唐朝廷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防止某位节度使在一个地区长期任职，形成自己的势力，脱离朝廷控制。中晚唐的方镇内部能够形成世袭节度使的情况属于少数，而能够世袭数代的更是极少数的个例。

而且实际控制区内的方镇，想世袭也得看唐朝廷愿不愿意，河北地区的横海镇节度使李同捷，昭义镇节度使刘从谏想世袭，唐朝廷不愿意，然后朝廷官军一出，两家灰飞烟灭，李同捷兵败被俘后被唐朝廷灭门。刘从谏比较幸运，朝廷官军平定昭义之乱的时候，刘从谏已经病死了，但仍然被唐朝廷挖出来暴尸潞州三日后剁碎。

哪怕是对于半自治的河朔三镇的节度使，唐朝廷也有的是不出兵就搞死他的办法。只要唐朝廷不针对三镇的整体，而是进行分化，只是拒绝承认作乱的节度使的合法性。没多久，三镇内部作乱自立的节度使就会被手下擅长以下犯上的牙兵牙将砍死（牙兵内心话：这个憨憨跟我一样都是一个鼻子两只眼，凭啥他杀了节度使大人，就能做老大，反正朝廷看他不爽都不承认他，我要是找机会砍死他，朝廷说不定一个开心，让我做节度使，岂不是爽歪歪）

唐武宗就是用这种方法平定河朔三镇内部军力最强的卢龙镇，在会昌年间发生的卢龙军乱的。一个铜钱都不用花，一个兵都不用派，又顺势扶持了听话的代理人张仲武，开启了卢龙张氏两代统治卢龙镇的历史。

会昌元年九月，卢龙牙将陈行泰发动兵变，杀害了亲近朝廷的节度使史元忠，但众心不服，唐武宗和宰相李德裕经过讨论后认定河朔三镇作乱者也需要借助朝廷任命的官爵来安定人心，只要朝廷不承认他们的合法性，拖下去，情况就会生变。唐武宗在宰相李德裕建议下也没有批准他担任卢龙节度使，时隔仅一月，他即被牙将张绛诛杀。之后张绛同样请求朝廷批准他担任卢龙节度使，唐朝廷同样拒绝。随后不久唐朝廷支持的雄武军使张仲武率兵攻入幽州，杀死张绛，平定军乱。随后唐朝廷任命张仲武担任卢龙节度使，开启了卢龙张氏父子两代人在卢龙的统治。

张仲武主政卢龙镇时，正逢唐武宗会昌中兴时期，在当时唐朝击溃回鹘汗国、平定收服契丹、奚、平定昭义镇之乱的多次战争中，张仲武统率卢龙军为唐朝廷立下了汗马功劳。成为被认为是唐武宗时期军功第一的将领。对于张仲武父子的世袭，唐朝廷不但不反对，反而还持支持态度，因为张仲武父子对朝廷恭顺。张仲武的儿子张直方因残暴而被部下驱逐后，继任的张允伸对唐朝廷依然是相当恭顺

“初，陈行泰逐史元忠，遣监军傔以军中大将表来求节钺。李德裕曰：“河朔事势，臣所熟谙。比来朝廷遣使赐诏常太速，故军情遂固。若置之数月不问，必自生变。今请留监军傔，勿遣使以观之。”既而军中果杀行泰，立张绛，复求节钺，朝廷亦不问。会雄武军使张仲武起兵击绛，且遣军吏吴仲舒奉表诣京师，称绛惨虐，请以本军讨之。冬，十月，仲舒至京师。诏宰相问状，仲舒言：“行泰、绛皆游客，故人心不附。仲武幽州旧将，性忠义，通书，习戎事，人心向之。向者张绛初杀行泰，召仲武，欲以留务让之，牙中一二百人不可。仲武行至昌平，绛复却之。今计仲武才发雄武，军中已逐绛矣。”李德裕问：“雄武士卒几何？”对曰：“军士八百，外有上团五百人。”德裕曰：“兵少，何以立功？”对曰：“在得人心。苟人心不从，兵三万何益？”德裕又问：“万一不克，如何？”对曰：“幽州粮食皆在妫州及北边七镇，万一未能入，则据居庸关，绝其粮道，幽州自困矣！”德裕奏：“行泰、绛皆使大将上表，胁朝廷，邀节钺，故不可与。今仲武先自表请发兵为朝廷讨乱，与之则似有名。”乃以仲武知卢龙留后。仲武寻克幽州。 ”

“李载义、张仲武、张允伸因利乘便，获领旌旗，以仁守之，恭顺朝旨，亦足多也”

真有用的是全国范围内的裁军，裁掉那些地方上的骄兵，才能有效压制地方方镇内部以下犯上的现象。唐穆宗在他父亲唐宪宗削平所有叛镇后，认为天下太平，一方面为了改善财政节省开支，一方面为了杜绝骄兵在地方上频繁发动军乱的现象。随即实行了全国范围内的大规模裁军，打算一劳永逸，当时河朔三镇也处于唐朝廷实际控制下，所以河朔三镇也实行了裁军。

出发点没错，但是那些被唐穆宗裁掉的中晚唐大兵，跟后来赵宋的那些虽然打仗很渣但擅长手工活泥瓦匠活，把当兵当作副业，作手工活当主业的赵宋菜鸡兵是两码事。这些被裁掉的中晚唐大兵属于以打仗砍人为生，靠着拿军饷拿战功赏赐养活全家的存在，他们除了擅长打仗，什么都不会。且不说均田制崩溃后，唐朝廷没有那么多地安置他们，即便是有，他们也是觉得当职业兵更自在。对于骄兵悍将们来说种田是不可能去种田的，拿惯了刀的手怎么会去挥锄头。挥锄头哪有战场上拿刀砍人帅气，战场上个个都是好汉，吼的还响亮，打赢了就能靠着战利品和朝廷赏赐暴富。当兵时飞扬跋扈，节度使对他们都得客客气气，哪像种田的，随便一个小吏都能对种田的颐指气使。均田制时代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府兵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用他们打赢了削藩战争，就想卸磨杀驴，想的美。

被裁撤后，为了生存他们选择啸聚山林为盗，在卢龙牙兵发动兵变驱逐卢龙节度使张弘靖，魏博牙将王廷凑发动兵变袭杀魏博节度使田弘正先后作乱时。被裁撤的大兵们就跟找到组织一样，纷纷前来投靠叛军。而反观唐穆宗朝廷面对叛乱猝不及防，临时招募的新兵也缺乏战力，导致平叛不力，这也是长庆伐叛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此后唐朝廷也意识到如果没有强大的军力，根本就无法压制可能出现的动乱，长庆伐叛以政治妥协结束后，不管是叛镇，还是唐朝廷实际控制的方镇都在加强军备，招募训练精兵，恢复到了裁军前的情况。长庆伐叛失败后，唐朝廷对除了南方之外的其他地区的主官考核政绩的重要指标之一，就是其任内当地军备建设的是否达标。

“上之初即位也，两河略定，萧俛、段文昌以为“天下已太平，渐宜消兵，请密诏天下，军镇有兵处，每岁百人之中限八人逃、死。”上方荒宴，不以国事为意，遂可其奏。军士落籍者众，皆聚山泽为盗。及硃克融、王庭凑作乱，一呼而亡卒皆集。诏征诸道兵讨之，诸道兵既少，皆临时召募，乌合之众。又，诸节度既有监军，其领偏师者亦置中使监陈，主将不得专号令，战小胜则飞驿奏捷，自以为功，不胜则迫胁主将，以罪归之。悉择军中骁勇以自卫，遣赢懦者就战，故每战多败。又凡用兵，举动皆自禁中授以方略，朝令夕改，不知所从。不度可否，惟督令速战。中使道路如织，驿马不足，掠行人马以继之，人不敢由驿路行。故虽以诸道十五万之众，裴度元臣宿望，乌重胤、李光颜皆当时名将，讨幽、镇万馀之众，屯守逾年，竟无成功，财竭力尽。 ”

其实我们现在能想到的，并且在当时可行的削藩方法，中晚唐时期的唐朝廷都用过。例如空降大量中央官员到地方各个方镇担任主官或节度使，派遣大量太监到各镇担任监军，这种情况一直保持到唐僖宗广明元年初。但黄巢之乱后该崩溃还是崩溃，黄巢基本打破了中晚唐历代君臣苦心经营的僵局，黄巢之乱里唐中央的实力还有在地方各镇的统治基础，都被流动作战波及全国的黄巢重创。黄巢之乱后唐朝廷丧失了控制地方的实力，地方各镇大都脱离朝廷控制，进入割据状态。

而唐朝廷空降到地方的中央官员和太监里虽然不乏忠义之士，但却有相当一部分人反而成了唐朝的掘墓人，进一步导致地方局势恶化。例如被唐朝廷空降到地方的中央官员高骈，高骈养寇自重，甚至故意纵容黄巢攻击中央的行为，导致在僖宗广明元年初即将被唐朝廷调集的各镇军队剿灭，屡战屡败已经快全军覆没的黄巢居然在几个月后就死灰复燃。而宰相卢携在黄巢北上时，却头脑发昏的把北方多地凡是王铎、郑畋所任命的统帅，统统撤换的行为，进一步黄巢北上战略成功，致使局势无法收拾。

但黄巢之乱后兴起的地方割据势力都是平定黄巢的过程中，兴起的新兴军阀。跟黄巢之乱前的那些藩镇势力并没有多少直接关系。河朔三镇在黄巢之乱后存在感并不强，沦落为朱温、李克用等人的附庸。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唐朝廷对河朔三镇这类旧藩镇势力的压制，是成功的。

其实安史之乱后唐朝廷面临的主要困局并不是藩镇割据，这个在唐宪宗之后的唐朝廷急需解决的社会问题中优先度也不高。中晚唐时期唐朝朝廷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南北朝隋唐以来的社会制度，已经在天宝年间发展到极限后崩溃，难以为继，急需变革。但这个变革，变得好了万事大吉。

但如果变得不好，要么失败直接玩完。要么矫枉过正，变成赵宋那样，即便是解决了内部的骄兵悍将问题，但对外战绩和抵御力菜的还不如中晚唐，根本无力抵御外敌入侵。中晚唐是一个充满变革的时代，中晚唐发明的税制和军制直到明清时代都仍具有重要影响。但中晚唐同样也是一个始终未能成功完成最终变革，一直未能真正走上正轨，属于一直凑合着过的时代。

U1S1，唐朝还真推行过类似于汉朝“推恩令”的政策。

来看《新唐书-李吉甫传》里面的一段话：

吉甫连蹇外迁十馀年，究知闾里疾苦，常病方镇强恣，至是为帝（宪宗）从容言：“使属郡刺史得自为政，则风化可成。”帝然之，出郎吏十馀人为刺史。

元和初年的名相李吉甫在任宰相之后，根据他在民间看到的疾苦得失，建议唐宪宗通过直接任命州刺史，扩大州刺史的权力，来分割藩镇节度使观察使的权力。这种希望通过分散地方权力，从而实现中央集权的策略，可以称之为唐朝版“推恩令”。

那么元和中兴时期的推恩令，效果怎么样呢。史书里面没有直接写。我们只看到宪宗皇帝降魏博，平淮西，归成德，定平卢的赫赫武功。元和末年《旧唐书—乌重胤传》的一则史料从侧面说明了即使如唐宪宗一样雄才大略，如李吉甫一样贤明的宰相，削藩政策也往往无疾而终。

（乌重胤）既至镇（横海镇），上言曰：”臣以河朔能拒朝命者，其大略可见。盖刺史失其职，反使镇将领兵事。若刺史各得职分又有镇兵则节将虽有禄山思明之奸岂能据一州为叛哉？所以河朔六十年能拒朝命者，只以夺刺史、县令之职，自作威福故也。臣所管德、棣、景三州，已举公牒，各还刺史职事讫，应在州兵，并令刺史收管。又景州本是弓高县，请却废为县，归化县本是草市，请废县依旧属德州”．诏并从之。由是法制修立，各归名分。

乌重胤这条建议的背景是元和十四年，既是元和中兴的高潮平定了平卢的李师道，也是元和末年，被宦官拥立的唐宪宗很快就会被宦官反噬。既然在元和二年宰相李吉甫就提出了加强刺史的权力制衡藩镇，到了元和末年乌重胤重提增强刺史的权力，可见整个元和中兴时期唐朝版的“推恩令”并没有很顺利的推进下去。

同时也应该看到，从元和初年到元和末年，越来越多的人有了削弱藩镇势力的共识。效仿汉朝推恩令，增强刺史权力削弱藩镇成为了一条可以选择的道路。然而这条道路却在唐朝走不通，在后世的宋朝，终结藩镇割据，加强中央集权的思想方法却是来源自于推恩令和唐朝增强刺史权力。所以不能说推恩令这个上层建筑没用，当经济基础和时机不成熟的时候，再巧妙的政策也会有“运去英雄不自由”的无奈。

在中国进入了中晚唐的时期，世界的另一端还处在黑暗的，割据分裂的中世纪。“我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这句话很深刻的揭示了中世纪分裂的原因。有意思的是，唐朝的藩镇割据，根源也是附庸的变乱，唐朝皇帝也许能控制住自己的附庸，但是肯定控制不住自己附庸的附庸。这大概就是东西方历史的一次共轭吧。

故兵骄则逐帅，帅强则叛上。或父死子握其兵而不肯代；或取舍由于士卒，往往自择 将吏，号为“留后”，以邀命于朝。天子顾力不能制，则忍耻含垢，因而抚之，谓之姑息之政。盖姑息起于兵骄，兵骄由由方镇，姑息愈甚，而兵将愈俱骄。由是号 令自出，以相侵击，虏其将帅，并其土地，天子熟视不知所为，反为和解之，莫肯 听命。
今唐治军而不顾礼，使士卒得以陵偏裨，偏裨得以陵将帅，则将帅之陵天子，自然之势也。 由是祸乱继起，兵革不息，民坠涂炭，无所控诉，凡二百馀年。然后宋受命。太祖始制军法，使以阶级相承，小有违犯，咸伏斧质。是以上下有叙，令行禁止，四征不庭，无思不服，宇内乂安，兆民允殖，以迄于今，皆由治军以礼故也。岂非诒谋之远哉！

后世宋朝的司马光和宋祁在史书里面都反思过唐朝藩镇割据的原因。他们都提到了唐朝的骄兵和节度使是藩镇割据的重要原因。如果唐朝只解决叛乱的节度观察留后，却不解决骄兵的问题，也就没有办法从根本上解决藩镇割据，可以说是治标不治本。要想探究骄兵产生的根源，就必须要了解唐朝的政治经济制度变更。

众所周知，唐朝初年的土地制度是均田制。应该说唐朝并未在全国推行均田制，在主要地区推行了均田制。均田制是根据每个人的功劳和年龄健康状况平均分配土地，被授予了土地的普通人需要为朝廷贡献“租庸调”（粮食、布匹和劳役）。均田制的土地政策，就自然形成了与之相适应的府兵制军事制度。均田制和府兵制互为表里，府兵制需要当兵的农民自备粮食和武器马匹，义务为国家当兵打仗。可以说均田制的推行为府兵制的建立提供了必要的经济基础。《木兰辞》里面提到“东市买骏马 西市买鞍鞯 南市买辔头 北市买长鞭”就是反映的府兵制下，木兰自备武器准备上阵杀敌的场景。

明眼人大概发现了一个问题，府兵制下，土地所有者不仅义务当兵，还需要提供武器，怎么看做府兵都是一个亏本买卖，为什么还有人愿意做府兵。这一点马克思一针见血的回答了这个问题， “国家是统治阶级有组织有系统的暴力机器”。能够成为府兵的，可以说是唐朝的统治阶级，他们既是统治阶级，也是暴力机器。均田制下培育了大量自耕农和中小地主，他们是唐朝初年国家的统治阶级。当有一天，自耕农和中小地主失去了土地，他们就丧失了统治阶级的地位，府兵也会随着他们的消亡而减少直到全面瓦解。

中国的小农经济具有脆弱性和落后性，很难经得起天灾人祸，自耕农和小地主破产沦为佃农或者无业游民只是个时间的问题。自耕农和中小地主参加府兵，为了保护自己的土地和财产，有保家卫国的积极性。随着唐朝开疆拓土，脆弱的小农经济不足以支撑穷兵黩武，从而更加加速了小农经济破产，均田制也会慢慢瓦解，府兵制也会随之消亡，募兵制也就应运而生。

募兵制和府兵制在兵源方面有着本质区别。用一句现在流行的话说就是“有恒产者有恒心”。府兵制的地主自耕农有自己土地和家族，他们有恒产，所以不会轻易叛乱。而募兵制的主要兵源是破产的农民沦为了无业游民，他们会抱着一种“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对于秩序和规则缺少必要的敬畏之心，自然而然就会成为骄兵。

中唐时期的奇人宰相李泌曾经提到过：

自置府兵，未有能以之外叛内侮及杀帅自擅者。自废以来，召募长征健儿，而禄山得以为乱，至今不定……..开元末，李林甫为相，又请诸军召募长征健儿，以息山东兵士，于是师不土著，无家族之顾，将帅胁一时之令，而偏裨杀帅，自擅之兆生……关东之人西戎者，边将利其死而没入轻赍之资，故戍率自天宝后回归者无一二。其虐如是而不敢怨叛，以取之土著，恐累亲族也。

应该说李泌的论断也不完全正确，中晚唐时期，主要由流民组成的藩镇军队骄兵，也是有家小的。李泌说“恐累亲族也”也不完全正确。应该说募兵制下的士兵，有亲族无资产土地，府兵制的兵源有亲族和土地。后期骄兵叛乱，主要也是因为藩镇节度使没有给足军饷，骄兵不足以养活自己的家人。

所以唐朝要想从根本上解决藩镇割据的问题，除了要削弱节度使的权力，还需要解决骄兵问题。而骄兵问题的根源是自耕农小地主破产，土地兼并下的流民日益增多。后来唐朝虽然推行了“两税法”，也只是扩大了税源，并没有解决土地兼并的问题和流民问题。这个问题，后来在宋朝基本得到了解决。

提到宋朝解决晚唐五代遗留的藩镇问题，不仅仅只是喝了场酒就把兵权夺了回来。那场酒会只不过是赵宋王朝解决藩镇问题阶段性胜利的冲锋号。

大宋建隆年间，赵普向赵匡胤提出了解决藩镇问题的三策：1稍夺其权，2制其钱谷，3收其精兵。

所谓稍夺其权，就是削减节度使管辖的支郡，州刺史由朝廷直接任命。在唐朝元和年间提出的削藩政策，在宋朝初年依然显得不过时。然而削藩是个组合拳，还需要从钱粮和兵权方面解决问题。在钱粮方面，主要就是利用发达的漕运把各州的钱粮运送到首都开封，只留下极小部分供州县日常办公使用。能够实现掌握钱袋子的手段，只要拥有强大的枪杆子。宋朝初年，有一支强大的禁军，远远胜过唐朝的神策军。与此同时，宋朝禁军还在逐渐吸收地方节度使的精兵，让那些游民组成的骄兵能够为朝廷所用，而不是被地方藩镇势力效力。当然宋朝日常扩张禁军也为日后的“冗兵”引发财政紧张的问题埋下了伏笔。

与此同时，宋朝还在鼓励开荒吸收无业流民，防止这些人成为骄兵。有一点也是值得注意的，宋朝的城市化水平应该是封建社会时期最高的，城市化促进了手工业和服务业的发展，吸收了部分就业人口，有一份自己的事业也就不至于像晚唐时期一样流民依附于节度使作乱。

总之吧，削藩是个系统性工程，背后有一套组合拳，在客观经济规律面前，圣君贤相的一纸诏令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唐玄宗：我要不断的开拓疆土满足新兴地主文人阶层的功名需求，不然这群人不跟我走。边塞战事不适宜府兵制，必须采用募兵制，同时让军事统帅有能力调配当地民事资源。我看我爹留下的节度使很划算。

喵了个咪的，奸臣误朕！

唐肃宗：我要不断调集兵力剿灭安史叛军。这事府兵制办不了，必须沿用节度使制度，各路军头才能组织起足够的军事力量。

唐代宗：我爹死的好惨啊！

唐德宗：一团和气，大面上过得去就行。

………

唐宪宗：你们是我亲祖宗么？

抖机灵的回答就是《汉书》不仅长安有售，魏府也可以买到，您拿八百年前的剑斩唐朝的官，未免太过分了。哪有什么一劳永逸、百试不爽的药方，何况汉代的藩跟唐代的藩风马牛不相及，还得讲究个对症下药。那么这两个问题究竟是如何解决的，试论之。

整个西汉中前期的发展历程，自高祖建立帝业到武帝中央集权，王国问题无疑是最棘手也是最重要的问题，反映了当时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激烈斗争。

汉初分封的渊源有多种说法，明清之际的王夫之将其视为西周封建的余波。王连生先生亦认为这两种分封均为血缘宗法关系政治化的表现形式，其中的差异在于郡县制的推广和分封数量的减少。陈前进先生的观点与前两者大相径庭，他认为西汉分封仅有西周分封的形式，实质上封王权力受到极大限制，且西汉封国远不如西周诸侯国稳定。李开元先生在分析比较项羽分封和西汉分封的内在关联后，认定西汉分封是对于项羽分封的继承与发展。这些观点均有其道理。

西汉开国的分封的确是对项羽分封的继承，这是当时形势使然。刘邦想要击败项羽，必须获得韩信、英布、彭越的支持，不管刘邦是出于自愿抑或是被迫，裂土封王都是换取支持所必须的酬劳。当然也不能不说西周以来即根植于人们脑海中封建观念的熏陶，周德虽衰，享祚八百，秦既盛矣，不过二世。班固在《汉书》中曾多次指出秦的猝亡，不仅源自暴政，而且在于“内亡骨肉本根之辅，外无尺土藩翼之卫”。当然从刘邦个人角度出发，他迟早会剪除这些异姓王的。

公元前202年，刘邦在诸位异姓王的簇拥下即帝位，形式上看刘邦的加冕完成了秦汉帝国的易鼎，实则不然，汉初的政治格局是皇帝与异姓王共治天下。异姓王虽然臣服于皇帝，但在各自的封国中拥有崇高的地位和较大的权力。

开国之初，7位异姓王占据的疆域极为广大且人口众多，根据劳干《两汉郡国之估计及口数增减之推测》统计，汉廷直辖地面积约109万平方公里，异姓王控制面积约134万平方公里；人口方面汉廷约八百多万，异姓王约七百多万。当时汉的领土与秦未兼并六国时极为相似，而异姓王则占据着六国的旧土。

在大一统的中央集权体制下，王权的地方垄断性和专制皇权的排他性是一对难以调和的矛盾。刘邦和异姓王之间，名义上是统一的，实质上却是两股难以兼容的政治势力。为了不遗后世子孙忧，刘邦采用了很多方法剪除异姓王。

其一，充实关中的人口。楚汉战争中，刘邦以关中为基本盘抗衡项羽，最终获胜，关中是他的龙兴之地，建国后为了进一步巩固关中，刘邦通过实施各种优惠政策充实关中人口，多次组织强宗大姓移民关中。

其二，建都长安以备异姓王。为了控制和防范关东诸王，建立稳固的后方，刘邦采纳娄敬和张良的建议，建都长安，案秦故地，搤天下之亢而拊其背。

其三，徙封异姓王。齐王韩信徙为楚王，前蒯彻劝韩信“三分天下，鼎足而立”即韩信有齐地作为依托，齐地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强大的实力，是韩信所恃与汉廷分庭抗礼的资本；韩王信由韩国故地徙到太原以北，此举既可以让韩王信让出关中出口这一战略要地，同时使韩王信成为阻击匈奴的前线，可谓一举两得。

其四，分封功臣以牵制异姓王。西汉建国之初，除了分封异姓王外，还分封了一大批功臣。分封功臣为列侯不仅是满足他们封侯的夙愿，更是换取他们对汉室的忠诚，同时也希望使之成为异姓王的牵制力量。汉初封侯不一定是在汉廷直辖地内即为明证。

以上几点不一而足。

接下来就是次第剪除异姓王，虽然异姓王合力堪与汉廷抗衡，但是各个击破并不是很困难。铲除完异姓王后，整个广阔的关东成了真空一片，但是刘邦并未选择将其划到自己的领地，而是选择分封宗室子弟为王以镇抚关东。之所以如此处置，就是想利用同姓子弟的血缘凝聚力来屏藩皇室。这次转变改变了汉初“以功封王”的原则，开始了以“亲亲之意”为封王标准的新时期。

自从帝国秩序日趋稳定以来，高祖就把分封同姓作为巩固皇权的重要补充手段，但是随着同姓王年龄和实力的增长、与朝廷亲缘关系的淡薄，他们逐渐产生了与汉廷分庭抗礼的野心，于是，从文帝开始，抑制诸侯国成了汉廷首要的内政问题。

面对尾大不掉的同姓王，文帝颁布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主要是“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和“以亲制疏”。关于前者是不是削藩这个问题见仁见智，纵观文帝一朝，在王国问题上基本坚持了贾谊“一寸之地，一寸之众，天子无所利焉”的方针，除了淮南除国，河间国、琅琊郡归属汉廷外，同姓王的领土很少被削减或没入汉廷。后者即以诸子为王，譬如刘武封梁，在七国之乱中成为重要的一步棋。

通过23年的苦心经营，文帝初年干弱枝强的局面虽然没有完全改变，但汉廷的统治基础得到了稳定的加固，为景帝的削藩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景帝即位时，汉朝经过四十多年的发展，社会生产力得到很大提高，人口增加，国家综合实力处于不断增强中，经济上也出现繁荣景象。而随着王位一代代的更替，同姓王与皇帝的血缘关系越来越疏远，以血缘为纽带的分封制不仅无法发挥初期的屏藩作用，反而成为弱化皇权的离心力。在这种情况下，削藩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景帝在即位前就因为下棋而杀掉吴国太子，皇权与王权的难以调和可见一斑。而景帝打算削去吴王二郡，吴王虽然为强势诸侯，也不过三郡之地，削除两郡立国基础必然动摇。在景帝咄咄逼人的攻势下，吴国面临着难以存续的风险，如果不愿坐以待毙就只能铤而走险。

爆发于公元前154年的七国之乱，不仅对西汉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而且在事实上成了郡国并行制向王国郡县化的分水岭。七国之乱后，西汉的中央集权得到了进一步强化，并朝着极权主义方向不断演进，到了武帝朝臻于极点。武帝的削藩是在这样的形势下进行的，武帝朝的王侯若是能够看到四十年的王侯，恐怕也会有邈若河山之感吧。

唐代的节度使出现的时代甚至略早于玄宗登基，但是藩镇割据局面的形成是在安史之乱后，讨论藩镇割据是绕不开安禄山的。开天之际，大唐臻于极盛，对外也呈现积极进取的姿态，所谓“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玄宗朝权臣李林甫担心有大臣凭借边功拜相威胁到自己的地位，于是唆使玄宗以胡人武夫为将。在这两重背景下，安禄山由一个默默无闻的营州杂胡成长为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拥有超过全国30%的军队，那么后果可想而知了。

正如杜佑所言“边陲势强既如此，朝廷势弱既如彼，奸人乘便，乐祸觊欲，胁之以害，诱之以利。禄山称兵内侮，未必素蓄凶谋，是故地逼则势疑，力侔则乱起，事理不得不然也。”

经年的兵燹，没有胜者，竟然成了一盘残局。朝廷无力彻底平定河北的藩镇，只能选择姑息，李宝臣、李怀仙、田承嗣、薛嵩成了河北大地的新主人。治史者为了容易分辨各个藩镇的性格，将其分为河朔割据型、中原防遏型、东南财源型、边疆御边型，但是往往藩镇性格并没有那么明晰，却是模糊且多变的。因此树立一个典型的做法是行不通的，河朔三镇的特点都大相径庭，遑论所有的藩镇了。只有梳理一下从唐至宋应对藩镇问题的努力了，这过程当然不是拿着汉代推恩令的法子照抄一遍。

第一个想到的自然是打，既然藩镇割据，那就打到服为止，唐德宗就是这么做的。安史之乱之所以平定是依赖朔方军大力支援的，朔方军以为他们曾经是大唐的股肱，就永远是大唐的股肱，可惜他们错了。一旦唐廷摆脱了河北的困局，接下来就要肢解朔方军了。河朔藩镇固然是盘踞在侧的凶兽，朔方军也是悬在头顶的利剑啊。明晰了这一点，唐廷和郭子仪、李光弼、仆固怀恩、李怀光之间发生的一系列事情就可以解释了。

那么处理完朔方军之后，谁将是替代者呢？很简单，神策军。神策军由一支默默无闻的边镇军转化成帝国的心膂，这个过程实在是因缘际会。如果把唐廷比作一个大藩镇，那么神策军就是嫡系军队，宦官也正是由于和神策军的结合，才成为帝国的无冕之王。

那么神策军究竟实力如何呢？很遗憾，比较一般，在讨伐成德镇的过程中，神策军并未展现一锤定音的能力，单一的神策制将所辖兵力也不过三千人左右，尚且不如藩镇的一些大将，在征伐的过程中也只能作为诸如河东节度使、昭义节度使的副手存在。在唐代中后期历史上神策军之所以出名，大部分是因为宦官依此势力凌虐皇帝和大臣以及黄巢之乱时面对敌人如同纸糊一般一戳即破。

那么唐廷想要对付桀骜不驯的河北藩镇就不得不倚重河南道、河东道的一些节度使，从唐廷对于张建封、韩弘等节帅的荣宠就可以看出，对于获取这些藩篱之地的支持唐廷是多么渴望。而这些藩镇是否真的乃心王室就更不好说了，因此处理藩镇问题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看上去很美，边疆御边型藩镇顶住吐蕃的攻击，东南财源型藩镇出钱出粮，中原防遏型对着河朔藩镇一顿输出，然后海晏河清。

事实就是中央权威衰落以后，地方的藩镇各怀鬼胎，河朔的藩镇最凶狂的时候也没有攻入过函谷关，变生肘腋的却是泾原之师；取代唐廷的是大梁城里的宣武节度使，但黄巢攻入长安时成德节度使王景崇却在唏嘘流涕，不胜感伤。所以你说滑稽不滑稽。失坠的权威无法由失去它的中央拾回，只能依靠强悍的地方势力重塑。

重头戏来了，唐末北方宣武军与河东军的汴晋之争为藩镇问题的解决出了大力气，在两强争衡中，夹在两者之间的河朔三镇的离心力不断削弱，并最终被重新纳入到中央的统治下。关于河朔三镇为什么没有成为唐末霸权之一，论述很多，我之前的回答也有提到，在此不赘述。

唐末最大的恶龙就是秦宗权，屠龙的勇士朱温最终也成长为恶龙，在他极盛时期，李克用垂翅并汾、李茂贞蹙于关中、南方的杨行密和王建也是比不了的，公允的说确实是极其强大。他也为藩镇问题的解决做出了尝试，比如诛杀魏博臭名昭著的牙军，事后连解决倒逼之患的罗绍威都不禁哀叹铸成大错，魏博自此衰落。这也有先例可循，唐代晚期王式和高骈都曾经这么干过，从肉体上消灭骄兵是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然而天下之大，杀得干净吗，何况又不是人人都是银刀军，想杀也得给个理由先。

朱温的好大儿末帝朱友贞同样为解决藩镇问题出了一份力，杨师厚占据魏博后虽然在抵御河东这方面功勋卓著，但他的存在还是令末帝如芒在背。趁着老家伙蹬腿，末帝剖分魏博，第二个解决藩镇问题的方法来了，也是逻辑上和推恩令有点类似的方式。可惜末帝这一举动就像点了马蜂窝，导致魏博彻底倒向河东，并最终导致后梁的灭亡。在此前的唐朝，也有过分割藩镇的例子，淄青被剖分为三，范阳被剖分为二，可惜前者成了，后者没成。

当李存勖灭梁后，后唐政权在北方已经没有了可以并驾齐驱的对手，幽州的精骑、真定的甲士、魏府的骁勇就像海纳百川一样，尽收入晋王的幕府。但是真正在藩镇问题上玩出花的是李嗣源。李嗣源在位时期，藩镇节帅频繁的更替，读《旧五代史》最直观的感受就是频繁的移镇，很多节帅在任时间都不足一两年。这是一个真正能够驾驭当时局势的人，战功、人望、年龄，均是上佳之选。

在这之后，更多的困扰来自于大梁和太原这两者的对立，虽然也夹杂着藩镇的千丝万缕，却又不能简单的视之为藩镇问题，太原有着很强大的战争潜力，这一点得到宋太宗灭北汉才会结束。

而此后更大的问题不是藩镇，而是随着皇室不断的加强禁卫军的实力，藩镇已经难以与中央抗衡，中央关于藩镇节帅的选任也越来越得心应手，威胁变成了禁卫军，赵匡胤能够黄袍加身与他是否是归德军节度使关系不大。赵氏兄弟能终结两百多年的藩镇制度也是因为凶险的阶段已经由前人趟过了，公元970年的节度使看着田承嗣王武俊这些人恐怕就像看史前巨兽一样吧。

最后补充一点，从体制上来说，藩镇一般由两三个到十几个州组成不等，主要是分为会府和属州两种，例如武宁军，某一时段下面辖有徐、宿、濠、泗这四个州，徐州即为会府，其余三州为属州。如果中央能够把属州剥离开来，那么对于节度使将是极大的打击，关于这一点自然也是一直有操作的。

总而言之，朝廷里的古人不傻，怎么样解决藩镇问题都有过思考，当然藩镇里的古人也不傻，不会坐以待毙。所以是事在人为，但成败就未可知了。

你以为的藩镇割据：

节度使抵抗朝廷在小范围内搞家族权利传递，父子相承如独立国家。

实际上的藩镇割据：

节度使带头抵抗朝廷，把制度上需要上缴国家财政的收入(约占地方总收入三分之一以上)截留私分，笼络住了地方军头和职业士兵，在完成对以上两种人的制衡拉拢之前提下，勉强在家族中选择强有力的继承人维持权利保于私门。

后者比前者似乎只多了“笼络制衡军头士兵”一条，在大多数人眼里完全没什么两样，但其中关碍大了去了。

汉武推恩的时候，汉朝廷内部能造反的人，要么已经造反被杀，要么被诬陷造反处死，可谓权力总于朝廷。那些王侯们，名义上拥有半独立的封国，实际上仅仅是收钱享受而已，和高级动物园里的有编制大熊猫没什么区别。他们的权力、地位、收益，都来自于皇帝的赐予——准确的说是封国内人民对大汉朝廷的臣服。汉朝完蛋，他们也完蛋，汉朝很强，他们不一定能讨到好处。

说白了他们就是一群皇权赘生物，只是凭血缘租赁了皇帝的权威，在地方作威作福的人而已。本身不拥有权利的他们，自然不能私自处理封地、不能不经过朝廷而进行权利传承。

所以当朝廷颁布适用于他们的法律时，他们无法直接和天子的“王言”——亦即法律条文抗衡，无论心里怎么想都只能执行条文，不存在抵抗的选项。

而唐五代藩镇则不同，他们本质上利用手头的军事集团，抢了皇帝和中央朝廷的收入，然后再分配给地方军事集团，以维持权利。他们在地方作威作福靠的不是法律，也不是天子，而是军队，所谓刀刃子上出藩镇也。管你长安的皇帝发了什么法律什么规定，只要地方军头们还拥戴这个节度使，他就可以完全不鸟朝廷。

反之，如果军头不鸟节度使，这个节度使在朝廷那边官再高，身上背着的名分再重，也不过是朴刀底下一头人彘而已。河北三镇，哪个都换了至少三家人做节度使，便是此理。

另外，军权和朝廷授权有个很大的不同。朝廷授权是可以分散的，大宋朝一万二的有身份官员能拿着朝廷授权鱼肉百姓，官员旁边那一百多万的胥吏同样能拿着朝廷授权鱼肉百姓、甚至鱼肉官员。同一个地区分管同一个事务的朝廷命官可以有很多个，大家依照潜规则、默契、法律和旧例还能勉勉强强保持安定。但同一个地区如果有两个军事首脑，基本上必然发生a干死b，然后兼并b的部众这种事。

这反映的是军权，乃至基于军权生发的国家权力的绝对独一性，不多说。在这种权力特性的影响下，即便是看上去“父子相承”的藩镇，实际上在权利交割平稳之前的漫长时间里就已经在慢慢发生军权从前一任节度使转移到后任身上的事情了。

详情可以参看下按关于“都知兵马使”的描写：

至于军权并未交割给节度使的儿子时嘛，那当然是谁有军权，甚至是谁比较狠才能继承藩镇。成德镇的末代节度使王先生，十三岁时杀了自己干爹才坐稳位置。而如果他不杀干爹，干爹也肯定会杀了他——因为干爹当时拢住了军头，刚刚杀了他亲爹，正准备继承节度使的位置呢。可做一例。

【奉狗例汤】

这个问题太简单了，我都不知道咋凑字数。

建议题主看一下唐德宗的经历。

唐德宗继位后清明节俭，疏敕宦官，收回兵权，改革税制为两税法，怎么看都是个“太宗再世”。唯独是削藩问题栽了跟头，导致“二帝四王之乱”，长安沦陷，逃到奉天去，结果奉天都被朱泚险些攻破，差一点就提前进入五代十国，之后又逃亡凉州。

节度使终究是个使职，大多数节度使都不敢卖出称王世袭的一步，但是平衡在于朝廷在每个节度使去世之前，给他指定的继承人再次授予使职。因此节度使不是世袭王爵，给每个儿子分封的推恩令于法无据，于理不通。

也正是由于德宗拒绝给将死的节度使李宝臣的继承人授予官方使职，导致叛乱。

朝廷要去平叛，十几万禁军不能全去，如果去了京师空虚。

去一半又打不过人家，只能敕令各路节度使一起讨伐。那么问题来了，各路节度使讨灭叛乱之后，那什么报答人家？总不能把讨灭的节度使辖区交给胜利的一方，这样等于按下葫芦起来瓢。但是如果不给地盘，各路节度使就会考虑相互征伐会削弱自身，朝廷早晚会兔死狗烹。

为了不当被烹的狗，各路节度使都会选择养寇自重，永远答应去打，又永远打不赢，还不断跟朝廷谈条件。并且平叛期间的军饷由朝廷报销外加额外津贴。

时间一长朝廷财政破产，只好作罢。

唐德宗一开始觉得容易，被迫逃亡奉天之后，才明白这事儿无解。

他在下罪己诏里说：

致理兴化，必在推诚；忘已济人，不吝改过。朕嗣守丕构，君临万方，失守宗祧，越在草莽。不念率德，诚莫追于既往；永言思咎，期有复于将来。明征厥初，以示天下。惟我烈祖，迈德庇人，致俗化于和平，拯生灵于涂炭，重熙积庆，垂二百年。伊尔卿尹庶官，洎亿兆之众，代受亭育，以迄于今，功存于人，泽垂于后。肆子小子，获缵鸿业，惧德不嗣，罔敢怠荒。然以长于深宫之中，暗于经国之务，积习易溺，居安忘危，不知稼穑之艰难，不察征戍之劳苦，泽靡下究，情不上通，事既壅隔，人怀疑阻，犹昧省已，遂用兴戎。征师四方，转饷千里，赋车籍马，远近骚然，行斋居送，众庶劳止。或一日屡交锋刃，或连年不解甲胄，祀奠乏主，室家靡依，生死流离，怨气凝结，力役不息，田莱多荒。暴命峻于诛求，疲空于杼轴，转死沟壑，离去乡闾，邑里邱墟，人烟断绝。天谴于上，而朕不悟，人怨于下，而朕不知，驯致乱阶，变兴都邑。贼臣乘衅，肆逆滔天，曾莫愧畏，敢行凌逼，万品失序，九庙震惊，上辱于祖宗，下负于黎庶。痛心貌，罪实在予，永言愧悼，若坠深谷。赖天地降佑，神人叶谋，将相竭诚，爪牙宣力，屏逐大盗，载张皇维。将宏永图，必布新令，朕晨兴夕惕，惟念前非。乃者公卿百寮，累抗章疏，猥以徽号，加于朕躬。固辞不获，俯遂舆议。昨因内省，良用矍然。体阴阳不测之谓神，与天地合德之谓圣，顾惟浅昧，非所宜当。文者所以成化，武者所以定乱，今化之不被，乱是用兴，岂可更徇群情苟膺虚美，重馀不德，祗益怀暂。自今以后，中外所上书奏，不得更称圣神文武之号。

夫人情不常，繁于时；大道既隐，乱狱滋丰。朕既不能宏德导人，又不能一法齐众，苟设密纲，以罗非辜，为之父母，实增愧悼。今上元统历，献岁发生，宜革纪年之号，式敷在宥之泽，与人更始，以答天休。可大赦天下，改建中五年为兴元元年。自正月一日昧爽以前，大辟罪已下，罪无轻重，已发觉未发觉，已结正未结正，繁囚见徒常赦所不原者，咸赦除之。李希烈、田悦、王武俊、李纳等，有以忠劳，任膺将相，有以勋旧继守藩维。朕抚双乖方，信诚靡著，致令疑惧，不自保安。兵兴累年，海内骚扰，皆由上失其道，下罹其灾，朕实不君，人则何罪，屈已宏物，予何爱焉焉。慝之诚，以洽好生之德，其李希烈、田悦、王武俊、李纳及所管将士官吏等，一切并与洗涤，各复爵位，待之如初，仍即遣使，分道宣谕。朱滔虽与贼泚连坐，路远未必同谋，朕方推以至诚，务欲宏贷，如能效顺，亦与维新。其河南河北诸军兵马，并宜各于本道自固封疆，勿相侵轶。朱泚大为不道，弃义蔑恩，反易天常，盗窃暴犯陵寝，所不忍言。获罪祖宗，朕不敢赦。其庆被朱泚胁从将士官吏百姓及诸色人等，有遭其扇诱，有迫以凶威，苟能自新，理可矜宥。但官军未到京城以前，能去逆效顺，及散归本军本道者，并从赦例原免，一切不问。天下左降官，即与量移近处，已量移者更与量移。流人配隶，及藩镇效力，并缘罪犯与诸使驱使官，兼别敕诸州县安置，及得罪人家口未得归者，一切放还。应先有痕累禁锢，及反逆缘坐，承前恩赦所不该者，并宜洗雪。亡官失爵放归勿齿者，量加收叙，未复资者更与进叙。人之行业，或未必廉，构大厦者方集于群材，建奇功者不限于常检，苟在适用，则无弃人。况黜免之徒，沉郁既久，朝过夕改，仁何远哉。流移降黜，亡官失爵，配隶人等，有材能著闻者，特加录用，勿拘常例。诸军使、诸道赴奉天及进收京城将士等，或百战摧敌，或万里勤王，捍固全城，驱除大憝，济危难者其节者，复社稷者其业崇。我图尔功，特加彝典，锡名畴赋，永永无穷，宜并赐名奉天定难功臣。身有过犯，递减罪三等，子孙有过犯，递减罪二等。当户应有差科使役，一切蠲免。其功臣已后虽衰老疾患，不任军旅，当分粮赐，并宜全给。身死之后，十年内仍回给家口。其有食实封者，子孙相继，代代无绝。其馀叙录，及功赏条件，待收京日，并准去年十月十七日、十一月十四日敕处分。诸道、诸军将士等，久勤捍御，累著功勋，方镇克宁，惟尔之力。其应在行营者，并超三资与官，仍赐勋五转；不离镇者，依资与官，赐勋三转。其累加勋爵，仍许回授周亲。内外文武官，三品已上赐爵一级，四品已下各加一阶，仍并赐勋两转。见危致命，先哲攸贵；掩骼薶胔，礼典所先。虽效用而或殊，在恻隐而何间。诸道兵士有死王事者，各委所在州县给递送归，本管官为葬祭。其有因战阵杀戮，及擒获伏辜，暴骨原野者，亦委所在逐近便收葬；应缘流贬及犯罪未葬者，并许其家各据本官以礼收葬。自顷军旅所给，赋役繁兴，吏因为奸，人不堪命，咨嗟怨苦，道路无聊，汔可小康，与之休息。其垫陌及税间架竹木茶漆榷铁等诸色名目，悉宜停罢。京畿之内，属此寇戎。攻劫焚烧，靡有宁室，王师仰给，人以重劳，特宜减放令年夏税之半。朕以凶鬼犯阙，遽用于征，爰度近郊，息驾兹邑，军储克办，师旅攸宁，式当裒旌，以志吾过。其奉天宜升为赤县，百姓并给复五年。尚德者，教化之所先，求贤者，邦家之大本，永言兹道，梦想劳怀。而浇薄之风，趋竞不息，幽栖之士，寂寞无闻，盖诚所未孚，故求之不至。天下有隐居行义，才德高远，晦迹邱园，不求闻达者，委所在长吏具姓名闻奏，当备礼邀致。诸色人中有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及博通坟典，达于教化，并洞识韬钤，堪任将帅者委常参官及所在长吏闻荐。天下孤老，鳏寡惸独不能自活者，并委州县长吏量事优恤，其有年九十已上者，刺史县令就门存问，义夫节妇，孝子顺孙，旌表门闾，终身勿事。大兵之后，内外耗竭，贬食省用，宜自朕躬。当节乘舆之服御，绝宫室之华饰，率已师俭，为天下先。诸道贡献，自非供宗庙军国之用，一切并停。应内外官有冗员，及百司有不急之费，委中书门下即商量条件，停灭闻奏。布泽行赏，仰惟旧章，今以馀孽未平，帑藏空竭，有乖庆赐，深愧于怀。赦书有所未该者，委所司类例条件闻奏，敢以赦前事相言告者，以其罪罪之。亡命山泽，挟藏军器，百日不首，复罪如初。赦书日行五百里，布告遐迩，咸使闻知。

削藩失败的唐德宗向天下颁布了史上最低三下四的罪己诏，在罪己召里主动承诺，只要不称帝，无论怎么叛乱，只要归顺，既往不咎，错都在朕。这都给逼成啥样了，可见问题终究比方法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