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讨论有没有打压,倒是想说下:铅球骑士小号@ rizhuhou以梁廷栋反衬袁崇焕升迁速度真是“名不副实”。
先说下结论:袁崇焕晋升速度为万历四十七年己未科进士榜中第一人。
首先,袁崇焕和梁廷栋二人是同年,都是万历四十七年进士。且梁的名次应该高于袁,但仍远不及袁的升迁速度。
崇祯元年,袁已经是兵部尚书加督师的时候,梁仅仅是分巡道而已。
梁的升迁确实缺乏功绩,在“己巳之变”之时,梁廷栋的直属上级都死的死、论罪的论罪。所以梁才被擢升至右佥都御史兼巡抚一职。
虽然梁虽无德,但却跟着孙承宗混了一波“苦劳”,随后在“己巳之变”升迁蓟辽总督。
其次,私下中作为同年,梁、袁二人关系不错。
袁任督师的时候,就是与梁同时赴任边关。而且是“水太凉”的钱谦益给他们两人送行并留下送行诗并记录在“水太凉”的诗集中流传了下来:
奉酬山海督师袁公兼喜关内道梁君将赴关门
其一:临渝今是国储胥,锁钥东门万革车。匡坐油幢临虏使,横磨墨盾草邮书。莺啼大纛连营静,月出雄关列灶虚。蚤晚师中得梁慬,度辽长策为君摅。
看看这首送行诗中的袁公和梁君的关系,就能得知二人平时相处应该交往很多。
但铅球骑士却想以梁廷栋来反衬袁督师的升迁,又一次没拍对。倒是问问铅球其人,莫非是研究了14年明史,一直停留在大炮发射铅球的水平上?
###补充一下:查了一下,梁廷栋高居二甲第七名,袁崇焕是三甲四十名。
万历己未科进士,最初授官最高是榜眼孔贞运授予翰林院修撰,(庄际昌中状元后未受职而请假归里)。而梁廷栋则是南京兵部主事,而袁崇焕则是福建邵武知县。
但即便如此,在三百名进士中,袁崇焕是晋升最快,绝无之一。
天启四年(1624年),仅仅中进士五年后,袁崇焕已经是从三品右参政高官,短短五年已经从七品,晋升至大员行列。如果这不叫“火速”的话,什么还能是快速升迁?很快天启四年(1625年)年底,袁崇焕再次晋升正三品按察使,成为“正省级”三司衙门的堂官大臣。几个月后,天启六年(1626年)三月,袁崇焕再次晋升从二品辽东巡抚,加兵部右侍郎,成为整个东北地区,仅次于辽东经略王之臣的第一人。
而同期其他人的官职远不如袁崇焕。例如:天启六年,状元庄际昌仍旧是从六品的翰林院修撰;而已经算升迁快的榜眼孔贞运直到天启七年是正五品左春坊左谕德。(翰林官若有差遣则与外官相比,可认为高出三级。)到天启六年,梁廷栋升为从四品的兵备副使,也不算慢。
总的来说,万历四十七年的进士们,晋升速度普遍高于其他进士科。例如,万历四十三年的丙辰科(1616年)的头三甲,直到崇祯元年时:状元钱士升为正四品的少詹事;榜眼 探花林釺为正三品礼部侍郎。
而袁崇焕不仅在万历己未科进士中晋升最快,包括前后届进士在内中,袁都是最快的选手。
七年时间,从正七品县令,连升九级至从二品封疆大吏,如果这个晋升速度都算打压的话,真不知道该如何形容什么才算正常的晋升速度?
万历四十七年的进士榜:
(其他名次 略)
如此口吐芬芳 @女队卫神,东拉西扯,就是不正视问题本身也算是部分“袁粉”的一大特色了。
如果没保留好截图,都怀疑到底是谁先说了“「关东款议,庙堂主张已有其人。文龙能协心一意,自当无嫌无猜;否则,斩其首,崇焕当效提刀之力」”
光一个“关东款议”都不敢面对,何况其他? 还好提前保留好截图,省的这位口吐芬芳者继续篡改。
原截图如下:
勇于任事。虽然大家比较嘲讽他的能力。大家不太了解明末的官场,官员们没有几个敢做事能做事。袁崇焕敢于任事,自然脱颖而出。崇祯朝这样的官员升迁都快,不止袁崇焕
说句不好听的,一看到题目中有“袁崇焕”三个字,一群宵小之徒,就像闻见味的绿豆蝇一样,立即扑进来喷涂他们无营养的肮脏唾液了,只可惜除了喷口水,没有一只苍蝇能在真正有用的明史和明清战事方式,阐述哪怕一丁点有价值的干货。
明清战争爆发后,明朝一方负责指挥辽东战事的军政官员得到火箭升迁,是彼时的常态。袁崇焕在天启到崇祯初年的官场履历与职务变化,是其中之一,没有任何特殊的地方。
杨镐、熊廷弼、袁应泰、王化贞、袁崇焕、李如柏、李如桢、贺世贤、于承恩、毛文龙……这些先后主持/参与辽东战事的军政大员,普遍都有如此经历。
1、
我先讲述一下,出现这种现象的历史与政治背景:简而言之,这个现象是万历朝中后期,万历皇帝怠政与边疆军备建设废驰、导致边镇军政主官和高级作战指挥人员出现人才断层而产生的恶果。
万历朝后期,以南北两京六部九卿为主中央政府出现了严重的职官缺编现象,以辽东镇为代表的北方边镇,也普遍出现地方军政主官频繁更替、兵备建设荒废等现象。具体到辽东镇而言,又有主客矛盾尖锐、矿税太监横行等负面因素。
万历29年秋,在万历帝和内阁首辅沈一贯的执意坚持下,已是75岁高龄的李成梁取代宣大系出身的马林,再度出任辽东总兵。
李取代马,是因为后者即不能和矿税太监高淮相容,而且作为宣大边镇出身的客将,还不能被辽东本地军民接受。
马林出任辽东总兵时,正逢壬辰战争刚结束,参战明军从朝鲜陆续撤回。
此时明朝有意压制以李氏为首的辽东土著将门,因此将一些从朝鲜战场撤回的客将安置在辽东,担任军事主官。马林的亲家解生也没返回宣府化镇,也留在了辽东,在万历二十七年九月被任命为辽阳协守副总兵。致使辽东的两位最高军事长官都成为外镇客将,还都是宣大系出身,辽将的排斥情绪更加浓烈。
解生在副总兵任上仅一年,就在防御内喀尔喀炒花犯边的作战中阵亡。
解生等以客兵战歿,而本地将卒公然无恙,是以外来之兵当敌为饵,更属可恨。若非奉旨申严,人心不免玩视。——《明神宗实录》万历二十八年九月二十四
万历28~29年,随着副总兵解生的阵亡和总兵马林的去职,标志着明朝中央政府以温柔手段抑制辽东土著武官集团的这一次行动,失败了。再加上此时高淮在辽东横行,辽人对中央政府普遍怨声载道。
中央政府自己也心亏气短,万历长期不上朝的怠政姿态又发展到极端,因此最终选择让李成梁再度出任总兵。
李成梁虽然是辽东边镇武官出身,却是一个圆滑通融的官场老油条,他技能压制辽民的怨恨,又能保持好与高淮的关系。让辽东看似“无事”,实际纯粹是糊弄事。
万历36年,高淮狼狈返京,巡抚赵楫与总兵李成梁遭弹劾双双下野,明朝再度采取以客将出任辽东最高军事主官,压制分化本地辽将的政策。但此后长达十年的时期内,因政策执行不利,辽东的地方军政建设毫无起色。
从万历37年到46年这不到十年的时间内,辽东换了五任巡抚和五位六任西北宣大延绥系出身的客将总兵(张承胤两次出任,因而是五人/六任)。有三位巡抚都是因蒙古犯边时御敌不利,遭弹劾被革职或主动辞职,其中包括杨镐。而这些外镇总兵的表现也不佳,接替李成梁的杜松,上任的第一年,就因贪污、杀良冒功和向辽民强行摊派貂参银钱,遭巡按御史熊廷弼的弹劾而去职。
在这近十年的时期内,因政策路线错误和辽东军政主官频繁更替等原因,相比高淮/赵楫/李成梁时代,辽东的地方军政建设不仅毫无起色,反而进一步恶化。
万历46年夏,当后金袭击抚顺,明清战争爆发时,明朝遇到一个最棘手的难题就是无将可用。此时总兵张承胤战死,巡抚李维翰武力应付局面,虽然满朝文武一致同意要大举征讨努尔哈赤,但并没有勘用、合适的高级军事指挥人才。
2、
明朝打萨尔浒之战,为什么要任命杨镐做辽东经略,让他主帅呢,这个人此前的经历就是毁誉参半,他在朝鲜战场上指挥作战表现也有很多疏漏啊?
这是中文互联网上论坛的相关明清史板块中,经常出现的一个问题。我以前写过一个答案,对此已经做过解释了——
“用兵部侍郎杨镐为辽东经略,以昔巡抚其地,熟谙虏情故也(《明神宗实录》万历46年4月29日)。把明朝采取的这个用人策略翻译成普通话,就和如今招聘启事上的一些措辞类似:“有相关工作经历者优先;熟练使用PHOTOSHOP,具备XX年的某某工作经验。”
杨镐肯定不完美,个人的缺点和以往的失误都被人反复指摘,但是在战事当前、急需用人,且没有完美对象的这个环境下,明朝只能从一堆都不完美的备选人员当中,挑出资历相对最深、毛病相对最少、皇帝高官等高层决策者的认可度最广泛的哪一位。
相对重视以往的从政履历,相对轻视从政期间的表现;有治辽、镇辽、处置戎政边务经验者,优先选用。——这就是明清战争中,明朝在用人择将时长期奉行的原则。
于是,从明朝在萨尔浒大战前的调兵遣将工作开始,这个“火线提拔+火箭升迁”的现象,就开始大行其道了。
3、
明朝一开始的原则,是重新启用闲官和废将。在指挥/参加萨尔浒之战和战后,明朝任命的高级军政长官中,至少有杨镐、李如柏和熊廷弼三个例子。
万历40年,时任辽东巡抚的杨镐,因应对内喀尔喀炒花入犯不利、有镇远堡失事,遭弹劾去职下野。此后他就长期在家当闲官。万历四十六年四月间,他被任命为负责征讨作战的辽东经略,这就是如假包换的火线提拔+火箭升迁。
而李如柏是一位年纪更大,赋闲时间更长的废将。
李如柏此前担任的最后一个实职是宁夏总兵,早在万历25年,他就以养病为由辞去职务。李成梁一家虽然是铁岭卫军户出身的辽东土著,但父子早就移居北京,住在万历皇帝钦赐的宅子里,不再返回辽东。李如柏就在北京家中当了二十多年的闲人,“废将”是这么得名的,在此期间,他虽然也在五军都督府有职务,但只是官职显贵,没有兵权。
闲了二十多年、年过六十岁的李如柏,于万历46年被被任命为辽东总兵,也属于火线提拔。
萨尔浒战后,熊廷弼接替杨。熊廷弼曾经在万历36~37年前后出任辽东巡按,后在任南直隶督学期间杖死生员芮氏被劾,也在万历41年去职,同样在家长期当闲官。
在萨尔浒之战前后,杨、李和熊三人的表现如何,不属于本文论述范畴,不展开细说了。
4、
但有一点必须要强调:明朝在萨尔浒之战前后任命的这些高级军政长官,是从政资历相对最深厚、御辽经验最充实、综合素质相对最高的一批人;之后的继任者,是一任不如一任。
最先挑选出来的,是他认为能力最强,资历最深、最堪用的、相对最优质的人才,先用最好的资源;之后再换上来的,是从政履历越差越短的、资历越来越浅的。
4、
泰昌元年袁应泰和天启年间的王化贞、袁崇焕等人,都存在火线提拔+火箭升迁的现象,但性质和操作方式有所不同。
万历47~48年/泰昌元年,因杨镐、熊廷弼先后去职,明朝的“前治辽闲官”和“前镇辽废将”资源就基本耗尽了,此后被迫物色资历浅的官员,进入火线提拔兵备道官员的状态——袁应泰、王化贞和袁崇焕,都属此例。
第三任经略袁应泰、继任巡抚薛国用、新任巡按张铨,天启初年的巡抚王化贞、天启末年的巡抚袁崇焕……这些人的资历都更浅薄,他们都只有在宁前兵备道、开原兵备道、分巡辽海东宁道短期任职的履历。
明朝让袁应泰出任第三任经略,原因有二:其一是在杨、熊这前两人都去职后,实在找不到资历更深厚的人选了,只能在矬子里拔将军,其二,袁应泰曾任兵备道参政,而兵备道是担任督、抚、经略的前期充实历练的普遍从政途径之一,让曾经的兵备道官员出任经略,符合明朝选官用人的官场习惯。
王化贞在天启初年出任巡抚,他原任宁前兵备道参议,天启元年春辽沈会战后,他坐镇辽西,有收拾残局和招拢溃军的功劳。因表现比较沉稳,当年四月初,他被提拔为巡抚。从兵备道文职升巡抚,同样符合明朝选官用人的原则。
袁崇焕的情况与上述两位相同。他是从地方知县和兵部主事出身,天启年间外放宁前兵备道,有数年的文职监军和处置关宁防务的从政履历。
有很多的袁黑,都会搞有条件选择这种把戏,拿宁远之战和觉化岛失陷来攻击袁崇焕。但袁在宁远之战后得到明朝的嘉奖升迁,恰恰是明朝官方对宁远之战和袁在其中指挥作战综合表现的认同。
命袁崇焕以右佥都御史巡抚辽东、山海等处——《明熹宗实录》天启六年三月九日
在天启年间,明朝任命前线高级军政主官的总体考虑方式,就是只要此人是兵备道等文官体系出身、又在前线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再在战场上有一些积极表现并做出一些成绩,就会迅速得到提拔重要。
原因很简单:杨镐、熊廷弼、李如柏等资历最深厚的第一、二批“前治辽闲官”和“前镇辽废将”,大都在万历47~48年因战败等原因被劾职甚至战死,用人之际,偏偏乏人可用,又不能不用人,因此从天启初年开始,明朝只能从资历越来浅薄的前线实职文官官僚队伍中,赶紧物色人选。
其中和辽东战事密切相关的兵备道文职职官,就成为这一时期辽东经略、巡抚等职务的主要当选者。袁崇焕就是其中之一。
因故袁崇焕的升迁过程,没有任何意外或特殊之处,是在明清战争进入天启朝后,明朝在用人、择将、选官等事务上的正常选择。
和杨、袁、王等人相比,袁崇焕的升迁速度也不快,和毛文龙相比还显得更慢。
这种现象不是明朝独有的,在其他朝代的中后期也出现过相似例子。如说晚清太平天国起义。
太平天国起义初期,参与镇压太平军的各路清军与清朝地方军政官员当中,出现了一批“知县统帅”,最典型的例子是江忠源。
道光末年,江只是一个小知县。咸丰初年,他随同乌兰泰和向荣,一起参与对太平军的围堵征剿,还回乡组织团练。
在乌兰泰战死、向荣围堵失利时,江忠源却表现出出色的胆、判断力和指挥才干,在广西桂林和湖南全州两次重挫太平军,在全州以东的蓑衣渡设伏,打死太平军南王冯云山。到咸丰三年,他积累战功,已经是二品顶戴的军政大员。
在太平天国运动中,左宗棠也有相似的表现。
江忠源的例子,和明末明清战争中涌现的这些明朝辽东兵备道职官,有比较接近的相似性——原有的官僚体系因僵化冗陈等因素,出现人才断层,官僚集团内部尸位素餐现象极其严重,一难以应对镇压地方叛乱/农民起义等大规模军事活动。但是也给一些小官僚提供了施展才能的平台。而在很迫切的用人之际,官方往往都会采取高效且通融的应对策略,给这些崭露头角的小官僚提供相应的待遇与升迁机会,以换取对方的效忠
…… ……
既然说到了毛文龙,还是有必要啰嗦几句的。
毛文龙的升迁,才是比较特殊、不同寻常的。
袁崇焕、王化贞等人的升迁,是正常的战时文官升迁现象,走文官立功升迁的传统老路。毛文龙才是“不拘一格将人才+时势造英雄”式的特殊辽东地方武人升迁现象。
是先有王化贞出任巡抚,积极推动极端的“辽人守辽土”路线,与熊廷弼出现策略冲突的这个大前提下,才为毛文龙提供了施展的机会。
后世对王化贞的评价大都是负面的,但此人并非一无是处。提倡辽人守辽土,任用毛文龙,这些都离不开王化贞的坚持和实际操作。他是“镇江大捷”的间接促成者。
而“镇江大捷”随后也得到了过度的政治宣传。
镇江大捷给后金造成的物质损失并不大,主要表现为其中政治意义、宣传作用和情报系统工作价值。
其一是明朝刚刚经历辽沈会战的惨败,亟需用一场胜利来找回自信心,亟需塑造出一个英雄人物来提振士气。其二是镇江大捷证明“辽人守辽土”可信可行,在王化贞与熊廷弼日益尖锐的政策路线冲突的前提下,极力宣扬镇江大捷,可以有力地证明王的政策的正确性,并拿出重大成果,让熊廷弼在这场政治舆论战中陷入被动尴尬。
加副总兵毛文龙署都督佥事平辽总兵官————《明熹宗实录》天启二年六月初四
毛文龙从一个无名无势的辽东军户,到获得总官兵武衔,仅经过一年左右就实现如此惊人的跃升。他这个升迁才是最剧烈的火箭式升迁,属于巡抚王化贞推动“辽人守辽土”政策前提下,不拘一格提拔的人才。
这是讲给某些二极管听的。
在大环境下,生祠是一定要建的。唯一的区别就是:要么你建一个然后继续干活;要么你回家歇着等你的继任来建。就这么点不同。
在大太监那边,谁建了他是记不住的,但是谁没建他可记得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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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二极管们看看生祠是怎么修的:
始作俑者浙江巡抚潘汝桢,明熹宗天启六年(1626年)闰六月初二,潘汝桢向皇帝提议:为魏忠贤建立生祠。他的奏疏这样写道:“东厂魏忠贤,心勤体国,念切恤民,鉴此两浙岁遭灾伤,顿蠲茶果铺垫诸费,举百年相沿陋习积弊一旦厘革,……
明熹宗对潘汝桢这个奏折“圣旨”的答复如下:“据奏,魏忠贤心勤为国,念切恤民……宜从众请,用建生祠,着于地方营造,以垂不朽”。明熹宗还为这个生祠赏赐匾额——“普德”
应天巡抚毛一鹭在苏州虎丘建生祠,蓟辽总督阎鸣泰于蓟州、密云、昌平、通州、涿州、河间、保定一口气建了七座生祠,花费白银数十万两。宣大总督张朴于宣府、大同建生祠,山西巡抚曹尔桢于五台山建生祠
工部郎中曾国桢建生祠于卢沟桥畔,巡视五城御史黄宪卿建生祠于宣武门外,顺天府尹李春茂建生祠于宣武门内,更有甚者将魏忠贤的生祠建到了皇帝祖坟边上,孝陵卫指挥李之才建生祠于孝陵前,河道总督薛茂相建生祠于凤阳皇陵旁。不到一年,各地一共建造了魏忠贤生祠四十处。
为魏忠贤争建生祠者不计其数。宗室如楚王朱华煃,勋戚如武清侯李诚铭(慈圣太后侄子)、保定侯梁世勋等,廷臣如尚书邵辅忠,词臣庶吉士李若琳等,部郎郎中鲁国桢,通政司经历孙如洌、上林监丞张永祚等,也都纷纷为魏忠贤建祠。
天津巡抚黄运泰为魏忠贤建生祠,迎接魏忠贤“喜容”的仪式隆重程度超过了蓟州。当时人如此写道:“五拜三叩头,乘马前导,如迎诏仪。及像至祠所安置迄,运泰列拜丹犀,率文武诸官俱五拜三叩头,运泰至像前万福,口称某名某年某事蒙九千岁(魏忠贤)扶植,叩头谢:又某年某月蒙九千岁升拔,则又叩头谢。致词毕,就班,仍五拜三叩头。旁观者皆汗下浃踵,运泰扬扬甚得意也。”
国子监生陆万龄没力量建生祠,他就别出心裁地向皇上提出以魏忠贤配祀孔子,以魏忠贤之父配祀孔子之父,在国子监西侧建立魏忠贤生祠。
巡抚杨邦宪在南昌造生祠,为了扩充范围,竟悍然下令拆毁供奉周(周敦颐)、二程(程颐、程颢)的三贤祠,先贤偶像,尽被捣毁,让出地方来建生祠。没想到祠还没建,明熹宗就龙驭上宾了,接着魏忠贤也就倒了台。这位杨邦宪最后也因此被入了逆案。
在这其中,袁崇焕能排第几?
有一种就是面对强权其实跪的很好,可是对外的形象,是铁骨铮铮。
我们知道,收益与风险是相对应的,也就是两者是相伴而生的。
一般地,收益高则风险大,风险小则收益低。正所谓
在有价证券投资中,股票的投资收益高,但真正赢利的人极少,而且一旦投资决策错误,在股票价格下跌的情况下,往往会损失惨重。所谓的“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绝不是危言耸听。当然,股票市场的投资如此,官场也是这样。
收益和风险形影相随,收益以风险为代价,风险用收益来补偿。投资者投资的目的是为了得到收益,与此同时,又不可避免地面临着风险。
袁崇焕升官快,那是真的,
但跌的那叫一个惨,也是真的!
大家以为他是军事家,大错特错!袁崇焕是“军事家”,不是军事家!他就是一个善于包装自己又善于抱大腿的政客
事实上,他根本没有经历过军事家的成长!
一个优秀军事家的成长并不仅仅是熟读兵书,更多的则是战火中的历练。而这种历练,不是很多人可以完成的。
这种成长,往往伴随着痛苦的牺牲,巨大的挫折,血与火的浩劫,生与死的考验。
完成这种历练,需要坚强的意志,好的头脑,以及能够死里逃生的运气(这点毛文龙倒是完成了)但袁崇焕,早年的军事履历一片空白!
万历四十八年十月初七日。
统兵到于杏山寨,遇敌交战,亲斩首级一颗,部斩首级二颗,报解。蒙左监军参政高讳出验功转解,蒙监军御史陈讳王佐验功,赏花臂银牌八两。
详批:毛某浑身是胆,满腹皆兵。本院不日题请,好大将材也。檄及,批知赵宋儒拟功,报,蒙经略部院熊讳廷弼验功,犒赏花币银牌四两,记录报叙。”
(《东江遗事卷上,援辽功绩》)
袁崇焕的故乡,还流传着他这样的故事,其中一个故事叫“土地公公守辽东”。故事内容如下:
袁崇焕小时候(此时应该是三十四岁)上私塾,听老师讲到后金在辽东边境掳掠,生灵涂炭。袁崇焕听了,满腔愤怒,放学路上经过土地庙时,撒了一泡尿,听见土地公声音:
“快快守辽东!”
据说,自从袁崇焕听见这句话以后,土地像轰然倒塌,而且再也塑不起来。(袁崇焕这一泡尿,似乎有腐蚀性)
袁崇焕连成为合格军事人员的机会都没有!
事实上他也不愿意。
对于袁崇焕而言,成为货真价实的名将,路很艰苦,几率很低,几乎和中彩一样,需要千锤百炼。
如万历四十八年的毛文龙,虽然艺高人胆大,但刀枪无眼,万一那天运气不好,花臂银牌就别指望了,只怕脑袋搬家,变成敌人的立个功的战利品了!
但把自己包装成一个欺世盗名的“边才”则容易得多,只需要读几本兵书,了解一些最基本的知识,说几个自己都搞不明白的专业名词,引用一些风马牛不相及的典故,发表一些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见解,写一写自己都不太信的奏章,忽悠忽悠上级,包装一下自己,足够了!
很多事情,价值取向不同,走的路也不同。
成为军事家太难,不但到基层要吃苦,搞不好把命都丢掉,毕竟深入敌后有风险,打仗会死人的。
成为“军事家”很容易,听几个老兵忽悠一下,再花点功夫包装一下,或者花点钱抱一下大腿就行!
你会选择哪一个?
袁崇焕自然而然选择了对自己最有利的,他最大的能耐,就在这里,在于包装自己,简单的称呼为忽悠。
无论是最初对江日彩,还是侯旬,都是这般。他能让御史推荐自己,固然是因为跑部钱进的功劳,但是,没有足够的包装与自我包装,这些御史是不会推荐他的。不管怎么说,从没有去过边关的袁崇焕,把自己包装的能够让御史推荐他,也是一种本事。
当然,难免要跑部钱进!
袁崇焕投机边事,和当时的大环境有关。
自努尔哈赤起兵以来,辽事是明末官员挥之不去的噩梦,兵部尚书与辽官更是烫手山芋。然而,高风险意味着高回报,高回报意味着高关注,明末官员,如果官职足够大,是不会去辽东的,办好了政治分增加不多,办不好身败名裂。
但对于小官小吏,这显然是个机会!但如果具体一点地研究,可以这样总结:喜欢去辽东的没有,但喜欢关注辽东的一大把;亲自办事的不多,但找别人碴子的一大群;主动解决问题的很少,但设法获取利益的一大群;因为相对于前者,后者总是很容易的。
此时的袁崇焕,还不是那个蓟辽督师,他不需要亲自办事,只需要让上面赏识他就行。在发出“与我兵马钱粮,我一人守足以”的豪言壮语后,他去了辽西。先说一点,和那句“五年平辽”一样,袁崇焕这句“与我兵马钱粮,我一人守足以”基本上是个废话,因为当时广宁之败后,明帝国损失了大量的军队,财政也陷入困境,缺的就是兵马钱粮!
至于那种“一刀一枪,博弈个封妻荫子”袁崇焕会去干?开玩笑!那是武夫的干活!也就是满桂,毛文龙,赵率教干的活!
满桂入伍后每次参战,斩首不少。偏偏满桂屡次拿到赏金,却没能得到一官半职!年近三十,才当上总旗。又过十年才当上百户长。后来几次升迁终于做到潮河川守备。
在袁崇焕看来,这就是个傻冒!
至于毛文龙这种为了八两花臂银牌就冲锋陷阵,和敌人最精锐斥候玩命的人,在袁崇焕看来,更是傻冒一个!
袁崇焕就是如此,问题不解决,牛皮震天响,实事不做,花功夫在表面。
有足够兵马,要你干什么?没有,一百个你也没用。他为何会说这样的话,因为他不需要做总决策,也不需要为自己的话语负责!但问题是,有人包装他!
如果他好好工作也就行了,不管你能不能干,至少你努力去做,但袁崇焕他把脑子用在别的地方,那就是研究政治风向标。
作为一个文职官员,没有太大的本事的话,抱大腿是官场必修课。虽然抱错大腿有可能导致自己殃及池鱼,但当孤臣,除非有很大的本事,否则都是被排挤。
眼光毒辣的袁崇焕发现王在晋有一个致命弱点,就是根基较浅。王在晋虽然在基层历练过,但毕竟没有经历血与火的浩劫,比其他牛人强不到哪里。
在发现朝廷有人对王在晋不满,他感觉到机会来了。只需要找王在晋的错误就行。不得不说他很会伪装,干着二五仔的事,却被冤大头引为自己人。一边让王在晋引为心腹(王在晋啥眼神)一边告王在晋黑状!还顺道搭上孙承宗这条线!当王在晋倒了后,他很快成为孙承宗的跟班。你说他厉害不?他的心思就在这里!
有人说袁崇焕是被迫立生祠的,有人说袁崇焕是不得已加入阉党的,但如果仔细研究天启年间辽西军人事记录,你会发现:袁崇焕搭上魏忠贤的线,很可能比想象中的要早得多。
甚至在魏忠贤刚开始得势的时候就巴结上了。我们知道孙承宗来到山海关不久后,魏忠贤清洗了东林党,这个时候的袁崇焕就已经观察到了政治风向,开始想办法:
怎么脱离孙承宗。
直接找魏忠贤告孙承宗黑状显然会被当成二五仔,你已经是孙承宗的跟班,再踢孙承宗一脚,那太不地道!这世上没人喜欢二五仔,魏忠贤也一样。更何况袁崇焕能当上孙承宗的跟班,很难解释和他踢了王在晋一脚没有关系。
但袁崇焕就是袁崇焕,他很快想到了一个办法,那就是找魏忠贤的小弟!他通过阎铭泰搭上魏忠贤这条线。袁崇焕和阎鸣泰的关系非同一般,堪称莫逆之交,他们的交情还很罕见的记载于各个史料当中:
大学士孙承宗奏
“……独觉华岛之千五百兵议在臣未至之先,已从阎鸣泰之议,以邢慎言复议。而袁崇焕守宁远之议,气勃勃欲起。盖两人深相结,而欲互相犄角实互相生也。”
陕西道御史石三畏疏
“……若袁崇焕素推服枢副阎鸣泰,鸣泰亦心许崇焕一人,谋断相资,士卒豫附,鸣泰今暂抚蓟镇尽其所长!”
御史智铤疏言:
“……阎鸣泰历任辽左,东奴畏服,与崇焕素为莫逆可与同仇,宜调鸣泰于关门,责之以御东奴。”
两人好的如同穿一条裤子的兄弟,连立生祠的奏章都写在一起:
“蓟辽总督阎鸣泰、巡抚袁崇焕疏,颂魏忠贤功德,请于宁前建祠,赐名懋德。”
袁崇焕的投机很快得到了回报,魏忠贤把他当成了自己人!
天启五年八月,孙承宗、马世龙谋袭耀州失利,这个失利导致了当时辽东地区军政长官的大规模撤换,其中督师枢辅孙承宗(督)、辽东总兵马世龙(镇)、辽东巡抚喻安性(抚)都在撤换之列,最终结果是孙承宗病休回籍,马世龙卸任回卫,喻安性谢事侯用:
“大学士孙承宗屡疏乞归,上许之。”
“裁革辽抚命喻安性即谢事以候改用。”
“上传兵部,马世龙向来戴罪杜门,准他回卫。其中部总兵员缺,速推堪任的来用。”
袁崇焕是当时的宁前道,算得上是宁前地区的军分区政委,那是明军最前沿的军分区,而柳河之败原本只是一个小败,即过河袭击耀州的前锋营千余人被歼,鲁之甲、李承先二将被杀,但没有过河的后队之溃散却造成了巨大的损失,这离奇的失败对整个辽东镇都有影响,作为辽东镇最前沿的军分区司令,脸上也自然应当无光。
以下是崇祯时期,兵部尚书王在晋重提当年之事,责问孙承宗的内容:
壬午,兵部尚书王在晋言:
“柳河之败止存兵五万八千,即如中辅疏以十二万,此六万二千之兵归于何有?非失机陷阵则虚藉挂粮,世龙百喙何能自觧也。”
由王在晋对孙承宗、马世龙二人的责问中可以看出,柳河之败确实致使明军损失惨重,十二万人溃散之后仅存五万八,所以当时辽东地区军政首脑被大批撤换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不过袁崇焕却有升迁:
“天启五年十二月壬寅,升山东布政使司右参政宁前道袁崇焕为本省按察使,仍管宁前道。”
袁崇焕的这个升迁,在当时的督、抚、道、镇里,可谓是独一无二的!
袁崇焕啥人知道了吧!上蹿下跳,不是风就是雨。
抚宁侯朱国弼上疏中提到
“柳河之败得以钻刺而乔迁,羡干父一认之有灵!”
其实是在指控,袁崇焕当时投靠了阉党,认了魏忠贤为“干父”,因此才得以升迁。显然,袁崇焕在孙承宗手下干活的时候就已经投靠了阉党。
朱国弼指控袁崇焕巴结魏忠贤。事实上,袁崇焕投靠魏忠贤,大概是从天启六年说起,此时袁崇焕已经营辽东4年。
天启六年十月,袁崇焕疏颂魏忠贤;
天启七年四月,袁崇焕请立生祠。
当时的魏忠贤权倾朝野,很多人都巴结魏忠贤,纷纷建立生祠。什么是生祠呢?就是人活着的时候,给他建立一座祠堂,然后天天跪拜。
袁崇焕申请建生祠的文章,写的也是非常有文采。
辽东巡抚袁崇焕疏称:
“厂臣魏忠贤功在社稷,海内之共见共闻,业已铭刻金石,无容职赘,至其身任辽事,誓言恢复,枭灭逆虏,任用刘应乾、陶文、纪用等,而关内外御敌之伏甲军器马匹悬帘等项,俱以家资置办,日逐解来,又助军需。臣方一意巡缉,严警诸营将吏,不敢贪懦营私,不敢馈遗隐串,改虚为实,化贾为真,易怯为勇,以有今日。浞古内臣谁有出其右者!”
应该说,袁崇焕在申请立生祠的人之中算是比较早提出的,而且他之前的奏折也都显示他与魏忠贤关系融洽。魏忠贤并不是对所有立祠的申请都批准,既有不建祠的督抚在,也有请求建祠而不批准的人在。说明袁崇焕立生祠并非是被迫,而魏忠贤也很给面子的答应了他的建祠请求,在全部生祠的四十座让他占到其中之一。
但是,并不妨碍他以此为由杀害毛文龙。
袁崇焕自己给八千女鬼塑冕旒金像,修生祠,只能证明他比较无耻。贼喊捉贼,诬陷毛文龙,“拜魏忠贤为父,绘冕旒像於岛中”,只能证明袁崇焕极其无耻!
“毛文龙径袭辽阳,旋兵相应,宁锦之围解,文龙与有力焉。 此出于崇焕之自陈,剧其牵制之功,则文龙何可杀耶 ?文龙杀而虏直犯京城,明知而故悖之,崇焕之祸,其真自取耳!”
崇祯二年三月,袁崇焕掐断了皮岛毛文龙的补给命脉:京城拨给毛文龙的粮饷,先得经袁崇焕审核才放行(啥时候审核完,袁崇焕说了算),而且禁止任何商船驶入皮岛。努尔哈赤和皇太极梦寐以求而又求之不得的“困死毛文龙”,袁崇焕轻轻松松就做到了。
于是“岛中大饥,取野菜为粮”。不管毛龙龙写多少鸡毛信求援,袁崇焕都假装看不见:“(毛文龙)上章请饷,又累奏宁远转饷不便,崇焕不听。”
到了崇祯二年六月,已经饿得两眼发绿的毛文龙终于等到了袁崇焕的来信:
“我知道你在挨饿,准备给你十万两饷银,你来双岛接收,顺便咱们再开会研究一下怎么向后金进攻的策略。”
收到袁崇焕的来信,毛文龙打算去一趟双岛,副将陈继盛,沈世奎,毛承禄等人都不同意,认为有问题。
陈继盛:“原先找他要钱粮,这厮七扣八扣削减数量,而且削减数量后还是一毛不拔,现在又主动要给,大帅最好别去,因为我看这事有猫腻!”
沈世奎:“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此人不是好东西,还是别去!”
毛承禄:“我听说袁崇焕早就已经上书朝廷要跟后金议和(渠为抚臣时,已有和议疏),现在又说要开战,这里边一定有阴谋,您还是别去了!”
可惜毛文龙就是个“傻帽”,他还替袁崇焕辩解:
“自古以来,是战是守还是议和,都是见机行事,哪有一成不变的道理?再说了,都是为朝廷出力,没啥好担心的!”
于是带着二十名部将、一百家丁、三千精兵就去了双岛,也就进了袁崇焕的连环套。
第一天
袁崇焕先给毛文龙戴高帽子:“辽东海外,止藉贵镇(毛文龙时为正一品左都督平辽总兵官)与本部院(从一品太子太保、督师)两人,同心共济方能了局。”
毛文龙也很感慨:“我已经孤悬海外好几年了,每天都在琢磨怎么灭了后金,但就是苦于饷匮军饥,如果大人您能够让我的部队吃上饱饭,我相信在您的英明领导下(指授方略),咱们定能一战成功!”
那一天两人言笑晏晏。
第二天
袁崇焕先兑现了自己的部分诺言,给毛文龙带来的三千多人每人发了一两银子一石米三匹布,乐得毛文龙自己掏腰包请袁崇焕喝酒。可是刚刚端起酒杯,袁崇焕手下来配合着报了一个假警:
“大清兵万余将渡河东!”
袁崇焕马上把自己带来的兵马全部“派出去迎敌”,身边只留下了几百人的卫队。
第三天
袁崇焕请客,并且拍着胸脯跟毛文龙打包票:“今后贵镇与本部院以旅顺为界,东行贵镇印,西行本部院印。”又来了一个假警:“河西有警!”
袁崇焕身边此时已经没兵了,琢磨了好久,这才很不好意思地跟毛文龙开口:“愿借贵镇兵一往。”毛文龙二话没说,就把自己的三千精锐全派了出去(文龙即令疾救)。
第四天
面对几乎已经变成光杆司令的毛文龙,袁崇焕变脸了:
“你那块地方,每年虚耗国家大量钱粮,一点实效也没有,干脆撤了算了!”
毛文龙辩解:
“我当年带着九十个人拿下的皮岛,不费朝廷斗米寸铁,抚集辽沈逃民九十余万,现在又收服了周边很多岛屿,已成掎角之势,咋能说一点实效都没有?而且过去我们基本上都是靠收取过往船只税费实现的自给自足,这七年来,总共就从朝廷得到了一百零五万两饷银和九十万石粮食。”
袁崇焕当然知道毛文龙报出的数字是真实的——战功或许可以注水,首级不好造假,至于朝廷的粮饷,是有据可查的。
但袁崇焕还是勃然大怒:
“跟你谈了三天,你狼子野心油盐不进,看来不杀你是不行了!”
毛文龙还满不在乎:“督师惟恃节制,何得杀我?”
袁崇焕冷笑:“不是我要杀你,是皇上要杀你!”(其实是撒谎)
毛文龙叹了口气,向西(崇祯方向)跪拜领死:“臣负朝廷久矣……”
注意,矫诏谋杀,是有史料记载的:
癸未/金时让驰启曰:
"六月初五日, 毛都督文龙, 往会袁经略崇焕于宁远卫, 还到双岛。
经略设饯宴待之, 忽出圣旨及令箭于袖中 , 示之,
命左右推出都督斩之。“
可见,此人(朝鲜使者)视角中,袁崇焕确实出示了圣旨。
至于圣旨的真假,他是鉴定不出来的,也不表。
按照毛文龙部下的视角,事情过程如下:
崇焕乃为书招公,会于双岛,双岛在皮岛稍西。崇焕云有密语,公坦然扬帆来,且欲因是细陈宜速发军饷状。时军中颇以为疑,请多从者。
公曰:“ 我大将,任东隅一面,彼不奉诏,岂敢杀我! 果奉诏而来,虽多人何益?徒滋猜贰。且不闻汾阳昔赴鱼朝恩之宴乎?”
既相见双岛一古寺。
崇焕谓公:“吾所欲与君语,他人不得闻。”两人各屏去驺从,独崇焕后一书生随之。
崇焕顾曰:“此吾幕中奇谋士,此当与俱。”因共挽手入寺僻处。
而书生者,状短小有力,袖短刀。既入坐定,崇焕故移座与公促膝作耳语良久。忽曰:“吾今欲断将军头。”
公笑曰:“毋谑。”
祟焕曰:“ 奉密旨! ”怀中出片纸示公,盖矫诏也,公疑之。
祟焕曰:“ 我如屈杀君一刀,他日偿君千百刀。 ”
公即下座拜受诏,涕泪无一言,拜起,延颈待戮,书生遂出刀斩公。
公死,崇祯二年六月五日也,年五十四。
无论是朝鲜使者,还是东江部队,他们完全是两拨人,不可能事先串供谋害袁督师。
他们的视角,袁崇焕都有出示秘密圣旨的动作,可见袁崇焕矫诏是实锤了。
前面说过,为了诱杀毛文龙,袁崇焕决定对东江实施禁运。所谓船只需要到宁远获得批准才能驶往东江,其实根本没有船只获得过批准,不论官船民船,所有运输渠道都被切断。
东江镇孤悬海外,在北方寒冷的海岛和山岭之中建立根据地,靠自己屯田是无法自给的,士兵以及部分难民的吃穿都要依靠后方的接济。袁崇焕这一招,就是“拦喉切一刀!”断了大家的活路,连续八个月的物资禁运,让东江出现了大量饿死人的情况。毛文龙在塘报中所称:
“东江缺粮,饿死多命!”、
“岛中大饥,野菜为食!”
“东江各岛绝粮,地上又无野菜,兵丁饿死”,
还出现了兵丁想要夺船逃亡的事件,而且为了争夺船只,自相残杀。
这些事情被后金获悉,又趁机发兵来打,东江兵 “粮饷不敷,士皆菜色,马匹甲胄器械全无”,难以与之为敌,导致大量被东江恢复的领土又再次失去。
在战争史上,将士在前方打仗,后方官员腐败无能而后勤供给不足的情况多有发生。
不管毛文龙有罪没罪、该不该杀,袁崇焕的这种手段,都是对国家和人民的严重犯罪,被千刀万剐也一点不冤枉。
更让人完全不能想象的是,袁崇焕一边禁运饿死自己的将士和同胞,一边却拿出大量的粮食布帛去接济已经背叛明朝、投降后金、与后金结成同盟的喀喇沁蒙古部落。
袁崇焕这等狠毒,做事没底线。
哪怕是杀人无数,吃过人肉的毛文龙也怕了!慈不掌兵,毛文龙赏罚有信,但一相用兵严酷,自然不是仁慈的人。
可这种严酷的人,也怕袁崇焕这种草菅人命!
臣思绝粮兵变亦死,死而不得其法,人犹笑臣无用。臣敢题明:海上必不可禁!
然后就死于一军之前,庶可代十余万生灵也。
今事实难做矣,臣之热肠冷矣,性命危于朝夕矣!每自譬于林畔,一日七战时,今又多活数年,即死亦瞑目矣。只不愿如抚臣故事,又有非议于其后耳。
督臣为臣上司,臣辨驳其疏,臣亦自觉非体非理,听皇上或撤或留,臣随亲抱敕印,竟进登州候旨。 逮臣进京,悉从公议,治臣以罪,完臣一生名节,免误封疆大事矣
以臣空腹之卒二万八千而欲取胜数十萬之众,使天下人闻之谁不笑臣之不能料敌如此?
国家之误用微臣如此哉!但臣一介末弁,孤处天涯,曲直生死,惟命是从,敢哓哓取憎哉 !究其根实文臣误臣,而非臣之误国 。
今岁钱粮將往年多领者扣算,然臣以十于万之众而受四十万之餉,今反以二万八千为額复將上年钱粮扣算。
必欲速毙数十萬之命,此何心也?
而元年六月之前,
未经汰去者皆,不费衣食之土偶乎??
还將食过之军刳腹取之乎??
可令今日之军封口坐毙乎??
计部必欲殺臣,此臣之未解也。
每月一两四钱、米一斛尚不敷用,况東江悬海风涛巨测百物腾貴,而反议每兵银七錢、米一斛,使各兵肯安心東江耶?
诸臣独計除臣,不计除奴,将江山快私愤,操戈予于同室!
职屡疏直戆, 非不知得罪朝臣以速职命,但职心只以封疆为重,不得不吁天频诉也。 今职席藁待罪,宜无言矣!昨执王廷试手书,知粮无应。
岂舍十余万生灵,因职一人而并毙之 !
毛文龙为何而死,无非是因为部队断粮,涉及十余万人生命。然而,哪怕是毛文龙死后,袁崇焕也没有兑现诺言。
“毛文龙既诛,岛中需米甚急!请令登莱道府速运接济从之!”。(怎么不是宁远,难道高台堡都卖光了?)
结果呢?
很多人都奇怪,毛文龙死后东江依然存在,为何黄台吉绕道蒙古打到北京城下这段时期,东江镇没能完成牵制。
且不说人心涣散,光是物质条件就达不到!
《崇祯长编》里有这么一条记载:
崇祯三年二月三日
枢辅孙承宗疏奏:
河东一镇(东江镇),兵民俱陷蕃归正之人。
去年袁崇焕经制其军,定二万八千员名,后又改为一万八千,而旗鼓徐敷奏先往清理,实遵登州道臣二万八千之说。岛兵至今未知,已减一万也。
今敷奏称:“ 在岛人民及老弱妇女尚两倍于此,则不下八九万人。”
而粮饷久已乏绝 !
即以兵言之,旅顺口、广鹿、长山、石城、獐子、皮、鹿诸岛,有自去年九月缺米者,有自去年十月缺米者,有自去年十一月缺米者。惟长山岛一营可支至今年二月耳。
即减其兵而犹是民也,宁可坐视其死?!且未经明汰,歷日已深!
前崇焕令登州运买十万以济冬春,而收买迟误,仅发二三万,其达于岛者不过数千而已 。惟在皮岛者尚可与鲜人交易支吾,而各岛远在二千里间,每岛屯种,腴者不过千石,瘠者不及数百石。 民既再倍于兵,即照兵给廪,犹苦不足,况兵粮已久绝乎?
皇上覆载群生,不欲使一民失所。闵此孑黎,已隔绝域,万死一生,自拔归正,而顿使其化为馁鬼,岂天地父母之心乎 !
其民特以辽东法严,再降者必死,故虽罹饥饿,尚尔逡巡。 今若乘机巧诱,一旦沦胥则杀之,是杀我数万赤子也;用之,是益我数万仇雠也。 且今苏东一带陷没,实烦有徒,苟既拔者不庇其生,何以使欲归者克坚其志?
乞立敕登津诸臣,于去年未发之粮速为催攒,于今年应运之数速为派发,仍分岛运给,不得拘泥躭延。至于折色银两,应按已定经制发与河东,饷司宋献令说法觧往,如再仍往辙,宜照军法究罪。
民命至重,乱不可长!
惟皇上垂慈亟念。
“前崇焕令登州运买十万以济冬春,而收买迟误,仅发二三万,达于岛者不过数千而已。”
购粮食迟了,可以理解,发出去二三万,“其达于岛者不过数千”,几乎漂没得只剩下零头了!
(十万粮饷飘没到只剩下六七万,毛文龙就跳脚了)
也就是说,哪怕是毛文龙六月被杀,也没恢复粮食供应。东江镇从崇祯二年九月到十一月开始,再次断粮,一直到孙承宗崇祯三年二月孙承宗发现饥荒上报崇祯后才恢复粮食供应。
而且崇祯二年十一月开始,东江镇断粮的时候,正好己巳之变爆发,这是巧合吗?
东江军如此惨状,孙承宗这种老狐狸官僚,都受不了,忍不住就想对崇祯破口大骂!
闵此孑黎,已隔绝域,万死一生,自拔归正,而顿使其化为馁鬼,岂天地父母之心乎 !
如此胆肥,心黑,手毒,脸皮厚,不择手段,这种人上哪里找去?也是难得!
关东款议,庙堂主张已有其人。文龙能协心一意,自当无嫌无猜;否则,斩其首,崇焕当效提刀之力。
好一个 “效提刀之力!”
某利益集团,需要有人去做一些有违反常理,违反国家法律和政策的事情,不方便派自己亲信做。自然让袁崇焕冲在前面。
他们的人隐藏在袁周围,诱导袁做到他们想做又不能亲自做的事情,或者在袁大旗下做到他们想做的事情。
最后把袁推出去挡刀。
数据不可信,还有个原因,有关调查是什么调查?是哪个专业机构还是部门发布的?
数据来源有什么论文支持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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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己确诊过,所以不相信这个数据。
作为一个十大几年的老病号,来回复发,我已经过了有人为我发声就高兴的年代了。
因为他的目的未必是帮我,结果更是未必对我有益。
很多人说好多没去看过,那这9000万数据是咋来的。如果按照某个比例,这个数字岂不是应该更大?
我认识我们好几个医院的心理科大夫,门庭冷落,如果像这数据统计的,岂不是每天应该门庭若市?
我从来没有那种自己抑郁,全世界都有问题的观点。
有抑郁症治疗就好了。没必要总是呼吁和夸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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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得数据有问题,我们单位大概有一千多人,我几乎都认识的。加上社会交往,加入了几个心理咨询的圈子,我身边确诊的人数不足五人。
我所在的四线城市,大概有四百多万人。但身边接触到的抑郁症患者很少。在心理学圈子里已经包含了很多有点问题,有的确诊,有的没有确诊的人。所以不知道这个数据是怎么来的。
按照统计,十几分之一的抑郁症。。。这个就很神奇。。。感觉有点哗众取宠。。。。这个周刊,你是认真的么?
因为这个数据感觉明显失真,所以也不知道该说啥。
不过抑郁症的诊断总觉得还是比较随意的,国内的心理学圈子也比较杂乱。之前有一次坐网约车,司机正好是我们这医院心理科的大夫,聊了一会儿,嗯,挺不专业的,开车的过程中,和媳妇吵了一路。。。。
倒不是因为他的斜杠职业,而是确实感觉不对路。
总体几年求医的经历,感觉除了精神病院没去过,其他的感觉都就那么回事。当然这方面和我所在的地区医疗水平有关。。
识字率
明代:
明朝对社学的入学年龄规定:“民间幼童十五以下者。”即15岁以下的孩子都可参加,入学时也不需要考试,招生数额也没有限制,凡是愿意读书的,都可以来参加。
《明史·杨继宗传》中记载了这么一句话,即:“成化初,用王翱荐,擢嘉兴知府.......大兴社学,民间子弟八岁不就学者,罚其父兄。”
明代小说出版业繁荣,有大量的人购买这种休闲通俗读物。
传教士记载:利玛窦等合法传教士的著作,他们不约而同地记载道:他们惊讶地发现明国老百姓识字率很高(而那个时候他们使用二十多个拉丁字母的西班牙葡萄牙母国的识字率可能还不如用几千个汉字的大明),并且把识字率高的原因归功于两点:1.中国人特别注重文化教育2.中国各地方言差异大,要互相理解必须靠文字作为桥梁。
清当局:
第一,生员不得言事;
第二,不得立盟结社;
第三,不得刊刻文字。
第四,大兴文字狱
第五,篡改历史文献
第六,禁毁和篡改汉语著作
通过以上手段,经过两百年黑暗统治中国人识字率终于达到历史最低的 1% (清当局学部在1909年的统计,当时中国人的识字率不足1%)
生死状是民事行为
生命权,健康权是宪法保障,是公民最基本的权力。
宪法看到生死状,他就会一巴掌打在民法脸上,说你连你爹的话都不听啦???
民法通则就会哭着说,爹啊,你错怪我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