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礼记开始，到董仲舒、宋明理学，可否认为他们歪曲了孔子的主张？ 第1页

这个只能说他们发展了孔子学说中最虚伪，最务虚，最坏的这部分。但是应该承认，这就是孔子学说的本意。孔子的学说本来就不是一种用扎扎实实工作富国强兵来赢得尊重和地位的学问！他幻想的就是自己的礼教一出。别人都会老老实实的吹他，捧他。替他把具体的工作做了。’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这个空想可真美妙啊！

至于说什么君子谋道不谋食？那也不是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君子。那么讲究吃喝肯定要钱的孔子又不是一个有钱的人。肯定要依附于别人，求别人养啦。

可能早期夫子唯一比较像样的就是孔夫子还认真参加鲁国政治，失败后到处求官试图参加政治活动。为此不惜进入称王的楚国/////因为周天子也不过称王。所以楚国自己称王，就形同叛逆。为了求官，夫子那也真正是急于当官而荤腥不忌，那时候。什么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何谓礼？纪纲是也；何谓分？君臣是也；何谓名？公、侯、卿、大夫是也……故曰：天子之职莫大于礼也。这些礼法云云那也是统统不讲啦。

因为儒家没有正确的方法论来做事情。春秋笔法的自我欺骗，碰到实际事情肯定会原形毕露。所以总起来看，儒生是越来越务虚。因为一旦循名责实。正统儒家就会全体立刻见光死。

董仲舒可以说是一个神棍，神神叨叨的解释灾异。远远不如黄老学的法官还能用法律来约束皇帝。还能在惊马案和玉环案中喊出语法已足。并使皇帝执行法律的判决。

至于说后来的儒家正统务虚到了极点。周密说到宋亡前夕，一般崇拜道学的人物之作风：“其徒有假其名以欺世者，真可以嘘枯吹生。凡治财赋者则目为聚敛；开阃杆边者则为鹿材；读书作文者则为玩物丧志；留心政事则为俗吏。其所读止四书、近思录、通书、太极图说、东西铭、语录之类。”这些人的功业则是“其为太守为监司必须建立书院立诸贤之祠，或刊注四书衍辑语录。．．．稍有议及其党，必挤之为小人。”

可是实际正因为无法直接面对并解决赵宋在政治经济与法制之间找不到一个具体的方案，打开出路，这些思想界的领导人物才反而求诸己，希望增强道德。如他们之所谓主静、主敬、慎独，以及上述“一念之顷，必谨而察之”，都不外传统“克己复礼”之方式，首先则内向，次之则以他们注释的经典为万能，于是造成一种正统的风气。即是朱子之道学问，仍不外以外界的事物，“证明”他自己过去诵习诗书的信念并无追求真理之决心，与陆九渊所谓“六经注我，我注六经”并无实质上的区别。他们虽崇奉孔孟，但是孔孟，尤其是孔子注重身体力行，并没有将他们的言行造成一种思想上的系统，认为这是一切真理的渊薮等情事。周程朱张的学术思想，长于纪律，短于创造性。因其目的则是韩愈所提倡的“卫道”，所以不能不取防势。张载所说：“吾道自足，何作旁求”已经表示其保守性格，程颢所害怕的也是“正路之榛芜，圣明之蔽塞”，仍表示其不能采取主动。所以他们虽构成思想上的一大罗网，其中却缺乏新门径和新线索，可以供人发扬。朱熹集诸家之大成，他将人欲构成与天理相对的一个负因素，最值得注意。严格言之，则是人类的欲求与自然法规是对立的（他自己也知道这一点有毛病，所以他对“食色性也”一段添注：“甘食悦色固非性，而其‘天则’，则食色固天理之自然，此说亦是。告子却不知有所谓‘天则’，但见其甘食悦色，即谓之性也。”这种解释牵强犹疑，已与他以上作说对立的观念相冲突）。我们姑不论其正确与否，将人欲与天理对立，即表示意识形态之粗线条，也还是揭橥著至善与极恶、君子与小人的分野。如此也难怪当日法制不能展开。朱熹作地方官，就执行“人子不蓄私财”的原则，这也难怪程颐于１０８６年差判登闻鼓院，辞不就。他的理由是：“入谈道德出领诉讼，非用人之礼。”于此已不经意的表示任司法较讲学的为卑下，而两者也有互相冲突的可能。

z总之，这帮人就一直在务虚，唯心，自恋自我感动互相吹捧中度过了一生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