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大清早起,
站在人家屋角上哑哑地啼。
人家讨厌我,说我不吉利——
我不能呢呢喃喃讨人家的欢喜!
——《老鸦》
目前来看,我已经不知道应该说“贵圈竟然是这样”,还是说“贵圈果然是这样”了。
我所提出的问题,大多数都得到了回应(姑且让我这样称呼吧),少数的没有得到回应,我也理解,无意追问。不过有一些答案,确实已经属于不值一驳的层次。诉诸资质、诉诸动机,甚至是无端谩骂……或许这就是贵圈的看家本领吧。在这样的比赛里,天大辩论队能拿到冠军,也确实是不易得很啊。
几天前,有朋友给我发来消息,说谢宇关注到了这篇文章:
所谓“正中下怀”,一开始我还以为谢宇也觉得我是营销号。但是后来更多的朋友为我转发了蹦出来的更多的答案时,我似乎明白了“正中下怀”的意味:大概贵圈的自己人,也清楚以诸位的格局、姿态和智力水平,如果都跳踉大喊、接踵而出,恐怕这样有理有据有节的卓越水准会为贵圈招致太多的膜拜和尊重,和诸位素来谦虚的品质有所矛盾。
我充分理解各位的感受。有的时候即便是最明智的智者,也难以避免基于立场而非理智的判断。不过我还是要说,诸位正中肯綮、以理服人的雄辩,的确让我想到辩论场上,你们该是何等的自信、何等的雄武、何等的光彩,实在是叫人自惭形秽、叹服不已啊!
这大概就是技术主义的胜利吧。当技术已经能够掩饰思辨能力的不足,甚至取代对理性的倡导,致使胜负的评判取代了一切的时候,辩论圈是个什么样子?
多少年前,我在学校辩论赛前观看了90年代末几场世界级辩论赛事的全程录像。那些名字现在我们仍然感到熟悉:周玄毅、蒋昌建、林正疆、胡渐彪,等等。试看当时的辩题:“钱是万恶之源吗”“温饱是否是谈论道德的必要条件”“以成败论英雄是值得倡导的吗”……无不带有鲜明的价值色彩,在那个时代起着开启智慧、启迪理性的作用,而任何一个人读到那时的辩论稿,都不得不承认,这些辩论人也确实有着激浊扬清、廓清义理的勇气和担当,后来还真的为此出了一本书——《狮城舌战》。
又是多少年后一次偶然的机会,我看到世界华语辩论锦标赛,天津大学和墨尔本大学的比赛。不要说后面听完全程的感想,只听几句话,我便深深感到:辩论依旧,但辩论的精神和趣味已经消失殆尽。
评委蒋昌建在点评的时候深情地回忆当年和他的队友们共同渡过的光辉岁月,回忆那时候一句话之间的机智果敢,辩论场上洋溢的理性精神和思辨意义,可是明眼人,又有谁读不出他言语背后的失望和无奈?
纵使是天津大学公认最好的辩手谢宇,在这场比赛中甚至还会引用北洋大学校歌来证明自己的观点,这和当年蒋昌建“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的画龙点睛所形成的对比,简直是20年的时光给全体观众做的鬼脸。
如果说这仅仅是“言之未文,行之不远”的表面现象,只能让人感叹现在学生文化素养不高的话,其背后透露出辩论的根本意义的变化,则更能引发人的担忧。
看现在的辩题,已经和从前远远不是一个范式。曾经最引人反感的辩题,1999年的“美是主观感受还是客观存在”因为“为辩而辩”遭到广泛批评,但它犹且在追求具有超越价值和普遍性的真理。可是现在的辩题,越来越偏、越来越怪,格局也越来越小。什么“《原神》的出现是不是国产游戏的黎明时刻》”“母猪拱白菜的说辞应不应该被谴责”“小人物应不应该有武侠梦”“《我的姐姐》里安然应不应该抚养幼弟”……在“为辩而辩”的基础上,连把具体的问题抽象化都难以做到,致使抽象化的过程要有辩手当场完成(即定义环节,但是事实上双方可能只是在打一个定义),我们还怎么能要求这样的辩论倡导什么价值、发出什么“声音”?如果现在再出一本书,叫《线上舌战》,谁读了不会说一声“不过如此”?
这样的现象,引发了极其恶劣的后果,第一是辩论的肤浅化、庸俗化;第二是辩论市场的狭窄化、封闭化。
因为辩论已经从思辨活动转化成了思维游戏,所以辩手们已经不再关注自身逻辑的贯通、价值的重量,而把目光放在具体细微的操作上,辩论的胜负评价也被分解成一个个机械组合起来的操作。在观众看来,就是辩论赛观感越来越差,整体的美感难以让我们作出评判,评委往往只得把原本就相差无几,甚至没有什么依据的流程分简单相加,得出一个辩手、评委、观众三方都莫名其妙的结论。这种趋势愈演愈烈,在小型的比赛中更是如此。
辩论场上是一套,但是从没有人想一想这句话有没有人负责。是一个为了胜利而进行的技术操作,还是一句发自自己思辨的理性的话语?昨夜储殷“正方僵硬,反方空洞,双方野蛮”的判词,已经以点见面地指出了这一点。
而随着辩论技术化的操作日益占据重要性,辩论的圈子越来越小,也越来越封闭,成了一小撮人“自娱自乐”的游戏。正因如此,辩论早已不能够代表时代发出声音,受到的关注越来越小。
如果这样的结果只是没有人看辩论赛了,倒还在其次。然而经济学的逻辑告诉我们,一个不充分、不完整的市场,其市场规则不可能成熟,必将经由混乱走进衰落,成为一个没有人想靠近的脏、乱、差的市场。或许这可以解释王韵娇的那句话:“就这么个半死不活的破圈,要什么是什么没有,但偏偏名利场上见不得人的事儿一个都不少。对于这一现象我们称之为凹地拔逼格,主要特点是通过模仿表象而误以为自己掌握其内涵。”
昨晚,一条关于天津大学得了华语辩论世界杯的消息骚乱了我本来平静的朋友圈。作为天大的学生,我向所有人一样很高兴看见天大的好消息。但如果作为一个辩论的观察者,我宁愿天津大学输掉这场比赛,也不愿意见到辩论,曾经象征着理性和思辩的精神活动沦落到这个地步。
从天大自己的辩论环境,可以一窥这种看似辉煌的败落。几个辩手用近乎单调的语言,陈述着乏味的论题,最后莫名其妙地赢了或者输了比赛。反复的举例论证,对逻辑和抽象思维的极度轻视,使得道理辩不明,辩手也一个个陷入歇斯底里之中。
辩论圈里的人,明明应该是最多元的,可是现在他们是最擅长扣帽子、贴大字报、搞政治正确;明明应该是最智慧的,可现在他们吼的最大声、最歇斯底里;明明应该是最机智和灵活的,可是他们却在牛角尖里一入不复返。在这个方面,尽管我前文不甚友好地提到谢宇,但对他我是很佩服的,比起辩论圈子里的其他人,谢宇的宽和、冷静、谦虚和平和看待辩论活动的精神已经让我感到欣慰了,也正是因此,我才将其视为天大懂辩论的唯一一人。
那天在青年湖畔,我望着谢宇的背影,心中充满遗憾和同情:他为这个队伍带来了荣誉和骄傲,但却并没有留下任何有感染力的属于他的、代表辩论真正的精神力量的痕迹,或许他自己也曾为此感到过遗憾。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当辩论走向了时代的边缘,它已经不再高昂着曾经的理性头颅,而是任意地被人装点着,不复当年。
或许是作为总教练的谢宇学长并不愿意承认这一点,又或许是他已经认识到这一点,却早已无力回天,或许是曾经美好的记忆以梦的形式仍然足以支持他“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但是不论是哪一点,都很难不让人感到沮丧。
曾经有一位辩手看了我参与的一辩稿以后同我讲,“你怎么不去打辩论呢?”我说,现在的辩论生态太让人失望了,其实我也在做辩论,可是我辩论的对象不是他人,而是自己;我希望我的辩论能在真理的道路上前进一步,而不是为了一个不属于我的观点,或者什么而辩论,因为这样的结果最终只能是远离真理。
或许真的是这样,我们根本不应该对辩论抱有刚启蒙的社会才具备的价值崇拜,因为辩论本来是,日后也是一场竞技游戏罢了,尽管它既不能如竞技体育强健体魄,也不能如知识竞赛拓展智慧,但只要有人在这个圈子里,他们会给这个圈子想尽理由证明其正当性。
现在辩论圈有这样一句口号,“辩字双辛,十年一剑,方知大道苦中求;论字一言,胜于九鼎,终悟明辨胜雄辩”,据说天大辩论队曾经找过冯骥才先生去写这句话。但作为伤痕文学作家,70年代末在人文社亲历“解冻”(后来他写了一本书叫《凌汛》)的老知识分子,冯先生深知狂热的辩论分子曾经给我们带来多少的苦难和纷争,最终在队员们的苦苦要求下,他只提笔写下“明辨胜雄辩”这么一句话。或许对于我的困惑,这已经是现成的答案。
这是一篇注定不招人待见的文章。辩论圈子里的人舍不得这个光环,辩论圈外头的人为了有牛可以吹,也不愿有人说这样的话,毕竟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没有亲身参与,却和自己名义上相关的事情是最容易充当如数家珍的荣誉的。所以还是可耻地匿了。
不匿了。
值得思考的问题还有很多,比如技术操作和逻辑思维的关系、举例论证是否是合法有效的论证方法、评委主观因素应该在在多大情况下得到容忍、辩论场上的政治正确、双方是否真的能达成共识或者实现理解、某些评为口中的“观感”究竟是什么、双方发挥不佳如何判定,等等。
有一次我参与创作的一辩稿,提到了康德的人非工具说,后来评委认为“康德说的不一定对”,我当时非常不解。诉诸权威固然不对,但是这算是诉诸权威吗?反对诉诸权威和相对主义的边界在哪?这是否也反映了辩论场上的一些不良风气?
问题“哲学辩论有意义吗?”下面有一个回答,我觉得有启发意义:如果辩论不能提高,反而降低了参与者的智商和情商,那么辩论受到关注、受到追捧、得到荣誉,还有意义吗?
比起断言,本文应该说更像是解释,或者说至少就作者自己认为,创作的出发点是解释。许多人说我没有参加过辩论赛,其实不是这样的,我参加过,而且还在相对较长的时间和辩论圈保持着相对近的距离。对于辩手和辩论,我都认为不是一个完全独立的事物,他们的所作所为更应该是时代精神的产物;他们也不仅仅是辩手和社会活动,也同时是人,同时是人组织和参加的活动。因此我确实难免地受到自己对于人和事的整体看法的影响。可是这样涉及对与不对吗?我看也不好说,要看你是经验主义,还是理性主义了。
换言之,如果把老辩手们,或者老辩题们搬到现在的辩论场上,我反而会觉得不现实,因为这不是眼下的人能够做出来的事情。本文所得到的关注,似乎并不完全是因为得到了认同,而更多的是产生了共鸣,至于说这种引人共鸣的原因是什么,也许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看法。至少我的看法是这样。
另外一点,我看不少人认为我对辩手们有什么批评,在此解释一下。不少的辩手歇斯底里,造成观感不佳,不是我一个人的感受,陈述这些情况只是实话实说。不过若是说把什么锅都甩到辩手身上,这我可没这个胆。能把这篇文章这样发出来,已经是冒着很大的压力,慎之又慎,需要相当的勇气的,我又岂敢说这样的话,何况作者并没有这样的意图:在文章中,我用了更大的篇幅去批评现行辩论体系的不足;对于辩手,我的用词是“遗憾”,甚至是“同情”。从以上的交待中,读者可以看到作者的心意。
此外,什么叫技术主义,我想有必要解释一下,因为这个术语用在辩论界似乎不是常态。辩手同样的一个动作,从一面看去,叫做逻辑环节,从另一面看去,叫做技术操作,这两者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但是正是这种不同的定位,使得同样的事物在不同的评价体系中具有完全不同的地位。举个例子,评委如果认为“某辩手对对方某个答案给出了回应”,由此判定得分,那这是以操作判定。但如果能够结合整体的思想逻辑,并且恰如其分地对这一回应的内容和形式进行判定,那就是按照逻辑环节给分。这两者是完全不同的。
另外,我一定程度上赞成赛制对辩手发挥的限制。但是这种限制不是无条件的,不是完全不给辩手发挥的空间的。任何事物的因子都很难说单一,是各种因素综合的结果。
确实有点闹得慌,不在知乎上晃悠了。
鲁迅:“有缺点的战士终竟是战士,完美的苍蝇也终竟不过是苍蝇。”
“战士战死了的时候,苍蝇们所首先发见的是他的缺点和伤痕,嘬着,营营地叫着,以为得意,以为比死了的战士更英雄。但是战士已经战死了,不再来挥去他们。于是乎苍蝇们即更其营营地叫,自以为倒是不朽的声音,因为它们的完全,远在战士之上。”
这位——
大抵这就是“有缺点的战士”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