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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说文解字》

对于文史专业，特别是“三古”方向的，不深耕《说文》都是在扯淡。

张之洞《书目答问》：由小学入经学者，其经学可信；由经学入史学者，其史学可信；由经学史学入理学者，其理学可信；以经学史学兼词章者，其词章有用；以经学史学兼经济者，其经济成就远大。

章太炎《国学讲习会讲演记录·小学略说》：今欲知国学，则不可不先知语言文字之学。此语言文字之学，古称“小学”。周秦诸子，《史记》、《汉书》之属，皆多古言古字，非知小学者，必不能读。” “盖文字赖以传者，全在于形。论其根本，实先有义，后有声，然后有形；缘吾人先有意思，后有语言，最后乃有笔划也（文字为语言之代表，语言为思想之代表）。故不求声、义而专讲字形，以资篆刻则可，谓通小学则不可。三者兼明，庶得谓之通小学耳。《说文》以形为主，《尔雅》、《方言》以义为主，《广韵》之类以声为主。

我的第一本《说文》是高二时买的，误打误撞买的中华书局缩印陈昌治刻本，说实话，这样的书，对一个没有基础的高中生来说，难度确实不小，高中两年里我都没有翻过它。再次找出它时，已经是我大一下学期的事了。

我学《说文》源于一人一书。我大学时立志要学古代文学，大一课少，且于专业课无涉，我便去高年级旁听。当时老师在讲《关雎》，说到“参差荇菜，左右流之”时，他列出毛传、朱熹《集注》、陈奂《传疏》、马瑞辰《通释》及王念孙《广雅疏正》等诸说后，通过《说文》、《段注》考察“流”的核心义，从而作出论断。这是我从未接触过的讲课形式，顿时兴趣就上来了。课后我找到该老师，向他表达了学习愿望，老师问我看什么书，我一一说毕，老师问没有《说文》吗？我说看不懂，老师坚定地说，要学古典，必须先学《说文》，《说文》学好了，还有什么书不能读？

回去后，我把《说文》找出来，端正地放在桌前，认真地翻阅，才翻到五百四十部目录就傻眼了。刚鼓足的气瞬间泄尽。随后又找到该老师，他递给我一本《学林春秋》，让我看看各个学者的学习方法。书里有一则陆宗达先生的文章——《我与<说文>》，老先生说他早年从季刚先生游，季刚先生让他把《段注》点一遍，他花了两个月把《段注》点完，黄季刚看都不看让他再点一遍，如此三遍，才算完事。这则故事让我触动很大，现在回想，正是这则故事改变了我的学习方向。

看完陆宗达先生的故事，我找来《段注》，依着陆先生的方法照猫画虎，《段注》用凤凰古籍出版社出的标点本，老师看到后毫不客气地没收了，对我说功夫需从上做下，不可从下做上，现在偷懒，以后迟早要补回来的，你去看上海古籍的影印本。不得已，遂按老师的要求买了影印本。

我初读《段注》还是感觉困难，毕竟从横排简体本一下子转入竖排繁体影印本总归是不适应的，读着读着就瞌睡了。为了提高效率，我用了最笨的办法——抄。其实，与其说我是在读《说文》，不如说我是在抄《说文》，边读边抄，光这个功夫我就做了三遍。可以说，我读《说文》的所得都是从抄中来的。

第一遍，我抄的是五百四十部。和着《段注》一起抄，边抄边摹写小篆。我的动作比较慢，担心时间不够，于是一些不太重要的课也被我挤掉。凡一天内能挤出的时间都被我用来抄书，大概一周左右便已抄完。前几组抄完我并没有多少收获，等到五百四十部完成以后，心中便萦绕着一股说不出感觉，仿佛能睹真龙，但眼前却有一窗薄纱，捅之欲破而不破。和老师一说，老师回道，你这才哪到哪儿，还早着呢。抄完五百四十部，我便把《说文》稍稍放下，每天以两条线读书，一是以濮之珍主编的《中国历代语言学家》为目，回到古籍中阅读各语言学家的传记；一是阅读“小学”的入门书，先读裘锡圭的《文字学概要》，郭在贻的《训诂学》次之，张世禄的《音韵学入门》又次之，最后读唐作藩的《音韵学教程》。就这样陆陆续续花了整整一学期的时间。

这样一来，我对“小学”的基本常识有了较完整的了解。但我又产生了一个疑惑，由于历史局限性，许、段之说也存在不少问题，如许慎解释甲像人头，乙像人颈，丙像人肩，丁像人心……许氏对天干、地支的解释明显是受到了东汉道教的阴阳五行学说的影响，背离了汉字的本义，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它还值得我们奉为圭臬地学习吗？带着这样的困惑，我对《说文》的学习又停滞了一段时间。后来，读到王宁老师的《我的老师陆宗达先生》一文，文中一句：“对中国的传统语言学，先要认真读懂，才有可能继承；也只有在读懂基础上的批判，才可能分寸适当而不是轻率地全盘否定。”又读了张舜徽先生的《<说文解字>在古文字研究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一文，才打消这一疑虑。继而开始第二遍抄《说文》。

第二次抄写则以《段注》为主，对全书七百五十余页进行抄写，抄写的过程中又参考了《郭在贻文集》和《文字学概要》，对许、段二说可商之处在一旁批注，同时边抄边对其进行现代汉语的标点。遇到不认识的书名、人名、引文皆一一查阅。这个工作量是巨大的，既要耐心又要细心。一遍抄完，已是八个多月。这一遍的抄写，对我学习《说文》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例如对五百四十部与《序篇》的认识，张舜徽先生说，要阅读《说文》，首先要将它的《序篇》和五百四十部首理解清楚。段玉裁亦言：“通乎《说文》之条理次第，斯可以治小学。”《后汉书·儒林传》说许慎“又作《说文解字》十四篇”，这当是排除《序篇》而言的，许冲的进表和《隋书经籍志》都作十五篇。《后汉书》应当是承袭了《史记》《汉书》的体例，《太史公自序》和《班固序传》都是别除自序而记篇数的。《序篇》是对文字源流和著书体要的总论，是全书的纲领，自当精读，这也是李楯在《我听陆宗达讲<说文>》中说陆先生讲《序》就花了大半年且让他一定要做笔记的原因。许慎在序中说：“分别部居，不相杂厕……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同条相牵属，共理相贯；杂而不越，据形系联；引而申之，以究万原。”这不光是他编书的体例，引而申之，又何尝不是一种学术研究的方法呢？章学诚《校雠通义序》：“校雠之义，盖自刘向父子部次条别，将以辨章学术，考据源流。非深明于道术精微，群言得失之故者，不足语此。”从章氏这段话可以看出，目录学的作用不正与许说相映照吗？许慎这段话还表明了《说文》的编排体例，许氏这一概括并非原创，而是取之于史游的《急就篇》：“急就奇觚与众异，罗列诸物名姓字，分别部居不杂厕。”按张舜徽说，许慎继承前人的成果，将歌括体的字书一变而为有系统有条理的著作，后人编字书多有承袭这一条例，如晋代吕忱《字林》、梁代顾野王《玉篇》即是。《说文》全书多为“据形系联”，但他的“据声系联”亦是创见。如《说文·句部》：“句，曲也。从口，丩聲。”其后“拘，止也。”“笱，曲竹捕鱼笱也。”“鉤，曲也。”均从句得声。这一编排方式为后汉以降，诸家编排韵书所承，如李登《声类》即是典型。五百四十部是“据形系联”的关键，《段注》：“凡部之先后，以形之相近为次；凡每部中字之先后，以义之相引为次。《颜氏家训》所谓檃栝有条例也。《说文》每部自首至尾次弟井井，如一篇文字。如一而元。元，始也。始而后有天，天莫大焉。故次以丕，而吏之从一终焉。是也。”王筠《释例》说自*以下皆草木事，皆可证。

抄《段注》的过程中，我留意到了段玉裁对“六书”、字音的发挥，段氏作《六书音韵表》，注《说文》时每字之下皆言古音某某部，又多注明双声叠韵，于“六书”亦多有标注于下，所引我在抄写第三遍时，便做了归纳，准备六个本子，分别标注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又作出表格，按段氏十七韵部作列，每抄一字，便将其归到对应的位置，在《段注》原书中，又用红笔圈出“凡”“读若”“读为”等词，做成“引得”，以便日后学习。这样一来，在以声求义、推究语源上又进步不少。

识字是为了读书，三遍抄完，老师让我读经，从“小学”走到经学当中。现在回过头来看，我跟我的老师一样，走的还是传统的朴学之路，虽然枯燥，但也乐在其中，篇幅有限，述止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