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历史学家余英时教授于美东时间 8 月 1 日凌晨离世，如何评价余教授一生的学术成就与得失？ 第1页

首先他在历史学上做出的贡献自然是无可否认的，当然除此之外的领域，和键政壬没什么区别。所谓的什么儒家资本主义就能体现其思想和民国一批所谓“大师” ，实际上代表地主和资产阶级利益的买办文人是一路人，所以他anti康米的立场也没什么奇怪的。

当然就朴素的对故土的思念和爱这一点，我们不能够去否认他。晚年的言论虽然有些出格，但是也没有表现出对故土人民怨恨和仇视，更多是出于立场不同。这一点上，还是比后来某时期出去的精神白皮好不少。

政见不同但是对传统文化认同，这是很多当时的知识分子的写照。当年他流亡香港，追随钱穆去CUHK，就可见一斑。我们不能认同他们的主张和立场，但是对他们治学和思想上的某些部分还是有令我们思考学习的价值。我想对于我们在时代洪流中坚定走向何方是会有帮助的。

多年前余先生在他以《到历史中寻找今天中国问题的根源》为标题的所谓“纵论中国近代史”谈话中，一再强调：“1840年以后外国人进来，只是要跟中国做生意，打开中国市场；就象中国的“丝绸之路打开了中亚乃至罗马的市场一样。不能说这是侵略，也不能说是欺负中国。主要要看你会不会“应付”。中国的应付是失败的，人家日本就应付得很好，所以它慢慢站立起来了，不但没有被牺牲，而且变成了列强之一。”

但余先生还说过“新自由主义就是要避免残忍，慢慢像孟子说的对任何人保持尊敬。儒家反对：“杀一不辜，行一不义”。“美国对残忍的事情是看不惯，这与他们的宗教信仰和民主修养 有关。”（一张印第安人头皮100英镑的修养）

余先生有当代影响力最大的华人的美誉而且被美国人尊称为当代最伟大的中国历史学家，多年前我读到顶着诸多头衔的余先生的这句话时，不免被震惊到了，无论是从观念情感还是利益立场出发，余先生都愿意相信蕴涵了西方利益的观察角度和叙事方式，余先生作为一名颇具影响力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却自相矛盾的为帝国主义，为强权辩护的主张言行，让本人对余先生的知识能力和为人品质都感到大跌眼镜。

虽然像余这样的人用“民主自由人权”的字眼来代替上帝说话，但在他们看来最能维护他们理想的还是“宗教裁判所”。许多自以为正在“独立思考”的中国人，也不过是在丢掉一片叶子的同时又拾起另一片罢了。

如果不肯定应该肯定的东西，那么否定也就失去了意义，如何走出西方叙事的pua这是余英时们对待中国社会对待中国历史对待中国现代史最大的问题。

余英时，1930年生于天津，籍贯安徽潜山，1955年赴美，当代历史学家、汉学家，中央研究院院士、美国哲学学会院士，普林斯顿大学荣誉讲座教授。

2006年，余英时曾荣获有“人文诺贝尔奖”之称的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

“历史学家”“旅居美国”“诺贝尔奖”“港媒大肆纪念”……

我倒不是偏见，但是咱也实事求是：就这一堆元素搭建在一起的人，有几个成分不是反动的？

我简单唠唠吧。

1

余英时晚年创作生涯最大的一个手笔就是启动“胡适洗白项目”：著出《重寻胡适历程：胡适生平与思想再认识》一书。

其中比较新颖的内容就是所谓“从《日记》看胡适的一生”，意在根据胡适自己的日记来“澄清胡适一生中各个时期的若干疑点”、“还胡适先生本来面貌”。

这与那一时期借所谓《蒋介石日记》来为蒋介石洗白的路数一脉相承。

蒋光头曾在日记“西安半月记”里造谣张学良和杨虎城去看他、目睹他“抗日以来的日记”后泪流满面、羞愤不已，所以释放了他、才有了国共合作抗日………

结果张学良后来接受采访直接打脸：

“我说看了蒋的日记，其实是给蒋先生一个台阶下。我是看了，但我看了之后更生气！唉，里面具体不谈了…”

那帮蓝色媚美反动分子的日记可以被拿来作为史料，这是“历史学家”该有的学术思略吗？

正经人谁写日记啊，写出来的哪能是真心话？

胡适与何炳棣在纽约闲聊时所说的（见何著《读史阅世六十年》330、 331、332页）真情表白、毫不掩饰的话，在胡适日记里为何找不见？

又比如余英时大力洗白胡适的一个点：在美获博士——且不说这博士的授予其背后美国人的政治考量，至少在1927年之前，胡适从未在美拥有博士学位，但其时已对外自称博士，并将博士头衔堂而皇之地印在《中国哲学史大纲》第一版封面的右下方。

以胡适作为一个历史核心，余英时这类的文人是典型的精英史观和“士人复辟”推崇群体，通过对中国自1927年开始的工农武装革命史的极度污蔑、对新中国政权的极尽反攻，完成对自己一种未尽的价值付诸的强行圆场。

最终，得以一方面在悲愤着目睹新中国、特别是毛泽东时期的空前强大；另一方面依靠无力的释史解构，获取美国势力的临幸。

2

那么，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有没有人喜欢余英时？

当然有！恰如他的作品在中国大陆出版的时间：1987年；又恰如作品极其露骨的名字：《士与中国文化》。

那个“损害”士大夫阶层利益的人，不过逝世十年，士大夫们就握着笔杆子开始了反攻倒算。

就在仅仅七年前时，领袖前脚刚刚发表完主题为“强调牢记历史经验历史教训历史警示，为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有益借鉴”的讲话，后脚北京大学出版社就公然出版上架余英时的书籍。

十天后，2014年10月23日，领袖再语：

“有的人已经到了肆无忌惮、胆大妄为的地步！”

在余英时的笔下，中国传统的“士”与近代欧洲的“知识分子”（此后余某人又爱用“知识人”一词）甚为类似，都是“社会的良心”，是“人类的基本价值（如理性、自由、公平等）的维护者”……

配合着《士与中国文化》再一年后中国大陆官方出版的惊动全国、甚至连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戈尔巴乔夫、雅科夫列夫们都啧啧称叹的某部纪录片，余英时为首的精英士大夫史观，时隔四十年终于再一次将中国“翻身农奴把歌唱”的人民群众阶级，踩入了尘埃里。

以那部纪录片的名字为名，他们那帮“老东西”有一个共同的派系名称：XX派，崇美媚洋之标志语录，就是余英时的名言：

“新自由主义就是要避免残忍，美国人对残忍的事情是看不惯的，这与他们的宗教信仰和民主修养有关。”

美国人看不惯残忍？自建国独立以来，美国所参与的战争和对外的军事行动达200多次，仅二战结束到科索沃战争的半个世纪，美国发动进行的海外军事行动就达170次。

保守估计，自1846年入侵墨西哥到2011年策划颠覆叙利亚，美国百余年来需要对超过1800万人口的死亡，负承直接责任。

余英时的精神祖国美利坚，哪里“看不惯残忍”了？

更无需多言的，是余英时那篇著名的文章《从中国史的观点看毛泽东的历史位置》，小资产阶级酸腐文人对工农革命领袖的仇恨、对人民汪洋大海的恐惧，字里行间尽显无余。

余英时这样评价毛泽东：

“其生前那种使人不可逼视的‘伟大’，完全是由现实的权势所烘托出来的。权势随生命以俱去，剩下来的只是一片空虚。”

我只想反问一点：今天，毛泽东已经离开中国四十五年了，且其中有至少三十年的时间里（1981-2011）是极度去毛化、去革命化的，同时毛泽东满门忠烈、一家七亲献身新中国事业，他没有遗留延续的政治门阀，也没有代代维系的政治家族——一个什么政治能量都没有的历史人物，在2021年的今天竟然都依然可以依然令亿万国人怀念他、称之“万岁”……

你告诉我，这份拥护和推崇，是来自于“权势”？

余英时最用心险恶、也是彻底暴露其水准的言辞，是这一段：

“毛泽东最后并没有跳出中国传统的政治格局的限制。而且更不幸地，限制着他的正是中国政治传统中的那一部分——君主专制。而且其程度则远过之。因为他所掌握的集权主义的权力结构是传统帝王所望尘莫及的。”

从这段文字就已然可以给这位备受西方世界和港台势力推崇的文人的历史认知，下一个评价了：为了服务于立场，可以置史实于不顾。

如果毛泽东是“帝王将相”，他根本不可能说出“现在再搞大民主，我也赞成。你们怕群众上街，我不怕，来他几十万也不怕”这样的话。

如果毛泽东是“君主专制，他根本不可能说出“我不怕你们造反，我自己也是造反的，造了多少次反，袁世凯当皇帝逼出了个蔡锷造反。如果中央出了军阀，出了修正主义，你们就可以造反”这样的话。

如果毛泽东是余英时之流笔下的那个毛泽东，他根本就不会时隔三十八年重上井冈山，更不会在一年后“第二次建国”。

推荐阅读： 一百年来，只有毛泽东是不变的

3

用精英史观和帝王观去解读毛泽东和中国革命，必然如领袖七一讲话宣读那般，只能是一个结果：

“碰撞得头破血流！”

这一点，其实在我这两日反复提及的一部反动文艺作品《亮剑》里，已有体现，不妨再谈一些。

推荐阅读： 《亮剑》的问题①

推荐阅读： 《亮剑》的问题②

神剧《亮剑》对我军所代表的阶级性、以及该阶级（工农阶级）的蔑视和踩压，不仅通过抗战中气宇轩昂的楚云飞形象来表达（事实上国民党军队在大陆盘踞二十年之烧杀淫掠暴行，都梁等果粉从不敢提及），更是极为小人地用“田墨轩”这个知识分子角色，于建国后历史的剧情来演绎。

通过对田墨轩一角的塑造，以及对田墨轩和李云龙形象气质巨大差别的打造，《亮剑》成功刻画了一个糟糕到谷底的解放军将领的面貌。

同时，借田墨轩之口，都梁又成功地表达了对抗美援朝战争的不屑一顾，以及对国家强军思维和建国初“向社会主义苏联一边倒”政策的反对。

这些思路，其面目是“去意识形态”，但其本质却恰恰是另一个反面的“意识形态化”的创作。

田墨轩这一角色的暗含，是一种“武人打江山、文人治江山”的封建大儒思想，与毛主席“人民当家作主、无产阶级专政”的思路完全是水火不容的对立。

田墨轩，事实上完全可以理解为一位“剧中的余英时”。

在都梁的小说中，田墨轩成了一位“有风骨”的老文人，被都梁阴险地套上了一层民族主义的神圣外皮。

由此，都梁借田墨轩的嘴巴巧妙地、拐弯抹角地黑了一把老大哥苏联——黑苏联只是指桑骂槐罢了，他真正想黑的是谁？

问题在于，田墨轩一边要求军校教育来贬低李云龙、丁伟没文化，又在人家上了军校后说“军人应该减少”；一边鼓吹苏联威胁论，却又一边鼓吹军人无用论。

合着苏修真就打进来了，靠你们这帮老夫子抱着笔杆子去抵挡苏修的坦克？

都梁塑造田墨轩，实际是想对标、并洗白一个大汉奸：新中国民盟的的领袖张东荪。

这厮当年的一系列幼稚言论，就被都梁几乎原封不动的塞进了《亮剑》田墨轩的口中。

只不过，张东荪当年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通过美国间谍王志奇向美军传递情报、又秘密还组织一个新政府、坐等志愿军在朝鲜被美军打趴、然后再和美国里应外合………

这等光辉事迹和伟大构想，都梁倒是不敢写了。

可见，文人就是文人，这一垃圾酸腐群体在历史上历来就是如此，只敢暗戳戳，从无正威威。

想认美国当干爹，却只敢嘟嘟囔囔“反对向苏联一边倒”；想对军队削权、剥离党对军队的领导，却只敢嘟嘟囔囔“我们应该发展经济和文化”……

逃到美国要口饭吃的余英时，不正恰如其分吗？

4

1955年5月24日，毛主席在《驳“舆论一律”》指出：

“我们的制度就是不许一切反革命分子有言论自由，而只许人民内部有这种自由。我们在人民内部，是允许舆论不一律的，这就是批评的自由，发表各种不同意见的自由，宣传有神论和宣传无神论（即唯物论）的自由。一个社会，无论何时，总有先进和落后两种人们、两种意见矛盾地存在着和斗争着，总是先进的意见克服落后的意见，要想使“舆论一律”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应该的。只有充分地发扬先进的东西去克服落后的东西，才能使社会前进。”

1957年5月15日，毛主席又在《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矛头鲜明地强调：

“扣帽子一事，对右派当别论”

文人阶层是中国社会结构中比较特殊的一个子群体，在新中国之前，这个阶层得益于知识分配不均而垄断着较多知识、也垄断着由知识消化所造就的“思想”，成为历朝历代的所谓“大师阶层”。

所以他们鄙视下层民众，尤其热爱践踏底层的工农阶级。

文人这一阶层历来在社会运行过程中占据重要地位，乃至某些朝代权倾庙堂。

不过，文人弄权的结果一定是政治幼稚化、保守化、法西斯化。

所以无论是革命年代还是和平时期，中国历史上但凡较有作为的时代，无一不是求贤如渴与鄙视文人并存。

有商鞅、张良、孔明、刘伯温，就一定会有许攸、祢衡和杨修。

社会想要前进则必然开动车轮，而车轮滚滚就必然产生震荡，那么这种震荡就一定会在文人阶层中进行着严格残酷的遴选。

其兴衰胜败的标准在于：文人们能否在实践中体现价值、能否对社会做出实实在在的贡献——而不是四体不勤、不事劳动、亦或是攀附旧权贵甚至外族势力。

一旦与时代、民众和实践相脱节，那些孤傲的文人必然成为时代进步的牺牲品。

因而，“花钱买太平”、“中美夫妻论”、“全球化”、“和平与发展”会成为中国当代文人阶层的最爱。

这种既无骨气也无真知的作态，孕育温床自然是80年代近似于“赵匡胤复活”的氛围，余英时之流其时的“反攻成功”，如今回望似乎也并不意外。

高度集中+扬文抑武，体制内文人与境外“避难学者”开始大行其道，各地的作协开始金碧辉煌，恰似宋朝文人当政。

赵匡胤在五代十国的军阀混战中轻而易举的从孤儿寡母手中取得政权，对武将自有天生的猜防，因此才有了杯酒释兵权。

他曾对赵普感慨：

“选择一百个文官派到全国各地去当地方大吏，哪怕他们全都变成贪官污吏，都赶不上一个武将可能带来的祸害。”

在他看来，文官贪污不是什么事情，武官的贤能却是大问题。

因而，军队经商、军工下马、从银河号到台海危机、从南联盟被炸到南海撞机………蒙古和大金肆意凌辱大宋的同时，是文人阶层及其麾下的新闻团体在朝野、在民间的趾高气扬、平步青云。

推荐阅读： 为什么我南联盟使馆会被炸？

还记得美国前驻广州领事馆新闻文化领事费贝兰女士（Darcy Zotter）的话吗？

“《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在中国发挥着‘半个美国之阴’的对华广播作用。”

跋

1973年7月4日，在和王洪文、张春桥的谈话中，毛主席说有这样一番话：

“早几十年中国的国文教科书就说秦始皇不错了，车同轨，书同文，统一度量衡。就是李白讲秦始皇，开头一大段也是讲他了不起。‘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挥剑决浮云，诸侯尽西来。’一大篇，只是屁股后头搞了两句：‘但见三泉下，金棺葬寒灰。’就是说他还是死了。”

“你李白呢？尽想当官！结果充军贵州，走到白帝城，普赦令下来了。于是乎，‘朝辞白帝彩云间’。其实，他尽想当官。”

余英时，谴责士灌满朝的框局，又为士之复辟而卖命，此为「伪士」一个。

微博：-欧洲金靴-

这是悼文吗？这分明是指着余英时鼻子骂啊。。。

学术成就尚属巨匠，政治得失我持反面意见。

余英时的学术方面，造诣颇高，朱熹一书受益匪浅，就我的阅读而言，我甚至觉得可以称为一代巨匠。但是其政治思想我一直觉得很神奇。

六个月前，我在发了一条想法：

我始终觉得，历史学家大谈特谈现代政治，就跟记内起居注的太监写小黄书一样。

可能引起了一些比较喜欢谈政治的朋友的不快，但我也没解释太多。

实际上，之所以发这条想法，和知乎键政圈无关，直接来源于余英时在其《史学与传统》一书于2021年1月重刊时所写的内容简介：

本書重刊，距當時撰寫已在四、五十年之後了。在這半個世紀中，中國經歷了許多重大的變化。舉其最顯著者而言，台灣已成功地建立起現代的民主秩序，大陸則從內到外都面臨著深刻的新危機。

这段话真心把我看笑了，历史学家虽然更关注已然发生的事情，但是对现实世界的理解荒谬到这种程度也实在也实在让人忍俊不禁。

例如关于清朝末年地主对于佃农之压迫，应该是一个非常显而易见的事实，若非此阶级矛盾只存在，我党不可能赢得革命。但是余英时对其嗤之以鼻，理由是自己家作为地主对农民挺好的：

拿一些西方的架构问问题，问完问题得结论，在我讲都没有说服力。像阶级斗争那一套，我觉得跟我看到的情形完全不一样，地主迫害农民之类的事情在官庄简直没有听人说过。而且因为宗族的关系，农民有时还是你长辈，你不可能迫害他，你还得尊重他。我小的时候，有一位农民比我年长二三十岁，还是我们家耕田的，我还得向他磕头，因为他是长辈。这些把阶级的东西完全缓和掉了。绝对不是一个阶级斗争、阶级利益冲突的简单观念可以解释得了的。

实际上，地主少爷没有听说过农民的悲惨实在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但是余英时以此作为背景，从而认为“这些把阶级的东西完全缓和掉了”实在神奇。

行文至此，又让我想到了南开大学的徐泓教授，徐教授虽然在台湾大学历史系担任过教授和主任，并且和余英时有一定交往。但是在去年（还是前年？）因为余的立场过于荒谬，因此与其割袍断义。

余英时对于政治，是相当热心的，这一点在杨联陞的《莲生书简》中也有体现：

英时亦因近日学潮开会太多，所见所闻多近于无理取闹，感慨极深，近始稍趋平静。

余英时和海外汉学宗师之一杨联陞的关系亦师亦友，本来一开始两人的政治观点相近，都认为大陆是沦陷区。例如杨联陞在早期致钱穆的信中就写到：

陈援庵、余嘉锡诸先生之著作自然亦要提及，万不可以其身陷大陆而废其言。

但是在其通过与国内亲友的通信，以及亲身回国感受巨变之后，杨联陞态度发生了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在1981年1月17日至缪钺的信中便写到：

午后参观黄河博物馆，对地势上中下游之问题及水库发电、土木林综合利用，甚增了解。又同登大堤（丁字坝多用石）。塬面有条田梯田，在郑州所食稻米洁白过于西安，此真是新中国可以向世界夸耀之绝大成就。蒋震改“不到黄河心不死”为“不到黄河心不欢”甚有道理。弟返美后或可结合史料，就黄河之旧貌换新颜做非正式之介绍。

在致杨忠平的信中也有:

“蜀道难”变成不难，自然是新中国人民在正确领导下的伟大成绩之一。类似的奇景，我只在瑞士、法、意边境沿海和日本的箱根见过，不过都是坐汽车及缆车，与火车又有不同。

可见作为炎黄子孙，对于祖国的日渐强大，杨联陞虽人在海外，依旧感到振奋与自豪。

但是到了余英时这里，就变成了：

大陸則從內到外都面臨著深刻的新危機。

仿佛中国不乱，于心不安。但是中国一乱、十四亿中华儿女流离失所，难道余英时先生就能含笑九泉了？

让人不寒而栗。我很少从政治上批判过学者，甚至对于胡适，我也提倡多谈些学术。但是余英时的这种期盼中国大乱的想法，让我甚为不适。

我觉得余英时和杜正胜属于同一类人，论学术固称高手，论政治则甚可怕。

余英时的朋友葛兆光教授在评论周一良时，曾说：

说起来，学问的意义毕竟比政治更久远。

今天闻余英时之逝世，也觉震惊。但愿，学术比政治更长久。

---

  ao-yi-hen-shuang 网友的相关建议: 
      

学术成就确实可观之，但是风骨之类的还是最好不必了。

发个台湾老党外的评论：

（陈真本名陈兴正，台湾省台南市人，知名精神科医师、党外运动人士、519绿色行动成员，剑桥大学科学哲学系博士，曾是民进党创党党员）

（519绿色行动即上世纪八十年代台湾党外人士串联游行要求解严的运动）

---

鸣谢 @在海的那边 爬到了原文原版

（版中央五学要素）

顺带一提，过度掺和现实政治简直是岛内史学家人设崩塌的最常见导火索。另一个绝妙的例子可能就是罄竹难书的三只小猪杜正胜了。

余英时先生的学术成就，我是没有资格评价的。

但是余英时是近代极少数有士大夫风骨的知识分子是毫无疑问的。

这里我不想讨论余英时先生政治立场的对错，但是他一直坚持鲜明的政治立场，对各种拉拢和利诱毫不妥协的风骨是值得所有自诩知识分子的人学习的。

一以贯之，知易行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