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最近部分网络舆论存在支持塔利班的倾向？ 第2页

“塔利班按照伊斯兰教法尊重妇女和少数民族的权利和言论自由”

事实上对于古兰经的解释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存在巨大争议的话题，从宗教的排他性来看即便是最温和的政教合一的国家也很难保障“异教徒”的信仰自由（因为政教合一的国家往往将教义作为国家立法/行政的根基）至于伊斯兰教法对于女性的尊重就需要就伊斯兰教法进行研究，如果塔利班真的严格遵守伊斯兰教法（沙里亚法典）那我觉得大可不必对塔利班抱有太大的期望，因为在严格的沙里亚法统治之下民众没有宗教、言论、思想、艺术表达、新闻的自由，同时沙里亚法典对于男性穆斯林与妇女、非穆斯林使用两套不同的法律，而且沙里亚法典诸如：妇女不享有权利、可以殴打妇女、非穆斯林属于第三等级等一系列条文已经很难与“尊重妇女”挂钩了，而且沙里亚法典是不被认为有解释性的硬性条文。阿富汗以哈乃斐学派这是主要的教法学派，相对而言要宽容一些，但是对于塔利班这种有宗教极端主义前科的组织而言我很难相信他的承诺究竟有什么意义

甚至我听起来就像是“纳粹按照纳粹德国法律尊重犹太人和吉卜赛人的权利和言论自由”（我并没有把伊斯兰教教法贬低成纳粹德国法律的意思）

“喀布尔女孩子明天起就不能穿成这样到集市来了。塔利班就要来了，今天是你们在集市上开心购物的最后一天，所以抓住机会尽情玩吧。”

诅咒那些睁眼说瞎话的法西斯败类

崇拜塔利班者绝后，支持塔利班者绝后，美化塔利班者绝后。

洗白塔利班者的母亲姐妹媳妇请自觉穿上罩袍（割礼）做你们的心目中英雄的新娘！

内战不休 1992～1993年

能够回到喀布尔我感到很高兴，并迫不及待地想恢复以前的生活。只是，现在战争全面爆发，我以前的生活秩序被完全打乱了。 我们依旧住在马克洛里安区哥哥家里。马克洛里安翻译过来大意是“居住空间”，那里的公寓是苏联人用最先进的科技建成的，比如中央热水供应系统可以同时满足十几幢楼的人使用，每幢楼有50套房子。马克洛里安区的房子虽然几经炮火，但至今屹然挺立，足见苏联人的建筑质量之高，就连热水供应系统仍然能正常工作。如今，这个小区的房子很抢手，人人都想在那里安家。

我终于能够继续在喀布尔上我的英语课了。这些课程非常重要，我舍不得放弃。为了上这门课，我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走上危险的大街。街道现在已经成了战场，游击队的领导和他们的部下为了争夺权力展开了殊死搏斗。

喀布尔被分割成好几块势力范围，中央部分、海尔汗纳、马克洛里安、王宫周边由游击队政府掌控。时任总统布尔汉努丁·拉巴尼来自巴达赫尚省，曾经是一名将军，跟我家交情很深，所以我兄弟在内政部的位置比较高。有“潘杰希尔之狮”之称的艾哈迈德·沙阿·马苏德是国防部长。

喀布尔的西部由一个名叫马扎里的人控制着，他是哈扎拉族的首领。（哈扎拉人据说是成吉思汗的直系后裔，外表明显带有蒙古人的特征：圆圆的脸，大大的杏核眼。他们是什叶派伊斯兰教徒，属于少数派，占绝对多数的是逊尼派穆斯林。）在喀布尔远郊有一个叫帕格曼的地方，由赛义夫和他的手下掌控。还有一个地区则被乌兹别克族首领阿卜杜勒·拉希德·多斯顿控制，此人是出了名的恐怖分子。城墙之外朝南方向，是希兹布族首领古勒卜丁·希克马蒂亚尔的地盘。还有一个希兹布伊斯兰教首领阿卜杜勒·萨布尔·法里德·柯西斯塔尼担任总理。

在抵抗苏联人时，他们结成联盟——即北方盟军，因为大多数人来自阿富汗北部地区，并组成了一个联合政府，但现在他们却为了夺权而互相厮杀。随着国内战争的升级，临时的忠诚就像天气随时发生着变化。 反对游击队政府最强烈的要数希克马蒂亚尔，他不满在政府中的地位，企图攫取更大的权力和资格。每天，他的士兵在喀布尔边上的军事高地发射几十枚火箭弹，火箭弹落到集市、学校、医院、花园里，每天都有几十人死伤。有时候形势一夜之间发生逆转，前一秒还支持政府的士兵转眼之间就掉转枪口，开始厮杀。几天之中，成百上千的平民因此而丧命，而这群人很可能在全国电视台上宣布这样的互相残杀是个误会，现在他们又开始支持共同政府了。公众根本无法预料接下来的一天会发生什么，或许我们的领导人也想不到。

从家里到我学英语的地方本来不远，坐车很快就到，但要经过好几个战斗最激烈的战场。有些小区我可以绕开，但有些相当危险的地区却是不得不经过的。我的路线绕来绕去，极其复杂，而且经常要根据某一政治集团是否占上风而改变，因此从街上的行人那里获取情报对我选择合适的路线至关重要。 持枪的士兵一队又一队在街上走过，除此之外，你还得提防狙击手，他们的子弹可是不长眼的。步枪一响，一颗子弹“砰”的一声，就有一个可怜的生命扑倒在地；绝望地出来找食物、找水、寻药的人也有可能就此死亡。重要的十字路口和破旧的房子里常常都被架上了机枪，位置是精心挑选的，既可以隐蔽自己，又可以获得最大的火力面积，总之是尽可能让对方暴露在枪口之下。你最多只能瞥见他们的头部，那还是躲在废墟里，被障碍物遮掩着的。其实大家都知道，他们无时无刻不在透过准星监视着所有人的一举一动。车子最容易引起注意，也是最致命的，但无论如何，它还是最快最安全的出行方式。好几次，我坐的出租车都成了炮火的目标。

有些路段是指挥官们袭击的目标，侦查员每当见到车子经过，就发出信号，指挥官只需下令开火，汽车、卡车或者坦克就被炸上天。我记得有一次火箭弹从一条街道上朝我们射来，好在我们的头顶刚好有一棵树，树枝就像一只手，专门等着去接发射物。火箭弹撞上树枝后爆炸了，街上顷刻之间全是弹片和折断的碎木，我们加速前进，很快逃出了火力范围。要不是那棵树，火箭弹早就将薄脆的车子炸得粉碎，我和司机也肯定是同样的下场。 很少有司机愿意为了挣那么点儿微薄的车钱而冒性命危险，那些不怕死的往往都是迫不得已，因为不出去开车就有饿死之虞。不出车，他们的家人就没得吃，那是必死无疑的，冒着枪林弹雨开出租车起码还有一丝活下来的希望。正因如此，我常常打不到出租车，只好步行去上学。我从一个隐蔽处飞快地跑到另一个隐蔽处，避开我所知道的枪手的藏身之处，祈祷自己不要踏入陌生的路径。 放学后，我还得摸黑走回家去。有时甚至要走上两个小时。夜里在街上走动极其危险，尤其是一个单独行走的女孩。除了子弹和火箭弹，我还有可能遭到强奸。夜幕降临后，开枪就变得很难预料。黑暗中，枪手因为紧张，手指头扣扳机扣得会比白天更紧。只要一发出响亮的脚步声或者是在废墟中绊了一跤，就会招来一连串的子弹。

母亲常常穿着蒙面长袍，在公寓楼下紧张地为我放哨，等候我回去。她会小心地透过夜色四下观望，偶尔一声枪响都会把她的心吓得几乎要跳出胸膛。想到女儿要穿过战区回家，她一定非常担惊受怕。看到我安全回家，她放下心来的表情是很明显的，但她从来不会通过拥抱我的方式表达出来。相反，她会马上责备我一通，把手放到我后背推我上楼梯，一直推到安全地带。一路上，她总要埋怨：“就算这些英语课程能让你当上这个国家的总统，我也不在乎。我不希望你当总统，我只希望你能好好活着。”我的兄弟姐妹们也不喜欢我这样冒着生命危险去上课，但从来没说得这么直接。他们向母亲唠叨，让她阻止我去上课，他们无法理解为什么她愿意让我夜复一夜地冒这个险。 但是，只要我能去学校，母亲就算把自己的头置于机关枪下都在所不惜。尽管目不识丁，她人却非常聪明，看到我接受教育，她仿佛也跟着受了教育。她打心底里喜欢跟我聊课堂，而且她对我的爱从来不曾动摇过。她没有听从我兄弟姐妹们的请求和唠叨，只是一笑置之。

到了这时，整个城市都变成了战区。我们附近的小区就是战斗最激烈的地方，听说每晚都有好几百平民死于战火。炮火声响彻城市上空，在寂静的夜里，这种声音回荡在环绕喀布尔的群山里，像一个幽灵，在这座城市里徘徊，见证着这里发生的种种恐怖事件。 火箭弹是再平常不过的了，它不长眼睛，想落到哪里就落到哪里。有时摧毁的是一间民房，将住在里面的平民压在土墙之下；有时是一家商店或者一所学校，抑或一群在集市的摊子旁买菜的妇女。火箭弹飞过上空，你会听到嗖嗖声，然后突然停止，几秒钟后，火箭弹就掉下来，开始爆炸。你根本不知道它会落在哪里，落到谁身上。

对阿富汗妇女来说，她们不仅要面对死亡，更糟糕的是还要面对性暴力威胁。我的朋友纳希德的悲惨故事就印证了这一点。纳希德18岁，住在我们附近的一间公寓里。一天夜里，几个枪手突然闯进她家，显然是想强奸或者绑架她。为了免受这样的凌辱，她从五层楼高的窗户跳了下去，当场毙命。 我们还听说在好几个案例中，女人的肢体被割去，甚至有乳房被切去的。在一个道德胜过一切的国家里，你很难相信人们会堕落到如此邪恶的地步。

对我来说，最悲伤的时刻莫过于理工大学遭到战火的袭击。这是苏联人创立的优秀高等学校，是当时他们创办的众多类似的教育机构中的一所。所有阿富汗人都希望苏联侵略者滚回去，但同时也感谢他们改善了基础设施，建造了大量的建筑。许多高中毕业生在这所理工大学学习过，苏联人撤回去之后，该大学依旧对外开放，培养了许多计算机科学、建筑、工程等方面的人才，艾哈迈德·沙阿·马苏德也是这里的毕业生。

我还很小的时候就渴望有朝一日能到这所学校学习，可是，这个梦想在理工大学被炸毁的那一天破灭了。那天晚些时候，战火渐渐平息了下来。我不知道谁会故意朝理工大学发射火箭弹，不知道他是否有意轰炸理工大学和它所代表的势力。没有人将大学作为基地，或许这不过是个意外，可结果是一样的。当火箭弹在图书馆边爆炸时，我震惊得倒吸了一口气。接着，就像是在看一部惊悚片，不想看恐怖场面，但没办法转移视线，我只能继续看着。只见浓烟慢慢退去，火势越来越旺，沿着刚炸开的口子不断蔓延。图书馆内是成千上万的书籍，它们曾经滋养过多少阿富汗的年轻人啊！这些书此刻成了燃料，把火越烧越旺。当然，消防队是肯定没有的，也没有人冲进去拯救可以改善国家、教育人民的知识。除了我，似乎也没有人关注过这场灭顶之灾，整晚我都站在那里看着，直到木然地上床睡觉，心里始终在牵挂着：那么多的文章、那么多文献以及学识，竟然就这么被付之一炬！同时我也有深深的愧疚，毕竟也有人被烧死，而我却只关心书。

对城市的中产阶级来说，内战似乎就是一个转折点。直到今天，大多数人还是选择袖手旁观、静观其变。选择永久离开就意味着留下房子任人洗劫。眼看内战没有任何结束的迹象，许多知识分子和专家纷纷逃往巴基斯坦，他们往车上装生活必需品——主要是衣服、证件、珠宝，趁着战斗息歇的间隙，踏上新生活的征程，前往国外安新家，至于前途，则是个未知数。由于大多数阿富汗人生活在大家庭里，所以通常是丈夫和妻子（或者妻子们）携着孩子，开车前往巴基斯坦。年迈的长辈或者远房亲戚留下来看家，勉强维持生计。 没有人谴责这些远走他乡的人们，许多留下来的人只要有机会也迟早会走。随着战事升级，离开似乎是个正确的选择。一天早上，米尔沙卡伊的一个朋友突然出现在家门口，很明显受到过惊吓。他刚从战斗最激烈的区域开车过来，坚持要我们马上跟他走，原来是我哥哥派他来接我们回马克洛里安的公寓。母亲拒绝回去，我哥哥的朋友再三请求她听从哥哥的意思，两人为此还吵了起来。可我母亲心意已决，她不能丢下儿子的坟墓，无人看顾，无论这个信使怎么说怎么做都无法改变她的决定。母亲就是这么倔犟，无论这里有多危险，她都要坚持住下来。

她当时是这么说也是这么做的，然而，几个小时之后传来的一个消息让她立刻改变了主意。母亲外出买菜时听到了一件事：前一天晚上，一群游击队员砸碎附近一所房子的房门，冲进去强奸了所有的妇女和女孩，那所房子离我们家只有几墙之隔。母亲倒不是担心自己的安危，她最关心的是我的贞洁和尊严。 在阿富汗文化里，强奸很受人鄙视，而在战争时期，这是再平常不过的罪行。强奸犯可能会被处死，而受害的妇女则要忍受很长一段时间的惩罚。她成了贱民，即使在家里也是遭到遗弃的。这些受害者常常像妓女一样被人唾弃，就好像她们做了什么事引起男人的攻击或者激起男人的欲望，在兽性的驱使下，这样的男人才失去了控制。没有哪个阿富汗男人会娶一个遭受过强奸的女人为妻，每个求婚男子都无一例外地要求新娘纯洁无瑕，他们才不管她遭到蹂躏时有多么凄惨、多么痛苦。

没走多久我们遇到了一个妇女，正朝我们跑来。她站在我们面前一动不动，歇斯底里地喊：“我的女儿啊，我的女儿啊！”听她的口音应该是哈扎拉人。 我吓得半天说不出话来，母亲问她发生了什么事，这个妇女难掩激动情绪，不住地摇头，蒙面长袍上的蓝色兜帽随着抽搐不停地抖动。泪水落到网眼上，形成一颗颗的小珠子，在阳光下闪闪发亮。几天前，她的房子在战争中被毁，她和女儿别无选择，只有逃亡。她们在一个什叶派清真寺避难，寺里还有大约150名死了丈夫或者遇上战火的妇女，跟她们一样也是出来逃难的。 她向我们讲述了清真寺被火箭弹击中、着火的全过程。我这才想起，自己曾经在父亲的房子里从远处目睹这幢建筑物被烧毁的过程。清真寺烧得很快，幸存者朝出口狂奔，但是，在浓烟、灰尘和尖叫声中，几十个人要么被踩踏，要么受不了浓烟和烈火而倒下。这个妇女还说，炸弹就落在她和女儿身边，混凝土和屋顶都被炸碎，母女俩被震得双脚离地，其他妇女和孩子吓得惊叫大哭，慌忙四处逃散。火焰上方发出的光芒一下子蹿得老高，一些妇女赶忙拉着自己的孩子往安全地带跑，不料踩在了别的孩子身上。找不到自己孩子的妇女发出刺耳的尖叫声，更增添了几分恐怖气氛。

这个妇女的女儿在墙上发现了一个炸开的洞，于是两人就从洞里爬出来，来到了安全的场所，并躲了整整一夜。第二天一早，她们来到一个游击队的哨卡时，已经是又累又饥渴，于是向游击队员乞求安全放行。妇女说，游击队指挥官同意给她放行，但她很小心：先是让女儿藏到一个安全的地方，自己一个人走到哨卡。等士兵告诉她可以走了，她才让女儿出来。于是，她女儿就出来跟她一起走。 游击队员等的就是这一刻。他们抓住她女儿，接着，一个指挥官把她拖进一个钢铁集装箱，那是他在野外的办公室。接着就把她按倒在桌子上，当着她母亲的面施暴。在蹂躏的过程中，女孩尖叫着求母亲帮忙，可是她被其他几个士兵拦着，只好眼睁睁地看着女儿受欺辱。 有些游击队员强奸了女子之后不用承担任何罪责，这才是女性最担心的。在这起强暴事件中，士兵们或许找到了某些借口——那就是被害人是哈扎拉族人。曾经发生过好几个案子，受害的都是哈扎拉女子，要么被强奸，要么被割去乳房。逊尼派伊斯兰教是世界上15亿伊斯兰教徒的主要教派，说到逊尼派伊斯兰教与其他伊斯兰教派的主要区别，就不得不提一个历史性大争议，那就是关于先知穆罕默德的真正继承人之争。逊尼派认为，最早的四个伊斯兰教主，也就是精神领袖，才是真正的继承人，而什叶派认为先知的堂弟及女婿阿里·本·阿比·塔利卜才是合法的继承人。这一分歧自伊斯兰教诞生之日起就存在了，随着历史的进展，这个争议是世界上所有宗教争议中最激烈、最容易引发血腥暴力的一个。内战时期，哈扎拉人经常遭到屠杀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后来，他们也成了塔利班屠杀的对象。塔利班把他们视做异教徒，直到今日，许多哈扎拉人依然认为其他民族轻视他们，认为自己低人一等。 等折磨完女孩之后，指挥官掏出枪，活活将她射杀，就像处置令人厌恶的东西一样，然后放走了可怜的母亲。

等这位妇女讲完经过，母亲愤怒得说不出一句话来，只是抓起她的手，用另一只手握紧我的手，开始狂奔。我们三个人手牵着手，穿过弹痕累累的街道，越过死尸，绕过被烧毁的汽车，进入一间破碎的屋子。 我们一直跑啊跑，担心会遇到危险，但是我们更担心的却是我们正试图努力要摆脱的。在拐弯的时候，我们终于见到了最大的救星——出租车

这一年夏尽秋来，我仿佛感觉到整个世界都开始对阿富汗失去了兴趣。苏联被击退，西方国家似乎很高兴，再没有比得知这个消息更令他们激动了。巴基斯坦和伊朗这两个邻国对接壤的阿富汗发生的一切饶有兴致，好多游击队首领都成了他们的代理人，在自己的国土上互相残杀。就在游击队员争权夺利、清算旧账、与邻国做肮脏交易的同时，一股新的力量在阿富汗各地蓬勃崛起，一场运动在阿富汗南部地区的教会学校里兴起，这股新力量被取名为塔利班。这股势力后来不仅震动了阿富汗，也震惊了全世界。

一个难忘的星期四

1996年

我永远忘不了塔利班进入喀布尔的那一天。那是九月的一个星期四，我刚从学校回来，待在家里学习。我的姐姐沙阿简想去买面包，我也想买双新鞋，于是我们俩下午就到集市逛街购物。

我穿上了最喜欢的短袍，还戴了彩色鲜艳的头巾。姐姐给我讲了个笑话，逗得我咯咯发笑。一个店家朝我们笑着说道：“喀布尔女孩子明天起就不能穿成这样到集市来了。塔利班就要来了，今天是你们在集市上开心购物的最后一天，所以抓住机会尽情玩吧。”他一边说一边笑，碧绿的眼睛周围起了皱纹。我只当他是开玩笑，尽管如此，他的话还是让我很生气。我严厉地瞪了他一眼，告诉他，还是带着这个愿望进坟墓吧，这样的事根本不可能发生。

我对塔利班并不是很清楚，只知道他们是宗教学生，曾经发起了一场政治运动，我们当时还不知道他们代表谁的利益。在抵御苏联入侵的岁月里，阿富汗游击队吸纳了成千上万的阿拉伯人、巴基斯坦人以及车臣战士。美国、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等国资助他们，为的就是抗击苏联军队。这些国家之所以帮助我们是因为他们都有既得利益和政治目的。起初，这些外来的游击队士兵很受欢迎，但他们在加盟的同时也带来了宗教激进主义思想，也就是瓦哈比派教义，令当时的阿富汗耳目一新。瓦哈比派起源于沙特阿拉伯，是逊尼派伊斯兰教中特别保守的一支。在巴基斯坦和阿富汗边境地带，伊斯兰宗教学校促进了瓦哈比教义向阿富汗年轻人的传播。这些人中有许多还是小孩，还有许多人是饱受战争创伤的脆弱难民。

在那些日子里，关于这些人的谣言满天飞。一些喀布尔人把塔利班奉为天使，而另一些人则认为他们是换了一副面孔的共产分子。不管他们是谁，我不相信他们或者别的什么力量已经将游击队击垮。要知道，游击队曾经打败了苏联红军，就凭几个学生怎么可能将他们击垮？说塔利班第二天就要接管我所在的这家商店，简直太荒唐。

我开始认为塔利班和游击队之间并没有什么本质区别。小时候，我非常害怕游击队员。现在，我已经是一名大学生，却又对塔利班心存恐惧。在我看来，他们都不过是拿着枪的士兵，只知道打仗，不知道坐下来谈判的武夫。我讨厌他们。 那天晚上，我们从英国广播电台里听到惊天消息。我们整整听了一个晚上，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据英国广播电台报道，艾哈迈德·沙阿·马苏德的军队已经从喀布尔撤出，退至潘杰希尔峡谷根据地。我仍旧不能接受这是败退，因为马苏德惯用撤退战略。我天真地以为他在第二天早餐之前一定打回来，恢复和平，支持政府。大多数喀布尔人也跟我想的差不多。 这时，我家前门突然打开，高级警官米尔沙卡伊哥哥神色紧张地走了进来。他慌慌张张地说，时间不多了，还让嫂子马上收拾行李。原来，他跟许多政府官员一样，准备马上逃往潘杰希尔峡谷马苏德的根据地去。

事情来得太突然，我们几乎不相信是真的。哥哥刚出门，姐姐就倒了一脸盆水。这是我们的文化习俗：如果水朝着出门的人流去，那么他很快就会回来。 米尔沙卡伊走了之后，我们几个女人围着收音机仔细听。最新的报道称拉巴尼总统和他的部长们也逃亡了，他们先是乘飞机前往潘杰希尔，然后回到拉巴尼的故乡巴达赫尚省。接着又有报道说，前总统纳吉布拉遇害了，他曾经被视为苏联政府的傀儡和共产的坚定支持者。纳吉布拉本来已经得到联合国的庇护，但是，随着游击队政府的垮台，马苏德曾经前去会见他，提出要带他回到潘杰希尔峡谷。纳吉布拉不再信任游击队，也不相信塔利班，甚至担心会遭到游击队设圈套陷害。或许在他那样的位置有这样的想法是可以理解的，但在关键时刻不相信马苏德是他犯的致命的错误。马苏德撤退几个小时之后，纳吉布拉就遇害了。

当晚八点左右，喷气式飞机在我们头顶飞来飞去。家里人揶揄我说：“即使外面战火纷飞，法齐娅也能埋头看书。”我并不是很喜欢拉巴尼政府，但至少它是个政府，其制度体系也还算完备。可是现在，像我哥哥这样的高级官员也弃岗逃跑，看到这些领导人这么轻易放弃，我真的难掩内心的愤怒。 那一晚我们几乎没睡，守着收音机，密切关注国家的形势。第二天早上六点钟，我朝窗外望去，看见所有人都戴上了白色祈祷帽。于是，我赶紧拉上窗帘，回到书房，真想把这样的世界挡在外面。喀布尔的这种景象让我无法理解。

接着，谣言又开始满天飞。那天是星期五，正是祷告日。报道说塔利班强迫人们去清真寺，不去就要挨打。到了这一刻，我们终于明白了，他们既不是共产者，也不是拯救天使。那他们是谁呢？他们是我们阿富汗历史上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恐怖。很显然，他们是一股奇怪的势力，不受阿富汗控制。他们做事那么极端，也不可能受阿富汗控制。

我们了解到，纳吉布拉被塔利班从避难的联合国大厦里强行逼出来。他们对联合国大院进行地毯式搜索，拖出纳吉布拉，直接处死。他们把他和他弟弟的尸体挂到繁忙的大街上示众，整整挂了三天，直到尸体开始变黄、膨胀。人们开车经过，不敢作声，更没有人胆敢把尸体取下。 接着，他们洗劫了博物馆，毁坏成千上万的阿富汗历史文物——年代久远的佛像、昆旦装饰品、亚历山大大帝时代的饮食器具、早期伊斯兰教国王时期的文物。这帮人是在以真主的名义破坏我们的历史。

当他们炸毁巴米扬大佛的时候，才引起了全世界人们的注意。这些古代石像被公认为世界的一大奇迹，于公元六世纪在偏僻的巴米扬地区建造。当时阿富汗处于贵霜帝国统治时期，几个皇帝大力支持艺术发展，那个时期伊斯兰教还没传入阿富汗。这些大佛不仅是阿富汗文明史上重要的作品，也是我们宗教多样化的最好见证，同时也能反映哈扎拉民族在巴米扬地区的生活面貌。这么多年来，这些佛像不知吸引了多少全球各地和阿富汗的游客，也因此促成了旅游业的发展。这本来是一个贫穷的省份，多亏了旅游业，当地人民才有了最重要的收入来源。 在全世界各国电视台播放的恐怖悲惨画面上，观众可以看到塔利班用火箭和重型火炮炸毁佛像，直到这些巨大的历史遗迹灰飞烟灭。

接着，塔利班开始摧毁人民的思想。他们烧掉学校和大学教学楼，烧毁书本，封了文献资料。我刚刚开始学习心爱的医学课程，那个周末我本该参加考试的，还精心准备过。但后来得到消息说不用去了，因为医学院已经关门了。女性已经不被允许在大学里学习医学，更别提当医生了。

顷刻之间，喀布尔人习以为常的生活都不见了。即使是在以前的战争期间，小型娱乐活动，比如在集市上邀几个朋友喝喝茶、听听音乐或者收音机，或者更大一些的活动，比如婚礼，都还是有可能的。但是，在塔利班的统治之下，这些活动一夜之间消失了。和世界上大多数文化相同，在我们的文化里，婚礼要邀请整个家族和所有朋友参加。传统的阿富汗婚礼场面宏大，人数从五百到五千的都有。开一家婚礼大厅或酒店相当赚钱，最上档次的可以开出很高的价钱，预先支付两三万美元作为整个婚礼的费用是很平常的事。

塔利班执政的第一个周末就禁止在任何公开场合举办婚礼，成百上千的新人们只好取消了婚礼。这不仅意味着他们不能庆祝大喜的日子，而且他们的家庭还要损失一大笔定金。对一个女孩来说，那梦寐以求的婚礼就这样化为泡影。战争本来就使得经济陷入瘫痪，让百姓处于苦苦挣扎的境地，现在这么一折腾，简直就是雪上加霜。塔利班还下令人们只准在家里举行婚礼，不准邀请客人，不准播放音乐，不准有娱乐活动。原本打算纪念结婚周年的夫妻看来只能纪念塔利班的严厉统治了，对夫妻们来说，他们期盼的不是结婚日，而是要留下一点儿能够让他们老了还能铭记的聚会。 当然，很多人试图挑战禁令。有些高傲的父亲不想让这股新势力搅和如此隆重的好日子，坚持让婚礼照常进行。一些酒店老板也无视新规，照常营业。塔利班士兵裹着头巾，开着卡车，扛着枪，拿着鞭子，到处转悠。一听到婚礼音乐，马上冲进会场，将其洗劫一空。所谓的拯救天使就这样成了暴力先锋。他们闯入婚礼大厅，大声咆哮，砸烂扩音器，拿出摄像机里的带子，将胶片撕得粉碎。他们还将人打晕，当着新娘的面打新郎，将年迈的老人打倒在地，看得客人们心惊胆战。我时不时听到类似的事，但仍然不相信是真的。看来我是在自欺欺人。

第二天，我的姐姐像往常一样穿着蒙面长袍到市场去买菜，回来之后她泪流满面。原来，她看到塔利班分子将所有没穿蒙面长袍，只戴头巾的妇女毒打了一顿。我听了大为震惊，因为我就是像她们那样穿的。 姐姐一边啜泣一边对我说，她看到一对夫妻推着自行车在街上走，车上装满了购物袋。妻子的穿着不是现代牛仔裤，也不是裙子，而是传统服饰夏尔瓦克米兹，头上还戴了一条大头巾。两人边走边聊的时候，塔利班分子突然走了过来，从背后袭击那女人。三个塔利班分子用鞭子拼命地在她脑袋周围抽打，很快她就被打得匍匐在地。当三人开始打她丈夫时，他竟然否认刚才那女人是他妻子。为了自保，那男人竟然当场休妻。 一个阿富汗男人竟然这么容易就离弃自己的妻子，真是叫人不可思议。在阿富汗传统文化中，男人为了保护妻子和家人可以奋战到死，但是，在塔利班的恐怖压力和邪恶行径下，阿富汗的许多男人变质了。一些曾经品行良好的丈夫开始动摇了，因为恐惧或者从众心理，他们竟然接受了这种扭曲的意识形态。 接下来的那一个星期我哪里都没去。电视被禁了，国家广播电台也被塔利班接管，被用做政治宣传。即使那些又老又丑，不化妆的，游击队员喜欢的女主持人，也统统被替换掉了。一名广受欢迎的男主播在一次节目中因为对塔利班指挥官之死的新闻用错了一个词，被挑了脚筋，关在集装箱里三天，没吃没喝。当时，他因为紧张，本该用“悲惨的”来描述指挥官之死，却误用了“快乐的”——试想一下，好几个士兵拿着鞭子站在你身后监视着你直播，你能不紧张吗？谁没有紧张的时候呢？ 所谓的新闻其实就是政治宣传，我听都不要听。真希望有真实新闻，能够将我与外界联系起来。没了真新闻我仿佛就在坐牢，然而，邻里之间互相传递的秘密新闻却是无法禁绝的，而从这种途径听到的故事一个赛一个恐怖。 喀布尔之外的战争仍未平息，位于潘杰希尔基地与喀布尔城之间的舒马里平原现在成了战争最前线。大多数人仍然以为马苏德的部队能够杀回来，人们不大相信塔利班的势力能够维持长久。我唯一能够和其他女孩子闲聊的地方是公寓里的公用阳台，那个时候我正在打扫卫生，可以和她们搭讪。从阳台上看下去，我还能看到其他公寓里的女孩子。年轻漂亮的女孩被剥夺了最基本的权利，不能呼吸新鲜空气，不能感受阳光的温暖，因为一听到塔利班分子的声音，她们立刻溜进屋子，一刻也不敢多留。

就连男人也没几个敢外出，更别说女人了。敢出去的是穿蓝色羽毛球状蒙面长袍的妇女。如今，这种蓝色衣服成了阿富汗妇女的制服。她们只能默默地小心翼翼地在街上走，想购物也得尽快，以便安全回家。人们不敢彼此交谈，店主把袋子交给顾客，也不说话；妇女们接过袋子，头也不敢抬，目光都不敢跟店主接触。塔利班的皮卡时不时开过来，车上的喇叭广播着宗教教条，车里面的人目光凶狠地朝外面看，寻找新的下手目标。我以为看遍了所有形式的恐怖，但这样的恐怖还是第一次，它令我的内心感到冰冷、绝望，还有一丝愤懑。是的，我心中堆积了愤懑。在那之后，我足足有两个月不敢离家半步。

自从第一批塔利班分子控制喀布尔以来，我们都没有收到米尔沙卡伊哥哥的任何消息。许多前游击队员和政府官员也都像他一样携着家眷逃亡。舒马里平原和潘杰希尔峡谷，这两个地处喀布尔北部省份的地方，现在成了激烈的战场，但仍然处于马苏德的控制之下。逃亡的不只是马苏德的部下，其他人，包括大学教授、医生，也都跟着逃亡了。他们带上能够带的——几件衣服、珠宝、食品，装上车，离开城里，留下了曾经辛辛苦苦挣得的一切。他们几个星期前或许还在庆祝自己运气好，房子没有遭受战火损毁，现在却将大门一锁，再也不愿回头看。 并非所有人都能安全到达目的地，我们听说有好些汽车遭到洗劫，本来就不多的家产被夺走，妇女项上的金项链被扯走，耳环也被摘下。那帮人就是一群趁火打劫的罪犯。当逃亡的人们来到边境线，以为国界的另一侧相对安全些的时候，许多人却被杀害了，他们的车子要么被火箭弹击中，要么被流弹摧毁。

战争已经正式告一段落，世界也开始照常前进。冷战结束了，强大的苏联解体了。阿富汗对苏联的战争也不再与西方国家有关系，晚间国际新闻也不再有这方面的消息。我们的内战结束了，全世界也都认为塔利班现在是我们的政府。阿富汗发生的事成了明日黄花。新闻媒体的头条头版已经被其他悲剧事件所取代。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悲剧走到了尽头，在很多方面这其实只是个开始。接下来的几年里，世界遗忘了我们，而这几年恰恰也是阿富汗最凄凉的时期，是最需要帮助的阶段。

一场塔利班式的婚礼

1997年

每个女孩都憧憬婚礼，我也不例外。 我一直认为生活就是一系列重要时刻的集合，这些重要时刻决定了我们的个体特征。我们都会珍惜生命中的重要时刻，无论它是一场欢乐的派对、雨后花草的一阵清香、河边的一次野炊、大学的毕业典礼、和爱人谈笑风生的一个良宵，抑或是宝贝孩子的出生。

新娘选择婚纱的日子就是这样的重要时刻。可是，那天我穿上蒙面长袍去集市的时候，却感觉自己像个行走的幽灵。 由于我是家中最小的女儿，我姐姐和母亲老早就讨论过我会有一场怎样的婚礼。几年来，她们一直在谈论不休，从我穿什么样的婚纱，到梳什么样的发型，再到酒桌上的菜品。战争爆发之前，我们家相对富裕，所以大家都认为我的婚礼会很有排场，四面八方的宾客云集。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我从来没想过这样的排场，但是，真的到了自己快结婚的时候，我是多么希望有这么一天啊。此刻，我什么也不想听，只想听母亲再一次讨论她对我的婚礼的计划。失去她依然是我心中无法弥补的伤痛。

还有一件事我从来没想过的，就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天竟然会在塔利班的统治之下度过。因为他们的统治，婚礼上不能播放音乐，不能拍录像，不能跳舞。所有的饭店和婚宴大厅都关闭了，欢庆仪式也遭到禁止。我想，所有的女人，无论她生活在世界的哪个角落，都希望自己的婚礼举办得完美无缺。这听起来像是少女的口吻，有点儿傻气，但是在婚礼之前的几个晚上，我伤心地哭了，为失去母亲而哭，为失去当个漂亮新娘的机会而哭。

尽管当局立法强迫妇女穿蒙面长袍，我还是一百个不情愿去买件新的。每当不得不出门时，我就穿上母亲生前穿的那件。她的蒙面长袍比起如今常见的在巴基斯坦设计并大批量生产的蓝色便宜货漂亮许多。在母亲那个时代，妇女们视长袍为身份，母亲有一件与她权贵之妻身份极其相称的长袍。这是一件深蓝色丝绸长袍，浅浅的折痕随着她的步伐发出柔和的沙沙声。遮脸部分是一层银色细网纹，眼睛刚好可以从这里透视。长袍脏了，母亲会交给一个专业洗衣工，将每一个折痕用蒸汽熨斗熨平整。对她而言，拥有这件长袍是值得骄傲的事。可是，对我来说却是一大耻辱。即使我结婚了，穿的还是母亲的蒙面长袍，可如果我不得不穿一件，那么至少这件长袍应该能够让我回想起母亲来。

出门购物的那天，我由未婚夫陪伴。这是好几个月来我第一次跟他重逢，上一次我正面看到他的脸的时候是在大学里，当时塔利班还没掌权。那天他来普勒胡姆里找我哥哥确定婚事时，我躲在窗帘后面只看到他的后脑勺。在大学的时候，游击队还控制着时局，他刚长出的胡须修剪得整整齐齐。但是，在塔利班的统治之下，他的头发和胡须都蓄长了，看起来也不那么英俊了。透过讨厌的蒙面长袍，我不停地偷看他的胡子，长在他脸上真叫人不喜欢。我再一次深深感受到阿富汗在倒退，谈不上有任何进步，唯有文盲统治下的黑暗。

塔利班这时开始实行一项新规：任何女性外出，无论出于何种原因，必须有一个与其有亲戚关系的男性陪伴。这条规定与其他规定一样，不是阿富汗文化，倒是更像阿拉伯文化，我祖母那一代的女性才不单独外出。随着时代的发展，这一传统在阿富汗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正如任何其他文化的自然进程一样。可如今，塔利塔利班在市内到处设置关卡。如果他们拦下你的车，就会盘问个不停，要你说出自己的名字，你父亲的名字和亲戚的名字，问题多得数不胜数，直到他们认为男的跟女的确实不是朋友而是亲戚关系时为止。

“恶习与美德部”就是负责执行这些政策的，而且尤其喜欢毒打妇女。在婚礼集市上，他们打的就是像我一样去买礼服的女子。有一个女孩子穿了白色的裤子，或许她不知道穿白色是禁令，或许她没受过教育，或许是太害怕了，而不敢出来，一直躲到今天的缘故。不管是什么原因，总之，我听到一个阿拉伯人朝她大声叫喊（这时很多阿拉伯士兵加入塔利班组织，并居住在喀布尔）。几名士兵拿着一根橡胶鞭，把女孩按倒在地，抽打她的双腿，女孩疼得号啕大哭。我不忍看，转过脸去，咬紧了嘴唇，都咬出血来了。这样的不公平令我义愤填膺，而我却无能为力。

“恶习与美德部”的汽车声我永远都忘不了。这种车往往是海拉克斯牌的皮卡，走街串巷，上面载着读《古兰经》的祈祷人，通过扩音器大声宣传。一听到这种车子的声音，在户外的女人们马上找地方躲起来。即使是最微小的错误或者一丝的不端行为，只要被塔利班发现，你就会遭到毒打。有时候，他们甚至就看着你，然后无缘无故用鞭子打你。有一天，我看见一个女孩子被打，她的母亲和姐姐见状就扑了上去，试图保护她。塔利班就把三个人按在一起打。这真是疯狂至极的一幕。

那天我们一行四人外出：我嫂子、我未婚夫、他的姐姐和我。幸运的是塔利班分子没理睬我们。我们买了婚戒，至少也得有个能从中获取一点儿小小的快乐回忆的物件吧。我敢说，哈米德透过蒙面长袍的网眼一定看到我开心的笑容，当时他正为婚戒付钱。由于婚礼活动管得甚严，集市上大多数的服装店都没进新货，东西少得可怜，我只好用心慢慢寻找。我一直想拥有一件蓬袖礼服，可如今裸露手臂也被禁止了。

在婚礼上，阿富汗的新娘通常先后换三四次礼服，每次的颜色均有不同，代表的意义也不一样。在“海娜之夜”，我选的礼服是浅绿色的。在“尼卡”环节，也就是仪式的第一部分，新娘常常穿深绿色的衣服，但我想与众不同，所以就选了粉红色。这是一种带有玫瑰色的粉红，它代表的是一种欢乐的色彩，在塔利班的灰色统治里抗争出一丝亮丽，光看着这粉红色的礼服就让我精神振奋。“尼卡”环节之后新娘再换一次礼服，进入接待晚会环节。通常在这个环节里，新娘穿的婚纱是白色的连衣裙和面纱，与西方国家新娘的穿着类似。

如果是在正常时期，我的婚礼场面可以按照传统想办多大就多大。不但亲戚、朋友，还有政治上的同盟、支持者、巴达赫尚省的老乡都会受到邀请。在我们的文化里，尤其是像我们这样的政治之家，婚礼兼具大型社交功能。可是，由于眼下婚礼宴会厅关门了，我们没地方举办大型宴会。再说，战争时期，我们的经济条件也大打折扣，我怀疑是否还能办得起那么大的婚礼。即便如此，我家还是邀请了1000人来参加我的婚礼，到后来，真正到场的来宾接近1500人。

阿富汗的婚礼一般也遵循严格的隔离制度。女人和孩子在一侧，男子在另一侧。如果在一个婚礼宴会厅里举行，这就意味着要么给男性女性各自单独一个房间，要么就在大厅中央用大窗帘布隔开。我们的解决办法是将婚礼放在两栋房子举行：一栋是我哥哥的房子，另一栋是邻居家的。婚礼前夕，我们举办了传统的海娜仪式。按规矩，新娘的双手要涂上海娜墨水，我们是去美容店做这件事的。本来我很喜欢去这种美容店，但在这样的特殊时期我真提不起一点儿兴致。这场婚礼，无论是礼服的质量还是我的发型，都不是我自己的选择，也不是我所期望的。我已经尽了力，但在内心里总觉得很粗糙，顶多算凑合。

海娜仪式持续了大半个晚上。通常这一仪式在婚礼前几天举行，以便新娘有几天的休息时间来准备婚礼，我们没得选择，只好在婚礼前夕举行。几个女子围成一圈，击着“戴拉”（一种类似鼓的乐器），唱着歌。到了第二天早上，我已经累得没有一点儿力气。但说实话，即使“海娜之夜”提前一个星期举行，我在婚礼前夕也一定彻夜难眠。 我的婚礼既甜蜜又痛苦。母亲已经归西，健在的姐姐们分散在全国各地，不能前来参加婚礼。曾经刚生下我来就想让我死掉的母亲，这么多年来干得那么辛苦为的就是我能有个好归宿，在病榻上，趁弥留之际给我挑个好丈夫的母亲，竟然不能参加我的婚礼。准备婚礼的时候，没有她在场握着我的手，对我说鼓励的话语，真的比走在滚烫的钉板上还令人心痛。

早上六点，发型师用卷发器给我卷发。她嘴里不停地发出啧啧的叹息，说我面色很憔悴，应该多睡一会儿。坐在椅子上我都快睡着了，一直睡到十点半，然后才开始化妆。发型师看到我这副模样，依旧用啧啧声对我表示同情。照了镜子之后我才意识到她说得一点儿没错，我确实很难看，黑眼圈，满脸痘痘。还有一件令我异常失望的事就是，我本来打算偷偷地用录像机或者让专业的摄影师将婚礼全程拍摄下来，虽然塔利班禁止人们录像，但一些录像从业人员愿意冒险，只是服务价格比以往贵两倍，因为他们要承担很大的风险。可是，我哥哥不允许我这么做。他的一些老朋友在政府部门地位卑微，他就怕这些人会向塔利班当局告发我。所以，我的婚礼没留下任何形式的纪念，只有几张朋友们用自己的照相机偷偷拍的粗粒快照相。 婚礼上的很多人我不认识。来宾中很多是我哥哥的朋友或者他们的妻子，还有他的同事。我开始有点儿生气，心想，他们是不是为了吃免费大餐而来呢？很显然，他们不是真正为了向我道喜而来的。

婚礼中的宗教仪式部分是由一位毛拉主持的。哈米德、我，还有两位证婚人被带到一个单独的房间。那天，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我第一次哭了起来，当然那绝不是最后一次。结果可想而知，我所化的妆——那天唯一令我看起来显得迷人一些的东西，开始顺着脸颊滑落。我忘情地抹了抹眼睛，自然而然地把睫毛膏抹到了粉红色的礼服上来。幸运的是，仪式结束之后，我就换上了白色长袍。在花边袖子和长长的网纱之下，我觉得自己稍微漂亮了些。

当晚迟些时候，按照传统，家中的长者，要么父亲要么兄长，要拿一些布，包一些糖和布料，绑到新娘的一只手腕上，这象征着新娘将被送往新郎的家。这是一个感人的场面。米尔沙卡伊拿着饰带往我手腕上绑糖果的时候，我又哭了，他竟然也跟着哭了起来。于是，我们兄妹俩就相拥而泣。我们哭并不是出于仪式的需要，而是为那么多理应在场却不能在场的人而哭：母亲、穆基姆、父亲。我们为大家庭失去的一切——失去的身份和地位，失去的家园和生活方式而哭泣。在这短短的几分钟私人时间里，兄长和我相拥，默默哭泣，深深体会到失落的苦楚，继续前行的喜乐，生活变故的苦痛。到了后来，他止住了哭泣，说了一句“来，法齐娅宝贝”，然后摸了摸我的鼻尖，微笑着将我领出房间。

战争时期怀孕保胎谈何容易。阿富汗是世界上产妇死亡率和婴儿死亡率最高的国家，医疗资源匮乏，再加上文化保守，大家都不愿意公开谈论妇科和儿科医疗，导致医生非常难找，而仅有的几个医生往往又没受过多少正规训练。一般家庭不愿意给妇女找医生，除非实在是别无他法，或者是不医治必死无疑了。但每每这个时候，无论是救母亲还是救孩子，都已经为时已晚。当一名医生，在这样的条件下工作真的需要高超的技术、坚韧的耐心和伟大的献身精神。在以前，阿富汗最好的医生都是女医生。我敢肯定，无论在哪里，当遇到需要亲密接触才能治疗的健康问题时，女性在接受同性医生的治疗时总会更自在些。好长一段时间我都想成为一名医生，加入她们的行列。

但是，塔利班禁止妇女从医，这条法令给阿富汗医疗队伍以致命的打击。接着，还出台了一条又残忍又变态的规定，男医生不准给女病人看病。男医生甚至不能给患普通感冒的女病人开阿司匹林。结果呢？在塔利班的统治之下，成千上万的妇女死于流感、细菌感染、血液中毒、发烧、骨折、怀孕，而这些病本来完全可以得到医治。她们的死纯粹是因为统治这个国家的残酷男人认为她们的命与苍蝇一样低贱。这些口口声声称自己是真主之子的人竟然对真主最伟大的创造之一 ——女人，丝毫没有怜悯之心。

这时，我已经怀孕三个月，依旧感觉不舒服。哈米德两番入狱，遭到塔利班的残酷对待，也十分脆弱。但是，拉合尔的宁静让我们短短几天之内在身心上得到恢复。用“宁静”来形容这个拥有500万人口的巴基斯坦城市或许不是十分恰当，但在我们经历了那么多风雨之后，彼时彼刻的感受实在是如此。

在拉合尔过上一个星期，我们就收到消息称阿富汗总统拉巴尼到了白沙瓦。他虽然遭到了塔利班的废黜，但我们和其他国家依旧视他为合法的领导人，拉巴尼的大使在联合国大会上仍然代表着阿富汗，只有沙特阿拉伯和巴基斯坦承认塔利班政府的合法地位。我哥哥曾经在拉巴尼政府的内政部任职，与他颇有交情，哥哥联系上了总统，总统马上邀请他和哈米德前往。于是两人前往觐见，并听取了他夺回国家政权的宏伟计划。

拉巴尼和我们一样，都来自巴达赫尚省。他是我父亲的朋友，偶尔也是竞争对手，我们对他无比尊敬。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他是反对阿富汗倾向苏联的主要力量。苏联入侵期间，他在巴基斯坦组织军事政治力量进行抵抗。 亲苏联分子失势之后，纳吉布拉也跟着垮台，拉巴尼通过选举当上了总统。但那个时候游击队政府派系斗争很厉害，这些势力挑起了拉巴尼和马苏德一派与以杜斯塔姆将军和希克马蒂亚尔为首的另一派之间的争斗，最终导致了内战。

拉巴尼的营地里聚集了很多人，哈米德和米尔沙卡伊两人从他那里回来之后情绪高涨，他们坚信只有拉巴尼才能维持阿富汗政局稳定——尽管现实情况是，塔利班依然牢牢地掌权，就连拉巴尼自己也不敢想象夺回政权的那一天。他们的乐观精神感染了我，在拉合尔平静安全的环境里，我对阿富汗的前途又重新燃起信心的火焰。 因为想到拉巴尼能够重新执掌政权，哈米德和我几乎当场决定立即回到喀布尔。一来，我们刚刚获得了新希望；二来，哈米德守寡的姐姐以及她的孩子们都还留在喀布尔，所以，哈米德和我都很想回去照顾她。我哥哥认为回去太危险，决定留在巴基斯坦，往返于白沙瓦和拉合尔两处的住宅。离开哥哥嫂子真是不舍，因为我不知道何时才能与他们再见面，甚至不知道能不能再跟他们见面。但是，我现在是已婚少妇，我应该做的就是紧紧跟随我的丈夫。

哈米德和我越过边界，进入阿富汗境内，一路平安无事，很快就回到喀布尔的家中。离家一个星期，回到家，足以让我再次体会到在家的舒服。即使在塔利班的统治之下，我的拳拳爱国心也没动摇。这是我的喀布尔，是我的阿富汗。

每天我都到情报处办公室，每天都被冷嘲热讽的警卫挡了回来，就这样持续了一个星期。到了第七天，我终于获允入内探望丈夫。他身子本来就瘦弱，这下更是瘦骨嶙峋，背也弯了。整天遭到狱卒的毒打，疼得他直不起腰来。发黑的面容在苍白肤色的衬托下越发明显，眼窝凹陷，颧骨凸出。 我们在一张粗糙的木桌边坐了下来，低声聊了一会儿。我多么渴望能抱一抱他，但是，塔利班的监狱不是卿卿我我之地，即使夫妻之间也不行。他跟我说，塔利班让他整夜站在雪地里，在白天不停地拷问他，鞭打他。他们问：“你为什么去看拉巴尼？你们那次会面的目的是什么？你跟拉巴尼什么关系？”

保卫拉巴尼总统的是来自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的特工，长期以来就有人怀疑许多特工与塔利班串通一气，果不其然，巴基斯坦特工很显然向塔利班透露了拉巴尼会见的人，包括哈米德，当然也很可能包括我哥哥。

离开监狱的时候，一名年长的塔利布过来问我：“如果我们释放你丈夫，你愿意出多少钱？2500美金？5000美金？” 很明显，他们已经得知哈米德不是名政治犯。他们整日整夜地拷问他，而他却什么都不说，因为他根本什么都不知道，但对他的羁押也许能给他们带来创收的机会。如果有钱我真的想给他们，但我实在没有。我们没那么富有，至少在金钱方面我们实实在在是贫穷的。即使能够通过我哥哥从巴基斯坦汇钱过来也不大现实，塔利班已经破坏了银行系统，汇款或者筹借出大笔现金已经不可能了。我付不起赎人费，这也是令我愧疚一辈子的痛。 遭受那么多的虐待之后，哈米德病得更加厉害了。他被饿得半死，冻得要命，冷气进入肺部，越来越严重，加上日渐衰退的免疫力，与患重病的囚犯密切接触，没地方洗澡，他最后不幸患上了肺结核。

我拟了一封信，准备递给情报处的执行委员会，恳求他们释放哈米德。在信中，我写道，哈米德是无辜的，他现在身患传染疾病，对其他囚犯的健康构成很大威胁。我亲自将信送至一名狱吏的办公室。他不是个塔利布，而是个戴眼镜的普通工作人员，仿佛对新上司的许多做法困惑不解。从他的年龄判断，我猜测应该先后效劳过三代主子——苏联人、游击队和如今的塔利班。 等他从我手中接过信件，我马上讲起哈米德的故事，讲到他的疾病和我们的婚姻。我想博取他的同情，以期他能尽快将信交给委员会。我站在隔板的另一侧，身上穿了蒙面长袍，看着他透过厚厚的镜片读着那封信。读完了，他问：“妹子，这封信谁给你写的？”

“我自己，”我回答说，“我曾经是名医学系毕业生。我只想将生病的丈夫从监狱里救出来。” “你丈夫真幸运，有个这么爱他的妻子，还受过良好的教育。但是，妹子，如果他们将我关了起来怎么办？谁来救我呢？我的妻子目不识丁，谁来给我写陈情信呢？” 说完，他发出一声长长的奇怪的叹息，然后把信压到一沓信件底下。毫无疑问，那些信件也是其他救人心切的囚犯们的亲人写的。“请回吧，妹子。我不敢保证，但我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将信交给执行委员会的。” 我的泪水夺眶而出，离开了他的办公室。哈米德的性命和自由就全靠那上百封信件之下的那一封了。我知道，戴眼镜的狱吏转交这封信的可能性相当渺茫。 我冒着雪走路回家，爬楼梯的时候，我感觉到，没有丈夫的家就像我那空空如也的胃。脚一迈进公寓，哈米德的姐姐赫蒂彻马上跑过来，问我有没有哈米德获释的消息。我没能给她一个满意的答案，只得朝卧室走去，往床上躺下来，强忍住泪水。打了好几个瞌睡之后，我睡着了。过了几个小时，我被毛拉喊“一福塔”（开斋后的晚餐）的声音吵醒。 我饥肠辘辘，便起床到另一个房间去，以为赫蒂彻和孩子们已经在那里吃上了，却发现她跟我一样没精神，睡过头了。没一个人做饭，我心里一阵愧疚。这是哈米德的家，我是他妻子，他不在，家里的大小事务就该由我来操持。再说，毕竟是因为我家人的缘故才导致他入狱。于是，我出去买了些大米、肉，拿回来准备煮着吃。赫蒂彻来到厨房，说我有孕在身，不要忙活了，应该好好休息才是。她从我手中拿走菜刀，切起了洋葱。我陪着她，默默地准备饭菜。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夜，喀布尔的雪下得很大，城市在恐惧和百无聊赖中出奇的死寂。

星期五的下午，我通常可以见到哈米德。那天，赫蒂彻穿上了蓝色羽毛球状蒙面长袍，我罩上了阿拉伯风格的遮蔽面纱，一同向监狱走去。 我们在门口等候，警卫进去叫哈米德。他进去后，门没有关，我刚好看到了里面的大楼。这时，我看到了另一个警卫，20岁都还不到的模样，正在里面洗手洗脚，显然是在斋戒沐浴，为伊斯兰祷告仪式做准备。进去的那个警卫走上前去禀报，他则用普什图语反问：“什么？” 进去的警卫说：“哈米德的妻子来了。” 那男子放下水壶，朝我们走来。我立刻转过身，他们没发现我刚才在看他们。还有几个人从我们身边走过，我听到他们说的是乌尔都语，也就是巴基斯坦使用最广泛的语言。他们不是囚犯，我推测应该是支持塔利班的巴基斯坦人，在这个监狱工作的。

我握紧赫蒂彻的手，希望这个年轻人能够过来对我们说，哈米德可以回家了。他径直朝我们走来，问：“谁是哈米德的妻子？”我走上前去，用左手撩开面纱，回答说：“我是。” 那人一言不发，弯下腰，捡起一块石头，朝我扔了过来。我一惊，赶忙往后退缩。“你这娘们，竟敢在你的巴达赫尚省老乡面前告我们的状？你以为你是谁？滚，赶紧离开这里，你这娘们。”足足好几秒，我震惊得动弹不得。我赶紧向他解释只想让我无辜的丈夫重获自由，但他仍然不由分说，捡起另一块石头扔了过来。石头没打中我，而且，就在他投掷石头的时候，我举起一只手做出保护性动作，没想到这么一来，倒让他瞥见了我的指甲油。 他嘲笑我，还往地上吐了口痰。“看看你的指甲！还说自己是穆斯林，手指涂得像个妓女。”

我一听，火冒三丈，涨红了脸。我真想说，你没资格对别人的妻子说三道四。我是个穆斯林，跟他一点儿关系都没有，所以他没权利对我评头论足。他才是个穆斯林坏蛋，我不是。 赫蒂彻看出了我的心思，赶紧上前制止了我。那人又捡起一块石头扔了过来。“滚开，你这臭娘们。”赫蒂彻抓住我，半走半跑地回到大门口。我眼看着到了安全范围，就故意大声对她说，好让他们都能听到。“这帮人不是穆斯林，他们连人都算不上。”那人又恶狠狠地扔了我一块石头，然后转身进去了，嘴里骂个不停。那些词那么难听，我从来没见哪个穆斯林用过。

赫蒂彻坚持要同我一起去探望哈米德。快到监狱大门口的时候我紧张得不得了，对于他们会不会让我进去，我并不抱乐观态度。我站在几步之外的位置，让赫蒂彻去问狱卒能不能见哈米德。狱卒进去了，出来时多了上次那个朝我扔石头的男子。我没做声，赫蒂彻也没说话，提防着随时都会有石头飞过来。他盯着我看，然后命令道：“走近一些，娘们。” 我慢慢地朝前面挪动了一下，暗地里对自己说，如果他还敢朝我扔石头，我就回敬他。

“把你的左手给我看看。”他命令我说。我什么都没说，也没伸手给他看，反而将双手藏到了面纱底下。在我看来，那人粗鄙不堪，一点儿阿富汗式的礼貌和风度都没有。 看我藏起了手，他笑了，说：“我跟你说，不要再涂指甲油。如果涂了，你就不是穆斯林。” 透过面纱，我瞪了他一眼。他竟然敢说我不是穆斯林，而他自己却要对别人妻子的化妆评头论足。“你为什么要涂指甲油呢？告诉我。”他接着质问道。 我镇静地回答说：“我们结婚才四个月。新娘子第一年化妆，穿漂亮的衣服既是习惯也是传统文化。作为一名阿富汗人，你难道连这个道理都不懂吗？” 他发出一阵带着嘲讽的喉音，露出一排黄牙。“我明白了。你想让我放了你丈夫吗？” 我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心里猜测他只不过是想取笑我罢了。我回答说：“他犯了什么罪？他什么罪都没有。” 狱吏耸了耸肩，说：“你回去，带一个男性亲戚过来。带一个男的来，要有财产证明。如果这个男的愿意以他的财产担保你丈夫被释放后不会离开喀布尔，那我就放了他。” 我没再说一句话，马上转身跑出大门，能跑多快就跑多快，赫蒂彻跟在我后面。我们不知道他说的是不是真的，但无论如何都要试一试。我们俩站在街上，你看我，我看你。这是一个男人主宰的世界，是一个疯狂的世界。我们都不知道该找谁，也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我的兄弟都已经离开了喀布尔，而哈米德的家人几乎全部住在巴达赫尚省。

普通人即使犯了芝麻大小的所谓的过错也要被囚禁，在狱中的时候，哈米德曾经和一些出租车司机交谈，他们都是因为载了没人陪伴的女乘客而被捕的。最具讽刺意味的是，尽管司机会被关进监狱，可女乘客因为“引诱”司机，情况会更糟糕。塔利班的规定以及行动常常跟手里有枪的人一样随心所欲，反复无常。这就造成了一种人人自危的局面，大家都认为还是待在家里比较安全，出门的话一不小心就违法了。 这样的局面既恐怖又叫人气愤——他们以为自己在统治国家，实际上呢？他们是在糟蹋我们的国家，而且，还给所有的行为披上伊斯兰教的外衣，为平息民愤发明了一个万能的工具。你不喜欢我们对待妇女的方式？那你就不是伊斯兰教徒；你想听音乐？那你就不是伊斯兰教徒；你不赞同我们的司法制度？那你就不是伊斯兰教徒；你说我们为了自己的目的曲解《古兰经》？那你就不是伊斯兰教徒。这些文盲总是从二维角度看世界，就像回到了中世纪，而他们也正准备把我们这个国家引导到中世纪去。正因为他们的所作所为深深伤透了我们的心，所以我们才要逃离喀布尔。

哈米德和我非常担忧，到目前为止，经过塔利班的哨卡还没遇到任何问题。我们的下一站只会更加艰难，塔哈布是塔利班在这片山区的前沿阵地，到处都是军事设施和弹药库，里面装满了供给坦克和卡车的燃油，步枪、火炮、迫击炮、火箭炮所需的弹药。面容疲惫、胡子拉碴的年轻士兵站着放哨，越接近哨卡，车子就越多，排成一支长长的队伍。哈米德和我绷紧了神经：逃亡能否成功就在这一站。我们担心哈米德的名字出现在塔利班的监控名单上，而他在这里被发现，也一定会被抓捕回去。

车队长龙渐渐往前爬行，我看见许多紧张的男人和穿着蒙面长袍的妻子被命令下车打开行李让哨兵检查。狂热的年轻士兵头缠黑色头巾，用步枪翻看箱子和行李包中的物件，将打包得整整齐齐的衣服和珍贵的个人物品抛在地上。有一个士兵突然像发现新大陆似的激动地叫了出来，手里高举着一卷录影带，俨然一副拿着战利品的姿态，因为录影带是违禁物品。一名女子朝盒式录影带扑过去，而那个塔利布则把它拿到一边。那女子穿着蒙面长袍，但可以看得出还很年轻，我猜她刚结婚不久。遭到这样的不公平待遇，她又生气又气馁，而同时她也担心，自己的抗议只会招来更严重的后果。她的丈夫站在身后几步开外的地方，嘴里咕哝着要她停下。他并没有上前阻止妻子，因为他知道她这样做完全符合情理，而他既不能反抗塔利布，也不能被人看到对自己的妻子无动于衷。

持枪的那个塔利布用力推了下女人的胸部，在她乳房的轮廓下停留许久，乳房在蒙面长袍底下若隐若现。她一下子怔住了，性骚扰让她怒不可遏，于是就朝那个塔利布冲撞过去。他淫笑着，又摸了她一下，还用肩膀去撞她的下巴，将她撞倒在地。她愣愣地躺了一会儿，接着膝盖触地，双手撑地，爬了起来，可那个塔利布却将录影带扔到她身前，用脚跟践踏，将其踩得粉碎。那女子没说一个字，只是抬起头，好看清他狰狞的面目。他弯下腰，朝她奸笑，又一把抓起散落的录影带，一边往后退，一边让塑料碎片从指间滑落，看她有什么反应。接着，他转过脸朝着一棵树，将剩下的录影带碎片扔到了树枝上，带子缠住了树枝。那女人头往前倒，啜泣个不停。这时，她丈夫过去，弯腰将她拉了起来。塔利布那双黑色的眼睛流露出得意的神色，很显然，他为自己所谓的道德胜利高兴不已。树枝上挂满了类似的带子，在午间的阳光下闪烁，这样的游戏他们肯定是经常玩的。

这时我也想起了留在家里的照片，暗自庆幸当初没带上。我赶忙开始从车上卸行李，哈米德悄悄问其他人哪里可以租到马匹和向导。我们计划穿过狭窄的山道，从西南方向前往贾布尔塞拉杰，这个地方还不在塔利班的统治之下。我们打算从西边兜个圈子，翻过群山，绕过火线。这样就不用直接往北，虽然那条路线最短，但也最危险。 我们担心塔利布会拿走护照，撕得粉碎。等轮到我们过哨卡，荷枪实弹的士兵并没有多加注意。他们的同伙跟那女子玩的“游戏”似乎使他们心情大好，匆匆检查完我们的行李之后，就给我们放行了。排在我们后面不远处的一个女人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很显然，她来自北部省份，因为她缠的是白色头巾，典型的阿富汗北部地区风俗。塔利班就因为她的装扮，用棍子和鞭子狠狠抽打她。

我本来并不怎么想骑马，但亲眼目睹了这一幕之后，恨不得马上摆脱这些可恶的没有人性的家伙，尽快到达远处相对安全的山中。哈米德好不容易租了一匹马，我真担心怀孕七个月的自己还能否上得了马背，在哈米德的帮助和我强烈的逃生本能之下，我顺利地上去了。哈米德在一旁走着，快要甩掉塔利班了，可我感觉怪怪的，我的生活仿佛进入了一个奇怪的平行世界。哈米德和我这样的一对年轻夫妻就是我心目中未来的阿富汗的形象：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妻子，胸怀大志，有一个同样受过良好教育的丈夫，温文尔雅、才华超群、柔情蜜意。而在现实中，我却穿着蒙面长袍，骑在马背，由留着长发、胡子拉碴的丈夫牵着马，带着我翻山越岭。这样的塔利班思想禁锢着我的祖国，仿佛要将其带回到中世纪。

后记

全球化和全球机会的大门已经向世界上的许多国家敞开，当然也不该再向阿富汗关闭。我梦想着有那么一天，阿富汗摆脱了贫穷的镣铐，不再被贴上世界上产妇死亡率最高、婴儿死亡率最高的标签。大约有三分之一的阿富汗婴幼儿不到五岁就死了，我们的下一代有很多是因为贫穷、疾病和战争而死亡。我希望这种情况能够早点儿结束。

自2001年塔利班倒台以来，上亿美元的援助资金流入阿富汗。我对这其中的每一分钱都心存感激，但不幸的是，很大一部分或被浪费，或不慎流入某些人的手中，诸如腐败的地方政治家或者唯利是图的承包公司。他们获利颇丰，但所修建的道路质量极差，建造的医院连像样的管道系统都没有。 尽管出发点是好的，但联合国和国际社会的一些决定产生了错综复杂的结果。2002年日内瓦的一次会议决定联合国将训练新成立的阿富汗国民军，德国负责警察系统建设，意大利负责司法体制建设，英国负责打击毒品犯罪，日本负责解除非法武装团体。这就是所谓的五大支柱法，其核心就是安全问题。

但是，自从“持久自由行动”实施10多年来，阿富汗依旧不太平。 这个问题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长期以来，阿富汗的领导人似乎认为国家是他们个人的，想怎么来就怎么来。他们完全忘了还有整个国家的人民居住在这片国土上。这些人是活生生的人，善良的人，是有家庭，有事业，有孩子，有梦想，有未来的人。然而，阿富汗却被几个有权势的人统治得像封建时代的私人采邑。领导人的工作安排通常完全出自私心。就拿苏联来说，由于觊觎巴基斯坦的温水港，阿富汗挡住了他们的道路，所以他们就拿阿富汗当垫脚石以便满足其帝国野心，因为以政治目标的名义征服阿富汗又不大现实。

接着，游击队以民族主义为外衣统治着阿富汗，他们是解放国家的英雄。他们与苏联人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最终赶走了侵略者，这是阿富汗人民都深感骄傲的。但是，为了争夺个人权力，最终导致了内战的爆发，还差点儿毁了阿富汗，正是他们的内战和之后的混乱使得塔利班分子有了可乘之机。塔利班控制了局势之后，国家反而开始了大倒退，阿富汗回到了中世纪，伊斯兰教保守势力达到了顶峰，这无论在世界历史上还是伊斯兰历史上都是很罕见的。

没有人来关心普通阿富汗人的抱负、盼望和福祉，即使有，也很少。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或许苏联人是最接近这个目标的统治者。他们建立了医院和学校来改善民众的生活，但他们这么做是为了实现更大的战略目的，而不是真正为了阿富汗各族人民的福祉。

阿富汗的普通民众，无论是普什图人、塔吉克人、哈扎拉人、乌兹别克人、艾马克人，还是土库曼人或俾路支人，对国家都有自己的期望。但是，很不幸，长期以来，这些领导人为自己的利益服务，时至今日，在很大程度上依然如此。一般的阿富汗政治都是这样的：一旦掌权，他的公职和权力就成了个人的玩物，就可以用来给朋友和亲戚安排重要岗位，而这些人根本就不称职。他们利用权力受贿、侵占国家财产，中饱私囊，他们最后想到的才是所代表的人民的福祉和幸福。 在阿富汗的政治体制中裙带关系极为普遍，亲戚和朋友在阿富汗相当重要。但是，我们的政治家们还没意识到公共职位就是公共服务，而不是给最亲近的最要好的人安排关键职位——即使出于所谓的好心也不行。“我要找个值得信任的人，有谁比我的堂兄弟、侄子、世代之交更合适呢？”诸如此类的心态完全是错误的。这不是治理国家所应有的方式，而是导致更大的腐败的催化剂。这种凭关系上岗的人只对雇用他的人忠诚，他们做决策时只考虑到那个人的利益，根本不会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眼里。责任心和透明度崩溃了，好政府应有的基本要素也被搁在了一边。

遗憾的是，尽管大多数阿富汗人对政府的管理制度不喜欢，可许多人还是对其默许。人们对政治领袖没多少期望，而且反对的声音往往可以用一份工作，一份合同甚至一笔现金收买。假如不能收买呢？那好，我们的国家的确是个危险之地。经常有说话耿直的人死在这里，而凶手很少得到应有的惩罚。世界媒体报道得够清楚了，有外国援建工人遭到绑架，虽然这样的事不多，但还是很不幸地发生了。这些人只是来帮我们的，可当我看到他们为我们自己的祖国而倒下的时候，我的心在滴血，而媒体没有提到的是阿富汗人被频频绑架的事实。每一个有钱的商人经常会遭到绑架被勒索赎金，即使小孩也不能幸免，因为绑匪企图索要他们父母的钱。大多数在塔利班倒台后回来的阿富汗商人因为这些原因又离开了，他们大多拥有双重国籍，不是去欧洲就是去美国，因此使得大量的人才和技术外流。 如果治理国家的人——在议会系统内工作的人，不以恰当的理由做恰当的事，那么这种情况就不会改变。我脑子里的恰当理由很清晰—— 一个人唯有真正想为公众服务的时候才可以担任公职。如果我们的政治家和政府官员都能这么思考，那么我们就没有什么不能成的。源源不断地涌入阿富汗的上亿美元的发展资金也能流向它应该去的地方；合同也会签给那些能够提供优质服务而不是大肆行贿的承包商；警察和军队也会忠于制服，忠于制服所代表的国家，而不是为腐败的上司卖命；地方官员也会勤勉诚实地收取税收和关税，并将其如实交给中央政府；中央政府反过来也会确保将这些钱花到各个部门和政治家们指定的工程上去，花得合理，花得有效；政治家们会听从选民的意见和诉求。 我并不想在政治上表现得那么天真。所有的政府都有问题，但好的政府有一套优良的改进机制，这就需要议会中的每个成员能够以诚实坦率的态度自由地调查呈报相关问题，也有赖于一个良好的司法制度。这个制度不受任何影响独立行动，有决心遏制任何腐败势力。还需要一支纪律严明的警力，这支警察队伍既有严惩小偷小摸的能力，也有敢于调查任何级别的刑事犯罪的决心，无论当事人是谁，有多大的权力。根据透明国际公布的全球贪腐印象指数报告中，阿富汗排在前三名，这真是一个令人震惊的统计数字。

那么，这样的政府该从何做起？我认为一个机制健全的政府必须从良好的议会反对制度开始，唯有产生了听从民意并代表民众、诚实正直行事的政治意愿，阿富汗的状况才能得到改善。这是我个人的观点，但也是经过和成千上万的普通人交流之后形成的观点。许多阿富汗人已经失去了希望，有没有一个诚实的政府对他们来说已经无所谓了，但他们真的应该得到更多。 30年来，阿富汗受够了垃圾政治，所以这个国家的政治毛病丛生。作为一个国家，我们在政治上营养不良，发展也因此受到了抑制。不过，这一现象正开始发生改变。我有好几名同事就能认真听取选民的意见，诚实正直地办事。正因如此，他们才赢得了人们的信任和尊重。 阿富汗的民主能否成功取决于两方面的因素。第一是教育。所有孩子，无论男孩女孩，均必须接受适当的、经济上可以承受得起的教育。这不仅是为他们的未来着想，也是为阿富汗的未来做出正确抉择而准备。第二个因素是安全。阿富汗必须构建一个法律和秩序体系，唯有如此，普通的阿富汗家庭才能在安全和平的环境中生活。当选举开始后，民众应该在选举的过程中和在得知选举结果是否算数的过程中都能获得一种安全感。阿富汗大多数人希望有选举领导人的权利，然而，他们还不知道自由公平的选举的意义。

如果一个真正民主的政府成立了，那么我希望随着时间的推移，政府的方方面面，包括安全保卫力量，将会成为稳定、自由和公正的社会的主心骨。这个问题就像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先有安全才有好政府还是先有好政府才带来安全？或许两者都对吧。

就在我写这本书时，世界几大国正在讨论从阿富汗撤军的事宜。在我看来，他们是计划在任务没完成，战争和冲突仍然在重创我们家园的时候撤出。这里的冲突随时有可能升级为国际性的大规模冲突。马苏德将军曾经向西方警告说，恐怖主义会蔓延至他们的国土，如今比以往任何时候的可能性都要大。除非我们国际上的朋友开始在更广泛的区域内采取措施解决塔利班问题，不然这个威胁依旧存在。 最近，有许多关于塔利班与政府和解或者被政府招安的谈判，这一进程主要由国际社会主导，目的是为了尽快撤出地面部队。但这样做是大错特错。这其实仅仅是个短视的处理方法，根本无法解决全球性问题，只是把问题搁在一边，一旦将来有一天它爆发，后果将更严重。

塔利班为自己辩护称，他们保守的伊斯兰思想是阿富汗需要的唯一的统治方式，仅仅凭他们自己就可以给这个国家带来稳定。但现实已经清楚地证明，他们的教育和医疗政策极大地压迫了至少一半的人口，而且他们对安全和公正的看法与大多数人的想法或期望大相径庭。民众需要被赋予政治表达的权利吗？我认为，在我所信奉的民主制度中，人人在政治上都有发言权。这正是题中要义：政治就是要谈判、理论、劝说。很难想象，在塔利班的议会里，他们会坐在像我一样的女议员身边共商国是。

塔利班一直费尽心思采取各种手段想谋杀我。其实不只是我，他们还企图谋杀许许多多的阿富汗人，包括知识分子、记者、反对者等。塔利班像是理解民主、尊重民主的人吗？我实在怀疑。他们真的愿意与那些不认同其理想的人分享政权吗？他们愿意坐下来跟我们辩论，试图达成共识吗？他们会支持新的立法制度，支持由我和其他女议员提出的观点吗？答案均是否定的。国际社会竟然认为以上假设都是可能的，这未免太天真。这几年来，为了支持和促进阿富汗女性的整体进步，我们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如果让塔利班势力重返政府，这些成果将全部化为乌有。

在喀布尔市中心开车，每当看到小女孩们穿着黑色的夏尔瓦克米兹学校制服，戴着白色头巾，我就会情不自禁地现出微笑。在过去10年里，成千上万的小女孩，包括我自己的两个女儿，获得了受教育的机会。这不仅为她们的未来开启了一扇大门，也能够改善她们未来家庭的经济，促进她们家人的身体健康。这反过来也能促进整个民族的发展和壮大。如果让塔利班回来执政，这些小女孩将只能被迫回到家里去，穿着蒙面长袍，生活在一系列古怪的法律规章之下，所享受的权利比狗还少，我们的民族又将坠入黑暗的深渊。允许出现这样的状况便是最大的背叛。 2010年10月，我再次当选副议长，开始了议会中的第二次任期。我没有让选民失望，而且，尽管欺诈行为盛行，我的一些竞争对手还在选举中作弊，但我的选票比第一次还要多。 我还欣喜地看到，我的姐姐甘迪古儿（家人称她为马里亚姆）也当选为女议员。当年游击队员来我家搜父亲的武器，母亲誓死不说，后来他们就毒打马里亚姆。她目不识丁，小时候没上过学。但是，结婚生子之后，她看到我接受教育后取得的成就，大受鼓舞。她也想为国家服务，想在有生之年干一番大事，于是就下决心自学。她开始去上夜校，学习电脑，几年后毕业了，还获得了大学文凭。她现在也像我一样，是个议员，也是库菲家族中刚刚步入政界的一名成员。我为她的成就深感骄傲，相信她一定能够在新的岗位上努力工作。 选举期间，针对我的威胁比以往更多了：枪手追踪我的车子，在我常走的路边埋放炸弹，威胁我，绑架我，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就在选举的某一天，有两个人被拘。他们承认计划绑架我到另一个区，然后杀死我。他们中的一人与一名政治家有来往，是那名政治家的亲戚。这个亲戚马上被释放，而另一个至今还在坐牢。我不明白为什么那个人承认犯了罪却没有遭到控告，还得以释放。我只能说，直言不讳，仅仅依靠国家的安保力量是远远无法满足我的个人安全需要的。我常常分辨不清谁是暗杀我的潜在凶手，因为他们有可能穿着平民衣服，也可能穿着官方制服。好几次，在喀布尔，特工人员无缘无故示意我把车停到路边，对我进行恐吓。如今这已成了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我不想说自己习惯了，没有人会习惯这样的威胁，但我已经学会忍受这样的遭遇。

最近我还倡议在偏远保守的村庄里修建一系列女性清真寺。这些清真寺是专供女性祷告的场所，没有哪个男人可以剥夺妻子每天出门到寺里敬拜真主一小时的权利。有时候，这是那些女人们唯一可以离开家门的机会。就此而言，我倡导修建的清真寺还可以让女性享受到其他服务。在清真寺这样的宗教中心，女性可以得到营养指导和卫生指导，甚至还可以上识字课程，仅一个这样的建筑就可以在一夜之间为贫穷的农村注入活力。 今天，我或许是阿富汗女政治家中最著名的一位。我深受民众的欢迎，无论是男公民还是女公民。阿富汗的公众首先是把我视作一名政治家，其次才是一个女人。这也是我十分自豪的一点。 我的支持者们建议我竞选总统，我不想撒谎说国家领导人不是我想干的职位。我当然愿意。在这世界上，有哪一个严肃的政治家会拒绝至高无上的职位呢？我相信自己有能力把它做好。但现实是，我觉得时机还不成熟。我倒是觉得阿富汗还没准备好接受一名女性担当此重任。当然，我希望将来有一天这种观念会改变。直到最近，没有人认为黑人可以当上美国总统，但事情恰恰就已经发生了。在其他伊斯兰国家里，好多女性当上了国家重要领导人。梅加瓦蒂·苏加诺在2001～2004年间担任印度尼西亚总统，卡莉达·齐亚是孟加拉国首位女总理。在我们的邻国巴基斯坦，贝娜齐尔·布托曾经也当过总理，并且，若不是因为遇害，差点儿就当上总统。我还想到小时候我崇拜的女政治英雄玛格丽特·撒切尔和英迪拉·甘地，她们的英名永远流传，不是因为她们是女性，而是她们身为领导人所作出的贡献和表现出的能力。我相信，有一天阿富汗也会出现如此伟大的女政治领袖。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阿富汗的政治都是枪口下的政治。能执政的关键因素是谁的手下士兵多，或者谁的坦克先进，谁就能取得政权，跟事关国家前途的政策、计划和改革均无关。这种局面必须改变，但改变需要时间。一旦这样的改革开始萌芽、扎根、成长，经济也会随之好转。阿富汗稳定了，人民的机会才能不断地萌发出来。农民去市场的道路会变得更顺畅更安全，崭露头角的企业家可以开展进出口业务，成千上万旅居国外的阿富汗侨胞（其中许多人受过高等教育）也可以从中受益，如是，构建阿富汗美好未来的力量也就自然而然地呈现在了我们面前。 我并没有忽略摆在阿富汗面前的挑战，我们要克服的困难还有很多。阿富汗到处是腐败，充斥着宗教极端主义，还有许多人靠种植鸦片获取源源不断的财富。但是，几经数代人的努力，这片土地最终还是顽强地保存了下来，人民的力量和决心从来不曾失去。经历了这么多年的战争和压迫，我们实际上已经所剩无几，唯一的选择是重建。我相信，这也是大多数男女同胞们的真实想法。他们现在缺的是一个框架，另外还需要一个强大果断的领导集体。这一领导集体能够将一系列有关阿富汗的各种分歧意见凝结成一个有机整体，还需要一个能团结我们国内各个民族、带领人民走向成功的伟大领袖。

我亲爱的女儿们啊，如果我们能做到这一点，那么或许有一天你们的子子孙孙能够自由地生活在一个自豪、成功，以伊斯兰教为信仰的共和国里，在发达国家中占有一席之地。 这也是我此生的奋斗目标。 我想，就算我为此牺牲也是在所不辞。

引自

《我不要你死于一事无成：给女儿的17封告别信》

作者：【阿富汗】法齐娅·库菲

译者：章忠建

佳评推荐

库菲亲历的故事引人入胜，读来令人身临其境……她巧妙地勾画出一个在文化传统和标准上都历经变革的阿富汗，并阐述其对女性产生的深远影响，其笔触之细腻，是关于阿富汗女性生活的一般报道所不可企及的。……这确实是一个鼓舞人心、勇敢大胆的故事。 ——《穆斯林媒体观察》

《我不要你死于一事无成：给女儿的17封告别信》向读者展现了一个不该被我们忘记和忽视的国家。 ——《明州星报》

作为阿富汗最直言不讳的民主运动激进分子之一，库菲亲身经历并勇敢地揭露了阿富汗在战乱年代，造成阿富汗许多无谓杀戮的根源。 ——加拿大《环球邮报》

任何人都要努力，不要死于一事无成。这本书还没有开始售卖，就已经火了。——新浪微博网友：扬子的爸爸

《灿烂千阳》是男人写的，比女人所写的亲身感受自然要逊色，但已经让我不忍看了，而这本《我不要你死于一事无成：给女儿的17封告别信》更让我期待，阿富汗的女性是世界上最悲惨的女性。 ——新浪微博网友：孤身走世界的Ally

序言

就在给两个女儿写第一封信的那个上午，我正准备出去参加巴达赫尚省的一场政治会议。我是阿富汗国会议员，代表巴达赫尚省。这是阿富汗最北的一个省份，与中国、巴基斯坦和塔吉克斯坦接壤，也是阿富汗最贫穷、最偏远、文化最保守的地区之一。

巴达赫尚省的产妇死亡率和儿童死亡率是世界上最高的——这归咎于当地交通闭塞、居民极端贫穷，也与当地重传统轻妇女健康的文化有关。男人几乎从来不会把妻子送去医院治疗，除非她已经明显病入膏肓、危在旦夕。等妻子忍着临盆前的剧痛，骑着驴在崎岖的山路上颠簸着到达医院时，通常为时已晚，母亲保不住，孩子也没了。

那天，有人警告我不要前往巴达赫尚，因为据可靠消息称，塔利班分子计划在我的车子底下放一颗炸弹取我性命。塔利班不喜欢看到妇女在政府部门占据像我这么重要的位置，更憎恨我对他们的公开指责。 他们经常想要杀了我。

最近，这帮人比以往更猖獗了。他们威胁到我住所的安全，跟踪我上下班，企图在我的必经之路上埋下炸弹，炸毁我的车子，甚至还组织杀手袭击被派来保护我的警卫队车子。有一次，这样的袭击持续了30分钟，两名护卫警察当场牺牲。我当时待在车内，根本不知道自己是否还能活着出去。

塔利班分子和那些一心想堵住我嘴巴，不让我抨击阿富汗政治腐败和骄横领导阶层的人们，看到我就不爽，除非我死了。可是那一天，我根本不去理睬这样的威胁，就跟平常无数次的出行一样。如果不这样我就无法正常工作。但是，我能感觉到自己正受到威胁，而且心里也害怕。我经常如此。威胁要的就是这种效果，惯用这种手段的人深知这一点。 那天早上6点，我轻轻地唤醒才12岁的大女儿莎哈扎德，告诉她说，如果我这次出去几天后还没有回来，请她把这封信读给10岁的妹妹舒拉听。莎哈扎德与我四目对视，眼神里满是疑惑。我把一根手指贴到她的双唇上，接着吻了吻她和睡得正香的舒拉的额头，然后悄悄离开房间，把门带上。 离开孩子们，真是依依不舍。我知道，一出去就很可能被人谋害。但是，代表阿富汗最贫穷地方的人们的利益，是我义不容辞的工作职责。这份使命，再加上把两个漂亮的女儿抚养成人，是我毕生的追求。那一天，我不能让自己所代表的人们失望，也永远不会令他们失望。

2010年9月

实在看不下去了

首先，强调一点，中国政府是支持阿富汗原政权的，原政权以及它的前身北方联盟，和中国有传统的友好关系，张口闭口傀儡政府，你们要搞清楚，中国和这个所谓的“傀儡政府”是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而且关系非常好，中国在这个“傀儡政府”的国家有大量投资和援助，这些投资和援助都是给“傀儡政府”的，你们见过中国政府在塔利班的地盘上投资援助么？这个”傀儡政府“中的高级官员经常来华访问并在国际上经常发表支持中国政府的言论的（比如新疆政策），这个”傀儡政府“虽然腐败无能堕落，但是一定程度上还是在让阿富汗往现代化世俗化方向前进的，因为这个”傀儡政府”的存在，事实上一定程度减轻了中国西部面对的境外极端宗教势力对国内的渗透和影响，这些都是中国政府支持的。请问那些口口声声说塔利班赶走了美帝侵略者，消灭了傀儡政权，是英雄，是塔铁的人，你们啥意思呢，你们的屁股坐在哪里？按照你们的逻辑中国政府是反动派，是帮凶咯？

第二、美军在这个帝国坟场的大泥潭里抽不出身不是很好么，分散他的精力，花他的钱，流他的血，而且顺带还帮我们消灭了不少东突分子，好几个东突头目都在阿富汗死于美军空袭，这个连国内都报道过，不好么？有美军在，中国企业才敢过去投资，你看看国内企业，国家援助有在塔利班地盘的么？国际政治不是二极管，不是非黑即白，大国之间有斗争有合作才是常态，中美在应对恐怖主义，极端主义方面的利益是一致的。现在好了，美帝撂挑子不干了，不干也就罢了，一个烂摊子丢在我们家门口，你管还是不管？管就要花钱花资源，不管这个烂摊子回头能臭的我们家窗都不敢开，请大家站在美国人的角度考虑一下，美国是在中国后院留下一个和平稳定的阿富汗，还是一个充满战乱和恐怖主义的阿富汗？哪点对美国更有利？所以塔利班掌权符合谁的利益？塔利班最早就是美国扶持起来对抗苏联的（更正：塔利班是巴基培训的经学院学生，吸纳了美国支持的圣战者），未来会不会继续扶持来对付中国？未来塔利班会不会过上拿着美金养着东突，一边输出极端主义一边和中国讨价还价要钱的幸福日子？不好说哦。更别说拜登明确说了，撤离阿富汗就是要集中精力在印太区域应对中国的挑战，别忘了，1975年美国从越南撤军就是为了集中力量对付苏联。就这有人还能欢欣鼓舞？我严重怀疑这些人都是行走的50万。

第三、中国政府对塔利班的态度就是警惕控制，以观后效，听其言观其行，塔利班高层跑到中国来谈了半天，回去第一句话就是不允许在阿富汗反对中国，你们听弦外之音，说白了中国对阿塔的要求就是这个：你们别给我惹事，如果中国政府信任，支持阿塔，会这样么？这是对"塔铁”的样子？这是派出所警察对辖区里混混的态度好不好，就在刚刚，中国和塔吉克斯坦举行了联合反恐（注意是反恐）军事演习，而目前阿富汗还在反抗塔利班的就是阿富汗的塔吉克族，自己品，中国政府会喜欢塔利班？

最后、国内喊着“塔铁”的都是什么人？

第一个，国内X教徒，那是欢欣鼓舞啊，教胞武装夺取政权，实施教法，这是他们梦寐以求的，可惜中国中央政府太强大了，执行宗教去沙化阿化，推行中国化的力度空前，这些人不敢和政府叫板，趁这个机会喊两声，发泄发泄，壮壮胆，甚至YY一下大丈夫当如是，这种人是主力

第二个，借反美拉流量的，这年头流量就是钱

其他的，其实都不是关键，无非人云亦云，吃个瓜

我们要警惕第一种，尤其是在西方反对我国在西北的反恐反极端事业，西北邻国政权更迭原教旨势力抬头的情况下，必须站稳脚跟，国内的X教徒极其擅长断章取义，曲解政策，利用美国支持东突现状来剥离东突本身的宗教属性，倒因为果搅混水为塔利班洗地。结合现在互联网媒体的自媒体特性以及他们喜欢抱团的风格，很容易就能带起一波节奏，各位反美归反美，千万不要被这群人带了节奏。

PS.评论里的二极管，自己看图，自己搜一下很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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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最新表态如下图，知道我为啥懒得回复评论区的某些人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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