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魏国李悝变法、秦国商鞅变法成功，并使魏国和秦国强大起来，而韩国的申不害变法却失败呢？ 第1页

而聂政刺杀侠累以后，韩国国君没有任何表态，即没有处置严遂，也没有善抚侠氏一族，甚至对侠氏一族连句最廉价的，没有任何成本的言语上的安慰都没有，仅仅是把一具面目全非的尸体暴街百日和杀掉一个来历不明的自称是聂政姐姐的女子就草草了事。

试问这是对一国之相惨死后所应该有的交代吗？对聂政毁尸灭迹这叫死无对证，处置一个寻常女子这叫替罪羔羊，如此的避重就轻大事化小，其实已经说明了国君的态度。

没错，严遂敢于行刺当朝丞相就是得到了韩国国君的默许，否则，就是给严遂一百个胆子，他也不敢如此行事。

国君为什么要这样做，还不是因为侠氏一族在韩国权势太重，杀了侠累，侠氏就会群龙无首，国君就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对侠氏进行兼并重组。

同样的事情，有一就会有二，一个人因何而兴，最终就会因何而亡，一股力量衰弱，另一股力量就会崛起，侠累覆灭，严遂兴起，事情没有从根源上解决，剧本就会不断的上演。

为了制衡崛起的严遂，韩哀侯提拔韩廆为国相，故意制造矛盾，让两股力量互相内耗，然后再伺机除掉二人，彻底的解决贵族坐大的问题。

靠着侥幸能够取得一次成功，却不可能取得多次成功，因为运气不会永远眷顾同一个人。

火并侠累后尝到甜头的严遂也不是个傻子，他知道韩哀侯利用他杀侠累是为了消灭贵族的力量，杀掉侠累而不处置自己，不是国君偏爱他，是留着他去对付更多的贵族，一旦自己没有了利用价值，侠累的今天就是他严遂的明天。

无能的弱者才会选择坐以待毙，强者只会主动出击，有机会要上，没有机会创造机会也要上。

于是，公元前三七一年，在一个朝会上，严遂带着刺客进入朝堂，成功刺杀韩廆和韩哀侯。

堂堂一国之君，堂堂一国之相，双双毙命于朝堂，这固然是一种讽刺，可是讽刺背后更多的还是，韩国贵族的势力实在太过于强大，强大到连国君都得小心翼翼，强大到连国君都得用阴损的手段才能剪除，强大到连国君都朝不保夕，强大到连国君随时都有可能命丧当场。

连韩哀侯这样的国君都会死于贵族之手，更不用说别的人了。韩哀侯这个人读者朋友们可能有点陌生，此人在位几十年，对内发展经济巩固民生，对外开疆拓土连同魏、赵吞并晋国剩余国土，废晋靖公为庶人，是韩国真正意义上的开国之君，如果不是被刺客杀害，那么他的谥号应该被封为韩武侯。

韩哀侯之后是韩懿侯，韩懿侯之后是韩昭侯，韩哀侯是韩昭侯的爷爷，对于自己爷爷被杀的本质原因，韩昭侯不可能不清楚，正是因为清楚，所以他才要下定决心彻底的削弱贵族，于是申不害变法应运而生。

韩国的兵力、民力、财力和地利全部分散在贵族手中，只有削弱贵族的实力才能把这些资源收回国君手中。

现在通过申不害行酷吏之术削弱贵族，收回其兵权、财政权、民事权、封地自治权，等于是拔掉了老虎嘴里的牙齿，只剩下一双虎掌，虎掌能伤到的是臣子而不是国君，这也正是韩昭侯想要看到的局面，也是韩昭侯在人生暮年罢黜申不害之法的真正原因。

申不害之法在韩国推行十几年，该达到的目的也已经达到了，如果再不废除，贵族就会被彻底消灭，到时候朝堂之上没有了贵族那双虎掌的力量，谁来制衡变法派。

如果变法派一家独大，那韩国又会重蹈覆辙，以前是被贵族控制，现在是被变法派控制，无论浊水还是清水，只要淹没山头，就都是不可用之水，只有让两股力量互相制衡，国君才能够稳操权柄。

古人称长江为江，黄河为河，长江水清，黄河水浊，长江在流，黄河也在流。古谚云‘圣人出，黄河清’。可黄河什么时候清过？长江之水灌溉数省两岸之田地，黄河之水也灌溉两岸数省之田地，只能不因水清而偏用，也只能不因水浊而偏废，自古皆然。这个海瑞不懂这个道理，在奏疏里要朕只用长江而废黄河，朕其可乎？反之，黄河一旦泛滥，便需治理，这就是朕为什么罢黜严嵩、杀严世蕃等人的道理。再反之，长江一旦泛滥，朕也要治理，这就是朕为什么罢黜杨廷和夏言，杀杨继盛、沈炼等人的道理。” 《大明王朝1566》

韩国自申不害变法之后，再无出现刺客刺杀事件，不是说臣子变好了，是臣子变弱了，国君权利加强了，国君完全可以通过正常手段制裁施压臣子，用不着使用刺客去对付国之重臣了。

上之所好下必甚焉，国君没有了需求，下面自然也就没有了市场。

所以如果以变法强国的视角和思路去观察申不害变法，那它无疑是失败的。

如果以削弱贵族实现中央集权的视角去观察，申不害变法不但没有失败，反而是极大的成功，当刺客在其他六国横行肆虐的时候，只有韩国是一方净土，而这也是韩昭侯使用申不害变法想要达成的真正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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