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在二战杀过德国人吗？ 第1页

在本文第四节增加了马尼拉战役当中日本海军陆战队对于德国侨民的屠杀行为

这个问题其实大可以以“战争期间各交战国的侨民及驻外使节会遇到怎样的处境”为题来写。而对于日本在二战期间对德意侨民、使节及海外资产的处理，大致也可以以《三国同盟条约》和德意投降为两个分水岭，进行进一步的论述：

1.抗战期间及三国同盟签订之前

这段期间日德双方保持着积极而有距离的接触——积极是指的希特勒上台之后日德双方一直都有提升彼此关系的倾向。而有距离则指的是一方面因为抗日战争的爆发以及日军的暴行经常被德国人目击，因此对于日本的形象有所忌惮；另一方面在华（尤其是伪满洲国和占领区）的德国商人经常抱怨，自日本占领之后“德国资本占不到任何便宜”，尽管如此，总体而言两国的关系在一直稳步提升。

民间层面德国彼时和民国有大量的往来，同时抗战前期很多德国军事顾问也经常需要深入一线作战，许多人因此负伤。这一点在《拉贝日记》当中有所体现：

2.三国同盟条约签订后到三国中任何一国投降前

二战期间的大部分时间里因为三国同盟条约的约束，日本对于其盟国德国和意大利相对而言秋毫无犯，屠杀侨民的情况也就无从谈起。

不过插曲还是有很多——最著名的就是佐尔格事件,其后日方的处理也非常独断专行：佐尔格好友德国驻日大使奥托（Eugen Ott），在事发之后曾经多次要求日方放人(他当时一度以为佐尔格是因为向德国大使馆透露正在洽谈当中的日美密约而被捕的)，但是请求全部被日方拒绝。

日本方面一度以为佐尔格是阿勃维尔特工，但这在双方沟通之后遭到了阿勃维尔方面的否认。在遭受了日方的拷问之后，佐尔格承认了他苏联特工的身份——当然莫斯科方面否认了此事并将佐尔格的妻子（确切的书是前妻）以“德国间谍”的名义拘捕并送往古拉格，后者在1943年死于流放地。

在佐尔格被捕期间，他在日本的情人石井花子（Hanako Ishii）倒是经常去监狱和佐尔格会面——一方面是因为两人感情确实很好，另一方面则是石井担心自己被牵扯进间谍案当中——毕竟当时的日本平民都晓得宪兵队的厉害，不过最后佐尔格也没有牵累到石井花子。

之后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佐尔格和电报员马克斯·克劳森（Max Clausen）因为间谍罪被判处绞刑。

另外一个插曲则是在印度洋和南太平洋的德国潜艇部队和当地的日军时常有业务往来。不过最初双方刚开始打交道的时候，德国人因为长得和英美鬼畜没什么区别而被当地日军当成英美战俘而遭到了殴打——当然这一切也随着误会被解除而烟消云散。之后双方合作还算是愉快，槟榔屿一度成为了在南太地区U艇部队的一个前哨站。

总体而言在战争期间不排除有德国侨民被屠杀的事情以及对德国侨民的拘捕，但这要么是因为在非占领区内的军事行动，要么是因为在日本国内或占领区内从事违反当时法律的行为，因此这一时期的盟国人员基本上是视作盟国公民待遇的。

3.战争后期及意大利和德国投降后

但是随着战局的进一步恶化，这种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1943年意大利投降之后，在上海的意大利海军立刻就被日方缴械，意大利资产被充公，而在公共租界的意大利侨民也步了两年前英美侨民的后尘——全部被日本人送进了隔离区——用更加准确的词语来说，就是龙华集中营。

1945年5月5日德国宣布投降之后，时任德国驻日大使海因里希·乔治·施达玛（Heinrich Georg Stahmer，1892.3.1-1978.6.13，奥托的继任者，之前担任德国驻汪伪政府大使）收到了来自日本外交大臣东乡茂德的官方抗议书。抗议书声称“德国投降的行为背离了德日之间的盟约”，十天后，日本和德国正式断绝外交关系。一切在日本及其占领区的德国资产被没收，在槟榔屿的德国潜艇部队则被日军接收，在德国侨民则接受之前的意大利侨民待遇。

至于施达玛本人，则被日本人软禁在了东京附近的一座酒店里，他在哪儿一直待到日本投降，然后被美国占领军拘捕，到了1947年才放出来。回国后他又被德国政府关了一年，获释后一直经营着一家专门从事日德贸易的公司。

4.关于一些极为疯狂的举动

根据企业大佬 @不沉航母企业号 @LtHarrySmith 的提示，我试图查阅了一下在马尼拉战役期间德国俱乐部的惨剧，找到了如下这篇文章：

该文章从头到尾非常详细地记录了马尼拉的“德国俱乐部”的整个历史，其中自然也包括在德国俱乐部的大屠杀惨剧，现将有关段落翻译一下：

On the morning of Feb. 10, 1945, about 800 people including Filipinos, Spanish and five German nationals, went to the German Club on San Luis Street in Ermita to find shelter in a dugout located on the tennis court and in the garden,” recalls Edgar “Bubi” Krohn Jr., a Philippine-born German who survived the destruction and the massacre during the World War II battle for the liberation of Manila from the Japanese imperial forces.
“在1945年2月10日清早，包括了西班牙人、菲律宾人和5个德国人在内的800人齐聚在圣路易斯街的德国俱乐部，打算使用位于俱乐部花园网球场里开挖的防空洞来躲避战火。”埃德加“布迪”克罗恩，一个出生在菲律宾的德国人回忆道，他是那些从马尼拉解放战争的大屠杀中生还下来的幸存者之一。
“At about noon, a platoon of Japanese Marines who had cordoned off the 4,000 square meters of the club premises, started killing everyone in sight,” he says, continuing his painful remembrances of things past. “Martin and Margaret Ohaus, Gustav Vierich, Heinrich Bischoff and Conrad Clausen were the first Germans murdered on the first floor of the club building. The Japanese Marines then systematically fired their weapons into the area beneath the club building which had been converted into an emergency air raid shelter. Gasoline was poured into the shelter as well as the tennis court; these were torched right after.”
“中午时分，一个日本海军陆战队排封锁了德国俱乐部方圆4000平方米的区域，然后开始见人就杀”埃德加继续着来自往昔的痛苦回忆“马丁和玛格丽特·奥豪斯，古斯塔夫·维尔里希，海因里希·比斯多夫和康拉德·克劳森是在一楼被杀害的第一批德国人。日本海军陆战队随后开始系统性的对着早已成为防空避难所的俱乐部底层一通乱射，随后日本人在避难所里和网球场上浇满汽油，之后他们点燃了这里。”
Those who attempted to escape the inferno were gunned down. The killing continued all day and into the night. When Martin Ohaus’ bloated body was found several days later by American soldiers, he was still clutching his German passport, “apparently to convince the Japanese that he was a German citizen” and an ally. His body bore several bayonet wounds.
“那些试图逃离避难所的人都被射杀了。屠杀持续了一整天，当马丁·奥豪斯因为腐烂而肿胀的尸体在几天后被美军士兵发现时，他仍然保持着紧紧攥着德国护照的姿势——很显然，他到死都在试图向日军士兵说明他是一名德国公民，是他们的盟友（然而这没有任何效果），他的尸体上还有几处被刺刀捅过的痕迹”
“Over 100,000 Filipino civilians and a total of 25 Germans (five at the German Club) were killed in the battle for Manila,” Krohn continues. “The German-Japanese relationship during the occupation had never been very good from the start. We considered ourselves neutral rather than allies.” Bubi, about 16 at the time, moved from building to building trying to avoid the fires that were deliberately being set by the Japanese, as well as the bullets and bombs that were flying all over the place.
”一共有超过十万名菲律宾公民和25名德国人（其中包括了在德国人俱乐部的五人）在马尼拉战役当中丧生“克罗恩继续回忆道“日军占领菲律宾期间的德日关系从一开始就并不是那么融洽，我们与其说是互相视为盟友，倒不如说是互相看作对方是中立国公民。”当时十六岁的布迪就这样往来于每一栋建筑之间，一方面躲避着战区的漫天炮火，一方面躲避着来自日军的蓄意射击。

而在另一个较为官方的网站——菲律宾政府官网上，以下故事则是这样被记载的：

“‘Early morning, the German Club caught fire and the refugees in the dugouts were choking from thick smoke. Mr. Ohauss, the manager of the German Club, was seen pleading the Japanese in behalf of the refugees. A group of women with babies were also seen kneeling before the Japanese to let them go. But they were repulsed. The children were bayoneted, babies were thrown away, and women were abused by the Japanese. Anyone who would run away was shot.”
– Alfonso Aluit, from the book By Sword and Fire: The Destruction of Manila in World War II
清早，德国人俱乐部燃起了大火，那些在防空洞里的难民们因为浓烟而呼吸困难。德国人俱乐部的经理奥豪斯先生，作为这些难民们的代表，向日本人求情。有人看到一群怀抱婴儿的妇人们纷纷跪着来到日本兵的面前，祈求他们能放他走。但是这些士兵拒绝了一切请求。那些孩子被刺刀捅死，婴儿们被扔到了一边，而那些妇女则被日军强暴，所有试图逃离的人都被射杀了
——摘自 阿方索·阿罗伊特 《火与剑：二战当中马尼拉的毁灭》

总而言之就是在条约缔结期间为了守约，缔约国一般是不会对同盟国的侨民和资产做出什么出格举动，除非某支部队的指挥官出现了极为罕见的精神异常情况——比如在马尼拉的海军指挥官岩渊三次，他接到了山下奉文撤出城区的命令而没有遵守，自己带着海军人员顽抗到底。对中立国的情况则根据缔约国的具体国情而定——比如西班牙人毕加索在战争期间一直住在法国，虽然希特勒憎恶一切现代主义艺术家，但是到法国解放也没人敢找他的麻烦；对于德国人来说，不光是中立国人，就是敌国和被占领区的人只要老实不反德，也没人找麻烦——俄罗斯人康定斯基在1933年包豪斯被纳粹关闭之后去了法国，入了法国籍，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他在1944年12月13日寿终正寝，比罗曼·罗兰好一点的地方是看到了法国解放）仍然照画不误，显然德国人也没有拦着他画画。

但是对于日本而言，因为昭和时代的激进主义和军国主义思想，对中立国侨民的态度完全取决于占领军的好恶——不止一次有人目击到日军占领香港、吉隆坡和新加坡之后对当地的葡萄牙侨民的暴行，尤其是对葡国妇女的强奸行为。

不过上升到国家层面，日本在战争期间基本算是守约——战争期间自始至终没有进攻澳门，对于法属印支的占领是在法国解放之后进行的。同时因为战争期间我国境内同时存在国民政府，汪伪政府和伪满政府的原因，以及为“大东亚共荣”而进行所谓亲善宣传的展示，在日华侨在战争期间被当成了盟国侨民对待——这看起来非常匪夷所思，但确实是事实，哪怕就在几年前的关东大地震当中，东京警察还斩杀了很多被诬告为"在地震后进行抢劫的暴徒"的中国华侨。

不过也有例外——其中一个非常恶劣的案例就是菲律宾沦陷之后，民国驻菲律宾马尼拉领事在拒绝和日本人合作加入汪伪政府之后，被日本占领军虐杀。

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德国，在华德国侨民在战争爆发后也同样被当成了汪伪和伪满政府的“盟国侨民”。典型例子就是季羡林先生，其在战争期间一直在德国求学，求学过程中既没有被打扰，也没有受到德国方面太多的刁难——当然种族歧视和盖世太保的“例行”搜查还是有的。

实际上即使是交战国双方，也要在大的层面遵守国际法，这是现代国际关系的一个重要体现。美日两国宣战之后，两国驻外国大使（美国驻日大使约瑟夫·格鲁，日本驻美大使野村吉三郎）均被对方拘留。不过这种情况也就持续了不到一年，1942年8月美日双方在中立国葡萄牙的海外领地进行了外交人员交换，俩人都各自回到了自己的国家。战后野村吉三郎虽然被公职追放，但是美国人并没有追究他的战争责任。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战争爆发后在德国的美国使馆人员身上（美国驻德大使伦纳德·B·莫里斯以及后来大名鼎鼎的乔治·坎南），而英德之间的行动更迅速：1939年9月3日两国宣战，9月7日驻德大使内维尔·亨德森爵士（Sir Nevile Meyrick Henderson）就被用专机送回了国。德国驻英国大使赫伯特·冯·德克森（Eduard Willy Kurt Herbert von Dirksen ，1882.4.2-1955.12.19）的情况更加特殊一点，此人致力于避免战争，因此早在战争爆发前就被里宾特洛甫召回并遭到了训斥——召回的原因就是希望在英国提出和平解决方案时找不到任何一位德国外交官。

即使是仇敌一般的国家，比如德国和苏联，在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后，也互相进行了外交人员交换。只不过两国大使日后的经历都非常坎坷：德国驻苏大使是大名鼎鼎的720密谋案主要成员弗里德里希·冯·舒伦堡，他在回国后被安排在了一个毫无政治影响力的外交部职位上，之后他便一直致力于推翻希特勒的统治，后来因为密谋案而被捕，与1944年 被处决；而苏联驻德大使弗拉基米尔·德卡诺佐夫作为贝利亚的得力心腹，在贝利亚失势之后和贝利亚一起被处决。

但是苏德两国侨民则没这么好运——当然这就是另一个话题了。

后记和花絮

1.《战争画史》（The War Illustrated）杂志始创于一战期间，后来在1917年停刊，不过在1939年战争爆发之后，这个沉寂了22年的英国杂志又奇迹般的复刊了。这部杂志成了在二战期间英国国内宣传以及英国国民了解战争进程的重要途径。巧合的是，两部期刊的编辑都是约翰·亚历山大·汉默顿爵士（Sir John Alexander Hammerton），杂志的内容包括了前线照片、英雄故事、个人战争记录以及时事评论，是不可多得的了解关于二战期间英国国内情况的资料。1947年4月11日，该期刊正式停刊。两年后的五月，主编约翰·亚历山大·汉默顿爵士在苏格兰与世长辞，享年78岁。

解放军出版社曾经在2005年和2013年初版并再版了这部系列丛书，2006年的时候我当时有幸买了一本，在班级内传阅。

2.欧根·奥托在佐尔格事件之后辞去了驻日大使的职务，在中国待到了战争结束，1977年1月23日在下巴伐利亚的图岑（Tutzing）去世，享年87岁。

佐尔格被处决后，其尸体因为战争期间燃料短缺的原因并没有被火化，而是被埋进了一个用来埋葬在巢鸭监狱服刑期间死亡的犯人的乱葬岗里。战争结束之后，石井花子在1949年找到了包括佐尔格的头骨之类的一部分遗骨。她把这些遗骨收敛在一起进行火葬之后，埋葬在东京都内的一个公墓当中。

佐尔格的牙齿被石井花子保存，固定假牙用的金牙桥则被她融化重铸成了一个戒指，这个戒指石井在余生当中一直戴着它未曾摘掉。

2000年6月1日，石井花子去世，享年89岁。

3.德国对美宣战当日，伦纳德·B·哈里斯和乔治·坎南被德国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叫到办公室。里宾特洛甫随后向二人宣读了对美宣战书。读完之后可能是感觉还不过瘾，据乔治·坎南后来回忆，里宾特洛甫对着二人大吼道：“Ihr Präsident hat diesen Krieg gewollt; jetzt hat er ihn”（你们的总统想要战争，那么我就给他战争！）

约瑟夫·格鲁在日美宣战后被日方拘禁在了东京，杜立特空袭的时候大使正好也目击了全过程，当他发现飞来的轰炸机来自航空母舰的时候，他显得“非常开心和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