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北京人社局副处长体验送外卖的一天，并表示「太委屈了，这个钱太不好挣了」? 第2页

要提高人民生活品质，落实就业优先战略和积极就业政策，做好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农民工和城镇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就业工作。要完善多渠道灵活就业的社会保障制度，维护好卡车司机、快递小哥、外卖配送员等的合法权益。

这是几天之前的新闻。快递小哥的位置一直比程序员优先。

前几年还在接管理架构方面的咨询单时，曾经得出一个结论：

企业决策一定要让一线基层业务骨干参与，办公室的领导们看的是远，但只能看到远方目标，看不到脚下的路能不能走，所以领导决策大多看上去好，执行的时候念歪算好的，踩到坑里的不少，甚至直接掉水里的都常见。

而一线基层业务骨干，会把达成目标的可行路线给画出来，至少能画出一部分。如果连他们都画不出来，那说明这个企业走不了这个路。

政府是一个更复杂，责任更重的管理体系，但来自基层，至少是充分了解基层的人也必须要有。

处级干部在很多地方已经是决策层了，推动处级干部下基层(一周即可)体验的确是很好的办法。

支持这种体验。

但是我还想补充一句：外卖员委屈还需要自己去体验了才知道？这位副处长是不是不上网的？

ps：我当然知道实践出真知。但是你们是不是真的认为当官都要实践了才有能力制定正确的政策？

北京市出现了一群CP。

1927年412大屠杀前，CP在武汉主要工作有：帮女性离婚、逃婚，帮失业工人、失业学生找工作，帮车夫打官司降低份子钱。这些工作并不需要伟大的战略天才，而只需要平淡无奇的艰苦工作和枯燥乏味的计算。

就是通过这些淡无奇的艰苦工作，还不懂得武装斗争的CP就能把蒋记匪帮逼得走投无路，以至于这群陋鄙法西斯要靠黑帮手段、当街杀人才能翻盘。

今年是建党100周年，当年的CP又出现在北京街头。组织这样一个节目，只有宣传部门是搞不起来的，没有人社局支持，他们找不到出镜人员，没有交警支持，王林同志的无牌小摩托跑不起来。

就冲这群CP的工作，我介绍下我ID的来历。

看完上边这段，各位观众应该知道我在说哪个部门。那我为什么对他们有怨气呢？

因为宣传工作是现阶段成本最低的工作。

以《我》片为例，它表达了官僚集团（此处为中性词，非贬义）对人民群众的关心，拉近了人民群众与相关部门的距离，暂时改善了相关部门的形像，鼓舞了人民群众的信心。在4月27日播出时，生产这个节目所需要的经费已经使用完毕，不需要再追加费用。有限的经费实现了不错的宣传效果，在微博上发布后引发热烈讨论，而且还可以在以后重复播出，也不需要再追加费用。

但是，要真正解决问题，还需要其他部门实打实的持续付出，不是播完节目就算了。以该片第一集为例：

需要人社部门督促资本平台拿出真金白银为一线职工提升保障，这需要持续不断的钱。

需要交通部门加强管理，保障运营高峰的出行安全，这需要持续不断的钱。

需要教育部门加大教育资源投放，保障一线职工的子女教育，这需要持续不断的钱。

除上述三项外，还很多工作需要更多部门参与，在此不再赘述。

与上边那些持续不断的钱相比，一次制作完毕就可以重复使用的宣传作品所耗费的资源，简直就是九牛一毛。

可就连这种“九牛一毛”的工作，在以前都看不到。十年的微博上乌烟瘴气，做为一个重要的宣传工具，微博上居然以赞美中国人民为耻，连官宣工具二流报纸都加入其中。那些年，正面的宣传效果少得可怜，负面的宣传效果如日中天，以至于有些人连国家解体的小说都写好了。这对想灭亡我们的“人”来说，简直是巨大的宣传胜利。这种现象也从反面说明了宣传工作的重要性，所以，我才说它们“尸位素餐”。

值得欣慰的是，死不投降的中国人民挺了过来，咬紧牙关走到了今天，我们看到了一个又一个进步，到了2021年，居然连宣传工作也开始出成绩了。希望北京市能够再接再厉，为其他地区做好榜样。因为北京市的形像宣传工作对全国影响极大，2003年，北京搞招牌统一风格，全国跟着风，希望这次《我》片也能推遍全国，让全国的干部走进群众。真正的CP不怕深入群众，不怕群众批评，而是勇于面对问题，解决问题。

1941年6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延安杨家岭召开边区各县县长联席会议，讨论征粮工作和农民负担问题。夏季多雨，当天一个炸雷，坐在附近的延川县代县长李彩云猝不及防，不幸触电身亡。同一天，一位农民的驴也被雷打死了。

噩耗传开以后，人们议论纷纷。这位农民逢人就说：“这瞎了眼的老天爷，为甚不让雷公劈死姓毛的，偏要打死李县长、打死我的驴！”

保卫部门闻讯，要逮捕这个咒骂教员的农民。教员知道这件事以后，立即阻止了保卫部门。他说：“群众发牢骚，有意见，说明我们的政策和工作有毛病。不要一听到群众有议论，尤其是尖锐一点的议论，就去追查，就要立案，进行打击压制。这种做法实际上是软弱的表现，是神经衰弱的表现。我们共产党人无论如何不要造成同群众对立的局面。”

后经调查，原来是当地征粮太重，这位农民心里有冤气，偏偏毛驴又死了，所以才借骂“雷”出气。

教员“挨骂”可不只一次，同年在陕甘宁边区的清涧县农村又发生了一起类似的事情。

农民伍兰花的丈夫在山上耕地时，不幸雷击身亡。伍兰花悲痛之下大骂“世道不好”、“姓毛的带着官僚横行”等。

保卫部门闻讯后，把伍兰花押到延安，报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审判。教员知道后叫来保卫部长钱益民，要他立即把伍兰花带来。在会客室里，经过聊天拉家常，他了解到：伍兰花家里共有六口人，七十岁的婆婆是个瘫痪病人；三个娃，大的十岁，小的还不到三岁半；里里外外全靠丈夫支撑。1935年红军来了以后，她家里分了五亩地，头几年还好，政府收的公粮少，家里粮食吃不完，踏实过了几年好日子。这两年变了，干部只管多要公粮，还多吃多占。如今她丈夫死了，家里梁柱就没了，她一时气急就骂天骂地。

教员把钱益民叫进来，当面嘱咐：“把这个妇女马上放回去，还要派专人护送她回家。记住，去的人要带上公文，向当地政府当面讲清楚，她没有什么罪过，是个敢讲真话的好人。她家困难多，当地政府要特别照顾。对于清涧县群众的公粮负担问题，边区政府要认真调查研究，该免的要免，该减的要减。我们决不能搞国民党反动派那一套，不管老百姓的死活！”

连续两次“挨骂”，教员在群众的骂声中深刻反思，在当年11月开幕的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上，通过了精兵简政的决议：“政府应彻底计划经济，实行精兵简政主义，避免入不敷出、经济紊乱之现象”，并提出了具体实施办法。

陕甘宁边区带头行动，先后进行了三次精简。从根本上解决了“鱼大水小”的矛盾，同时为了改变干部作风，进一步减轻边区压力，教员在当年开展了整风运动和大生产运动，在减轻人民负担，减少消费支出，提高工作人员素质和工作效率等方面，都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他形象地把大生产运动与整风运动一起称为当时整个革命链条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两个环子，并指出：“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未有的奇迹，这是我们不可征服的物质基础。”

相关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