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仍在制造波音飞机、重型航母、巡航导弹等尖端设备，但是为什么有人却认为美国制造业衰落了？ 第1页

其实你说的这几个产业不是一回事，情况也不太一样。

工业中有两个重要概念叫配套和总装，你可以简单粗暴的理解为零部件的加工制造产业和零部件组装成套设备的产业，明确了这个基本概念，然后再展开来说。

先说造船业。

美国造船业的高速发展期是南北战争前后，当时的造船业还处于风帆/蒸汽机的过渡阶段，南方邦联和北方联邦都在玩命造船，但战争后期北方太君在南方大搞三光政策，南方的产业基础受到严重破坏，所以战争结束后美国的造船业进入了一个低谷期，但内战结束后，由于国家再度统一带来的新朝红利，美国的造船业开始进入一波狂飙猛进时期，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是美国造船业的巅峰时代，那段时期刚好也是美国工业制造业大发展时期。

造船业是一种大型成套设备制造业，大型船舶本质上是一座漂浮在海上的城市，它需要的配套产业不一定是最先进最尖端的，但规模大，门类多，体系杂，它对配套的先进性要求不高，但对全面性要求极高，比如船上的马桶，它不一定非得包括化学除臭，加热垫圈，压力感应，防挂镀层，阴部冲洗等等功能，只是一个普通的冲水蹲坑就行，动力设备也是，并不是说只有全电驱动和柴燃混动才能推动船只前进，最老式的三胀式蒸汽机也不是不行，但你得有，你必须全都有。

船舶配套需要的不是先进的技术，而是完善的产业体系。

而完善的产业体系需要庞大的产业规模做支撑，19世纪到20世纪初美国大发展的工业制造业为完整的配套产业提供了有效支撑，所以当时美国的造船业得以蓬勃发展，美国也是在这一时期，开始建立自己的船舶科研和学术体系的。

完整的配套产业为造船业带来的好处是非常综合非常全面的，它可以降低造船业的整体成本，提高生产效率，促进技术进步，积累产业经验，疏通业务渠道，简而言之，要啥有啥。

20世纪初直到一战后初期，美国的造船业依托美国的制造业继续保持兴旺和发展，老罗斯福的大白舰队就是这一时期的产物，但是大萧条之后，美国造船业开始步入衰退，大萧条对美国的打击实际上被严重低估了，美国的制造业就是在大萧条时期开始迈过转折点走下坡路的，这一时期美国的造船业规模萎缩，投入减少，订货不足，这种态势直到今天也没有发生根本性逆转。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你想说二战期间五天一条自由轮，一月一条航母，对不对？

然而这种情况实际上是小罗斯福为了应对战争疯狂打鸡血，再加上当时美国的制造业基础还没有彻底烂干净，之前产业大发展时期留下的工业人口还在，只要有资金投入和生产组织，很快又能把生产再组织起来，两相结合造成的回光返照。为了对付大萧条之后美国百业凋敝的状况，小罗斯福开始大搞统制派经济，用财政手段暴力制造需求，以此维持工业部门的订货规模并维持运转，钱从哪里来呢？靠借，小罗斯福疯狂举债，现在都说希特勒搞梅福券，其实小罗斯福的战争国债也就半斤八两，无非是美国赢了，用战胜红利把债务窟窿填上了而已。

这种靠战争订货强行维持工业规模的做法是不可持续的，所有人都知道美国二战期间一月一条航母，五天一条自由轮，但极少有人知道美国在战后整个造船业都在挣扎求生，商船造的很少，邮轮压根就没造过。

实际上这种因为战争订货而膨胀起来的工业部门，在战后因为订单减少而迅速败落，凋敝的情况非常普遍，不仅限于造船工业，其它工业部门也这样，比如著名的斯蒂庞克，它制造的US6卡车成为了苏联红军的摩托化力量的重要支柱，苏联的奇斯150和中国的老解放本质上都是US6的仿制品，喀秋莎火箭炮就大量使用这种卡车作为载具，但斯蒂庞克在战后迅速陷入严重亏损，在五十年代初就因为资不抵债被合并，此时距离战争结束还不到十年。

类似的例子还有荷美尔食品公司，它在战争时期为整个地球提供了巨量的斯帕姆午餐肉，甚至于塑造了东亚某些地区的饮食习惯，但战后因为订单的大幅萎缩，它不得不缩减业务规模，断尾求生，差点就像斯蒂庞克一样没能挺过去。

简单来说，二战后美国就开启了去工业化进程，其工业规模日渐缩水，抗美援朝时期有所回升，但总体而言一直在走下坡路。

具体到造船业，就是其配套产业从战后就一直在缩水，总装产业也跟着缩水，这种缩水的幅度和速率之大是令人瞠目结舌的，简单来说就是，战争结束还没几年的50年代，日本的商船产量就跃居世界首位了……而美国的造船厂则于同一时期开始了大规模的破产，为了维持造船能力，美国开始通过政府订货，贷款，补贴的方式强行维持本国造船的总装产业，开启了造船厂吃财政饭的历史进程。

这种造船厂吃财政饭的模式彻底固定下来是70年代的事情，那一年美国通过了1970年商船法，规定美国自造自用商船政府提供一半的补贴，事实上把全国的造船业国有化了，并且当年疯狂下达行政指令要求商人必须爱国，必须身土不二，必须支持国货，谁敢从外国订船就给他下绊子穿小鞋搞审计，在这种行政指令下，美国从70年代到80年代中期给造船业的补贴高达近600亿美元，注意，这可是那个年代的600亿美元，不是当代的绿纸，成效也是显著的，美国战后造船吨位最高的年份就是1979年，达到了135万吨。

所以每次看见有人说中国以行政指令干扰市场经济，不尊重市场规律我就想笑，中国宏观调控也就图一乐，真搞计划经济还得看美国。

这种把造船总装的嘴撬开，往里面灌美元的操作导致了美国造船业对财政的深度依赖，但也算是基本上保住了美国的造船总装能力，但配套能力却随着整个工业规模的缩水而跟着一起缩水，配套产业伴随着整个工业一起衰败的后果就是美国造船业的竞争力极度低下，效率极低，成本极高，造船总装你可以灌美元，但你不可能给所有配套相关部门都灌美元啊，就算是美国也没那么多钱啊。

但是国舰国造又是政治任务，于是从80年代中期，美国转变方法，停止对成本较为敏感的商船进行补贴，放任商业船舶的配套凋零，转为对成本较为不敏感的军用船只和关键航线船只提供补贴，商船基本上就任其自生自灭了，而对于军用船舶的总装和配套，则让整个产业链都吃财政饭，这么做的结果就是美国事实上没有造船业，只剩下军工业。

军工业和民用工业由于使用场景和产业标准的不同，在技术路径上分野很大，且越来越大，双方的技术随着产业的发展越来越难以互通，说是隔行如隔山斗差不多，但是产业层面上，发达的民用工业可以为军工业摊平成本，一家美国船厂失去财政饭约等于原地去世，而其它国家的船厂可以用民船分摊大量成本，比如工人的薪酬福利，比如设备的维修保养，在这种分摊之下建造军舰的价格就可以降低，事实上，民用工业规模越大，军工业的成本越低，这在配套产业上尤其明显，美国失去造船业只剩下军工业的后果就是军工业成本居高不下，具体高到个什么程度呢？简单来说，东亚三国里造船业成本最高的是日本，但美国造一艘常规军用船舶的综合成本，可以达到日本造同类型船舶综合成本的五到七倍，和中国差距就更巨大了，一条伯克的成本要30多亿美元，而一条052D还不到30亿人民币。

现在美国的造船厂里，弗吉尼亚州纽波特纽斯造船厂，密西西比英格尔斯造船厂，路易斯安那阿冯达尔造船厂，路易斯安那波林格尔造船厂，康涅狄格通用动力电船厂，缅因州巴斯钢铁厂，加利福尼亚通用动力国家造船与钢铁公司，阿拉巴马奥斯塔造船厂，威斯康星马里内特造船厂，除了奥斯塔和马里内特外，其它都在吃财政饭，而奥斯塔和马里内特之所以不吃财政饭是因为属于外资公司，而海军的造船设施更是聋子的耳朵。

成本高，就缺乏竞争力，缺乏竞争力，就更依赖财政，依赖财政，导致成本高，死循环。

现在的世界造船业格局是，高利润高附加值的豪华邮轮游艇产业被欧洲把持，规模宏大的商船产业被东亚垄断，美国造船业除了财政订单外啥也拿不到，市场竞争力连菲律宾都不如，突出一个政府指令和三公消费。

那么有人要问了，为啥美国造船业都这样了，还能造出大航母战斗群呢？

原因有三

一，先军政治

美国的军费支出占GDP比重显著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之大也鲜有企及，其财政结构体现出鲜明的军国主义特征。在这种巨大投入下，板砖也能上天。

成本虽然高，但是钞能力压倒了高成本。

二，存量巨大

海军是最吃存量的军种，而美国在冷战期间的巨大军事建设留下了一笔极为丰厚的遗产，事实上，帝国霸权的支柱尼米兹级已经是一种70年代中期的老物件了，当时美国还在给商船业几百亿的财政支持，而巨大的存量导致美国只需要对现有舰队进行升级，就足以保持领先地位。

三，穷举法

这一点其实是第一点的衍生，美国为了维持军事技术的领先，在技术发展路径上用巨大投入推行穷举法，我们看到的美国现有船型实际上都是在残酷的技术穷举法竞争中胜出的获胜者，实际上美国还有大量失败的技术方案，有许多方案甚至仅仅停留在PPT上。

三管齐下，我们就看到了美国造船业一泡污，但是海军又先进又强大的现状，说白了，成本再高，架不住核动力印钞，而核动力印钞带来的通胀可以向全世界转嫁，甚至可以说是全世界帮美国养海军。

美国造船业的稀烂不可完全归咎于做账经济，做账经济固然有一部分原因，单说穿了也无非是导致民间资本无法进入造船业，可就算美国的民间资本进入了造船业又能怎么样？难不成还能从头到脚把整个配套产业全部再做一遍？就算做出来了，你又要怎么和已经高度成熟的东亚，欧洲去竞争？东亚船厂在降低成本、生产优化和采用新技术方面积累了几十年，其中相当大一部分是依托东亚庞大到过密的工业人口和产业集群才形成的，你美国别的可以买，可以投钱，这种社会结构你怎么复制？你还能变出几亿工业人口不成？美国政府为了扶持本国造船业不可谓不卖力，连身土不二政策都搞过了，70年代有商人从日本订船，国税局马上去他公司里搞审计，船舶审批手续故意拖着不办，黑帮打恐吓电话，把你能想到的小鞋挨个给人穿了一遍，最后把人家差点逼的破产，都已经用这种蓝色恐怖去扶持了，都做到这地步了，还想怎么样嘛？

可烂泥就是扶不上墙，50年代战争刚刚结束就竞争不过百废待兴的日本，20世纪初造船业狂飙猛进时期就斗不过欧洲，你有什么办法？后来韩国人又来，中国人又来，东亚彻底吃死了商船业，而豪华邮轮游艇业从来就没有离开过欧洲，从18年开始，中国都开始攀爬豪华邮轮这个产业高峰了，然而美国造船业就是上下都打不过，风箱老鼠两头受气，最后干脆缩进财政小楼成一统，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造福特级，彻底六根清净了。

大概美国人天生不擅长造船，就像中国人天生不擅长踢足球，玄学的事，属于不可抗力。

实际上仅就技术水平来说，美国的船舶工业远不如欧洲，连意大利都不如，毕竟欧洲牢牢掌握着豪华邮轮这个船舶工业皇冠上的明珠，就产业水平来说则不如东亚，东亚发达的商船制造业带动并促进了大量相关行业，特别是外贸行业的发展，拉动了整个区域的经济活动，说东亚三国是漂在商船上的国家都不为过。

说完了航母，来说一说波音，美国的航空工业和造船业刚好反过来，航空领域美国真的是做到了民用反哺军用，美国的航空工业就像东亚的造船工业一样，用全球民用市场的巨量订单，降低了军用航空的成本，养活养肥了航空工业。

波音直到目前依旧是世界上最大的商业飞机供应方，美国国内的相关配套也非常发达非常完善，全世界的商业航空市场都在为美国提供源源不断的订单，而其它竞争者既要面对美国的先发产业优势，技术优势，渠道优势，市场优势，还要在国际适航体系这个美国人又当运动员又当裁判的角斗场和美国人斗智斗勇。

实际上二战后美国折腾欧洲的方向是三个，一个是肢解殖民体系，一个是搞烂欧洲金融，一个是整垮欧洲航空，二战后英国一度试图通过大搞航空工业搭建全球航线来重建英帝国，美国人岂能让它得逞，把英国航空工业往死里整，终于把英国的企图折腾没了，最后是法国咽不下这口子馊气，和西德抱成团，再生拉硬拽的扯上西班牙，在协和客机形成的产业合作基础上建立空客，然后头铁，拿头去拼，同时把欧洲一体化进程和空客市场准入进行捆绑，大搞身土不二，搞欧机欧造，搞真正的欧洲人只坐空客，把经济民族主义进行到底，再加上当时波音大搞攘外必先安内，相比较扼杀空客更热衷于和麦道斗法，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空客自己努力加上波音演技逼真，这才挣出了一片天。

但是就算有空客分庭抗礼，波音依旧强大，强大到连丑闻都不太顾忌的地步，强大到百万漕工衣食所系的地步，强大到空客和洛马天天做波音的黑材料波音连看都不看的地步，这种强大连带着拉动了航空相关的配套产业一并高度发达，以至于反哺于军工，美国军用航空的先进发达成本低就像东亚的军用船舶先进发达成本低一样，都是发达的民用产业基础为军用产业提供了强力支撑的结果，实际上，美国军用飞机不仅技术先进，成本还低廉，现在又开始搞所谓的跨国合作研发模式，把成本拿出来让全世界分担，最终结果是F35在极度先进的同时还巨便宜，成本据说不到8000万美元一架，比苏35还便宜2000万，未来目标是降到6000万，然而论战斗力，苏35给F35提鞋都不配，战斧也是同理。

简单来说，美国制造业的衰落主要表现在整个制造业的规模，门类和综合发展水平一直在缩水，因此对配套产业的广度要求极高的造船业就相应的受到影响极大，以至于造船业只能靠财政饭维持生活。

但航空工业是一个例外，它对配套产业的广度相较于造船业而言要求不算太高，再加上美国的先发优势和历史积累，整个产业链都很完善很强壮，只是有了空客和它竞争，再加上丑闻比较多，气势上输了一截，但就产业本身而言实际谈不上衰落。

但在航空工业之外，美国的整个产业基础都在缩水甚至是溃烂，早年半导体还行，现在晶圆厂都不愿意保了，二战期间美国的卡车独步全球，为盟国获胜提供了坚实的保证，二战结束时，苏军装备的所有卡车中一多半来自美国，斯蒂庞克，雪佛兰，道奇，福特玛蒙夏灵顿，万国，这些当年帮助盟国打赢战争的重载卡车牌子现在死的干干净净，美国仅有的一点卡车工业也开始走上造船业的老路开始吃财政饭了。

美国制造业的衰落来自于对实体企业有效投资的大幅缩减，资本从实体向资本市场流出。

引子：18%的内部投资门槛收益率

摩根大通估计，2013 年标准普尔 500 指数公司的加权平均资本成本（WACC）为 8.5%，略高于历史中值。

然而，即使基于8.5%，WACC，摩根大通的研究报告表示，标普500公司平均的投资门槛收益率——即他们在进行任何项目投资之前所需的预期回报——为18%！

本人曾在某美资500强汽车零部件企业工作6年，提出的诸多项目大多死于这个18%的投资门槛率。比如说，某司需要投资一批价值100万的机器人提高车间的生产效率并降低不良，如果这笔投资不能带来每年至少20万的成本节约（预计15年期项目寿命，如5年期项目，则要求40万每年）收益（Cost Saving），那么这笔投资项目就会被否决。

《Bridging the gap between interest rates and investments》，JP Morgen, 2013

设定这样的目标之下，基本上90%的内生性项目能够通过公司管理层和董事会的批准。美国实体企业最后宁愿派息和回购股票，将公司的现金交给它的股东们去重新分配，也不愿意对自身产业的发展和壮大进行投资。

比如IBM公司，自2004年以来，IBM公司每支出一美元的CAPEX（资本支出），就会花额外4美元通过派息或者股票回购回馈股东。思科公司，过去15年间一共回购股票花费了1100亿美元，而在此期间仅花了150亿美元补充公司的生产性资产。最近热映的由陈坤、辛芷蕾领衔的电视剧《输赢》，乃是我刚参加工作那几年的2006年畅销的商战小说。故事改编自IBM（捷科）与惠普公司在国内激烈争夺银行业数据中心市场。当时的IBM和CISCO如日中天，华为被IBM的销售不屑的称之为A货CISCO。再看今天IBM，思科华为公司的市场地位，让人唏嘘不已。

我在另一个关于波音公司近年风波不断的回答中引用王孟源的分析，为大家展示波音公司如何从一个受人敬仰的伟大工业公司沦为丑闻不断的问题企业的案例。

下文为技术性分析。

来自实体企业内部的腐朽

对自1971年至2017年美国所有上市公司进行的一个研究（《资本对企业的侵蚀——1971-2017 年企业投资下降的企业层面分析》，奥伦·卡斯，2021年3月）表明，最近典型的美国公司的商业战略转变，由传统的投资来补充其资本基础的战略，转为向股东提供现金。该研究使用标准普尔的 Compustat 数据库来分析 1971 年至 2017 年总部设在美国并在纽约证券交易所和纳斯达克公开交易的所有公司的现金流量。该研究把公司分为三类：

Grower：增长型公司 定义：资本支出（CAPEX）超过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EBITDA）的企业。他们通过资本市场进行融资以支持其进一步投资扩张。他们具有以下三个要素：

• 实际净投资（Real Net Investment）>= 0，并且
• CAPEX > EBITDA，以及
• 股票净销售 + 长期债务净发行 > 0

Sustainer：维持型公司 定义：资本支出（CAPEX）大于固定资本消耗及其还返回股东的现金的总和，且EBITDA足以自持并实现以上两个目标。

• 实际净投资 （Real Net Investment）>= 0，并且
• EBITDA >= CAPEX，以及
• 回购股票 + 支派股息 > 0

Eroder：侵蚀型公司

定义：消耗固定资本（Fixed Captial）的速度大于新的资本支出（CAPEX）速度，且同时仍向股东返还现金，但其EBITDA将足以补充其基础资本。

• 实际净投资（Real Net Investment） < 0，以及
• 回购股票 + 支派股息 > 0

研究初步结论：

在整个研究的时间范围内（1971至2017），美国经济已经从几乎完全以维持型公司为特征的经济，转变为以侵蚀型公司为主导的经济。维持型公司的所占总市值的份额从1978年时的90％，下降到到2009年的37％；相反，侵蚀型公司所占总市值的份额则从1980年的1％，增加到2010年的49％。

这些趋势在 2000 年左右出现了一个特别的的拐点。特别是对于制造业企业而言，（ NAICS 代码 31、32 和 33），侵蚀型公司的市值份额从 1998-2000 年期间的平均 16% 攀升至 2003-05 年期间 的45%。

对于信息产业（NAICS 代码 51），增长型企业的份额从 1998-2000 年的平均 14% 下降到2003-05年的不到 1%，而侵蚀型企业的份额从 20% 上升到 60%。

在这个领域，一个非常好的例子是IBM公司，曾经的不可撼动的高科技巨头。在 1970 年代，IBM 每投资1美元的CAPEX，相对而言仅向投资者派发30美分现金。然而这个数字自那时起稳步上升，并在 2004 年飙升，并使该公司从常年的维持型公司转变为永久性的侵蚀型公司。

思科公司是一个特别引人注目的例子，它在 2003 年从维持型公司彻底转变成了侵蚀型公司。现在美国政府针对我国政府对市场的保护扶持了华为这样的巨头，而该文作者则认为，在电信行业竞争失利的相当一部分责任必须归咎于思科公司的美国执行长：他在过去 15 年中执行了 1010 亿美元的股票回购，而资本支出仅为 150 亿美元。

总的来说，这些企业转型为侵蚀型公司的决策，彻底改变了实体经济与金融市场之间的关系，以至于现在似乎是前者（实体经济）在为后者（金融市场）输血。这在资金总流量中可以最清楚地看出。在运作良好的市场经济中，资本会从金融市场流入需要融资的企业，一部分利润会从企业流回金融市场——通过利息和股息支付所使用的资本。但这显然并不是美国经济的现状。

该分析将“流向企业现金”（Cash to Firm）定义为长期债券发行和股票发行的总和，“流出企业的现金”（Cash from Firm）定义为长期债务偿还、股票回购、利息支付和股息的总和。回想一下，近几十年来，扩张型公司的市值份额下降了一半，这表明上市公司对金融市场的利用减少了所需的投资资本。然而与此同时，流入和流出企业的资金总额占 GDP 的比重翻了两番，从 1971-85 年的平均 3.1% 和 4.6% 到 2009-17 年的平均 12.9% 和 16.9%。因此，实体经济的资源净流出占GDP的比重翻了一倍多，从1.5%上升到4.0%。

与 1970-99 年相比，2009-17 年的累计总投资缺口达 3.4 万亿美元。同样，实体经济中上市公司的现金超额流出达 3.1 万亿美元。在同一时期，个人、共同基金、银行机构、保险公司和养老基金在国内私人持有的美国国债增加了 3.5 万亿美元。

金融资本对实体经济的”投资“是一场更严重的侵蚀。

私募股权（PE）

欧美PE的基本逻辑是，杠杆收购公司，Libor+3（2-4之间）的5-7年期贷款利率，Equity：Debt Ratio（股权债务比率）欧洲大约4:6（欧洲银行保守，有严格限制），美国大约2:8（特别狠的，我见过某美国顶级PE的一个案子，做到1:9），现在利率更低，我想美国的PE更要放飞自我了。

收购以后三板斧：裁员、降本、售后回租(S&LB)。基本操作是，非核心高薪长工龄员工解聘，养一群律师对付工会（有时进行收买腐化），养一群税务师做“税收筹划”，请一群供应链专家做供应链优化（其实就是外包低成本国家），剥离房产土地等有价值资产回租给公司，出售此外一切有价值的生产资料（机器设备等）给租赁公司再回租等等不一而足。

以上操作的全部目的就是降低不动产，提高现金流，降低税前利润，最快速还本付息。

PE的盈利的主要以及唯一重要来源是去杠杆。企业价值的提升，无论是EBITDA还是估值倍数，那都是在最终退出时在Teaser上或者上市招股书上用来装点门面的花样，属于Window Dressing。即使最终出售或IPO时的企业价值没有任何增长或者下降，PE依然可以维持极高的利润。

这里的花样，正在于使用企业自身运营产生的现金流去为并购融资去杠杆，即在此期间用于还本付息的所有来源，均来自于企业本身。这就好比你买了一套房100万，首付20万贷款80万，5年期贷款5%的利率，每年要还款接近20万（逐年递减）。而PE的神奇之处正在于，他能够在5年内不额外投资一分钱（甚至还要通过股东贷款或者分红等方式挤出利润）的方式把债还干净。当你5年后出售房子的时候，即使市场行情不好你只卖了80万，看起来亏损了20万，实际上则是获利了60万，300%的利润。如果碰上冤大头的买家，或者市场景气，企业能以220万的价格出手（部分来源于企业销售额随市场自然扩张而增长，或者IPO市场估值偏高），获利能到1000%。

在这样的操作下，比较严重的情况是企业运营在现金流随时断裂的钢丝上，而稍好一点也是7成以上现金用于还本付息，为了企业长远生存和发展所需要的新的CAPEX，研发费用，员工薪酬福利等等都要为这个还本付息的目的让路。

据加州理工大学的一项研究（《Leveraged Buyouts and Financial Distress》，Brian Ayash，Mahdi Rastad，2019年七月）表明，被PE杠杆收购收购的公司中，大约有 20% 会在十年内破产，而同期对照组的破产率为 2%。研究人员研究了1980年至2006年私募股权公司通过杠杆收购的交易价值在5000万美元以上的美国上市公司。样本总共包括467家杠杆收购交易，以及在此期间保持上市公司地位的一组公司作为对照。“我们的研究结果显示，被LBO的公司和对照组公司的破产率形成鲜明对比：大约20%的经过LBO的大型公司在10年内破产，而对照组公司破产率为2%”。

风险投资（VC）

风险投资公司原则上来说亦属于私募股权的大类。VC通常确实仅投资于成长型和扩张型的公司。但它只占私募股权交易量的不到 20%，并且主要集中在一个非常狭窄的经济领域：2019年风险投资的 77%流向了互联网，软件和生命科学；85%的投资去了美国西海岸和东北部。而在近年来最大的风险投资退出项目清单中，互联网和软件类型的IT公司（仅以美国为限）占总投资金额的71%，总项目数量的54%，总退出金额的73%。

风险投资青睐于IT产业在于其商业模式。VC要求投资的标的企业的商业模式能够易于理解，有成功的范例可循，而且非常重要的是能够以尽可能小的资产实现快速的扩张。IT产业符合这种要求，而IT产业商业模式的“火灾化”（虚拟金融化/虚拟地产化）有现成的成功案例可循（目前世界上最值钱的公司都可归于此列）。而被风险投资推动的产品和生产的创新，那些真正的高科技产业屈指可数。

关于IT部门“火灾化”的讨论，请见另一个回答：

对冲基金

与私募股权和风险投资相比，对冲基金的业绩近年来乏善可陈。他们基于波动的投资策略与他们高昂的管理费和利润分成完全不成比例。

在这个话题下，值得关注的是对冲基金中那些所谓“激进投资机构”和“维权投资机构”。这些机构常常通过公开市场收购公司的股权成为公司的股东乃至进入董事会，然后通过代理其他中小股东发起临时股东大会，以“维权”的名义要求公司更改或执行一些重大的经营决策。

必须说明的是，“维权”投资并非对冲基金的专利，更非其首创，共同基金和养老基金自20世纪70年代就逐步开始尝试积极参与公司的运营决策。共同基金和养老金的积极主义倾向于偶然性和“事后”视角（ex post）；相反的，对冲基金积极主义往往是策略性和“事先”视角（ex ante）：即对冲基金管理人会首先确定公司是否会受益于其预定的策略目标，然后再购入股票，并采取积极主义立场。前者属于“防御型”而后者属于“进攻型”。

大型的对冲基金如卡尔.伊坎（Carl Icahn）、纳尔逊.佩尔茨（Nelson Peltz）、丹.勒布（Dan Loeb）和比尔.阿克曼（Bill Ackman）管理的基金经常公开对抗公司董事会或管理层，给企业高管和董事会带来极大压力。他们的做法通常是先买入他们认为被低估的股票，然后迫使管理层采取他们认为能提升股票价值的举措：主要包括提高派息、回购股票、削减成本、调整管理层，有时甚至是分拆重组公司。（《机构投资者视野下的股东积极主义》，刘彦沣）

这些策略通常与PE控制下的公司的操作如出一辙，后果则是在损害公司长期发展前景和竞争力的前提下获取短期收益，乃至将公司掏空。

以上。

补充：

感谢各位的评论和回复。借此机会就评论区的一些值得分享和澄清的讨论在此作为本文补充。

门槛收益率与WACC的关系

WACC是加权平均资本成本。即一项投资或项目，依照其中权益和债务的比率以及其分别的成本，通过以下公式计算：

WACC = (E/V x Re) + (D/V) x (Rd x (1 – T))

由于每一家公司，甚至每一个项目的资本结构有别，因此WACC对于每一个公司和几乎每一个项目都是不同的。本文所提到的8.5%的WACC，并不是意味着所有美股上市公司都是8.5%，而是经过对这些公司的总体研究得到的一个中值。事实上有大量的公司WACC低于8.5%，又有大量的公司WACC高于8.5%。

WACC是金融工程中非常重要的核心概念，如不熟悉请自行学习了解。

门槛收益率，即最低预期资本回报率，是管理或者评估一个项目或者投资时所需要预先计算的一个值。对于门槛率的使用方法是，在贴现现金流量分析中（DCF）使用门槛率来估算投资的净现值，以判断其价值。

原文中举例的100万设备最低年收益20万，是我经历过的一个计划寿命20年的项目。如果是一个5年的项目，依照18%的门槛率，需要年收益约32万。原文漏记了项目寿命，深表歉意，以做更正。

通常的计算一项投资或一个项目的门槛率的方式，就是直接取WACC作为门槛率。如果项目外部风险较大，或者投委会对资金的使用有更高的要求，则需要额外附加一个风险溢价，比如在WACC基础上上浮50%。

以下列明部分美股最优秀的上市公司的ROIC与其对应的WACC的比较，以供各位参考。

@三无人员只会胡说 @云飞扬

股票回购和派息的主要动力来源，以下仅阐述我个人的见解：

1. 公司的管理层的薪酬机制：股票激励，以及目标股价激励。前者是高管薪酬一部分以公司股票替代；后者指高管的奖金以公司股价达到一定位置来发放。
2. 股东价值主义，这是一种意识形态，过去几十年一直在美国各大商学院反复教授，成了一种宗教洗脑；
3. 短期主义，美股上市公司除了年报半年报还要发布季报，管理层为了维持市场和股东的正面看法常常采用回购股票的方式表明管理层对公司的信心，以及提高每股盈利；
4. 空降兵，越来越多的高管和掌门人不是多年沉浸于企业文化中一步一步晋升而来的员工，而是董事会急功近利从外部招来的职业经理人，最著名的是90年代乔帮主被赶出苹果换上百事可乐的前CEO；
5. 这里说过的股东激进主义，特别是对冲基金的股东激进主义。

@HgMs

再次多谢各位的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