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一个很少有人提及的一点,那就是司马家在臣民心中还是有一定民意基础的。
虽然司马懿父子人品不行,篡权夺位,往往是被批判的对象,但我们也应该认识到司马家能够一步步巩固地位,乃至篡魏建晋,一统天下,这期间司马家也是在积攒人心的。
我们不能只看到司马家在政治上的残忍(如洛水之誓,弑杀曹髦),而疏忽了这点。
吴国的张悌曾经对曹家和司马家有这么一番议论:
【魏伐蜀,吴人问悌曰:“司马氏得政以来,大难屡作,智力虽丰,而百姓未服也。今又竭其资力,远征巴蜀,兵劳民疲而不知恤,败於不暇,何以能济?昔夫差伐齐,非不克胜,所以危亡,不忧其本也,况彼之争地乎!”悌曰:“不然。曹操虽功盖中夏,威震四海,崇诈杖术,征伐无已,民畏其威,而不怀其德也。丕、叡承之,系以惨虐,内兴宫室,外惧雄豪,东西驰驱,无岁获安,彼之失民,为日久矣。司马懿父子,自握其柄,累有大功,除其烦苛而布其平惠,为之谋主而救其疾,民心归之,亦已久矣。故淮南三叛而腹心不扰,曹髦之死,四方不动,摧坚敌如折枯,荡异同如反掌,任贤使能,各尽其心,非智勇兼人,孰能如之?其威武张矣,本根固矣,群情服矣,奸计立矣。今蜀阉宦专朝,国无政令,而玩戎黩武,民劳卒弊,竞於外利,不脩守备。彼强弱不同,智算亦胜,因危而伐,殆其克乎!若其不克,不过无功,终无退北之忧,覆军之虑也,何为不可哉?昔楚剑利而秦昭惧,孟明用而晋人忧,彼之得志,故我之大患也。”吴人笑其言,而蜀果降于魏。】
这里面除了对曹丕的评价不公允外(毕竟曹丕上位后还是比较注重民生的),其他论述基本是没什么问题的。
也就是说曹操以兵威夺取天下,百姓尚未归心,而后来曹叡又大兴土木,折腾百姓,那更加会失去民心。
而司马家夺取大权后,废除了苛政,于民休息,逐渐民心就归顺于司马家了。因此淮南三叛而腹心不扰,曹髦之死而四方不动。
无独有偶,房玄龄在编著晋书时,在谈到东晋立国问题时,评论到:
“晋氏不虞,自中流外,五胡扛鼎,七庙隳尊,滔天方驾,则民怀其旧德者矣。昔光武以数郡加名,元皇以一州临极,岂武宣余化犹畅于琅邪,文景垂仁传芳于南顿,所谓后乎天时,先诸人事者也。”
这段话提出了东晋立国的原因:
那便是民族矛盾激化,而且刘聪、石勒又残暴,这让本来对司马衷的统治深度不满的百姓怀念其曾经司马家的恩德,因此再度支持晋朝。
这个原因又可分为两个部分,其一是外部环境的变化(刘聪、石勒比晋朝更残暴),其二便是司马家在此之前确实有恩德于臣民。
且晋书在这里提到“武宣余化犹畅于琅邪”,武就是指司马炎,宣就是指司马懿,琅邪指的是司马睿。这句话的意思便是司马家三代人(司马懿到司马炎)对于臣民的恩惠,使得司马睿受益。
在对于臣子方面上,司马家和琅邪王家颇有交集,当年王祥“举秀才,除温令”,也就是在司马懿老家当县令时,两家的情谊就此开始。
后来到了司马炎时期,王祥不跪拜司马炎,只是行礼,对此司马炎也毫不生气,说明两家关系已经非比寻常了。
【及武帝为晋王,祥与荀顗往谒,顗谓祥曰:“相王尊重,何侯既已尽敬,今便当拜也。”祥曰:“相国诚为尊贵,然是魏之宰相。吾等魏之三公,公王相去,一阶而已,班例大同,安有天子三司而辄拜人者!损魏朝之望,亏晋王之德,君子爱人以礼,吾不为也。”及入,顗遂拜,而祥独长揖。帝曰:“今日方知君见顾之重矣!”】
而就是这长久的家族联系,让司马睿和王导之间产生超乎君臣的友谊,而琅邪王家在东晋立国中更是起到必不可少的作用。
另外东兴之败后,司马师把责任揽到自己身上,对此习凿齿论曰:“司马大将军引二败以为己过,过消而业隆,可谓智矣。若乃讳败推过,归咎万物,常执其功而隐其丧,上下离心,贤愚解体,谬之甚矣!君人者,苟统斯理而以御国,行失而名扬,兵挫而战胜,虽百败可也,况于再乎!”
这些举措都能得到一些臣子的拥护。
而在对于民众方面上,淮南二叛时,司马师也听取了王基的攻心策略,对于被迫附逆士兵百姓,不予追究。
【师以荆州刺史王基为行监军,假节,统许昌军。基言于师曰:"淮南之逆,非吏民思乱也,俭等诳诱迫胁,畏目下之戮,是以尚屯聚耳。若大兵一临,必土崩瓦解,俭、钦之首不终朝而致于军门矣。"师从之。】
等到了淮南三叛时,司马昭也是采取同样的政策,对于被迫附逆的士兵百姓都不予追究,就连间接害死他兄长的文鸯,司马昭也不计较。
还有部下建议司马昭坑杀投降的吴国士兵,司马昭也不同意。
【议者又以为"淮南仍为叛逆,吴兵室家在江南,不可纵,宜悉坑之。"昭曰:"古之用兵,全国为上,戮其元恶而已。吴兵就得亡还,适可以示中国之大度耳。"一无所杀,分布三河近郡以安处之。拜唐咨安远将军,其馀裨将,咸假位号,众皆悦服,其淮南将士吏民为诞所胁略者,皆赦之。听文鸯兄弟收敛父丧。给其车牛,致葬旧墓。】
当然,除了上面提到了例子之外,在司马炎时期,废除了屯田制,并在灭吴后之后废除孙皓的苛政,也都是深得民心之举。
史书记载晋军灭吴后,司马炎“其牧守下皆因吴所置,除其苛政,示之简易,吴人大悦。”。
而司马炎在位期间,不怎么瞎折腾,对待臣子很好,政策上也体谅少数民族百姓。
虽然因为司马炎十分宽容,导致其诸如民族和占田这些政策,手下也会有不认真执行的情况。但不可否认,司马炎的本意是好的,而这种心意或多或少也会传到基层百姓心中。
所以当刘石勒横行于外,王敦谋逆于内时,忠义之士比比皆是,长安附近的羌族和拓跋、慕容鲜卑反而拥护晋朝,北方百姓则在流民帅的领导下和刘石展开殊死对决,凉州的义士则在长安奋斗到最后一刻。
南方的士族也和北渡士族达成协议,一同拥护司马睿,于是东晋建立。
可以说如果没有臣民之心的话,那西晋在洛阳沦陷之时便就亡了,那还会有长安的坚守,建康的延续呢?
对比一下千古一帝杨广死于江都,北方不少军阀都向突厥示好,从而突厥对中夏有轻蔑之心。
这样的差距很明显就能看出来吧?
如果没有桓温和谢玄,东晋可能实力跟东吴差不多,甚至还不如东吴。所以在那个时代,名将甚至是运气(下面会说)有时候确实能对时事产生决定性的作用。。。
东吴再菜,陆逊好歹还从曹魏手上拿下了邾城,并且通过屯兵3万(史书数字,仅供参考)的方式保证了这个长江北岸的重要桥头堡能一直坚守。你跟东晋一对比,就会发现陆逊这个看似简单的成就已经很不错了,因为东晋在与石虎交战时,甚至可以让长江北岸近在咫尺的邾城守军全军覆没。
在冉闵乱北方期间,东晋曾出兵3万北伐,褚裒主帅分出3000精锐去救援难民,结果被后赵骑兵包围,全军覆没,这次北伐直接就瓦解了。为何?从刘宋鼎盛时期在籍人口都不过400多万人来看,东晋当时体量其实也就跟东吴差不多,3万军队对于东晋来说不是小数目,而这3000人又是这3万人中最能打的10%,损失掉后,东晋自然就完全失去了北伐的资本。
其实别说后赵了(其实石虎时期后赵已经开始不行了,打前燕、前凉都是一败涂地,也就欺负下东晋),当时连成汉都能跟东晋打个有来有回,甚至还考虑过联合后赵灭晋:
汉李奕寇巴东,守将劳杨败死。(339年)
汉人攻拔丹川,守将孟彦、刘齐、李秋皆死。(340年)
赵王虎遗汉主寿书,欲与之连兵入寇,约中分江南。寿大喜,遣散骑常侍王嘏、中常侍王广使于赵。龚壮谏,不听。寿大修舟舰,缮兵聚粮。秋,九月,以尚书令马当为六军都督,征集士卒七万余人为舟师,大阅于成都,鼓噪盈江;寿登城观之,有吞噬江南之志。解思明谏曰:“我国小兵弱,吴、会险远,图之未易。”寿乃命群臣大议利害。龚壮曰:“陛下与胡通,孰若与晋通?胡,豺狼也,既灭晋,不得不北面事之;若与之争天下,则强弱不敌,危亡之势也,虞、虢之事,已然之戒,顾陛下熟虑之!”群臣皆以壮言为然,寿乃止。士卒咸称万岁。
一开始看到这些简直不可思议,后来一想,要成汉这点本事都没有,也没法存在40多年了,毕竟体量上也是个相当于蜀汉的国家,并且李雄、李寿的用兵能力也都还可以。这也可以从侧面反映出当时东晋局势绝望到什么程度了,应该说桓温一年把成汉给灭了才是奇迹。
桓温是在举国都不支持的情况下,出兵1万豪赌西征成汉,完成了周瑜所没有完成的两分天下之计。事实证明反对者的担心还是有道理的,正常状况下这点人深入蜀道简直是肉包子打狗,但是当时成汉内乱不断,凝聚力大为下降,桓温军通过江州等地都没遇到什么抵抗,直到成都城下才遇上成汉主力。即便是这样,晋军本来也寡不敌众,差一点就顶不住了,最后靠着鼓吏把撤退误当成进军的神运,晋军奇迹般反败为胜,攻破成都灭汉:
《晋书·桓温传》:势于是悉众与温战于笮桥,参军龚护战没,众惧欲退,而鼓吏误鸣进鼓,于是攻之,势众大溃。温乘胜直进,焚其小城。
这之后,“晋朝”总算形式上实现了两分天下(实际国力仍然远远不如北方胡人政权),多少有了些资本。正好这段时间,后赵的内乱使得北方再度大乱。经过冉闵、前燕、桓温、前秦此消彼长的拉锯战之后,等到前秦几十年后终于再度大举南下的时候(此时已经是382年,距离后赵崩溃已经过去了30多年),谢玄也在京口练出了北府兵。
至于北府军的重要性,可以用魏晋灭吴来模拟,东吴200多万在籍人口的体量说大也不大,但说小也不小,20万大军+长江水军使得西晋灭亡东吴时,即便是国力占据了绝对优势的情况下,也几乎动用了倾国之力,20万前线精兵+水军+几十万运粮人员的庞大编制是司马炎对魏晋士家进行了“三丁抽一,五丁抽二”的总动员之后,方才勉强凑齐。放在100年后,对前秦的国力压力自然也是可想而知。
东晋就算它国力只相当于280年东吴,在拥有北府军等8万精锐的条件下,其实已足以自保,这8万人假设可以1个打2个前秦兵,那就已经相当于16万野战军的战斗力,前秦排除掉虚张声势的水分,真正的前线兵力其实也就20万左右(多了后勤也跟不上),对晋军已经几乎没有优势了,这也是为什么王猛一直说东晋不可击。
雷霆雨露,莫非天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