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 多地出生人口大幅度减少，具体哪些数据值得关注？如何挽救「低生育率危机」？ 第1页

数据基本和预测的一样，没什么可关注的。

低生育率危机的挽救太过复杂，既要让中层生（底层连婚都结不起），又不能放开土地供应配合公交部署让房价降下来，更不能调整财富分配机制广范围内缩小财富差距，依照劳动法打击无加班费的996更没指望。

晓是知乎理论界藏龙卧虎，也没人能想出解决方案。

还是研究好如何在人口塌方严重的情况下，社会不至于出现太大退步更现实。

观网有位教授昨天提出个想法，在全球建设100个千万人口的工业城市，中国人30万担任领导与技术岗位，然后300万印度人，300万巴基斯坦或孟加拉人，300万其他人，用各种手段让这些都说中国话。这些城市负责全球制造业中下游，中国自身只负责投资与制造业上游。

想法挺好，就是得先有30艘超级航母才有希望实现。

根据香港政府的统计，2019年平均每位适龄妇女生育1.051名子女，2000年为1.032名。

而香港身价千亿的大地产商刘銮雄，曾经与两任妻子及一任女友共生育有7位子女，平均每任女伴生育2.33名子女。

不难计算，如果大刘的两位女朋友不是因为跟了大刘，大概率只会生一名子女。

所以我认为可以鼓励富人多交男女朋友，这样女生就可以多生孩子，从而提高生育率。

此外，因为大刘生育了六名子女，所以大刘的资产要分成六份，这无疑降低了财富集中度也就是贫富差距。

富人多找女朋友多生小孩，还可以达到共同富裕，这是双赢，因此我们要从舆论，道德和法律上逐渐接纳并提倡非婚生，打造良好的生育环境。

生育率一旦下降，除非经历重大社会变故导致社会发展水平倒退，否则几乎不可能再有明显恢复，不以你的后续应对手段为转移，这是人类社会基本规律。

另外看到有人抨击计划生育政策，对此我只能感叹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要知道，80，90年代的社会公众对待计划生育政策的态度是完全不同的，当时社会舆论普遍对这一政策持正面态度，那时候充斥舆论的是什么？是资源匮乏，生态枯竭，人口爆炸，就业困难，那时候的人谈起计划生育，不是认为它太严厉，而是认为它不够严酷，那时候对于超生家庭，社会舆论是激烈抨击，丑化，羞辱的，社会机制是严厉惩戒，限制，打压的。

为啥？因为这么做在当时有着相当的民意基础，特别是在城市里，当时城镇居民对于超生游击队的鄙夷和人口爆炸的恐惧是深彻入骨的，超生游击队这个典故的出处是1990年宋丹丹和黄宏的春晚小品《超生游击队》，当时这个小品获得了极好的口碑，特别是超生家庭在城市里躲避查处的窘迫和丑态，在当时是成为了全国人民的集体笑料的，还有姜昆和李文华的相声，1982年的《祖爷爷的烦恼》，1983年的《错走了这一步》，都是讲计划生育的，这俩相声对超生现象进行了讽刺，对人口爆炸进行了警示，在当时非常受欢迎。

计划生育定为基本国策是在1982年，也就是《祖爷爷的烦恼》首演的那一年，当时中国人口是10.09亿，宋丹丹和黄宏演出《超生游击队》的1990年，中国人口是11.35亿，8年增长了1亿多，那么下一次中国人口再增长1亿是什么时候呢？是1998年，12.42亿，还是8年。

也就是说，那时候中国差不多每8年新增1亿人口。

当然，你可以玩百分比的数字把戏，但现实情况是当绝对数量达到亿级时，谈论百分比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一亿个人就是一亿张嘴，不是统计数字，人在成为生产者之前首先是消费者，另外生产不是虚空生产，不是读条搓法术，你得有岗位有工具有物资有材料，这些都是问题，解决这每8年的1亿人口的吃饭和就业问题是一个极度困难的事情，这种困难程度不是当下的中国所能想象的，当下的中国是世界第一贸易大国，实现了工业化，马尔萨斯被挡在门外，而当时的中国一直悬于马尔萨斯的镰刀下，了解新中国政策史的人都清楚，解放后的国内政策实际上基本上都是在给爆炸的人口擦屁股，为了解决爆炸人口问题，全社会付出的代价万分惨烈，对于人口爆炸带来的巨大恐惧深深影响了80年代计划生育政策的制定和随后的严酷执行，哪怕到了今天，中国的粮食供应依旧处于“紧平衡”的状态，许多地区人口依旧超载，比如凉山，比如北京，2004年北京市制定城市总规时，依据以水定人的原则，预计在2020年把人口控制在1800万人，然而现实是在2019年，北京市人口就已经超过了2100万，每年超过300万人的用水缺口至今依然是一个问题。

至于人口爆炸带来的诸多生态问题，比如地下水超采导致华北的地下空洞，比如西南山区人口爆炸带来的地质灾害，如山地耕种导致的水土流失和滑坡泥石流，如化肥过量施用导致的耕地大面积板结，酸化，盐碱化，地下水污染等等，则属于虱子多了不咬，债多了不愁，眼不见心不烦的范畴。

另外当年推行计划生育的一个目的是解决重男轻女问题，特别是有相当一部分家庭之所以超生是为了生儿子，一直生，直到生出儿子为止，那年头的计划生育海报往往是一家三口，小孩子是女儿，儿子的比较少，另外还通常和反对重男轻女的标语海报并列，比如女儿是贴心的小棉袄，这其实是一句计生海报标语，类似的还有一家只生一个好，女儿也是传家人。

实际上，计划生育本身的目标并未实现，1982年制定计划生育政策时，目标是世纪末人口控制在12亿以内，然而并没有达成，1995年中国人口就已经突破12亿。

说这么多是要说明个啥呢？两条。

1.计划生育政策有其合理性，不应全盘否定或者无限正确，工业化社会长大的人往往对“环境承载能力”这个客观条件缺乏直观认识，而中国的自然环境直到今天依旧处于超载运转状态，这是人口爆炸带来的恶果，计划生育至少缓解了这一现状，实际上，直到现在也没有彻底放开生育也有一部分这方面的原因。

2.人口的自然增长不以政策和主观意愿为转移，计划生育的执行是极为严酷的，还纳入官员的考核项目，酿出了不少悲剧，然而即使是如此严酷的执行并没有什么卵用，计划生育政策并未成功，其目标——在世纪末把人口控制在12亿以内并未实现。

换言之，自然生育和政策没关系，你政策限制的再严，想生的照样生，你政策鼓励的再大，不生的就是不生，因此企图从政策角度入手解决生育问题，那纯属想多了，当年喊该流不流，扒屋牵牛的时候，人们宁可当游击队都死活要生，现在人们都不愿意生了，你喊啥都没球用。

社会的自然生育率，在生存环境大致稳定的条件下，只和一个社会的发展水平/人口受教育水平有关，社会发展水平越高，人口受教育水平越高，社会出生率越低。

人口密度，思想观念，生育成本，这些都不是主要因素，世界上生育率最凶的国家是尼日尔，那里的人口密度之大，形同鼠窝，但是每个女性最少生7个，世界上思想观念在生育问题上最积极的国家是美国福音派白人，然而他们照样生不过老墨，综合生育成本最低的国家是韩国，然而生育率连日本都不如。

野蛮是生育之源，文明是最好的绝育器，实际上中国出生人口规模的下降周期，与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和高等教育普及进程几乎完全同步。

人是一种14周岁性成熟的哺乳动物，让这种动物在性成熟之后不马上展开求偶，交配，而是接着花几年甚至十几年的时间去脱产学习，适应社会，这本身就违反了人类的动物性。

但这种脱产学习和适应社会本身又是人类的社会性的表现，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分工的进一步细化，人类用于脱产学习和适应社会的综合成本特别是时间成本只会进一步增加，另外随着社会综合发展水平的提升，社会日渐复杂化，人类在复杂化日渐加深的社会中生活并开展一般社会实践，这本质上也是在增加自己的社会性，而这种社会性的增长必然会挤占人类的生物性，人的社会性和动物性是一种辩证矛盾的关系。

要解决这个问题，要么通过阻止社会的综合发展水平进一步提升，通过把人的社会性限制在一定限度之内，维持人的动物性，从而增加生育率，某些宗教就是这么做的。要么通过把社会中的特定群体维持在一个较为落后的生存状态，让这个群体不干别的就生孩子，专门为全社会供应人口，某些国家就是这么做的。

两者无法接受的话，就只能诉诸技术手段，向科学寻求解决方案，用科技和社会组织来维持文明传承所需要的种群规模，而目前看来，有效的手段无非大基因库+人造子宫+集体抚养。

这事的门槛不在技术上，或者说技术门槛没有很多人想象的那么高。

文明进步的本质，是人类不断以工具代替并扩展自身的一部分职能的过程，是人类的社会性取代动物性的过程，我们用车轮代替双腿，用机械代替双手，用光学器材代替双眼，用互联网代替了口舌，人类的生育职能没有理由例外。

育龄人口大多在996呢。

讲真，就现在的生活状况，那么多人能在知乎上讨论“出生人口大幅度减少”，而不是“年纪轻轻得癌症是什么体验”，已经是阿弥陀佛了。

要知足。

据我所知，有几位大老板对出生率下降很关心，经常用各种方式呼吁全社会关注这个问题。财新网报道这个事情，看来传闻有些根据。建议这几位老板从自己公司开始落实八小时工作制和双休日，多给女员工一些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