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牛津博士戴伟通过短视频做科普，你还见过哪些有效的科普形式? 第1页

一个来自世界顶级名校的外国学者通过在中国做科普成了网红，这本来就热点要素密集，但戴伟（David Evans）“现象级网红”的故事背后，有一个更值得注意的细节——他为什么把主战场选在快手？

国内带有科普属性的网络平台并不少，小木虫偏向于科研，可以暂时排除在外，但果壳、B站、微博和公众号上，都不乏科普创作者的身影，即便今天的知乎已经变成这样，优质的科普内容也还是不难找到。

戴伟是个外国人，但他87年首次来到中国，96年之后长期在中国定居，普通话说得比许多中国人还溜，从他最近几年的短视频创作来看，老爷子对网络也并不陌生和排斥，这些“更适合”的科普平台，他会不知道？

他当然知道。实际上，戴伟在B站、微博和知乎上都有账号 @戴博士实验室。但他的核心战场一直是快手。

那为什么是快手？

要回答这个问题，可能得先从理解什么是“科普”的角度切入。

“普及”（Popularize）这个词最早出现在1797年，其最基本的内涵是“使……通俗”，仅仅2年后，“科学普及”（popular science）出现，英国皇家科学普及协会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科普组织，1831年，英国杂志上第一次出现了对科普的定义——“提供一系列普及的、实用的科学（书籍或知识）……用通俗易懂的、意思明白的语言写成，用一般人能理解的事实或实验来表达（科学知识）”。

中国的科普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在上个世纪初，国内已经出现了一些科学学会，他们也做过许多科学普及的工作，但真要说纯正的科普行为，还要从1931年陶行知领导的“科学下嫁运动”开始，把科学下嫁给工农大众，正是完美符合科普本质的行为。第二年，陈立夫又发起了“中国科学化运动协会“，其期望实现的“科学社会化”目标，也和科普吻合。40年在延安成立的自然科学研究会章程里，也明确提出了“推广自然科学知识”这样的科普目标。建国后成立的全国科普协会、文化部科学普及局等官方组织，以及由后者演变而来的中国科协也一直承担着科普主力军的重任。

在新中国成立早期，这种由官方引导自上而下的科普形式曾经发挥过巨大的作用，因为在那个受教育水平较低、封建迷信横行的时代，许多科学知识可以通俗化的普及，用来解决和人们生活密切相关的问题。比如当时的农村接生过程中，用来剪断脐带的剪刀没有消毒过程，“三天不学习就赶不上的那位同志”专门指示——“小小一把剪刀，杀人无数，要告诉她们，让她们消消毒，把剪刀在火里烧一烧就能解决问题”；再比如1953年大年初一，全国大部分地方都看到日偏食，“天狗吃太阳”的迷信认识让这种自然现象带来全国恐慌，全国科普协会也针对性的组织了许多关于日月食的科普演讲。

和身边生活息息相关的科普内容受欢迎到什么程度，我们只需要看一下中国科普出版史上的奇迹——《十万个为什么》——就能理解。这套书第一版于1961年开印，到1964年已经发行了580万册，此后的某某某版本更是达到上千万册，阅读过《十万个为什么》的人只会更多，我自己手里的一套64年版（第二版）是由舅爷爷在66年购买，73年赠送给我父亲，75年转赠给大表叔，79年归小表叔所有，最后才在94年辗转到我手上的。今天的中国人口已经数倍于当时，识字率也远比当年高得多，但有没有哪套书能达到这样的高度？这也难怪郭沫若如此感慨：“从来没有过像今天这样迫切的需要科学。普及也要，提高也要，技术也要，理论也要，差不多是四万万七千五百万双手一齐伸出来向着科学了。”

有这么长的科普发展历程，又经历了这么热情的追捧，按理说，今天的中国科普事业应当已经走得又高又远了，中国人公民基本科学素养也应当已经积淀的非常深厚了吧？

但现实是残酷的，我国在2018年公布的公民基本科学素养比例是8%左右。这个比例高吗？今天的中国，嫦娥五号已经把月壤带回来了，天问正在奔赴火星，可控核聚变、量子通讯之类的尖端科技捷报频传，可这片大地上也不时爆出抵制基站、配阴婚、朝飞机引擎扔硬币这样的行为。网络给科普提供了更广阔的的天地，却也让谣言流通的更顺畅，而后者似乎总是比前者跑的更快些。

这是为什么？

传播学先驱拉斯韦尔曾经提出一个传播学5W模式，也就是——谁（Who），传播了什么内容（says what）,通过什么渠道（in which channel），对哪些传播对象（to whom）产生了什么效果（with what effect）。把科普套在这个框框里，就立马能得到两个新概念——科学传播，公众理解科学。科学传播就是前3个W，它更侧重于如何把科学知识传递出去，对于结果则不太侧重；公众理解科学则是“被科普者”主动发起的，在一些西方国家，一些环境污染、能源危机和科学负面事件（比如核泄漏）曾经推动民众对科学技术产生怀疑，并主动探究其中的知识，这更接近后2个W。

而科普，同时需要这5个W，但更侧重最后一个W——也就是强调“有没有达到公众科学意识的养成，有没有让公众科学文化素质提升”这个结果。显然，这个目标，我们现阶段还远没达到。我们的科普做的并不好。

实际上，今天的中文科普，大多还是在做“科学传播”的活。自上而下的官方科普，这些科普组织并不需要直接面向公众，而只需要向上级负责；而包括我在内的许多自发性科普创作者，内心里其实也更偏向于给有一定知识储备、能理解和认可你的科普内容的读者创作。我在知乎上阅读过不少数学和化学科普文章，里边艰涩的公式和专业词汇，显然是对我这样的门外汉的阅读门槛，这样的“科普”作品，真的通俗吗？同样的错误我自己也经常在犯，我在知乎写了不少野生动物保护的内容，这些内容和大多数读者的生活有直接关系吗？如果他们连阅读的兴趣都不会产生，又怎么可能产生什么效果呢？

国内的科普工作者并非全然不明白这些变化，实际上，已经有不少传统的科普机构在尝试改变，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地理知识》。在1998年之前，这本杂志非常硬核，它所传播的地理内容，一度非常受地理行业从业者和中学地理老师欢迎，最辉煌的时候，它的发行量达到了40万册，但此后就一路下滑，因为许多地理知识已经愈发普及、也愈发容易从其他途径得到。1998年，这家杂志社开始尝试改版，除了地理知识这个老本行之外，还引入了人文精神，通过大量增加配图、增加可读性、趣味性的方式，唤起读者对自己脚下这方热土的感情，这就是今天的《中国国家地理》。而阅读成本更低、传播性更强的公众号平台出现后，@星球研究所 又把这条路更进一步。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戴博士的科普工作。

作为一个化学专家，戴伟和科普方向和国内许多业内大牛并不一样，他一开始就是从第五个W切入的。之前一次访谈里他提到过，在去子弟学校做化学科普课时，他发现眼前的中国的孩子们对化学的认识更多的停留在公式上，真正体现这门科学趣味的实验部分恰恰因为硬件条件不足、安全性的考量或与考试关联不大等因素而被大量略过了。这不免让他想到自己小时候是如何对化学产生浓厚兴趣的——在他家的后院里，戴伟经常亲自动手做化学实验，好奇心，而不是分数，才是一直推动他走在化学科研路上的动力。那么，怎么能让更多的中国孩子通过实验来感受到化学的魅力呢？

从这个出发点出发，也就自然能理解戴伟对平台的选择。缺乏实验经验的中国孩子大多生活在教育师资水平不足的三四线城市和农村，凭借一个人的能量，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彻底改变师资水平不足的现状的，但移动互联网的普及和短视频平台的火爆可以从另一个角度破解这个难题，那么，主流的短视频平台里，哪个更贴近他想要影响的那些四五线和农村的小观众？是帅哥靓妹跳舞那个？还是更接地气的那个？

从目的、方式、途径，戴伟的选择都十足精准老辣，他的科普效果更好，也是必然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