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农民负担大头从来不在正税上,特别是明朝,如果只看明朝的税率,再和欧洲那动不动三四成甚至一半的税率比,那大明是大大的仁政
但农民除了税收和地租,还要负担徭役,那可是动辄几个月让你自带干粮的义务劳动,一旦误了农时那负担就会陡然加重,还要负担比正税高几倍的“耗”,还有各路官员迎来送往的摊派,出去赶集有榷关税,还有官盐专卖价格极其高昂,这也是变相收税,更何况有官府和盐商层层差价,古人做菜舍不得放盐可不是玩笑话
还有就是因为广大农村的商品经济不发达,明朝货币体系也是稀烂,农民手里有粮食,有各种农副产品,但是没有银子,毕竟银子和铜板地里不长,甚至一般小地主也未必有多少现银,平常收实物税也罢了,但例如崇祯加派三饷等要收你现银的情况,负担会更重,因为你不能及时兑换到银子,逢奸商哄抬银价,那么农民实际的负担要比三饷账面上的多几倍,还有其他各类杂项也时常催逼现银,平常可能1石粮食一两银,可交税时便往往要3、5石粮兑换一两银,因此税吏下乡鸡飞狗跳也就不难理解了:不是你从钱包里掏出1两银子交给他就完事,而是你要赶紧把辛辛苦苦省下的粮食高价兑换成银再缴纳,这里面多少额外成本?
另外,中国是季风气候,季风气候好在雨热同期,坏在不稳定,我们应该都能感受到三年内基本是旱一年涝一年风调雨顺一年,风调雨顺那一年保不齐还闹虫灾
这在农业社会就很可能是三年里有两年大规模减产,一年丰收,勉勉强强支应而已,所以从我们过年的民俗中也能看到先民对丰收和风调雨顺的无比渴望
应该说明清时节农民的负担未必 比同期欧洲更重,甚至太平盛世时因为内地长时间的和平,可能会略轻,但逢天灾人祸和官家摊派,还是会导致大量农民破产而揭竿而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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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题主的算法,我认为是不对的
古代税收不是按人头收,户才是统计税收的基本单位,而且古代没有都市白领,不存在什么夫妻两人上班,或者子女上班父母没退休一家几份工资的情况,所以户也是生产的基本单位,主要生产者是正当年的男性壮劳力,其次为其妻,老人小孩也就敲敲边鼓,并非主力。
明朝1亿人口,户籍人口远远达不到这个数字,明朝在籍户也就两千来万户
税收现银+折色一年大概是2500-3000万两,平均一户负担1-1.5两(注意这是从宽算了,因为明朝在籍户有时连2000万都没有)
一户农民风调雨顺时节的岁入,折合银约十几两,如果是不用缴纳地租的自耕农,且不催逼现银,那倒还好,要缴纳地租,年入直接腰斩,那么可能就是7-10两
还要考虑到兑换现银时产生的额外成本,那么一户起码要负担3两,也就是说一户实际税赋为30-50%左右,这还不算徭役,因此在不考虑战乱时,中国农民负担和欧洲实际上大差不差
平常倒还能支应,但加派三饷一年实际上摊到他们每个人头上时,负担又多了一倍不止,加上农业歉收和徭役
这时候就真的没法活了
纸面上规定有多少,官吏就收多少?拿征税的都当活雷锋?
人类的大脑实在太神奇了。
我出生以来,它24小时不间断工作,但却偏偏在考试的时候,大脑会猛的开始循环播放各类沙雕歌曲。
不会的题越多,想起的歌词越多。
题目越难,想起的歌词越沙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