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些非常有职业道德的记者？他们做过哪些事可以证明这一点？ 第1页

在发布会上喊出公布的遇难矿工人数不对、被煤矿老板跟踪威胁、一具一具尸体数出真实数字、揭露媒体记者收钱噤声丑闻的《中国青年报》的刘畅

2002年6月22日山西繁峙矿难，死亡38名矿工。直到6月25日，仍没有任何媒体报道过这一矿难。

6月25日，《中国青年报》接到举报：“6月22日山西繁峙发生矿难。”记者刘畅和摄影记者柴继军赶赴现场，发现遇难者家属受到威胁。煤矿老板给到场记者一人一块金元宝。多名记者拿钱走人。

刘畅和柴继军采访遇难矿工家属、矿难目击者、搬运尸体者而被跟踪，面临危险。

国务院调查组赶赴当地后，当地给出一个假数字（记得是20多个）。发布会上，刘畅大声说，数字不对！数字不对！

调查组问：你说是多少人？

刘畅说：是38人！

现场哗然。调查组说，这名记者同志，你能否拿出证据证实现在数字是错的？我们要对群众负责，但也不能错怪任何一个人。

刘畅说：我是一具一具尸体数出来的。

6月29日，《惨剧真相扑朔迷离--聚焦繁峙金矿爆炸案》刊发于《中国青年报》，警方顺藤摸瓜抓获30余名犯罪嫌疑人。随后，《中国青年报》发挥了日报优势，连续10多天发表报道。

上面这个故事是2015年新人入职时，刘畅当时的同事培训时说的。十几年过去了，细节经过时间已经有些模糊了。但是有一件事是被多人证实的--在一些无良媒体记者甚至假记者拿着金元宝走人的时候，刘畅和柴继军偷偷找到搬尸体的人，找到存放尸体的地方，确认了38人的数字。这也和最后的调查结一致。当然，每位老记者提到这件事的时候都会逗趣说：“我们都和刘畅说应该是煤老板忘了给他发金元宝了才被查的！”

记者刘畅在随后一年多时间内继续奔走，让真相水落石出。

2003年4月2日，《中国青年报》刊发《繁峙矿难：“背后人物”依旧云遮雾罩》。

2003年8月19日，刘畅采写《繁峙矿难再爆惊人内幕》，提到“中央某媒体记者收受礼品而放弃采访”，这是国内媒体第一次公开报道繁峙矿难中发生记者违纪的事实。

2003年9月16日，新华社发布中央调查组的调查结论《繁峙矿难水落石出》时，提到了11名记者在采访矿难过程中“收受了当地负责人和非法矿主贿送的现金、金元宝。”

2003年9月27日，新华社勇敢地向全社会公布了在采访矿难过程中收受现金、金元宝的11名记者的名单和具体情况，其中有4名新华社山西分社的记者。

上面这段是引自内部学习资料《中国青年报报之道》。不夸张地说，从汶川地震全世界唯一一个最先进入地震核心区、98年九江长江大堤与撤退人流逆向而行最终成为唯一置身于险情现场的摄影记者贺延光，到揭露《一个退休高管的生意经》、经历“泄露国家机密”的举报、220万官司索赔、黑社会生命威胁的记者刘万勇，还有楼上提到的拍大眼睛小女孩的摄影记者解海龙。从揭露《曹县一中：高考替考已成为公开秘密》，到06年刊发《那些变成石头的肺》，甚至在到上周揭露《金矿商人开庭前千万财产被过户给纪委检察官》，这些年的每一篇报道刊发前，都要经历过多少金元宝的诱惑，和多少人试图阻拦呢？

对于行业以外的人来说，似乎觉得哪个记者被逼转行、辞职等就是有良知的记者，我十分理解，因为个人境遇的遭遇总能给报道涂上更多悲壮的色彩，似乎一个小小的人与大大的国家机器之间的斗争会为报道添上无数意义。

但是除了他们，绝大多数有良知的记者还或是仍旧奋斗在新闻一线，或是用丰富的经验担任编辑，拿着四五千块的工资，“不时抱怨，并带着艳羡传说着外面的世界，却依然踽踽前行，以宿命般地决绝对抗者纸媒的衰落和这万物急邃前奔的时代。大家心理也都明白，在这个时代要坚守住记者梦是多么不易。”

其实，最想说的是，请不要用归类的眼光看记者这个群体。当一些记者做假新闻、在发布会上做托儿、收红包，你的一句：“记者没有一个好东西”也许就是压垮一个好记者的最后一根稻草。同样地，不要以为官媒就多么不好，我的经验告诉我，新华社、《人民日报》的记者水平真的都非常非常高，而且人家写的内参反映了多么尖锐的问题你也真的不会知道，却只说一句：“粉饰太平”。这对他们很不公平。

更不是只有都市报的记者才会有良知，以《中国青年报》举例，事业单位混日子多么容易，但四五十岁的老记者还在深山老林里采访那种精神，真的不是低廉的稿费可以解释的。

说到这儿都觉得我是托了，那要不关注一下《中国青年报》的官方微信好了……

今天是420芦山地震三周年，我就讲一个自己亲身经历的故事吧。

芦山地震时，我效力于《南方都市报》，因为我是四川人，所以被直接从睡梦中叫醒，当了报道小队的第一波队员。4月20日下午6点，小队三名文字记者到达成都，会合从深圳出发的摄影同事后，四人一起搭乘一位在2008年汶川地震时就跟南方报业合作过的老司机的越野车，连夜赶到了雅安，结果堵在了铜头峡（芦山县往宝兴县的交通要道）的口上，等到第二天白天才步行进了灾区。

两三天采访下来，我们发现这次地震带来的人员伤亡低于预期，这是不幸中的万幸。但是，地震导致距离震中不那么近的区域里，大量房屋开裂了，受到严重损坏，不能住人。不过从飞机的航拍照片来看，房子的确没有倒。

正因为如此，灾难之初救灾力量被更多地投送到了芦山县，而与芦山县相邻的天全县，纵然“内伤”严重，但却无法得到足够的救灾物资。

我的同事，时任《南方都市报》深度部驻成都记者刘伟和驻北京记者王骞在天全县采访后，得到了不少一手资料，写成了《我们是被遗忘的角落》，23日早上见报。

四川天全县新华乡书记：我们是被遗忘的角落（原始链接迫于压力已经删除，只剩转载版）

这篇稿子篇幅很短，文本也算不上华丽，但它真的起到了作用。

因为担心天全遭遇像2008年北川的命运（关于北川发生了什么，请参见南方周末 - 【灾难与人心】灾后北川残酷一面），报社的指挥部在22日晚就决定向天全加派人手，我就是增援部队的一员。

23日早上从雅安市区出发时，我们碰上了交通管制，即便我们车上有市委宣传部发的通行证也不行——只有救灾物资车可以过。经过交涉，我跟同事搭上了一支来自重庆某个商会的救灾物资车队的大巴，进入了灾区。巧的是，这群热心人正是看到网上转发的本报报道，才决定把带来的物资运到天全县的。

到了天全县，当地政府官员告诉我们，物资短缺的情况已经大为改观。因为从23日上午起，外面已经来了不少物资，而且数量还在持续增加。我们当然感觉很惭愧，因为本报只做了一点微小的工作。

当地人对我们非常感激，我们此后几天的采访工作得到了很好的配合，甚至有一次我在外面吃饭，旁边一桌陌生人发现我是《南方都市报》记者，悄悄帮我把饭钱付了。之后我问餐厅老板这些人是谁，他说是县委组织部的公务员。

但并不是所有人都会对记者的工作满意。就在23日下午，时任四川省委宣传部部长就来到新华乡，召集当地干部和部分党媒记者开会。会上他把《南方都市报》批判了一番，说我们想搞个大新闻，抹黑四川的救灾工作。还把之前接受我们采访的新华乡党委书记张泽刚说了一顿，说他没有大局观什么的。张泽刚非常委屈，他如果不诉苦，乡民们没东西吃，没帐篷住，一样会抱怨他，但一诉苦，上司们又不开心，他只能在中间受夹板气。这个糙汉竟然在现场就哭了。

省委大员不知道的是，会议现场潜伏了一位本报记者，他说了什么全都被听到了。当然，我们没办法在新闻稿中写出这些细节，但我们在一条新闻里配发了张泽刚流泪的照片，也算是向他致敬吧。

援助纷至 天全县物资短缺缓解

在这个故事里，本报的记者们算“有良心”吗？我觉得算。但我真没觉得这是“做好事”，毕竟消除信息的不对称性，促进资源合理分配正是记者的本职工作。

我不喜欢用“有良心”来形容一个记者，就像我很反感本问题的镜像问题里用“没良心”来形容记者一样。新闻采写是一个职务行为，我们应该多讨论“职业”或者“不职业”，也就是业务实操的问题，而少讨论“良心”这种动机问题。

王克勤。

不说他之前做的什么，百度一下大爱清尘吧。

--------------编辑一下。利益相关：曾经为大爱清尘做过一些事情。-------------------

下面是他没做大爱清尘之前的一些事，也就是身为记者的时候（来自百度百科王克勤词条）：

王克勤先后推出震惊海内外的《北京出租车业垄断黑幕》、《兰州证券黑市狂洗“股民”》、《公选“劣迹人”引曝黑幕》、《甘肃回收市场黑幕》、《山西疫苗乱象调查》等一系列揭黑性深度调查。仅2001年在他的笔下送进监狱的黑恶分子就达160多人。当年有黑社会组织曾扬言要出价五百万元买他的人头，因此他被传媒界誉为当代中国“身价”最高的记者。警方曾派4名刑警荷枪实弹进驻他家保卫他的安全。在他连续8个月没有拿到一分工资收入、冒死为民请命的同时，他却于2001年11月被原所在单位无故开除公职。农家子弟出身的王克勤不仅在兰州市委机关从事过文秘宣传、外贸进出口公司从事过商贸业务，而且还在一家国企担任过一年多的副厂长。1989年进入媒体至今先后在

、西部发展报、西部商报、中国经济时报从事记者编辑、专栏负责人、部主任及执行总编等工作。

2003年1月，被评选为搜狐新闻月度人物。入选理由：2002年，中国经济时报高级记者王克勤用近半年时间，历尽艰辛，扎扎实实深入社会底层，先后采访100多位出租车司机及众多出租公司和政府相关部门。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广度和力度披露了北京出租车业垄断黑幕。受到中央主要领导的高度肯定。

如经济学家余晖所言：“王克勤先生凭借着记者高尚的职业道德，通过半年多的艰难细致的调研所撰写的这篇《北京出租车业垄断黑幕》调查，堪称政府管制失灵的一个经典案例。我断定，不管它对北京市政府未来出租车行业的管理将产生怎样的影响，它都将被载入我国政府管制改革的史册。” 此文不仅推动了北京市乃至全国出租汽车行业市场化的改革，同时也对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具有重要的案例价值。

2011年7月18日，王克勤领导的《中国经济时报》调查部（深度报道团队）被解散。（注：直接原因是对山西疫苗案的深度调查）

2011年9月28日，王克勤在其实名认证的新浪微博称，“本人已辞别工作了10年的中国经济时报，加盟经济观察报，任总编辑助理，正在组建调查报道团队，将努力做好经观的调查报道。”

2011年9月王克勤组建调查部，推出了诸多有影响力的报道；2012年10月8日因报道《暴雨失踪者》一文惹恼相关部门，部门遭解散，记者尽数离开。手下无兵的王克勤本想2013年亲自操刀，结果腊月25，人力总监约谈他劝离。

2013年2月27日离开《经济观察报》。2013年2月被《经济观察报》开除，调查报道团队被解散，现阶段从事尘肺病救助的公益活动，同时兼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师，从事调查性报道讲座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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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乎er们都问，中国好的调查记者去哪了。

现在，诸君可能有了答案。

大爱清尘：

我只想说，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