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同治中兴后，大清还是输给了日本？ 第1页

同光中兴，是个外来词，芮玛丽的原书本来是想搞思想史的，可惜她水平不够，又被国内某些人有心摆弄，因此把书中的一句 Restoration强行译成中兴。

同治中兴的核心是：咸丰末年定的洋务运动和经历十余年苦战后终于在同治三年镇压太平天国成功等；光绪年是收复新疆，赎买伊犁，中法战争打平，创建北洋水师。

对应的是道咸同光的两个主要矛盾，一个是外国入侵，一个是太平天国（粤匪）等。

外国入侵别人是来做生意顺便要点赔款的，一鸦赔款1500万两，二鸦赔款1600万两；这部分的钱基本上通过开海关收关税、“洋药”（鸦片）税、盘剥浙粤百姓给还上了。

而太平天国就比较要命了，咸丰三年1853年太平天国就攻克南京了，同时西征湖广，咸丰六年更是第一次干掉江南大营，咸丰八年干掉江北大营，咸丰十年太平天国武力第一的忠王还攻占苏州，建立苏福省，要了清朝的半条老命；这意味着清王朝的主要税源地都在战争状态，征税变得十分困难。

而清王朝能在这种情况下，实现这些动作的前提就是：加税+借钱。因此，问题的结论就是同光中兴≈搜刮民脂民膏、再吃大户借钱办事，问题是洋务也好镇压国内起义也好，最终还是输了甲午战争，输了战争所以并不存在什么中兴。（倒是后来的蒋光头也想学借钱中兴，可惜他美爹借给他的钱他也没用对地方）。就借钱的能力来说，清王朝200年已满制汉惯性在，因此尽管征田赋税比例比日本低的多，但八旗绿营占岁出七成的包袱始终不敢卸掉，到了咸同战争之后更是怕天塌了不敢裁这个包袱，只能叠床架屋，附加变正赋，厘捐变厘金，最终导致的是贵州这样的边省从战前1850年额征14.7万两白银，到同治元年收厘谷就有40万两；同时也没有日本新阶级上台的魄力，说废钞就废钞，说废藩置县就废藩置县，说金禄公债就金禄公债，武士不同意就内战，人民不满意就起义，矛盾搞不定就外移。而甲午就是中日地位变化的根本。

再来从经济角度剖析下同光中兴这个样子货，（本文大部分资料来自彭泽益的《十九世纪后半期中国的财政和经济》，有兴趣的看完上述结论就可以去看看这本书，讲得很透彻了。顺便还可以看看附录1：中国经济史中的计量问题，看完基本就经济史入门了。）

为了解决内忧外患（洋务运动主要也是军工），清王朝在原来的日常收支外，额外增加了两大项支出，一曰战争费用、一曰债务。从收支来看大概的数字量级是：

岁出是需求，太平天国战争期间，江南大营（清正规军，旗营）据称驻防期间战时费用月需50万两，一年就是600万两。然而清正规军在战争早期就基本丧失战斗力，不得不启用勇营（湘军、淮军），而勇营实际还是吃官粮，据户部奏报，到同治年，一年勇营兵饷奏销就在1500万两，还不算战时费用。因此岁出的上升除了赔款外，主要就是军费，据统计咸同十余年共计4.2亿。而到了光绪年创建水军，一年又增加4、500万的海军军费。

于是乎，钱从哪来？

只能在原有岁入基础上新增来源。来源就是加税和借钱。

加税就是常说的厘金、盐茶等，厘金就是收商税，主要是流通税和营业税，通过设卡和坐地征收，厘金这一项大约是1300万两/年。

借钱则是内外举债了。甲午前外债还稍微少些，约500万数量级。其中大头就是左宗棠西征的外债，借了220万两买洋枪洋炮。利息略贵，大概年息1分8厘。

至于内债，清王朝不愧是封建王朝巅峰，而且通过200年驯服，一手胡萝卜一手大棒。（突然想起，知乎有个问题就是明末收不上来税赋，如果可以发债券，甚至把债券分派，会怎么样？，下面有个答案居然说，问谁借，谁就反。平移到咸同光来看看，是不是问谁借，谁就反？）

胡萝卜是开捐纳，俗称卖官鬻爵。咸丰元年9千两买个知府，到咸丰三年就可以只要8千两了，但由于前两年卖得太狠，捐纳收入约有300万，后来一年就只有几十万甚至几万、几千两这个数字。原因很简单，能买的都已经买了。

于是乎大棒上场，捐输，大白话就是摊派、吃大户。尤以战争所在地为烈，江西、四川、甘肃等地，一般官府讲道理，还会给印票，届时偿还，而不讲道理就是直接挪用摊派。统计到充军费的捐输，也有上亿两。当然，没钱还的朝廷一般还是以官额学额来偿还。

至于甲午之后的20年，群魔乱舞，满清皇族也是每时每刻都把自己脖子上的绳圈再紧一分，看来是有窒息式XP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