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中男性战死以后，女性有必要反抗到底还是选择投降活着？ 第1页

我看真是太久没有被总体战的拳头打到脸上了，大家真是活出幻觉来了……

当年蒋介石都觉得甘地是个傻叉，结果现在我看甘地精神怎么这么多……果然是越混越回去，一个个混的跟甘地似的。

总结一下相关的历史经验就是，对于总体战而言，女性投降与否，根本无关紧要。因为一般情形下，战败方女性的遭遇和女性投降与否根本无关紧要，最终战败方女性总是会面临轮奸和屠杀，这是总体战的一般规律，战败国女性的投降也许能够改变这个结局——从被屠杀变成被送去当奴隶——但是真的改变有限。

对于女性来说，这个决策是这样的，己方的男性打赢了，你大概率是安全的，男性打输了，不管你做什么你都死定了。这种情况下，仍旧有一些女性坚定的希望己方男性能够打输，这种行为非常常见，并且不值得意外，深切的体现了人类这个物种的劣根性。

其实全面战争太久不打会让人产生的幻觉是非常多的，包括但是不限于：

军队总是拥有良好的军纪；

战俘会得到善待；

女人和战争没有关系；

平民不会成为战争目标；

以及最重要的：

可以依靠解除自身武装的方式来获取和平（手动@某人）

@BLACK枪骑兵 非常好的概括了这个问题：

总体战中，你总是在战壕和万人坑之中二选一。男女都是，老少皆然。

沙俄：男人战死，女人投降活着

苏联：男人战死，女人反抗到底

现代：本国男人还没战死，女人就帮着外国男人杀本国男人

建州女真苟且偷生给明朝联军做奴婢百年。

成化犁庭扫穴（种族灭绝）

李满住，女真姓氏为“古伦”，因父祖被明朝赐姓李而跟着改姓。其具体生年已不可考，根据学者王雁的推论，李满住约于洪武二十三年至洪武三十一年（1390—1398年）出生在胡里改江（今牡丹江下游）。李满住的祖父是建州卫第一任都指挥使阿哈出，父亲是以战功被授予建州卫都指挥佥事的释家奴。永乐二十年（1422年）左右，释家奴病亡，此时的李满住年富力强，虽然没有正式承袭父亲的官职，却已是建州卫的实际掌权人。

就在李满住掌权后不久，曾跟随朱棣北伐蒙古的猛哥帖木儿，为躲避蒙古人的报复，计划率领建州左卫部众东返阿木河故地。获悉此事的李满住有些动心，他深知父祖两代为了向明朝效忠输诚，参与过朱棣的北伐行动，手里也沾了蒙古人的血，建州左卫一走，留居凤州的建州卫在面对蒙古人的袭扰时必然孤掌难鸣。永乐二十一年二月二十七日，一支兀良哈蒙古武装联合兀狄哈人，袭击了建州卫北部地区，杀人掠物而去。形势的恶化迫使李满住紧跟着猛哥帖木儿的脚步，向明朝上奏请求迁离凤州。不过，和选择重返阿木河进入朝鲜境内的猛哥帖木儿不同，李满住提出要迁居的地方是婆猪江地区。对于建州卫的请求，朱棣表示：“达达（即蒙古）侵扰，汝是皇亲，若被掳，则名誉不美。汝可逸民蒲州地（即婆猪江），朕当谕朝鲜国王。”（《李朝实录·世祖·卷29》）

婆猪江是鸭绿江的北线支流，其流经之地完全属于明朝领土，那么朱棣为何要和朝鲜打招呼呢？这显然是为了让一直对女真人神经过敏的朝鲜人放宽心，避免发生误会。永乐二十二年六月，建州卫迁徙队伍的前锋抵达婆猪江流域，这支20多人的先头部队，当即派人和朝鲜边境地区的军政官员联系。据朝鲜史料记载：“建州卫指挥玉古只、千户童观音老等男妇共二十六名，持牛马于江界满浦口子、江北皇城平来屯，言曰：原居回波江方州等处，因鞑靼、兀狄哈侵耗，前年受圣旨搬来婆猪江等处，为饥饿觅粮而来，欲上京谒殿下。仍言都司李满住领军人四百余户，到鸭绿江相距一日程瓮村等处。”（《李朝实录·世宗·卷15》）

由于婆猪江地区并不在朝鲜境内，是以朝鲜边境的官员对于迁徙而来的建州卫女真并没有表示敌意，朝鲜国王李裪甚至象征性地给建州卫拨发了一点口粮。来到婆猪江后，李满住决定在江畔一个叫瓮村的地方重设建州卫的大本营。瓮村位于今吉林恒仁境内，以山地丘陵为主，林木茂盛，物产丰富，人烟稀少，自然条件与凤州相比并不差。地理位置方面，瓮村一带东有鸭绿江与朝鲜相隔，西有婆猪江与辽东为邻，十分便于获取农耕地区提供的生活必需品和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加上位置偏南，远离了蒙古威胁，堪称是一个宜居的庇护所。

建州卫迁居婆猪江以后，李满住仍奉行父祖向明廷效忠的方针，每年坚持派人到北京进贡马匹和土产，其姿态表现得甚至比猛哥帖木儿还要恭顺。宣德元年（1426年）三月，明廷正式授予李满住建州卫都指挥佥事的官职，以表彰他的忠心。李满住感激涕零，于宣德四年（1429年）三月上书朝廷，声称自己愿意入京充任皇帝陛下的侍卫。然而对于这个女真酋长的煽情表演，朱瞻基不为所动，传谕说：“昔我皇祖临御，尔父（李）显忠及尔叔猛哥不花多效勤诚。及朕嗣位，尔亦克嗣先志，用摅忠悃，故特授尔等都指挥佥事。今欲入侍，尤见诚心，但部曲之众，须尔统属。故留下，未可亲来。”（《明宣宗实录·卷52》）朱瞻基一方面肯定了阿哈出家族对朝廷所做的贡献，另一方面也勉励李满住继续统领建州卫女真人，好好肩负起守卫边疆的责任。受到皇帝表彰的李满住接着又提出了一项请求：希望皇帝允许建州卫女真和朝鲜进行互市贸易。对于这一条，明朝方面直接予以拒绝，朱瞻基在宣德五年（1430年）四月发给李满住的上谕中告诫道：“朝鲜国王素守礼法，其事朝廷，小心敬慎，不与外交，于理为宜。尔等既受朝廷爵命，亦当禁绝外交，毋纵下人侵越邻境，若欲市易，听于辽东境上，不尔禁也。”（《明宣宗实录·卷65》）明廷不允许建州卫与朝鲜直接贸易，一方面是为了避免女真人因为贸易纠纷与朝鲜挑起边境冲突；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防止唯利是图的女真人再次被朝鲜用利益拉拢过去，毕竟洪武、永乐年间，明和朝鲜争夺图们江流域女真人控制权的历史殷鉴不远。当然，为了安抚李满住的情绪，也为了更好地在经济上控制建州卫，明朝方面又表示允许建州卫继续在辽东与汉人进行互市贸易。不过，明朝皇帝的一纸圣谕显然无法完全禁绝建州卫与朝鲜私下往来，更无法让建州卫避免和朝鲜起冲突。

处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型阶段的建州女真，在发展农业生产的过程中，由于自身的人口基数不大，所以存在掳掠、买卖人口的现象。无论是猛哥帖木儿还是李满住，手下头目都拥有一定数目的各族奴隶，而猛哥帖木儿、李满住本身就是大奴隶主，对此自然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被掳去的汉人、朝鲜人与许多底层的女真部众一样，承担着繁重的农业生产和其他劳务活动，生活待遇不会比牛马牲畜好到哪里去。奴隶因不堪压迫而逃亡的事情时有发生，其中很多人就近偷渡鸭绿江跑到了朝鲜。朝鲜方面为了显示对宗主国明朝的效忠姿态，将那些从建州女真逃到本国境内的辽东汉人奴隶解送回明朝。建州女真的首领们对此甚为不满，李满住致信朝鲜人，称“予之奴婢十口，曾逃入江界”，公然向朝鲜索要那些从建州卫逃跑的奴隶。逃奴的处置问题使建州卫与朝鲜的关系，逐渐呈现恶化的趋势。

宣德七年（1432年）十二月，呼兰河附近一支被称为“忽剌温野人”的女真部落纠集150名武装人员南下，侵入朝鲜闾延郡、江界府边境，俘获朝鲜男女64人北归。当时，李满住奉明朝皇帝之命，恰巧率领建州卫武装在忽剌温女真人北返必经之地捕捉豹子。收到忽剌温女真人袭扰朝鲜的消息后，李满住立即联系正要赴京进贡的猛哥帖木儿，两人共同率领600名建州女真部众在忽剌温女真人归途必经的一处山谷中打了一场伏击战，解救了被俘的64名朝鲜人，并派人将这些朝鲜民众送回到江界府地界。

李满住这个大奴隶主，之所以行“义举”解救被掳为奴的朝鲜人，究其根本不过是为了和朝鲜人搞好关系，希望朝鲜以后能够在处理从建州卫逃跑的奴隶问题时保证“人归原主”。虽然李满住救人的动机不纯，但毕竟没有损害朝鲜人的利益，然而出乎意料的是，李满住的示好行为，并没能换来善意的回应，却给了朝鲜对建州卫用兵的借口。在朝鲜人看来，建州卫是毗邻朝鲜的“门庭之寇”，即使目前相安无事，未来一旦撕破了脸，建州卫对朝鲜造成的威胁定然大于远在松嫩平原的忽剌温女真。朝鲜国王李裪效法父亲李芳远当年对付毛怜卫女真的套路，先发制人地给明朝上表：

……近来婆猪江住野人等稔恶不悛，纠合同类野人四百余骑，于各人面上刺做忽剌温野人貌样，突入边郡江界、闾延等处杀害军民男妇，劫掠人口牛马财产，孤人之子，寡人之妻，其为酷害尤甚。不是轻蔑本国，乃敢为欺罔朝廷，诈称忽剌温地面野人等抢去人口头匹，夺下拘留在卫。臣窃谓忽剌温地面与本国相去甚远，本无仇嫌，乃缘婆猪江等处野人等诱引前来，托为贼首，本非忽剌温野人造意作耗……事若仓促，难以应变。著令边将部领军兵前去，从宜设策及机处置……

在奏文中，朝鲜竭尽污蔑之能事，在他们口中，闾延、江界发生的边境骚乱是李满住等建州卫首领有组织、有预谋的偷袭行动，这些建州女真人之所以敢于伪装成忽剌温女真人搞袭击，不是欺负朝鲜，而是在欺骗明朝。最后一段提到“著令边将部领军兵前去，从宜设策及机处置”，更是暴露了朝鲜要借机生事，动用武力打击建州女真的企图。

宣德七年十二月，朝鲜官员朴好问奉命出使建州卫。这个携带了大量水果和酒食拜访建州卫的不速之客，表面上是为了答谢李满住从忽剌温女真人手里解救朝鲜民众，暗地里却在往返婆猪江途中侦察“山川险夷，道路迂直，部落多少”，为朝鲜下一步对建州卫展开军事行动做准备。

宣德八年四月，李裪将两名朝鲜中央官员崔润德、金孝诚空降到平安道担任军事主官，以他们二人为主策划进攻建州卫一事。为保证这次军事行动的顺利进行，李裪不仅赐予崔润德象征最高指挥权的马鞍和弓矢，还在驻守黄海道的朝鲜军队中挑选精锐北上平安道，统一交由崔润德调遣。四月初十，崔润德在江界府集合从平安、黄海两道精选的部队，宣布作战计划。各军随后开拔，向鸭绿江方向前进。

此次入侵建州卫，朝鲜兵分七路，总兵力达到了1.5万人，这是自屠杀毛怜卫以来，朝鲜对女真用兵规模最大的一次，堪称史无前例。朝鲜军官兵抵达鸭绿江南岸后，略作休整便渡江北去。

在部分朝鲜弓箭手随身携带的武器装备里，有一种短小的箭矢十分引人注目，那就是片箭。片箭并不是朝鲜人独有的兵器，《886—1118年的拜占庭军队》一书中，曾提及东罗马帝国的士兵就装备过一种持弓作战时依靠筒形装置发射的短箭，这种短箭采用大拉锯的射法发射出去后，箭速可以快到让人裸眼无法看清的程度。在中国，北宋年间编撰的《新唐书》中也有使用片箭的记载：“以傅弦，内箭筒中，注箭弦上，筒旁为一小窍，穿小绳系于腕，彀弓即发，豁筒向手，皆疾矢射敌，中者洞贯，所谓筒射也。”也就是说，至少在唐朝，中原汉人已经在使用这种特殊的箭矢了。13世纪初，蒙古与金朝交战后期亦曾出现了使用片箭作战的案例。南宋绍定四年（1231年）八月，蒙古军围攻金朝郑州，困守孤城的金军屡次击退蒙古军，却也几乎耗尽了城中所有军械。危急时刻，守城的金军指挥官强伸命令士兵搜集城里包括钱币在内的金属物品融化为箭镞，并将军用标准长度的箭杆一截为四，这样制出来的短箭在持弓发射时，需要采用鞭杆粗细的竹筒搭配射击，故又被称为“鞭箭”。可以说，片箭这种特制武器，完全是在军需物资得不到满足的情况下不得已搞出来的衍生品。

实战表明，片箭的优势显而易见。它的长度一般介于20—50厘米之间，应急生产的片箭甚至可以不安装箭镞就能直接使用，很大程度地节省了生产成本。在同等拉力下，效率高的角弓射击短小轻便的片箭，可以达到比射击普通箭矢更远的射程，加上轻而短的箭矢在飞行过程中因箭速过快而不易被肉眼发觉，因此很难有人能躲避它的攻击。而且，如果没有相应装置，射出去的短箭即使被敌人捡到也不可能被反射回来。不过，片箭在实战中的劣势也是非常突出的。由于箭矢短小，射手瞄准目标的难度变得更大，因而实战中片箭在超出一定距离的射程后，精度就很难保证了。同时由于箭矢重量过轻，片箭射击披甲目标时往往不能造成杀伤。加之片箭需要竹制的筒状装置辅助射击，这不仅使得单位时间内的射击频率低于普通箭矢，更提高了弓箭手的训练要求。没有极高射箭基础的士兵，往往会因为把握不好撤放箭矢的时机而导致短箭射伤持弓手。虽然如此，朝鲜人看中片箭的长处，依然将片箭装备到部分弓箭手部队中去。

1.5万朝鲜军迅速渡过鸭绿江，然后按战前计划分兵向各自的攻击目标前进。四月十九日，崔润德率所部2000多名朝鲜士兵进抵李满住手下——建州卫首领林哈剌的营寨，十几名建州卫女真人急忙向人数众多的不速之客放箭警告。眼看双方就要提前接火，朝鲜人开始耍起伎俩来，崔润德命令帐下通晓女真语的翻译官喊话：“你们建州人不必惊慌，我们朝鲜军经过此地的目的是为了打击那些该死的忽剌温女真人。”林哈剌放松了警惕，但仅仅过了一天，与洪师锡部成功会师的崔润德立即露出了丑恶的嘴脸，向林哈剌发起突然袭击，俘虏建州卫女真31人。与此同时，其余几路朝鲜军也先后对婆猪江沿岸的建州卫女真人发动了袭击。李满住对朝鲜人的这次入侵显然缺乏心理准备，建州卫女真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只能在缺乏统一指挥的情况下仓促抵抗。朝鲜人对着欲逃往丛林深处的女真人施放片箭射击，建州卫女真部众则使用射程远不及朝鲜角弓的长梢弓进行徒劳反击，结果往往是“敌能伤我，而我难以伤敌”。直到四月二十六日，崔润德才意犹未尽地率军撤回朝鲜境内。这场持续近一周的战事，最终以占据兵力优势的朝鲜军大获全胜而告终。

朝鲜人的战果不可谓不丰硕：崔润德所部生擒男女62人，杀死87人，夺取马25匹、牛27头；李顺蒙所部生擒男女56人；崔海山所部生擒男1人，斩首3人；李恪所部生擒男女14人，杀死43人，夺取马11匹、牛17头；李澄石所部生擒壮男18人、壮女26人、男女儿童各12人，射杀、割耳5人，夺取马25匹、牛33头；金孝诚所部生擒男女16人，杀死13人，夺取马6匹、牛12头；洪师锡所部生擒男女31人，杀死21人，射伤28人。此次朝鲜人总计杀死建州卫女真172人，俘虏230余人，缴获牛马170头。与损失惨重的建州卫女真相比，朝鲜军的伤亡微乎其微。这场战事史称“婆猪江战斗”，它对建州卫女真人来说是一场挥之不去的梦魇。多年后，李满住的孙子李达罕在回忆起婆猪江畔的血战时，依然心有余悸：“未几，大国（朝鲜）举兵来围祖父之家，祖父自料身无所犯，不避，身被九创，然后登山仅避，祖母则死于锋刃……”（朝鲜《燕山君日记·卷19》）许是射出的箭矢没有伤及要害，逃跑及时的李满住即使身中九创，依然顽强地逃出生天，但他的妻子却没有那么幸运，死在了乱军之中。

虽然在攻击建州卫女真之前，朝鲜人已经向明朝释放了信号。但是，朝鲜军队跨越鸭绿江国界线针对明朝边疆卫所发动攻击，已经是入侵明朝领土的行为。明朝辽东总兵巫凯将此事奏报朝廷：“朝鲜国擅攻建州卫，请诘之。”在这种情况下，明廷就算不对朝鲜兴师问罪，也应该对朝鲜的入侵行为给予严厉谴责，然而讲究“华夷之辨”的朱瞻基却以“远夷争竞，是非未明，岂可偏听”（《明宣宗实录·卷103》）为由，保持中立，只要求辽东方面严守边境。

得不到朝廷支援的李满住，只好率领幸存的建州卫女真部众逃到婆猪江支流富尔江畔的吾弥府（今辽宁桓仁满族自治县五女山城北部），以免遭受朝鲜人可能发起的第二次打击。八月，明廷派遣官员调解建州卫与朝鲜之间的矛盾，希望双方解怨释仇，并受封疆。受害者得不到应有的抚慰，肇事者却逃脱了清算，明廷表面公允的态度实质上却是在袒护朝鲜人，大伤元气的建州卫女真只能选择打落门牙和血吞。移居吾弥府的李满住凭借富尔江流域的肥沃土地休养生息，并在吾弥府南面的兀剌山修筑了一座山城，据险固守。不出数年，建州卫女真的实力就有所恢复。

自“婆猪江战斗”后，朝鲜国王李裪十分担心建州卫女真舔好伤口向朝鲜发起反扑。逃到吾弥府的建州卫女真，一方面为了增强自身实力，积极招徕人口；另一方面，猛哥帖木儿被杨木答兀等人杀害后，李满住便积极动员猛哥帖木儿的弟弟凡察率领建州左卫余众迁居到兀剌山城同住，以便共同抵御朝鲜。明廷方面，为了避免建州左卫被朝鲜彻底吞并，也示意凡察“可率领部下人口来与李满住一处住坐，如或朝鲜军马阻当，不肯放尔等，即将备细缘由具奏定夺”（《李朝实录·世宗·卷77》）。 这样一来，更加深了李裪对建州卫的顾忌。

正统二年（1437年）六月，朝鲜平安道北部边境的5个军官乔装偷渡鸭绿江，对蛰居富尔江畔的建州卫女真进行秘密侦察：“见水两岸大野，率皆耕垦，农人与牛，布散于野，而马则不见。人家十八户扑在水岸，而散排山陕者不能遍视然。”（《李朝实录·世宗·卷77》）。朝鲜人意识到，有必要再一次对建州卫实行军事打击。九月初七，李裪任命平安道都节制使李前为主帅，领主力4700余人，上护军李桦领率1800余人，大护军郑德成领兵1200余人，分中、左、右三路跨过鸭绿江，向富尔江流域挺进。九月十三日，朝鲜军三路人马合围建州卫的驻地吾弥府，大战一触即发。结果发起进攻的朝鲜军突入吾弥府城后，却发现空无一人。原来早已得知消息的李满住提前率部众撤入深山密林中，就连地势险要的兀剌山城也成了一座空城。扑了个空的李前只得在焚烧了建州卫的房舍和物资后率军南归。李满住自然不会放任朝鲜人在自己的地盘上来去自如，朝鲜军在归途中不断遭到建州卫女真人的袭扰，最终狼狈撤回国内。

朝鲜军接连两次入侵明朝边境攻击建州卫的事实，让李满住认识到留居鸭绿江流域没有安全保障。正统三年（1438年）春，李满住率领建州卫再次迁徙，避居浑河支流苏子河畔的灶突山（今辽宁新宾满族自治县境内的烟囱山）。与以往不同的是，建州卫的这次集体搬家并没有事先向明朝请示，直到当年六月，李满住才向明朝上奏称：“旧住婆猪江，屡被朝鲜国军马抢杀，不得安稳，今移住灶突山东浑河上，仍旧与朝廷效力，不敢有违。”明朝兵部回复：“浑河水草便利，不近边城，可令居住。”（《明英宗实录·卷43》）

两年后的正统五年，在朝廷的批准下，凡察、董山也率建州左卫离开阿木河，于六月迁居到浑河上游的三土河一带，与苏子河畔的建州卫相聚。此时的建州左卫经过嫌真兀狄哈人的袭击和朝鲜人的分化瓦解，曾经的7000人众仅有300多户到达三土河地区，已无力与拥有千余户的建州卫争雄。正统七年，董山与凡察内讧，明朝为平息建州左卫内部矛盾，将建州左卫分拆，凡察及其支持者组成建州右卫，建州左卫由董山管理。至此，著名的建州三卫族群正式形成。建州三卫中，人多势众的李满住，俨然成了最强有力的统治者。

正统八年正月，明朝皇帝朱祁镇宣谕，褒扬李满住及其已故父祖：“尔祖宗李诚善、尔父释家奴皆善事朝廷，宣力效劳，守御边境，安享禄秩。迨尔继承，益修臣职，以绍前人，今复远来朝贡，特升尔为都督指挥佥事，仍掌卫事。尔宜益顺天心，永坚臣节。”（《明英宗实录·卷88》）不久之后，明朝又升授李满住为建州卫都督同知。然而，这并没能让李满住对明朝忠心耿耿。明廷在朝鲜人两次袭击建州卫的事件中置身事外的情形历历在目，这样的朝廷已很难再让建州女真人保持“益顺天心，永坚臣节”的动力了。

正统十四年，朱祁镇在“土木之变”中被瓦剌也先太师俘虏，明廷在边疆各族中的威望顿时一落千丈。曾经站在明廷一边的建州三卫，开始转而依附瓦剌，建州三卫部众常常袭扰辽东抚顺等地，抢掠人口物资。但李满住等人改换门庭的做法并没有给自己带来更长远的利益，景泰二年（1451年）年初，蒙古可汗脱脱不花与瓦剌决裂，依附瓦剌的建州三卫成了脱脱不花的打击对象。三月，脱脱不花亲率3万铁骑南下攻击建州，李满住未向明廷禀报就擅自率领三卫部众离开浑河上游地区，逃到婆猪江的瓮村旧地。

景泰、天顺（1450—1464年）年间，建州三卫时而宣称归顺明朝，按时履行进贡义务；时而又伪装成蒙古轻骑兵，袭击明朝辽东边境。当初东北女真各部中最效忠朝廷的模范族群，已经彻底演变成了一伙无恶不作的强盗集团。

也正是在此期间，见明朝陷入与蒙古人作战的泥潭，朝鲜人的胆子开始大了起来。朝鲜国王李瑈不顾明朝的极力反对，大量收容因蒙古入侵而从明朝境内的卫所流亡到朝鲜的女真部众，这些女真人大多被充实到咸镜道的东北六镇中与朝鲜人杂居。就连一度势如水火的建州三卫，朝鲜人也抱有招抚收买之心，但桀骜不驯的李满住根本没有想过要彻底投向朝鲜，反而放纵部下抢掠朝鲜边境地区。天顺二年（1458年），“野人（李满住）寇庆源、镜城等地，掳去人民为奴婢使唤”。天顺六年（1462年）正月，“李满住子等各率管下五百名，约曰平安道兵弱，防御疏虞，再度入寇”,“建州卫住野人数百余骑，潜来本镇江边做贼，杀死一十一名，抢去一十名、马一十三匹、牛三十三头去讫”。临近婆猪江的闾延、江界等地被搞得鸡犬不宁。李满住此时已是个六旬老人，戾气却是有增无减，他自以为拥众2300户、16000口人，更有婆猪江一带的丛林山地做屏障，就可以让明廷和朝鲜无可奈何。如此任性地将明朝、蒙古、朝鲜周边势力统统得罪了一遍，自取灭亡也只是时间问题了。

早在景泰元年六月，明朝提督辽东军务右都御史王翱就倡议发兵歼灭建州三卫，最后考虑到建州三卫的实力已经颇具规模才没有执行。成化二年（1466年），建州三卫联合蒙古朵颜三卫侵扰辽东，致使“自开原以及辽阳六百余里，数万余家，率被残破”（《明宪宗实录·卷44》）。明廷派遣官员斥责建州三卫的叛逆行为，将态度傲慢无礼的建州左卫都指挥使董山及其部下115人拘留在辽东，明廷与建州三卫之间的大战已不可避免了。崇尚铁腕的明朝皇帝朱见深再也不能容忍反复无常的建州三卫祸乱边疆，决意对三卫用兵。同样被建州三卫的扰边行为搞得焦头烂额的朝鲜，也抛弃了招抚李满住等人的幻想，选择与宗主国明朝联军进攻建州三卫。曾经为争夺女真各部控制权而暗中较劲的明与朝鲜，首次站在了同一条战线上。

成化三年（1467年）九月，明廷以左都御史李秉提督军务，令武靖伯赵辅赶赴辽东主持对建州女真用兵一事。九月二十四日，3万明军兵分三路自辽东向建州三卫的聚居地发起攻击。其中，赵辅、李秉亲自统率中路军主力部队，“自抚顺，经薄刀山、粘鱼岭，过五岭，渡苏子河，至古城”（赵辅《平夷赋》），攻击建州左卫驻地；总兵官韩斌率领右路军经连山关、通远堡，进阳边门，攻击建州三卫之地；左路军由都督佥事武忠率领，从铁岭方向由东南进入建州三卫之地。

就在明军与建州三卫的部众苦战之时，朝鲜方面，以中枢府知事康纯为主帅的1万余人远征军，兵分两路，左路军以鱼有沼为将、右路军以南怡为将，向婆猪江流域攻击前进。鱼有沼部左路军，自高沙里渡过鸭绿江攻入吾弥府，斩杀建州卫女真人71名，焚毁屋舍97间。南怡统率的右路军，由满浦地区渡过鸭绿江后，于九月二十六日抢在明军之前攻入李满住的老巢瓮村。年已七旬的李满住，早已没有了壮年时的精明，对明与朝鲜联军发起的突击缺乏心理准备。南怡率军攻破瓮村，斩杀李满住及其儿子李古纳哈等195人，缴获大批武器装备。李满住这个横行鸭绿江南北数十年的女真酋长，最终死在了老对手朝鲜人的手里。

因朱见深在位期间的年号为“成化”，明史将1467年这次扫平建州三卫的军事行动称为“成化犁庭”；朝鲜人则沿用干支纪年命名事件的老习惯，称之为“丁亥之役”。建州三卫在明与朝鲜军队的联合进攻下，遭到了毁灭性打击，人员死亡1700多人。明与朝鲜多年来深受建州三卫劫掠之苦，这次捣毁建州三卫的巢穴，难免大肆报复。明军虽然没能击毙匪首李满住，却获得了比朝鲜人更大的战果：斩杀建州三卫630人，俘虏240人，“获其牛马器杖无数，焚其巢穴一空，虽有残孽，各奔深山藏匿”（《明宪宗实录·卷47》）。被明朝扣押的董山等建州三卫酋长，在解送北京途中逃跑未遂，被明军杀死。

不过，此次明军战绩虽然不小，但并没有达到将建州三卫女真人斩草除根的目的。李满住和董山的后裔们，带着自己的部众顽强地生存着。建州三卫的余部依然时时袭扰明朝边境。成化十四（1478年）和成化十五年（1479年），明廷又向建州三卫发起了两次军事行动。其中，成化十五年十月那次翻越长白山追击建州三卫余部的军事行动中，明军的最高指挥官是著名的权阉汪直。汪直当时担任镇守辽东的监军太监，事实证明，这位被后世诟病的汪公公在领兵打仗方面还是有些本事的：“建州贼巢在万山中，山林高峻，道路险狭。臣等分为五路，出抚顺关，半月抵其境。贼据险迎敌，官军四面夹攻，且发轻骑焚其巢穴。贼大败，擒斩六百九十五级，俘获四百八十六人，破四百五十余寨，获牛马千余、盔甲军器无算。”（《明宪宗实录·卷197》）

李满住晚年行事反复，最终同时得罪明与朝鲜，使建州三卫几乎遭遇了灭族的悲剧。不得不说，建州女真早期的兴衰，与明廷边防政策的调整是密不可分的。由于国力衰退，朱棣之后的几代明朝皇帝无力维持对某些边疆地区的控制，明廷逐渐摒弃永乐年间对辽东边外女真各部的积极经略之策，转而致力于维持辽东本部边境稳定。如果认识到这个政策变化，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明朝对建州卫两次遭到朝鲜入境侵略的情况，依然保持看似公正的中立态度。李满住掌权后期大掠辽东，除了获取利益的野心驱使他这么做之外，建州卫两次遭难之时明廷没有及时采取行动维护建州卫女真人，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朱见深在位期间三次出兵打击建州三卫，朝鲜人都积极参与其中。明与朝鲜的军事打击虽然使建州三卫遭受重创，暂时维护了明朝辽东和朝鲜北部边境的安定，但建州三卫的故事却不会因此而结束。这个族群在沉寂一段岁月之后，将会重新回到历史舞台上，成为一支改变东北亚政治格局的重要力量。

万历二十年（1592年），日本实际掌权者“关白”丰臣秀吉悍然发动了入侵朝鲜的战争。四月十四日，日军先头部队1万余人自釜山登陆。面对从长期混战中淬炼出来的日本侵略军，已经很久没有经历过高强度作战的朝鲜军屡屡被击溃。开战仅半个多月，朝鲜国都汉城就被日军攻陷。六月十五日，日军攻陷平壤，朝鲜王廷仓皇逃到位于中、朝边境的义州。朝鲜王李昖派遣使者到北京向明廷乞求增援。明廷被朝鲜人提供的假情报所误，先后抽调辽东镇两支骑兵部队潜至平壤城，结果相继被日军击败。明廷意识到这群肆虐朝鲜的日本人不是以往袭扰闽浙沿海的那群涣散倭寇，遂开始征调大军及粮饷准备入朝作战。 在此期间，日本名将加藤清正率领的日军第二军2万余人攻下了咸镜道大部分地区。之后，加藤亲率8000余人北上图们江，途中与奉命南调的朝鲜东北六镇骑兵部队遭遇。与女真人较量多年的六镇官兵，最终败在日军的火绳枪三段击战术之下。得胜的加藤清正一鼓作气，亲率麾下日军与3000朝鲜伪军杀进图们江北的中国境内，与海西女真乌拉部的附属部落交火。日军以死伤600多人的代价攻克了多座女真村寨，但最后还是因疲于应付女真人的袭扰而不得不退回朝鲜境内。日军的入侵让建州女真有了唇亡齿寒的担忧，九月，努尔哈赤派遣官员马三非入北京朝贡，向明廷请示：

（建州）本地与朝鲜界限相连，今朝鲜既被倭奴侵夺，日后必犯建州。努尔哈赤部下原有马兵三四万、步兵四五万，皆精勇惯战。如今朝贡回还，对我都督说知。他是忠勇好汉，必然威怒。所愿拣选精兵，待严冬冰合，即便渡江，征杀倭奴，报效皇朝。（《李朝实录》，宣祖二十五年九月甲戌）

对建州女真戒备很深的朝鲜王廷，认定努尔哈赤此举是假借援朝抗日之名，趁机行吞并之实。一时间，义州城内的朝鲜君臣急如热锅蚂蚁，“有建州卫老乙可赤来救之言。若然，则我国灭亡矣”，“老乙可赤出来之事，不可不速拒。或移咨辽东，或遣朝官可也”（《李朝实录》）。在朝鲜王廷的强烈反对下，明朝回绝了努尔哈赤领军援朝的请求，改派李成梁的儿子李如松率军入朝作战。明军以高度协调的步骑炮合击战术在平壤战役中大败日军，稳定了战局。努尔哈赤虽未能领兵入朝与日军作战，但建州女真与朝鲜人之间的官方往来却因此事而重启。

引自

《明代建州女真与朝鲜的纷争》

作者／何俊宏

这又是一个把阶级矛盾巧妙地转化为性别矛盾的钓鱼式阴险提问，不过好像愿意咬钩的人不少啊。

我先问一个问题：平民有资格投降吗？

注意一个基本事实：投降是自带政治立场的概念，只有军队等政府职员以及游击队等有领导的组织才能作为投降主体。举个例子，江阴八十一日这一事件，原本守将和主官已经投降，这一行为的主体是官员和军人，与平民无关。随后因为剃发令，有许多平民跟随官员奋起反抗，那么参与到守城战斗中的人，身份就从平民转化为军人（只不过不是正规军），这时候就可以说他们“拒绝投降”了。

如果沦陷区平民没有反抗，也是正常且普遍的。否则岂非百姓人人是汉奸？人人卖国投敌？所以平民从来无所谓投降，题主所谓的“投降”，只不过是苟且偷生。

那么问题就很简单了，如果这一女性是军人、行政人员等政府雇员或游击队、民兵、土匪等组织成员，那么评判她的标准和其他男性反抗者一致，不因性别而有别。如果只是普通平民，那么不存在投降一说，和其他男性平民没有区别。

当然平民也不是没有义务。在成建制的抵抗仍然存在时，遵守政府的法令，必要时从事政府安排的生产工作，在生存允许的情况下纳税，不主动卖国，都是平民的义务。

这仅仅是“组织”和“平民”两个阶级、两个群体的区别，不是男性和女性的区别。至于在敌人眼中，也从来不存在只有女性是“资源”而男性不是这回事。是谁给了你们偷换概念，制造性别对立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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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题主问“男人都战死了女人有没有必要继续反抗”，对不起，这个问题和男女无关，看的只是成建制的抵抗或外援还在不在。还在，尚有希望，如果成建制的抵抗已经彻底失败消失，也无外援，剩下的只有一盘散沙的平民，反抗只是以卵击石。反抗马上就死，不反抗的话拼人品看运气罢了。战争是组织和组织的较量，不是单打独斗。

包括最高赞在内的一部分答主的逻辑是：我投降了以后生死完全操于敌手，活不活不是我说了算，所以投降没好处。不过按照题主的设定，抵抗都已经彻底失败，说得好像你自发反抗就能活似的？这显然已经偷换概念，答非所问。按照这位答主的逻辑，历史上那么多在敌人手里宁死不屈的人，他们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为了争取活命才拒绝投降的？

历朝历代都有人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明知失败也坚持殉国殉节，这些人当中也有不少女性，但绝对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才这样做。英雄正是为凡人所不能为才会成为英雄，把英雄舍身取义的大勇矮化为“避免投降后沦为资源、仰人鼻息，是为自己利益考虑”，这话术就有些无耻了。

几乎在所有战争中，军人的伤亡率都明显大于平民。当顺民虽然也会遭受残酷对待，生存率比参军高得多。1937年的南京大屠杀已是抗战中最残酷的屠杀了，平民的死亡率在一半到三分之二之间，你知道一个1937年的普通八路军战士活到胜利的机会有多少吗？远远不如在南京城里碰运气！

先烈们前仆后继可不是因为精打细算一番发现反抗更划算，而是伟大的情怀。某些高赞答主大言不惭地鼓吹“不反抗也会很惨所以要反抗”，搞得好像他们是精致利己主义者似的，真是脸都不要了，真要以个人利益为第一要务，谁吃饱了撑的去当烈士？

你说我们面对敌人要团结在政府和领导的周围奋起反抗，这样才能群体利益最大化，这谁会反对呢？甚至你鼓励人民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哪怕输了也最好不要屈服，要舍身救国，要弘扬爱国主义的热忱，让正气浩然长存，这都完全可以理解。但你说什么战败以后反抗殉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这吃相就不是一般的难看了。

我再说难听一点、直白一点：首先利用一个对平民而言莫须有的投降概念凭空制造性别对立，再把人类中的某一个性别视为“资源”、“战利品”，然后号召若自己没有能力保住这些“战利品”的时候她们自觉去死，还将之美化为“这是为自己利益着想”，这不就是饿死事小失节事大那一套？

拜托，这套洗脑话术古人已经用了快一千年了，你今天拿出来忽悠谁啊？把一切大义凛然的皮扒掉，底裤是什么一清二楚。

与别人的回答不同，我认为在形势无可挽回的时候，只要不出卖别人的利益，你有权以一切你可以接受的方式活下去。

这并不荒谬，因为绝大多数人并不是坚定地死战派或投降派，他们只是普通人，只要不是走投无路，他们宁愿过自己的小日子，哪怕是受剥削受欺压的小日子。否则南京在1938年1月之后就该是空城了，但我们都知道不到1年，南京基本又恢复了繁荣。

我也反对那些强迫你必须战斗的人。你的意志不坚定，仅仅只是因为被裹挟去战斗的话，有极大可能你会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跑掉，把战斗者的侧方或后方暴露出来；也有可能选择大家最不齿的方式成为敌人。与其面对这种可能性，我宁可你当个事外的中立者。

生存权和求生欲是人最基本的权利，我认为应该尊重这种权利，只要这个人没有靠出卖他人来换取这个权利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