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过,坦白说有的内容我没能看懂,特别是书里出现的很多概念、术语。当然,大概的意思还是看出来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发生的经济危机,可以向农村转嫁的就向农村转嫁,转嫁不了的话往往会导致经济体制变革。
这个观点经不起推敲,1.在部分经济危机案例中,作者把“向农村转嫁”写成是主要的应对措施,其实不然;2.不少经济体制方面的变革不是由案例中的经济危机引发的。
作者就像是把经济危机看成一个筐,同一时期发生的经济社会变革、事件,有关系的没关系的,都往里面装(有时候也会把真正有关系的装漏掉),用来解释经济危机的原因、影响,还有化解方式,特别是农业方面的总能扯上关系,有的确实有关系,有的其实没多大关系,有的根本没关系。
一、“危机四”
作者认为,“通过推行以'大包干'为主的家庭承包制,同时大幅度地减少支农投入,政府客观上实现了缓解财政赤字压力的目的”(《八次危机》94-95页)。
1979年和1980年我国财政赤字分别170.6亿和127.5亿,1981年降为25.5亿。根据当时的财政部长 王丙乾在人大常委会上做的两个报告《关于1980年国家决算的报告》、《关于1981年国家决算的报告》,我做了个表。1981年的财政支出比上一年少了97.8亿,主要原因是基本建设拨款比上一年少了88.8亿,国防战备费砍了25.8亿,贡献也不小,而支农资金的降幅和整个财政支出的降幅相比差别并不大。
另一方面,各项税收从80年的571.7亿增加到81年的629.9亿,增加58.2亿,其中,工商税收从510.5亿增加到547.5亿,关税从33.5亿增加到54亿,农业税从27.6增加到28.3亿。(参考《中国财政年鉴2019》,中国财政杂志社,397-398页)
综上,当时主要是通过削减建设项目,再加上经济发展形势喜人,税收增加,所以财政赤字问题得到解决。作者写的危机四解决措施部分,对三农发挥的“作用”可谓是浓墨重彩,而压缩建设项目则很少提及。
还想吐槽一下书中关于这次危机的时间线,78页“在这种官方称之为’工业化中期阶段’的时期里,发生了1978—1980年……的周期性经济危机”;84页“一、危机四:1979—1980年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次经济危机……”;86页“就在改革起步的1979—1981年,中国爆发了第一次经济危机”。所以“危机四”到底是哪年到哪年?对于一次经济危机的时间起止,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研究可能会得出不同的结论,但在一本独著当中,同一场经济危机出现多个时间段的情况我也是第一次碰到。
二、“危机六”
危机六我特别感兴趣的是,作者认为“如果可以去意识形态化地作历史对比,则这一次危机类似于西方的1929—1933年大危机”(82页)。很吃惊,这两次危机一点也不像吧。。。美国大萧条时期,银行信贷冻结,工厂大量倒闭,居民收入减少,物价持续下跌,经济急剧萎缩,政府考虑的是如何刺激经济恢复增长。中国1992-1994年,货币过量投放,基建、地产、开发区遍地开花,物价快速上涨,经济不断升温,政府考虑的是如何抑制经济过热。
所以我很好奇,作者会如何对比这两次危机,什么叫去意识形态化地作历史对比,遗憾的是和不少书中的其他观点一样,只有结论,没有具体分析、详细论证的过程。
作者提出,应对危机六政府拿出了四大经济措施:1.外汇改革;2.信用扩张;3.分税制改革;4.国企改革。这四点都值得商榷,先说第2点,抑制经济过热,怎么会采取“信用扩张”的方式呢?作者写这一点的时候,引用了一张图,用来作证“信用扩张”。
可是在韩平等人的这篇论文中,得出的结论是“在1983-1984年、1987-1989年、1993-1996年、2000年和2004年,M2相对GDP的增长偏慢,货币政策是偏紧的”。
92年南方谈话后,中国决定把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这样的背景下,才启动了财税、国企、金融(外汇)等各方面的改革。这里面真正和危机六关系密切的其实是金融改革、物价改革,但作者没写。前面的1、3、4点,很难说是用来应对这次经济危机的。
93年4月,国务院总理办公会议决定,由国家计委牵头,组织7个工作组到14个省市区调研“乱集资”问题,工作组在调查中发现经济过热的问题越来越突出。5月,工作组向国务院作了报告。6月,国务院开会,由朱总理主持,研究具体措施。朱总理讲了13条措施,国家计委主任也补充了3条,这样就形成16条意见,也就是后来1993年中央6号文件(《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当前经济情况和加强宏观调控的意见》)的16条政策措施。(参考陈锦华:《国事忆述》,中共党史出版社,270-271页)
其中属于体制改革的有第7条:加快金融改革步伐;第8条:投资体制改革要与金融体制改革相结合;第15条:积极稳妥地推进物价改革。第11条改进外汇管理办法中提到一句“抓紧研究外汇管理体制改革”。
就说这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