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后到改革开放前经济发展怎么样？ 第1页

我很好奇一件事，毛主席自己在“七千人大会”上表态自己不懂经济，不懂工业，农业也懂得不多。

为什么那么多人不管不顾一定要论证毛主席是经济专家呢？

拿我来说，经济建设工作中间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工业、商业，我就不大懂。

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经济统计数据，很多未必是虚假，但其含金量是非常可疑的，就随便举几个例子：

1、改革开放前中国的小学教育被戏称为“三、六、九”，即账面上做到了90%的入学率，能坚持读完的只有60%，真正具有小学文化水平的却只有30%。

建国三十年旧文盲没有扫除干净，新文盲还在大量产生，全国一亿多成人处于文盲、半文盲状态，职工里初中以下占70%，实际文化程度更低，农村青壮年有30%是文盲、半文盲。

究其原因就是片面追求入学人数，却无视后续的财政投入，1965年每个中学生经费为88.89元，到1976年下降到36.42元，1965年每个小学生经费19.96元，到76年下降到14.43元，同时期还有近1000万平方米的校舍被挪用，相当于近5年教育基建投资总和，同时全国中小学危房数量高达5400万平方米，倒塌事故时有发生。

2、中国煤炭资源客观上就呈北多南少分布，但当时却大搞南方煤炭资源开发，广东省本就轻工、热带经济作物发达，却要强行上马煤铁工业，全省除了韶关、广州、北江三个省属钢厂外其余30多县还投资办小钢厂，由于广州煤炭频发，大多采用能耗极高的电炉钢，造成全省电力紧缺，而耗费了全省之力的广钢自建成起年年亏损，广东全省的轻工业利润全部投入了这个无底洞。

同时还强行开采一些根本没有价值的劣矿，如陆丰煤炭煤层厚度只有0.3米，万吨煤坑木消耗500立方米，吨煤成本达100元以上，有的煤热值只有一、二千卡，生产出来的煤还不够煤炭自己消耗。

更可笑的是江苏在省内都要扭转北煤南运，放着煤炭资源丰富的徐州地区不去投资，却在苏南大量开矿，仅报废的煤炭就多达24座，浪费资金2.34亿元。

3、之前流行在全国搞“五小建设”，兴建了大批效率低下，长期亏损的小化肥、小钢铁企业，1978年工业部门亏损40亿元，这些五小企业就占了22亿。全国有小型合成氨厂1539个，产能却只有874万吨，其中70%处于亏损状态。硫酸厂470个，规模不足2万吨的达93%。烧碱厂248个，最大的年产也只有10万吨，轮胎厂全国80个，平均产能只有14万套。

这些小企业造成的浪费极其惊人，当时30万吨合成氨工厂设备消耗标准为1000-1200万大卡，而小化肥厂需要2600万大卡。

小煤矿回采率只有10%，而同时期大型煤矿能达50%。大型炼钢企业综合焦比为623公斤，而小钢厂平均达950公斤。

4、1978年中国机床总数达267万台，看似数量颇为可观，但其实由于钢铁行业供应能力不足，只能满足1/3-1/4的需求，近半数机床完全是摆在工厂里闲置，没有任何价值。

全国1000吨以上水压机生产了48台，设计产能55.6万吨，数量上与欧洲齐平，但实际上由于工艺不完整，实际产能只有一半，大型锻件仍然需要进口。发电设备三大主机能力达500多万千瓦，但高压输变电能力只有400万千瓦，配套的机、泵、阀和仪表更是严重缺乏，大批电力无处可用。

根据一机部统计，一机部系统2.6万多种产品，相当于世界五十年代及以前水平的占了60%，相当于六十年代水平的占35%，比较先进的，达到七十年代水平的只有5%。

5、各部门之间重复建设也极为惊人，8000吨水压力产能尚不能全部利用，有的部又在它处新建了6000吨与8000吨水压机，农机部安排生产的船用柴油机，其它部局又投资另建了两个厂，一机部还富余大量铸造产能，五机部又引进了7条铸造线，却不知道用在哪里。

广东一省就有拖拉机厂10个，平均产量却只有2500台，机床厂全省27个，其中14个厂重复生产8个品种，有的厂一年只生产几台或几十台。

大庆油田建设中各部门各自为政，结果先是修建了让通铁路、新增了一万多辆油罐车，然后又建设了2500多公里的管道，导致铁路运力闲置2/3，几千辆油罐车毫无用处。为发展胜利油田，先在胶州湾建设了黄岛油港和管线，然后又修建了870公里的鲁宁管道，结果两者都无法充分利用。

1979年全国有货运汽车114万辆，但交通部门只有16万辆，非交通部门的汽车使用效率极低，平均三辆才抵交通部门一辆，而且油耗高，每年多花燃料100多万吨，使国家少收利税10亿元。

近现代史之核心：国家工业化

——不能理解工业化的重要和困难的人，没有资格评论中国近现代史。

　　看历史，大势重于细节，数据重于故事。如果研究所谓“康乾盛世”只纠缠于什么“九龙夺嫡”、宫闱阴谋、秘闻野史，却对小冰河气候、玉米红薯的引种扩展、摊丁入亩等一无所知，这不是历史学者，而是三流网络写手。

　　在我看来，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大势就是“工业化”，顺此大势就是正确的，除此以外什么主义都是假的。因为只有工业化的中国才不会重陷绝境，不用以血肉长城去抵抗钢铁洪流，不用为裹腹口粮徒劳地深耕日削益瘠的耕地……而在历史迷局中的当事者已经为“工业化重要和困难”付出了惨重代价之后——国府无视了“重要”，土共轻视了“困难”，我们回顾、研究这段历史时依然犯同样的错误就太不应该了。

　　但是，在对红松实木家具的价格望洋兴叹的今天，普通人确实无法想象当年的“老解放”居然是用三寸厚的上好红松板做货厢，原因仅是因为钢材缺乏；在担心果蔬农残的今天，也无法想象看到整片整片庄稼被铺天盖地的粘虫（或蝗虫或稻苞虫或……）吃得精光，却只能手捉脚踩木板拍，原因仅是因为没有农药。在追捧不用化肥的有机食品的今天，也无法想象当年最主要的水稻病害竟是因缺肥缺水引起的胡麻叶斑病……

　　所以，某些人最常犯的错误就是以现在的情况去揣测当年，以事后孔明的心态去指点江山，因为当年生活困苦就觉得那些无法计入GDP的基础建设就没什么用，仿佛工业化可以神赐天赠，似乎庞大但落后的“无法对外竞争”的工业就毫无意义，好象“世界主流是和平发展”我们睡着也能和平发展。就如某些高赞回答。

目录

1——重工业之重

2——工业化之重

3——工业化之难

后记——我们没有时间和选择余地

不能理解工业化的重要和困难的人，没有资格评论中国近现代史之1——重工业之重

　　先不提国防军事、独立自主、殖民经济、抽血贸易这些“高大上”的东西，就谈小民之天——粮食。

　　根据《中国历代粮食平均亩产量考略》（ 百度文库-信息提示 ），我国历代粮食亩产最高是明清时期，北方平均亩产为1.3市石（小麦），南方平均亩产为2.6市石（水稻）。考虑到北方耕地远多于南方、旱地面积是水田面积3倍以上的情况，所以实际上数千年以来，全国粮食平均亩产从未曾稳定达到100公斤。

　　更详尽的论证请见《2000年以前的浮夸风？——论数千年来全国粮食平均亩产从未曾稳定达到100公斤》 工业化之前的全国平均粮食亩产最高能有多少？

　　而且明清时期的这个“高产”是在全国人口约1亿多，耕地总量不超过10亿亩，人均耕地尚在5亩甚至10亩以上，仍有大量山林草地未开垦的情况下取得的。

　　为什么我要提示这一点，因为仅以作物最重要的3种生长元素之1——氮计算，每生产100公斤稻谷约需吸收纯氮2.2公斤，100公斤玉米约需纯氮2.5公斤，100公斤小麦约需纯氮3.0公斤；折中取2.5公斤，相当于人或猪粪尿（标准腐熟肥）500~600公斤，或牛粪尿腐熟肥约1000公斤，或绿肥腐熟肥500~1000公斤。而这分别大约是2个成人，或0.2头猪，或0.2头牛全年的“产量”（折为标准腐熟肥），或不施肥的2亩绿肥产量。同时应注意到，虽然在“提供”肥料的能力方面，猪牛等大牲口远高于人，但是1头牛或猪需不施肥的10~30亩草地或耕地（秸杆）提供饲料。所以，在小农经济下，农户养殖猪牛等大牲口数量是有限的；在耕地不足的情况下，能挤出来种植绿肥或保留为提供饲料的山林草地面积也是有限的；所以农业社会的农户“获得”肥料的能力是极为有限的。另：南方的河池所能提供的塘泥也是同样情况，不再分析。

　　换而言之，在农业社会，以自耕农最为理想的情况：每户6人30亩耕地60亩柴草山（或鱼塘湖面），饲养10头猪2头牛，而粪尿收集、腐熟、贮存、运输、使用过程中的遗失、流失、挥发等损失仅以50%计算（实际仅贮存过程中不加盖密封就将挥发损失约40%的氮），不考虑经济作物用肥，其“提供”的纯氮也仅能维持3200公斤的粮食产量。即使能精耕细作每年挤出1/3耕地轮休种植一季绿肥，最多也就3700公斤粮食产量。而农田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生态系统，物质的输入和输出应该平衡，否则系统就要退化、崩溃，表现为土壤退化板结，地力下降，减产甚至绝收。

　　当然，农业水平已经达到农业社会巅峰的古代中国，各种肥饼和酒糟、糖渣、豆渣、油渣等也被广泛用作肥料，尤其在江南被广泛使用。明后期甚至已开始把硫磺、砒霜、黑矾、卤水及螺蚬壳灰、蚌蛤蚝灰等用作肥料。但是因来源有限、产量有限（酒糟糖渣归根结底仍然是农田产出物的返还）、肥效有限、或作用有限（硫磺蚝灰等只能用于改良特定土壤，不能补充氮等），对农业生产没有根本性的影响。

　　所以在化肥问世之前（或者是不使用化肥），无论有多好的水利、良种、良法，木桶效应就决定了农业不会有高产。也就是说在农业社会、小农经济的“盛世”，在保留必要的柴草山（约24亿亩）后受限于“合理耕地”的总量（约12亿亩），以最好的耕作管理、技术和品种，中国的全国粮食可持续总产极限为：1.2亿吨，合理供养人口为3~4亿人。

　　即使是流谬甚远的《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究》在声称“清亩产367市斤”的同时也在说“从城乡人口总的来说，供养全部人口的消费量，需一人四市亩，才过得去。这个比例关系其实古已如此，固不独清时为然”（《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究》第149页），和本文“盛世”合理供养人口为最高3~4亿人的观点不谋而合。

　　而在“盛世”之后，必将因人口指数性增长导致人均耕地急剧减少，进而导致大牲口减少使土壤肥力得不到必要补充而下降，再进而导致亩产下降；人口增加亩产下降又必将导致耕地不能轮休反而必须连作、间套作，甚至出现围湖造田、毁林开荒等行为，竭泽而渔的后果是短期内粮食总产甚至平均单产都能有所提高（新开荒地肥力较高），但必将进一步加剧土壤肥力下降的速度……在华北，每当田间收获之后，即会出现大批的拾禾者，以致“作物根杆，搜括净尽，一次不足，且有继续数次者”，“有几处地方甚而至于收割小麦，不用刀割，而用手拔，罄其所有而去，所送还于土壤中的不过一点草木灰而已”（注：卜凯：《中国农家经济》，商务印书馆1937年再版，第242页、319页。）这种饮鸩止渴的恶性循环，在工业革命以前是个无解的局。人口在指数性增长，人均耕地却日削益瘠，最后一旦“四海无闲田”，就必定“农夫犹饿死”，饥荒、瘟疫和战乱成为必然和残酷的“解决方案”。

　　近代又如何？

　　虽然有所谓的“黄金十年”，但重工业的空白让工业化的光明依然与中国农村农业无关。

　　《民国年间山东平原区的耕作制度变迁市场与生态:民国年间山东平原区的耕作制度变迁》一文在谈耕作制度变迁的同时也谈到了30年代（民国工农业生产最高时期）北方农业水平最高，战乱最小的山东的单产水平。“民国《馆陶县志》载：包谷，上等地亩产130斤”最肥沃的土地也只能亩产玉米65公斤。《胶济铁路经济调查报告》载“邑中地土膏腴”“山东省最富裕的县之一”的桓台县小麦“水浇地每亩收量，至少一百六七十斤，有收至四百斤者……非水浇地每亩收量百余斤”，平均单产约80公斤。

　　《河北省面粉产业发展概况》载：“1949年，全省小麦产量90.1万吨，占粮食总产量的19.3%，平均亩产只有37公斤。”

　　向称“湖广熟天下足”的湖南，《第一章 粮食作物-岳阳市情网 404 Not Found 》载：“民国25年，稻谷丰产，共产稻谷60多万吨，除平江只能自给外，其余各县均有稻谷输出（华容15250吨，岳阳13910吨，临湘275吨），尤以湘阴为多（3.5万吨），湘阴县年输出量在全国居第三位，华容县居第八位。民国时期，华容县注滋口，湘阴县南大膳、白马寺、铁角嘴，岳阳县城陵矶、新墙、黄沙街、筻口等地是稻谷的主要集散地。1949年，水稻播种面积296.27万亩，总产稻谷546460吨，亩产仅184公斤。”

　　鱼米之乡的苏州地区，1948年《淀湖区主要农作物产量调查》记载：“石浦乡种植水稻16740亩，单产111．35公斤，小麦2530亩，单产37公斤，大麦1060亩，单产30公斤，油菜10790亩，单产37公斤，蚕豆560亩，单产38.1公斤。”

　　《中国近代农业经济史》引用国民政府农林部统计手册数据，列明民国粮食亩产1936年最高，稻355斤，麦151斤，玉米194斤。民国时期全国粮食平均单产最高时也不曾高于100公斤。

　　中国1949年消耗15.8万吨钢43亿度电0.6万吨化肥（折纯）0吨农药（原药）就只能生产1.1亿吨粮食；而1980年消耗3712万吨钢0.3万亿度电1269万吨化肥（折纯）54万吨农药（原药）就能生产3.2亿吨粮食；而如今年消耗7亿吨钢5万亿度电6000万吨化肥（折纯）200多万吨农药（原药）200多万吨的良种400多万吨农膜就能生产6亿多吨粮食。

　　假如——当中国人口增长到了10亿仍没有相应的重工业体系，当绝大部分柴草山都已开垦为耕地后人均耕地也不足2亩，当作物秸杆既不能还田也不能做饲料而只能成为做饭的柴火的时候，农业社会、小农经济的中国已经走到了万劫不复的绝境。

　　这不是危言耸听，光、热、水、土资源均好于中国的印度，在进口1000多万吨化肥后平均单产折合100公斤/亩（来源:http://news.163.com/11/0720/13/79DK8HOK00014JB6.html )。如果中国现在只有这个单产水平，粮食总产将不到2亿吨，人均口粮只有140公斤，即使再多的“反对党和自由媒体”，最公平最理想的粮食分配方案，最慈悲最无私的外国援助也阻止不了大饥荒的发生！

　　如果没有工业化因素，谁能为我解释，数千年“包产到户”全国粮食平均亩产从未曾稳定达到100公斤，1984年怎么就上了240公斤？是菩萨供的高还是风神龙王入了党？

不能理解工业化的重要和困难的人，没有资格评论中国近现代史之2——工业化之重

　　1、什么是“工业化”？

　　“工业化”是整个社会结构、社会经济结构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它以工业发展为基础却又不仅局限于工业发展，它包括对自然经济的破坏和社会化大生产大市场的建立，提升的是整个经济基础（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和社会。

　　XX百科：“工业化通常被定义为工业（特别是其中的制造业）或第二产业产值（或收入）在国民生产总值（或国民收入）中比重不断上升的过程，以及工业就业人数在总就业人数中比重不断上升的过程。工业发展是工业化的显著特征之一，但工业化并不能狭隘地仅仅理解为工业发展。因为工业化是现代化的核心内容，是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

　　例如：

　　在经济结构上，我国工业和农业产业增加值的比例1949年为1：2.5，1978年变为1.7：1，现在为5.5：1。

　　在税收比例上，农业直接税占比1950年为39%，1979年变为5.5%，现在几乎为0%。

　　在就业比例上，以城乡划分就业人口，城市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比例为1952年12.0%（2486万人）；1980年24.8%（10525万人），较1952年增长323.4%；2010年较1980年再增长229.6%达到34687万人。以三次产业划分就业人口，第二产业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比例为1952年7.4%（1531万人）；1980年18.2%（7707万人），较1952年增长403.3%；2010年较1980年再增长183.4%达到21842.10万人（这已是有史以来世界最大规模的工业人口）。

　　这就是工业化。

　　2、对于一个独立的大国而言，工业化的核心——重工业体系的重要性，无论如何强调也不为过。可惜在1949年以前，中国自己的民族工业在此方面基本是一片空白。最大的出口居然是猪鬃、桐棬油和钨矿石，仅有的规模工业是机制面粉、火柴和棉纺业……至于什么“官府号巨轮”之类的神话最好不要提，这种美国提供图纸、材料、器具、工程师，中国提供船台和苦力的“制造”是真正的制造？更关键的是在此之后，真正的工业化应该有两个特征，1、量的喷涌而出，2、质的持续进步。不同于“跃进号”之后有“东风号”“长风号”及众多的“风”字号万吨级散货轮、有“远望2号”、有“向阳红10号”……“官府号巨轮”却是“下面就没了”，这样的“制造”能证明什么？证明中国1920年之后就不需要巨轮了？就不屑于学造巨轮了？

　　3、1949年中国产钢15.8万吨（人均300克），连全国每户一把锄头也满足不了；产化肥0.6万吨，全国每亩耕地只有4克，比一盘菜的味精用量还少；这样的工业基础加上水利工程失修等原因直接造成了全国平均单产仅70kg。

　　到了1980年，仅以抗旱排涝所用的农用抽水机为例，全国已拥有258.3万台农用排灌电动机289.9万台农用排灌柴油机，合计520多万台（国家数据http://data.stats.gov.cn ）。如果全部进口，给个良心价大中小均价100美元，至少需5亿多美元。

　　5亿多美元！

　　我用这笔钱的1%来建厂自己造不更好？这东西到70年代连社队企业都在生产，既解决剩余劳力问题，又能促进工农业全面发展。

　　不过这也有个前提，就是国家工业化达到一定程度。否则原材料哪来？技术工人哪来？运输物流怎么办？别的不说，520多万台抽水机，至少需硅钢等各种合金材料共50多万吨，单以重量就已超过民国“黄金十年”产钢量10年总和，或1949年产钢量的3倍！如果依靠进口以粗钢计价也要约2亿美元。

　　4、推而广之，化肥等农资同样如此。1949年中国化肥人均产量仅为“几乎夷为平地”的日本的1/700。在1973年“四三方案”整厂引进合成氨工艺以前，虽然侯德榜的碳化法合成氨流程制碳酸氢铵工艺的国产氮肥有质量差成本高的问题，但一步步的积累扩张达到了年产上千万吨。关键是如果没有前期的技术积累和特种钢工艺的突破，“四三方案”不能自建配套设备的话，至少要多花50亿美元，也更谈不上80年代因合成氨工艺的仿制、扩散成功，氮肥和粮食产量连年增长的大好形势了。

　　《尿素合成塔制造工艺》（来源：尿素合成塔制造工艺 ）第二页就谈到“我国从一九六五年开始制造尿素合成塔，起初为双套筒的结构，一九六八年开始制造Φ800mm内衬Cr-Mn-Ni（A4）双相不锈钢小型尿素合成塔，生产能力为80吨/天。一九七０后全国建有33个这样的尿素厂，全部由国内自行设计和制造。一九七五年以后，从国外开始引进13套年产48~52万吨的大型尿素生产装置，尿素合成塔的内径为Φ2100mm~Φ2800mm不等，从一九八三年开始，我国也开始自行设计和制造大型尿素合成塔，并对原有的中小型尿素合成塔进行改造……”

　　此外，化肥生产还需消耗2~5倍于产出量的海量石油、天然气、HCl、H2SO4、HNO3、NaOH、Na2CO3等基础化工原料，而农药生产工艺更为复杂，所需的一甲胺、苯、氯乙酸甲酯等基础原料多达数百种，消耗量甚至可达产出量的10倍以上。

　　中国1949年化肥产量0.6万吨（折纯）、农药产量为零、粮食总产1.1亿吨，30年后上升到化肥产量1269.40万吨（折纯）、农药产量53.7万吨（原药）、粮食总产3.2亿吨，再30年后上升到化肥产量5704.24万吨（折纯）、农药产量230万吨（原药）、粮食总产5.7亿吨。请各位自行估算一下这几个数据背后所代表的3个时间段的工业能力。

　　依靠一步步的技术积累，一步步的规模扩张，1980年中国钢产量终于从连每户一把锄头也保障不了的15.8万吨增长到了3712万吨，并以此为基础，化肥、农药产量先后超过苏、日，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而现在已经占世界总产1/3和1/2。

　　数千年来的小农经济从不曾有100公斤以上的平均亩产，仅凭“包产到户的积极性”不可能把粮食平均亩产从1949年的70公斤提高到如今的350公斤以上。

　　农业发展的4个基础：基本完善的重工业体系、完善的农科技术研究推广体系、完善的农田水利体系、集约化和适度规模化经营，最终都只能依靠工业化来实现。如中、印这样的大国，不可能依赖进口别人的工业化成果来解决粮食问题、农业和农村问题。

　　事实上，大国的平均单产及其增长和其工业化程度密切相关，1961~1981年，世界谷物总产量增产9亿吨，其中中国提供了1.9亿吨，美国提供了近2亿吨，其它工业国家提供了2亿多吨，拉美、非洲及印度等其它国家依靠进口化肥的“绿色革命”提供了近3亿吨。

　　而现在，以耕地总面积计算的粮食平均产量而言（1、该指标不宜用于经济作物占比大的国家；2、中国种粮耕地约占耕地总面积2/3；3、该指标较易获得所以便于比较），世界耕地总面积约为15亿公顷，粮食总产26亿吨，折合亩产115公斤，其中：整个非洲平均单产折合亩产50多公斤，印度和大量出口粮食的泰国也仅100公斤，更不要说印尼、菲律宾等等……事实上除西欧北美外只有越南靠进口中国的化肥和杂交良种达到了200公斤/亩。西欧诸国单产虽高但总产低，最终就成了：“中国+美国”以共约3亿公顷占世界20%的耕地，生产了约10亿吨占世界40%的粮食，也就是说，中美之外的国家平均粮食亩产不到90公斤！

　　民以食为天，工业化之重，莫过于此。

　　5、再推而广之，轻工业同样如此。都说战后的日本“几乎夷为平地，物资限量供应”（《日本经济白皮书》：“配给的实绩，比如火柴1人1天只有4支，肥皂1人1年1个”），可是中国1949年人均仅有日本人均硫酸产量的1/280、人均烧碱产量的1/70、人均钢产量的1/140、人均化肥产量的1/700……这就决定了中国如果不大力发展重工业，将不仅没有国防工业，而且也没有真正自己的轻工业，将继续使用“洋火”、“洋胰子”、“洋钉”……中国这样的大国不可能依赖进口海量的硫酸、烧碱、钢铁等原料来实现工业化。无论是抽水机、化肥、农药、自行车及各种工业品和工业原料……

　　稍有眼光的人都应知道，即使不谈什么战略、安全等，仅从长远经济效益出发，中国巨大的消费规模就决定了只要没有技术和政治因素的阻碍，经济模式绝对只能是“租不如买、买不如造”

　　轻工业必须以重工业为基础，所以“租不如买、买不如造”就必须大力发展重工业，而在仅有15.8万吨钢、4万吨硫酸的当年也就只能勒紧裤带。因为，而宝贵的外汇只能用于关键技术设备原料的进口，所以要造化肥就只能“肥皂火柴限量供应”，因为化工原料有限；要造炼钢炉、汽车、尿素合成塔、反应塔就只能限制“低技术高利润的自行车”等生产，因为钢铁有限；要建设钢厂、农膜厂、电站、桥梁就只能控制日化工厂的建设，因为电力、水泥、乙烯、机械有限；……在重工业基础未初步建成前不可能放手发展轻工业，甚至只能压制轻工业，尽量让重工业的产品（如钢、化工原料等）专用于重工业的自我壮大。

　　如果把工业体系看作一棵果树，重工业可视为果树长大长高的“营养生长”，而轻工业就是开花结果的“生殖生长”。国民要从果树获益，只能收获“生殖生长”而来的果实，但是在幼树初植时，忍一时饥渴，让幼树“营养生长”更快更好肯定是明智之举。

不能理解工业化的重要和困难的人，没有资格评论中国近现代史之3——工业化之难

　　大国工业化的核心是重工业，而重工业是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要等民间自发地发展重工业，即使是在没有外来干预破坏的情况下也将是极漫长的过程。如英国，1733年工业革命以纺织工业开始，到因纺织工业的扩张、纺织机械的改进和对运输的需求开始驱动重工业大发展却要半个多世纪以后了，直到进入19世纪后英国的钢铁产量才出现迅猛增长。如果后发工业国家都象英国这样等待重工业“自然而然”地发展起来，只能是等到花儿都谢了，大家永远只能跟在英国人的屁股后面吃灰。

　　所以，在中国、日本、韩国、德国、苏联这样的后发工业化国家，初期都无一例外地以国家为主导“超前发展”重工业，人为加快工业化进程。

　　如德国的克虏伯，其生产、发展一直在德皇威廉二世视野中，甚至其家族继承也要亲自安排。

　　再如明治政府实行殖产兴业政策的具体内容就是运用国家政权的力量，以各种政策为杠杆，用国库资金来加速资本原始积累过程。在1880年又发布“官业下放令”，将军工、铸币、通讯、铁道、印刷等特殊部门以外的兵库造船所、长崎造船所和日本邮船会社，全是国家投资建成后以几乎白送的价格“卖”给三井、三菱、川崎、古河等特权财阀，，大力扶植财阀的成长。现代日本产业支柱的三菱重工和川崎重工，日本对其的称呼是“政商”，它们的起源就是官营产业再以优惠政策扶持，甚至直接以国家力量协助其从中国、朝鲜和日本国内掠夺而成长壮大。例如八幡制铁所《寄生于中国的日本八幡制铁所-财经-凤凰网http://finance.ifeng.com/news/hqcj/20110705/4228193.shtml 》

　　工业化主要的困难有：

　　1、资金问题。

　　重工业投资巨大，仅一个钢铁厂就动辄数百万美元，还要配套铁矿、煤矿、电厂、铁路、港口……通常建设每万吨钢产能需100~300万美元(1910年美元），根据“美元时间”网站（DollarTimes - Financial Calculators and Money-Saving Info ）折合1980年的800~2400万美元。

　　例如，汉阳铁厂用白银500万两（时约折300万美元），是当年清政府年收入（约0.77亿两）的6.5%。1897年日本设计指标年产6万吨钢的八幡制铁所，耗用1920万日元（折合白银1280万两或860万美元，甲午赔款），占当时日本政府正常年收入的24%。又如70年代台湾高雄钢厂两期总投资879亿新台币（24.42亿美元）建成325万吨钢产能，在外汇充裕全部海运进口澳洲优质铁煤矿不需配套矿山、选矿、铁路等基建投资的情况下，每万吨钢产能投资751万美元。

　　因我国铁矿石品质差，绝大多数矿山为30%以下的贫矿（美、澳、印多为60%以上的富矿），且共生复合矿石多、矿体复杂，不利于开采和冶炼，不邻海交通不便，冶炼工艺复杂等原由，单位投资远高于正常。如攀钢的建成就是以成昆铁路和钒钛磁铁矿冶炼工艺研制成功为前提。前30年结束时，我国1980年3712万吨的钢产能（含配套矿山、炼焦、铁路、电厂、港口等）至少须投资100亿美元(1910年美元），或800亿美元(1980年美元），仅此一项就占前30年GDP总和（以当年汇率折算为2.80万亿美元）2.9%，占前30年财政总收入（以当年汇率折算为0.78万亿美元）10.3%。（账面用款肯定低于此数，这从侧面也证明了当年的GDP因统计、计算方式、“调拨”“冬修”“民办”等无偿低偿劳动和各种原因存在被低估的现象）。

　　另：《中国现代钢铁工业_ 中国现代钢铁工业_百度百科 》提到“1950～1983年国家给钢铁工业的基本建设投资约占全国总投资的8%弱”。又如，1953年建设的太原重型机器厂投资6075万元（24.2吨黄金或近0.3亿美元，折合1980年的1亿美元）；前30年仅搭建骨架所新建的2.5万公里铁路在不计征地成本的情况下，就须200亿美元以上（成昆铁路1083公里至1978年止就累计投资33.12亿元，平均每公里造价305.8万元）。而台湾仅“十大建设”就耗资2580亿新台币，折合71.7亿美元，占1971年~1977年的GDP总额近7%！

　　重工业的建设资金之庞大，以倾国之力尚有不足，根本不是谁都投资或能下决心投资的。

　　而且，即使汉阳铁厂能以最理想的情况：顺利投产并年产1万吨钢，能以进口钢铁的售价出售（时价每吨30余两白银约折20多美元），以23两白银的成本计，也需60多年才能收回投资（当然，实际上在一战开始后钢价迅即高涨至每吨100美元以上）。

　　如此巨大的投资和漫长的资金回笼时间，极易受时政影响的特点，都决定了普通私人资本在毫无政治背景和经济、技术基础的情况下不可能进入重工业。

　　即使以国家而言，以中国之大，人口之众，工业化所需的天文数字般的资金，在时间紧迫，却既不能靠外援，也无法殖民掠夺，工商自行扩大再生产能力极弱小的情况下如何解决同样是巨大的难题。

　　2、技术问题。

　　刚从农业国起步时，技术问题只能通过海量的投入来解决，引进-消化-积累-研发-创新，循序渐进、时间漫长而且绝无捷径。这就必须由国家来解决两个问题：扶持和保护。

　　工业化初期的产品必定是技术落后、价高质劣，让蹒跚起步的幼稚产业不经积累和成长就贸然“面对外部竞争”完全是天真无邪的想法。即使90年代以前的韩国也是高度严格的贸易保护主义《独裁、外援、血汗-韩国经济奇迹的前世今生- 404-页面不存在 》。

　　旧中国唯一能在重压之下成长的重工业企业——永利铔厂，其基础是技术（侯氏制碱法等）领先世界，但是，作为农业国的中国初创的重工业能有几个领域有这种领先世界的技术？

　　事实上即使到了1949年，依然是“中国的文盲率大约是80%，而且被视为识字的20%的人当中，已经包括了那些只认识几百个中国汉字的人和在今天只能列为半文盲的人”（《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1992年12月印，194页，表3及下方文字）。全国5.4亿人中，大学生不过14万人（其中文科生约占80%），各种技术人员不足5万人（含见习生）占人口比例不到万分之一，工业（含土木工程）科研机构不过区区32个（归并后共21个），甚至远不及当时美国一个“托拉斯”雇佣技术人员的数量。

　　所以，在这样一个农业社会的基础上，中国的汉阳铁厂、日本的釜石田中制铁所和八幡制铁所初建时都屡屡失败，经数年至十多年的改造方能勉强产钢，但依然价高质劣。

　　20世纪初在进口钢铁每吨售价30余两白银的情况下，汉阳铁厂的钢铁因质量太差，以低于成本的每吨23两白银出售都无人问津，生产陷入困境，到“黄金十年”甚至已不能产钢，沦为日本八幡制铁所的廉价原料基地。而日本，釜石田中制铁所最初生产的釜石铁同样被评为“品质恶劣，价格又高”100磅重的价格2元30钱，而进口铁只有1元左右。以至于大阪炮兵工厂用于海岸炮的炮弹铸造材料时，不得不加一道精炼工序，称为“釜石再制铁”。即使这样日本政府依然坚持采购，直到八幡制铁所建成后并入国营的日本制铁。

　　后发国家工业化初期的产品如果没有国家违反“市场规律和自由贸易原则”的“循私”采购和庇护，重工业的发展必定举步维艰。

　　事实上，正因为北洋及国府的不闻不问，汉阳铁厂很快就深陷衰败亏损之中；最终在“兵荒马乱”的一战和“黄金十年”（钢价涨至每吨100美元以上）这本应是钢铁业利润最丰厚的时期，被日本以国家力量巧取豪夺，沦为八幡制铁所的廉价原料产地；这充分证明了国家扶持和保护对重工业的重要性。

　　1921年，中国产钢7.7万吨，为北洋时期最高年产量，当年日本86.5万吨。1934年，中国产钢5万吨，为国府主政时期最高年产量，当年日本384.4万吨。

　　3、对原有的农业社会基础进行彻底大改造，使其能为工业化提供市场和具一定文化的劳动力更是大难题。

　　现代工业是一个庞大完整的体系，较农业社会其产业关联链的长度和紧密度完全是天壤之别，其社会化大生产大市场的特性要求必须对原有的农业社会基础进行彻底大改造。

　　明朝民营冶铁厂年产百吨“大厂”已是经营扩张数十年的成果，而现代钢铁厂一炉就有此数。一年生产数十万吨钢铁打锄头、菜刀肯定是用不完，小农经济的田野上突兀出现的孤单工厂结局只能是倒闭。所以要等重工业“自然而然”地发展起来所需的时间是极为漫长的，根本不可能实现日本20世纪初和中共执政后20多年内钢产量200、300倍的增长。所以必须由强势政权大力“殖产兴业”，破坏封闭保守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有计划有步骤地把整个国家纳入工业体系之中，规划好、建设好轻重工业的上游和下游的比例和配套关系，把新增加的产能用于新的钢厂、铁路、汽车厂、船厂、及农业的发展……

　　对原有农业社会基础进行改造和工业化进程，是互为基础，相互促进的关系。如果对原有的农业社会基础的大改造不成功——也就是说，如果依然是封闭保守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工业原料基地没有建设，农资相关技术没有推广，农村的市场没有建立，农村基础教育没有普及不能提供具一定文化的大量劳动力——工业化就不可能推进。

　　归根结底，资金、技术、市场、具一定文化的劳动力，这是中国要尽快工业化所必须提供的4个要素，而民间工业力量的柔弱幼稚、工业化的社会化大生产大市场的特性，和时间紧迫性决定了我们和其它后发工业化国家一样，只能依靠国家来代替“民间自发”解决其无法逾越的困难。

　　毫无疑问，以国家为主导“超前发展”人为加快工业化进程，肯定有种种“并发症”。各国最为普遍的是一定时期内重工业比例过高，盘剥过度，诱发大跃进、米骚动、大罢工等等，及重工财阀在经济危机中为了市场和利润绑架国家“军国化”，苏联也因未及时配套发展轻工业而崩溃。

　　但是，“超前发展”并不是“拔苗助长”，当其造成“超前”的欠缺因素（如生产力和科技素质）可以在新机制下较在旧机制下更好更快地成长，“超前发展”就是可取的，正如明治维新。而“并发症”也并非不治之症，完全可以通过及时追加配套轻工业、调整积累/消费比例来根治，果树长大长高到一定程度就应该开花结果了。

　　更何况，没有谁的工业化进程可以在康庄大道上唱着歌开始，都只能以无数血泪和挫折在黑暗和荆棘中摸索前进，英法美德俄日……概无例外，区别仅是能否让殖民地“帮着”流血。

　　最关键的是，历史已经没有为我们留下更多的时间和选择余地。受限于自然环境，当年的中国竭尽全力地开荒，围湖造田，围海造田，毁林造田……依然无法遏制人均耕地的急剧下降。在前30年中，中国只有两条道路：

　　一种是“无为而治”什么也不干就不会犯错误；“与民争利、盘剥农奴”肯定是招人骂的事，在耕地潜力未尽前不“瞎折腾”肯定大家都可以宽舒几年，有了余钱时再办厂修堤赈下灾，然后轻松写意地沉醉在小农经济的田园牧歌中，然后人均耕地越来越少，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另一种是最大限度压缩消费和最大程度地盘剥农业，把资金集中起来，冒着犯错误背骂名的危险，勒紧裤带，流着血汗，在人均耕地降至2亩（1974年）以前尽快工业化，至少要有最基础的重工业体系。

　　后面这条道路狭窄艰险，稍有小错就有人跌下悬崖（如大跃进），对执政团队从核心到中层到基层的凝聚能力、策划能力、掌控能力、号召能力、组织能力、执行能力、应变能力等，乃至国民素质都有极高的要求，这也是二战之后新成功的工业化国家廖廖无几的原因。但却是唯一生路。

不能理解工业化的重要和困难的人，没有资格评论中国近现代史之后记——我们没有时间和选择余地

　　1、我在第一个章节就论证了在农业社会小农经济，没有工业化因素“全国粮食平均亩产从未曾稳定达到100公斤”，而人均口粮200公斤就是饥荒的边缘。

　　1949年中国人均耕地3亩，1974年人均耕地下降到2亩以下，在前30年结束时，人均耕地已仅有1.86亩。

　　当年的中国竭尽全力地开荒，围湖造田，围海造田，毁林造田……依然无法遏制人均耕地的急剧下降。如果不能勒紧裤带，不惜代价地尽快工业化，1980年就必将面对“人均耕地1.86亩×100公斤/亩”这个残酷的算式，先不说能否买到粮食，没有工业化的中国能有外汇购粮吗？届时，中国将连“黑非洲”也不如：没有工业化平均亩产50公斤的非洲，虽然进口或受援6千万吨粮食后人均口粮也只有210公斤，虽然联合国粮农组织（FAO）2012年报告称：饥饿人口占该地区人口总量的三分之一。有约一半儿童营养不良，每年数百万人死于食物短缺和与之相关的疾病。但是，“黑非洲”还有2、30亿亩宜耕荒地可以开垦。

　　工业化对中国而言，不是划算不划算的问题，而是生死攸关的问题。

　　最基本的完整重工业体系是农药化肥良种农膜的生产基础，是农业获得高产的前提，所以中国必须在人均耕地滑下深渊前达成这一目标。

　　2、“超英赶美”并非攀比，而是危机的紧迫使然。

　　中国工业化时间紧迫，人口却差不多是日本的10倍，英国的20倍，所以即使在1980年工业总规模超过英、法之后，依然是“总量巨大”、“增速辉煌”与“人均不足”并存。

　　就以工业的骨骼——钢来说，在人均仅300克钢连每户打把锄头也不够的基础上，“以钢为纲”钢产量前30年间增长235倍，1980年产钢3712万吨，接近德国（4384万吨），超过了法（2318万吨）英（1128万吨）；增速远高于日、德、美等国的历史上和平时期最快增速！

　　但是，在以骄人的高速增长30年后，中国人均用钢量仍只有38公斤，仅有发达国家人均用钢量的1/10！所以“解放”车还得用红松板做车厢，有的地方还在用“竹筋混凝土”、“水泥船”。

　　然而，要保障最简单的生存需求——吃饭穿衣（仅全国粮田以最低标准10公斤/亩就需1500万吨化肥（折纯）），要保障化肥、农药、农机、医药、纺织工业的原料、工厂建设和交通运输，10亿人口按日本二战后50年代初的人均标准，至少还要有50万吨乙烯、50万吨化纤、800万吨硫酸、8000万吨水泥、3000亿度电……除了钢铁工业外，还要有冶金、能源、机电、机械、铁路、船舶、汽车、医药化工、合成纤维、建筑材料、基本化工原料等等……

　　现实就是如此残酷，前30年的工业建设在发展速度和总量上极为辉煌，工业规模从与比利时相当提高到了超过英法（注意，这里仅指以钢产量、发电量、工人数量为代表的工业规模）；然而，它的粗糙、初级更是不可否认，在人均上也只是让中国达到了日本在二战后50年代初的人均工业规模。

　　因为耕地的日削月瘠，在前30年，中国就如燃狱中的囚徒，能在烈火覆顶前破壁而出就是海阔天空，否则就只能永沦绝境。

　　事实上中国也只是非常幸运地在最后一刻完成了最基本的完整重工业体系，粮食亩产达到了史无前例的240公斤。但是，人均耕地的继续下降又导致人均口粮长期只能在300~400公斤间徘徊，远低于发达国家。幸而现在已有大量工业品出口，换回的棉、油、糖等农产品数量已相当于8~10亿亩的境外耕地，这才保障了我们现在生活水平的提高。

　　3、仅能保障吃饭穿衣的重工业体系所需要的建设资金就已极为庞大。

　　时间紧迫，国家大，人口多，目标“高”，而人均基础工业产品仅为当年“几乎夷为平地，物资限量供应”的日本人均的100、200分之一；在连化纤和合成氨技术也被“巴统”严密封锁的同时，技术人员全国数量却还不及美国一个“托拉斯”……“超英赶美”就意味着所需投入极为庞大。

　　这其中不仅有包括钢铁、化肥、化纤在内的门类众多、规模庞大的基础工业建设；还有因“巴统”的封锁而被迫投入巨额资金去“重新”研发尿素合成塔、钢轧机、水压机等技术；还有基础教育、基础医疗、农技推广、农田水利等体系的建设；还有对数千年以来“皇权不下县”、宗族宗法、小农经济等等政治经济制度的摧毁、改造和新制度的建设。

　　这些都只能依靠自己勒紧裤带，不惜代价地建设，不可能神赐天降。

　　就这么一个仅能保障吃饭穿衣的重工业体系，其建设成本就已经让没有殖民地和外援、一穷二白的中国搜净了家中最后一个铜板……

　　在此之余，还有多少钱来投资发展食品、造纸、日化等轻工业？

　　4、有充裕的资金、外汇就可以平衡发展，但我们没有。

　　1949年台湾省人口770万（同年大陆人口5.4亿），不计优惠贷款和国府运台黄金，不计其原本就好于大陆的基础（设施、教育……），美国对台经援和军援总额约为48.64亿美元（见《1949年以来美国给了台湾多少援助？》 1949年以来美国给了台湾多少援助？_评论_腾讯网 ）。不计军援和贷款，美国从1950至1965年，对台经济援助共17.85亿，超过1952年台湾GDP总额。不考虑军援的资金替代作用等对经济的促进，仅用经援总额除以1949年人口计算，台湾人均受援232美元；以人口比例计算等于大陆得到1252亿美元，这个金额是欧洲马歇尔计划援助总金额的10倍，或1950年苏联GDP（约1000亿美元）的125%，或美国GDP（2930.7亿美元）的43%，或大陆GDP的5倍！

　　以上数据不包括美国控制的国际经济组织贷款和带政治色彩的商业贷款，而这是60年代中期以后美国援外的主要形式。如台湾在1961~1971年先后从国际开发协会、世界银行、亚洲银行、国际银公司、美国进出口银行、欧洲银行团等获得9.5亿美元贷款。70年代“十大建设”、“十二项建设”等更为依重于国外贷款。其中仅“十大建设”就耗资2580亿新台币，折合71.7亿美元（占1971年~1977年的GDP总额近7%），其中外国贷款24.3亿美元（见《蒋经国时期台湾地区经济政策研究》）。郭焕圭、赵复三的《台湾之将来》则提到：截至1982年底，美国等西方国家给予台湾的资金计达205亿美元。

　　50、60年代美援占同期台湾资本形成的34%，且美援在台湾的对外贸易中，每年弥补财务及劳务入超额约91%。从1952年到1961年，在台湾国民经济年均增长的7.9%中，‘美援’占了6%的比重（彭付芝：《台湾政治与经济》）。而据美国加州大学教授尼尔雅各比推算，在美国经援的作用下，台湾GDP的年增长率相当于无经援时的2倍多，人均GDP的年增长率相当于无经援时的4倍。若无经援，那么台1964年的实际GDP要延迟到1980年方可达到，而1964年的实际人均GDP须延至1995年才能达到。也就是说，美国对台援助使得台湾的经济发展水平要比其实际提前了20-30年。

　　在两岸都最为困难的50、60年代，台湾的工业化启动资金是每人一两千美元外援（含贷款等），而大陆是砸锅卖铁、甚至是卖血而来的每人一两千人民币……这就是区别。

　　如果真能如某些人幻想的一样，1949年后国府执政大陆，美国人就会一时脑残送来3500亿美元（按美国对台经援军援总额和1949年两岸人口比例计算）——1949年大陆GDP的14倍！再加上大量的优惠贷款（台湾未查到总额，但韩国1985年所欠外债总额达467亿美元）……

　　马无夜草不肥，人无横财不富，有了这笔横财，中国就肯定不需盘剥农村，不需压制消费，就可以在“轻重工业并重”的情况下，30年内建成最基本的完整重工业体系。

　　但是，这可能吗？1949年美国GDP也仅2672亿美元！

　　5、历史已经没有为我们留下更多的时间和选择余地。

　　不同于韩、新、台等，人口少进口量少，自己规模生产反而不划算，又有充裕的外汇，所以可以选择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投资，其余进口解决。而中国即使仅从节约资金和外汇的角度出发，也必须尽可能自己规模生产而非进口。例如1953年青霉素规模生产研制成功就将青霉素从35美元一支的高价变成了0.1元人民币一支，投资成本数年内就赚了回来。再如，建设3712万吨的钢产能投资了800亿美元，而以二战后的最低钢价200美元/吨计算，这个金额能买到4亿吨钢；但是，中国前30年已累计产钢4.3亿吨，虽然投资大、回本慢但总体也是划算的。最为关键的是，这3712万吨的钢产能是属于中国自己的，其本身和上、下游产业链可以提供上千万的工作岗位，和稳定有保障的海量原材料供应。

　　中国巨大的消费规模和重工业内部广泛紧密的产业关联决定了只要没有技术和政治因素的阻碍，中国经济模式绝对只能是“租不如买、买不如造”，必须拥有完整的重工业体系。

　　在重工业体系基本建成之前，在基础工业原料生产能力满足基本需要之前，中国不可能依赖进口海量的硫酸、烧碱、钢铁、化纤等原料来生产化肥、农药、农机、布料、日用品等等，也不可能有海量外汇来在进口的基础上建设一个悬在空中的轻工业，这种继续使用（原料或成品进口的）“洋火”、“洋胰子”、“洋钉”，连技术含量最低的基础工业生产都不能全面占领的“工业化”注定只是空中楼阁。我们当年庞大但落后、“无法对外竞争”的工业是中国由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必须的台阶和保障，绝非毫无意义。

　　人均耕地的急剧下降，决定了中国只能勒紧裤带，不惜代价地尽快工业化，否则中国将连“黑非洲”也不如！

　　而仅仅保障最简单的生存需求——吃饭穿衣，保障10亿人口达到日本50年代初的人均标准所需的基础工业产品的产能建设，就已让没有殖民地和外援的中国搜净了家中最后一个铜板……

　　时间极为紧迫，资金极为窘迫，历史没有为我们留下更多的时间和选择余地。

春过雪消：工业化之前的全国平均粮食亩产最高能有多少？

春过雪消：地主阶级是怎样阻碍生产力发展的？

春过雪消：如何评价人民公社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工业化过程中的历史作用？

春过雪消：小农经济（包产到户）是否已到最后的末路？

春过雪消：我国农业改革的逻辑以及进一步改革的思路？

春过雪消：农村的乡村振兴的根本怎么建设，农村的根本出路到底是什么?

春过雪消：1949年，中国（大陆）的工业水平和规模在世界上能排到什么等级？

春过雪消：如何评价建国后、改革开放前中国的工业体系？（近现代史之核心：国家工业化——不能理解工业化的重要和困难的人，没有资格评论中国近现代史）

春过雪消：就中国而言，近代到今最伟大的人是谁？

春过雪消：为何印度耕地面积世界第一而粮食年产不足中国一半？

春过雪消：为什么那么多中国人讨厌日本？单纯因为历史？

春过雪消：为什么一些人觉得美国是中国的敌人而不是朋友？

春过雪消：如果你可以改变你的国家一个政策或者法律，你会改变什么？

春过雪消：有哪些农业上的事实，没有一定农学知识的人不会相信？

春过雪消：中国整体的潜力有多大，尽头在哪里？

现在看来，没有任何问题。

经济高速增长。

有人说人口也增长了，人均并没有增长，所以失败。但反问一句，晚清、民国人口增长率那么低，人均也没怎么增长啊？

实际上人口增长是经济高速增长的结果而不是原因。刚出生的人口是没有生产力的，文盲的生产力也是极为有限的。经济高速增长了，才能养活更多的人口，并逐渐提高他们的教育水平。

首先来一段总体评价。

共和国付出了非常艰辛的努力，完成了最重要的筑基工作（就像有人说的，差不多类似日本明治时代）。中间犯了不少错误，经济体制也有僵化之处。但是成绩是主要的，算是把晚清，民国两个时代给后人挖的大坑给填起来一大部分。

当时后发国家普遍在推进工业化和独立自主。

只不过有的政府无能（比如印度等）有的政府无力（很多非洲国家）。而中国后来能从第三世界脱颖而出，和这个打基础阶段是很有关系的（工业和经济发展不是无源之水）

要是具体的比GDP增速的话，只看经济平均增长速度不算太高(但很多数据体现不了）。呈现非常剧烈的波动，比如饥荒三年，文革前两年还都是负增长，但是有些年份增速也非常高（包括文革后六年1970-1976也不算慢）。

但是相比之民国的停滞（黄金十年也不过尔尔，可能它那个黄金是LOL的黄金段位吧），尤其是1945-1949年经济的总崩盘还是好了太多太多了。

可以说前三十年打下了一个相对健全的基础，为改开后的起飞做好了铺垫（再怎么强调市场 也要有几处才行，要不搞新自由经济的国家怎么没几个成功的，而且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也不是一日之功）

这些基础的改进包括

比如说公共卫生体系的建立健全和死亡率的大幅下降（人口红利）

城市化率的相对提高和基本工业体系的建立（工业基础）

基础教育体系的建立健全和识字率的大幅提高，民国即使最为称道的高等教育也惨不忍睹，而且完全是靠精英阶层撑起来的。（决定是人口红利而非人口负担）

对国内交通的基础设施建设的大量投资，修建了大量的道路等（投资的硬件环境）

匪患消除和治安水平的提高，后来最乱的八九十年代治安混乱也和民国相比不值一提（投资的软件环境）

农业水平的提高，农业水利设施的广泛修建，解决了从清朝中后期到民国困扰中国人的马尔萨斯陷阱问题，使得人民至少能吃饱，最起码也饿不死（三年除外）（还是人力资源问题，从1905-1945年，同在东亚生育率可能还略低的台湾，韩国人口都增长了差不多一倍，只有民国人口增长接近停滞算上抗战损失不超过35%，高死亡率背后是民国农业的悲惨现状）

在国际政治上，当时的学者大多认为 中国是 仅次于 美 苏 的第三大政治力量（比如1984年的《大国的兴衰》 第六版《全球通史》等作品应该都提到过）

我就偷懒贴点数据吧。

因为我非常喜欢回答经济史问题，再一次感谢 @雷龙

我也就做一个注解（这是我想法里保存的中国经济数据1949-1967里的）

1949年中国粮食产量大约在11500万吨（我个人估计1936年或某一年份的峰值不超过13000万吨，我个人认为我引用的这本资料里援引中国人口史估算的1936年 粮食峰值15000万吨是错误的，因为那个调查只算了条件最好的南京周边（估摸是侯杨方某个学生搞错了），而同年包括四川湖南江西等地都在闹饥荒，四川人大量饿死，所以1936年大丰收在很多地方纯属笑话）

这里多说两句。民国最烂的一点就是其水利荒废比清朝更甚，而农业离不开水利，水利荒废导致农业面对 水灾旱灾毫无抵抗力，这也是为何民国水旱灾极其频繁的原因。

新中国成立后大力兴修水利，农业抗灾能力大幅提高，而这是GDP体现不出来的。

根据图中可见，公路里程，城镇化，工业都非常薄弱。

蒋蚣民国，全亚洲倒数第二，世界倒数前十甚至前五。最不发达国家里的最不发达国家

@到最好 你想说什么？看看这个

人均各项数据差不多都是世界倒数第一第二第三

所谓的五常差不多是个笑话(没有治外法权的治外法权，参考我另一个答案)

首先是1950-1952年的经济恢复与高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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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在WG之后有一个著名的文件叫《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里面对WG进行了彻底否定，有些人对党谈不上拥护，但对这个决议是极其拥护的，决议里有关于改开前国家建设的描述：

五、在工业建设中取得重大成就，逐步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一九八○年同完成经济恢复的一九五二年相比，全国工业固定资产按原价计算，增长二十六倍多，达到四千一百多亿元；棉纱产量增长三点五倍，达到二百九十三万吨；原煤产量增长八点四倍，达到六亿二千万吨；发电量增长四十倍，达到三千多亿度；原油产量达到一亿零五百多万吨；钢产量达到三千七百多万吨；机械工业产值增长五十三倍，达到一千二百七十多亿元。在辽阔的内地和少数民族地区，兴建了一批新的工业基地。国防工业从无到有地逐步建设起来。资源勘探工作成绩很大。铁路、公路、水运、空运和邮电事业，都有很大的发展。

　　六、农业生产条件发生显著改变，生产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全国灌溉面积已由一九五二年的三亿亩扩大到现在的六亿七千多万亩，长江、黄河、淮河、海河、珠江、辽河、松花江等大江河的一般洪水灾害得到初步控制。解放前我国农村几乎没有农业机械、化肥和电力，现在农用拖拉机、排灌机械和化肥施用量都大大都加，用电量等于解放初全国发电量的七点五倍。一九八○年同一九五二年相比，全国粮食增长近一倍，棉花增长一倍多。尽管人口增长过快，现在已近十亿，我们仍然依靠自己的力量基本上保证了人民吃饭穿衣的需要。

　　七、城乡商业和对外贸易都有很大增长。一九八○年与一九五二年相比，全民所有制商业收购商品总额由一百七十五亿元增加到二千二百六十三亿元，增长十一点九倍；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由二百七十七亿元增加到二千一百四十亿元，增长六点七倍。国家进出口贸易的总额，一九八○年比一九五二年增长七点七倍。随着工业、农业和商业的发展，人民生活比解放前有了很大的改善。一九八○年，全国城乡平均每人的消费水平，扣除物价因素，比一九五二年提高近一倍。

　　八、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有很大发展。一九八○年，全国各类全日制学校在校学生二亿零四百万人，比一九五二年增长二点七倍。三十二年来，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培养出近九百万专门人才。核技术、人造卫星和运载火箭等方面的成就，表现出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有很大的提高。文艺方面创作了一大批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优秀作品。群众性体育事业蓬勃发展，不少运动项目取得出色的成绩。烈性传染病被消灭或基本消灭，城乡人民的健康水平大大提高，平均寿命大大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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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工业发展的角度，找历史找对照的话，大致走完了日本从甲午后到中日战争爆发前，大约50年的工业化道路。人民还是穷的，但是工业门类已经建立起来了。

为什么以甲午前的日本做对照点，主要考虑是当时日本能打赢清朝，但是机器设备和武器都是外购的；相对的建国后，中国能和美国在朝鲜打一仗，但是武器并不是国产的。这两个起点作为工业化起始的相似度最高。当然完全贴合的对照组是不存在的，只能大致比较一下。

从重工业化的成果看，有些方面中国强一些，比如火箭核武器。有些日本强一点，比如世界前三的海军。当然火箭核武器日本大正时代没有，但是消耗的资源比重看，和日本海军差不多。民生方面呢，做的都不好。

以前常有人说，解放时，中国和被打成废墟的日本在同一水平线上，这种说法当然是不对的。日本战后的真实起点，更接近我们改开后的某个时间点。大致就是一个有基本工业能力和教育水平，但是人民一穷二白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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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i-rui-26-13 网友的相关建议: 
      

北京市每人每次发放17尺3寸布票，刚够成人做一套蓝布制服。天津市每人每次可领取13尺，江西省发放11尺，严寒的哈尔滨则每人每次24尺布票，可做一套棉衣;南方亚热带地区城镇每人每次就只有7尺4寸布票。1960年，布票限量普遍减少到一半以下。许多地区每年每人供应的棉布减少为3尺左右。如四川城镇每年每人只发3尺7寸;山东城镇每人只发布票1尺6寸。

四川省一位教师回忆：60年代初，风声一天天紧，听说四川省只发3尺7寸布票，因为连年使用布票，大家的家底都空了，猛一下又紧到这种程度。那时刚参加工作的人，通常只有两件褂子：平时是脱了这件换那件;裤子也只有两条：一条单裤，一条棉裤;单裤夏天穿外头，冬天当衬裤穿里头。所以裤子也就特别费!一条新裤，不出一年也就烂了。

1961年3~8月，上海市区每人只发给2尺6寸布票，一家四口的布票无法缝制一套成人的衣服。

而且买布匹不仅要有票，还要有钱。（注:下面为引用，回忆者家庭为当时整个县城上社会地位较高的家庭之一）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的短缺经济时代，居民穿戴所需的纺织品供应极其贫乏，棉花制品是最主要的来源，且供小于求的局面一直无法得到改善。国家以发放票证、定量供应来限制需求，试图保障供需平衡。对那些不产棉的省份来说，每人（只限城镇户口，农村户口是没有的）每年一丈二的布票就是全部的可支配用量，不用细算，捉襟见肘的状况可想而知。那时候添置一床被子是一家人的大事，因为被里被面需要用掉两丈四尺布，也就意味着两个人一年没有新衣服穿。我们插队的生产队里，一般人只在娶媳妇的时候才添置新被子。稍富裕一点的人家盖的“毛毡”，是用杠子碾压羊毛而成的毯状物，盖在身上就像钻到一个羊毛桶里，虽然挡风，但是一点也不柔软服帖。穷一些的人家只能靠烧炕取暖，所谓“身下像火炉，身上凉飕飕”，唯一的办法就是像烙煎饼一样，烙熟了这面再反过来烙那一面。也有些人会偷偷摸摸把节省下来的布票拿到“黑市”上卖掉，用来换取其他紧需物品。倒卖布票，在当时属于“投机倒把罪”和“破坏票证管制罪”，如果被“纠察”抓住是要被办“学习班”或者判刑的，但是票证的地下交易从来就没有消失过。

1972年我参加工作，被分配到离县城四十里的基层供销社工作。供销社原本是20世纪50年代初农村推行三大合作运动—— 生产合作、供销合作、信用合作的产物，在计划经济统购统销年代，为了卡死流通环节，便把原来民间自发的结社购销变成了官方商业系统的衍生品。我们所在的供销社是该县西南唯一的商业网点，负责农副产品的统购和农资产品及日常生活用品的统销，等于是县商业局的分支，早已没有了任何“合作”的成分，完全处于垄断地位，相当于“盐铁官营”。任何个人不得经商，百姓之间任何的物资交流都属于违法。

我先是被分到鞋帽组，后来被委以重任，“荣升”到布匹组。布匹组是整个综合门市部里最重要的组，其余四个组是食品、百货、鞋帽、针织。最重要是因为棉布的核价单位都是计算到“厘”，比如白棉布0.285元一尺（1949年以来，所谓“两白一黑”价格一直保持稳定。“只是经常缺货，有也要排很长很久的队”。“两白”即白布，单价0.285元; 白面，单价0.19元）、斜纹布0.425元、卡其布0.465元，不像其他物品都是取整到“分”，所以不上算盘，仅心算容易出错，业务要求要高一点。二来布匹组多一道收取布票的手续，零售也就罢了，盘点起来格外麻烦。三是到货的布匹伸缩性差距很大，有的布匹包含了“整匹零卖”的损耗在里面，有的则卡得很死，整匹丈量刚好，零卖起来就会有“短缺”。刚刚经历过“一打三反”运动，商业局是众矢之的，因贪污罪自杀的人有很多，所以布匹组对人员的要求比其他组要高些：体力要好，搬运成捆的布匹是个力气活;脑子要好，算账正确;还要嘴巴快，布匹组是个经常吵架的地方，没有点据理力争的能力还真不行。

我在供销社的那两年，是十天一大集、五天一小集。人们手中的货币和物资交流只集中于这一处地点，所以逢集的拥挤就可想而知了。早上九点钟开门，七点钟就有人等在门口，柜台都要被擠垮了，不要说喝口水，中午饭都要等到下午三点钟以后才能胡乱扒拉几口。有一次我的小辫散了都没工夫绑，就一直散着到下班，头发上还沾了很多棉絮，大家都说像鬼一样。我们用的一米长的尺子前面安了一个小刀片，丈量完以后在布上划一个小口，左手的食指和中指卡住布，然后用力展开双臂即可将布撕开。但有时候速度快，卡在手指缝当中的布丝会把手掌划一道很深的口子。一个逢集日里我要做成百上千个扯布动作，到了晚上胳膊酸得连碗都端不住。体力活都是小事，算账绝对不能忙中出错。我们那时候兴“唱账”，就是每一笔交易都要大声说出来。比如“0.465的卡其6尺，2.79元。当面点清，出门概不负责！”一般来讲，我算账出错的概率不高，来找后账的大都是尺寸问题。如前所述，一尺布票都能使我母亲夜不能寐，可见由于供应短缺严重，尺寸问题有多么重要。有一年到了一批类似军用的卡其布，颜色质地与军装相仿。军装是当时最时髦的服装，能有一件仿军装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事，所以那批布卖得别提多火爆了。但这批到货可能因为是“战备库存布”，没有零售消耗余头，因此整批布正常零售下来会有大约2米—3米的缺口。“一打三反”的余波使我们每个人都心有余悸，害怕落个“账目不清”的罪名，我只能紧紧卡住尺子卖。棉布有伸缩性，一米布拉直和平铺之间大约会有1寸—1.5寸的差距，而恰好这批布的“缩水率”又比较高，结果十人当中差不多有六七人来找后账，说我没有给够尺寸。我向每一个人反复陈述其中的缘由。由于我说话语速快、分贝高，又占一点理，说白了还是“独此一家别无分店”的“垄断”带来的“底气”，没有一个人能“吵”过我，于是便赢得了一张利嘴如同“麻链子”（搓麻线用具，意为“转得快”）的称号。有的人甚至找到领导，社领导特意到门市部过问此事。我把所剩布匹摊在柜台上，全部丈量一遍让领导看，不这么卖，损耗的短缺算谁的？领导和业务员商量了一下，特批给我一些“损耗量”，同时批评我态度不好，应该事先向人们说明“缩水率”，建议预留出一点“放量”。好在这批布很快就售罄了。有一日我碰到镇上的裁缝，他对我说：你卖的这批布，最后高兴了学生娃。一问才知，原来大人购来想给自己做衣服，结果由于寸头紧，加上缩水，都改给孩子们做了。

七十年代农村顺口溜，社干部，队干部，一人一条尿素裤。有黑的，有蓝的，就是没有社员的。

当年，我们大队二千多人，只有一个代销点，很多人不知道支书的名字，但大人小孩都知道营业员的名字。那时候很多商品没有国家标准，有的连企业标准都没有，基本上靠厂家的心情。

火柴头有大有小，有的几根沾在一起，有的火柴棍上没有火药，擦火的皮是贴上去的，用力大一点就破了，火柴没用完，擦火皮就没有了。铅笔一边软，一边硬，用小刀削出来不均匀，有的还会开胶，抽芯。塑料凉鞋断底，让农民穿的话，基本一个月就报废了。香烟论根卖，还有中间漏烟丝的。散装醋夏天起白沙，当着顾客的面，用纱网捞一下，照样卖。豆豉里面有死蛆虫。散装酱油、醋、酒桶里每年不淹死几个老鼠，就有点对不起人。卫生纸是红色的糙纸，既不柔软也不结实，稍微用力就破了，就这还不是所有人能用得起，只有个别条件好的姑娘小媳妇才用，每家茅房里基本都有一堆碎砖烂瓦。酒瓶是压铁盖子，没压紧的还会跑气，特难喝。食盐都是散装的，夏天永远都是湿漉漉的，运气好的话，还能找到小贝壳和石子。糖块夏天不能买，发软，糖纸揭着特费劲，有时候干脆连纸一起吃。有的雪花膏icon上半部会有水份析出，用的时候要搅拌均匀才行，姑娘们用的特别仔细，宝贝着呢。深褐色的泥巴糖吃着发酸，有时候还会碜牙，喝完糖水，碗底永远都有一层杂质，白糖也有，听说是从古巴进口的，一般人舍不得买。

那时候女孩子来例假都用又黑又烂的破棉花，谁用得起纸。我们大便用瓦片刮，有时候用南瓜叶，奢侈的人用报纸，让人很羡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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