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人为什么很少说本地方言？ 第1页

不了解，去西安当地人都说陕西话，但是当地人也说，西安没有方言！

都是四郊当地话

非要说西安城内说什么，那就是河南开封话

西安是近代以来，移民属性非常重的一座城市。

西安在元朝和明朝比较大，元朝的奉元路和明朝的西安府，是包含整个渭南地区在内的。明朝西安府辖6州31县，是整个明朝最大的府。宋元明的陕西也很大，除了北宋版图较小，基本都包括了今天的宁夏和甘肃黄河以东。所以明朝时候，无论是西安还是陕西，行政区划上的地域认同与今天都是不一样的。

明朝倚重陕西和西安，多个边镇在陕，秦商就凭借区位优势和区划优势，依靠边贸做大。秦商，在明朝时曾是第一大商帮，是中国第一个远程贸易商业集团。明朝时，每年从兰州、西宁两个贸易口岸运回高达2000-3000万两白银，几乎匹敌整个明朝的财政税收，垄断了川湘云贵四省的盐茶贸易，控制了西南的茶马、布马边贸，四川井盐业，湖北、河南的棉布业。

比如汉口，就是明朝的秦商最先开发的。唐朝开始，关中漕运主要有隋唐大运河与山南漕运两条线。中晚唐的山南漕运作用甚至要大过被军阀频繁骚扰的运河漕运。山南漕运就是从浐河灞河一直到距离西安一百多里的商洛，经过一段水陆中转后，走丹江入汉江，从汉江入长江的一条内河航运，更是隋唐运河废弃后，铁路兴起之前，关中沟通东部的一条主要运输线。明朝成化年间汉江改道后，汉口成为长江、汉江的交汇河口，成为陕西商品南下并贩运到南方各地的中转站。明朝廷的盐引，曾长期由秦商垄断，秦商控制了扬州一代的海盐和四川一带的井盐，可以顺着汉江直抵长江，从汉江口中转，最早叫响了汉口的名字。

《天工开物》的作者，明末宋应星在《野议·盐政议》中说：

“商之有本者，大抵属秦、晋与徽郡三方之人。”

明朝时，晋商都是跟着秦商的小兄弟。秦商与晋商合称西商。扬州盐商就以西商为主。

但到了清朝，整个西北形势就逆转了。从明朝做大陕西和做大西安的战略，变成了清朝分割陕西，分割西安，不停作减法，经略西北的中心也向兰州转移的战略。西安与陕西加速衰落。陕西主要被分割出去“陇”。关陇同省，变成了甘陇同省。西安府主要被分出去同州府。

秦商也是清朝重点打压对象。明朝的秦商，是依靠明廷三边的巨额政府订单，与明朝朝廷的良好政商关系作为底子，控制西北、西南边贸逐渐做大，控制了交通下游、商业上游的江汉商道。因此清军入关时，秦商就很抵触。秦商在扬州势力被清朝捣毁之后，被迫放弃江南市场，战略收缩，将商业资源全面转移到西南。即使如此，自贡西秦会馆匾额上仍公然写着：“钦崇历有唐有宋有元有明。其心实唯知有汉，徽号或为侯为王为君为帝当日只不愧为臣”，凡是在秦商开的茶馆高呼“反清复明”便茶水免费。

秦商与清廷的关系是相当的差，逐渐被边缘化。但明朝秦商的小弟晋商，到了清朝，却反而与清廷关系非常好，很多清廷的军事订单都被晋商拿下。晋商超越了秦商，但西商仍然在一定程度上抱团发展。很多清朝的西商会馆，仍叫山陕会馆。秦商虽然不复明朝之盛，但依然位列十大商帮。

如果历史就这样演进下去，西安大概就会是一座本土精英经营传承了数百年的大城市。街头巷尾，西安话，也就是关中平原的方言就会是主流。

然而历史没有这样继续，晚清时期，西安城以及关中地区，经历的是一波波毁灭，一波波重建。每一次，都给西安造成了不同程度的人口真空，然后一波波移民填充这座城市，填充关中。

第一次，是令秦商毁灭的同治陕甘回乱。这一次是民族屠杀。回族叛军屠杀汉村，汉族团练屠杀回村。整村整村屠。现在西安周边一些村子，不都是传承几百年的自然村，而是一些回村汉村消失后，慢慢重新形成的，历史只有一百多年。这场起自关中，席卷陕甘的回乱，直接造成两千万多人口损失，陕甘人口剩下一半都不到。仅西安府的人口损失，就超过了三分之二，从1861年的336.7万人，锐减为1880年的103.9万人。

第二次，是清朝灭亡时的辛亥革命，这次死的是西安旗人。西安满城大约占据西安城将近一半的面积。西安起义时，起义军对满城进行屠城，不分老幼通杀。北洋政府执政后，拆除了满城，将这片人口消失的区域起名为新城，就是今天新城区的名字源头。

第三次，是国民政府取代北洋政府时，替国民政府守城，抵御代表北洋的镇嵩军时的二虎守长安。镇嵩军当时围城8个月，烧了西安城外两季粮食。西安城内当年就饿死了五六万人。当时全城一共才十来万军民而已。虽然守城成功，但紧接着就是1927~1931年，连年的关中大饥荒。近千万人受灾，250万人死亡，加上逃荒与被卖妇女，人口损失达300余万。

1929年，西安城内人口仅剩101548人。可两千多年前的汉朝时，长安城就近30万人，加上周边陵邑，长安县范围内的城市人口足有五六十万人。一千多年前的唐朝时，长安城就有100万人。到了一百年前，近代人口三连挫后，反而只有10万人。

秦商在同治回乱时，已经是遭受毁灭性打击了。清廷平定回乱时，又在陕强征税赋，双重打击之下，秦商可谓是消亡殆尽。这些是传承数代的本土精英。文脉骤断，从此，西安就成了一座只剩下小农的城市。

富平县有一知名家族，大概就是那个时候从河南迁到关中的。而辛亥革命时，西安起义的主要领导者，张凤翙是河南籍的西安人，张钫就是河南人。清末的这个时候，已经开始出现一定规模的河南向关中移民。

民国时，西安又经历两波人口真空后，到了1932年，蒋介石不顾自己《市组织法》规定，30万人口才能设市，省会不得设院辖市的标准，强行设西安为院辖西京市后，设立了市政规划机构西京筹备委员会，以及市政执行机构西京建设委员会。而这两个委员会比较重要的作用，就是将东部工业进行内迁，以应对5年之后的全面抗日。

1932年，918和128事变之后，全面抗日险些就全面爆发。但因为日本军部还没有完全夺得日本政权，所以这场全面战争是迟早的时间问题。1932-1937，日本军部策划多次针对高层的政变，刺杀了5个首相，最终夺取最高权力，主导了全面侵华。蒋介石为了应对，5年的时间里，主要是平定关中与四川军阀，在全面抗日时给自己争取到大后方。

西安从1932年起，就是国库拨款建设。为中东部工业战时内迁做好准备。同时，1932年，陇海铁路加速像陕西修建。这段时期，从西京建设启动，到1942年设立西安市政，又是一次战时工业内迁建设，移民人口涌入。包括从国民政府的角度来讲，中部遭灾，但人口逃荒方向是向西，向陕西向关中，多少有一定的政策引导。这一次，仍然是陕西的邻省，人口大省河南进来的人最多。

我没有实地证实过，但总是不断听说，宝鸡市区说河南话的人多，甚至50年代就设地级市的铜川市区全都是说河南话的，不知道是否如此。但是西安，除了逃荒来到西安的道北河南人外，还有很多虽工厂整厂内迁到西安的河南人。西安的铁路部门，铁路相关工厂，在2010年代以前，几乎都是压倒性的说河南话的最多。十年以前，整个西北地区的火车上，老乘务员经常都是一口河南话。其实他们不是河南人，而是祖籍河南的陕西人或甘肃人...到这些企事业单位的家属院，你可能会出现身在河南的错觉。这是第二波人口涌入。

然后就是建国后，一五建设时期，西安一市分到了苏联援建的一百多个重点项目中的十几个，超过十分之一，是全国最多的城市，甚至超过了很多省份。西郊电工城，东郊纺织城，都是那个时期布局的。像纺织工业，在建国前后有上海援建。所以纺织城子弟中有些是上海祖籍。像电工城的西电，不少老技术工人当时是从东北老工业基地迁过来的，说东北口音的就不少。甚至有一些西安本地人在西电工厂工作了几十年，同事有不少东北口音，不知不觉就说了一口东北味儿的普通话。你不问还以为他是东北人。

一五建设，是第三波移民人口涌入。如果说前两波，第一波清末民初，主要是农业时代的周边省份填补关中的农业人口真空，涌入的是逃荒的农民，第二波则是逃荒的农民和劳动密集型的低端产业工人的涌入，主要是为民国解决西安战时迅速工业化过程的人口与劳动力需求，那么第三波的一五建设，带来的就是高端的技术工人移民。

到了六十年代，三线建设又给陕西和西安进行了一些布局。其中布局到山区的一些工业，后来三线战略结束后，又从山区转移到省会。这一次仍然是布局高精尖工业，不乏北京与上海的一些技术工人与大学生的涌入...这是第四波移民。

30年代到60年代，是西安被作为国家战略，迅速工业化武装的时期。工业建设的同时，各种高校、医院、科研等单位都迁入西安。西安是近代城市移民史上的一个标志性城市。

1931年，西安城只有11万人口，距离国民政府修订后的《市组织法》的30万设市门槛，差了近20万...可以说在人口上已经沦落到被中东部大量非省会城市碾压，排名在50名开外。

但1949年，经过民国的西京建设与战时建设，西安市已经超过60万人，挤进全国前20名。

到1954年，一五开局时，西安市辖区，不含任何县包括长安县的人口已经合计超过100万，达到105.981万人，杀入全国前9名...

从1930年的10多万人，到1954的100多万人。在建国之前，西安就有数十万移民的迁入，助力城市人口规模在二十多年间十倍增长。后来1949年-1960年，新增长人口中的迁移增长仍有34.90万人。三十年间，西安可能迁入了近百万移民...而那时候，人口超过百万的，就已经是特大城市了。

1960年，不含今天其他郊县，只含长安县的西安人口是刚好200万左右。而其中超过百万人口，可能都是移民及移民的孩子...

而且值得一提的是，移民普遍是产业工人和事业编制，所以城市非农人口中，当时的移民可能是更大的比重。本地逐渐恢复元气的小农人口，和产业工人移民人口，也是在不断碰撞融合。比如建国前后，本地小农是有地有产的家庭，工人没有福利，只是逃荒做苦力，进工厂赚俩小钱，前者鄙视后者。后来建国后制度逐渐完善，工人成了特权阶层，工农业剪刀差之下，本地农民又羡慕工人。但后来工人的孩子太多，口粮成了问题，显得不愁吃还能依靠城市做副业的城郊农民更富足，也羡慕农民。改开后八十年代，国企曾经拿到外贸订单，开动机器给国家创汇，工人又成了明显高收入群体。最后市场经济逐渐完善，外来投资增多，本地国企逐渐被沿海产能挤压和没落，商业兴起后，城中村靠租房、拆迁又富起来，国企工人又成了挣一点点死工资的没落群体...西安其实就是这两个主体人群构成新城市，是计划经济时代的宠儿，市场经济时代的迷茫儿...

西安的市区非农人口，持续到00年代都是全国前十，10年代也没有跌出前15。即使2020年的七普数据，包含西安城曾经的附郭县改来的长安区，以及各开发区与西咸新区的西安行政区划部分，不含其他远郊县区，一共是930万人。这个规模仍然可以重新排进全国前10。现在市场经济，西安虽然滞后但也在发展，新一轮城市化过程中又开始同时吸关中与关中周边人口，转化为市场经济的非体制工人。这个过程中，关中方言群体和普通话群体又是一同在增长。

西安是一座什么样的城市？是清末民初秦商消亡后，关中西安周边地区的小农，与民国后期与建国初期，大量国企体制工人与科教文卫事业单位体制办事员移民涌入后，在近代重新迅速建立起的城市。00年代开始，还有一个新人口形势就是大学扩招。西安有60多所高校，普遍层次还比较高，他们当然希望能够留在自己求学的城市，但西安显然无法提供这么多高端就业岗位。这部分群体在互联网上基本就是看到西安话题就很关注，你说他是西安人，他缺点归属感，你说让他对西安漠不关心，他又利益攸关，非常关心。上网发声的人群中，批评西安的主要是这个群体，点赞西安的也是这个群体，在情感与现实之下有一定的矛盾性。

在人口前十的城市里，除了改革开放后的移民城市深圳外，只有西安在民国中期是远不应该在前十中的城市，像个暴发户...当然，要非把历史尺度拉倒一两千年前的汉唐，西安就不那么像个爆发户，还像个破落户。但如果时间尺度只看最近100年，西安就是个爆发户。如果说深圳是80-20的暴发户，西安就是30-70的暴发户...

这是一座近代意义上，工农阶层重构的省会级城市，所以它的民营企业，市场经济，营商环境，开放思维，应该来说是在同级城市中相对弱一些的。西安工农学老一辈的轻商意识，铁饭碗意识，裙带关系意识，吃皇粮意识，官僚意识（真得是连保安都有官僚意识），重体制意识，不是一般般的强。这恰恰是工农城市的特征。在西安，最常用的尊称敬语就是“师傅”。这些思维惯性，植在多数人心中的意识，也潜移默化传给当下的年轻人一些。毕竟，西安从民国到建国初，是一座持续靠政策手段，计划经济，移民规划，用权力和指令重建起来的城市。而且当年国家布局下的西安移民并不是省内移民，而是五湖四海，外省移民压倒性居多。

由于西安是一座国家主导布局的移民城市，也是民国到建国初三度直辖，建国后三度计划单列，最后被升为副省级的城市，国家直属的企事业单位比重很大，所以地方与企事业单位的隔阂也一定程度存在，国家主导布局的西安市区与周边郊县的隔阂也一定程度存在。虽然在国家的布局下，要素不断流入西安，但行政区划上，西安却持续了清朝的减法趋势，越变越小。如今的西安，看着11区2县，似乎很多，实际上西安市区的城三区都很小，城六区都是从长安县分离出来的。今天的西安，若论民国的县，只有长安县、高陵县、临潼县、蓝田县、户县、周至县，只剩6县之地。行政区划每一次划界，其实都一定程度拖缓新移民城市西安与周边城乡的人文融合进度。也就是这座移民文化孤岛与本土文化融合的进度也一定程度被行政区划的分离给拖延住。

在这样的移民城市里，方言仍然是关中方言。但这里有几百万的西安移民N代，其实母语就是普通话。不是不说方言，而是不会说，或者说不好，无论是自家祖辈的方言还是生长地的方言，都说不好。早就习惯了...像我中学所在的子弟学校的班级里，说陕西话的同学凤毛麟角，同学三代可追溯的祖籍，就有河南，辽宁，山东，安徽，河北，天津...这些还只是我知道的。我90年代上小学的记忆里，可以一两周不接触一个说陕西话的人，包括买东西都不接触。还是市场经济兴起后，企事业单位的体制壁垒被打破不少，周边来务工的人和新世纪迁入的省内新西安人多了，加上城市化进程加快，城中村不断转变为繁华市区，城中村人口快速转化为城市新兴产业劳动力和非农人口，周围说陕西话的人才明显多起来。

西安有一半的人三代以前不说此地话，而且上个世纪的城市移民主要是外省人，而题主所列的成都，上海，广州，郑州，济南，大部分人三代以前都说本地话，移民也以本省及周边为主。这就是西安说普通话的人相比这些城市更多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