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看来,题主将反驳与封杀并列在一起,实际上在内心深处恐怕已经有了“就不能由着这些人说话”的倾向性。不过没关系,我们不搞诛心之论,就事论事。
在我看来,任何一个事物出现都是有其时空背景的,如果要评价一个事情,就要“捯根”,把前因后果搞清楚,再来思考我们应该怎么做。这就是所谓的“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
首先要说所谓的“公知”,或者说“崇洋媚外”,是怎么来的呢?实际上很简单:一切都源于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趋利避害,过更好的日子,这是一个人最朴素也是最直接的情感,更可以说是作为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社会的成员的合理要求。
倒退回四十年前,正是欧美发展的黄金期,苏联在冷战的拉锯中也渐显颓势,改革开放让很多从未真正做过横向比较的人如梦初醒,一看合着这欧美也不像说的那么日薄西山气息奄奄啊,这是怎么回事?于是就有人通过各种渠道介绍欧美人是怎么生活的,他们的体系是怎么运作的。那么好了,你想过好日子,而一个现成的成功例子就这么摆在你眼前,换了你你怎么做?当然是要学啊!
好了,时间回到现在,我们的经济在这三四十年间发生了质的飞跃,在民生领域很多地方不要说赶上,甚至真的已经反超了欧美,而欧美呢,由于新自由主义经济占据主导,资本发展导致产业空心化,政治体制的问题也随着社交媒体的兴起和资本对政治的长期渗透越来越严重的暴露出来。同时,富裕起来的国人开始走向世界,出国旅游修养、工作学习,有意识无意识地将两套不同的价值体系不断地进行着比较,其中的优点缺点各人心中也越来越有那么一杆秤了。
从这个时间线上一看,我们就发现,其实所谓的“公知”从原来的让人艳羡到现在的名声扫地,伴随着一个欧美和我们的实力差距逐步缩小的过程的。四十年来,我们逐渐走进了发展的黄金期,而欧美由于各种原因(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占据主导,社交媒体造成民粹主义取代民主主义,资本对于政治体制的渗透,科技发展进入瓶颈期)日显颓势。如果说,四十年前的我们主要是看着对面的优点,那么四十年后的今天我们看到了更多他们的缺点。不过公平的说,这里有很多“缺点”实际上这是由越来越发达的科技和越来越好的生活造成的反噬,不能怪过去的人们看不到——退回那个大款们还在用bp机大哥大的年代,谁能想到“社交媒体”这种东西会对一人一票的制度造成如此巨大的负面冲击呢?
那么,既然到了今天,“公知”是否仍然有存在的必要呢?是不是就不该让他们说话呢?我的看法是:不,我们仍然应该鼓励“公知”发表自己的意见。首先我需要为公知二字正名,公知,是公共知识分子,首先你得先有知识储备,然后才配被称作公知。换句话说,无论与主流是否冲突,你的观点必须要合乎逻辑——哪怕它可能因为各种原因有些片面甚至有些肤浅。那种睁眼说瞎话的、拿钱办事的、给人扣帽子的、无理搅三分的,根本配不上这两个字。刨除这部分人(无论是什么立场),剩下的事情我们必须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进行探讨。对于有道理的地方,要认可。对于别人确实做得好的,要肯定。对于自己确实做得不好的,要承认。这才是一个开明的、正向的讨论态度。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很反感“反驳”这两个字。所谓讨论,是双方都在吸纳对方观点才能成立的。观点不全面的,可以补充;理解有偏差的,可以探讨;逻辑有谬误的,可以纠正。一说“反驳”,就给人一种先天以立场站队然后对面说什么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来个异议再说的印象。那不叫讨论,叫杠精。而公开、开明的讨论,是社会和国家都需要的,这就好像一个国家的智库一定是需要各种立场的人无保留地发表意见的,这样才能更加全面的去审视问题,提前做好准备。否则自己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别人只能同意,那还要智库干什么?
个人感觉,现在我们的网络环境还远远达不到“公开、开明地讨论问题”的水平。无论是所谓的“公知”还是所谓的“小粉红”,都不是在以解决问题为目的,而是纯粹在发泄感情,不管怎么样一定要把别人驳倒,你们都不能对,只能我对。这种人,你叫他键盘侠也好,叫他键政也好,一直都存在。如果这种东西仅仅出现在民间,倒也无伤大雅,毕竟键政离开了键盘什么也不是,但是,如果有官方力量下场拉偏架站台,性质就不一样了,这只会促进其中一种声音变得越来越极端,而另一方也只能采用更极端的方式试图重新占据上风。如果你想象不出这是什么场景,可以参考一下当今的美国。我可不希望我的国家和美国在这方面“殊途同归”:我们太大了,人太多了,经不起这么折腾了。国家力量只能用来打击那些最极端的价值观,包括那些明显是胡说八道的,而不能只是片面的去打击自己不喜欢听的那一些人,而对于吹捧自己的,哪怕是明显是在胡说八道来蹭热度的,也不闻不问。我们的实力,还没强大到能够无视任何其它制度优点的地步,更没有强大到能够把种种问题轻描淡写的说成“瑕不掩瑜”的那个程度。多少关系国计民生的事情给老百姓带来的痛点那都是实实在在的,这个时候制造一个只允许胡乱吹捧不允许理性批判的舆论氛围,对于国家,并没有好处。大家嘴上也许不说什么,甚至会跟着歌功颂德,但下次再被生活戳瞎双眼的时候,心里都肯定还会骂街的。
对这居然还有疑问?
你有反驳任何人的自由,你想反驳谁都没有什么不应该的。
你没有封杀任何人的权力,并且你也没有什么权力定义什么叫做“公知”。谈论应不应该纯属想多了,就像是养鸡场里的鸡讨论应该黄焖还是应该油炸一样。
事实上,定义和封杀的权力都属于衮衮诸公,你只能围观别人被封杀或者被别人围观封杀。从你自己的屁股出发,你最好希望没有任何人应该被封杀。
更新:
有人给我私信,给我逗乐了
这叫封杀吗?你觉得你有封杀的权力就有吧,反正我原本怎么说话现在还怎么说话,你把自己圈起来嗨也算是有很高的可笑性了。
有人对封杀总是混淆。比如说上面那一位,他只是拒绝和我的对话而已。他当然有这个权力。封杀吗?他还真做不到。
比这个稍微大一点的,还有评论区老有人提推特封杀川普的事情。
这些人不明白,一个平台选择什么样的立场是它的自由,有左派媒体也有右派媒体,有自由派也有保守派,有鹰派也有鸽派。推特的此种行为是“我不允许你使用我的平台”,而不是“我不允许你发声”。前者它当然有权力这么做了(在不违反商业法律和用户协议的前提下),因为它是平台的拥有者,它当然可以拒绝和某些人做生意;但是后者它无权 - 它既不是立法者也不是执法者。推特的此种行为,其后果就是对自身的中立性有所影响 - 但是立场是它自己的选择啊。
如果是公权力出手封杀什么人,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它需要的是法律授权 - 除了授权外,还要受到法律的限制。要对违法行为有明确的规定,需要有严格的调查流程,需要有确凿的证据,需要司法部门的宣判,需要嫌疑人有抗辩和抗诉的权力。
另外我不明白,为何无论讨论何种问题(我以前的回答中,涉及到女性权益、儿童权益、社会新闻、时事评论、法律法规等方面的几乎所有回答),总有人会来说美国blabla,跑题了你不知道吗?
ps. 刚发现,评论区竟然自动变成了筛选了。即使是我自己的评论区,都没有办法完全控制的。
一群鸡,在热烈的讨论那些叫的让主人和某些鸡不开心的鸡,该不该红烧。
还特别热烈。
简直就是离谱+搞笑。
“公知横行的年代”其实是2000~2014年这段时间。
这段时间有一些很有意思的故事发生,
1,“最牛钉子户”这个词就出现在这个时期,有个人面对强拆时,死守在屋顶,用汽油做成燃烧瓶,誓死捍卫着无论从情理还是法理都属于自己的家。
2,那个时段有一群提都不能提的人,他们规定500米内只许有一家拉面店,他们会去炸毁任何没被自己授权的面店,哪怕这家店先比他们早出现好几年。
3,那个时候公务员的工作是斗地主和接龙,所有人都默认他们的收入不止工资,“会来钱”是他们的必备技能。
4,那个时候你去某个城市打工,在路上走路唱这歌,会突然冒出来一群人,把你收容3~5年。原因是因为你没有暂住证。
5,那个时候会有一群奇怪的大妈,把处女拉去强行做结扎。
6,那个时候,北京火车站附近会有一些没有门牌的地方机构。他们的工作是把从家乡出来申冤的村民,第一时间押解回去拘禁起来。
7,那个时候中国有一个凌驾于任何法律以上的组织-城管。
8,那个时候有一个旷世魔王——临时工。
……
在公知横行的年代,河流污染,环境破坏,动物绝迹,世间处处不太平。
还是现在好,公知少了,世间也太平了。岁月静好。
题主,你在问题描述里写到的疑问有些道理。如下引文和题主的思路比较类似,写得更详细:
数学真理的证据有其特殊之点,就是所有论据都在一方。这里没有反驳,也没有对反驳的答复。但是在每一个可能有不同意见的题目上,真理却象是摆在一架天秤上,要靠两组互相冲突的理由来较量。即使在自然哲学当中,对于同一事实也可能有另种解释:例如有以地球中心说代替太阳中心说的,有以热素论代替氧气论的;这就必须能够表明为什么那个另一说不能成为真理;除非到这一点已经得到表明,并且我们也知道它是怎样得到表明的,我们就不算懂得我们所持意见的根据。至于再转到一些远较复杂的题目,转到道德、宗教、政治、社会关系、生活事务等等,那在每一个要争执的意见上倒有四分之三的论证须用于驱除一些有利于不同意见的现象。古代有个除一人而外的最大演说家留有记载说,他对于敌方的情事,即使不用比研究自己的情事时所用的更大的强度,至少总要用同样的强度来加以研究。西塞罗用这种办法当作在公开辩论时获得成功的手段,这正是为了达到真理而研究任何题目的人们都需要仿效的。一个人对于一件情事若仅仅知道他自己的一方,他对那个情事就所知甚少。他的理由也许很好,也许不曾有一个人能驳倒它。但是假如他也同样不能驳倒反对方面的理由,也不尽知那些理由都是什么,那么他便没有根据就两种意见之中有所择取。这时他的合理立场应当是把判断悬搁起来;他若不甘心于这样,他便不是被权威带着走,就是象世界上一般情况那样采取他自己情绪上所最倾向的一方。进一步讲,一个人之听取敌方的论据,若仅听到自己的教师们所转述的样子,其中并伴有他们所提供的作为辩驳的东西,那也还不够。那不是对待论据的公正办法,也不会拿它们真正触到自己的心。他必须能够从实在相信那些论据、真诚替它们辩护、并为它们竭尽一切努力的人们那里听到那些论据。他必须在那些论据的最花巧又最动听的表达形式之下来认识那些论据;他必须感受到那种为真确见解所必须遇到并予以解决的难题的全部压力;否则他就永不能真正掌握到足以对付并解决那个难题的真理。
……
要在一些道德的和人文的题目上取得一个真正的理解,这是一条最根本的纪律,甚至在一切重要真理上如果没有反对者,我们还不可不想象一些反对者,并供给他们以最技巧的魔鬼辩护者所能编出的最有力的论据。
这段引文来自于密尔的《论自由》第二章“论思想自由和讨论自由”,如果题主有兴趣,可以上网找全文读一读,相信可以部分回答题主的疑问。我觉得题主的直觉挺敏锐的,这是件好事。
1934年,德国公知集体覆灭之年
1936年,日本公知集体覆灭之年
1956年,中国右派(算是当时的公知)集体覆灭之年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在公知覆灭之后,接踵而至的就是战火、毁灭、饥荒、屠杀
你只是潜在被封杀的对象,你不是掌握封杀权的人。
你支持封杀,如同奴隶向奴隶主提供鞭子
总把自己代入到统治者的角色,这是病,得治。
别封杀了,自信点,去掉封,直接杀吧。
这不就是有些人一直想做的事么?
在中国,没有人会因言获罪。——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
我坚定相信我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