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些其实学界早有定论，但坊间却一直喋喋不休的历史问题？ 第2页

请注意，我觉得我这篇回答并不算是对问题旁征博引的正面回答，更多的是我根据自己读过的资料的思考。

1815年至1848年，“梅特涅的”政权（穿越到梅特涅身上改革帝国之类的提问）

如果说，在此之前谈论“梅特涅体制”已经几乎没有什么意义，那么现在——自1836年12月开始——再去说什么“梅特涅体制”就恰恰会成为一幅讽刺画了。——《梅特涅：帝国与世界》

当谈到三月革命前时代（Vormärz）时，许多爱好者基本上就是默认以梅特涅代表奥地利来思考问题，但事实并不是这样的。

如果说有这么一个东西的话，那也是仅限于梅特涅能够掌控的外交领域（就这点来说，持有欧陆外交领域是梅特涅政权/体系的说法的人是比较多的，且有相当道理，虽说并非毫无争议就是了）。

在奥地利帝国的内政上是没有这么一个东西的。

1815年至1835年间，帝国内政的最终裁决者毫无疑问是弗朗茨皇帝，而且他不是盲目听命于他人的傀儡，他有能力从大臣的进言中挑选出符合自己意思的来实施，两个我用过的例子：

• 梅特涅在战后就提出过将奥地利联邦化的提案，分为奥地利、波希米亚-摩拉维亚-加利西亚、伊利里亚、意大利和匈牙利五大区，遭到了弗朗茨皇帝的否决。【约瑟夫式中央集权与皇朝领地分封】
• 梅特涅曾建议降低关税，以对抗普鲁士的关税同盟，遭到了弗朗茨皇帝的否决。【帝国各处的利益集团】

另一个刻板印象是奥地利的审查系统。其实奥地利审查系统也没人们想象的那么厉害，因为这个时期的奥地利正处于财政紧缩时期（出于平衡预算的目的），除了公务员薪资降低之外，编制也要有严格审查缩减，所以真没那么多老大哥盯人/媒体，财政上做不到。此外，自1826年以来，下文将要提及的科劳瓦特伯爵上位之后，梅特涅就丧失审查制度的控制权了，被审查过的弗朗茨·格里尔帕策^[1]在1848年如此评价梅特涅：

“梅特涅侯爵从家道家风上就是一个和蔼可亲、精神丰富的人，在其人生第一阶段又是漫不经心的人，而其整个人生却由他的渴望与追求（从这两个词最积极的意义上去理解）所决定。在弗朗茨皇帝执政时期，梅氏最为坚定地谴责其君主的收紧措施；在他所信任熟悉的人面前，则讽刺奥地利国家心胸狭窄的小家子气本质；而对拜伦勋爵以及类似精神领袖的崇拜则清楚地表明，他那天生的人性，与使人失去人的天性尊严的做法，是如此的格格不入。”——《梅特涅：帝国与世界》

另外奥地利的警察（或者说镇压力量）也比英国和法国要少，就数量而言，英国可以动员20万人、法国可以动员约12万人、奥地利只能动员约3万人。

当然，我不是说奥地利的审查力度比英国的要轻，这是绝无可能的。奥地利的审查机构也是有在干事的，而且职业素养其实是不错的。

1835年至1848年间，要说梅特涅在奥地利帝国只手遮天的话那就是搞笑了。斐迪南皇帝是不能理政，但是不只是梅特涅想利用这个时期掌握大权，科劳瓦特伯爵^[2]也想，还做得比他更成功。

科劳瓦特是波希米亚贵族的一员，1810年就当上了波希米亚堡伯^[3]（波希米亚政坛的顶层【1】），凭借着对当地共济会的详细报告，得到了弗朗茨皇帝的赏识，于1826年被提升至中央决策层，主管国务委员会^[4]的政治部门，1827年1月开始负责财政部门。科劳瓦特在1830年成功地实现了预算平衡，这让弗朗茨皇帝非常高兴，他还管理着皇室的私人财务，在弗朗茨皇帝最后那几年里势力越来越大。

【1】也许类似于匈牙利副王^[5]，或者克罗地亚的班/总督^[6]？我没查过匈牙利和克罗地亚行政系统。。。

但是，1835年弗朗茨皇帝的托孤大臣遗嘱里面有梅特涅，没有他。梅特涅此时想设立一个枢密国务会议^[7]，让自己当主席，掌握大权。不过，科劳瓦特凭借波希米亚势力和皇族盟友（约翰大公、卡尔大公、索菲大公妃等）杀回了中央，在枢密国务会议占据了永久席位，把没什么主见的路德维希大公推为主席，自己再度掌握了内务和财政。

在这段时间里，梅特涅也有过不少提案，但是基本上就是在官僚主义中泥牛入海。

无论在哪个领域里，只要是梅特涅提出改革建议，如1840年代在匈牙利问题上（1844年匈牙利备忘录【A】）、在自由贸易问题上（对抗普鲁士关税同盟【B】）、在发展基础设施方面，科氏均会以其在内政和财政上的权力相阻挠或者相封杀，然后再指责这位国务首相再推行一种保守的政策。——《梅特涅：帝国与世界》
（括号内为本人注）
【A-1】允许土地自由流动、设立抵押贷款银行、增强基建等。在梅特涅流亡时期，他曾阅读过弗雷德里希·李斯特^[8]的匈牙利经济改革计划（如强调基建），他完全赞同。
【A-2】那么匈牙利内部的经济改革提案会怎么样呢？亲哈布斯堡的匈牙利贵族塞切尼·伊斯特万^[9]提供了一个例子，他虽然在匈牙利贵族中激起了关于自由主义经济改革的讨论（如封建生产关系对经济发展的妨碍），但就匈牙利的总体大势来说，他的影响相对有限。此外，因为他的民族主义倾向，梅特涅与他的关系比较复杂。
【B】奥地利制造业真的有那么不堪，必须要关税保护，不能与德意志相争吗？这部分起码是有争议的。

后来官至宫廷财务府主席的卡尔·弗里德里希·冯·屈贝克男爵^[10]曾如此评价科劳瓦特：

“从影响上看，他是枢密国务会议的最高首脑，是金钱权力的主人，是所有国家公职人员的招聘以及他们命运（通过警察）的主人，是整个奸党的主人，并且由于这种地位，从而在会议中也是决定性的发言人。”——《梅特涅：帝国与世界》

梅特涅也与科劳瓦特的帮派有过政治斗争，绊倒过其中一员【2】，但就我所知也就止于此了。此外，科劳瓦特将自己的公共形象经营的相当不错，在奥地利大众眼里，他这个相当保守、任人唯亲【3】、重视血统【4】的官僚成了自由主义者【5】，梅特涅却成了保守官僚的象征。

【2】即屈贝克之前的财务府主席约瑟夫·冯·艾希霍夫男爵^[11]，但这个说法并不精确，当时的人评价艾希霍夫甚至比科劳瓦特还要阴险的多，有着利用甚至操控科劳瓦特的成分，不过双方的关系确实是互惠的。

【3】两个例子：在1830年，
宫廷总理府^[12]主席弗朗茨·冯·索劳^[13]被科劳瓦特的人安东·弗里德里希·米特罗斯基·冯·米特罗维茨和内米施尔^[14]取代；
宫廷财务府^[15]主席迈克尔·纳达迪伯爵^[16]被科劳瓦特的人弗朗茨·冯·克莱贝尔斯贝格男爵^[17]替代，由于克莱贝尔斯贝格过于无能，他又被艾希霍夫替代了。
同时代的Peter Evans曾评论道：奥地利政府里到处都是波希米亚人！

【4】科劳瓦特是个相当两面派的人，他对下表示贵族血统的重要性，对上（大公们）则强调贵族的无耻与无能。不过他用实际行动证明了他更喜欢贵族血统，一个例子是在公务员团队中引入超额编外制度^[18]，让贵族可以快速晋升，进一步地打击了资产阶级公务员的士气。

【5】科劳瓦特还支持捷克民族主义，虽然民族主义在当时知识分子眼中是个加分项，大部分也不是冲着分裂帝国闹独立去的（米兰和威尼斯除外），但不论如何，身为帝国官僚却支持民族主义总让我觉得有点。。。

在1835年-1836年，弗朗茨皇帝驾崩的时候，梅特涅，这位经常保持着启蒙时代风度，不愿意沉溺于新时代权力斗争的大臣，确实有想利用托孤遗嘱来削除科劳瓦特的影响力，

为时已晚

欢迎来到斐迪南时代，这是个国家瘫痪、中央权斗的时代，奥地利走向了停滞，改革？

为时已晚

一切试图阻止奥地利走上1848年之后的道路的努力（自由/民族主义崛起，中央集权化政策面临的统治成本倍增）？

为时已晚

...在梅特涅的最后时光陪伴在侧的外交官亚历山大·冯·叙普纳^[19]，从他与梅特涅的交谈中讲述了梅特涅在回顾1835年弗朗茨皇帝过世后，是怎样评价自己在政治体系中的情势的。“他的努力全部毁于一个强势的“阴谋小圈子”的反抗，说其强势，是因为它将所有的行政机构都操纵在自己的手中。其首脑被看作自由派思想的先锋，而实际上他除了是一个被其他人所领导的僵化的官僚机构的头目之外，什么都不是。仍处于被权力包围的假象之中的梅特涅侯爵，感到自己已经瘫痪了，实际上也确实瘫痪了。”梅特涅的评价甚至走得更远，他说，如果没有内部的瘫痪，1848年的颠覆本来是可以避免的，或者换句话说：这种瘫痪为革命提供了事先的推动力，原因是这种推动力没能实施他所计划的改革。梅特涅在关税同盟问题上的失败，是这种观点的令人印象深刻的证明。——《梅特涅：帝国与世界》

当然，我说的这点并不算是学界的定论，我相信很多人读的专业学者的著作写这段时期的时候，普遍都会用梅特涅政权之类的称呼。但是我觉得，如果这本书没有涉及奥地利官场与梅-科双方的权力斗争的话，我会对其下的“梅特涅政权”这一论断（特别是在奥地利内政方面）抱有一定怀疑的。

...尤其是当布拉格城堡军事总管弗朗茨·安东·冯·科罗福拉特-里普施泰因茨基于1826年就任财政大臣【6】之后。他成了梅特涅的一个对手，知道如何针对这位貌似强大的国务首相建立一条内部阵线，从而使得皇朝陷入了一场系统性的危机，为在其中爆发革命创造了条件。这是梅特涅生平中的重要一节，却很少有人会翻开阅读。然而，要是不知道这一环，那对梅特涅在政治中的作用，只能算是一知半解。——《梅特涅：帝国与世界》
【6】科劳瓦特从未担任过宫廷财务府主席，他担任的是国务委员会/枢密国务会议中的财务和内务（警察）部分的主管，而梅特涅担任的则是外务部分的主管，此外，梅特涅还是枢密皇室、宫廷和国家总理府（主管外交）的主席。

奥地利中央政府有一种混乱的“美感”，正如它所管辖的诸多领地拼凑而成的帝国一样。

参考

1. ^ Franz Grillparzer
2. ^ Franz Anton von Kolowrat-Liebsteinsky
3. ^ Oberstburggraf
4. ^ Staatsrat
5. ^ Palatine of Hungary
6. ^ Ban of Croatia
7. ^ Geheime Staatskonferenz
8. ^ Friedrich List
9. ^ Széchenyi István，匈牙利语姓前名后
10. ^ Karl Friedrich von Kübeck
11. ^ Joseph von Eichhoff
12. ^ Hofkanzlei，或者应该叫联合宫廷总理府（Vereinigte Hofkanzlei）
13. ^ Franz Josef von Saurau
14. ^ Anton Friedrich Mittrowsky von Mittrowitz und Nemischl
15. ^ Hofkammer
16. ^ Michael Nádasdy
17. ^ Franz von Klebelsberg
18. ^ Supernumerarius
19. ^ Alexander von Hübner

反对 @何楚之 的观点

“资产阶级革命“叙事被推翻根本就是无稽之谈。当然有人鼓吹所谓“修正派”学说，但是同样有人反驳。

比如法国革命，可以看Henry Heller: The Bourgeois Revolution in France 1789-1815

具体地说是以下几点：

首先，在法国大革命之前，资本主义性质的地产比例就已经出现了大幅度上升，法国北部农村的资本主义化也在加速。与此同时，法国农村的资本主义制造业也在发展，虽然这个时候的法国劳动者更多地还是工农兼业，但是越来越多地法国农村居民此时已经依赖工资劳动了。换言之，这个时期法国农村资本主义已经取得了极大的发展。在法国革命前的18世纪，整个法国国内的劳动力市场化也取得了长足发展，这也是当时法国资本主义大发展的一个标志。

其次，在整个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已经取得了大发展，并且开始进入法国绝对主义的国家机器。资产阶级也开始在文化领域取得更大地位，特别是：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子弟大量进入法学领域。共济会也是法国资产阶级的重要组织途径。

“修正派”所谓的“自我批评”事实上也是法国绝对主义危机的表现。

再次，“修正派”用来否定法国革命资产阶级性质的那部分人，正是法国资产阶级的文化部分，这些人把法国资产阶级的“特殊”诉求“翻译”成普遍的法律语言

第四，法国革命领袖中最鲜明体现资产阶级性质的，是Etienne Claviere

第五，法国革命之后，雅各宾派推行的是有利于法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措施，并实际促进了法国资本主义的大发展。

督政府时期，资本主义继续高歌猛进

事实上，无论英法革命，缩减这些革命的“社会”或者说阶级涵义而强调其“政治”方面，本来就是后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企图用掩盖自己的特殊性而已。

特别把Henry Heller这本书第一章驳斥包括William Doyle在内的修正派的内容全文发上来。 @何楚之 你的报菜名是没用的

@勃艮第的猫战车 Henry Heller在哪些问题上反驳的修正派，他在上面贴出的这章内容说的一清二楚。

Henry Heller编辑的论文集The French Revolution and Historical Materialism对这些问题有更详细的讨论。如果感兴趣可以读。

这种民间争论最泛滥就是“唯物主义史学”的问题，经常有人把五朵金花，生产力决定论之类第二国际和苏联粗制滥造炮制的历史神学帽子扣在马克思和马克思史学家上，马克思史学家就不谈了，对史学史有把握的人都知道上世纪马克思史学就是一个不断试错，修正的过程，历史学家在实践过程中不可能把马克思当圣经念。这里引随便几段上世纪八十年代的马克思史学研究材料：

赫尔穆特·弗莱舍（Helmut Fleischer）曾区分过马克思的思想发展中关于历史的三种不同的方法，或三种不同的历史理论的出发点，即“人类学的”（1844年的《手稿》中）、“强调人的具体需要的”（pragmatological，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和“法理学的”（nomological，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资本论》中）。但实际上，马克思在1857年为《大纲》所写的导言中，还可找出他关于历史的第四种观点。第四种历史的特点是：其关注点不是描述或构建一种历史过程本身的模式，而是如何清晰连贯地表达历史编纂的基础材料（articulating historiographicalunderpinnings）。马克思在其前和其后的文章都未曾这样热心关注过作为各种事件本身的历史与人们编撰的作为艺术或科学的历史的关系。“他表达的关于历史编纂的观点显然以一种有趣的方式与历史唯物主义有关，但又远远超过这一点。”这种方法包括对原初的实践通过沉思来进行重建，历史学家的立场在其中起调停作用。“历史发展的逻辑并不类似于抽象的思想的逻辑，我们不可能用一种直截了当的、进化的方式来掌握它。倒不如说，我们必须从我们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各个范畴中建立起来的种种关系着手，回溯到它们在各早期生产方式中那些不同的关系。这是一种有节制的、编史时自觉采用的方法（historiographically self-conscious approach）。”作者称这为“历史编纂的”（historiographic）或“描述性的”（presentist）方法，比其他几种方法更集中在历史编纂上，与马克思在其他地方说的不一样。亚当森由此指出：这四种观点的序列和重叠的情况，使认为马克思的思想是平稳地不断发展的解释和他的思想发展是有一个“早期”和“晚期”的决裂的解释都成问题。
——沃尔特·L．亚当森的《马克思的四种历史：看待他的智力发展的一种方法》
在20世纪50年代、70年代和80年代初那场关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辩论中，提出了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问题，特别是重大历史转折时期的动力问题。在“布伦纳辩论”中，布伦纳反对的不仅是以波斯坦为代表的“新人口论”，他也反对以柯亨为代表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所主张的生产力决定论或技术决定论。国内已有学者指出，布伦纳是用财产关系的变化来解释历史发展的动因。他认为财产关系的变化必定先于经济发展或生产力的发展，因为“一个社会的生产力发展与否，是由该社会的财产关系决定的”。财产关系与经济发展的因果关系是：“财产关系的形式→个体经济行为者再生产的规律→经济发展或不发展的长期模式。”他在描述英国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时证明不是贸易的出现而是一系列农民和地主的斗争构成了过渡的“原动力”。在他的思想中，阶级斗争是“在初始条件中唯一不同的因素”，所以“任何发展形式的不同必然归因于此”。由此他还推断，外围地区的阶级结构说明了它们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对落后地区的剥削并非为发达资本主义所必需，“因为资本主义有其自身的内在的动力”。可见，他同时对依附论也持批判态度。
——程恩福《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

如果再简单的把马克思本人归结为一个技术决定论者，无疑是对他以及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污蔑。

这种事民族史一直是重灾区啊，而且还牵连着北朝史、元史、清史的大量魔幻主义段子。

而且不说西北史地、边疆的搞不清楚，就是汉地、中原也是扯不清楚。比如元史比较经典的儒户地位问题，“九儒十丐”的流传范围依旧很广。当然九儒十丐这个段子也不是现代网络发达之后才出现的，在宋末遗民中就已经出现并且流传开来，不过其真实性也是值得讨论的。元代儒户地位到底如何，史学界是有比较经典的论述的。萧启庆先生的《元代的儒户：儒士地位演进史上的一章》一文，回望了从大蒙古国建国到至元中后期儒户最终确立的过程，就其中蒙古统治者如何看待儒学（儒教）、儒籍的选定与考核、对于江南地区儒籍的政策等问题依次进行了展开讨论。随后讨论对元代儒户的数目问题，对江南地区儒户的数额进行了一次推算，认为大致在十万户左右；指出了元代南北儒户数量差异巨大，并且就这一现象出现的原因在政策和财政上做出了推测。

在此基础上继续讨论元代儒户的义务和权利，首先指出元代儒户与宗教户计一样承担精神义务；儒户子弟有就学的义务并且享有免除差役的权利；说明了元代儒户在学校中的地位和义务，指出这与个人年龄和学历有关；其次说明了元代儒户的权利，该部分主要讨论的是经济特权，主要在于生员支取廪给和儒户免除部分赋役。此后继续就元代儒人的出路问题进行了说明，主要就元代儒户出仕问题进行了分析。 该文指出元代儒户主要的出路有两条，第一是补吏、经岁贡儒士的方式进入仕途，第二是经由充任教官。该部分指出了元代儒户仕途不顺不仅仅表现为岗位数量不足，而主要在于职位的“质”以及升迁缓慢，因此士人永沉下僚。该部分最后提出了元代儒户在科举中存在优势，这一优势与元代儒户的家学渊源以及赋役优待有关。同时该部分也指出了因为元代儒户仕途不顺，存在有荒废本业的情况，儒户养育人才的功能实际上大打折扣。

在这些讨论的基础上，首先该文与元代诸色户计进行了横向的比较，指出元代儒户的待遇、地位都较高，甚至还有冒认儒户的情况。因此前人对于元代儒户地位低下的判断有些属于夸张，回应了关于儒户在元代地位的问题；其次指出了元代儒士失去了独尊的地位，成为了几个优崇的身份团体之一，指出了元代儒士地位在演进过程中的特殊性。

该文于1978年发表，虽然其中也略有一些漏洞，例如对于儒户数据的推论使用部分道、路、府的平均儒户率推论江南地区总体儒户数量比较的草率。或如儒士出路部分提到元代儒户由学官入仕，其中统计了元代学官的额数，统计教授到直学的六种学官。但是元代地方官学、书院还有一些学职，如训导、斋谕、学宾等未能穷尽等。但是基本的解释框架，学界相对而言还都是采纳的。

因此，与其黑大元儒户地位低下，不如换个角度说大元的儒士相比于大宋是如何的地位下滑。不过在现在这个网络环境下，敢于正面评价（“被爆吹”）大宋的，我还是会佩服其勇气的。

再有就是关于元代的基层。贵乎经典叙（bao）事（lun）就是“元代皇权不下省”以及“直接放弃基层管理”。

基层管理这是历代都有的一个问题，每个时期都有自己的教训和不足，哪怕今天。因此以某些事情的无力论述施政的方针是有失妥当的。

而且对于基层社会的研究，在学术界也算是逐次下移正在建设和展示的部分。元代的基层社会绝对不是放任的，对元代基层社会的研究也是有很多成果的。

比较经典的论文是杨讷先生的《元代农村社制研究》（《历史研究》1965），该文就社设置的背景、以及互助生产、教化治安的经济、政治功能做出了讨论，并且讨论了社制下社长地位、产生等的问题，是关于社制比较全面和经典的论述。在该文中，杨先生也提到关于社学的问题尚未梳理清晰。这个问题伴随着学界讨论的继续深入，也已经得到了回答。蔡师在《元代社学与乡村童蒙教育的开展》（《河北学刊》2018）一文中就社会设立的背景、社学运转中关于教学内容设置、生员来源、教师身份、经费来源，社学与民间义塾的关系，社学在元代开办的兴废等问题进行了讨论。施克灿先生在《古代社学沿革与性质考》（《教育学报》2013）中就元代社学的“准官学”性质进行了讨论。熊明安先生在《元明时期设社学开创了我国普及初等教育的先例》（2009年《教育史研究》创刊二十周年论文集）中从教育发展的理论层面也剖析了社学的性质。

关于元代的基层还有其他方面的研究。例如鲁西奇先生在《元代乡里制度及其运行中的南北方差异》（2019《思想战线》）一文中就乡里正、社长之间的关系再进行了讨论，指出北方乡的功能并不明朗，在村社之上出现了镇、堡、市等地域管辖，在乡村主要发挥征发、行政与社会管理功能的还是村社。指出南方的社不仅仅是基层管理组织，也是民间信仰组织。并且说明了元代在南北方分别沿袭金代制度和宋代制度的情况。同样是鲁西奇先生在《买地券所见宋元时期的城乡区划与组织》（2013《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一文中通过对于买地券史料的使用，展示了城中厢、坊的性质、沿革，以及社的广泛存在、宋金元时期华北、江南、川陕等地乡里组织、区划和沿革。陈衍德先生在《元代基层组织与赋役制度》（1995《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一文指出了作为互助经济组织的社、作为赋役征调单位的社的发展与变化，讨论了社长的性质和地位，说明了社制的民间自治互助和基层政府设施的双重性质。马晓林老师的《从国都到村社：元代社稷礼制考》以礼制、祭祀为出发点，对元代基层社会的社稷祭祀提出了讨论，对于元代民间的礼学实践和元代士人的多元化礼学观念提出了一些看法。

以上只是学界关于元代基层社会研究的一部分，此外还有很多从不同视角展开的讨论，如经理田土、水利开发、地方性研究等等，不能一一列举。虽然观点并不会完全一致，但是可以看出元代对于基层的政治控制、治安、经济、教化、文化等领域绝对不是放任不管，而是制定了一系列制度并且尝试进行组织和控制的。考虑到地域差异等原因，各地效果难以穷尽说明，但是不论如何，认为元政府直接放弃基层恐怕过于奔放了。

当然，搞影射史学的再另当别论，这事怕是得归政治学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