慢性病人和透析患者在疫情期间是有血泪史的。
很多地方因为医疗资源极度向新冠肺炎病人倾斜,出现了慢性病人无药可拿,透析病人无机可上导致严重后果(you know what I am saying)的情况。
疫情最严重时,武汉正常运行的透析室只有个位数;你知道在平时,光江汉区需要透析的尿毒症患者就有多少吗?
这段时间医疗资源的击穿重塑,让很多人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所谓“临床秩序井然”,背后是多少人求医不得,艰难求生。
不经考证、不做调查就提出贻笑大方的问题,要不得啊。
作为武汉疫情一线医生,也作为麻醉插管突击队成员,我目睹了这座城里的那些惨烈与悲悯。
春暖花开,武汉复苏。
谨把我的故事写下来,不忘那些人、那些事、那些苦难中的坚韧,和人性的光芒。
宇宙附院不只是做肝移植、三脏器、回肠代膀胱这种高大上的手术。
平时乳腺良性肿物、下肢静脉曲张、膀胱电切也通过日间手术的方式应收尽收。
这种方式走下去就是马太效应,强者越强,基层越萎缩。
事实上,这两个月因为怡情造成的潜在风险和交通不便,更多的病人选择了在当地医院治疗,可以说是一种特殊方式促成了分级诊疗。
造成的局面就是国内大部分大型医院病源枯竭(相对枯竭,绝对数量仍大于其他医院),
而地市级龙头医院门诊量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增长,
这一点在越偏远的地区越明显。
当然,也不能否定大型医院的关键作用,也可以从怡情期间病人的角度看问题:
事实上,如果借用这次怡情影响,让大医院回归对危急重症和疑难杂症的诊治,而小医院主攻常见病诊疗。
进而促进分级诊疗提前全面实现,也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好事。
如果行医只是一份普通的工作,那么这份工作应该权责相等。付出大于回报的任务,或是出于个人喜好不想做的工作,可以选择不做。正是因为这个工作需要做一些不能靠报酬衡量的事情,才需要通过歌颂加强从业人员的道德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