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陕西一男子将自己 79 岁瘫痪母亲扔进废弃墓坑活埋？ 第1页

为什么啥事情都要往贫富上扯？任何话题不沾一点收入、贫富差距、房价，就说不来话了么？

这个案子就是纯粹的恶。

我们当医生的，穷的、“久病床前”的，还见得少了吗？

什么太穷无法负担治疗的，因家人久病而失去了坚持下去的勇气的，这样的家属，最后即使放弃出院，好歹都维护着最后的良知和廉耻，能拉走的是一定要拉走的，后事是一定要办一下的。真甩手不管的几年都遇不到几个。

当然，能把病人一级一级从村里、山里带到大城市大医院来看病，不厌其烦地跑各种手续和检查，医院附近借宿个破烂不堪的房间，就算最后没希望也求个医学论断，不管结局如何，这些家属已经比马某善良了一万倍。

动手杀人，是不能用穷来开脱的。这里面没有开脱的空间，借题发挥，就是在吃人血馒头。

去看了一下新闻报道……这个案件不是因为穷，就是因为恶，和“久病床前无孝子”恐怕也没有什么关系，只是在彰显人性中最利己、最凶残的部分。

倘若真的是贫穷所迫，那必然是全家已经被治病、照顾老人压到了崩溃的边缘，然而从报道中看出，家里其他人和嫌疑人的反应截然不同：

嫌疑人去年才开始负责照顾老人，无论如何也还称不上“久病”。而在其他家人看来，家庭经济状况也根本没有到需要抛弃老人来减轻负担的程度。不仅如此，家人很明显是反对或者怀疑送走老人这种行为的。甚至最后的报警，也是由老人的儿媳妇完成——被儿子活埋，被媳妇报警拯救，可见善与恶之间的分际，不仅不依赖于血缘，也并不与贫富相关。

废弃墓穴是一个难以生存的偏僻环境，几乎不可能得到救助，把瘫痪老人丢入其中，显然是将老人置于死地，涉嫌罪名当然必须是故意杀人罪而不是遗弃罪。更不要说嫌疑人居然还不辞辛劳、填土埋墓，真的难以想象，他的母亲躺在墓中，看着沙土一点点落下，想着这是亲生儿子的所为，心情会是什么样的。

老人无恙被救出，嫌疑人故意杀人未遂，属于从轻情节，也不至于判死刑。可以想见为了轻判，只要老人还有表达能力，嫌疑人肯定还会去请求母亲出具谅解书，不知道他提出这个要求的时候，会不会感到哪怕一丝丝羞耻。

大儿子今年58岁，12岁他母亲改嫁，所以大儿子74年的时候就跟着亲戚生活，那个年代物资并不充裕，谁家愿意多养一张吃饭的嘴，都不敢细想大儿子那些年受了多少白眼(我猜测的)，只能说这是一个悲剧。

如果那个母亲不到最后还偏袒二儿子，担心麻烦他照顾而选择让几十年都不亲近的大儿子送终……

而大儿子可能这么多年也早已习惯没有母亲的生活，却在她暮年时被记起来他生为儿子的责任，他内心会多么愤恨，明知道这是杀人违法的事还这样错下去……

母慈子孝，是母亲慈爱，子女才会孝顺。

父母对幼子的关心疼护可以教会我们什么是爱和怎样去爱，到了我们羽翼丰满再来反哺家庭。而不是你给我了生命我就有赡养的义务，毕竟，孩子也不能自己选择是否愿意来到这个世界。

可是大儿子的行为太错了

(评论的杠精真的看不到这一句嘛？我哪里认同活埋老人的的做法了？ 看待事物本来就要多面化，凡事只分对错是最简单的事，而深刻去了解一件事物整体并自己独立感受思考才是让自己成长的方式)

爱是相互的，种其因，得其果。

【男子活埋 79 岁瘫痪母亲，警方排除精神病史，但是大众不应忽视偏执型人格障碍者】

陕西靖边男子马某将79岁母亲活埋，令母亲险些丧命！用老百姓的话来讲，马某的所作所为简直就是丧尽天良，泯灭人性！引起了社会的公愤！他不仅要接受法律惩罚，还必须接受道德的谴责。

很多人觉得很难理解，怎么会有人忍心活埋自己的亲生母亲呢？这种事怎么能下的了手呢？这个马某是不是“精神病”？脑子不清醒，丧失了自制力和自知力？

可警方今天公布，马某并没有精神病史。虽然很多网友对此表示怀疑，但我相信这是真实的。没有精神病史不代表他真的没有精神疾病，只不过可能是他和家人都没有意识，没看过医生罢了。

大众眼中的“精神病”主要是指精神分裂症，从报道来看，马某是在意识完全清晰的情况下活埋母亲的。这说明他并不是精神分裂症。

可是，从他的极端行为来看，他很可能是一名偏执型人格障碍的患者。人格障碍也是一种精神障碍或者精神疾病，但它不是重性精神病。在精神科诊疗中，医生们对人格障碍的重视程度并不够，大众对这个病就更加不了解了。

人格障碍的发生率很高，国外有研究表明人格障碍的患病率在3%-10%。而容易攻击他人、有安全隐患的人格障碍患者主要有以下3种：

第一种是大众比较熟知的是反社会型人格障碍，这一类人格障碍患者仇视社会，残酷至极，而且滥杀无辜，犯罪前还会精心策划，力图对社会造成最大的伤害和恐慌。

所以，反社会人格障碍患者可以说是对社会危害最大的精神疾病患者。很多恶性案件的犯罪者，比如很多美国校园枪击案和章莹颖案的凶手就是反社会型人格障碍患者。

还有去年很火的电影《小丑》，男主角小丑本来善良、乐观，但不断受到欺负，最后黑化成了冷血麻木的连环杀手。所以，反社会型人格障碍的心理根源其实是叠加性的心理创伤。

第二种是偏执型人格障碍。这一类患者敏感、多疑，容易把别人的好意当坏意。别人会感觉这个人很偏执、很偏激。当这一类患者被激怒时，也很容易出现极端的报复行为，但往往是针对那些他认为伤害过自己的人，“冤有头债有主”，不会伤及无辜。

所以，我认为马某的行为更符合偏执型人格障碍的特征。马某可能从小没有跟自己的父母一起生活，亲子关系断裂，没有和母亲建立亲密的亲子关系。即使长大后他们一起生活，他对父母也很生疏。

那在一起生活的过程中，因为双方缺乏深厚的感情基础，如果母亲的一些教育方式或生活方式令马某不满，就有可能对他造成过叠加性的心理创伤。

所以，一般来说母亲老了，做儿子的应该尽孝道，但这对马某来说是绝对做不到的。相反，他心里对母亲有怨恨、愤怒，认为母亲是个包袱。这些负性情绪不断累积，再加上他有偏执型人格障碍，缺乏反省能力，当到达一定程度时就做出了活埋母亲的极端行为。

当然，最终的真相有待于警方和媒体的进一步调查。

第三种容易伤害他人的人格障碍是冲动型人格障碍。这类患者平时可能温文尔雅，但是一旦有事刺激到他，情绪马上就像火山爆发一样，无法控制自己，作出极不理智的行为。很多刑事案件中的激情杀人，多是这一类患者所为。

所以，大众看待这些令人难以理解的恶性事件时，不能只看表面，一定要意识到这里有精神心理问题的因素，一定要吸取别人的教训，努力避免自己和孩子成为人格障碍患者，一定要加强自我反省能力！

人间惨剧！

但是农村老年人的非正常死亡并不罕见，实际上这是当下部分农村贫困地区的一个缩影。

2014年的中国青年报就聚焦过这个话题。

来源：一个农村老人自杀的平静与惨烈

作者：《中国青年报》 2014年07月30日 09 版 记者 宣金学

林木文沐浴之后，换上一身干净的衣服。这个69岁的老人坐在堂屋中间，一边在火盆里为自己烧纸钱，一边喝下半瓶农药。纸钱烧了一半，老人躺在地上不省人事。
“他很久以前就开始计划自杀了。”刘燕舞后来听说。待人们发现时，林木文已经没有了呼吸。在这个距湖北武汉不到100公里的村庄里，村民猜测老人自杀的原因是与儿媳妇失和。“他怕将来死了，孩子连纸钱都不给买。”一名村民对刘燕舞说，“这样死，还‘体面’些。”
那是2008年，刘燕舞所在的研究团队在湖北省京山县进行田野调查。当问到村庄里有没有老年人非正常死亡的现象时，得到最多的回答竟然是：“我们这里就没有老年人正常死亡的。”
这也成为刘燕舞研究农村老人自杀现象的开端。6年来，武汉大学社会学系讲师、同时也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农村老年人自杀的社会学研究》项目主持人的刘燕舞走进湖北、山东、江苏、山西、河南、贵州等11个省份的40多个村庄。他发现，林木文的悲剧不是个案，农村老人的自杀现象“已经严重到触目惊心的地步”。
他用驻村400多天的调查数据，画出了一条“农村老年人自杀率”的曲线：从1990年开始，中国农村老年人自杀率大幅上升，并保持在高位。与之形成巨大反差的是，不久前香港大学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称，近10多年来中国自杀率陡降一半，“跌至世界最低行列”，每10万人自杀人口不足10例。
“中国的自杀率总体上是在下降的。”刘燕舞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然后换了一种沉重的语气说，“但是，农村老人却越来越难以摆脱这条(自杀的)路，这或许是他们稀释和消化现代老龄化社会痛苦的特有方式。”

比起亲儿子，药儿子(喝农药)、绳儿子(上吊)、水儿子(投水)更可靠
林木文的死，并没有在老人生活了一辈子的村庄激起多少波澜。甚至，老人曾当过村支部书记的儿子，也没有像刘燕舞以为的那样责怪妻子，而是“很坦然”：“人总是要与活人过的，难道还与死人过日子不成？”
刘燕舞说，自杀在当地被视作正常、甚至合理的事。村民们觉得犯不着议论并得罪他的儿子，“死了的也就死了”。
不仅是普通村民，乡村医生对待自杀的态度往往和村民一样，“将其看作正常化的死亡”。特别是当老人得了疾病又“磨不过”，选择自杀，乡村医生“都不觉得这是自杀”。
这让刘燕舞一行人震惊不已。“越是平静，越是让人不寒而栗。”刘燕舞的师兄杨华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他们刚开始访谈老人自杀案例时，往往气愤得不行。一次访谈一个老太太，3天后老太太和媳妇吵架自杀身亡。学生们参加了老人的葬礼，眼睛死死盯着谈笑风生的老人的家人。
倒是老人比这群年轻人看得开。“我们这儿的老人都有三个儿子。”一个柴姓老人乐呵呵地告诉满是疑惑的刘燕舞，“药儿子(喝农药)、绳儿子(上吊)、水儿子(投水)，这三个儿子最可靠。”
实际上，老柴还有两个让他“引以为傲”的儿子。大儿子在镇上工作，小儿子在外打工，一个在镇上有楼房，一个在村里盖了楼房。但是7年来，老柴一直和腿脚不便的妻子住在逢雨便漏、倾斜得随时可能坍塌的土坯房里。
与刘燕舞一起调研的，还有另外40来个师生，他们分成10个小队，驻扎在湖北京山县10个不同的村子里。他们都是来自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的老师和博士生。
在京山调查的半个月里，有村子又发生3起老人自杀事件。经统计，各村去世的老人中，死于自杀的比率高得惊人，“至少30%，还是保守估计”。
刘燕舞慢慢发现，林木文的死，并不算严重或者惨烈。在过去6年的调研里，他听到的故事“超乎自己的想象”。
有不少老人，因为行动困难，拿不到药水瓶也站不上板凳悬梁，便在不及人高的窗户上，搭起一根绳，挎住头，蜷起腿活活吊死。有两位山西的老人，儿子不给饭吃，还屡遭媳妇打骂，头朝下扎进家里的水窖中。“这些都是有必死的决心的。”刘燕舞分析道。他还记得有人跟他介绍说，一位老人要自杀，但怕子女不埋他，便自己挖了个坑，躺在里面边喝药边扒土。
这样的案例接触多了，刘燕舞不禁叹息：“很多故事村民嘻嘻哈哈跟你讲，但都悲惨到难以想象。”这个脸被晒黑的青年学者说，“有时候会有股想逃离的感觉，就觉得这个世界不属于我。”

在农村老人寻死的故事里发现“他杀”的影子
更让刘燕舞等人震撼的，是在农村老人寻死的故事里，发现“他杀”的影子。
杨华了解到，有一对老年夫妇，同时喝农药自尽。老太太当场死亡，老爷子没死，但家属并不送到医院。第二天家里人给老太太办丧事，就让老头躺在床上看。第三天，老头命毙，就着为老太太办丧事的灵棚，立马又为老头办了丧事。
还有一个在外打工的儿子请7天假回家，看望病危的父亲。两三天过去，发现父亲没有要死的迹象，这个儿子就问父亲：“你到底死不死啊？我就请了7天假，是把做丧事的时间都算进来的。”老人随后自杀，儿子赶在一周内办完丧事，回城继续打工。
“现代性讲究市场理性，讲究竞争，看重核心家庭的利益最大化。”刘燕舞解释道，当农民之间，甚至一家子父子、兄弟间都开始按市场的思维方式处理关系，人们开始算账。
不少人跟刘燕舞讲过给老人治病的账：假如花3万元治好病，老人能活10年，一年做农活收入3000元，那治病就是划算的；要是活个七八年，就也不太亏本；但要是治好病也活不了几年，就不值得去治。
在不少老人心里，这笔账的算法也是成立的。“农村自杀的老人中，有超过一半带有‘利他’性质。”杨华将农村自杀老人分为四种类型，其中“利他型”的老人最多，他们倾向于为子女着想。
“这些老人不想变成子女的累赘。”杨华说，“自杀的后果也将给子女带来收益。”甚至，他们即便自杀还处处为子女着想。他们有的不会在家里自杀，而是选择荒坡、河沟，帮子女避嫌；或者与子女争吵后不自杀，待到关系平静后才自杀；还有两个老人都想自杀，也不会选择同一天或同一屋自杀，而要错开时间，以免对子女家庭产生不好影响。
刘燕舞认为，如果不到万不得已，老人都不会轻易选择自杀。“一些老人说，宁在世上挨，不往土里埋。所谓‘利他’的表象背后，实质上更多的是绝望。”
刘燕舞的老师、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贺雪峰，将这种已然形成的“自杀秩序”归因为“代际剥削”：自杀的老人们年轻时“死奔”(干活干到死)，给孩子盖房、娶媳妇、看孩子，一旦完成“人生任务”，丧失劳动能力，无论是物质或情感上，得到的反馈却少得可怜。
“被榨干所有价值后，老人就变得好像一无是处，只能等死。”贺雪峰说。
在“代际剥削”大行其道的地区，与之伴随的，是农村老年人自杀潮的出现。特别是江汉平原、洞庭湖平原、以及长江中下游地区，尤为突出明显。
刘燕舞将这种自杀潮的出现称为病态。“2000年以后，农村老年人自杀率升高特别快，且水平极高。”刘燕舞不无忧虑地说，“用‘极为严峻’来判断这一形势并不为过。”
刘燕舞认为，在病态的自杀潮背后，更多的是经济高度分化后，给中年人带来的集体焦虑，那就是他们如何在市场社会中轻装上阵，参与激烈的社会竞争并胜出，无疑，作为比他们更加弱势的老人，就成了他们要甩掉的包袱。“我自己负担都这么重，我哪能顾得了老的？”一些访谈农民直白地告诉刘燕舞。

随着中国老龄化程度日益加深，京山的今天可能是很多地方的明天
每年，刘燕舞有3个月在农民家中做田野调查。据贺雪峰介绍，整个中心每年的调研时间有4000天，“平均每天有10个人在乡村做访谈”。
“我在全国跑的感觉是，随着现代性的侵入，传统性的没落，各地农村都在向京山的方向靠拢，只是严重程度不同。”刘燕舞说。
与他们的调查一同跑步前进的，还有中国的老龄化水平。中国民政部副部长窦玉沛在今年年初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透露，截至去年，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数量已超过2亿，占总人口的14.9%。这一比例明显高于10%的联合国传统老龄社会标准。去年全国老龄委预计，未来20年中国将进入老龄化高峰。
这意味着中国仅老年人口数，就相当于印尼的总人口数，已超过了巴西、俄罗斯、日本。其中，80岁以上高龄老人以每年100万人的速度递增，去年已达到2300万人。而且失去自理能力的老人继续增加，从2012年的3600万人增长到2013年的3750万人。
而据刘燕舞介绍，在农村自杀的老年人中，有六成多集中在70岁以上年龄段。“随着中国老龄化程度日益加深，京山的今天可能是很多地方的明天”。
许多尚未踏入老年的中年农民，已经开始为自己的明天做筹算。他们在完成“人生任务”的同时，不再指望养儿防老，而是留着部分积蓄购买商业保险。在法治意识较强的东部地区，有的老人向法院起诉子女应尽赡养义务。
据刘燕舞统计，农村老人自杀最主要的原因是生存困难，其次是摆脱疾病的痛苦，两者合计占直接死因的60%，之后是情感问题。“换句话说，要减少老年人非正常死亡，就要解决三个问题：不饿死，不病死，不寂寞死”。　
刘燕舞建议，缓解当前矛盾，可以建立一种“新集体主义”，通过半市场化、半国家化的居家养老，来缓解当前农村的养老和医疗矛盾。“要治本，还是要给农村和乡土文化存在的合法性”。
国家推行的新农保每月只有55元，让不少老人有了盼头。“那就先不自杀了，再挺两年。”不少老人对刘燕舞说，“终于有人管我们了。”
另一方面，贺雪峰在湖北洪湖、荆门等地，陆续发起、成立了4个老年人协会。协会由老人们自发推选会长和理事，村里有老人过80大寿，协会去送块长寿匾，有老人病了，协会去看望，有老人过世，协会去送花圈……据当地老人说，有了协会，村里“挂面条”(上吊)的老人少了。
研究了6年农村老人自杀，刘燕舞最大的希望是这一问题能引起关注。“老人们应该活得舒服些，能从容幸福地面对死亡，能走得有尊严点，而不是采用非常规的手段，那太悲凉了。”刘燕舞说，“人都会老。”　
“事实上，多数自杀身亡的老年人，其实是不想死的。”刘燕舞还记得2011年冬天去应城农村做访谈的情景。在他去的头一年，离他住处不远的一户人家，照料着一位瘫痪在床的老人。那年年底，子女们商量，给老人断水、断粮，希望他在年前死掉，“免得过年家里来客人，屋里臭烘烘的”。
这是个倔强的老人，“拼了命地活下去”。他躺在床上嗷嗷大骂，抓起粪便在屋里到处乱扔。一直坚持到大年初一，老人才咽下最后一口气。

我们透过这个悲剧，需要看到更多，也需要做更多。

案件细节调查出来以后，再看之前很多回答只能苦笑。

一大类是哭惨——农村生活很惨

一大类是骂街——少子化社会没有前途

结果杀人的原因就是不满母亲大小便失禁。

我们见到的大多数刑事案件，其实没有什么深层次原因，就是人性恶。在知乎好像大家都在批公知，但是又都不自觉地模仿公知腔调——我陷思，定体问，果药丸。说这些不是为了别的，在很多社会新闻的问题中我都说了，耸人听闻的案件出来，先别忙着感慨，等等案件事实的其他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