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发现知乎的网友大都非常孤陋寡闻,在很多国家,男权运动如今已经如火如荼的展开了,知乎上居然很多人还不知道,甚至不了解,这让我感到很奇怪。
已经发起男权运动的国家有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德国、芬兰、土耳其、印度、韩国、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等。
男权主义是指一个主要以男性经验为来源与动机的社会理论与政治运动。在对社会关系进行批判之外,许多男性主义的支持者也着重于性别不平等的分析以及推动男性的权利、利益与议题。
批判女权
现代社会中女性主义的过度膨胀已经使原本的女性主义变质成性别歧视的主义。在现代社会分工中,女性并不完全属于弱势,如忽略社会的实际改变而完全以过去社会的衡量标准摄取更多的保障,就会成为性别歧视的主义;而以过去的价值观来衡量女性主义的现代社会则继续把女性主义当成社会文明进步与开明的象征。这使女性主义过度膨胀而变成当今社会势力最大的主义。
在强势的女性主义下,社会资源会对两性的分布不均。若在教育机会、法令规定与工作薪资上都用“女性为弱势”的假设出发,就会造成歧视男性的问题,引来“港女”的出现。在华人社会的某些地区,强势的女性主义积极地把女权拉到最高,却也连带造成一些双重标准的价值观,例如将女性的任性合理化,将男性应当对女性提供服务合理化。在恋爱和婚姻关系中希望得到独立的自由和尊重,却又认为男性应该扛起大部分的责任。认为男性对女性的价值评判标准是物化女性,却又对男性采取极高标准。简单的说,在一波新的价值观转换和革命当中,一些女性什么好处都想要得到,却不肯付出相对应的代价;在扩张自身权利的时候,眼睛永远只看到别人有的,和自己没有的。
更为激烈的批判认为,女性主义仅仅是将女人的任性还有幼稚实体化成学术理论,并且直接以性别为划分,将一半的人类区隔在外,把任何偏激幼稚的行为、违反伦常、人性价值的病态思想以一句:男人欺负女人(类似共产主义的资产阶级剥削理论)全数合理化,将性混乱、谋杀胎儿、反正常行为、重视物欲与肤浅的外表行为、女性过份保护措施,无限制地自由上纲,而心地狭小的过份重视物质的本性、反道德、反平等,全部化约成对父权的抗拒与女性权力的抬头的正常行为。因此,如何使女性主义升华成两性平权的主义,相信是目前女性主义研究者极需反省的问题。再者,现今社会对女性的新观点也极需修正,对于女性保障和义务的比例,现代社会极需要做出适当的重新调整。
平等主张
男性主义者普遍地认为大部份女权主义者放弃了平等的思想,而只是注重女性权利,挂斥其他性别的权利。平等主义者寻求提升女性、男性和其他人的权利。
“性别平等”、“两性平等”或“性别平等主义”是相信两性平等。很多此思想的追随者想以此字眼代替女权主义或男权主义,用以描述相信基本平等权利或法律上或社会上两性有平等的待遇。他们为了达到最终的平等和寻求妥协的方法而奋斗,以改善男性、女性之间的关系。
发展史
20世纪六十和七十年代是第二次女权运动的高峰期,进入八十年代后,男权思潮开始反弹,在美国社会的各个领域都能感觉到一种反女权的倾向:反对女权运动的法案一个个地出笼,影视上的单身职业女性大多不讨人喜欢,百货店儿童玩具的货架上又摆满了女权运动抵制过的任人穿衣打扮的性感洋娃娃巴比……与这股思潮相呼应,八十年代美国的不少畅销出版物也表达了对妇女运动的不满和抵抗。
乔治·贾尔德(George Gilder)七十年代中期就开始写反女权的小说,可是那时候他的作品卖相并不好。贾尔德的早期小说《裸体流浪汉》和《男人与婚姻》的主题都是男人找不到合适的女人结婚的苦闷。在《裸体流浪汉中》,作者回忆自己在加勒比美丽的海滩上碰见一位妖娆女士,一见钟情,上前搭话,才得知她是一位崇尚独立的女权主义者,正在驾船只身一人穿越大洋。女子告诉他:“我绝不会结婚,绝不,绝不,在今天,结婚是件愚蠢透顶的事情。”主人翁遭拒绝后情绪恶劣,在海岸边游荡,不小心从一块岩石上跌下,伤势不轻。于是作者开始感叹:如今男人结不成婚,都是女权主义者太多的缘故。男人不能成家,他的种种潜能便难以开发出来。单身男人往往情绪沮丧,心理不健康,他们很容易陷入贫困,死亡率也远比已结婚的男人高,“单身男人是性革命战争中的阵亡将士”。但是,这些“裸体的流浪汉”无聊之余会去酗酒、买枪、吸毒,走向犯罪,唯有一只结婚戒指才能驯服那些野蛮人。对年轻女人而言,与其在黑乎乎的胡同里与那些单身的流浪汉狭路相逢,不如趁早挽着他们的胳膊上教堂接受牧师的祝福。八十年代初贾尔德时来运转,他替里根主义经济政策鼓吹的《富裕与贫穷》一书售出一百多万册,他自己也一度成为白宫的笔杆子。《富裕与贫穷》主要谈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同时发挥作者的反女权思路。该书指责妇女运动不仅使一部分男人无法结婚陷入困境,而且妨碍已经结婚的男人到达事业的顶峰。已婚的女人外出工作,丈夫便不再是家庭经济的唯一来源,丈夫作为一家之主的感觉消失了,他的责任感和创造力也就随之消失了,男人慢慢地就成了窝囊废。从狩猎时期经工业革命到现代社会原本一直属于男人的事务许多已经被女人抢走了,而女人却不能做好她抢到手的那一份工作。所有这些都造成整个社会效率的低下。政府的福利政策为离婚独居的女人提供了某种经济保障,这一类的福利政策所起的作用是在变相鼓励离婚,瓦解组成社会的基本单位。妇女解放运动使一个社会趋向于贫穷而不是富裕。
与贾尔德类似,罗伯特·布莱(Robert Bly)主要也是从男人的角度来考虑问题。布莱是六十年代末反越战时期成名的左翼诗人,他从格林童话翻新出来的《铁人约翰》是八十年代中期的畅销书。作者努力在书中塑造出新时代的男子汉形象。布莱声称他所倡导的男人文化和男子汉气概并不一定是反女权的,相反它可能与女权主义的指向殊途同归,他只是试图去关心和解决女权主义兴起以后男人身上出现的问题。当今的美国有许多单亲家庭,小男孩与母亲一起生活,摹仿学习的榜样都是女人,这些男孩长大之后必然阴柔盛于阳刚。女权主义造就了不少女强人,女强人喜欢的又都是些弱男人,温柔一些的男人在女权运动的大潮流下获得“性”的可能性多一些,所以社会上便出现了女人的男性化和男人的女性化趋势。美国的男人都像是些傍着妈妈要酸奶吃的永远长不大的小孩子,而女人也总是把男人当成小孩子对待。影视媒体上的男人多是艾兰·伍德一类的娘娘腔,社会生活中自然也就不能产生出《伊利亚特》、《奥德赛》类型的英雄好汉。阴盛阳衰是一种时代病,是反自然的,也是妇女运动造成的消极因素。布莱和他的同道们为此想出了一个具体的解决办法:举办男子汉周末研习班。把几十个男人集中到一处休闲胜地,先让大家熟读《铁人约翰》,然后让男人们戴上面具,穿上兽皮,或者击鼓,或者嚎叫,或者摹仿野兽以四肢爬行,扑打格斗,用近乎宗教的仪式来唤醒沉睡在现代男人心中的勇武刚烈气概,恢复男人应有的本性。男子汉研习班一期期地办,加上巡回讲演的收入,布莱的日子比当一个穷诗人好过多了。
贾尔德和布莱似乎都只是从男人的立场上对妇女运动作出回应。写有《美国人心智的封闭》的原芝加哥大学哲学教授艾兰·布鲁姆除了认定女权主义是他自己所珍爱的西方“经典作品生命力的最新崛起的敌对势力”以外,还从女人的角度来批评了女权运动。他认为妇女解放运动与女人的本性相冲突,女权主义欺骗了女人,它使女人得不到爱情,无法缔结婚姻,它唆使女人把物质的追求置于伦理和道德之上。极端的女权主义者都像是些女巫,纯洁的小姑娘容易入其魔障,而它自己也由于失去了应有的生育能力而灵魂痛苦,所以“女权主义是女人的大敌”。另一位男权倡导者沃伦·法雷尔(Warren Farrell)在他的畅销书《男人为何如此》中也表达了与布鲁姆类似的见解,他发现“愈是女权主义倾向严重的女人对男人便愈加自我封闭”,“我们处在一个男人不被女人所理解的时代”。法瑞尔认为传统的社会模式并不是女权主义所说的“男人中心”,传统社会模式并不仅仅是为了男人建立的,它是为了男女两种性别而建立的,而且尤其地对女性有利。比如在美国的六、七十年代的妇女解放运动之前,妇女在传统的婚姻模式中虽然在经济上不能充分独立,但是她们的经济生活是有保障的。一个女人,不管她在事业上是否成功,她都可以获得爱情,而男人却必须到社会上去打拚。如果他在事业上失败,他在婚姻与爱情上也绝不会幸运。人们常常说的“每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都站着一个女人”这一句话,不妨理解为男人未必愿意成功,未必在乎成功与否,是社会逼迫他去奋斗,是站在他背后的向往功名利禄的女人把他当成了自我实现的工具。夫荣自然妻贵,女人不必直接面对外界的压力便可以享受成功带来的一切。在这层意义上,男人不过是挣钱的机器,是工作压迫下的奴隶,他比女人受到的压迫要深重许多。所以首要的问题应该是男人的解放而不是妇女的解放,而女权运动所做的一切,不过是把原有的社会设计中对妇女有利的一些方面给瓦解掉了。
以上种种说法的“知识产权”所有者都是男人,说他们是男人沙文主义的代表没有什么不妥。给男人沙文主义提供理论根据的是加州大学人类学系教授温森特·萨里奇(Vincent Sarich),萨里奇教授的一个引人注目的“学术推测”是女人的脑容量低于男人。一九九一年,由萨里奇教授发起,上百名教授参加组成了“加州学者联盟”,他们反对在大学里设立女性研究学科,反对七十年代初由当时的约翰逊总统签署的、旨在保护少数族裔和女性受教育和就职权益的“反歧视法案”(Affirmative Action),声称大学里鼓励招收女性和少数族裔学生、雇用女性和少数族裔教师将不可避免地造成学术水准的下降,而“反歧视法案”已经反过来对白种男性造成了歧视。萨里奇与他的同道的努力已经有了结果,他们在政界已经有了不少代言人,最近一段时期国会山庄的议题之一便是修正甚至取消教育界的“反歧视法案”。
问题在于男权反扑的浪潮中搀进了若干女人的声音。八十年代以来对女权运动进行批评和反思的著作不少出自女人之手,把这类著作称为“后女权主义的”可能比“反女权主义的”要合适一些。修丽特(Sylria Ann Hewlett)在《美国妇女解放的神话》中将女人这一社会群体作了比较仔细的区分。妇女在社会上的地位有上层中层和下层的区别,有职业女性也有家庭妇女,职业女性又分为白领层和蓝领层,白领女性又可分为精英类和普通类。修丽特认为美国女权主义运动的诉求往往只是有利于那些上层的、精英的、功名心特别强的处于传统婚姻模式之外的职业女性,与广大中下层妇女的愿望和要求脱节,有时甚至会损害后者的利益。比如关于男女平等法案,许多妇女宁肯选择呆在家中,她们不愿意到社会上去工作,与男人一样被平等对待;对职业妇女而言,平等法案由于不考虑性别差别,从而会取消对女性的职业保护。又如关于性解放、关于无过失离婚法案,结果都是成全了男人,伤害了女人。六十年代性解放运动中一个响亮的口号是“自由使用自己身上的器官”,这个貌似女权主义的口号轻易地让男人获得了以前要花较大的代价才能到手的“性”,制造出了数目庞大的单身母亲家庭。女权运动曾经大力推动的无过失离婚法案为男人逃避责任提供了方便。女权主义试图去破坏或者改造原有的家庭结构,而家庭恰恰是广大妇女应付社会危机的保障,大多数妇女希望巩固而不是毁坏家庭。女权运动忽视了女人的生养责任,不关心生儿育女期间的女人的权益。以走向社会、男女平等为口号的女权运动步入了歧路,它把孩子与洗澡水一起倒掉了。愈是推进妇女解放运动,妇女的生活便愈是尴尬,妇女的日子便愈是活得没有滋味,就像修丽特的书名副题所说的,“解放”以后妇女所过的是A Lesser Life。总之,妇女解放是一个神话,女权运动没有能够帮助女人,相反它害了女人。
可以批评修丽特与男权反扑的势力沆瀣一气,修丽特也并不声称自己为女权主义者。但是像卡米拉·帕格利亚(Camille Paglia)那样以女权主义者自居,却又以十分尖刻的语言痛骂她心中的“浅薄的女权主义者”,情况就变得复杂了。帕格利亚的《性面具》(Sexual Personae)是我读到过的探讨性别与文化关系的一本最有份量的著作,简单地说,帕格利亚反对德·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提出的著名论点:女人不是天生的,女人是后天造成的,男性中心社会按自己的需要塑造女人,压迫女人。帕格利亚把以上的论点颠倒过来了:她认为女人是天生的,男人创造出来的文明拯救了自己也保护了女人;若是女人充当了物质文明的主要承担者,人类今天也许还住在茅草棚里。帕格利亚最后这一句话为许许多多的女权主义者所诟病,按她们的标准帕格利亚是伪装的女权主义者。这或许也能说得过去。但是六十和七十年代女权运动的一些领袖人物到八十年代也表现出了某种程度的转向,这种转向是女权运动成熟后的反思还是迎合男权的回潮?这的确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
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于一九六三年出版的《女性奥秘》是美国第二次女权运动的经典,影响过整整一代人。弗里丹通过对著名女校毕业生生活道路的追踪调查,发现受过最好的教育的美国妇女的人生目标也只是找个好丈夫,当贤妻良母。某届毕业生返校日夸示于人的口号竟然是“我们嫁了一整打哈佛”。二战后的美国兴起一股把女人送回家中的暗流,特定的社会势能塑造出了它所需要的女性奥秘:女人爱撒娇,女人离不开家,女人对外面的事物不关心,女人最需要的是一个能原谅她的缺点、体贴她的丈夫。弗里丹揭示出所谓女性奥秘乃是男性中心社会精心策化的阴谋,目的是将女人锁在家中。她鼓励女性从社会给她的传统角色派定中挣脱出来,除了发挥自己女性的因素外,还应该投身于适合于自己的社会工作,在创造中实现自身的价值。可是到了一九八一年,当弗里丹写《第二阶段》的时候,她对自己早先的较为激烈的姿态作了一些调整。她认为女权运动从七十年代开始出现了偏差,女权运动过于男性化了,女权主义成了女人想当男人的代名词。女权运动过多地追求在男人的世界里去获取成功,没有从正面去肯定男人和女人之间固有的差别,去拥抱和歌颂女性对于生活的特殊的敏感;女权主义的领袖人物对女人与生俱来的母性召唤缺乏回应,在家庭问题上有一个盲点。女权运动促使全社会去关注的反强奸问题、堕胎权问题、女性性感部位(阴道或阴蒂)的认定问题和男女平权问题等都显得有些虚张声势,甚至维护妇女权益也并非美国妇女面临的最紧迫的问题。六十和七十年代为了争取男女平权,妇女运动常常忽视或者抹杀了两性之间的差别,现在是正视和从女性的角度来肯定这些差别的时候了。八十年代应该是女权运动的《第二阶段》,如果不反省,六十和七十年代的许多成果有得而复失的危险,而使妇女运动要功亏一篑的正是妇女自己。过去女权运动争取妇女权益多是从政治斗争、社会抗争入手,今后应该注意家庭的作用,家庭也可以是妇女运动的场所,从影响丈夫出发也能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以前的妇女运动对公共领域的作用低估了,今后应该鼓励妇女投身社区公益事业的多种义务活动,通过为社区作贡献来体现自己的价值。
关注议题
就业
强调男女公平就业,男性亦应受到鼓励,或不应在寻找被定型为女性化职业时遇到歧视;反对社会为鼓励女性就业而采取的配额制或其他特殊照顾。美国学者沃伦·法雷尔认 为:用工资收入来判断性别歧视无异于用地平线来证明地球是方的。他在著作《为何男人赚钱多:收入差距背后的惊人事实》中指出,男性薪资高于女性的一个原因 是:收入差异不完全由工作强度与工作时间的差异引起。法雷尔发现,人们在职场上的25个决策直接影响其“钱途”。男性更倾向于经常出公差,承担更危险任 务,在高精尖科学领域工作,承担更高奉献的工作以及在不适环境下工作(如监狱或煤矿)。而这些工作的回报率也比较高。
教育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2009年6月的数据统计显示,在有相关资料的148个国家和地区中,女性在高等教育学生总数中的比例超过50%的有104个(达70.3%),其中超过60%以上的就有27个。由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统筹的学生能力国际评估计划报告强调:“21世纪的基本国民教育,更要关注的是男生的受教育问题”。多国教育专家指出,当前的教育体系对男孩明显存在歧视现象,并提出拯救男孩、男女分教等举措。尤其值得关注的是15至17岁年龄段的男童工,人数出现20%的增加,达到了6200万。
犯罪与惩罚
在 一般的性别定型中,男性会被视为暴力,较强社会参与犯罪行为。激进的男性运组织 `The Men's Defense Association' 指出在判刑上男性通常会较重,更批评男女子监狱的不同环境,明显地是歧视男性。他们更引述美国司法部的1994年的数据,指出伴侣谋杀的案件中,男女比例 参半,而在杀害子女的案件中,女性占55% 。而1992年的司法部数据亦显示女性严重伤害男性的比率为4.6% ,即一千人中有两人遭杀害,相反男性严重伤害女性的比率只有2%,而在早期研究美国家庭暴力的文献中,亦指出男女性出现暴力的比率是相近的。这些数字与传 统的看法互相矛盾,亦带来不少的质疑,但无论如何,这种对男性的定型,以及由之而来的司法制度下的待遇,必须加以审视,以免出现像美国许多反法庭判决及对男性的虚假性犯罪指控。再如新加坡,即便犯下同等罪行,鞭刑也只针对男性,而女性可以免刑,这无疑是对男性的歧视。
离婚、抚养权及父亲权利
激 进的男权团体指出离婚判决,往往在基于保护弱者的假设上,对男性作出不公平的裁决;在离婚的判决中,男性要付上高昂的瞻养费,丧失子女的抚养权。男性作为父亲,却因法庭的判决,未能行使其应有的父权,子女与生父的关系变得疏远,有论者提出会导致缺乏父亲社会的现象。这种对男性的不公平违反了公平机会去承担及实践男性角色及责任。
生育权
我国2002年9月实施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首次对男性生育权问题作出认可。该法第十七条规定:“公民有生育的权利,也有依法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夫妻 双方在实行计划生育中负有共同的责任。”这里的“公民”,既包括男性也包括女性。也就是说,只要是公民,不分性别都拥有生育权。因此,是否生育或者怀孕后是否流产,需要夫妻共同协商。
强奸受害
世 界上有不少国家和地区都将男性规定为强奸罪的对象。德国1975年《刑法典》的强奸罪还是指“强迫妇女”,但其1998年新版《刑法典》就只规定“强迫他 人”了;法国1994年重订《刑法典》第222条、223条将强奸罪的受害者明文规定为“他人”,包括男人和女人;意大利现行《刑法》也只是将强奸罪的受 害者规定为“他人”,不再突出其性别角色。
亲子鉴定
澳大利亚最大的鉴定机构“基因科技”每年大约进行1万起亲子鉴定,根据该公司2012年公布的数据,有高达40%的父亲发现孩子竟不是自己的亲生骨肉。澳洲的男权团体“男性权力机构”曾呼吁澳洲重视这日益严重的问题。
家庭暴力
芬兰法律政策研究所专家文拉·萨尔米认为,在以往对家庭暴力的研究中,男性受害者常常被忽略。其原因可能是女性通常被认为是弱者,因而得到更多关注。在家庭暴力中,男性受虐待的问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据芬兰男子性别平等协会2009年11月公布的一份报告显示,芬兰男性比女性更惧怕家庭暴力。虽然芬兰各大城市都有安全庇护所,为家庭暴力的受害者提供保护和暂时住处,但由于男性自尊心强、不愿示弱,不少男性受害者在遭受暴力攻击后,较少寻求保护。虽然在严重家庭暴力中男性受害者较多,但安全庇护所里却很少见到男性。
一些心理学家认为,从人际关系角度而言,男人其实比女人更加孤独。遭遇家庭不幸的男人一般不愿向他人提起自己的遭遇,也很容易被他人误解。一旦发生严重家庭暴力或纠纷,在情况复杂难以查明的情况下,警察通常是同情女人,而把男人清理出门。
瑞士苏黎世州负责处理家庭暴力问题的官员科内里娅·克兰尼奇说,2008年苏黎世警方总共受理了1625起家庭暴力案件,其中男人起诉其伴侣的案件占 25%。不过,在警方总共采取的1065项惩罚措施中,只有6%是针对女方采取的,这些惩罚措施主要为限制行动或两周内禁止某一方回家。
根据我国2009年的一项调查,30%中国家庭存在家庭暴力,而家庭暴力受害者有约三分之一是男性。
彩礼
中国彩礼陋习所引发的社会问题正日益受到关注,农村婚事已经成为村民的沉重负担。
要想根除农村“天价彩礼”的陋习,移风易俗首当其冲,农民要着眼长远,量力而行,营造良好的嫁娶氛围。已经逐渐融入大时代发展潮流的新一代农村青年,要带头向天价彩礼说“不”,还婚姻和家庭应有的圣洁和宁静。
媒介对男性的歧视
媒 介一方面忽视了男权运动,及男性应关注的事情,相反地对女权主义的关注则较多,事实上许多的广告及剧集制作出现的性别定型,经常将男性描绘为犯罪分子、施暴者、阴谋家和懦夫等,亦是对男性的歧视和不公平。凯瑟琳·帕克用电影和电视剧中的情节来证明自己的观点。“在影视作品中,男性很少以聪慧、强有力和高尚 的形象出现。多数情况下,他们是呆子、施暴者、冷酷无情的人、阴谋家、强奸犯和家庭暴力实施者,”她说,“即使在那些轻松幽默的肥皂剧中,男主角也总是语 无伦次地说着傻话。聪明、优雅、有家庭观念、富有情趣的男性荧幕形象很少出现。”
社会资源的投放
其中一个有趣的论点是男性普遍地较女性短寿,但在健康服务上却鲜有投放资源去对付这个问题、或在男性的疾病上,相反在对抗女性健康疾病方面,却获得许多认同。例如在美国医改法案所涉及的七个主要项目上,每一项对男性的投入力度都远小于女性,男人的健康问题和寿命问题,已经被严重忽视。
我所支持的女权运动=性别平权运动,所以所谓的男权也是包含在女权中的。
女权这个名字并不是特别好,所以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在里面浑水摸鱼,一个典型的就是知乎上扭曲的所谓女性人权运动。
这个我早就批过,如果一个组织只关心女性的人权,不关心其他人群的人权,那么这本身就是对女性群体的一种逆向歧视。
所以再次重申就好了:
女权运动 = 性别平权运动
除此之外的女权运动本人都不认可。
男权社会 ≠ 男性主导的社会。
男权社会 = 主导社会的人主要都是男性。
无论男女都会是男权社会的受害者。
不少回答提到强制生育,说说强制生育的问题吧。
现在生育率低的导致的问题,不是人口数量下降,而是劳动力(廉价劳动力)下降。如果现在瞬间消失掉一亿老人,导致人口数量减少一亿,会有人讨论人口数量下降的问题吗?
强制生育,特别是高压政策下的强制生育,比如说个别答主提出的不生育者每年上交30%(也有回答说40%,75%)的总收入作为罚款,这种政策下出生的人口,能转化成劳动力吗?强制生容易,如何强制育?假设真的实施上述高压强制生育政策,必然会引起以规避处罚为目的的生育。那么,生,是生了,至于怎么养,那就是我说了算了,只要保证成年前饿不死,依法参加义务教育,这样“养”的成本其实很低。其他的,不好意思,与我无关,学好学不好,犯罪不犯罪(犯罪更好,抓进去连饭都不用管了),什么早教、幼儿园、学区房、吃好的穿好的、高中、大学?不存在的,从怀上那一刻起,这个根本就不是人,不是子女,只是一个工具(没错,连工具人都算不上),规避处罚的工具,没有感情,只有怨恨。而在这种环境成长起来的人,心理有多么扭曲变态,可想而知,因为童年不幸而报复社会的案例还少吗?一个高中都没上过,心理扭曲变态的人,能成为一个合格的劳动力吗?搞不好三天两头上街砍人,报复社会,成为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因为强制生育政策的打击面极广,上述现像绝不会是个别现像,实施强制生育前,不妨先提高监狱建设用地及预算。
当然啦,肯定又有人会提出强制“育”的配套政策,比如说子女犯罪父母连坐,子女在多少岁前死亡按未生育进行处罚,子女成年后劳动产出不达标的部分对父母进行罚款等等。如果真的能这么搞的,只能说,辣真的牛逼,辣真的牛逼,但同时,也准备好灭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