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古希腊的经济与经济学》一书的整理,公元前431年雅典的人口预估区间大致如下:
成年男性公民:3万-6万;
及其家庭成员(*4):12万-24万
外邦人:2.4万-2.5万
及其家庭成员(*2):4.8万-5万
奴隶:3万-1万
总计:19.8万-39万
拥有政治权利的男性公民大概占雅典全部人口的六分之一左右。古希腊其他城邦的人口结构更难以推测。相比之下,其他古希腊城邦的商贸不如雅典发达,所以外邦人和奴隶的人数可能较少,男性公民的比例可能更高。但是考虑到雅典的民主制度即使在古希腊也是比较彻底和激进,所以实际拥有政治权利的人口占比个人估计难以超过雅典。
顺便补一句,六分之一拥有政治权利这个比例是非常惊人的,西欧各国在19世纪陆续推进普选权之前,投票公民占全部人口的比例远低于这个数字。如果再考虑到雅典公民拥有政治权利的实质内容远远多于间接民主制下的投票权,那么除非拿出日耳曼部落大会等各种原始民主制度的神话传说抬杠,否则雅典城不能享受政治权利的人虽然多,但是享受政治权利的人以人口占比计算恐怕已经是历史上的巅峰水平了。
古希腊没有政治权利的人当然是非常多的。
这个我们自己去看看《古希腊的经济与经济学》(Economy and Economics of Ancient Greece)就明白了,虽然(已修改)也提到了这本书,但他明显没有仔细看:
奴隶在古典时代的雅典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尽管确切的数字并不知道,而且也难于估算,但汉森(Hansen,1991年)还是做出了这一猜测,认为在公元前4世纪阿提卡有超过150000的奴隶,而当时公民的人口100000(包括妇女和儿童),外邦人40000。这使得奴隶人口超过了阿提卡人口数量的一半...汉森的估算可能是奴隶的上限,但毫无疑问的是,奴隶在雅典社会中是无处不在的(参看表2.2中估算的人口范围)。[1]
作者整理的真实数据在这里:
首先要注意的是:这个数据的最值并不是“一一对应”的(例如认为前431年,当成年男性公民三万时,奴隶自动也就三万,这种事情根本不会发生)。他对家庭的估算也很粗略,成年男性公民家庭竟直接按四口之家算,外邦人(没有政治权利的自由人)家庭却仅仅按两口之家算。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因为这本书的数据是综合了许多其他人的研究得来的:
公元前5世纪和公元前4世纪雅典人口的估算是极端不准确的。表2.2呈现出的是不同的作者(安德里阿德斯1933年,伽恩西1988年,汉森1988年、1991年、1992年,古典学教师联合会1984年,奥利弗1995年,维特比1998年)估算的人口数量的范围(单位是千人)[2]
所以不加思索的用最值一比,就来个六分之一,真的是。。。。。。
拥有政治权利的男性公民大概占雅典全部人口的六分之一左右。
如果你要硬算区间的话(当然我不觉得这些数值之间有明确的对应关系,下面算的纯图一乐),你就得贯彻到底,这样我们就会得到很离谱的:
成年男性公民:约7.7%—约30%(给大家一个小技巧,当你想模糊某一数据时就用诸如六分之一的说法)
奴隶:约7.7%—约50%
注意啊,这里也不可能是与其他人口是“一一对应”的,我们顶多就只能得出奴隶/成年男性公民各自与总人口的关系。
至于(已修改)给的“3万—1万”那可就闹乌龙了,少了个零啊,虽然这估计是中译本的印刷错误,但其他数据都是从小到大,这么一个格格不入的“30—10”混入其中,你难道不会感觉奇怪吗?
3万人这个数据非常有问题,这导致(已修改)的一系列推论都是错误的:
哎,再贴一下《古希腊的经济与经济学》中整理的公元前431年雅典人口的预估。这个是二手研究整理,具体的统计细节不太清楚。不过各种研究都显示雅典的大多数公民并不使用奴隶。最直观的证据是公民比奴隶的人数大于一,且雅典还有相当数量的公共奴隶[3]
例如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记载就基本否定了全雅典的奴隶最多只有3万人的说法,他谈到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前431—前404年),斯巴达人采取围攻战术,以雅典城周围的狄凯里亚为基地袭扰整个阿提卡地区,使得有两万多名奴隶趁机逃亡:
[4]以前的入侵,时间都很短,并不妨碍雅典人在其余时间利用他们的土地。但是现在,敌人常年盘踞在阿提卡,有时派军队四处攻掠,有时派常驻戍军蹂躏乡村,攫夺物资......雅典人受到重创。[5]他们失去了全部乡村;两万多名奴隶逃走,他们当中的大部分是工匠;[4]
现代学者一般认为这些逃亡奴隶(逃亡时间大概是前414—前413年)都是在劳里昂银矿里挖矿的,光这些逃亡奴隶就有2万多人了,显然整个雅典的奴隶不可能按最多3万人算。
至于公共奴隶,雨宫键认为:
④公共奴隶。他们的任务包括在市场上监察货币的成色,协助行政官员,做三列桨舰的下层浆手,道路清理,铸币等,还有300个斯基泰弓箭手在公民大会和法庭维持秩序[5]
显然这些公共奴隶都不是用于日常农业、手工业、矿业劳动的,所以更称不上所谓“有相当数量”。
这些显而易见的错误导致(已修改)直接无视了这本书的明确结论:
有人说,奴隶的存在使雅典的民主制度成为可能,因为公民无须做很多工作,可以有闲暇时间来参加政治活动和从事公共服务。为了证明这种观点的合理性,我们必须看一看公民中拥有奴隶的比例是多少。卡特利奇(1985,第23页)写道:“在公元前5世纪末的时候,大约有5000名公民没有土地,无疑也基本上没有奴隶......(但是)在这里,贫困线以上的家庭拥有奴隶实际上是很普遍的。”因为在那时男性公民大约有50000人,所以这就意味着有90%的公民拥有奴隶。[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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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