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业将走向何方，是日本综合农协还是大农场，或中国自己探索新的道路，为什么温教授的理论无法落地？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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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农业改革的逻辑及进一步改革的思路

——从美国农业的现状到中国农业的未来

　　在我们的思维中，美国农业当然是高科技、高收益、高效率农业的典范。例如：@楚天鸿烈《美国的农村，农业与农民》天涯论坛_天涯社区中的绝大多数回复者就是这个观点，“美国农民一人种地3000亩”、“一个美国农民产粮150吨可以养活200个美国人”的说法当年我在农大课堂上就多次听到，我也曾深以为然。即使看了《食品公司》食品公司-美国-2009 等影片和资料之后，了解到高科技残酷无情的另一面，和垄断公司对利润的追求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之后，依然如故。

　　直到近年对美国农业有了进一步认识，才明白，这只是个美丽的误会。

　　一、

　　根据相关统计数据：《国家数据-年度数据-就业人员和工资-按三次产业分就业人员数》国家数据中国2007年第一产业就业人员3.07亿人，耕种了约18亿亩耕地（播种面积22.66亿亩），人均耕种约7亩耕地。美国劳工部统计的常年农业从业人口（farmers）为200万人，经营约200万个农场，常年耕地面积约24亿亩，平均每个农场耕地面积高达1200亩。以色列2012年全国有270个基布兹组织，成员总体有12万人，平均每个基布兹有450名成员，拥有约7500亩土地，人均16.7亩（以纯农业从业人口计，人均100亩）。再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2007年统计数据（《各国农业产值列表》http://zh.wikipedia.org/wiki/各國農業產值列表）及相关数据：

　　中国18亿亩耕地、3亿农业从业人口生产了3864.48亿美元农业产值，亩均农业产值214.7美元/亩，人均农业产值0.13万美元/人；

　　美国24亿亩耕地、200万农业从业人口生产了1846.99亿美元农业产值，亩均农业产值77.0美元/亩，人均农业产值9.24万美元/人；

　　印度25亿亩耕地、5亿农业从业人口生产了1757.48亿美元农业产值，亩均农业产值70.3美元/亩，人均农业产值0.04万美元/人；

　　日本0.7亿亩耕地、260万农业从业人口生产了156.76亿美元农业产值，亩均农业产值222.4美元/亩，人均农业产值0.6万美元/人；

　　荷兰1200万亩耕地、约22万农业从业人口生产了96.05亿美元农业产值，亩均农业产值800.4美元/亩，人均农业产值4.37万美元/人；

　　丹麦4000万亩耕地、约8万农业从业人口生产了54.34亿美元农业产值，亩均农业产值135.8美元/亩，人均农业产值6.79万美元/人；

　　以色列600万亩耕地、约10万农业从业人口生产了17.83亿美元农业产值，亩均农业产值297.2美元/亩，人均农业产值1.78万美元/人；如果纯以基布兹组织计算，则是以200万亩耕地、约2万农业从业人口生产了7.13亿美元，亩均农业产值356.5美元/亩，人均农业产值3.56万美元/人。

　　注：1、此处美元为国际元（InternationalDollars），是以1999年至2000年之美元为基准计算的虚拟美元。为便于比较，后面未作说明的产值均排除通胀和汇率因素以此为准。2、世界银行有最新的数据，因口径问题有差异，但大势大致相同，有兴趣：Indicators | Data

　　二、

　　如果不考虑土地生产率只考虑劳动生产率，每个农业从业人口高达9万美元的产值毫无疑问是令人惊艳，傲视群雄的！这也是“美国农业当然是高科技、高收益、高效率农业的典范”的基础。

　　但是，

　　200万“farmers”的正确翻译是农场主，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农民，或农业从业人口。美国家庭农场平均耕地面积1200亩，农忙时即使大量使用农机也无法兼顾，而且，尤其是以水果、烟草、蔬菜为代表的各种经济作物的育苗、移栽、采收等环节要求精细管理，在高度智能化农业机械问世之前，依然需要大量季节性劳工。

　　所以，除了农场主及其家人外，美国农场的运作常常也需要雇佣劳动力，即农场工人（farmworker），但在美国的人口统计中算为工人（worker）。因为他们大多是流动性很大的季节性雇工，且绝大部分是来自墨西哥以及中南美洲等地的移民、持H-2签证的外国工人、或非法移民，所以没有很确切的数据。但粗略估计加州就超过60万人（美国劳工统计局数据33万人），而仅北卡罗来纳州烟草农场工人与雷诺公司谈判时提供的该州烟草农场工人就达3万，全美有210（劳工统计局数据）~500（研究人员抽样估计数据）万农场工人（farmworker）。

　　中国有联合收割机等季节性农机流动作业，美国也有季节性农场工人流动作业。

　　以200万“farmers”+400万“farmworker”=600万农业从业人口计算，美国人均农业产值从9.24万美元/人下降到了3.08万美元/人。

　　此外，根据美国劳工部1995年的一项抽样调查，美国的农场工人70%出生于美国本土之外，1/3以上是非法劳工，童工现象也很严重，大概有8%的17岁以下的童工。在过去的十几年里，非法劳工和童工的比率一直在持续上升。西班牙《起义报》报道2009年美国约有40万儿童从事合法的农业工作，其中绝大多数是西语裔。美国农场工人就业培训计划主席戴维斯·斯特劳斯称，数十年以来一直有年龄低于8岁的儿童从事此类工作，而且他们在工作过程中使用的是锋利的劳动工具和危险性极高的农药。该机构领导委员会主席厄尼·弗洛里斯表示，美国因从事农业工作而死亡的人口中有20%是儿童。同时，非法劳工的收入水平远远低于美国法定的最低工资，加州的农业重镇Fresno是美国城镇中人口贫困率和营养不良率最高的，就是因为聚居在这里的大量农业工人收入极低。而正是因为有了他们，美国这种农业模式的运行才得以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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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让美国农业的光环顿时暗淡无光。

　　三、

　　褪去“劳动生产率”这个光环后重新审视，我才发现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高风险、高补贴的美国农业问题严重，正紧随美国走上这条路的中国农业也必须尽早改弦易辙。

　　首先，高投入、高消耗。美国农业实质是一种“能源转化系统”，其功能是把不能直接消费、不能再生的能源和资源变为可供消费的农产品，从投入到产出再到加工、储运、销售，整个过程都是靠不可再生资源特别是石油来支撑的。美国每年生产的3亿多吨粮食，须消耗石油6000~7000万吨、钢铁约800万吨、化肥（折纯）约4000万吨，广义农药（原药）100万吨以上。1990年以前的30年，美国粮食单产提高77%，而能耗却增加了6倍；1990年之后20年，粮食增产1倍，而农业消耗能量增加了3倍。现在，美国农业是世界上耗能最高的农业，每生产1卡的食品需要额外投入0.2~0.5卡的能量，如果世界各国都采用美国农业生产方式，那么占全球目前消耗量50％的汽油要用来生产食物。

　　其次，高污染。美国农业过分依赖化肥和农药，导致了土壤恶化和环境污染。美国31个州存在化肥污染地下水的问题，衣阿华州大泉盆地在1958—1983年的25年间，地下水中的硝酸盐浓度增加了3倍。大面积的连年单作，加之长期的机械耕作，平均每年有31亿吨土壤流失，每生产一蒲式耳的玉米就要因此流失—蒲式耳的表土。美国中西部一带农田的表土，早年普遍深达1.8米，是世界上罕有的肥沃土壤，目前局部表土只剩下0.2米。同时，由于不恰当的灌溉方式以及化肥施用，有5500万到6000万公顷的土地在过去五十年里因盐碱化而土质退化严重。化学化的农业还有一个效益递减的问题。以美国玉米为例，1980年平均每施用一吨化肥可以收获15到20吨玉米；到1997年，每施用一吨化肥只能收获5到10吨玉米。

　　（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今天的中国并更为严重：由于土壤有机质的减少和土地生态系统的退化，农民必须使用更多的化肥、农药才能维持同样的产量，再加上化肥和农药价格节节上涨，使得农民要不断增加资金投入才能保持同等收入，这其实也是近年“三农问题”的原因之一。）

　　要知道，这还是美国有大量可耕地进行轮休轮耕的情况下，如果原本就是沙漠的以色列，或人均耕地仅1.4亩的中国长达半个多世纪如此，可能早已无法容人类生存。

　　再次，高风险。产业化大农业带来的大规模单一化的种植，也使得一些病虫害的大规模爆发即使在农药的施用下也无法控制。1970年美国玉米因斑病菌大流行（southcornleafblightepidemic）15％的玉米产区颗粒无收，减产1650万吨。究其原因，传统农业使用众多的本地品种，而现代农业片面追求高产，一个品种种植面积占全美85％以上，但该品种容易受玉米斑病菌T小种的感染，最终导致了不可控制的病害爆发。在作物和家畜方面都是如此。由于新品种的单一性和工业产业链的连续性，一旦受到病原体的危害，灾难将可能是全球性的，尤其是在孟山都、先锋等巨无霸公司控制了全世界种子（含亲本）、农业化学品市场一半的今天。所以，20世纪中叶以后，一系列危害食品安全的食品污染事件接连发生，疯牛病、恶性大肠杆菌和二恶英污染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例子（详见纪录片：《食品公司》食品公司-美国-2009 ）。

　　最后，高补贴。美国对农业实行高额补贴，被纳入农业补贴范围的农产品包括玉米、高粱、大麦、燕麦、水稻、大豆、油料、棉花、奶类、花生、糖类、羊毛和马海毛、蜂蜜、苹果、干豆类等大约20种，几乎涵盖了所有大宗农产品。2000年，美国农民净收入总额547亿美元，其中257亿美元来自联邦政府的直接补贴，补贴额占净收入的47%。2001年，美国对农业各种形式的直接间接补贴总额是953亿美元，进入农场主口袋的占农场农业总收入的11%，占农场农业净收入的42%，平均每个农户每年能从政府那里得到1万多美元补贴。而“2002年农业安全和农村投资法案”在2002—2011年向农业提供了1900亿美元的巨额补贴，比原有的《农业法》所确定的拨款额度增加了近80％。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由于美国政府财政吃紧，奥巴马政府决定削减农业补贴。但联邦政府2010年的各项农业直接补贴仍高达270亿美元，2011年为233亿美元，2012年的财政预算则为238亿美元。《欧美农民种田为何能得到大量补贴？(组图)-欧美农民种田为何能得到大量补贴？(组图)-搜狐滚动》这种高补贴政策和低价粮食倾销的后果就是：发展中国家的农民收入下降，农业再生产和提高能力大为削弱，最终引发农业生产和粮价动荡，甚至政局动荡。

　　美国农业实质上是资本、技术和能源密集型农业，即采用现代化的设施及农业机械装备，依赖大量地投入化学肥料、农药、杀虫剂、除草剂，用高投入换取高产出，这在一定程度上违反了作为自然再生产和经济再生产相结合的农业本性，不可避免地造成环境污染、水土流失、病虫害持抗性增加、品种资源单一化等一系列问题。尤其严重的是能量的“投入产出比”随着投入的增加反而下降。这种农业模式陷入了经济和生态的双重困境：资本替代土地的结果是大量的能源消耗、巨额投入和沉重的财政负担，并造成环境污染和生态灾难；资本替代劳动力的结果是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但导致了失业、贫困和两极分化。

　　这种所谓的现代农业，如果没有大量化石能源的支持，只怕也会同样面临朝鲜农业的困境，所以注定是不可持续的，是不值得中国农业效仿的。

　　注：生产的诸多要素（资本、土地、劳动、科技等），从理论上讲是有一个大致的科学投入比例，才能实现高效、高质、环保地生产和发展。但在有时，为了达到最大利润，采用不适宜、不科学的技术手段牺牲环境、耕地潜力和社会发展潜力，例如过度使用化肥农药、过度压榨劳动等，片面追求单位面积或单位劳动的高产量、高产值，就是“资本替代土地”或“资本替代劳动力”。

　　四、

　　1、美国农业的优势在于高补贴、高科技、高度机械化、高度规模化之下的高效率农业。

　　2、但美国农业的高效率是建立在没有把生态、耕地等自然资源——不需支付成本或成本很低的自然资源纳入核算体系之上的高效率。当然，这也是美国得天独厚的体现之一：耕地资源极丰厚，生态容量很大，容许他们挥霍一时。

　　3、美国农业的核心问题在于垄断公司、资本力量对农科研究方向和农业发展方向的控制，即使不考虑对各发展中国家农业生产的影响，也不考虑美国农业长远发展和生态问题，仅仅考虑美国国内当前，也造成了巨额补贴全肥了各垄断公司，真正的生产者受益极少却只能为了这微末小利沦为垄断公司的工具人。

　　当然，美国农业再不环保，再不高效也是美国自己的事，只要中国认识到其局限性就与我们无关。

　　但是，利用美国农业的高补贴、高技术、高度规模化等优势，通过低价倾销粮食，在赚取了巨额利润的同时，美国三大垄断粮商ADM、邦吉、嘉吉在2000年前后完成了垄断整合，控制了全世界2/3的粮食交易量（加上法国路易达孚则是80%）。另一方面，孟山都、先锋等巨无霸公司则控制了全世界种子（含亲本）、农业化学品市场一半！

　　不谈什么阴谋论，仅是财团粮商对利润的追求就已经很危险了。2005年ADM、邦吉、嘉吉借口粮价过低推动美国通过《国家能源政策法》，在生态的旗号下每年上亿吨的粮食被转化为生物能源。结果，2008年在世界谷物产量较上一年度增长2.6%，较2004年度增长17.7%（世界人口增长率约1.3%），达到创纪录的21.64亿吨的情况下，全球小麦价格较三年以前上涨幅度高达181%；作为全球大米价格基准的泰国大米（破碎率5%）在已经较常年大幅上涨的基础上，2008年03月27日，1天内从580美元/吨涨到760美元/吨，涨幅超过30%；泰国100%B级白米离岸价最高时超过1100美元/吨，达到2004年价格5倍以上。1年之后粮价才回复到正常水平。

　　自古有云“谷贱伤农、谷贵伤民”，稳定、适中的粮价虽然让粮商们没有操作空间，却是国家稳定发展的基础。而在垄断粮商所导演的这场粮价陡升急降的大剧中，各发展中国家的农业生产受到了沉重打击，这也是中国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粮食安全”的原因。

　　基于同样的原因，我支持研究和利用转基因技术，但我反对由孟山都、先锋等商业垄断公司主导的转基因，更反对由他们主导的以垄断公司利润为目的、以化学农药为核心的简单粗暴的植保技术路线。

　　世界农业在受惠于美国农业模式的高技术等的同时，受其之害更甚。

　　五、

　　以色列、荷兰、丹麦的农业发展道路才是我们应学习的方向。

　　目前，世界上发达国家的现代农业主要有两种发展模式：地多人少的国家，如美国、加拿大，以家庭农场为独立经营单位和市场主体，实行规模化农业，主要着眼提高单位劳动生产率，以大面积耕地、大量资金和技术投入在尽量少劳动力上获得高效益，所以规模化农业更易实现更高的人均利润；地少人多国家如以色列、荷兰、丹麦、日本，则实行集约化农业（丹麦乳畜草种业产值约占农业产值4/5，情况有不同），以合作社为市场主体，主要着眼提高单位土地生产率，以密集、深化的劳动投入和资金技术投入在小面积耕地上获得高效益。

　　两者最大的差异在耕地和劳动的单位投入密度上，而不是规模，部分集约化农业的整体规模甚至远大于规模化农业。

　　集约化农业所谓“集约”，是相对“粗放”而言的，“集”是劳动、技术和资本这类“人为”方面的密集、深化，“约”是原材料和自然资源的简约、节省。集约应表现为生产要素质量的改善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合理配置各项生产要素，使其得到最佳组合和最优利用，以获取最佳经济效益。

　　在这方面，以色列、荷兰、丹麦、日本都值得我们学习，即使是日本，其农业协会的运作模式亦有可参考的地方。而其中起点最低，自然条件最恶劣，发展最快最好，对政府补贴依赖最少的是以色列农业。

　　在美国高补贴农业的压力下，发达国家对农业补贴实际已经成了常态，否则其本土农业就只能破产。例如：2010年，欧盟农业发展项目支出570亿欧元，其中390亿欧元是对农民的直接补贴；法国的补贴标准是：每公顷农田每年补贴400欧元，每养一头牛每年补贴300欧元，另外还有很多其他补贴项目；2011年荷兰在欧盟共同农业政策支持9.8亿欧元之外再安排农业预算5亿欧元，用于农业知识创新、温室投资补贴、青年农场主投资补贴等，加上其它担保、保险、优惠贷款等补贴后，平均每公顷耕地每年补贴超过2000欧元。日本不仅形形色色的补贴项目高达约470种，如大米种植户每公顷可获高达30万日元的农业补贴，并且还有超高的农产品关税壁垒，例如大米的进口关税为778%，乳制品进口关税为360%。唯一的例外是以色列，他们在农业保险补贴（作物风险保险基金）和科研扶持之外基本不直接补贴农产品和农户，农业却能自济平衡和稳定发展，每年生产的蔬菜、瓜果、花卉大量向欧洲出口。

　　六、

　　当今世界的农业发展，无一不依赖于政府补贴和扶持，但怎么补贴和扶持是个关键。以色列政府补贴和扶持主要是免费帮合作社（基布兹和莫沙夫）建立农技中心。能拥有从属于农业生产组织自身的农技研究推广中心，实现“科研与一线生产紧密结合”，这是合作社相对于家庭农场最大的优势。

　　首先，家庭农场不可能有自己的农技中心。家庭农场以家庭为经营单位，没有能力长期雇佣达到一定数量的专业人员从事研究推广工作，所以只能依赖于商业公司提供的技术服务。

　　其次，农业生产和农科研究推广必须紧密衔接才更利于农业发展，而商业公司下属或（政府的）独立农技中心与农业生产的衔接紧密程度肯定比不上合作社下属农技中心。

　　最后，商业公司的利益与农业农村综合效益、长远发展的要求并非完全一致。在依赖于或需借助商业公司提供的技术服务的情况下，谁来主导方向就成了关键。一种情况：如中国、美国，是数亿农民或200万农场主对数十大型商业公司（含进入国内市场的外国公司，后同）；另一种情况：如荷兰、丹麦，是十来家全国联合的合作社对数十大型商业公司。而在这种博弈中是哪方的组成数量少，哪方就更易协调立场最大地争取利益；如果其中一方有垄断巨头更是胜负已定。所以，这两种情况下分别是谁能主导方向不是一目了然吗？

　　更不用说合作社下属的农技中心和商业公司下属的农技中心会围绕谁的利润而工作的问题了。

　　一旦农科研究方向由商业公司主导后，如果没有政府的正确、清醒、强力的行政介入和巨额资金投入来纠正农科研究方向，农民就只有虚假的选择权利了。

　　如果有足够的利润，没有需求商业公司也会创造需求；如果没有利润，商业公司就会无视政府的要求和农民的需求。再符合农业农村长远发展要求的低价、高效、安全的技术，即使农民效益再高，只要商业公司没有利润或不好找利润切入点，他就不可能投入人力物力财力去研发、推广这个技术。

　　例如，面对绿色农产品的需求。一方面，在小众农产品上，商业公司可以妖魔化农药、化肥、转基因，通过炒作来创造需求，以销售价格极高的“生态产品”。另一方面，在大众农产品上，商业公司可以研发并提供“高价高效低毒低残的绿色农药”的选项，但不会提供“高效廉价安全的农业综合防治方案”的选项；虽然后者可以大量生产真正绿色的大众农产品。

　　原因就是在“农业综合防治方案”中商业公司没有利润或不好找利润切入点：利用金小蜂防治越冬红铃虫，利用赤小蜂防治蔗螟，利用苏芸金杆菌防治玉米螟和粘虫……等，必须配套综合防治方案且效率太高以至利润微薄（某些情况下几亩地的农药钱就能管数十上百亩，有时还能重复利用），所以商业公司利润只能依靠收取综合防治技术方案的指导服务费。但收取指导服务费又必须向每个家庭农场派遣“半常驻”的技术服务人员实地指导及时应对各种情况，实现另一种形式的“科研与一线生产紧密结合”。可由此增加的巨额人员费用又将吞噬商业公司利润，而且指导服务费也不见得能一直收取；远远不及单纯研发推销各种“绿色农药”的利润稳妥丰厚……极端一点，如果改变耕作制度、实行轮作和间作套种、选用优良品种、调整播种期、合理肥水管理、消灭病虫草源、生物防治、科学节制用药等，就能基本控制病虫草害的技术方案完全成熟并全面推广开，虽然农民短期和长远效益都将大幅增加，但农药销售产值和植保方向商业利润都将至少下降一半。所以如美国的高科技、规模化农业，也没有商业公司尽力研究和推广农业综合防治技术。以至其研究应用水平并不比中国高多少，远不能与其“高科技农业”相称，所有商业公司的植保方向业务全都走向了“绿色农药”的“阳光大道”。

　　从属于农业生产组织自身的农技研究推广中心，可以与一线生产无缝衔接，研究推广服务人员工作的核心部分是在农场、田间、果园完成；而非在商业公司办公室、试验田或培训中心进行决策、研究并把他们的成果推荐给农业经营者，甚至只是围绕商业公司的利润而工作。这显然更能高效、实用、适时地针对长远发展的需求和具体生产条件、制约因素开发新技术并进行试验、示范、推广工作。从现实来看，以色列、荷兰、丹麦等国的农业合作社或合作社的下属公司基本都有自己的农技中心；基布兹等合作社的下属企业：耐特菲姆公司、Bio-Bee公司等等，他们因应以色列恶劣气候的科研方向和应用，如良种培育、生物防治、水肥药一体化滴灌、保护地栽培技术（精准控制湿度减少病害等），等等，证明了：他们立足于农业长远发展和综合效益而非公司短期利润的科研方向明显优于被孟山都、先锋等垄断巨头主导的美国农业。

　　七、

　　以色列主要农业组织形式是基布兹和莫沙夫。此外占农村人口约43%的“个体户”（主要为阿拉伯人、德鲁兹人）产值约占全国农业总产值15%，人均产值和亩均产值均远远低于前两者。年均降水量仅300毫米的以色列如果没有高效、系统的灌溉工程将只会是一片荒漠。

　　基布兹，是希伯来语“团体、集体”的意思。以色列政府《合作社团登记册》规定：基布兹是一个供人定居的组织，它是在所有物全体所有制的基础上，将成员组织起来的集体社会，没有私人财产。它的宗旨是在生产、消费和教育等一切领域实行自己动手、平等与合作。简单地来讲，基布兹就是一个公有社会，成员共同劳动，按需分配，实现内部民主和平等，“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外部人员加入基布兹，必须充公其财产，基布兹成员外出打工，收入也归基布兹所有。

　　基布兹曾在以色列建国初发挥了极重要和不可替代的作用，现在以占农村人口约24%的12万人生产了以色列全国农业总产值的40%，工业总产值的9%，国民生产总值的12%，出口创汇的6.5%。基布兹工业产值已远远超过其农业产值。近年，基布兹大力发展工业、商业、休闲旅游业，下属的耐特菲姆公司、伯尔梅特公司等更发展成了大型跨国企业，有些基布兹的农业产值甚至只占到总产值的4%。并为适应新的经营管理模式，逐步废止“所有物全体所有制”、“不雇佣基布茨成员以外员工”等这些即使在人民公社看来也是“极左”的东西。基布兹在改革中继续发展。《基布兹_百度百科http://baike.baidu.com/view/1963322.htm 》

　　莫沙夫，是一种农业合作组织，既是一个行政村又是合作社，具有社会服务和经济管理的双重功能。莫沙夫的原则为：(1)土地国有；(2)家庭是农场的基本生产单元；(3)成员须互相帮助，服从于集体利益；(4)莫沙夫统一销售农产品，并向农民提供现代农业生产技术和设备。社区的主导思想是：相互支持、相互负责，莫沙夫成员取得酬劳多少完全凭熟练程度和个人努力，须为合作社和社区服务支付费用。现今，以色列大约有450个“莫沙夫”，以占农村人口约33%的17万人生产了以色列45%以上的农业总产值。《莫沙夫_百度百科http://baike.baidu.com/link?url=JTAWVe65BAcWbKi1mCyPsMd3zhGQKvcyOdDUo7tDFYLNL_WVXLpOVZR3SP99-rtTG5n3zJYVBBaSTWXFrjyi_K 》

　　八、

　　荷兰农业对当前中国农业合作社的发展具有很强的借鉴作用。荷兰农业的根基是在数量众多农户基础上联合发展的合作社，构成荷兰高度发达的现代农业体系中最坚实的微观制度支撑。合作社在荷兰的发展历史长达150年以上，在长期的合作发展中，一方面农业合作社和农户形成了稳定性很强的全产业链发展、全过程的利益分享机制，有效增强了对农民参与合作社的经济激励；换言之，农民参与合作社不仅在技术服务、生产资料供给和农产品销售方面能够直接获益，而且可以通过与合作社的交易量的利润返还，分享分选、仓储、加工、包装等产业环节的价值增值；另一方面，荷兰农业合作社发展稳定，产业规模持续扩大，形成了对农业新技术和新装备旺盛、稳定和持续的需求；这种需求与荷兰自己全球一流的农业大学、种子公司、农业装备生产企业结合后，就能够不断创新推出农业新技术和新装备满足合作社的发展需求；而农业合作社又能够协助农场高水平地吸纳和集成各种先进农业技术及装备。在这中间，荷兰农业合作社成为科研机构、农场、市场、政府之间协调和紧密连接的通道。

　　以荷兰皇家菲仕兰合作社为例：农户自发组建大规模合作社，合作社的各级管理人员和重大事宜决策，均通过会员投票表决。合作社通过组建加工、销售的公司，向产业链下游发展，以工业和商业利润反哺农业。集体所有的合作社是下属跨国公司（荷兰皇家菲仕兰公司）唯一的股东，高管的任免和考核由9名会员代表和4名外部专家组成的公司监事会负责。而荷兰皇家菲仕兰公司的首要目标就是帮助奶农获得更高收益和长远利益。合作社会员的鲜奶必须全部卖给合作社，另外每年合作社会把利润的55%分配下去，剩余的45%用以发展合作社。通过合作社的组织和资源来确保奶农获得可观的收入。同时合作社还可以给那些生产出高质量牛奶的奶农一些财力方面的激励机制，也给那些产品质量做的不好的奶农进行经济的惩罚。根据全体会员表决通过的决议，在菲仕兰合作社，奶农第一次严重质量违规，合作社对其做出的罚款和赔偿相当于这个家庭农场全年营业额的3%，全年净收入的15%。两次严重质量违规，将被终止合作社成员资格，从而彻底逐出奶牛养殖业。艾维贝合作社公司等也与之类似。

　　荷兰农业合作社成功的关键是：①有授权合作社立法，关于合作社的架构应如何建立以及合作和应如何运作的规则虽少但却很明确。这一法律框架可以对成员进行有效管理，并为创新内部治理提供了空间，以维持甚至加强成员对合作社的控制。②成员具有同质性，合作社定位明确，且制定了明确的战略。成员的异质性越小，影响成本问题越低，决策过程的效率越高。虽然合作社享有民主决策的好处，但它们需要尽可能减少异质性，以保持高效率的决策。③积极应对变化和竞争，创新内部管理方式，得以维持有效的成员管理，在开展合作社之间的合作和建立、解散联合社方面采取了务实的态度。

　　现在荷兰农业合作社的公司化发展趋势十分明显，是其应对市场竞争不断加剧的共同选择。究其主要原因是传统合作社在市场竞争加剧条件下存在三方面局限性，一是因满足社员民主需求而导致决策效率相对较低；二是因要求社员平等而导致聚集资源的能力较弱；三是因社员主要为世代务农的农民而导致专业人才严重匮乏。因此，日常决策交由效率更高的公司承担，可以有效弥补传统合作社低效率民主决策制度的不足，显著提高合作社的市场适应性和竞争力。与此同时，公司化发展增大了合作社的开放性，不仅能够实现多元化发展资源的有效导入，而且专业经营管理团队的进入也可以很好弥补合作社发展中的人才短板。

　　九、

　　丹麦农业除因地理气候历史原因而产业发展方向不同，乳畜草种业产值占到了农业产值4/5，导致其亩均农业产值偏低外，其成功之处与荷兰极为相似。丹麦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始于19世纪末，几乎所有的丹麦农民都是某个专业合作社的社员（股东）。合作社通过对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和产业组合，实现了大规模的分工、分业生产，把分散的农户经营活动融入了一条龙的生产经营体系，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整体效应和规模效应。同时，它们与其他农业组织一道，共同组成了一个半官半民性质的农理会，代表农户与政府、议会以及其他产业协调关系，并由之直接影响国家的农业政策。农理会下设9个专业出口公司，控制全国农产品的出口。

　　日本农业合作社也有相近的功能，但因其社会、历史因素并且过于政治化，成效远不及荷兰和丹麦。

　　十、

　　很多人没有理解基布兹模式真正的积极意义所在。对中国而言，基布兹模式最重要的是：一是提供了如何依靠“科研与一线生产紧密结合”，克服恶劣自然条件实现农业发展的参考；二是提供了如何实现同时具有高水平耕地生产率和高水平劳动生产率的参考；三是提供了如何实现“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农村农业人口就地工业化的参考。

　　从我前面贴的多国农业生产率的对比就可以看出：

　　自然条件恶劣的以色列在劳动生产率达到日本3倍、中国13倍、美国60%（含季节性农场工人）的同时，耕地生产率达到了美国的4倍，比以精耕细作著称的日本和中国还高1/3！

　　如果纯以基布兹计算则是劳动生产率比美国更高的同时，耕地生产率比日本和中国还高60%。

　　1、为什么美国如此高的补贴、投入、科技，最后耕地生产率却仅有以色列的1/4？

　　因为在“密集投入劳动、提高耕地生产率”与“扩大耕地经营规模、提高劳动生产率”中，后者更易实现人均高利润，所以，私有农场往往只关注后者而忽视耕地生产率；只有基布兹模式和农户以资金、土地、劳力（!）入股的紧密型合作社才有动力、潜力、能力去整合资金和劳动实现劳动的密集深化，去通过“农、工、贸”一体化、“就地工业化”来充分地组织和投入劳动，提高耕地生产率。

　　2、为什么只有紧密型合作社（基布兹）模式才有动力、潜力、能力去提高耕地生产率？

　　首先，“动力”。在这种模式下人力资源同土地、资金一样是合作社的重要资产和资源，不可能象私有农场一样把人看作利润的分享者而因单位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减少劳动力数量，所以有“动力”去提高耕地生产率。

　　其次，“潜力”。农村、农业有水果、蔬菜、药材、鲜花等种植业和农产品深加工、配套工业等劳动密集型工业，这些产业存在大量、短期、无法用农机完成的劳动需求，可以容纳剩余劳动力，延长农产品产业链，减少中间商环节，增加产品价值和利润；同时还具有比规模化农业更大的规模优势（美国农场平均1200亩，基布兹平均7500亩），所以有“潜力”提高耕地生产率。

　　最后，“能力”。这种模式不同于家庭农场和经营联合体、农业协会等松散组织形式，可以深度整合土地、资金和劳动实现劳动的密集深化，可以拥有从属的农技研究推广中心实现“科研与一线生产紧密结合”，所以有“能力”去提高耕地生产率。

　　高度智能化农机出现以前，面对农业生产中大量、短期、无法用农机完成的劳动需求，在美国农场只能使用季节性农场工人流动作业之时，在小户经营只能是闲时闲死忙时忙死之时，基布兹却可以通过统筹安排各种农作物的播、收期，延长农产品产业链，合理协调农场工人在农田和工厂的劳动，避免闲时闲死忙时忙死，通过对耕地和劳动的最佳统筹利用提高产值、利润，这就是紧密型合作社（基布兹）模式的最大优势。

　　3、当然，基布兹是以经济作物为主，但并不是说这种模式在粮食生产上就没有优势，例如，要以“农业综合防治方案”取代“简单粗暴的化学手段”，粮食作物要规范、规模化地采用“玉/薯/豆/麦/菜"等作物的轮、间、套作，以增加资金、技术和劳动的投入，来提高土地利用率，提高产量和品质，减少病虫害；要合理利用农闲时间以农产品加工来延长产业链，由出售粮食改变为出售精米、精面、方便面、方便米饭，增加产品价值和利润并使其留在农业农村农民手中，就只有在规模化和集约化兼具、并有“就地工业化”能力的紧密型合作社（基布兹）模式中才可能实现。

　　也许“科研与一线生产紧密结合”和“耕地生产率最大化”在其它合作社模式下有可能实现，而对中国意义重大的“就地工业化”则只能在紧密型合作社（基布兹）模式中实现。

　　十一、

　　中国农业农村的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只能基于这样的基本国情：“人多地少钱少”。

　　一方面，《中国发展报告2010：促进人的发展的中国新型城市化战略》测算，每年为解决2000万“半城市化”农民工的市民化需投入2万亿元。因为历史欠账，实际每年约1000万人已经是新吸纳农民工市民化数量的极限，从一、二线城市向三线甚至四线城市蔓延的交通拥堵，房价高涨，医疗教育资源紧张等等情况都证明了这一点。在没有足够充分的准备（工作、住房、教育、医疗）前，农村人口城市化浪潮的过早和超常规模的来袭将是场极为恐怖的灾难，它将轻易制造出十倍于印度的贫民窟！所以，中国应力求以“城镇化”取代“城市化”，以“就地工业化”分流、吸纳部分原计划拥入城市的人口，分散、分担超负荷的城市压力，避免出现贫民窟和至少部分解决“农民工问题”，最终实现留乡和进城农民都能完整地享受城市居民享有的国民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社会救助、住房保障。

　　另一方面，我国现有农村人口近7亿，以每年2000万人的城市化进程，考虑到农村人口增长高于全国平均的情况，在30年以后也仍可能有1亿多农村人口。

　　而两相比较，在最理想、最极端的情况下，如果采用以色列模式，以集约化、产业化、机械化和“就地工业化”的合作化生产，我国农村18亿亩耕地可以提供0.2亿个高标准就业机会，如果包括就地工业化的合作社可容纳1.2亿人（按基布兹比例计算）；而采用美国模式最多只能提供150~200万个高标准就业机会，如果包括廉价的季节性农场工人也不到600万就业机会。

　　中国人多地少钱少的现状决定了中国必须尽可能地精耕细作，在土地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中更重视前者。说白了，就是在有限的土地上尽可能提高产量产值，多安置人口。

　　一切农业产业发展升级的构想都必须以此为前提，否则就是空谈！

　　十二、

　　要以密集、深化的劳动投入和资金技术投入在小面积耕地上获得高效益，其核心在于正确的科技发展方向。

　　所谓“正确的科技发展方向”，是指农业科技发展不应只关注产量或利润的提高，更要把农业生产过程中资源配置效益的提高置于一个核心的位置。

　　例如，仅把化肥由表施改为深施就能增加50~100%的肥效；在不增加化肥用量的情况下采用配方施肥一般可增产8%～15%；农业节水技术对提高农田水分利用率的作用十分明显，传统的土渠输水渗透损失占引水量的50%～60%，而如果采用地埋软管输水灌溉，则可节水43%；水稻品种50~70年代由高秆品种改为矮秆再改为中秆品种，和70年代中后期杂交水稻选育推广，由于光合效能、抗逆能力、收获指数的提高，结合其它因素在不增加投入的情况下，单产可增产20~30%。

　　再如，小麦和大麦轮作可减轻小麦的梭条花叶病和大麦的黄化花叶病；小麦、水稻水旱轮作能减轻小麦全蚀病的发生；适当灌溉可抑制传毒蚜虫；棉花田增施钾肥可减轻叶茎枯病的发生；水稻苗期控制氮肥使用，可控制稻瘟病和白叶枯病。利用大红瓢虫防治柑桔吹绵蚧，利用白僵菌防治大豆食心虫和玉米螟，利用金小蜂防治越冬红铃虫，利用赤小蜂防治蔗螟，利用苏芸金杆菌防治玉米螟和粘虫……等生物防治措施也相当安全高效。这些通过改变耕作制度、实行轮作和间作套种、选用优良品种、调整播种期、合理肥水管理、消灭病虫草源、生物防治、科学节制用药等措施控制病虫草害的农业综合防治技术方案，比简单粗暴的化学手段好得多。

　　以上成功的案例值得我们在今后进一步发扬和学习，国家应大力支持优良新品种、农业节水技术、农业综合防治技术、可用于间套作的农机技术等等的进一步发展和推广。

　　十三、

　　但正确的科技发展方向和高效的农技推广体系，正是现在中国农业最为缺乏的。

　　自建国以来70年，中国农业增长的基础完全建立在工业化之上——化肥、农药、农膜、良种等的推广、普及，等等。但在基层农技推广体系基本崩溃后，其空间多被形形色色、大大小小的商业公司占领。先不说乡村门市销售人员素质良莠不齐、只坐店经营不到田间地头等问题，仅是农科研究机构被商业公司主导，农科研究由与生产一线结合变为与市场营销结合，就已经让“正确的科技发展方向”已相当困难。没有政府的引导、支持、补贴，没有农业生产一线的参与、协作，在利润驱使下，商业公司的农科研究和农技推广行为就只会引导农户更多地、无上限地增加投入化肥、农药和各种农机具等生产要素，而不是“合理配置各项生产要素，使其得到最佳组合和最优利用……”。结果就是现在中国农业在有美式的高劳动生产率之前就有了美式的高消耗，能量的“投入产出比”逐年下降，甚至亩均化肥、农药用量已远高于美国，土壤污染和退化愈演愈烈……以消耗6000万吨化肥（折纯）200万吨农药（原药）260多万吨农膜为基础年产6亿多吨粮食，这是中国工业的骄傲，却是农业的耻辱。

　　事实上，“三农问题”的根源正是小农经济的低效率，包括自给自足、封闭保守、土地分割细碎、生产单位小散多对农技推广和产业结构调整的阻碍。种植规模过小必然造成种植、交易和产业升级的单位成本过高，仅靠种粮（甚至包括部分经作）根本不足以维持生计，更无力实现农业农村的发展和提高。

　　只有集约化、产业化、机械化、适度规模化的农场（合作社）才更利于农田水利、道路等基础建设，更利于农技推广和机械化作业，大大降低边际成本提高产量和效益；更利于控制农业面源污染，利于农产品安全和农村生态改善；才能跟上工业化信息化的步伐，快速地提高科技水平、生产水平。

　　“三农问题”并不是国家单纯地在农村农业投入资金就能解决的，工业反哺资金应该被用于促进土地流转，促进集约化、产业化、合作化农业，让小农经济在有序可控的情况下退出历史舞台（关键是应确保流转后失去土地的农民进入社保体系），而不是用于让小农经济苟延残喘。

　　十四、

　　正如前面所说，在科技和资本投入之外，“密集投入劳动、提高耕地生产率”与“扩大耕地经营规模、提高劳动生产率”之间，后者更易实现人均高利润。所以如果没有政府的支持、引导、补贴，放任自由之下（实质是在商业公司的引导下）中国农业走向集约化农业的可能很小。但以中国严峻的资源条件——人均耕地仅美国的1/10多，如果继续美国农业的道路，也许我们连改正错误的机会都没有。我们必须考虑如下问题：我们是应该努力维持目前低效率的小户经营格局？还是任由农户在利润驱动下逐渐走向美国农业模式？还是应该采取先发制人的政策措施来引导农民避免灾难？

　　依据“人多地少钱少”的国情，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切实可行的道路应该是也只能是自然资源节约、劳动和技术密集投入、精耕细作的传统技术和农业现代化技术相结合，采取高就业、低成本的技术路线。以提高土地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并举、提高土地生产率为主，探索生产能力强、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的农业发展道路。所以我们必须尽快做到：

　　1、高素质劳动者是集约化农业的基础，应把人力资源作为第一资源，大力兴建免费食宿的农村寄宿制中小学，保证所有农村适龄青少年上得起学，保证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不失学不辍学。同时结合发展现代农业的要求，加强对农民进行现代农业适用技术和职业技术培训，提高农民的科技素质，合作社和农协根据产业发展需要提出的农技和职业培训计划政府应予以补贴和支持。较大规模的合作社和农协由国家招聘列编技术人员常驻建立农技服务站提供技术服务，政府根据合作社（或农协）的绩效考核支付工资。

　　2、加大农业补贴力度，通过技术支持、政府补贴、优惠政策、法律规范促进合作社、农协的组建和健康运行，大力促进集约化农业。逐步推行农业保险补贴、粮食储备计划、生产控制、贸易保护和信贷支持等政策，建立和完善建农业信息发布平台、价格保护机制，扩大农产品的储备能力。

　　3、通过技术支持、政府补贴、优惠政策促进农科院所、合作社、农协和农场在科研、生产中注重将现代农业新技术与我国传统耕作、管理技术结合起来，例如采用复种、套种、精耕细作、田间管理和作物固氮技术，以及利用生物链防治病虫害的农业综合防治技术等。在吸收传统农业技术的基础上，把生物技术现代化作为农业现代化的首要技术决策，靠劳动密集投入的集约经营，走资源节约尤其是土地和水资源节约为主，以提高农产品的质量和专用性为目标的综合型技术进步道路，提高资源的利用率、转化率和生产力。

　　4、最后总结、强调一下，我认为，现在组建集约化农业的原则应该是：“法规明确、制度规范、自愿参加、自主经营、民主管理、形式多样、因地制宜、技术援助、政府补贴、保险保障”。

　　十五、

　　补充下农业组织形式的分类：

　　1、农场。通过转包、转让、入股、合作、租赁、互换等土地流转的方式组建家庭农场、企业农场，农场由“农场主”全权经营，风险全担。部分农民可以农业工人的身份获得工资或以土地入股获得分红。

　　2、经营联合体（也叫公司+农户）。由一个龙头企业和整个村庄或者一片村庄的农户结合成一个集合体进行农业生产。

　　例如奶牛、肉牛养殖，茶叶、魔芋、药材种植等都可采用这种形式。企业从农民手中购买产品，同时以优惠价格出售农资，并派技术员指导农民种植和生产。这样，农民因为大量种植或者养殖，生产资料的单位成本降低，相对效益增高，公司也因为有大面积的可靠的原材料基地而使业务保持很好的运转状态。双方可以因此结合为比较紧密的合作伙伴，在合作中双赢。

　　像此类的集约方式，还有大型批发市场这样的带动方式。比如在山东寿光一带，由于当地形成了全国影响的大型蔬菜批发市场，周围的农民纷纷进行蔬菜种植，也形成了相同的效应。

　　这种模式的缺陷在于，农户对企业处于绝对弱势，农户在联合体中的利益保障和联合体的稳定，都只能寄望于企业会立足于长远让利于农户。而且这种模式缺乏农户间的协作，所以又衍生出“公司+协会+农户”模式。

　　3、农业协会。凡自愿参加农业协会的农户，以土地作为加入组织的基本物质基础，协商决定产业发展方向，重大事项一事一议，事毕结算；协会除必要的运作经费、场地外无常备经营资金和资产。根据协商决定，由农业协会负责统一采购农资，提供技术咨询，并联合兴建、维护农田水利道路等基建；但各家各户仍自行种植、生产，产品包装分级后出售给农业协会，再由农业协会统一外售。

　　这种模式的优点是农户间有了初步的协作，在和企业协商时有了一定的发言权；缺陷在于无法对劳动、技术、资金等关键因素进行深度集约化，也不能对农产品进行深度开发。

　　4、松散型合作社。更进一步即松散型合作社，即在农业协会工作的基础上，共同出资购置效率更高，单家独户却无力购置的大中型农机共同或轮流使用，联合引进技术甚至邀请专家服务，联合申请注册商标；但各家各户仍自行种植、生产，产品出售给合作社，分级后以合作社品牌包装后统一外售。与协会的区别在于，合作社可以集体所有名义拥有经营性资金和资产，在授权范围内可进行设施建设、产业规划、品牌建设，投资、建立下属公司。但除技术指导、农资服务、质量督查、制度管理外，合作社通常不干涉农户的自主经营。

　　这种模式的优点在基本可满足同质性较高产业的发展需要；缺陷在于农户间协作深度仍然不足，不能实现复杂、严格、现代化的管理，不能满足异质性较高和较复杂产业的发展需要。

　　5、紧密型合作社。再进一步，可以采取紧密型合作社（公司）的方式进行农业集约。农户以资金和土地、劳力入股，按照协议确定股份，由全体股东大会及其授权人对所有土地、劳动力、农资、农机等生产要素全权规划、调配和使用，决定土地的综合利用方式和区域种植内容。

　　由于在经营比较复杂的经济作物和达到一定深度和规模的农业生产、加工时，农户需要进行科学、规范、精细的农业生产操作，这对农机和农民的个人素质要求都比较高，需要投入的资金也比较大。而且在生产的结束期，可以有更深的农产品加工或者销售，这也需要更复杂、严格、现代化的管理方式，不是简单的合作组织就可以协调。采用股份制的方式可以较好地协调好生产资金的支配和生产过程的监控。

　　最为关键的是，“提高单位耕地生产率”和“提高单位劳动生产率”中，后者更易实现人均高利润，所以其它模式往往更、甚至只关注后者。农场将因单位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减少劳动力数量，经营联合体、农业协会没有力量整合资金和劳动；其它模式都没有动力和能力去实现劳动的密集深化。只有农户以资金和土地、劳力（!）入股的紧密型合作社有动力和能力去通过“农、工、贸”一体化、“就地工业化”实现“城乡一体化”。

　　以上分类并不绝对，实际上还有众多的中间型和衍生型。例如：基布兹属于紧密型合作社的衍生型，莫沙夫属于松散型合作社的衍生型，而荷兰和丹麦则属于松散型合作社和紧密型合作社的中间型，日本农业合作社（农协）大多属于农业协会，部分属于松散型合作社和农业协会的中间型。

　　十六、

　　我虽然最为推祟紧密型合作社，可这一模式现阶段组建难度太大，还必须在法律和政策上予以进一步的促进、规范和保障。所以我理想中的农业发展道路是：农场、“公司+协会+农户”、松散型合作社等虽然各有缺点，但推进却相对容易，应是当前集约化农业的主力军。应该在法律和政策予以进一步促进、规范和保障的基础上，引导其深化整合发展，尤其是松散型合作社，可以考虑顺利运行几年后引导其在自愿的基础上向紧密型合作社过渡。此外，在探索避免高污染、高消耗美式农业道路的思路下，可在北方粮食产区组建注重环保、生态（如：采用间套作、农业综合防治等）的集约化、机械化、产业化的大型农场。

　　但更为残酷的现实是：

　　现在农业工作理论界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当提到现在农业的问题和出路时，几乎都认可土地零碎阻碍了农业发展，“小农经济”低效、阻碍技术进步，并且极不适应市场经济，认为农业集约化、产业化才是唯一出路，但是对“包产到户”，依然只能是肯定了又肯定。当然，“治大国如烹小鲜”，但这种理论上的暧昧及其对法规、文件指导精神的影响，再与现实中数千年的小农思想传统相结合，导致了部分合作社农户见利则聚，有灾（损）则散，不愿服从管理，不愿承担一丝一毫风险，只要今年产品还能卖就不愿为产品质量和长远利益增加投入加强管理；而在实践中对这些不良行为却往往强调“自主经营权”更重于“契约精神、合作精神”，以致合作社完全没有制约手段。最终就是“一粒耗子屎打烂一锅汤”，合作流于形式……当“小农意识”还是大多数农户的本能的时候，合作社成功的可能性基本没有。

　　我这里全县至今共有10万亩耕地（近全县总面积1/5）和10万多亩林地流转，用于规模种植蔬菜、林果、魔芋、烤烟等，成立了数百个农业协会和合作社。一般由乡镇引导，村组召开村民代表大会议定后，农业协会或合作社或承租人与村、组、农户签订流转协议，约定产业发展方向、支付分成方式、流转年限、协商管理办法等。租金多是采用以产定租的方法计算（即按照稻谷亩产量以当年黄谷市场价计算年租金），逐年支付，有的地方也约定第一次支付三年租金，以后逐年支付。县级相关部门也在积极根据产业需要，以项目为载体，为其配套基础设施，改善耕作条件，提高耕地质量。但是，其中绝大多数2、3年后就杳无音讯了，坚持下的基本变成了“家庭农场+中间商”。例如我熟识的一名合作社负责人，他自己家承包+转包的近30亩“不知火”管理较好能收获10多万斤，再从周边农户手中收购10多万斤，一年共20~30万斤柑桔分级包装后通过网络和他在城里租的门面卖出，利润约50万元，这就是这个“合作社”的全部工作。在协调生产、设施建设、产业调整、技术升级、规模化、规范化等方面基本不能发挥作用。

　　没到县外深入调查了解各地的合作社情况，但从到广东、广西、浙江和省内的几次参观学习来看，除几个立足于乡村旅游的合作社中农户参与较多外，真正在运作的农业发展类型合作社背后都主要是企业在操盘，农户参与很少。也就是说，合作社只是企业用于组织农户和获得政府扶持的工具，这和荷兰的农业合作社与其下属公司间的关系完全不同。所以其名称为“合作社”，但其实质为“公司+协会+农户”模式，农户在联合体中的利益保障和联合体的稳定，都只能寄望于企业会立足于长远让利于农户。

　　家庭农场和“公司+协会+农户”实质成为了现阶段规模农业的主要形式。

　　十七、

　　根据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公报，2016年全国农业生产经营人员中，年龄55岁及以上的超过1亿人，占比33.6%。因青壮劳动人员从农村进入城市数量远远高于从城市回到农村数量，这就意味着，10余年以后，中国农业生产经营人员就必将自然减至2亿人。还有，《中国山区耕地撂荒程度及空间分布》中国山区耕地撂荒程度及空间分布-地理学报.PDF 所反映的情况并不仅限于山区。1990年中国有自然村377.3万个，2017年为244.9万个，27年间减少了132.4万个，占35%。撂荒率最高的是江西和重庆分别达到34.03%、32.49%，其次是广西、四川、浙江、湖南、甘肃, 撂荒率在20%~30%之间。撂荒的主因之一当然是自然条件恶劣，农业成本高，农业机械化受阻，但另一主因：农业劳动力大量析出、劳动力价格上升，也反映出中国农业“人多地少钱少”的困境在逐步缓解的趋势，似乎也为“三农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另一种可能？即虽然达不到最优的通过“就地工业化”实现“城乡一体化”，以“城镇化”取代“城市化”，但可以通过“城市化”吸纳析出的农业劳动力，提高其余农业从业人员的人均耕地面积。然后在通过农业技术和机械化将全国平均劳动效率由6亩/人提高到20亩/人的同时，将亩均农业产值提高到250美元/亩，人均农业产值达到0.5万美元/人。

　　但这对城市管理、农科研究和推广都将是极大的考验。

　　十八、

　　“治大国如烹小鲜”；国家逐步推进规模化经营的方向不会变，农村土地承包责任制不会变，因这两个基本政策及“小农意识”的顽固：

　　所以，对近期我国农业合作社的发展，我不乐观。

　　所以，对中国能否完全避免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高风险的美国农业模式，我也不乐观。

　　所以，结合前面所谈到、所分析的，无论是华北、华南，无论是农业生产规模化、集约化、合作化、产业化的推进，都不容乐观。

　　所以，我认为在未来30年，在全国农业就业人员（注意：是农业就业人员，不是农村人口）自然下降到1亿人以前；在1亿农业就业人员被“在农村的二、三产业”吸纳大部，转变为农村就业人员之前；在农业生产规模化、集约化、合作化、产业化有所突破之前；即使年年都是一号文件，“三农问题”也不可能得到解决，甚至还会有局部的恶化。

　　综上所述，有可能的进程是：

　　2020~2039年：“三农问题”依然如故，“小农意识”随从业人员教育水平提高和眼界开扩开始下降但仍有相当影响，合作社和大型农场等集约化、机械化、产业化、规模化的农业组织形式只能是萌芽或花盆；农药化肥滥用问题、农产品安全问题、农村生态问题在政策重压下可能局部有所缓解但不会根本改观；同时交通拥堵，房价高涨，医疗教育资源紧张等等“大城市病”将越演越烈，如何实现数量庞大的留乡和进城农民都能完整地享受城市居民享有的国民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社会救助、住房保障更是极为艰巨的难题。

　　2040~2059年：全国农村从业人员（包括农业及在农村的二、三产业的专职兼职从业人口）自然下降到1亿人，人均耕地达到20亩后；并且随着农业科技进一步普及和从业人员教育水平提高，“小农意识”逐渐消散，“农产品安全问题、农村生态问题、农业农村长远发展问题与切身利益紧密相关”逐渐成为所有农民真正的共识；在这两个基础上，合作社和大型农场等集约化、机械化、产业化、规模化的农业组织形式才真正拥有了健康成长的空间和土壤，将先在相对耕地充裕且更宜机械化的北方、之后在全国范围得到发展；全国亩均农业产值提高到250美元/亩以上，从业人员人均农业产值达到0.5万美元/人以上。但“大城市病”仍旧，留乡和进城农民的福利和保障仍需完善。

　　2060年以后：各型合作社和大型农场等集约化、机械化、产业化、规模化的农业组织形式基本覆盖全国，其中以集约化为核心的各型合作社和以规模化为核心的美国式大型农场可能都将占不小的比例。全国亩均农业产值300美元以上，从业人员人均农业产值2万美元以上。想必届时各型合作社经20多年的积累沉淀应已如荷兰丹麦一样培养出良好的合作氛围和契约精神，能够以“城镇化”代替“城市化”，“农、工、贸”一体化，跳出农业这个圈子把“农民收入”从“主要是农业收入”变成“主要是农村收入”，大大拓展“农民收入”的扩展空间和增长潜力，留乡和进城农民的福利和保障问题也随之基本解决。但对美国式大型农场的改造，对其不良影响的整治可能仍将继续。

　　这个进程能否实现，速度如何，从中央到基层的农村工作者和农科研究、推广工作者的努力还在其次，更多取决于中国工业升级是否顺利和城市发展是否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