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在「安史之乱」后，为何拖了将近一个半世纪才灭亡？ 第1页

自安史之乱后，各地藩镇便成为大唐王朝的三大支柱之一，和中枢的南衙（朝堂官僚集团）北司（控制中央禁军的宦官集团）一起，切实有效地维护了帝国统治百年。

也正是藩镇名将的累累战功，让唐朝得以打垮吐蕃，攻灭回纥，打残南诏。甚至实现了版图复兴，收复了除漠北、西域外全部失土，疆域甚至超过宋朝最强盛时期，而且这样的版图还维持了近半个世纪。

安史之乱后，河西、陇右一度没于吐蕃；安西、北庭被隔断交通，坚守四十余年后亦没于回纥。人口也从盛唐时的九百万户降低到五百万户，国力大损。

四方胡族侵攻，中枢权威不复，河朔地方实际割据，地方上那些包括那些平乱功臣、安史余部在内的骄兵悍将横行，这种情况下，初唐、盛唐时的中央集权体制已不合时宜，难以为继。

因此推广藩镇制度，分权地方，广设节帅来共治天下，对唐朝中枢当然是不得已，但同时也适应当时的国家形势，实有其有合理性与必然性。

如果藩镇当真是朝堂中枢必欲除之而后快之物，唐朝就根本不会在河朔三镇与朔方等旧藩镇之外，又不停在江淮、汴梁、剑南这些战略重地增设新藩镇了。

经历建中兵乱、元和削藩、长庆销兵，中枢和地方多年博弈，朱泚李希烈这样公然称帝谋叛的藩镇被诛杀，最桀骜的河朔三镇亦不过划地自守，再无造反甚至取代唐朝之野心，终于达成了契合双方共同利益的平衡，在国家内部大体上保证了百余年的和平期。

藩镇问题的核心，不在那些节帅，而在他们麾下的骄兵。这些全无畏上之心、忠诚之念的骄兵，陡然裁撤势必激起大乱，以朝廷中枢财赋供养，亦是无底洞；

因此地方藩镇对帝国的稳定起实际到了一个很好的缓冲作用。否则这些骄兵就不是整日闹响、杀立节帅，而是和五代时那样直接动辄换皇帝了。

唐宪宗“元和削藩”期间，田弘正率魏博归附，刘总率幽州归附，让唐宪宗看似完成了“消除藩镇、中兴大唐”的赫赫武功。

然而等到唐宪宗去世后，藩镇的骄兵悍将造反，这两位忠于中枢的节帅皆很快死于非命，成德、魏博、幽州三大藩镇短短时间得而复失，正说明藩镇割据，并不是节帅本人怀有对中枢的忠义之心就能阻止的，只因底下的骄兵悍将不肯答应。

事实上大多数节度使们过得并不舒心，绝非人们想象中割据自王的诸侯；相反，要时时看手下大头兵的脸色，被以下犯上甚至被驱逐、被杀死、被灭门都司空见惯。

可以说，这些节度使们也是当了朝廷应付这些骄兵的减压阀、替死鬼。

所谓【爵禄、废置、杀生、予夺，皆不出于上而出于下】，【由是为下者常眄眄焉伺其上，苟得间则攻而族之。为上者常惴惴焉畏，苟得间则掩而屠之】

绝大部分藩镇但求管理地方的权限父子相承，得到中枢认可，并无推翻朝廷或兼并其他藩镇、扩大版图之野心；

很多节帅都自愿解除权柄，亲身入质长安，但求为一富贵闲人，则平生足矣，同样也是这个缘故。

唐朝后期体制是南方设置观察使，用南方的赋税去养北方的藩镇，北方的藩镇同样负担者为国家抵御吐蕃、回纥、契丹等异族的责任，并非是真正意义上的独立王国。

朝廷的大部分政令包括两税法这样的重大改革，同样通行于各藩镇。而朝廷历次科举后中第者，也能顺利在藩镇任职。

最具独立性的河朔三镇，以地相传，父子相承，唐朝中枢不能干预其继承和内务，但毕竟还是汉人节度和兵士为主。

而所谓“河北胡化说”，从司马光到陈寅恪，指的都是当地占绝大多数的汉人，在和内迁胡人的混居中，变得和胡人一样尚武轻文、不读诗书、桀骜不驯、强悍难治；其地域民族认同感也一直是汉非胡，而不是一些一知半解之人以为的那样，当地的汉人民众当真被胡化，从此变成了胡人。

各大藩镇在抵御吐蕃、回纥、南诏、契丹等胡族政权侵攻，维护与收复王朝基本版图，同样功绩卓著。

每年轮流秋防守御关中，最终合围打垮吐蕃帝国的，是剑南东川、剑南西川、凤翔、朔方、太原、邠宁、泾原、灵武、 剑南两川、山南、凤翔等藩镇，对吐蕃发动遍布半个中国境内的全面进攻。

【是时，回鹘、太原、邠宁、泾原军猎其北，剑南东川、山南兵震其东，凤翔军当其西；蜀、南诏深入，克城七，焚堡百五十所，斩首万级，获铠械十五万。振武、灵武兵破虏二万，泾原、凤翔军败虏原州。 】

其中坐镇剑南西川的名将韦皋，镇守蜀地二十一年，抚恤士卒，修饬边防，累次出师，累积击破吐蕃军四十八万，擒杀其节度、都督、城主、笼官等一千五百余人，斩首五万余级。

更有归义军节度使张议潮，率众于沙州起义，驱逐吐蕃守将，经年鏖战， 前后歼灭吐蕃军十余万 陆续收复沙、瓜、甘、肃、河、渭、凉、庭、西诸州，西尽伊吾，东接灵武，得地四千余里，户口百万之家，河西山河，宛然而旧。

最终合围攻灭回纥汗国的，全歼其三十万部众的， 是幽州、振武、河东各北方藩镇兵马，是在渔阳之战斩杀俘虏回鹘军九万人，受降三万人，俘虏回鹘王侯贵族一千余人的幽州镇将领张仲至， 是在 杀胡山之战，击溃其可汗亲军二十万，斩首万级，受降二万余人的河东镇将领石雄。

最终打垮南诏王国，毁灭其夺取出海口、称霸东南亚野心的，是先坐镇静海军， 又移镇西川的晚唐名将高骈，在克复交趾之战，俘斩南诏军4万余人，到西川后又连获大胜，俘斩南诏军6万余人，令南诏举国只剩妇女耕种、幼童从军，不得不屈词请降，再难为患。

而且，唐朝宦官集团在中枢虽可大权在握，为更立天子的“定策国老”，但出外到地方时，权力却受藩镇相当程度监管。因此，唐朝宦祸对天下百姓的实质危害性有限，远较中枢一呼则地方百应、生祠遍起为轻，正是藩镇的制约之功。

如在唐文宗 “甘露之变”失败后，宦官集团囚禁皇帝、大杀朝臣，一度气焰嚣张，正是在昭义镇节度使刘从谏为首的各地强藩的声讨之下，宦官才被迫收敛气焰。同时，之前被李训郑注幸进党被贬斥的牛李两党高级官僚，回朝执政，重新达成南衙北司新的平衡。

各大藩镇互相征战兼并，其实是黄巢之乱，唐朝中枢权威崩溃后的事了，朱温成功兼并其他河南藩镇，南衙北司一齐被摧毁，帝国三根支柱尽去，则大唐至此亡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