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 @川哭孙4399 的文章《如何「伪装」成一个「无产阶级」》? 第1页

这篇文章总结起来就是：人多就是左、穷就是左、粗暴就是左。你们接受不了穷、人多、粗暴、没有鉴赏力，所以你们不是左。这样说有没有道理呢？

有啊！但用这个道理来看看这篇文章本身呢？作者自己穷么？三和老哥即使知道红场也懒得说。私人飞机什么的富士康工人也知道，但他们关心么？显然不关心。

那这位高举三和老哥和富士康弟兄的朋友和他批评的人有什么区别呢？恕我看不出什么区别。说到底无非是磕革命的五石散还是嗑乡村土味fxs的五石散罢了。

有人在他眼里想装成无产阶级，他觉得装的不像。于是自己跳出来演示一种斯丹尼斯拉夫斯基体系下的键盘无产阶级而已。

可以这么起劲的演无产阶级之前，能不能搞清楚什么是无产阶级。您趁套房就不是无产阶级了？再买辆车就能脱离苦海了？别说一套房就算几套房十几套房，顶多也就是个小业主呗。文革都没收拾小业主，您还自我反省什么呢？

“左派”被转基因了。

一开始是女权，LGBT这些还算沾边的东西，但当我意识到现在大麻合法化居然是“左派”的主张的时候，就知道左派肯定已经被转基因了。吸大麻为什么左呢？说白了就是，因为美国六十年代那帮反战学生吸大麻，所以吸大麻就左。但是这个逻辑明显是扯淡，反战可以拯救越南人民的生命，大麻却只能让吸食者麻醉成瘾，甚至为追求更大的刺激走向海洛因，到底也解释不了这玩意对人民有什么好处！

这么扯淡的东西究竟是怎么来的呢？原来，六十年代那个运动是伪装成无产阶级革命的资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把旧时代的那些道德，老资产阶级不愿意放弃的封建时代留下的道德，一扫而光了。资产阶级利用了这种伪装，把一些和左派无关的东西硬塞到左派里面。但是当索罗斯居然都是左派的时候，他们难道还能蒙蔽人民吗？

首先要承认一点，这篇文章确实指出了一些问题：无产大众经常以一些左圈人士难以接受的姿态来表示阶级诉求。

最经典的莫过于【山东大学三个学伴】，【easygirl】这类话术，左圈人士难以容忍这类充斥着物化女性，交配焦虑的言论。但是如果你换一个视角去想，底层男性用于表达阶级不满，最直接的渠道就是以性的形式表现出来，其次这些看似侮辱女性的话术难道不也是一种对官僚以及特权阶级表示不满情绪的一个泄口吗?

同理，提起微博上的一些精资女权 新自由女权，社达女权，粉红女权之类的，很多人估计都想要分袍，是很不屑与这些欠缺革命性，“转移阶级矛盾”的工贼为伍。然而对于底层女性而言，不一定能感受到资本家对她的剥削，更多的，更容易感受的是家庭里，底层男性依仗性别红利对她们无止境地歧视，欺凌。她们反而会认为市场化，新自由化给了她们更多机会去和男性“平等”地竞争。

这奇怪吗?

并不奇怪，传统左翼总是在用一种使受害者缺席的形式去同情，去施舍底层人民，他们堵住底层群众的嘴，然后堂而皇之声称：我们是在为群众发声。他们把人民放在圣坛上，放在了十字架上，但是只有他们有资格去宣判，去解读圣经。

如果再虚伪一点，他们会像五四的平民主义者一方面将自己视为人民中的一员，号召到社会去，到农村去，到基层去，另一方面，又视自己为民众的先知，负有教导和动员民众的责任。李大钊在《青年与农村》一文中，将农村与城市对比，城市是罪恶的、黑暗的、空气污浊，是鬼的生活，乡村是幸福的、光明的、空前清洁，是人的生活。农村成为一个抵抗现代文明的象征符号，他号召青年人离开鬼都城市，像俄国的民粹派知识分子那样，到农村去生活。李大钊认为，农村虽好，假如没有知识分子的足迹，也就成了地狱。将清新雅洁的田园生活，埋没在黑暗的地域里，这正是知识分子的罪孽。然而他们嘴中的农村是真正的农村吗？

一种隐蔽的精英意识和深刻的唯意志论始终贯穿着传统左翼。莫里斯·迈斯纳分析说：平民主义思想的特征，是一种深刻的唯意志论信念，想象人的意识力量能够改变社会的现实。社会主义在道德上是令人神往的，但并不是历史注定的，要使理想成为现实，最重要的是要有合信仰、愿望、信念与能力于一身的新人。

当认识到现实之后，这种对人民的幻想和希望就立刻转化成了失望，乃至绝望，怨恨。是的，历史上农村永远是保守主义的阵地，十九世纪镇压革命的先驱是农民组成的军队，而将美共埋葬的恰恰是急于与之决裂的美国工人。这也难怪为什么战后大批大批的美国托派人士变成了滋生新保守主义的温床。在我们这里有更鲜明的例子：1921年，陈独秀放弃了五四时期的平民主义的想法，他抱怨“中国人简直是一盘散沙，一堆蠢物，人人怀着狭隘的个人主义，完全没有公共心。……一国中担任国家责任的人自然是越多越好，但是将这重大的责任胡乱放在毫无知识、毫无能力、毫无义务心的人们肩上，岂不是民族的自杀！”结果就是立刻转向了一小撮精英自负力强，带领乌托邦十字军实现远大抱负。

这一从多数人的平民主义到“少数人专政”转变的内在逻辑，张灏做过很深刻的分析：“面对这种困境，浪漫性的全民主义（即平民主义——引者注）很容易发展为先知型的全民主义。因为要解决这个思想困境，一些知识分子很自然有这样的想法：既然全体人民的总体意志与精神难以捉摸，只有以少数先知先觉的精英理想作为他们的总体意志，认为他们的理想真正代表人民的利益和意志，代表总体的‘大我’或‘真我’而非个别的‘小我’。即使人民一时不能了解与认同这些理想也没有关系，甚至在必要时可以强迫他们接受这些理想。顺着这个想法推下去，很自然达到以开明专制来领导人民的观念，这就是先知型的全民主义。”

这种精英式的先知情节是最容易招致腐败与堕落，结果最后再高尚的情怀也只剩下了哀怨以及，日子。我的朋友阿姆罗雷说的很对：革命总是由知识份子发起的，因为他们有目标和理想，总是会干出一些激进事来想要改革。但每当革命过去之后，本来还是很高尚的革命精神也会被腐败的官僚主义吞没，而那些知识分子就会从此厌恶政治厌恶这个世界，变成愤世嫉俗的人。

那么有情怀，有理想的青年人应该如何做？首先应该抛弃庸俗人道主义的情节，这点加缪在他晚年反思性小说《堕落》所揭示的那样：人没有资格去爱人（这是一种致命的自负以及虚伪）。其次，放弃所谓的启蒙情怀，这也是加缪在他更早更为出名的《局外人》中提到的：人没有资格去审判人。

那么，剔除了这些东西以外，我们还剩下什么？我们还剩下的恰恰是我们本身（而不是一个被有意制造的“人”、“XX主义者”），这并不意味我们要去把自我消融于日常生活之中。我们不再向任何意识形态去妥协（皈依任何一种意识形态都意味着对我们本身的化约），或者借助它们去表达情绪，我们首先需要做的是尊重自己的主体性，然后再这个基础上去制造更多的事件，去生成更多的意义。至于如何处理主体间性问题，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会再我下一篇文章讨论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