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问题问的太好了,简单的回答是不重复。但是深究起来,在「录尚书事」之后,类似的「动宾结构」的差遣设置在历史上一再发生,而「录尚书事」可以说是开启了这一滥觞。
一个理想的朝廷,每个人各安其位,高官的职位都是预先设计好的。 这种职位一般是名词:比如太傅、太师、太尉、国相等等。这个时候,君权——不管是天子还是后来的皇帝,本质上是把权力都代理出去,不进行微操作的。皇帝只管用人和平衡,而让自己用的人去处理各种具体的事务。这也是儒家所向往的三代之治,所谓帝王垂拱而天下治。
但是问题在于,即便是在现代,职业经理人的道德风险问题都一直是个问题,古代的皇帝到哪里去找那么理想的下属呢?而皇帝是靠血缘传下去的,又如何能保证每个皇帝都有足够的能力去识人用人平衡朝堂呢?
故事要从西汉中期说起。汉武帝是毫无疑问的雄才大略之主,一般这样的君主继位之后,都会觉得官僚体系「用的不顺手」,无论是从效率上还是从实际效果上都不让人满意,所以君主要「乾纲独断」。原因很简单,西汉宰相权重,皇帝想要做事情都要通过宰相为首的外廷来过问,这一来二去,不算讨价还价,就是通过这层层的中间人处理和批复,汉武帝就受不了。于是汉武帝在宰相之外,用「尚书」来侵夺了宰相的奏议之权。
「尚书」本来地位是非常低的。看宫斗片的多少都知道「尚衣院」、「尚食局」之类的后宫职位。其实「尚书」开始和他们地位差不多,都是在皇帝后宫里面的仆役,只不过刚好「尚」的是书而已。
但是既然存在这个职位,汉武帝就拿过来委以重任,直接和自己沟通,称为内朝。相当于皇帝可以亲自对具体的政务进行决策。而尚书的班子既然扩大了,总要有人来管,这个统领也是现成的「尚书令」。于是在汉武帝的直接指挥下,尚书令和手下的四曹尚书直接接受大臣的奏本,由皇帝居中乾纲独断。既然皇帝不需要丞相就能看到奏本了,宰相的权力自然就被侵夺了。
但是汉武帝不是长生不死的。汉武帝之后,留下年幼的汉昭帝。这一套体系就有点要崩盘了。因为宰相之权被尚书侵夺,而尚书直接和皇帝沟通,而皇帝又年幼,怎么办呢?以前托孤可以直接托孤给丞相,因为丞相就是一国的行政最高首脑,皇帝如果小,基本上不需要做什么都可以。而现在难道托孤给尚书令么?尚书令曾经是少府的属官,而托孤重臣往往已经是丞相、太傅、大将军、大司马之类,总不能让这些高官去屈就当尚书令吧?这样托孤反而是贬斥了。再说,尚书令职位低,正面朝堂对抗,也压不住很多职位更高的大臣。
于是,一个动宾结构的差遣「领尚书事」就被造出来了,这样可以让重臣带着原有的官职去统领尚书台。第一个领尚书事,就是汉武帝的托孤大臣霍光。霍光通过尚书台的控制,帮助汉昭帝来打理朝政。后来宣帝亲政,宣帝自己「省尚书事」,其实就是这个职位不给别人了,恢复到汉武帝时期皇帝自领的情况。
到东汉开国,汉光武帝刘秀,既是一个雄主,又是一个喜欢管事「好吏事」的。于是刘秀把尚书的职能更加的细化,所谓「六部尚书」就是从光武帝开始的。这个时候真的宰相——太尉、司马、司空等等,反而要退居二线,成为具体的官员,而非总览朝纲的宰相。然而刘秀和刘庄去世之后,东汉开启了幼主临朝的时代。于是「尚书」又需要人代理,像跋扈将军梁冀,就是大将军录尚书事,所以能够大权独揽。至于后来的董卓、王允、曹操,个个都在其执政期间挂着「录尚书事」的帽子,不如此,无以明正言顺的干预朝政。
现在可以回答题主的问题了,蜀汉也是用的汉朝制度,刘巴的尚书令,说明他是尚书台的长官,负责统领诸尚书,算是秘书长;而诸葛亮的丞相加「录尚书事」,是名正言顺的国务总理。两者并无重复,只是君主制下皇帝能力波动的锅。
当君主热衷于亲自管理国家的时候,往往喜欢单搞一套班子绕开外朝,而绕开外朝的这一套系统逐渐的就获得了权力;等继任的君主没有能力作为内朝的行政核心处理政务的时候,就不得不由外朝的大臣挂内朝官来处理政务,于是这套班子开始外朝化,等着一个英主再开辟一套班子……
这种类似的事情,在汉代之后还发生过很多次。到了唐朝,尚书令、中书令彻底脱离了内朝,成为位高权重的官职名称,于是「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和「参知政事」这样诡异的差遣应运而生,作为真宰相,和皇帝共同在政事堂讨论国家大政,而尚书令、中书令则只是作为荣衔。到了五代,职位变动频繁,于是连各个地方的长官也都逐渐差遣化,成为「知XX州府事」,「权发遣XX州府事」…… 从大的方面来看,这些其实都可以看做是君主「用人的灵活性」和君主本人能力在历史的天平两端来回变换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