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知东吴治下荆州叛乱:
建安二十年,督孙茂等十将从取长沙三郡。又安成、攸、永新、茶陵四县吏共入阴山城,合众拒岱,岱攻围,即降,三郡克定。权留岱镇长沙。 安成长吴砀及中郎将袁龙等首尾关羽,复为反乱。
秘所领都督廖式杀临贺太守严纲等,自称平南将军,与弟潜共攻零陵、桂阳,及摇动交州、苍梧、郁林诸郡,众数万人。
武陵蛮夷反乱,攻守城邑,乃以盖领太守。后长沙益阳县为山贼所攻,盖又平讨
於是诸县及五谿民皆反为蜀(樊伷,习珍)。会刘备东下,武陵蛮夷蠢动,权遂命骘上益阳。备既败绩,而零、桂诸郡犹相惊扰,处处阻兵。
江陵令姚泰领兵备城北门,见外兵盛,城中人少,谷食欲尽,因与敌交通,谋为内应。
已知蜀汉通知下荆州叛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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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知东吴治理下民生:
又闻民间,非居处小能自供,生产儿子,多不起养;屯田贫兵,亦多弃子。天则生之,而父母杀之,既惧干逆和气,感动阴阳。
孙权赤乌五年……其户五十二万三千,男女口二百四十万。(王)濬收其图籍……户五十二万三千……男女口二百三十万。
生孩子不能养,无战乱的环境下人口还能倒退。假设东吴历代统治者不会缺心眼到从自己的核心领土抽血补偿荆州这个后娘养的熊孩子,不然判断荆州地区人口是负增长应该没啥问题。
很多吴粉喜欢拿东吴两次袭取荆州成规模投降来试图证明蜀汉治下民怨沸腾。这就非常可笑了,守将主动投降和民众自发起义的差距估计比柯基跟光头的差距还大。 史书上写的清清楚楚,荆州的所有投降行为全是守将的自发行动。郝普第一次抵抗了一阵子最后被威胁杀妈才投降,如果关羽当时将郝普全家迁往成都,郝普能死战到底都说不定。 一座城池能不能坚守百姓的意志固然有所帮助,但是决定因素还是拥有暴力机器的守将自身的反抗欲望以及城内的资源。就算是糜芳已经开城投降的大前提下城内的士兵还密谋伏杀吕蒙只是被虞翻识破了,士卒这种程度的组织度和向心力三国时期有几例?
既然要比较受到进攻时的情况那自然要控制变量不是?为啥要拿魏国的正面进攻跟东吴的背刺对比, 同样是魏国的进攻,关羽能反杀打爆曹仁推进到襄樊。 东吴进入襄阳被打飞然后被推回江陵,是不是说明关羽比东吴在南郡更得民心? 再退一步说 ,曹操兖州被张邈与陈宫叛迎吕布,郡县皆应。荀彧、程昱保鄄城,范、东阿二县固守。最后战胜了吕布,是不是说明这两县一城的百姓因为曹操的善待同仇敌忾? 然而实际是什么? 是岁谷一斛五十余万钱,人相食;初,太祖乏食,昱略其本县,供三日粮,颇杂以人脯,由是失朝望,故位不至公。这些百姓有不支持的选择权吗?难道他们都是现代曹粉穿越,为了大魏肝脑涂地万死不辞?
吴粉平时黑黑关羽脾气垃圾不会和同僚相处导致关键时候没人愿意替他卖命倒也合理。 黑民生真的是滑天下之大稽,蒙曰:“羽素勇猛,既难为敌,且已据荆州,恩信大行,兼始有功,胆势益盛,未易图也。 这个恩信大行既然不是对士大夫和同僚,不是对百姓还能是对什么?对外星人?善待卒伍而骄于士大夫,只抓着后半句黑前半句就是死活看不进去吗?
至于吕蒙进入江陵内的表现,虽然不否认吕蒙是个军纪严明,没有性格缺陷的好将领。但是这只是他的部曲在夺取江陵后的表现,那攻占其他几郡的吴军呢?或者说他死后江陵城内被曹魏围攻的吴军呢? 有没有像吴粉 @仅以身免刘跑跑 主张的将关羽留在江陵的女儿抓起来做军妓的现象? 说不准吧?如果东吴占领荆州这几十年每个地方的治理都能达到这种比现代文明大多数地方还优秀的水平那开头列举的这堆叛乱从何而来? 况且退一步说这种士兵拿一个斗笠就处决的现象也绝不可能是常态,上文提到了吕蒙知道了关羽治下荆州民众声望高,他要瓦解军心只能做的比关羽更好,所以只能不惜血本。 十三年春,权复征黄祖,祖先遣舟兵拒军,都尉吕蒙破其前锋,而凌统、董袭等尽锐攻之,遂屠其城。祖挺身亡走,骑士冯则追枭其首,虏其男女数万口。 吴军屠城的时候吕蒙在干什么?如果这时候他做了什么鹤立鸡群的善举为什么没有记载? 这虏走的几万口男女莫非是吕蒙军法从事了几万人然后拿来给他补员的?
江陵沦陷后关羽士兵溃散也非常好理解,家人在敌人手上,继续抵抗自己和家人都有较大概率的死亡风险。 放弃抵抗家庭待遇如前甚至更好,除了可能有点对不起善待过自己的主帅外没有一点坏处。是个需要吃饭需要家庭的人都会做出一样的选择吧。要是关羽本来就对民众对士卒差,那问题就不只是士兵溃散了。士兵早就在江陵城下把他绑了送给吴军了,要是没胆子也可以直接进江陵城举报关羽行踪,关羽哪还能躲一个月跑到临沮?
最后贴一篇能侧面描写关羽在荆州地区声望的文章,说实话要是这上面的描述和记载都属实,那关羽被称为公元前五个世纪荆州地区最有声望的地方官一点都不为过。
孙权任用陆逊为荆州牧,按照一般的说法,极有可能是想利用陆逊的名望和与士人的较好关系,以拉拢、稳定荆州士家。
时荆州士人新还,仕进或未得所,逊上疏曰:"昔汉高受命,招延英异,光武中兴,群俊毕至,苟可以熙隆道教者,未必远近。今荆州始定,人物未达,臣愚慺慺,乞普加覆载抽拔之恩,令并获自进,然后四海延颈,思归大化。"权敬纳其言。
但在具体几个重要太守的设置上,从现有记载来看,孙权可能又安插了很多亲信,这些亲信很有可能贯彻了孙权严刑峻法、苛捐杂税的统治风格,与陆逊的治国思想相违背。但州牧陆逊实际上又管不了这些直接听命于孙权的二千石高官的行政治理,从而形成互相牵制。
南郡太守是诸葛瑾,他跟孙权的关系就不用说了,后来还有张纮之子张玄。
长沙太守孙吴时期只有一个记载,陈留人濮阳逸,而其子濮阳兴后来当上了东吴丞相。再加上长沙还是东吴龙兴之地,有孙坚孙策庙,还是南阳王孙和的封地。如此看来,濮阳逸很可能也是流亡北士集团的代表人物,可能跟孙权的私交也相当不错,才能当此要职。
武陵太守记载曾由孙权的妻弟谢承担任,后来还有孙韶之子孙恢,直接就是皇亲了。
武昌虽是陪都,当时也是一个郡,有一条记载是孙权曾任命士燮之子士廞为武昌太守,士廞就是来当人质的,孙权大概也不用担心他不卖力干活。
这点不知道是不是陈寿故意留的彩蛋,他在《陆逊传》中重点阐述陆逊的治国思想是主张以德服人、劝课农桑,但这与其它人描述下的孙吴荆州情况完全不符(孙登说武昌各种严刑峻法,吴简说长沙有砍人手足的酷刑,骆统说整个南方被孙权榨得郡县空虚、人丁稀少),甚至可以说是反过来的。还有一条记载是陆逊曾劝孙权减免赋税、减轻刑法,被孙权以乱世需要暴兵为由拒绝。
吴黄武五年(公元226年),生于江东儒学世族的重臣陆逊(183年-245年)上疏孙权要求施德缓刑,宽赋息调,以下是孙权的回信,为自己的法家政治经济政策辩护。谈到经济政策,他说如果坐守江东,现有的兵力的确足够,百姓的赋税可以减轻一些。但是要夺取天下,不得不赋税繁重。原文见《三国志·吴书·吴主传第二》:
冬十月,陆逊陈便宜,劝以施德缓刑,宽赋息调。又云:“忠谠之言,不能极陈,求容小臣,数以利闻。”权报曰:“夫法令之设,欲以遏恶防邪,儆戒未然也。焉得不有刑罚以威小人乎?此为先令后诛,不欲使有犯者耳。君以为太重者,孤亦何利其然,但不得已而为之耳。今承来意,当重咨谋,务从其可。且近臣有尽规之谏,亲戚有补察之箴,所以匡君正主明忠信也。《书》载 ‘予违汝弼,汝无面从’,孤岂不乐忠言以自裨补邪?而云‘不敢极陈’,何得为忠谠哉? 若小臣之中,有可纳用者,宁得以人废言而不采择乎?但谄媚取容,虽暗亦所明识也。至于发调者,徒以天下未定,事以众济。若徒守江东,修崇宽政,兵自足用,复用多为? 顾坐自守可陋耳。若不豫调,恐临时未可便用也。又孤与君分义特异,荣戚实同,来表云不敢随众容身苟免,此实甘心所望于君也。”
此外孙权对潘濬的部署似乎也是精心安排过的,在孙权自领荆州牧时,潘濬继续担任治中从事。而到了陆逊上任荆州牧以后,潘濬则被“升为”将军,但却被调出去带兵屯夏口了,之后又派往武陵和蛮族打仗。这么说陆逊应该是有一个自己的从事团队的,没准就是为了防范潘濬与陆逊不和。直到潘濬成为太常之后,才到武昌,开始与陆逊共事。这样似乎又形成了一道互相牵制的关系。
这么看,孙权统治下的荆州的确相对稳固,但是平和殷富就算不上了,而这两者也并不矛盾,因为孙权在玩政治(权术)方面确实堪称天才,是标准的马基雅维利prince式的。毕竟,历史上他要管的人可远远多于演义,周瑜、吕蒙至死不过太守,就足以催生了一大堆阴谋论题材了,吕范、蔡遗、濮阳逸、孙瑜等重要人物(以及名气大一点的步骘、吕岱)在演义里要么提都没提过,要么就是着墨很少的龙套。
其实大家如果平时看新闻,类似的案件还有很多,涉及到各种平台,引发这种极端行为的原因也千奇百怪,被暴力侵害的对象也不光是消费者,还有保安、店家、甚至别的外卖小哥。
我还记得之前在武汉就外卖员在商场里面,因为一个差评,就直接捅死店员,而且捅死以后还冷漠的玩手机。
咱们作为消费者,有权利对迟到的外卖提出提问,发出抱怨,这些都不能合理这个外卖员的行为。
现在外卖行业里面有700多万的外卖小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体量,而且是面对终端消费者的服务类型行业,必然会出现一些不愉快,但是绝大部分,都不会采用这种形式来发泄。
说直白一点,这样仅仅是因为客户差评或者抱怨就动手伤人的,换成做其他行业,比如网约车司机或者菜市场小摊主,那同样也是定时炸弹。
而且很难说这是「激情」之下的行凶,毕竟使用的是刀具,任何一个带刀的外卖小哥,都会让人背脊发凉。
如果这事儿是外卖小哥一气之下力大无穷的把电瓶车举起来把人砸伤了,我都觉得性质不会这么恶劣。
很多时候大家会上升到平台或者背后的资本,这种心态是可以理解的,我其实也有这种倾向。
平台和外卖骑手之间的关系,我觉得需要更加精准的梳理。
7月份的时候,几大部委是连续发「意见」,先是交通运输部等七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做好快递员群体合法权益保障工作的意见》,然后是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八部门共同印发《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最后是市场监管总局等七部门再度联合印发《关于落实网络餐饮平台责任切实维护外卖送餐员权益的指导意见》。
大家如果仔细看会发现,基本都是在保护外卖送餐员权益的,这也可以理解,毕竟社会矛盾是在不断的变化过程中,之前大家集中关注的是外卖小哥的收入、工作时长、五险一金等等问题。
那这个案子其实给了另外一种观察角度,那就是外卖小哥如果犯事儿了,平台在里面应该承担什么责任。
这其实是那几分「意见」里面缺乏的内容,没有进行明确的定义,现在的出发点,更多的依然是放在「灵活就业人员」这个角度。
这灵活就业,其实就是公司给任务,个人来接任务,这就是单纯的买卖关系,而不涉及过程中的权责问题。
这次饿了么站出来说愿意承担治疗费用、误工费等经济损失,并尽力满足合理的索赔要求,在我看来更多的都是从社会影响的角度出发,而不是真的被制度约束下的行为。
所以从这个角度出发,完善这个拥有700万就业人口的「新就业形态」,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站在这位李先生的角度来说,是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所以他需要有个交代。
这个外卖员,自己已经被刑事拘留,大家也都可以想象,如果直接找外卖员索赔,那不光时间周期会很长,最后哪怕法院判定了经济赔偿,最后执行起来难度也会比较大。
所以李先生选择了向平台进行索赔。
这种操作在我看来,没问题,平台的确是有个监管上的失察,而且受害者肯定也不愿意长期奋战才能求得一个赔偿。
但是这背后也牵扯一个问题,平台本质上肯定是不愿意这样的情况发生的,而平台能使用的预防手段却相对薄弱。
但是这种伤人行为,其实任何人都没有办法预见,哪怕是通过政审的都还会出问题,更何况这种隐藏的暴力基因哪怕通过性格测试、人品考察都很难挖掘出来。
而单纯的把球踢给平台,反而是让平台来充当了行凶者的替罪羊。
所以可能在未来很长时间,类似的新闻我们还是会看到,如果每次都是从息事宁人的角度出发来倒逼平台进行赔偿,那还不如进行明确的权责界定效果更好。
平台承担平台应有的责任,行凶者承担自己的责任,然后监管部门来进行明确的权责划分。
其实整个外卖小哥群体里面,绝大部分依然是积极阳光正面的。
经常能看到外卖小哥和快递员小哥,见义勇为,甚至为了保护女孩,被当街行凶的人砍伤。
我还看到过外卖小哥为了抓偷电瓶车的,被砍伤。
还有外卖小哥见看到有人扒窃手机,于是大喊有人偷手机,吓退了两男子,在这之后被先前逃离现场的两名男子用踏板摩托车撞击自己的电瓶车。
所以外卖小哥这个群体,大部分都是辛勤劳动的用自己双手来换取报酬的,对极小部分的害群之马,需要的是更加完善的体系来进行剔除和惩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