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雅各宾主义？ 第1页

雅各宾这个词属于大革命，但是并未止步于大革命，他成为所有人的记忆，直到1871年，法国的精英们仍然害怕共和国，因为共和国会让他们联想到1793的恐怖岁月，在热月政变过去42年以后，西哀耶斯在将死之时仍然叫喊着：“如果罗伯斯庇尔找我，就说我不在！”正是因为“雅各宾”这个词承载了这么多复杂的记忆，在回答“雅各宾派是什么”之前，我们首先来回答一下“雅各宾派不是什么”。

第一，雅各宾派不是平等主义或社会主义的起源。罗伯斯庇尔曾经表示：“我们坚信，财产的平等只是一种空想。”1793年3月，国民公会颁布法令，任何提出以强制措施重新分配地产的人都将被判决死刑。从这个角度而言，雅各宾派和他们1789年的先驱一样，更加注重权利平等和政治平等而非财产平等，如果说大革命时期真的存在一位社会主义先驱的话，那么这一名号应当归属于巴贝夫。

第二，雅各宾派不是列宁式政党。即使是圣茹斯特和罗伯斯庇尔之间也存在政治上的分歧，更不用说机会主义的丹东了。严格的说，大革命时期并不存在真正的政党，所谓的政党不过是一种社交网络，最为典型的是吉伦特派，当时的人对他们的称呼其实是“布里索派”，而吉伦特派这一名称实际是罗伯斯庇尔的发明，他以此指责布里索和他的同僚结党营私，而吉伦特派则将这一名号视为一种侮辱，在大革命时期，政党一词本身就意味着密谋与分裂。

第三，雅各宾派不是民粹主义者。1794年罗伯斯庇尔打击了激进派的埃贝尔，并解散了巴黎公社（无套裤汉的群众组织，不是国人今日认知的巴黎公社），从此巴黎群众的起义再未成功过。之所以将雅各宾派视为民粹主义，实际上是因为此前的共和国的精英们对底层民众缺乏最基本的同情，他们眼睁睁的看着纸币不断贬值无动于衷，因为他们接受的教育就是自由市场是拯救经济的唯一方式，所以他们宁愿看着巴黎群众为了一口面包走上街头、贫困而死，但是有着同样教育背景的罗伯斯庇尔却愿意采取经济管制，去竭尽所能的拯救共和国的民众，如果这是一种民粹的话，那雅各宾派就是民粹主义者。

第四，雅各宾派不是极权主义者。罗伯斯庇尔曾对他家门口的情愿者说：“为什么给我？为什么不交给委员会？每个人都交给我，好像我有无限权力似的。”人们之所以称他为独裁者，是因为他们害怕一个掌权者在道德上的不妥协立场，他们将罪责都归于罗伯斯庇尔。事实上在救国委员会成立的时候罗伯斯庇尔就拒绝了他们，他质疑这一机构的价值，他真正掌握政权的时间只有1794年4月到7月之间，即使是这段时期，更好的形容词仍然是狂热，而非独裁。而所谓的“里昂已经不复存在”更是反面证明了雅各宾派不是恐怖主义者，国民公会要求夷平里昂，但是罗伯斯庇尔的助手库东拒绝接受，只是推倒了几座富人的房子，于是科洛戴布瓦（他和比约-瓦伦才是真正的恐怖主义者）和富歇代替了他，扫平了整座城市。

所以在解释了这么多之后，究竟什么是雅各宾主义？如果雅各宾派不是上述种种，他们为什么会被认为和这些内容产生关联？众所周知，雅各宾派的名称来自于雅各宾俱乐部，而这个俱乐部的成员本身就是不断流动的，所以在这里我们首先区分两个雅各宾派，一个是作为整体的历史演进中的雅各宾派，一个是最终定型的以罗伯斯庇尔和山岳派为代表的雅各宾派，作为整体的雅各宾主义的含义实际是激进共和主义，具体到罗伯斯庇尔则是一种倾向于民众的共和主义。我们将从三个维度解释这一概念，首先是概念本身的定义，其次是雅各宾派的历史演进，最后是和其他派别的对比。

就概念本身而言，所谓共和主义所指向的并不仅是共和制的政体，而是一种政治理念，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在都铎王朝和斯图亚特王朝时期，下议院的资产阶级精英反复提及共和国，在一份小册子中他们指出：“人们更应该敬重其国家而非君主……因为国家与共和国在国王之上。”在这里，共和国并不与君主制矛盾，他指向是议会与国王共治的政治架构，因此共和主义的本质即是以自由、平等、宪法、议会等概念为核心的政治架构，在这一点上雅各宾派也并不例外。

雅各宾派的特点在于其激进性，当王政派要求行政立法机构合一时，迪波尔、巴纳夫、拉梅特是雅各宾派，他们只给路易十六留下了搁置性否决权；当拉法耶特造成了战神广场大屠杀时，布里索是雅各宾派，他首先请愿废除国王；当国内外形势日益严峻时，罗伯斯庇尔是雅各宾派，他创造了1793原则。所以雅各宾派始终是一个流动的概念，雅各宾俱乐部经历过多次分裂，首先是斐扬派，之后是吉伦特派，唯一不变的是，留下的雅各宾派永远是激进分子，换句话说，雅各宾派本身就构成了大革命的逆向淘汰机制，那些不够激进的人将会被俱乐部和大革命淘汰，从这个角度而言，以雅各宾派的发展为视角，我们可以发现大革命本身就是愈发激进的，而雅各宾派，就是大革命本身。

当然，更为普遍认知的雅各宾派仅指罗伯斯庇尔为代表的山岳派，他们的政治理念可以被理解为“民众共和主义”，如果用一句话来解释这种思想，那就是“共和国不能离开他的人民”，要理解这一点必须将罗伯斯庇尔和他的政敌们的思想进行比较，我们举三个例子：

首先是经济方面，雅各宾派积极的采取经济管控。在罗伯斯庇尔上台时，指券（当时法国的纸币）只剩下票面价值的22%，罗伯斯庇尔推行了全面限价令，在三个月内缓慢上升到48%，而当罗伯斯庇尔倒台后，热月党人放弃了经济管控，于是指券的价值在1795年5月只剩下8%了，督政府放弃了指券，他们将指券换了个名字重新发行，结果这种土地券在发行的当天就贬值到18%，在四个月后变成了废纸，最终督政府选择了破产，放弃了自己作为政府的职责，在这一过程中，出于对自由市场的信仰，共和国的精英从未尝试向罗伯斯庇尔一样进行价格管控。

其次在政治方面，雅各宾派取消了选举权的财产限制。1791宪法以财产数额为标准划分了积极公民和消极公民，只有达到财产标准的成年男性才有投票权，而这一政策的制定者正是1789年的爱国英雄——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西哀耶斯。然而在1793宪法中，雅各宾派取消了财产限制，将选举权扩展到所有成年男性，甚至包括符合条件的外国人。1789年人们为了面包走上街头，而到了1795年，妇女们高喊着“我们要面包和1793宪法”。

最后是教育层面，雅各宾派第一次推行了面向全国的初等教育普及计划，这意味着一场塑造民族的宏大政治工程拉开了序幕，从此大革命的成果真正属于每一个人，“我们必须更新当前一代人，同时塑造下一代人……我们必须使法兰西民族成为新人……因此，我们需要用一种快速、有效且持续的转变方式，把这种理念传递给全体法国人。”

所以，雅各宾派的激进之处必须置于和他政敌的比较中才能看出其意义，对于共和国的精英而言，他们虽然主张“一切权威属于民族”，但是实际上他们从未真正将人民视为共和国的一员，也并不相信这些底层的无套裤汉能够真正理解革命，在他们看来，街头游行的群众只是一群无知的暴民，从这个角度而言，这些共和国的精英们仍然带着小加图式的傲慢，然而对于罗伯斯庇尔而言，他始终相信：“共和国不能离开他的人民。”罗伯斯庇尔同样害怕群众运动，但是他明白，他们不是暴民，是我们的共和国出了问题，我们必须要改变它，让共和国真正成为每一个人的共和国，对于罗伯斯庇尔而言，他们不是国王的臣民，也不是破坏共和国的暴民，而是真正平等的公民。

不可否认的是，雅各宾派造就了1794年的恐怖，但是恐怖并不是雅各宾派的本质，而是其激进性造成的结果，因为激进，雅各宾派创造了第一部没有财产限制的宪法、领先世界一百年废除奴隶制、试图锻造全新的社会与革命的新人。但是同样是因为激进，罗伯斯庇尔陷入对道德的极端崇拜、对密谋的高度怀疑，并一次又一次的将潜在的背叛者送上断头台，而最终也包括他自己，雅各宾派所有的成就与罪行，都来自于同样一点：激进。所以在我看来，罗伯斯庇尔本身便是大革命中最大的悲剧：一个公认的不可腐蚀者、一个在1791年提出自我否决的议员、一个可能是最为坚定的共和主义者，却最终创造了恐怖。

雅各宾成为一种记忆，所有人都害怕他，因为他代表着无序和恐怖，但是所有人也都是他的孩子，如今哪一国的宪法中还有对选举权的财产限制呢？今日看来，谁才是对的呢？谁才是那个盗取圣火的普罗米修斯呢？如果说真的有什么使得大革命与英国革命有所不同，并最终改变我们的世界的话，我想绝大多数的原因都在于雅各宾派。

所以，究竟什么是雅各宾派呢？他们是激进者、狂热者，也是先行者。

========================以下私货=========================

我对于雅各宾派的欣赏，一定程度上还源于他们身上的独特气质，在林亨特看来大革命时期的艺术表达存在从“喜剧”向“悲剧”转变的过程，在1789年，一种常见的叙事是，最终担任阻碍性角色的父亲会与其他人和解，而不是被抛弃，戏剧最终停留在和解的大团圆结局中，而到了1794年，当理想与现实的落差逐步显现时，悲剧开始浮出表面：半人半神的英雄竭尽全力，但最终失败，并为共同体牺牲自己，而这正反映了大革命本身的进程。

1790年的联盟节革命者欢庆“民族获得了新生”，然而到了1793年他们才发现根本没有一个统一的法兰西民族，所以雅各宾派始终处于这样一种矛盾的绝望情绪中：一方面，革命早期的胜利喜悦已经烟消云散，雅各宾派清晰的认识到自身任务的艰巨，他们必须塑造新的社会、锻造革命的新人，但是另一方面，在他们一往无前的接受这一历史使命的同时，他们也清晰的认识到这项使命的艰巨与不可能。

所以，在雅各宾派身上，我能看到一种悲剧感：一方面，他们带着自身的狂热、勇敢的承担了前人无法想象的使命，另一方面，他们却也早已知晓了结果，并静静的等待着失败的到来，正是这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决绝，赋予了雅各宾派一种自我献祭般的人格魅力。在热月政变的几周前，罗伯斯庇尔发表了这样的演讲：“我们要教导欧洲记住为自由而牺牲的英雄的名字与美德……我是法国人，是你们的代表！哦，高尚的人民！清接受我本人这一祭品吧！诞生于你们之间是多么幸福！为你们的福祉而死会更加幸福！”

大革命时期最伟大的艺术家大卫曾创作了这样一幅作品，名字叫做《执政官随从将布鲁图儿子们的尸体带给他》，画如其名，画面中平静无情的布鲁图默默注视着前方，看不出任何情绪，而在另一边，他的妻子与女儿正在歇斯底里的哭泣，这或许是雅各宾派最好的注脚，用我最喜欢的历史剧《罗马》的台词来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