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原因,一是竞争提升,二是经济发展。先说一,经过多年扩展后,我国接受过本科教育的人口,已超过总人口的4%(含在校生);算上专科,则超过10%。换言之,我国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已超过1.7亿。这是供给面。
但需求面呢?我国对高等教育人口的需求很固定;一是国家需要,如公务员,事业单位,以及国有企业。二是外资企业。三是民营企业。先说一,公务员队伍人数稳定,基本七百万上下,主要的缺口产生,就是退休。事业单位人员,大致是三千万左右。再加上国企管理人员(含国有独资,国有控股),国家可以给六七千万高等教育人口提供就业。而剩下的一亿多,就需要外企和民企了。
在谈外企和民企时,需要讲两个大背景。第一就是我国高等教育人口的增长并不是线性的,而是迸发性的。2010年抽样时,我国每10万人中具有大学教育程度人口才8930人,到2017再取样时,就上升到了12445人。这种快速增长,必然带来质量问题。为什么很多人觉得90年培养的大学生质量高,因为90年代大学生上的大学,再往前推十年二十年,甚至更远,都是大学;他们的老师,再往前推十年二十年,也都是老师。而到了两千年后,很多大学生所就读的学校,别说十年二十年,就是往前推三五年,它都不是大学。即便有幸进入了十年前也是大学的学校,教师的从业经历和经验,也较之前有显著差别。学校更名大学(或学院),很容易,但要建设匹配大学的师资队伍,没那么容易。第二就是国家的特质。全世界的国家大致有两种,一种权利集中,好处是利于集中力量办大事,坏处是创造与革新缺乏动力。另一种反之,权利松散效率慢,但社会思想活跃,充满生机。中国是哪种社会我不知道,也不重要,重要的是两种形态在发展中都会遇到问题,而解决的方式就是互补。相对国家,外资和民企是敏感的,是脆弱的,也是灵活的。他们会对人才(包括但不限于高等教育人口)有灵活的需求,会对人才的质量有更准确的判别,所以当国家提供岗位没有明显增幅时,满足外企和民企不断提升的变化,就成了必要也必须的选择。同时,对于经济发展中可能存在的问题,外企和民企也更加敏感(例如现在的韩企,日企,以及未来的美企)。所有敏感,最后都将转化为开源节流,以及成本的压缩。而当供给面基本不变时,整体压缩的需要,就让需要创造者有了更大的话语权,这个话语权的表现方式,就是对需要的提高(例如,学历要求,工作强度要求)。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过去四十年,中国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成就。这种成就除了数字与指标,还有很多细微之处的改变。举个例子,在2000年前后,居民初婚中位数在22岁,迫不得已,国家开始提倡晚婚晚育。到2013年时,在政策和经济发展的双重作用下,初婚中位数已到26岁了。经济的发展,提升了大家对人生的期望,越来越多的人,特别是女性,不满足生活在农村,城中村,或是城市的老破小中,日日摘菜带娃,度过一生。有期待就需要寻求路径实现,在众多路径中,学习无疑是风险回报最好的选择。而社会的变化,又让这种追求和期望有了实现的可能。随着经济的发展,眼界的开拓,认知的加深。整个社会除了期望改变生活的,还有大量期望改变自己的人,例如我自己,我们渴望从棋子变成下棋的人,甚至是制定下棋规则,更甚至是发明棋的人。当有了这种非物质类的渴望后,学习几乎就是唯一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