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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欧美国家的禁毒力度比中国弱那么多? 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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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中国已经把“禁毒”深入到灵魂层面了。

心理学研究表明,语言是能影响到思维的,不同族群的语言以及语言使用,会影响这群人的思维习惯。

而中文可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把“毒品”称作“毒”的语言。

英语中“毒品”被称作“drug”或“narcotics”,词的本意是“药品”和“麻醉剂”。(注:毒的英文单词是poison)

“吸毒”的英语是“drug taking”,于是英语世界里,人们对“吸毒”的普遍概念是“嗑药”、“服药过量”或者“对药物依赖”。

除了英语,

法语中“毒品”被称作“drogue”,意思是“药物”。
日语中“毒品”被称作“麻薬”,意思是“麻药”。
韩语中“毒品”被称作“마약”,意思是“麻药”。
泰语中“毒品”被称作“ยาเสพติด”,意思是“药品”。
……

以上种种对“毒品”的翻译都是历史沿袭,因为诸如鸦片、海洛因这类的毒品在历史上都是作为药物出现,后来才由于发现了成瘾性而被禁止,德国拜耳公司还曾因为发明了海洛因成为药业巨头。

所以,除了中文外,世界各国对“毒品”的称呼都为中性,不像中文这么偏负面,“毒品”一听就不能碰,“吸毒”一听就是有害的。

在国外,“吸毒”还会和安眠药、抗压药、抑郁药等“对药物依赖”相混淆,在中国则完全不会,“药”是“药”,“毒”是“毒”,“吸毒”已经是自己作死,“贩毒”更得拉出去枪毙。

称呼不同使得中外对于“毒品”认知不同,认知的不同导致了中外在禁毒环境和禁毒力度上的天差地别。


那么问题来了,中国为什么会吧“毒品”称作“毒品”呢?

为了找到中国对“毒品”称呼的演变历史,我翻阅了《中国禁毒史》和《中国禁毒史资料》两本书。

中国最早对毒品的官方记载起于,雍正六年(1728年)的《广东碣石总兵苏明良奏陈严禁贩卖鸦片以拯民生折》。这也是中国“禁毒”的最早记载,当时“毒品”被称作“鸦片”,即英文“opium”的音译。

此后的100年里,鸦片在中国的危害日益严重,中国的“禁毒”力度也越来越大,当时“禁毒”被称作“禁烟”与“禁鸦片”,官方“禁烟”折子数量从雍正八年(1730)的3道,一路上涨到道光十九年(1839年)的81道。

1839年,邓廷桢上书《两广总督邓廷桢等奏为遵旨会同林则徐力除鸦片毒害片》,首次将“鸦片”与“毒”联系在一起。

1840年,邓廷桢上书《邓廷桢著闽浙总督邓廷桢等水陆交严以期洋面肃清烟毒屏绝事上谕》,首次将“鸦片”称为“烟毒”,自此“毒品”在中国被贴上了“毒”的标签。

1840年,以“烟毒”一词为标志,中国真正意思上的“禁'毒'史”也自此开端,有意思的是1840年同样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那一年打了鸦片战争。


鸦片战争中国战败后,鸦片贸易合法化,官方对鸦片的称呼有了转变。同外文一样大清将“毒品”称作“药”,中国产的鸦片称作“土药”,外国进口的鸦片称作“洋药”。

不过即使官方将鸦片称作“药”,民间对鸦片是“毒”的认识还是愈发深刻,将“洋药”、“土药”称为“烟毒”的有识之士也越来越多。

1900年左右,清朝文人彭养鸥著《醒世小说黑籍冤魂》,小说集中笔墨描写鸦片侵入中国及泛滥成灾的情况,以一个吴氏家族世代受害于“黑籍”即鸦片的情形,表现烟毒侵害之深之广,令人怵目惊心。1916年该小说还被拍成电影,成为中国长故事片的开山之作。

《醒世小说黑籍冤魂》目录
第一回 烟霞成癖举国若狂 谈吐生风庶人好议
第二回 花样翻新芙蓉流毒 心思斗巧斑竹生春
……
第十一回 吞赃物马快放刁 中烟毒騃童毕命
第十二回 开药方庸医杀人 礼忏事穷僧显丑
第十三回 触疠气鼠瘟流毒 比匪人狴狱遭刑
……

1906年,《申报》接连发表《札知议除烟毒》、《议除烟毒说》、《论官卖鸦片事》、《扫除烟毒治本说》、《戒烟说》等文章,引发了社会广泛讨论,“烟毒”一词在中国(特别是江浙地区)流行开来。

1912年,深受申报影响的浙江颁布《浙江肃清毒品暂行条例》,“毒品”第一次在中国的官方条令上出现,《条例》中,“毒品”被定义为鸦片、红丸、吗啡、高根、海洛因及其同类毒性物或化合物。

不过,《浙江肃清毒品暂行条例》之后,“毒品”这个称呼并没有广泛传播。而将鸦片等毒品的“毒”性真正在全中国传播开来,还得归功于——中华国民拒毒会。

1924年8月5日,上海以拒土会(土,土药)为基础的30余个团体成立中华国民拒毒会,在全国设立分会100余处。

拒毒会向政府发出呼吁、建议,对政府的决策或者措施进行监督,促使各届政府采取更积极的禁毒措施。

拒毒会组织广泛的禁毒宣传活动,1926年5月,拒毒会出版的《拒毒》月刊,出版了有关拒绝毒品的书籍《鸦片痛史》、《鸦片流毒》、《黑籍人鬼》等。更是拍摄了不少禁毒题材的电影,如《上海拒毒大运动》、《山西拒毒大运动》、《孽海慈航》等。

拒毒会还调查各地毒情,1929年拒毒会发表《三年烟案统计》,1930年发表《海关查获烟土数量》、《海关查获麻醉毒品统计》、《外毒祸华事实》……

中华国民拒毒会对我国禁毒事业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下,中国从政府到民间,将鸦片、海洛因这类的成瘾药物与“毒”这个字深深的联系在一起。

▼此后,中国将“鸦片”称为“烟毒”,将“禁止鸦片”称为“禁烟”;其他麻醉药品称为“毒品”,将“禁止麻醉毒品”称为“禁毒”。

1935年,蒋介石政府颁布《禁毒实施办法》、《禁烟实施办法》,实施“三年禁毒,六年禁烟”运动,取得了比较好的成效。

不过,两年后抗日战争爆发,日本取缔中华国民拒毒会,对中国施行毒化政策,中国境内刚刚有所缓解的烟毒愈发泛滥成灾。

▲从东北到华北,从华北到江南,日本用毒品毒化沦陷区中国人的身心,以达到打碎中国人脊梁后彻底占领中国的目的。

1940年,时任民国内政部长的周钟岳发表《禁绝烟毒与民族复兴》,将“毒品”之害上升到民族复兴的高度。

后来新中国成立,1950年2月24日,政务院发布《严禁鸦片烟毒的通令》,大体经历了三年时间,到1952年底,在旧中国肆虐的种植、制造、贩卖、吸食烟毒活动被基本禁绝。

鸦片禁绝后,“烟毒”一词化为历史,“毒品”一词成为这类有害药物的统称。直到改革开放后,海洛因卷土重来,冰毒、摇头丸等新兴毒品兴起,而这些在西方的“药品”只能在中国被打上“毒品”的标签,永世不得翻身。


从1840年到新中国成立,中国近代史就是一部异常惨烈的禁毒史,“毒品”这个词及其背后对毒品“毒”性的认识,是这段历史留给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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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曾经因毒品亡过国,哪个国家对毒品的危害,都不会有中国了解得深刻。

林则徐说,如果任凭鸦片泛滥,二十年后“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这是不是危言耸听?

别人再不信,中国信。

请你想象:百姓不事耕织,税也缴不上来,却疯了一样,宁愿倾尽家产从敌国手里买东西。

你想要治理,可毒品已渗入到官僚之间,他们无心公事,成天贪赃枉法,为了捞钱扔给敌人。

你冒死进言,却赫然看到,高高坐在龙庭上的那位,手里也拿着烟筒。

你一怒之下,索性想要推翻这个腐败的朝廷,可当你募集军士,他们都形销骨立,双眼无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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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人都搞错了一个概念,那就是中国这样世界也应该这样。

其他国家禁毒力度弱,大概有这几个原因

第一,分布式政府结构利益导向严重

第二,贩毒团伙与政治团体结构相似,导致执法方向受阻

第三,选票政治和大麻

第四,精英阶层对于底层人民的愚民心态

先说第一条,欧美政权是分布式的,不是中国的中心化结构,顶层意见是传达到底层执法机构的。

大家一定要了解这个概念,例如上访为什么在中国有用,在国外就不会发生,因为国外权力是分散的,比如我们市县镇三级结构,一级管理一级,而欧美市县镇三级结构领导与议会全部都是由各地人自己选举,上下级管理的最常见的就是税务局。

警察这个机构都是地方机构各自招聘,自成小天地,而警察的薪酬和税务财政挂钩,警察的领导权归地方领导。

那么地方利益就体现在警察身上,警察优先保障高纳税者生活安全,然后是高纳税社区的安全,接着是城市安全。每任警察局长都是优先听从地方领导的命令,最关键的地方来了,地方领导的施政纲领是根据民意来的,那么民意是全民意见吗?

民意是地方大佬们,也就是地方最富有的人,地方宗教首领,地方传统家族领袖,政党头领们,议员们控制选票,他们就是民意,他们的诉求决定了地方领导的执政导向。

这帮人最优先考虑的是什么,是环境稳定,经商稳定,自己利益不要受损等等。

唯独贩毒这件事不在他们视线之内,在他们看来,瘾君子和毒贩不要破坏社会治安环境,乖乖呆在贫民窟就好,各不打扰,不要影响他们利益,那么地方大佬要照顾自己一亩三分地的利益,贩毒的人要是把手伸进自己利益范围,是没人管的。

这就是分布式政权对待毒品的态度,因为优先级别里,有别的事情比毒品还重要。在中国上级觉得毒品需要治理,下级单位必须完成,就像公司考核一样,这就是中心化政权的特点,行动起来好像变速箱,一个齿轮套一个齿轮,一旦发动,力量必将传达到末端。

欧美分布式结构政权所有人都在做功,但是方向不一样,最后没有关心最重要那一环,贩毒在欧美永远都有别的事比他重要。

第二,欧美的权力是在各个团体里,欧美为了确保这些团体的合法性,直接用法律保护各个团体的利益,这几天的德国绿党当权,四处搞事情,可是为什么不在它萌芽阶段阶段掐死呢?

原因就是欧美有无数小团体,主张自己的观点,哪个团体观点被社会接受,这个团体就会快速膨胀成为权力团体。

但是贩毒团伙的团体属性和这些团体极为相似,在中国光是一条黑社会组织罪,其实很多国外小团体就可以入罪了。

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是指在黑社会性质组织中处于领导地位,对该组织的活动进行策划、决策、指挥、协调。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是指加入黑社会性质组织,成为其成员,并参加其活动。

所以黑社会组织这一条在国外无法定罪,那么就剩下证据一块,欧美法律对于证据这一块和中国逻辑不一样。中国法律证据链这块极其重要,证据链和黑社会组织罪弄在一起,基本一个团伙就覆灭了。

在欧美很多奇怪的法律和证据搞到一起,比如美国有些地方,没有收查令找到的毒品不属于证据,即使毒贩人员被当场抓住,总有奇怪的法律会让证据无效。

而毒贩的法律意识其实很高,连小毒贩都有律师护身,更何况大毒贩配备都是超级律师。他们永远都是帮派底层人持有毒品,高层不碰毒品,所以很多时候都是把底层一扫而光,但是高层会快速发展新的小弟底层。

没有一套组合拳法律,对付身家亿万的毒贩,真的好难。

第三,选票政治里面,真的好残酷,因为毒贩也会投票,甚至能控制选区,而毒贩们可以在媒体上搞混大麻和毒品的问题。

很多人开始吸食大麻,大麻是普通人和毒品之间中介型毒品,很多人会搞混大麻的危害,公众对于大麻态度的导致毒品危害淡化。

而欧美选票选出来的议员和领导人,因为自己的选票里有瘾君子一份功劳,瘾君子更容易被收买,政客们大多数都是投机者,导致政客对于毒品危害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第四精英阶层明知道毒品对于社会的危害,但是他们真的就是故意放纵毒品。

逻辑很简单,一群吸毒的穷鬼,总比一群没事就上街游行要权力和补助的穷鬼好。

毒品让底层人民麻醉,不去闹事,不去上街,瘾君子们每天都想办法弄钱买毒品,他们其实很省心。

每个政权背后都是一个个势力阶层 ,这些阶层把自己的统治利益看的比什么都重。

吸毒的人在他们看来就是自甘堕落,正好免得他们没事出来闹事情,因为国外特殊的权力分布体系,穷人扎堆那就是新的权力团体,对于那些阶层的人来说,他们永远在底层,不去反抗,就是好公民。

所以全世界只有中国这种中心化政府才不停的禁毒,我们真的不一样。


user avatar   mao-xiao-bei-43 网友的相关建议: 
      

咱可是一个以鸦片战争为近代史开端的国家


user avatar   yu-ye-71-54 网友的相关建议: 
      

因为欧美是资本主义,真正吸毒的人都是一些底层的人,资本主义巴不得底层越来越乱,转移阶级矛盾。


user avatar   phobos 网友的相关建议: 
      

Tips

中国是世界上唯一被毒品,从文明巅峰宝座上拉下来的国家,1840年代的鸦片战争。


user avatar   yuan-hao-6-89 网友的相关建议: 
      

问题就出在社会基本政治制度的设计上。

准确的说,就是人权(个人私权)与公权力的分配失当。

今天我就来讲讲这个人权的问题。

人权就是个人的私权,公权力其实就是我们集体把部分个人私权让渡给政府的结果。比如,我们都希望有一个稳定的社会秩序,于是就授权政府来维护社会秩序,对破坏社会秩序的人进行惩罚。

理论上政府惩罚破坏社会秩序的人的时候也可以认为是对破坏者的私权侵犯,但是这个侵犯恰恰是绝大多数人集体授权的结果。

所以,个人私权与公权力是一种既矛盾又统一的关系。在大多数时候,表面上个人私权给公权力让渡了一部分,看起来好像个人私权受了损害,其实却是恰恰更好地保护了我们更大更重要的私权,这样的例子俯拾皆是。

比如,个人私权无限大,公权力为0会是什么结果?

那就是典型的丛林社会!

所有社会秩序完全失控,所有公共产品——包括教育、医疗、食品供应统统为0,所有人被迫以亲族血缘为纽带组成若干个小团体来保卫自己,物资交换退回到以物易物的阶段,那差不多就是人间地狱。

中东、非洲少数国家陷入严重战乱时差不多就是这样的状况。

比如,欧美人认为公共场所摄像头装得太多就侵犯了个人私权,但结果却是凡是没有安装摄像头的场所犯罪率立刻大幅度飙升。

说起来可能很多人都不相信,虽然我国还只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人均GDP全球排名在70位左右,只有欧美国家人均GDP的20%上下,但是中国治安状况却秒杀全球大多数发达国家。

2018年我国谋杀案发案率只有十万分之0.52这个数据是美国的1/10,比富裕的瑞士还低。



全球凶杀案发案率地图 (来源:UNODC(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

原因其实也很简单,就是我们的公权力更强大,更有所作为。

当然,我们也不能走极端,如果公权力无限大,个人私权为0也不行,那就是奴隶社会,就是开历史倒车。

所以,现代社会基本政治制度目前就只有两种模式:一种是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一种是中国社会主义制度,这两种制度也可以认为是人类文明探索个人私权与公权怎么分配的两种实验。

与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相比,西方资本主义制度表面上个人私权相对要大一些,对应的公权力就要小得多——西方这种权力分配体制自然有其内在的原因。

西方是资本主义制度,也就是以资本为核心的制度设计,对于资本而言自然希望公权力越小越好。

公权力越弱小,对于资本的监管就越弱,资本就能无拘无束地任意扩张。

所以,西方意识形态就设计了一套理论体系,在这个理论体系中政府(公权力)就是最大的“恶”,对于政府与公权力约束越多自然就能防止公权力去作“恶”。

这套理论体系对普通民众最大的诱惑在于——越是对公权力进行压制,个人私权就越能得到扩张。

但是权力与义务是对等的,当公权力被极度压制的时候,往往带来的就是政府社会治理的责任也急剧缩小。

比较典型的案例就是美国每年因为恶性枪击案死亡好几千人,但是美国却完全无法禁枪,原因就是美国最高法院1981年通过一系列案例裁定了一个基本原则——

美国警察对美国公民不具有保护义务,导致自卫权下放而延伸的公民持枪权扩大。

具体分析详见我的历史文章《美国禁枪为什么这么难?》

所以,美国公民持枪权(个人私权)扩大与美国公权力对公民保护责任下降是一个对应的关系。

这种个人私权的扩大带来的后果就是美国凶杀案发案率达到十万分之5,是中国的十倍,每年有3000多人死于恶性枪击案,其中有很大一部分还是未成年人。

再比如,2019年加拿大已经让大麻合法化,美国目前有30%的州已经实现大麻合法化。

2020年11月美国俄勒冈州与华盛顿州宣布,少量持有可卡因、海洛因等毒品也成为合法行为。

(来源:央视新闻微博)

在欧洲,荷兰已经实现大麻合法化,卢森堡去年宣布大麻合法化,英、法等国也有很大的势力在推动大麻合法化——毒品合法化潮流在整个西方国家里已经势不可挡。

这些在我们中国人来看很不可思议的行为其根源就是西方民众个人私权的不节制扩张欲望被某些资本力量所利用。而西方社会制度对于个人私权的扩张总体是一种鼓励与包容的态度,只要提到人权就是天然的政治正确。

对于个人私权的扩张,资本也是乐见其成,因为个人私权的扩张对应的一定是公权力被压制,只要公权力无所作为,有钱就真的能为所欲为。


新冠疫情爆发之后,西方媒体立刻跳出来对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进行狂风暴雨般的攻击。

结果中国雷霆一击仅仅只用了一个多月就控制住疫情,速度之快效率之高让西方媒体眼珠子掉了一地。

3月之后轮到西方国家应对疫情时,一票欧美国家却突然发现,这个该死的新冠病毒恰恰打击的就是西方国家个人私权泛滥扩张的软肋!

要控制疫情扩散首先就要控制人际交流,而这偏偏却侵犯了西方国家一直倡导的“人权”!

戴口罩是侵犯人权,居家禁止令是侵犯人权,隔离疑似患者是侵犯人权,封城更是严重侵犯人权!

政府就算是封城也最多是关闭学校与餐饮娱乐场所,但是根本无法强制性限制民众的行动。

本次伦敦封城,都十万火急了,政府还得保障民众过圣诞节的权力,不得不留出一天让伦敦居民聚会过圣诞。

这种封城简直就是儿戏!

不但无法限制民众的行动,而且由于大数据的缺失,西方国家也无法对确诊患者的密切接触者进行追踪,连一个健康码都迟迟弄不出来。

西方政治制度人权(个人私权)与公权力分配失当的缺陷在疫情冲击下暴露无遗。

最后的结果也颇具讽刺。

号称人权最有保障的西方国家折腾近一年还在疫情的泥潭里打滚,确诊几千万,死亡几十万,医疗系统濒临崩溃,65岁以上老年人直接拔管子,不准用呼吸机,轻症患者不收治,即使收治很多时候也是让其自生自灭。

而被西方媒体称为低人权的中国,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后果断作出了检测免费、治疗免费的决定,对于确诊患者上至100岁老人,下至刚出生的婴儿政府都不惜一切代价进行抢救。

最后我们仅仅只用了一个多月就扑灭了疫情,并且率先恢复了经济,成为今年全球主要经济体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国家。

同样是应对新冠疫情,对比一下中国与欧美国家,究竟在哪个国家人权才能得到真正的保障?

如果说新冠疫情只是一场意外,那么我们在更多的社会治理层面同样可以拿中国与美国的人权相比较。

在美国,警察拥有在第一时间基于他自身的判断剥夺某个公民生命的权力,却不承担保护公民的义务以及预防犯罪的责任;
在中国,警察没有在第一时间基于他自身的判断剥夺某个公民生命的权力,却要承担保护公民的义务以及预防犯罪的责任;

在美国凶杀案发案率达到十万分之5,
在中国凶杀案发案率却只有十万分之0.52;

美国在推动毒品合法化;
中国却在严厉打击吸毒贩毒;

美国贫富差距、地区差距、城乡差距年年扩大,政府却毫无办法,导致美国不同族群严重撕裂;
中国政府却在转移支付制度的保障下大规模进行扶贫攻坚,让最贫穷的人群也实现两不愁三保障;

在美国,大学学费年年涨,学校宿舍租金也节节攀升,美国53%的大学生靠贷款完成学业,学业贷款是美国大学生沉重的负担,美国总统奥巴马就花了20年时间才还清大学贷款;
在中国,大学学费只要几千元,住宿费用也是每年1200元白菜价,贫困学生还可以申请免息助学贷款;

在美国,医保覆盖率是91.5%,中国是98%;
2019年美国医保人均年缴费5000美元,是人均年收入的15%,2019年中国居民医保(含农村)人均年缴费250元,是人均年收入的0.8%;

在美国,遇到火灾呼叫消防人员是要买单的付费项目;
在中国,不管是火灾还是紧急事件呼叫消防人员是免费的;

在美国,很多偏僻的农村不通电,没有通讯网络;
在中国,5年前就实现了全民通电,95%地区实现了网络覆盖,很多偏僻农村的电力、网络建设100年都无法收回成本;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很多……

现在我们再来回顾人类社会两种社会制度的实践,哪一种制度在个人私权与公权力的分配上更为合理?哪一种制度才能真正保障个人的私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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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avatar   lou-li-qi 网友的相关建议: 
      

别人基本没有特别地说自己很爱中国,很爱中国文化,但能从他的视频里看出他是真的对中国文化很了解,而且郭杰瑞也没有刻意贬低美国或者其他国家,比如他去印度的视频,你可以去看看,那些好的或者坏的方面都是印度当地人自己表现出来的,而且他也尽量避免不谈政治话题,至少到现在为止是我最喜欢的外国up(可能是因为郭杰瑞本身就很有钱的原因,他不需要捞金,本身教育也很好,所以不会出现其他up那种开淘宝店出问题或者草粉这种黑料)


user avatar   MRpangang 网友的相关建议: 
      

我认为这种想法是非常不正常的想法,正确的做法是适应人类与生俱来肉食习惯。人类是一种名副其实的肉食动物,早在古代人类驯化各种动物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获得安全可靠的肉类来源。

经过一代又一代的培养,这些驯化动物可以说是越来越领会到人类的情绪也在主动去影响人类的情绪以避免被吃而成为种,这也导致了以牛为首的动物变得越来越“通人性”。

如果是某些所谓的“宗教信仰”或者生理吸收不了的原因而不愿意吃肉的话可以尊重,但是不能向外界宣扬传教,但是其他没有合理理由的一律认定为邪教。

不吃肉人的性格就会过于软弱,只吃肉人的性格就会过于急躁,两者都是属于典型的极端人士的饮食基础。欧美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左右极端魔怔人?就是因为他们要么就不均衡地吃肉,要么就只吃蔬菜,而中华均衡饮食所以文化一直保持中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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