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涅斯特河沿岸共和国是一个怎样的「国家」？ 第1页

是欧洲人口和器官贩卖的一个集散地。

军火之国。这地方仅有北京市四分之一的面积，但却是前苏联的工业中心和武器生产储存地之一，当时摩尔达维亚GDP总值的40%和发电量的90%，就来自于这块地，在上世纪90年代东欧军火交易猖獗的那个时期，这如吊毛版细短的地上竟有6-8家兵工厂开足马力生产，武器销售到全球各处战乱地区，还吸引了许多失业的苏联熟练技工前来工作。除此之外，这一地区还存放着大量苏联从Jackslowfuck及大波波等前势力范围撤出的武器，苏联解体后这些武器没了主人，德涅斯特受自己少的可怜的军费和兵力所限，又无法消化使用它们，只能将它们经地下渠道送入全球武器市场销售。不过进入21世纪后，德涅斯特受到军火生产技术和设备陈旧，及多方力量打击武器出口等因素的严重影响，俄罗斯也开始接收其遗留在德涅斯特的武器，并逐步遏制德涅斯特处置它们，如今德涅斯特的军火生意已经大不如昔。想了解的可以去油土鳖搜Transnistria Trafficking Arms，我这里也截了一段《超级黑帮：揭秘全球地下经济》对德涅斯特状况的描写，不能翻墙的看下文也可以管窥一二。

更新: 有知友提到了人口走私问题，刚好《超级黑帮》一书里也有写到部分片段，相关部分的摘抄我更新在最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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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涅斯特的边界，既是一个赚取额外收入的口岸，同时也是一台时间机器。当你进入蒂拉斯波尔时，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国会大楼前面柱子上的列宁像，而大楼上面还悬挂着“团结就是力量”的标语。我们确实回到了苏联时代，人们在空荡荡的大街上蹒跚而过，每个人脸上都还是苏联时代那令人难忘的无聊和疲惫的神情。当你抵达蒂拉斯波尔谢里夫球队那令人吃惊的主场地时，这种与时代格格不入的情形会更加使你震惊。

谢里夫的主场地包括两座标准的足球场，一个适合各种室内运动项目的竞赛场，一个五星级的训练场，一个体育学校，一家酒店，一个饭店和酒吧，这里长期被基辅和莫斯科最强大的球队所租用。我从欧洲足球的主管机构，欧洲足球协会联盟（UEFA）获悉，这里包括欧洲唯一一座“符合我们所制定的每一项安全和保障措施”的体育馆。作为一个终生的足球球迷，我可以发誓，这是我所见过的东欧地区最为复杂的训练和比赛场地。对于那些时间充裕，钱多得没处花的德涅斯特人（寥寥无几）来说，这里甚至还有一个梅赛德斯的展示室。

1997年，维克托•顾萨（Victor Gusan）决定用自己的财富建立一个足球俱乐部，他渴望打进冠军赛的最后阶段，欧洲体育运动的最高成就。作为蒂拉斯波尔国民军的副司令，顾萨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下海经商，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过着富裕而又多姿多彩的生活。尽管很明显是一个头脑敏锐，聪明能干的人，顾萨的成功可能也离不开朋友弗拉基米尔•斯米尔诺夫（Vladimir Smirnov）的支持。斯米尔诺夫被誉为谢里夫俱乐部最大的球迷，他肯定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劝说自封的德涅斯特共和国政府修建主场地，并组建一直球队。毕竟，德涅斯特的年预算还不足2.5亿美元。而这个体育场的花费大约就有1.8亿美元。但是，当时斯米尔诺夫先生既是德涅斯特海关总署的署长，也是总统伊戈尔•斯米尔诺夫的儿子。

但是，甚至万能的总统和他的共产党也无法克服谢里夫球队所要面临的第二个难题。为了参加任何的足球比赛，谢里夫球队必须在一个欧洲足球协会联盟成员国注册。然而，自从德涅斯特当局宣布从摩尔多瓦独立，德涅斯特的首都蒂拉斯波尔就被欧洲足球协会联盟除名了。

因此德涅斯特政府怎样才能使谢里夫队参加比赛呢？他们花费巨资建造这个庞大的主场地，并且从非洲、巴尔干和俄罗斯买来一些一流的球员，匆匆忙忙拼凑成一个地区标准的中等水平球队。

当然，摩尔多瓦足球协会是被欧洲足球协会联盟认可的成员。因此，双方就达成了协议。尽管德涅斯特拒绝同摩尔多瓦有任何官方的联系，但是在足球上，它承认基希讷乌的主权。因此，基希讷乌的政府对蒂拉斯波尔的政府维持了微弱的控制。谢里夫队在摩尔多瓦的每一赛季都能轻松获胜。作为摩尔多瓦或者德涅斯特的切尔西队 ，它能够买到更好的球员，比其他所有球队加在一块还要强。因此，它就具备了参加欧洲冠军赛的资格。

当然，这就引发了一个问题：谢里夫队从哪里获得的资金？除了体育场外，蒂拉斯波尔最为显眼的就是许多商店外面悬挂着的西联汇款（Western Union）的标志。在过渡时期的国家和发展中世界，到处可见西联汇款的标志意味着一件事——向经济较好地区移民的程度十分高。但是我在想世界上是否见过类似这样的情况。格里高利•沃拉沃（Grigory Volovoy）面无表情地揶揄道，作为《新报（Novaya gazeta）》的编辑，他是德涅斯特这个活生生的集中营中少数几个敢大声说话的人之一。“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这里的人口是75万。现在，大约只有45万。大约15万身强体壮的劳动力离开了这里。”

因此，尽管这里有诱惑人的体育场，然而，在过去的十年间，几乎有一半的德涅斯特人离开了这里，到国外寻找机会去了。在蒂拉斯波尔的街上漫步，你会清楚地发现，谢里夫球队并没有给这里的人民带来多少利益。

然而，却存在着利益倒流的现象。除了足球俱乐部外，谢里夫还拥有德涅斯特最大的超市连锁店，以及该国的每一块土地和移动电话网络（在2002年以200万美元的低价购买的）。尽管俄罗斯十分含糊其辞，不愿意承认德涅斯特，但是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十多年来一直以低价向这一地区输送天然气，每年的总价值高达5000万美元。并且，位于佛罗里达州的伊特拉公司，据称同松采沃兄弟会有关联，是利比尼萨（Ribnitsa）地区最大的冶金厂的主要股东，这也是德涅斯特地最大的出口创汇企业。

但是，你仍然会不由自主地去想所有这些能否支撑起谢里夫队和体育场的开支。想起来这里储存的大量俄罗斯武器了吗？并且，实际上这里应该还有两三家不受监控的兵工厂呢？这些从德涅斯特生产的武器，经过敖德萨，运到了战乱频繁的地区：高加索、中亚、中东、西非和中非。

偶尔，因为德涅斯特的问题，普京总统也会遭遇精神信任的危机。保加利亚的总统格奥尔基•珀尔瓦诺夫（Georgi Purvanov）恳请普京总统扼杀犯罪活动的萌芽，阻止德涅斯特的武器流失出来，被走私到周边的地区。普京总统是这样回答的：“也许，到了该关闭这个黑洞的时候了。”各种各样的犯罪团伙都利用保加利亚，把它作为一个重要的中转站，从乌克兰和德涅斯特走私武器，而珀尔瓦诺夫则认为这是对其国家形象最大的损害。

普京经过仔细考虑，最后，他决定继续保持这个黑洞敞开。几年前，俄罗斯同意国际机构监管第十四集团军向俄罗斯转运武器。在撰写报告时，一半的武器已经归还了。一位西方的情报官员称：“当然，我们不知道究竟有多少运往了俄罗斯，也不知道有多少流落到了其他地方。”西方政府尤其关注流失的俄罗斯“针式”(Igla)地对空导弹。在2003年12月，320枚导弹被撤回了，但是原始的记录显示总共应该是394枚。这就意味着，其他74枚流落到了世界某个地方的某个人的手中，而这些导弹全是高度精确制导，能够击落747飞机，每一枚价值5万美元。这位官员：“在德涅斯特的武器足够装备整个军队了，总共价值数百万美元，并且火力很猛。”

德涅斯特非常微小——大小同罗德岛（Rhode Island） 差不多。但是他影响并削弱了全球大片地区的国家。这个无赖的边界政府对乌克兰和摩尔多瓦都有不良的影响。这也是乌克兰橙色革命之后，新政府为什么很快就把注意力转向这个问题的原因。2005年6月外交部长鲍里斯•塔拉修科（Boris Tarasyuk）说：“如果边界被严格封闭后，德涅斯特的非法政府很快就会失去生存的经济基础。”塔拉修科继续说着，并谴责前总统库奇马的同流合污：“前政府利用德涅斯特作为一个跳板进行走私，因为这些资金主要流向了基辅。现在这种情况已经改变了。乌克兰对边界地区存在的“黑洞”不感兴趣；同时乌克兰也不想利用周边地区的冲突获取利益。”

橙色革命后的第一届政府很快就垮台了，鲍里斯•塔拉修科也仅仅担任了几个月的外交部长，这是因为革命内部的互相指责以及日益恶化的经济形势所导致的，并且莫斯科的能源“制裁”也起到了不小的作用。德涅斯特一位很有洞察力的分析家指出，自从普京总统加强了对俄罗斯能源的控制，并把它作为实施俄罗斯外交影响的工具以来，莫斯科控制其“邻国”政治（并且支持类似蒂拉斯波尔这样的流氓政权）的能力已经展现了出来。这位分析家写道：“由于欧盟近60%的能源依赖俄罗斯联邦，同解决冲突相比，这是其日程表上最为优先考虑的事情。军力强大的俄罗斯的前景是不切实际的。”

作为摩尔多瓦足球协会的负责人，帕维尔•齐奥巴努，严格来说，对谢里夫对和森布鲁球队的这场大赛十分中立。谢里夫队以令人信服的3比0获胜后（截至目前为止，十个赛季全部获胜），在返回基希讷乌的路上，他还是笑了，并向我解释说：“顾萨的目标是让谢里夫队打进欧洲杯赛的最后一轮。我想再过几年我们就能实现这个目标了。”这确实是一个大胆的雄心，尤其是考虑到这个能容纳20000人的雄伟的体育场只来了4000名观众，并且这还是本赛季最大的一场比赛。“顾萨先生今天十分高兴，今天是他的生日；他去打猎，并且杀了一头野生公猪。现在，他以3比0获胜了。他为摩尔多瓦的足球做出了伟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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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的初夏，德涅斯特的蒂拉斯波尔谢里夫足球队正在庆祝他们第四次获取摩尔多瓦联赛的冠军，在城市的另一边，柳德米拉?芭比诺娃（Ludmilla Balbinova）正在收拾行李。这是她第一次出国旅行，因此她十分激动。柳德米拉只知道以色列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海边国家，但是其他的一概不知。她要去找一位老朋友，是在以色列做服务员的。维多利亚（Victoria）告诉柳德米拉说：“你会爱上这里的，我已经给你找了一份工作――很轻松，薪水很高，并且真的很好玩。”但是柳德米拉根本不知道，在电话的另一头，维多利亚的头上正被一支枪指着。

在蒂拉斯波尔，柳德米拉过的很不快乐，但是像许多年轻人一样，她也渴望着冒险和快乐。她认为自己很幸运，一个亲密的好朋友能够帮助她安排这次旅行以及所需要的文件――在德涅斯特这并不是很容易的一件事，因为这个国家在国际上并没有获得认可。

实际上，这个乐于助人的妇女就是一个“招募人员”。从摩尔多瓦和德涅斯特被走私出去的大部分妇女都是被其他妇女诱骗和招募的。这些招募人员主要的动机就是金钱，但是也常常受到了逼迫。有些是以前的*，她们同意回家担当招募人员的工作，成功地使自己摆脱了这一行业。大路（La Strada）是一家位于摩尔多瓦的非政府组织，主要帮助被走私的妇女，其负责人艾莉娜?布德西（Alina Budeci）解释说：“有时，是那些被走私的妇女的母亲充当招募人员。我们遇到过一个案子，一位母亲收到了走私犯的威胁：如果她想再见到自己女儿的话，就必须找三个妇女来代替她女儿。”

利用妇女来消除受害者的疑虑十分关键。在任何有组织犯罪活动中，为了确保平稳运作，信任十分必要，但是，如果走私的货物是人的话，就不一样了。在这种情况下，必须以欺骗代替信任。为了增加信任度，招募人员常常要陪着那些年轻的妇女（通常是15到30岁之间）走过行程的第一段。在柳德米拉的招募者把她的护照办好后，她和其他10个妇女一块被送上了前往敖德萨的火车，然后被送到了莫斯科。一抵达俄罗斯的首都，她就被带到了莫斯科河附近的一座公寓里。她说：“这是我第一次开始产生怀疑，因为他们没收了我们的护照，并且把我们锁在屋子里，我们被囚禁了起来。”

从那时起，无论何时，只要柳德米拉被带出去，总是至少有两个人看着她。一周后，她和另外三个妇女被送到了多莫德多弗机场。在护照检查处，这是她最后逃脱的机会。俄罗斯政府官员很少有同情心的，但是，这次，在护照检查处，一位官员好心地请她再次考虑一下。他问道：“你真得知道你要去哪里吗？”“你真得知道你在干什么吗？你肯定想这么做吗？”但是，其中一个走私犯紧紧跟在她身边看着她回答，柳德米拉别无选择，只好放弃了警官的好意。这就像监狱的大门被突然关闭，钥匙被拔掉一样。

一抵达开罗，就有一些埃及男人来接她，然后把她带到了一家酒店，和其他10个女孩一直等了三天。在一天清晨，柳德米拉被塞进一辆吉普车，然后汽车一直开了几个小时。“贝都因人接管了我们，并接立即把我们带到一个地洞里。”尽管常常有报道说，贝都因走私犯会*他们押运的妇女（如果他们没有收到走私服务的报酬的话，也确实会扣留她们的），不过柳德米拉她们还有个选择的机会。如果她们自愿同那些临时看押他们的人发生关系的话，“那么，这些女孩就可以外出，能够吃得很好，并且还可以休息。大概有三个女孩这样做了，但是我没有，”柳德米拉说。

在他们正要启程开始下一段旅行时，其中一位惊恐万分的妇女企图逃跑。“那些贝都因人抓住了她，然后，在我们的面前，朝着她的膝盖开了几枪。”北爱尔兰那些被枪击穿膝盖骨的受害者都非常清楚，膝盖被打伤是最为痛苦的惩罚之一。但是，这些年轻的摩尔多瓦妇女的命运更可怜，“他们把她一个人仍在沙漠里等着死。”

等到半夜时分，贝都因人再次把她们塞进了一辆轻型客车，柳德米拉和她的同伴们全都惊恐不已。“车一直开了很长时间，然后我们被迫一个接一个地从铁丝网下面爬过去。另一边有一些贝都因人在接应我们，正在那时，一队以色列的边界巡逻兵发现了我们，开始朝我们跑来。我渴望这些士兵能够抓住我们，但是贝都因人开始朝我们的脚下开枪，逼着我们疯狂地朝着接应的轻型卡车跑去。我们又被塞到了车上，并且头上被帆布遮了起来。这真是太可怕了。”就像我所见到的那些骑骆驼的贝都因年轻人一样，他们通过在埃及和以色列边界走私货物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现在他们开始利用自己的这种技能走私妇女。他们常常*和折磨这些妇女――这对他们的传统真是极大的羞辱。

在内盖夫的首府比尔谢巴（Beersheba）的一座酒店里，柳德米拉被赶到了一群潜在的买主面前。“那些人大部分时候讲希伯来语，因此我们都听不懂，但是接着他们会用流利的英语命令我们。”开始，柳德米拉拒绝*服。其中一个俄罗斯人狞笑着说，“这里不存在‘拒绝’这个词，懂吗？”

当她抵达特拉维夫的时候，她已经被许多人经手过了，摩尔多瓦人、乌克兰人、俄罗斯人、埃及人、贝都因人、俄罗斯犹太人和以色列当地人，有一半的人都用暴力威胁过她。她的噩梦仅仅刚刚开始。

10月犹太人的安息日即将来临的一个星期五的晚上，我同另外两位男性朋友一起动身去参观特拉维夫的妓院。在香蕉贵宾（Banana VIP）夜总会破旧不堪的遮雨棚下面，微弱的黄色灯光下，一位粗壮的俄罗斯人站在黑暗的街道上，和其他我所去过的以色列的公共场所的守卫不同，他不是检查炸弹或者武器，相反，他坚持要查看我们护照。最后，我们只好让他看了一下我们的驾照，然后我们沿着狭窄的楼梯走上了三层，经过几间公寓，最后走进一个接待厅，那里已经坐着几个紧张不安的年轻人，嘴里叼着烟，手指还不断敲着廉价红沙发的扶手（同特拉维夫的妓院那最喜爱的红色相比，似乎有点尼古丁的暗黄色）。在沙发对面，是一个稍微突出的平台，上面坐着两个小姐，偶尔用俄语窃窃私语几句。其中一个人穿着一件短小的粉色上衣，紧身比基尼，穿着4英寸高的高跟鞋，摇摇晃晃地走来走去，屁股都快要露出来了。

在桌子后面，是一位极其漂亮的小姐，大概只有20出头，面露极度厌倦之情，我注意到这好像同高跟鞋一样，也是妓院里必不可少的东西。在接待厅的两头都是走廊，通向一些小房间，我依稀辨认出来都是刚好能够容纳一张床的大小，用红色装饰，同时还有微弱的红灯。人们普遍认为，这种颜色代表了浪漫，但是，这已经是我那天晚上参观的第四家妓院，我已经明白，这可以有效地隐藏地毯上和床上的污秽。我也发现，男人们可以坐在接待厅，一言不发，一直等到兴致起来（或者没有），这是很正常的事。然后，他们会悄悄地接近其中一位妇女，两人一块消失（在路上，那位小姐无助地抓起一根毛巾）。面沉似水，毫无生机。

这是三个傲慢的美国青少年溜达进来，打破了沉默。其中一个讲着希伯来语，同坐在后面的小姐询价：“半个小时230谢克尔；40分钟250谢克尔。”他的朋友插了一句：“嘿！别急，等会儿，看看是否还有比这些更辣的女孩。”他一边说着，一边朝两个小姐打手势。

尽管只有18岁（如果的话），这个家伙肯定不是这里的生客。吃着麦当劳长大、臃肿不堪，他的长相还真是寒碜，我禁不住在想，如果用正常方式去泡妞的话，他恐怕会经常受打击的。但是我还是无法想象，这样年轻的人就会对女生产生非人态度。我的朋友吉迪恩（Gideon）靠近我，悄悄地说：“你会见到许多这样的家伙，他们的父母把他们从纽约的上西城（upper west side）送到以色列，还塞给他们一本写满犹太教会堂、拉比、犹太教堂的电话本以及一大捆现金。谁能想到，他们一抵达这里，就直奔妓院而来。”

那天晚上早些时候，我们还目睹了一些更糟糕的事情。我们从老车站（Old Bus Station）附近开始了我们旅行，这里是以色列无数外国老公聚集的地方。自从“巴勒斯坦大起义（intifada）[ 巴勒斯坦大起义：指1987年巴勒斯坦被占领土群众举行的大起义。1987年12月9日，一辆犹太人的卡车闯入加沙地区“加伯利亚难民营”，压死4名巴勒斯坦人。加沙的巴勒斯坦人怒火中烧，走上街头，展开与以色列当局持续数年的对抗。在“起义”中，巴勒斯坦人创造出以落后“冷兵器”向以色列示威的斗争方式，即以青少年在街头投掷石块、自制燃烧瓶与现代武装的军警对抗；采用*、*、抵制美以货物等和平方式，不与占领当局合作。这次起义到1993年“奥斯陆协议”签署之后才告一结束。但是沙龙在2000年9月28日强行参观位于东耶路撒冷的*圣地阿克萨清真寺，从而重新引发了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之间旷日持久的暴力冲突。――译者注]”以后，巴勒斯坦人再也不做那些肮脏、危险的工作。在工业化国家，这些都是为其他地方的移民预留的工作。他们的位置被罗马尼亚人、乌兹别克人、泰国人、菲律宾人、土耳其人等人所取代。将劳动力进口到以色列是一项商业*活动，有组织犯罪集团也插手了这一业务。国际移民组织（International Migration Organisation）已经指出：在全世界范围内，契约劳工或者奴隶走私活动是增长速度最快的一个行业。

在老车站遛达的那些人并不是偷渡过来的――尽管极其贫穷，但是他们仍然可能是这个阶层中的精英分子。不过，无论以什么标准来看，这个地方就是个地狱。建筑和街道都年久失修，心形或者裸女招牌的霓虹灯一闪一闪地闪耀着，并指向了店铺后面的小破屋。妓院本身就是这个烂泥堆的最底层了。我几乎无法形容那些可怜的日趋衰老的小姐们，她们被囚禁在一个三英尺宽，七英尺长的小屋子里，一根接一根抽着烟，等着嫖客上门，一次只收10美元（没错，就10美元）。

我们无法确定哪些妇女是被逼为娼，哪些是因为生活所迫，因为这一行业的每个人，包括这些妇女全都守口如瓶。也许那些高级应召女郎挣得钱会多一些，经济上更自由些。但是，我在特拉维夫妓院的短暂经历告诉我，对于涉入这一个行业的多数妇女来说，所谓的快乐*，全是一派鬼话。同样的，在这里我也明白了男人的*是多么的残酷无情。在妓院里，我见到了不同种族、年龄、阶层的嫖客，川流不息，熙来攘往。有世俗和正统的犹太人；有以色列和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人；有许多美国人、西欧人和日本人。他们的面部表情显示，即使他们最初对嫖娼多少感觉有些内疚的话，现在这种愧疚之情也已经荡然无存了。我心想，如果他们听说了这些妇女（如柳德米拉）背后的悲惨遭遇的话――有多人会反省呢？

柳德米拉没有享受到所谓的度假，相反她从早上六点开始一直被锁在一套公寓里。在下午5：30的时候，她被送到布嘎绍夫大街（Bugashov Street）一家比萨饼店上面的妓院里，她被迫从晚上六点开始接客，一直持续十二个小时，这也是客人最多的第二个时间段。她解释说：“我一周工作七天，每天要至少接客二十个以上。”这是委婉的说法。实际上，柳德米拉每天晚上被*二十次！

以色列同多数的西方国家一样，执法机构只惩罚这些偷渡的妇女，而对嫖客却不处罚。当柳德米拉第一次成功逃脱后，却被一位值班的士兵撞上，而这人正好是这家妓院的常客，就把她交给了妓院的老板。作为惩罚，她被“主人”暴打了一顿。第二次逃跑成功后，她跑得很远，到城里另一个地方的派出所投案。按照惯例，她被控非法移民，被关押在了一所拘留所，等候驱逐令。

当柳德米拉最终回到基希讷乌时，穷困潦倒，疾病缠身，精神十分低落。她没有回家，除了因为愧对亲友外，她也害怕被那些走私犯发现。在摩尔多瓦、乌克兰、俄罗斯、埃及和以色列，柳德米拉的悲剧每天都在重演。

在我同柳德米拉谈话后的第二天，负责她这个案子的工作人员给我打电话说，“我忘了告诉你了，柳德米拉现在是艾滋病感染者。”毫无疑问，在摩尔多瓦这样的国家，鸡尾酒疗法并不是很容易得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