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期间，前苏联给了中国哪些帮助？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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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八路军从东北拿了很多日本装备，但从性质上说，这是苏军允许第一支到达的中国正规军接受了东北日占区的部分武器和设备，然后还要求这支正规军放弃已经占领的主要城市，欢迎另一支自封的中国正规军来接收。从程序来看，苏联显然是有所偏袒的——偏袒那支远方赶来，自封的中国政府军。

至于美军，在自己接收的青岛等地，根本没考虑过允许城外的八路军受降，而是派出交通工具运来远方的国民党军受降，之前空运了好几万人来控制要点，这才叫赤裸裸站队。

二战末，冷战前，美苏对于中国内战双方肯定有自己的倾向，但无论如何，八路军是最靠近东北日占区的中国抗日正规军，也是抗战八年唯一和长城以东日军持续交战的中国军队。苏联把东北日占区物资交给先到的八路军一部分，怎么论理也说的过去。更何况东北的精华地带还是交给从大后方坐美国交通工具到来的国民党军了。如果这也算偏袒，国民党内战有一半日械怎么说？是他们自己作战缴来的？1946年初蒋介石要求苏军暂缓撤退（怕被八路军全面接收）又怎么说？是担心苏军对八路军帮助太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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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制工程120重炮扎古，数量虽少但是在中共的精锐机师队伍的驾驶下给了美制扎古以重创，尤其在塔山阻击战中，双方扎古战在一起，前线阵地几乎都是破损的零件，场面极为惨烈；

工程250，RX–76高达，日后RX-78强袭自由的最初的试验机型，机师姓名至今保密。这架高达并没有在东北出现，而是直接通过货船送往胶东半岛，由华东局和华东野战军接收，并在孟良崮战役、渡江战役中进行火力支援，立下赫赫战功；

小米加步枪。这种超越时代的光能单兵作战兵器从抗日战争开始苏联就以过时武器的名义出售给中共，在解放战争期间苏联给东北野战军至少提供了足够装备30个师的小米加步枪(彭真回忆录，p213-233)，并且还有部分是通过朝鲜输送到南满地区，对国军造成了巨大压力。

当然咯，国军也搞到了很多好东西，比如大量155重型扎古(美国陆军的代表性重武器)，但是由于和高达的代差，以及机师缺乏NEW-TYPE，故而在战斗中一败再败，甚至有被削成人棍的情况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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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四野入关时各军的装备。要知道四野入关前已经累计消灭了120万以上的国军。缴获的装备就算打个对折也能武装60万人了。说什么苏联给了多大的帮助根本是无稽之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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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8军 11月，部队进关时，全军实有59523人，长枪16769支，短枪3410支，冲锋枪3990支，轻重机枪1249挺，枪榴弹筒和掷弹筒385具，火箭筒43具，60炮320门，迫击炮85门，山、野、榴炮74门，其它各种步兵火炮55门。

第39军 11月，部队进关时，全军实有59378人，长枪14517支，短枪3427支，冲锋枪4072支，轻重机枪1394挺，枪榴弹筒和掷弹筒305具，火箭筒17具，60炮310门，迫击炮100门，山、野、榴炮55门，其它各种步兵火炮13门。

第40军 11月，部队进关时，全军实有58875人，长枪16759支，短枪3253支，冲锋枪3541支，轻重机枪1270挺，枪榴弹筒和掷弹筒271具，火箭筒50具，60炮328门，迫击炮83门，山、野、榴炮83门，其它各种步兵火炮70门

第41军 11月，部队进关时，全军实有49362人，长枪16822支，短枪3231支，冲锋枪1255支，轻重机枪1894挺，枪榴弹筒和掷弹筒535具，火箭筒22具，60炮263门，迫击炮77门，山、野、榴炮37门，其它各种步兵火炮52门。

第42军 11月，部队进关时，全军实有47279人，长枪15090支，短枪2401支，冲锋枪1959支，轻重机枪1197挺，枪榴弹筒和掷弹筒354具，火箭筒36具，60炮311门，迫击炮88门，山、野、榴炮38门，其它各种步兵火炮29门。

第43军 11月，部队进关时，全军实有63478人，长枪17355支，短枪3534支，冲锋枪3729支，轻重机枪1268挺，枪榴弹筒和掷弹筒529具，火箭筒38具，60炮340门，迫击炮86门，山、野、榴炮68门，其它各种步兵火炮41门。

第44军 11月，部队进关时，全军实有47675人，长枪12295支，短枪3066支，冲锋枪2179支，轻重机枪1245挺，枪榴弹筒和掷弹筒347具，火箭筒53具，60炮385门，迫击炮102门，山、野炮47门，其它各种步兵火炮57门。

第45军 11月，部队进关时，全军实有48082人，长枪14192支，短枪3119支，冲锋枪1549支，轻重机枪1338挺，枪榴弹筒和掷弹筒542具，火箭筒21具，60炮308门，迫击炮80门，山、野炮34门，其它各种步兵火炮26门。

第46军 11月，部队进关时，全军实有45119人，长枪16834支，短枪3156支，冲锋枪1067支，轻重机枪1256挺，枪榴弹筒和掷弹筒800具，火箭筒2具，60炮255门，迫击炮77门，山、野炮18门，其它各种步兵火炮14门。

第47军 11月，部队进关时，全军实有54583人，长枪17087支，短枪3050支，冲锋枪1402支，轻重机枪1233挺，枪榴弹筒和掷弹筒359具，火箭筒80具，60炮346门，迫击炮57门，山、野、榴炮22门，其它各种步兵火炮45门。

第48军 10月，部队进关时，全军实有40712人，长枪13034支，短枪2049支，冲锋枪772支，轻重机枪837挺，枪榴弹筒和掷弹筒232具，火箭筒14具，60炮205门，迫击炮58门，山炮23门，其它各种步兵火炮9门。

第49军 11月，部队进关时，全军实有50555人，长枪14052支，短枪2890支，冲锋枪2610支，轻重机枪1333挺，枪榴弹筒和掷弹筒213具，火箭筒17具，60炮399门，迫击炮78门，山、野、榴炮51门，其它各种步兵火炮63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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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援助东野600辆坦克纯粹是荒诞不经的痴人说梦。当时的东野在攻打锦州的时候，战车团只有20辆坦克，以其中15辆投入战斗，这就是铁的事实。讨论坦克，需要明白一个基本常识，装甲兵是技术兵种，坦克是重装备，不是你把农民征召入伍，给他一把枪，训练一个月就能上战场的概念。技术兵种是什么意思？要各类技术人才、要各种零部件、要油料……开个玩笑：苏联就算援助东野1000辆T—34，以东北的人才队伍和物质基础，也只能当摆设。下面步入正题:

《解放战争中的东北装甲兵》

本人2005年发表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第11期。

东北坦克大队诞生

1945年8月侵华日军投降后，在东北地区遗弃了一批重武器装备和器材。我军进入东北的部队立即着手收集日军遗弃的装备，组建自己的坦克部队。1945年9月，延安炮兵学校奉命开赴东北，朱瑞校长在大队以上干部会议上传达了中央军委的重要指示：“在东北边境地区和铁路沿线各战略要点，日寇遗弃了大批的火炮和坦克、装甲车，我们炮兵部队必须乘此机会壮大起来，并着手建立人民的坦克部队，实现人民军队多年来的愿望。”经过长途跋涉，炮校于11月中旬抵达东北。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彭真在接见时指出：自己动手，武装自己。11月1日，中央军委电示东北人民自治军司令员

林彪

，第一政治委员彭真并炮兵学校校长朱瑞，政治委员邱创成，要他们派出得力干部接收保管日军在沈阳的技术兵种学校，并注意搜集飞机、坦克和大炮。东北人民自治军立即给所属单位发电，为适应目前要求，须训练大批汽车司机、坦克手，并随时听候调用。遵照中央军委和东北人民自治军的指示，各单位迅速派出人员在沈阳及东北广大地区搜集日军遗弃的坦克装甲车辆和油料器材。

东北人民自治军司令部干部高克奉命在沈阳搜集坦克。11月中旬他在沈阳原日军坦克装配修理厂（即918厂）侦察敌特活动情况时发现了保存较完好的日式坦克，立即向自治军副司令员

吕正操

作了汇报，并主动要求带人去收缴坦克。吕副司令员同意了他的请求。尔后，高克带领几名战士进厂，冲破敌伪人员的盘查和封锁，在老工人的帮助下开出了两辆坦克。几天后又在沈阳搜集到2辆装甲车、2辆牵引车、1辆汽车，并组织日伪技术人员将车辆全部修复，临时组成一个装甲车队。11月13日辽北省政府电告东北人民自治军司令部，在四平发现坦克。司令部干部霍舒亭奉命带一批技术工人前往四平东哈福山区，在辽北省政府的大力协助下，经过两天两夜的艰苦奋战，搜集到4辆坦克、1辆汽车、6车皮坦克器材和部分油料，由铁路输送到西安（今吉林省辽源市）。

但此时东北的形势很快起了变化，国民党军在美国支持下分海陆空3路向东北地区大举运兵，并于11月下旬占领了山海关、锦州等要地。面对严峻的形势，中共中央指出：“让开大路、占领两厢”，以便发动群众、建立巩固的根据地，积蓄力量，准备反攻。为此，东北人民自治军司令部于11月底撤离沈阳，并命令坦克向通化地区转移。装甲车队于28日离开沈阳，当行至沈阳郊区小轿子屯时发生故障，难以继续前进，留用的原日伪人员破坏大部分车辆后逃散。高克为确保仅存的一辆坦克，积极与上级和兄弟部队取得联系，等待接应。由陕甘宁边区移驻东北的延安炮兵学校已经抵达沈阳。朱瑞校长指定曾经在苏联东方大学军事训练队坦克专业技术班学习过的孙三、刘大祥专事收集日军遗弃坦克的工作。军政干部学校的毛鹏云也在沈阳地区搜集坦克，并汇集在一起。炮兵学校得知高克被困在小轿子屯，立即派遣刘大祥带领一个警卫排前来接应，高克带领最早收集到的一辆坦克安全到达沈阳东郊炮兵学校驻地马家湾子。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第一辆坦克。

中共中央东北局决定在炮兵学校设一个坦克大队，以培养建设装甲兵的人才。东北人民自治军司令部命令各部将搜集到的坦克、器材、油料和技术人员，集中到炮兵学校统一使用。据此，炮兵学校于1945年12月1日，在马家湾子驻地召开会议，朱瑞校长宣布成立坦克大队，孙三任大队长，毛鹏云任政治委员，高克、霍舒亭、刘大祥任副大队长。全大队30余人，1辆坦克（四平搜集到的坦克未运到），隶属炮兵学校。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第一支坦克部队诞生。东北坦克大队成立后，于当月移驻吉林省通化县。

为确保在四平搜集到的坦克、器材不被破坏，彭真和东北人民自治军第二政治委员

罗荣桓

于12月4日给吉林军区副司令员

万毅

发电：“由四平运至西安之4辆坦克，望设法用火车运至通化。”吉林军区按电示，令保安第3旅派人护送。霍舒亭率领的车队于12月中旬顺利到达通化，编入坦克大队。与此同时，坦克大队在抚顺、铁岭一带又搜集到柴油、汽油、机油等300余桶，也运到通化集中。这些坦克、器材、油料，为东北坦克大队的发展壮大奠定了初步的物质基础。

1946年2月3日，通化发生残余日伪人员叛乱事件，留在坦克大队的部分日伪人员企图开出坦克参加暴动，幸被及时发现，予以制止。这一事件极大地震动了全校，使上下普遍意识到由战斗骨干掌握技术的迫切性和必要性。为此，炮兵学校立即抽调30多名学员到坦克大队学习技术，并吸收少数修理工人参加，迅速建立一支可靠的技术队伍。此时，全大队已有80余人，日式坦克5辆，履带牵引车8辆、汽车22辆，经过军事技术训练具有了一定作战能力。1946年5月，坦克大队转移到黑龙江省宁安。7月，移驻东安，接收了西满军区移交的坦克9辆、汽车2辆和牡丹江军区移交的坦克6辆，改称战车大队，下辖3个坦克队和汽车队、警卫连、材料库、修理厂，全队400余人。有各型坦克20辆、牵引车10辆，装甲车和汽车30辆。全体指战员在器材短缺、情况多变、人员分散、教材、教员都难以保障的艰苦条件下投入了战备整训，克服重重困难，学技术、练战术，为今后遂行作战任务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首战长春

1946年4月初，吉辽军区所属部队及第7师包围了由伪军和地主武装改编的国民党军占领的长春，发现孟家屯有一批被苏军撤离时炸毁的大小日式坦克约80辆。东北民主联军副司令员兼吉辽军区司令员周保中，特请曾在苏联东方大学军事训练队坦克专业班学习过的蒋泽民负责检修坦克。蒋泽民带领10名解放过来的坦克修理工和汽车驾驶员，经反复查找，从破烂坦克堆里选出两辆尚未完全炸坏的坦克，苦干七、八个昼夜，于4月12日修复了一辆坦克。随即又在解放人员的指引下，挖出了坦克所缺的机枪4挺、57炮身4件以及这些枪炮所需的弹药。

14日凌晨，蒋泽民带着修好的坦克和4名乘员由孟家屯开到长春东郊的二道河子，此时东北人民自治军已将长春围得水泄不通，攻城战斗正在进行中。周保中司令员看到修好的坦克，高兴地前后左右观看，并指示没有他的命令不得擅自出动，只有在攻城遇到坚固障碍时坦克才能投入战斗。蒋泽民了解到，长春守敌为原伪满军“铁石”部队的残部，现在摇身一变成了国民党“地下先遣军”，又收罗大批伪满时期的警察、宪兵、特务和地痞流氓，扩编成一些杂牌部队，加上我军推进长春时逃到市内的地主武装，总数约三万多人。这些敌人虽然没有多少实战经验，但依托城区建筑物防守，仍有一定战斗力。吉林军区77团1个营在二道河子西北的宋家洼子附近合围一个地主大院的敌人，久攻不下。蒋泽民奉命带领坦克配属该团增援部队前往加入战斗。第一次攻击开始后不久，由于枪炮发生故障而被迫撤出战斗返回二道河子。下午三点钟，枪炮、弹药重新检修完毕后，蒋泽民率坦克掩护步兵沿原路对大院发起攻击。4发炮弹准确摧毁4个暗堡歼灭了大部分敌人，少数残敌逃到铁路大桥下，被长春军分区司令员曹里怀指挥的部队全部消灭。

4月15日上午，周保中司令员派蒋泽民驾驶坦克送信给辽吉军区副司令员陈光和曹里怀的临时指挥所。当时，陈光、曹里怀正指挥第69团向伪满皇宫守敌一个营进攻。由于皇宫围墙坚固、炮台高筑，进攻受挫，自治军部队只能在远处对其形成包围。坦克正好派上用场。下午，按照曹里怀的命令，蒋泽民驾驶坦克引导步兵冲击，以抵近射击摧毁了敌炮台，并加大油门猛冲，用车体把边墙撞开半扇门大的口子，步兵迅速突进，守敌感到大势已去，纷纷缴械投降，部队未遇抵抗顺利攻占了皇宫。16日，另一辆修复的坦克和运送炮弹、柴油的汽车也到达临时指挥所。指挥所命令两辆坦克继续掩护步兵向守敌进攻。坦克以猛烈的炮击消灭敌火力点，配合步兵先后攻占了火车站前广场和大同广场。第二天，向据守在原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大楼里的敌人发起攻击，包围了楼房，一炮将一个较大的楼房工事炸毁，迫使100名守敌在坦克面前举枪投降。18日晨，各路攻击部队均突入市中心，会师于大同广场。市区内只剩下伪满中央银行里的敌人还在凭借坚固建筑顽抗。自治军将大楼团团围住，坦克炮接连发射。中午时分，一发坦克炮弹直接从楼窗中射入爆炸，给本已处于山穷水尽地步的敌人以极大震撼，自知再抵抗下去只有死路一条，被迫打开大门举着白旗投降。

吉辽军区两辆坦克长春之战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坦克第一次参加战斗。坦克在战斗中发挥了威力，支援步兵一一攻占了目标，对整个战斗的胜利起到重要作用，是装甲兵作战史的起点。但在撤出长春向北转移时没有铁路输送，以至油料耗尽，不得不在拆下机枪后忍痛将坦克烧毁。

东满剿匪

日伪投降后，在东北溃散的伪满州国军队、山林警察和土匪被国民党收编为“地下先遣军”，主要盘踞在东满和北满地区，成为东北民主联军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的严重障碍。为了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东北我军迅速将工作重点转移到清剿土匪、进行土地改革上。1946年春，谢文东匪部两个旅在牡丹江地区占据绥阳、东宁两个县一带的地盘，活动十分猖獗。东北民主联军司令部令牡丹江军区与第359旅进剿，并令东北坦克大队参战。坦克大队按照总部批准的“拿学校当部队，变部队为学校，边训练边参加战斗，在战斗中成长”的方针，由高克副大队长带领4辆100式坦克进入林海雪原。6月3日13时进剿绥阳匪部的战斗打响，坦克队的任务是配合步兵突破当面之敌，攻占县城。高克决心采取2辆坦克正面进攻、2辆坦克侧翼迂回的战术，引导步兵冲击。从侧翼迂回的2辆坦克与步兵沿着公路互相掩护交替前进，当推进到距敌200米时，突然遭到左前方小高地上机枪火力拦阻，步兵被迫停止前进。坦克迅速瞄准及时开炮支援，打掉了这个火力点。在向纵深推进约一公里左右后，发现左前方高地上有两门敌山炮正在向我进攻部队射击。当即以一辆坦克火力掩护，另一辆迂回敌炮兵阵地后方，正面攻击的2辆坦克也冲了上来。高地上的土匪见一下子来了4个“大家伙”，吓得惊慌失措四处逃窜。步兵趁势从左侧猛攻，与坦克形成钳型夹击，很快占领了高地，全歼了这股土匪，缴获山炮2门。赶来增援的一火车敌人尚未下车即遭到我军火力猛烈攻击，眼看情况不好，赶紧一溜烟跑了。绥阳城里的土匪见势不妙，连夜烧掉弹药库，丢下伤员，弃城逃往东宁。

5日，高克由率领14名坦克手和2辆坦克转战南下，配合牡丹江军区进剿东宁匪部。先头步兵在通沟遭敌伏击，坦克立即前往支援。在距敌二、三百米的一条小河边，以准确连续的炮火摧毁敌重机枪火力点，掩护步兵一举拿下了东山头。为防止东宁敌人逃跑，牡丹江军区命令坦克队绕过通沟，向西南方向穿插，直取东宁。经过一天的奔袭，坦克队进抵东宁城郊。部队利用夜幕发起攻击，坦克掩护两个尖刀连从城西突入，消灭了沿途的机枪火力点，一举攻占敌团部。黎明时，攻击部队占领东宁县城，歼敌1个团，约千余人，缴获10辆汽车、3挺重机枪和椅披弹药、油料、器材。拂晓后，敌人在炮兵掩护下从城北反攻，被坦克和步兵击溃。这次抗敌反扑，坦克队又缴获了一门92式步兵炮和6挺重机枪。

在东满剿匪中，东北坦克大队的干部乘员英勇顽强，与步兵密切配合，圆满完成了战斗任务。尽管这是小战斗，但意义重大，既通过实战锻炼了部队，鼓舞了士气，提高了军事技术，初步学会了步坦协同作战的方法；又使东北民主联军司令部及有关部队指战员看到坦克的突击作用，更加重视和支持坦克部队的建设。

德惠激战

1946年秋，东北民主联军针对国民党军在东北战场实行“南攻北守先南后北”的计划，决定以南满部队在临江地区迎歼进犯之敌，以北满地区的主力待机南渡松花江，在长春、吉林以被地区寻歼敌人。据此，第2纵队5师于11月深入长春地区破坏铁路，封锁交通。20日，该师骑兵连发现德惠县郊的靠山屯附近国民党军新一军第149团2营和地方武装一部远离主力，孤军深入。2纵司令部即电告“东总”，拟先消灭这股敌人。21日，“东总”决定由第5师配属火炮12门担任围歼靠山屯之敌的作战任务。同时鉴于坦克在东满剿匪作战中显示的作用，特将东北战车大队从东安调到德惠参战。东北民主联军

刘亚楼

参谋长专程到东安视察。了解训练情况，观看9辆坦克的战术

演习

。战前，林彪司令员专门接见了战车大队指战员，并明确指示要在实战中锻炼成长。战车大队奉命以第1队1区队7辆坦克配属步兵第5师15团进攻靠山屯之敌，并决定以3辆坦克支援第15团3营歼灭靠山屯外围据点田家粉房守敌傅德辉部。田家粉房距靠山屯约2.5公里，由地方武装傅德辉部460余人据守，村中央有个大粉房，呈梯形院落，墙高围厚四角筑有炮楼，墙外四周还有碉堡。正当15团3营连续进攻未果之时，3辆坦克恰好赶到。孙三大队长带领全体乘员查看地形后命令：展开时2号车在中、1号车在右、3号车在左。攻击目标为粉房大院。主要任务是协同步兵营，打开通道，消灭机枪火力点，掩护步兵进攻。11月23日18时战斗开始，3辆坦克迅速向大院冲去。3号车率先冲到围墙下，撞垮了大门旁边对步兵威胁最大的一个碉堡，在倒车时由于夜间视度不良，掉进了水坑。1号车在跟进过程中也掉进了水坑。于是两辆坦克原地坚持战斗，继续以炮火支援步兵进攻。守敌见此情景，集中火力向2号车和跟随步兵射击。2号车因紧靠墙根，不便于发扬火力，同时步兵也被高墙上的机枪压得抬不起头来。来在战斗的关键时刻，孙三大队长果断命令2号车乘员开着坦克撞开粉房大院大门，用机枪压制住企图堵上缺口的敌人，紧接着将高墙上的土炮楼和周围的碉堡一个一个掀掉，步兵端着刺刀在一片喊杀声中冲进院内，全歼了守敌。

1947年2月21日，北满部队集中12个师及3个炮兵团再渡松花江，二下江南，向长春、吉林以北之敌进攻。为了确保战斗的顺利，东北民主联军司令部再次命令东北战车大队，以第1队4辆坦克配属6纵17师50团1一个营攻打德惠东南望河堡的国民党新1军50师1个加强连。2月27日18时，战斗打响， 4辆坦克成一线纵队前进（按坦克按行军顺序称呼为1、2、3、4号车）。1号车是辆小侦察坦克，2号车和3号车是日本97式战车，1队指导员蓝曼乘2号车，2区队区队长刘树旺乘3号车，4号车是100式战车（即97式改），是大坦克，1队队长李自群和1区队区队长贾怀彦乘坐。这4辆坦克行至一座桥时，1号车顺利通过，2号车刚登上桥头就轧爆了反坦克地雷，坦克履带被炸断，无法前进。此时3号车迅速绕过桥头开到左边河滩，在查清2号车毁伤情况后，3号车冒着敌人的炮火把炸坏的2号车拖到隐蔽处，立即绕道前进，1队指导员蓝曼即换乘3号车。在3号车抢救2号车时，4号车已从桥侧绕上去了。最先过桥的1号小坦克一马当先，冲到坡上，用机枪向敌人扫射，敌人集中战防炮向它射击，1号车灵巧躲避，虽然也挨了几炮，所幸并无大碍。紧接着4号大坦克开了上来，守军非常慌张，急忙调转火力，4号车立即陷入一片火海，车前车后，弹雨如注。车上炮手靳志熟练操纵坦克炮，向敌人的炮兵阵地进行压制射击，15分钟内发射炮弹30发，打哑了敌人的战防炮，摧毁了进攻正面的3个地堡。战斗中，4号车被敌火炮击中，装甲板裂开，驾驶员受伤，车内乘员被震的头昏眼花，但仍精神高涨，奋勇作战。

接着，4号车和1号车分别带着步兵打进屯内。3号车带着两个步兵班随后跟进，进入300米开阔地，遭到敌人猛烈火力拦阻，步兵跟进距离较远，所以伤亡很大，到达屯边时，两个班30多人竟只剩下1名战士。3号车很快摧毁了五六个地堡，残余之敌溃退到屯东北角小庙的大地堡群里。由于向守敌喊话无效，3号车不到两分钟打出十几发炮弹，掀开了5个大地堡的顶部，剩下的一名步兵战士机灵地绕到敌人地堡群侧翼，用冲锋枪封锁住地堡出口，40多个敌人被迫缴枪投降。步兵后续部队及时赶到，一举攻占了望河堡。

这两次战斗，是东北战车大队在东北民主联军司令部指挥下参加的重要战斗，表明坦克部队的作用的地位得到了进一步提高，战略区的领导更加重视和关怀战车大队的建设和发展。由于乘员们经过临战前的艰苦训练，战斗中英勇果断，猛打猛冲，给敌人杀伤和精神威胁很大，发挥了坦克的突击作用。同时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如田家粉房战斗中，由于天黑，地形勘察不仔细，致使两辆坦克先后掉入水坑，影响了战斗进程；望河堡战斗中，坦克冲击速度过快，造成步坦脱节，步兵遭敌火力封锁和杀伤，没有了步兵的协同，对坦克自身也很不利。通过这两次战斗，战车大队进一步经受了实战的锻炼与考验，战斗力有了新的提高。

1947年6月和11月，战车大队先后参加四平攻坚战和哈达湾战斗，但因战局变化，均未能投入实战。

成立战车团

为了适应坦克部队参战的需要，1947年10月初东北民主联军司令部发出命令，以战车大队为基础扩建战车团，任命孙三为团长，毛鹏云为政治委员，李自群为参谋长。团机关设司令部、政治处、供给处和卫生处。受客观条件限制，军事工作和技术工作没有分开，没有专设技术部门，行政领导既管作战训练也管技术工作。全团编战车第1、 2、 3连、警卫连、修理工厂，共500余人，坦克20辆，牵引车10辆，装甲车和汽车30辆。1948年4月，由东北炮兵司令部拨来学员200名，建立了第4、5、6战车连。牡丹江军区独立2团调来干部、战士200名，成立了第7、8汽车连。从东北军政大学辽东分校调来79人，组建机械连，隶属于修理工厂。由于连队增多，为加强领导方便管理又成立了3个营部，使全团指战员达到900多名，有坦克20辆、牵引车10辆、装甲车和汽车40多辆。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组建的第一个战车团，在装甲兵历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战车团成立后，认真进行整军备战。全团进行土改教育，开展诉苦运动，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干部、战士的政治觉悟有了很大提高，决心杀敌立功。为提高全团战备水平，战车第2、 3连先后到东北广大地区搜集到坦克车体20余个，坦克发动机13部，各种器材、零件40余车厢。修理工厂对全团车辆尤其是第1营的每辆坦克进行认真检修，保证随时参加战斗。1948年6月至9月上旬，全团又开展了大规模的军事技术训练，除实弹射击外，主要是演练连排进攻战术，尤其注重了野战中的村落进攻和城市攻坚中的巷战，以及如何以火力支援和掩护步兵进攻、怎样和步兵、炮兵、工兵搞好协同的问题。从而为辽沈战役作好思想上、技术上和军事上的准备。

锦州攻坚

东北野战军经过1947年夏、秋、冬季三次大规模攻势作战，共歼国民党军38.8万余人，扩大解放区30.7万平方公里。冬季攻势后，部队进行了扩充与休整。到1948年8月，总兵力已达103万人，其中野战军有12个步兵纵队、1个炮兵纵队、1个铁道纵队、15个独立师、3个骑兵师，共54个师70万人，另有地方部队(包括二线补充兵团)33万人。各部队开展了大练兵和新式整军运动，军事和政治素质大为提高。此时，东北地区97%的土地和86%的人口已获得解放，土地改革已基本完成，解放区得到进一步巩固，工农业生产尤其是军工生产有了较快发展，人力物力比较充足，东北战场的形势更有利于解放军。东北国民党军遭到人民解放军连续打击后，其总兵力虽然尚有4个兵团14个军44个师(旅)，加上地方保安团队共约55万人，但被分割、压缩在沈阳、长春、锦州三个互不相连的孤立地区内，处境非常困难。1948年9月，中央军委决定发起辽沈战役，首先在东北地区与国民党军进行战略决战，制定了“置长春、沈阳两地于不顾，主力南下北宁线攻克锦州，把国民党军队封闭在东北，各个歼灭”的作战方针，战役于9月12日发起。

锦州是东北的咽喉要道，是东北国民党军的主要补给基地。首先夺取这一战略要地，既可以断绝东北与华北国民党军之间的联系，便于解放军两翼机动作战，同时可以封闭

卫立煌

集团于东北，形成“关门打狗”之势。锦州守军为东北“剿总”副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范汉杰集团7个师约10万人。城内设置中央守备区、中纺公司、交通大学、日伪神社和老城5个核心据点，城市周围筑有高3.8米、宽1.8米的临时城防墙，沿四周城墙每隔50米筑有一个大型土木质发射点，城墙外有宽5米、深3米的外壕，壕外设有铁丝网、鹿砦等障碍物，并埋设了大量地雷。

10月4日，在攻克兴城、绥中、义县后，东总指挥第2、3、7、8、9纵并6纵17师共16个步兵师以及炮兵纵队包围了锦州，于10月8日开始清扫外围战斗。

奉东北野战军司令部的命令，东北战车团战车第1营和汽车第7连从黑龙江东安经哈尔摈铁路输送到阜新，再经100余公里的履带行军，进至锦州东北的小河北地区集结。受领了以下作战任务：王怀庆副营长率坦克第2、3连及1连1个排共11辆坦克配属2纵，其中8辆坦克加强第5师，3辆加强4师；张昌明营长率坦克第1连4辆坦克配属3纵，并集中加强担任主攻任务的7师。接着，参加了步兵纵队组织的现地勘察，选定了进攻出发阵地，明确了突破口的具体位置和支援步兵冲击突破、以及向纵深发展进攻的具体协同动作。战车第1营现地勘察时，在帽儿山指挥所受到罗荣桓政委和刘亚楼参谋长的接见。罗荣桓鼓励大家，一定要支援步兵打好锦州的攻坚战，经受住这次决战的考验。刘亚楼则一再要求做好战前准备，把情况切实搞清楚。10月13日晚，各坦克分队隐蔽前出，占领距敌前沿约1公里的小王屯和石油化工厂进攻出发阵地，并用秫秸、柴草等进行了严密伪装。

10月14日10时45分，炮兵的第一次破坏性射击结束，转入10分钟监视射击，步兵4个连开始进行爆破作业。这个时候，5师首长指示“坦克上来”，原意是让坦克进至前沿指挥所后面，好待炮兵第2次破坏性射击结束后不失时机地发起冲击。但坦克部队指挥员误认为是攻击开始的命令。遂成两路纵队高速通过我军前沿阵地，开始冲锋。15团担负突破任务的尖刀分队见坦克开始冲锋，也就跟着发起了冲锋。这样一来，整个步炮坦协同计划被意外地打乱了。正在前沿指挥所的5师参谋长汪洋立即同炮纵1团团长黄登保和师炮兵营营长郭允升紧急研究对策。为了不至误伤我尖刀分队和坦克，决心改变计划，取消第2次破坏性射击，集中火力打城墙内纵深200米的敌人，步兵提前发起总攻。吴国璋师长和石瑛政委经过简短研究，同意了汪洋的意见。炮兵迅速以加倍火力对城墙内纵深200米地段进行急袭射击，步兵立即发起冲击。

坦克群按预定计划向突破口方向城北铁路桥洞口冲击，6辆配属主攻方向上第15团的坦克在一侧，2辆配属助攻方向上第14团的坦克在另一侧。由于第2次破坏性射击取消，铁桥两端的大碉堡和8个小碉堡尚未完全摧毁，步兵在桥前几百米开阔地冲击时遭到敌人猛烈射击，前进受阻。坦克穿过密集的弹雨冲到桥下，也因通往市区的3个桥洞被守敌堵死而无法前进。为了迅速打开突破口，坦克用车体撞击桥洞，因土墙太厚而几次撞击未果。于是撤至有利地形以抵进射击的战法接连摧毁了桥洞两侧的明碉暗堡和3节旧火车车厢上的火力点，掩护步兵爆破和冲击，迅速打开了突破口。配属3纵的4辆坦克，在支援步兵冲击时陷入沼泽，未能发挥应有作用。

突破敌人防御后，配属第2纵队的11辆坦克先后突入市区，掩护步兵向敌纵深发展进攻。按照战前确定的行动计划，坦克采取前三角或后三角队型，顺着街道攻击前进。协同步兵与敌展开激烈的巷战。坦克以抵进射击消灭步兵前进道路上的火力点，摧毁街边路口的明碉暗堡，为步兵开辟道路，由北向南争夺每一个街巷、院落。支援15团的坦克和步兵密切协同，先后攻占了油化厂仓库、降落伞仓库和商品仓库，进至交通大学附近。国民党军约1个营凭借坚固工事负隅顽抗，并趁攻击部队调整部署时在炮火掩护下实施反冲击。战车团李自群参谋长同15团团长樊洪协商后命令2连向南街道攻击前进打敌反冲击，3连掩护步兵攻打大院。坦克同步兵紧密配合，以猛烈的炮火和履带碾压粉碎了敌人的反冲击，进而全歼了该处守敌。15团继续沿大路向东发展进攻，在红十字医院再次遭到敌人阻击。坦克迅速前往支援，连打带轧，消灭敌一个团，尔后配合步兵向火车站前的中央大街发展进攻。

14团进入市区后，团2梯队2营迅速进入战斗，担任主攻任务。守敌以密集的炮火拦阻，并出动1个团在坦克、装甲车掩护下实施猛烈反击。伴随14团战斗的坦克分队当即支援步兵英勇作战，击毁敌坦克2辆，攻占国际仓库，歼敌1个营。此时，部队伤亡增大，该团各营营长、副营长已大部伤亡，团政委任茂如多次负伤，仍坚持指挥战斗。17时，2营攻至国际仓库以东天德合烧锅（酒厂）大院。守敌1个营凭借有利地形和坚固设防工事进行抵抗。5师参谋长汪洋亲自勘察地形、选定突破口，和14团副团长王扶之一起研究了战斗部署和步坦炮协同计划。王扶之统一指挥2营和2个炮兵连，3辆坦克则由汪洋组织指挥。汪洋亲自召集坦克分队指挥员进到据点附近侦察地形，研究确定要摧毁的地堡的具体目标和数量，坦克的战斗队形、前进道路，以及和步、炮兵协同动作的方法、步骤、讯号。尔后按计划发起进攻，坦克炮火抵近至几十米射击指定目标，有效地摧毁地堡工事，并掩护步兵冲击。7连3班长沈敬德用炸药包炸开围墙后，副团长王扶之指挥2营和1营2连迅猛突入院内。步、炮、坦密切协同，激战40分钟，全歼守敌一个团部和一个营，俘敌500余人。2营仅伤亡20余人，堪称第四野战军战史上成功使用坦克的一个典型战例。

配属3纵7师的坦克1连4辆坦克在攻击之初曾一度陷入沼泽，后在连长刘树旺指挥下从城东北突入城区，与步兵一道直插火车站。在距火车站几百米处，步兵遭敌碉堡群火力拦阻。4辆坦克一齐突击，将火力最猛的几个土木质地堡压垮，步兵趁势发起冲锋，一举占领了火车站。随后，坦克又相继支援步兵攻占了白云公园、邮管局、市公署和中央银行，全歼了守敌，与各路攻击部队会师。

锦州新城的战斗结束后，战车第1营主动请战，以6辆坦克配属7纵攻打老城，其中4辆加强20师，2辆为预备队。步兵发起攻击后，从右翼进攻的2辆坦克沿护城河边前进，以准确的火力摧毁城墙上的碉堡和火力点，一直打到棉花仓库。从左翼进攻的2辆坦克穿过护城河，突破街垒，一直打到高塔。在激战中，1辆坦克负伤、1辆坦克滑入护城河、1辆坦克滑在河边。滑在河边的坦克在车长陈跃华指挥下，用机枪猛扫对面的碉堡，压制敌火力。此时，只剩下董来扶驾驶的坦克（即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第一辆坦克）还能机动作战。他驾驶铁骑冲到城墙跟前，将东面城墙上的碉堡逐个予以消灭。当坦克中弹，机油散热器被打坏时，他仍毫不迟疑驾驶受伤的坦克坚持作战，与炮手紧密配合将护城河两侧残存的碉堡、火力点全部摧毁，为步兵扫清了进攻的障碍。黄昏时，进攻部队全歼了老城的一万守敌，锦州宣告解放。由于出色地完成了任务，战后董来扶荣立一等功，所驾驶的坦克被授予“功臣号”坦克光荣称号（现陈列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1950年8月，董来扶被中央军委授予“坦克战斗英雄”称号，并出席了全国英模代表大会。

锦州攻坚战结束后，战车团经过短时间休息即奉命挥戈东指，向黑山县胡家窝棚一带开进，参加辽西会战。由于战役进展神速，战车团尚未展开，东北野战军主力已经歼灭了廖耀湘集团和周福成集团，东北全境解放，辽沈战役胜利结束。

锦州攻坚战中，坦克用于主要突击方向，直接支援第一梯队步兵冲击，以强大的火力、快速的机动力和坚固的防护力，为步兵扫除前进道路上的障碍，打开突破口，掩护步兵向纵深发展进攻。在市区巷战中，坦克及时支援和引导步兵攻克顽抗的核心据点，打垮敌人反冲击，掩护步兵全歼守敌，为夺取锦州城作了重要贡献。但配属3纵突破的4辆坦克在攻击发起时一度陷入沼泽，未能完成预定任务，暴露了在地形选择和工程技术保障上的问题。

辽沈战役胜利结束后，东北战车团奉特种兵司令部命令，在沈阳改编国民党军东北装甲团和战车3团1营的两个坦克连，一个汽车排，共接收各型坦克21辆，装甲车103辆，运输汽车20余辆，人员1040名。同时调来北满二线兵团独立第2团700人，大连汽车学校180人，东北军政大学400人。由于装备、人员增加，根据东北野战军总部指示，11月30日，以东北战车团为基础，增建装甲团和教导团；并以松江前方指挥所为基础，从辽北军区和战车团抽调部分干部，于1948年12月10日成立装甲部队指挥所（后改称战车指挥所），隶属于东北野战军特种兵司令部建制领导。指挥所机关编司令部、政治部和供给部，孙三任参谋长，牟永春任政治部主任，下辖战车团、装甲团、教导团及直属分队。战车团辖2个战车营6个战车连，1个汽车营及警卫连、修理工厂，团长丁铁石、政委毛鹏云；装甲团辖3个装甲营7个装甲连及保养连，团长胡鉴、政委张兴；教导团辖2个学员营及警卫连、保养连，团长李国华、政委黄彬森。战车指挥所及所辖部队共4000余人，坦克87辆、装甲车106辆，汽车150辆。

天津突破

辽沈战役结束后，东北战车部队稍事休整即随野战军主力入关。为了将华北国民党军就地歼灭，中央军委于1948年12月上旬决定发起平津战役。首先将敌分割包围于北平、天津、张家口、新保安、塘沽5个据点，封闭其南下和西逃的一切道路。按先打两头、孤立中间的方针，在新保安歼敌35军、在张家口歼敌11兵团。随即兵锋东指，决定集中东北野战军5个纵队共22个师，连同特种兵总计34万人，附重炮538门、坦克30辆，装甲车30辆，采取东西对进、拦腰斩断、先南后北、先分割后围歼的作战方针，以绝对优势的兵力和兵器夺取天津。天津有200万人口，东距塘沽50公里，西距北平120公里，是华北最大的工商业城市，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市区狭长，有海河经市区流入渤海，国民党军长期设防，工事坚固、火力配备完善。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指挥第62军(欠1个师)、第86军等部10个师及非正规军共13万人，附山炮、野炮、榴弹炮60余门，凭借"大天津堡垒化"的防御体系进行固守。

1948年12月14日，东北战车团1营坦克30辆、装甲团1营装甲车30辆、汽车7连汽车40辆首批入关。于1月初分别进至宝坻县大口屯和崔黄口地区集结，受领了支援步兵攻克天津的任务。具体任务是：以连为单位分割配属步兵纵队，以火力摧毁敌阵地前沿工事、火力点，支援步兵冲击突破；进入市区后以排或单车分散支援步兵进行巷战，全歼守敌。兵力部署如下：战车1营教导员蓝曼和副营长刘树旺率领战车1连10辆坦克和战车2连10辆坦克分别配属主要突击方向的1、2纵队，在城西和平门地段由西向东实施主要突击；战车1营营长王怀庆和副教导员周懿率领战车3连以3辆坦克配属7纵，以4辆坦克配属8纵，在城东民族门、王串场一线由东向西突击。东西对进，会师于海河的金汤桥，尔后穿插分割，各个歼灭守敌。装甲第1营营长杨炬和副教导员王辉率领14辆装甲车配属9纵担任南面攻击之任务；另有16辆装甲车由前指分配到各主要突击方向上担负指挥、通信联络和运输任务。

各分队受领任务后，经过认真准备和现地勘察，于1月13日晚分别进至距敌2-3公里的待机地域。14日拂晓，分别占领攻击出发阵地。上午10时总攻开始。经过40分钟的炮火准备，摧毁了各突破地段敌主要工事。战车1连配属1纵，2连配属2纵沿胜利门、津保公路进攻，以猛烈火力摧毁敌前沿残存的工事、火力点，掩护工兵排除护城河外侧的地雷、铁丝网等障碍物并架桥，支援步兵越过护城河冲上城墙，从西面打开了突破口。战车3连配属7纵的3辆坦克支援19师在东局子，配属8纵24师的4辆坦克在王串场至铁路工人宿舍地段，以抵进射击摧毁敌前沿地堡，掩护工兵架好桥梁，支援步兵从东面突破了敌人防御。配属9纵的14辆装甲车在冲击时大部受阻于敌前沿障碍区，立即以原地火力支援步兵冲击。

上午11时，各路大军从东、南、西三面突入市区向纵深发展进攻。由于市区街道狭窄、地形复杂，各突击部队纷纷要求坦克支援。突入市区的坦克群分散以排或单车支援步兵战斗。战车1连充分发挥坦克的突击威力，将大量街头碉堡一个接一个地摧毁，消灭了许多隐蔽在坚固建筑物中的火力点和守军，引导着步兵发展进攻。在中原公司附近，守军占据新旅社的高大坚固建筑，居高临下阻击2师进攻。步兵数次攻击均未得手。纵队副司令员曹里怀和师长贺东生分乘两辆坦克及时赶到，指挥一辆坦克撞开大门，步兵紧跟着冲进大院，全歼了守敌。接着，坦克又支援步兵攻克了中原公司。配属5团的坦克分队于当晚22时支援步兵攻占胜利桥后，迅速进至海河以东的民族路，支援6团围歼敌第86军军部，迫使守军1个团缴械投降。配属1师的坦克分队支援2团和3师一部，全歼了据守耀华中学的国民党军第43师师部和1个步兵团、1个炮兵营。尔后折回，支援步兵沿小河北向西发展进攻，并全歼了海光寺内的敌92军和94军留守处之敌。在战斗中，“功臣号”坦克驾驶员董来扶英勇顽强，猛打猛冲，又荣立大功一次。

战车2连支援2纵突入市区后，一路扫清火力点和障碍物，接连消灭了自来水厂、鼓楼的守敌。2纵6师前进到海光寺附近敌指挥所时，遭守军猛烈抵抗，步兵被绵密的火网压得抬不起头，进攻严重受阻。指导员张云亭率领战车3排前往支援，在自己所乘坐的8号车中弹的情况下仍坚持战斗。战至黄昏，在车内已经看不清目标，全车又只剩下2发炮弹和一梭子机枪弹，为了及时准确地消灭阻碍步兵前进的火力点，让最后的弹药发挥最大的战斗效果，他不顾自身安危，将身体伸出炮塔门外观察指挥，很快压制了敌人火力，掩护步兵攻克敌人据守的建筑物。当他指挥坦克搜索前进时，不幸中弹牺牲。之后，上级党委追认张云亭为特等功臣，8号车荣立集体一等功。

战车3连配属7纵19师的3辆坦克，由民族路直插火车东站、金汤桥，摧毁了沿途所有街头堡垒，保障步兵顺利发展进攻。在回力球场附近，掩护步兵反复冲击，将军事压力和政治瓦解相结合，迫使国民党守军1个团缴枪投降。配属8纵24师的4辆坦克引导步兵沿小柳庄、中国银行、玉堂街一线向国民党守军进攻，仅10余分钟就摧毁敌40多个地堡，全歼守敌。由于战斗进展很快，配属9纵的14辆装甲车奉命在塘沽方向担负阻截任务，防止国民党军队从海上逃窜。15日晨5时，东西对进的主攻部队在金汤桥会师，天津国民党守军被拦腰斩断。至15时，守敌13万全部被歼，陈长捷被俘，战斗胜利结束，天津宣告解放。

天津攻坚战，27辆坦克、30辆装甲车参战，是解放战争中使用坦克数量最多、规模最大的一次，也是坦克与步兵、炮兵和工

兵协同作战组织最好的一次。参战部队依据锦州攻坚战中取得的经验，无论是突破城防的前沿战斗，还是进入纵深的城区巷战，坦克或引导步兵冲击，或以强大火力直接支援步兵冲击，都发挥了强大的突击作用。第2纵队在其军战史中高度评价坦克的突击力，“配合我军作战之坦克，在掩护步兵突破与纵深战斗中，皆起到很大作用。”坦克的参战，明显增强了整体的突击威力，将解放军的攻坚战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但也暴露出坦克在城市战斗中指挥观察困难，不便于发扬火力，步坦协同水平较低，战前有的地形观察不细，工程技术保障不周等问题。经过这次攻坚战，东北战车团又经受了一次严格的考验，进一步积累了城市攻坚战经验。战后，丁铁石团长、毛鹏云政委撰写了《天津战役中坦克使用的经验》，刊登于1949年4月20日出版的《特种兵》创刊号上。

第四野战军战车师成立

1949年2月，根据中央军委命令，以东北特种兵战车指挥所部队为基础在天津组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个战车师，隶属第四野战军特种兵司令部建制领导。师部由战车指挥所机关和大连汽车学校机关合并组成。调第44军副军长曾克林任战车师师长，野战军政治部副秘书长杨永松任政委，辽北军区副司令员赵杰任副师长，大连汽车学校校长李国华任副师长兼教导团团长，孙三任参谋长，牟永春任政治部主任。师机关设司令部、政治部、供给部和卫生部，下辖战车团、装甲团和战车教导团，没有设立专门的技术工作部门。

1949年3月14日，战车师在丰台收编了北平和平解放的国民党战车第3团2营、3营（欠7连）共1484人，坦克60辆，汽车173辆，特种车10辆；收编了国民党装甲汽车营第6营289人，装甲车37辆；收编了国民党高炮3团1个高炮连92人，37高炮6门，牵引车6辆。改编后的战车师共5500人，坦克120辆，装甲车143辆，各种汽车和工程车370辆。所辖战车团、装甲团、教导团在人员和装备上都得到了充实和加强，战斗力有了进一步提高。所属各团编制如下：

战车团：辖2个战车营6个战车连，1个汽车营3个汽车连及警卫连、通信连、运输连、高炮连、修理工厂。全团2200人，坦克100辆，高炮6门，高射机枪12挺，汽车和工程车200辆

装甲团：辖3个装甲营8个装甲连及警卫通信连、运输连、保养连。全团1400人，装甲车143辆，汽车40辆。

教导团：辖2个学员营6个学员连及警卫连、修理工厂。全团1400人，坦克20辆，汽车110辆。

1949年4月18日，中央军委颁发特种部队番号，该师暂称第四野战军战车师，所辖3个团依次称战车第4、5、6团。

第四野战军战车师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组建的第一个战车师，是当时人民装甲兵的最高战术单位。它的成立，标志着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开始向装甲化、机械化迈进，是装甲部队发展路程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后记

综观东北装甲兵部队的解放战争战史，大体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起点低，创建之初和战争前期的装备主要是靠搜集和修复日伪遗弃破旧车辆，后期随着战略决战的胜利，缴获了一批国民党军队装备，但总数仍然较少；技术弱，人员是从步兵和炮兵调来的战斗骨干，技术水平有限，缺乏使用坦克作战的经验；作战规模不大，指挥手段和战术运用也比较简单，主要任务是以机动突击支援步兵作战，基本上没有和国民党装甲兵部队进行过真正意义上的装甲战。虽然东北装甲兵部队无论在数量和质量上，都还没有达到一个现代化兵种的规模和要求。但这支年轻的部队在战争中学习战争，从无到有，由小到大，在实战中锻炼成长，为东北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取得了使用坦克作战的初步经验：将有限的坦克集中于主要突击方向；坦克加强给第一梯队，主要用于直接支援步兵作战；在作战中注意同步兵、炮兵、工兵的密切协同；根据坦克部队技术复杂的特点，专门组织技术和工程保障，作战准备时间应相对较长，以便抢修车辆、排除故障，搞好抢救和自救的组织准备和器材准备，力争有更多的车辆投入战斗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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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注中越战争史，兼习解放军其他历史时期战史，只有干货，没有水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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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ao-tu-59-9 网友的相关建议:

好久没上你乎了，我来强答一下。其他答主说的东西大家也比较熟悉了。我换个角度来回答这个问题。

问：为什么知乎上许多人认为日语引进大量外来语是负面的，是否和母语是汉语有关系？

答：是。

问：为什么？

答：因为汉语长期是“上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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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有关双层语言、上位语、下位语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把维基上diglossia的定义先抄下来。

In linguistics, diglossia (/daɪˈɡlɒsiə/) is a situation in which two dialects or languages are used by a single language community. In addition to the community's everyday or vernacular language variety (labeled "L" or "low" variety), a second, highly codified variety (labeled "H" or "high") is used in certain situations such as literature, formal education, or other specific settings, but not used for ordinary conversation.[1] In most cases, the H variety has no native speakers.

简单地来说，diglossia就是“双层语言”，在一个社区中有用于书面、文学、教育、科技等方面的“上位语”H和用于日常口头交流的“下位语”L。上位语是官方的、用于教育的，因此，上位语总是在通过知识分子和政权机构影响着下位语。单就词汇来说，上位语的词汇总是大量涌入下位语中。

在古代历史上，各个文化圈都有各自的上位语，例如欧洲的拉丁语、希腊语；伊斯兰世界的阿拉伯语、波斯语；佛教文化圈的梵语、巴利语；而在东亚文化圈，上位语则是汉语，或者说是文言文。

上位语有这样一些特点：

1．上位语长期用于书面、科技、政治、教育等与权力和文化相关的领域，因而上位语带有官方、正式、有文化、先进等色彩。

2．新的学术成果或者政治行为等等概念往往先用上位语表达，再向下位语传播。

3．在封闭的文化圈内，新的概念用上位语表达时，往往没有可借鉴的词汇，因而倾向于使用上位语本身造新词。

4．如有来自其他语言，特别是来自其他文化圈的借词，下位语往往是通过上位语辗转借入。

II. 作为上位语的汉语

好了，我们回来看汉语。虽然汉语在历史上一直有文白脱节的问题，但是汉语作为整体是东亚文化圈的上位语，直到近代，其上位的语的地位依旧有很大惯性。典型的例子包括：日本近代翻译西方的概念时是用汉字造词，这实际上是在用东亚文化圈的上位语（当然汉字已经被日本“内化”）在造新词或古词新用，以对应欧美文化圈的文明成果；越南很多外国的国名是按汉字读的，如俄罗斯叫Nga，是来自Nga La Tư，即俄罗斯，但这个词俄-蒙-满-汉-越一路而来已经面目全非了。

我说这些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汉语汉字词是上位语，通常它是第一手的概念载体，即使是在翻译中，它是第一次译文，所以它在同一时代大批量借入同一种非汉语言词汇的情况很少。当然，汉语依梵语借入的佛教词汇是另一个情况，因为在佛教领域，梵语才是上位语。

这里其实还有一个附加结果。因为汉语有上位语的优势，这使得很多汉语母语者或者东亚文化圈的人士感觉借词，比如日朝越借汉语词，是文明不够发达的表现，而汉语因为是发达文明的载体，因此借词很少。在你乎上，有一次讨论数目字“万”，我说这个词搞不好是突厥语等北方草原语言的借词。我猜到有人会反对，但是没想到反对的意见是：汉文明如此发达，数目词不可能是借词。其实，在这个论调中，直接就把借词和文明程度绑架了。但也正因为这样的想法，很多中国汉语使用者也比较倾向于外来的概念要汉语义译，不要直接借入，特别是借音。

III. 作为下位语的日语

我们再站在日本、日语的角度来看。事实上，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已经脱离了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但汉字和汉语作为上位语的历史惯性还存在，所以近代日本翻译作品往往仍用汉字造新词，当然，这和汉字在日本已经内化有关系。不过，由于近来以来日本的发展和中国的贫弱，汉字汉语作为上位语的地位不断衰落，但并没有确立新的上位语。这个时期的日语借词法语、德语、英语各占一席之地。但到了现代，特别二战以后，不仅汉字汉语作为上位语的地位基本消失，而且英语已经成为de facto的上位语。这以后的日语，借词大量的是英语借词，法德等语言已经很少了，即使有，也主要是集中在与国别文化、地域特产等相关的词汇中，新的科技词汇、新概念等，已经普遍是用英语借词。这实际上是上位语变化的原因。

类似的例子，我们可以举一下阿昌语。阿昌语是一种缅彝语，与缅甸语很接近。历史上阿昌族地区大多是傣族土司管辖，上位语是傣语，下位语是阿昌语。阿昌语中很多古典的政治、科技等词汇，都是使用傣语借词。但现在由于汉语的普及和流行，很多地方的阿昌语口语中出现了大量的汉语借词，替代了一些原来的傣语借词，甚至是替代了一些固有词。此外，羌语支大量语言过去奉藏语为上位语，现在也大量转向汉语西南官话作为上位语，也是这种情况。这和日语中大量涌入英语借词有一些类似之处。

IV. 日语中的固有词、汉字词与外来词

学习过日语的同学都知道日语中有固有词、汉字词与外来词。一般来说，汉语母语者会觉得汉字词更清楚明了或者相较于外来词更“日语”。但事实上，虽然日语中汉字词的比例非常高，但是汉字词读音的系统并非与日语十分契合。换句话说，即使是现代日语，汉字词的读音体系和日语固有词的读音体系仍有一定区隔。

随便举几个例子。比如，日语固有词是没有る打头的词语，但汉字词有，如“留守、類似”等。又如，古典日语少有浊音打头的词语，现代日语因历代音变造成一些浊音打头的词汇（如“出す”）也都很少，但汉字词就比比皆是，如：“学生、雑誌、男子、爆弾、疑問、事実、敏感”等等。再有，日语固有词一般没有拗音，今日=きょう，这样的例子也是历史音变的结果，而汉字词的拗音就实在太多了。

这实际上是说，外来词的概念即使翻译为汉字词，单从音系上来讲，未必有我们想象地那样贴合日语。

而更值得注意的是，日语是一种音拍语，词汇是由多个音拍（mora）连缀而成的，比如さかな是三拍，はずかしい是五拍等等。汉字词和外来词如果简单从音拍上来看，并没有像现代汉语的义译音译那么大的差距。我们来看一些例子：

日：（漢）哲学てつがく[4 mora]；（外）フィロソフィー [5 mora]

中：（汉）哲学[2音节]；（外）菲洛索菲亚[5音节]

日：（漢）物理的ぶつりてき[5 mora]；（外）フィジカル [4 mora]

中：（汉）物理[2音节]、物理的[3音节]；（外）菲济卡尔[4音节]

日：（漢）百貨店ひゃっかてん[5 mora]；（外）デパート [4 mora]

中：（汉）百货店[3音节]；（外）迪帕特门特[5音节]

尤其是最后一个例子，日语广泛吸收外来语后，形成一些改造的方法，使其适用于日常口语，也就是和制英语、和制外来语。常见的例子还包括プリクラ、パソコン、ワイシャツ、ベビーカー、ジーパン等等。

以上的例子试图说明，如果单看语音结构，日语使用音译的外来语与使用汉字词并没有太大的优劣差别，至少比现代汉语使用音译和义译的差别小。

V. 日本学者对外来语涌入的看法

大家也都观察到了日本国内对大量涌入外来语的批评。为此，日本还设立了国立国語研究所「外来語」委員会。下面抄两段该委员会的公开文书（没时间可以跳过）：

外来語・外国語の問題点
近年，片仮名やローマ字で書かれた目新しい外来語・外国語が，公的な役割を担う官庁の白書や広報紙，また，日々の生活と切り離すことのできない新聞・雑誌・テレビなどで数多く使われていると指摘されています。例えば，高齢者の介護や福祉に関する広報紙の記事は，読み手であるお年寄りに配慮した表現を用いることが，本来何よりも大切にされ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はずです。多くの人を対象とする新聞・放送等においても，一般になじみの薄い専門用語を不用意に使わないよう十分に注意する必要があります。ところが，外来語・外国語の使用状況を見ると，読み手の分かりやすさに対する配慮よりも，書き手の使いやすさを優先しているように見受けられることがしばしばあります。
伝え合いとしての言葉を
そもそも，どんな言葉を使うのが適切かということは，話し手・書き手の意図，想定される聞き手・読み手，話題，使われる環境など，その時々の様々な条件によって変わります。同じ内容の話をするにしても，大人に話すときと子どもに話すときとでは，使う単語，声の調子，話す速さ，文の長さなどが変わってきて当然です。また，同じ大人でも，相手がその話題に通じているかどうかによって，言葉選びや言葉遣いにおのずと違いが出てきます。相手や場面に応じて，適切な言葉遣いが変わることにいつも留意することが大切です。このことは，私たちの言葉について国語審議会がかねて提言してきた「平明で，的確で，美しく，豊かであること」を実現する具体的な努力の一つと考えます。

这里面主要说的意思是大量外来词比较难理解，特别是对于老年人来说比较困难。更重要的是影响了全社会的交流。他们因此提出了语言的“简明、准确、优美、丰富”的目标。该委员会还提出了外来语替换的提案（具体可参看http://pj.ninjal.ac.jp/gairaigo/）。

这里面有个问题，为什么用汉字词就更加“简明、准确、优美、丰富”呢？这实际上就是前文几次提到的“内化”。日本作为东亚汉字文化圈的重要成员，在几千年的历史中，汉字已经成为其民族文化不可分割的部分，不论汉字词的音系与固有词有没有区隔，汉字词已然成为其语言的基石之一。汉字和固化的汉字读音已经是日语内在的一部分，即“内化”。从这个角度讲，外来词改汉字词也是用自有文化消化外来文化的方式。

但是针对这点，日本国内也有不同意见。1943年出生的著名日本国宝级日本语专家山口仲美就认为：和制汉语（汉语词）是与中国文化浸淫的时代相称的方法，但现在日本则浸淫在美国文化中，因此也许可以看到用片假名照搬的外来语其含意固着下来。

和製漢語は中国文化が浸透していた時代に合っていた方法なのであって、現在の日本はアメリカ文化が浸透しているのだから、片仮名の外来語のままにしておいて意味の定着を待つべきではないか。

山口仲美的这条看法实际上一定程度上包含前文所说的上位语变换的问题。

以上这些争论说明，即使在日本国内，对外来语的排斥，主要不是语言本身的问题，而更多是民族文化和民族感情的问题。

VI. 汉语古典音译词的内化

另外一个比较次要的方面就是汉语自身的音译词问题。实际上汉语的外来音译词很多，但是由于借入时代久远，当时的音译已经参与到后来的汉语音变历程中，变得很“汉化”了，因而让人不觉得是借词了。特别是有关佛教的词汇。

比如，说到中国传统建筑，很多人都说到“塔”。但是“塔”是明确的梵巴借词（梵stūpa，巴thūpa）。再有，刹那（梵kṣaṇa），这样的词是随佛教传入的概念。甚至很多我们熟悉的地名都是外来语译作汉语的。但是我们为什么不觉得它们“异质”呢？

现代汉语以普通话为音译标准。普通话音系的特点是声母缺少浊音，辅音韵尾仅有-n和-ŋ，因此音译一些外来词的时候，会拆出多个音节来。但古代汉语的音系更丰富一些，声母有清浊，辅音韵尾有-p, -t, -k, -n, -m, -ŋ，一些音译相应使用较少的音节。这点在佛经翻译上就很明显。一些现代翻译的上座部佛经是用普通话作的音译，与古典汉译对比，往往音节偏多，或者用字明显就是现代欧美音译词的感觉，例如：

Mahāmaudgalyāyana (Moggallāna) 古译：摩诃目犍连；白话译：马哈摩嘎喇那

Mahākāśyapa (Mahākassapa) 古译：摩诃迦叶；白话译：马哈咖沙巴

更加重要的是，佛教已经完全中国化了，有关佛教的词汇，不论是义译的世界、轮回，还是音译的刹那、劫（万劫不复）、涅槃，亦或变形了的音译词罗汉、菩萨、修罗，都成为汉语日常使用的一部分，异质感在历史中已经消失。因此，可以说这些佛教相关的词汇在汉语使用中，没有“外来词的感觉”。

如果剔除了佛教相关的音译词，汉语的外来语直接借词就很少了。即便是现代融入的外来词，所占比较也很低。这也是汉语母语者对直接标音的外来词下意识感到排斥的原因之一。

补充两点：

前面有同学提到外来语的涌入在日本日常生活中带来的种种不便。这个问题从语言发展的长期轨迹上来说，并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大事。汉语词汇大量涌入日语时，文化人和普通民众的仅因汉语词造成的语言断层不可谓不大，在历史发展中也渐渐弥合了。这也是山口仲美上面评论的来源，要知道山口老师可是研究平安时代日语文学的泰斗，同时还研究现代日本青年人的日语。

各个国家和民族的所谓“语言净化”运动，不论打着什么旗号，都带有明显的民族主义色彩。而东亚世界一些语言放弃汉字词而使用欧美语言音译词的行为又可能带有去中国化的色彩。考察类似外来语这样的问题时，这两个方面的色彩都应当予以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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