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为何未能解救中国? 第2页

前排省流：最根本原因是四一二之后的国民党本身就是美国在华的代理人。最表面的原因是国民党出于崇美心态，生搬硬套了一系列不符合中国国情的制度。

以下详述：

首先是根本原因，四一二之前的国民党还是很有希望解救中国的，因为孙中山先生已经把光明道路指出来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哪怕后面的人再怎么菜鸟，照着做这三条还是能救中国。结果四一二之后的国民党政策变成了绝俄、清共、压迫农工，这就是自寻死路了。

国民党之所以要走这一步烂棋，就是因为 蒋公和其他人心思变了，感觉和美国走更能满足个人利益，因此四一二之后的国民党就成了美国在华利益的代言人。你问他们为何不能解救中国？人家变成了精神美国人，比美国人还喜欢美国，连信仰都改成了基督教，为什么要救中国？

虽然包括 蒋公在内的国民党虽然跪舔美国，但美国却是很看不起他们的。杜鲁门先生“他们都是贼”的言论太熟悉了，换个大家少见的例子。大家都知道 蒋公厌恶烟味。所以后来重庆谈判时 蒋公得知对方为了照顾他不抽烟以后是很感慨的。那美国人在吸烟这点上又是怎么做的呢？前方高能！

这张照片是在1944年6月21日 蒋公欢迎华莱士的宴会上拍的。可见 蒋公对面两个扬基佬当着 蒋公的面大抽其烟，好不快活。 蒋公则是明显不爽，一脸便秘的表情。这个细节就可以说明美国人根本没把 蒋公放在眼里，而 蒋公面对同胞杀伐果断，面对美国人就只有装孙子。

既然美国人没有把 蒋公放在眼里，那么中国老百姓呢？志愿军一级战斗英雄胡修道年轻时被美军征发去修机场，他就亲眼见过美军用扁担活活打死两名中国工人。当然后来一些更著名的事例也就不用提了。

然后我们提表面原因：由于过度吹捧美国，国民党自己真就信了美国的制度最适合中国，照抄照搬了很多东西。当然其他方面由于 蒋公专业水平不够，不能识别好坏，照抄美国带来的问题不能怨他。我们还是说说 蒋公自己擅长的军事领域吧。

抗战时期的中国军事机构主要参考德国、日本的军政、军令分开的机制，再加之苏联的政工体系。这是一套杂糅的机制，战争后期已经不太适合了。而后 蒋公就决策照抄美国顾问的意见，整一个协调各个军种、战区的国防部出来。

蒋公照抄美国顾问的意见到了什么程度？1948年3月徐永昌记录到国防部有一个科长，居然不知道自己负责的业务是什么。原来美国就设置了这一个科，所以国防部就照抄照搬也设置了这一个科，养了一个闲人。^[1]

最搞笑的虽然国防部的设置是照抄了很多美国顾问的意见，然而美国的类似机构的具体方案都还在探索之中。1946年国府国防部成立。1947年美国国防部成立。等于美国顾问是拿国府试了水。

国防部这么一个重要的机构， 蒋公都不重视实事求是地根据实际需要来改革，而是照抄外国的那一套。结果就是水土不服、信息不畅、指挥不力、运转不灵。对方五个人就可以指挥解放战争。国防部这么一个庞大的机构在大决战却是臭招连出。（当然 蒋公也有贡献）

国民党照抄美国制度的一个具体例子还有取消政工机构，虽然国府的政工在四一二之后已经废了，但终归还有一点用处。美国人来了说保留政工机构不好，这不是通共嘛。于是国军所有政工机构都被彻底撤销，改为国防部新闻局。结果 蒋公被坑惨了，仰天长叹上了美国人大当。后来跑到台湾后就重设政治部，而且还作为核心部门之一掌握在自己儿子手里。可见即便是 蒋公这样的人，最后也还是知道照搬美国那一套死路一条的。

参考

1. ^ 《徐永昌日记》1948年3月19日

东京奥运会期间，恰逢广岛核爆76周年，全世界唯有国民党发文表示“哀悼”。

每年的反法西斯战争纪念日，他们不哀悼；每年的七七、九一八，他们不哀悼；广岛核爆纪念日，他们反而哀悼了。

至今日本本土，还有一座专门纪念蒋介石的”中正神社“，感谢他对日本的”友好“。

这个蒋公神社还有一块碑，碑文上写着：

“本社是为了纪念前中华民国“总统”蒋中正而建立的神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当日，“蒋公”曰：“与人为善”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反对分区占领日本，放弃战争赔款，反对罢黜天皇，200多万军民即行遣归日本。由此，才有如今日本之兴旺。想来对于战败国，这种宽容是各国领导人所未见的。大恩无以为报，特立斯社于此，以表诚挚感谢，永世不忘。”

今天大陆的“果粉”，往往把蒋介石塑造成一位“民族主义者”和“抗战领袖”，但实际上，他从头到尾都与日本暧昧不清。

蒋介石对日本，一直充满幻想，可能与他早年在日本读过士官学校有关，国民党大部分高层，都曾在日本学习过军事，如何应钦等人，和后来的侵华日军高级军官，还都是同学，所以他们也是国民党中的“亲日派”。

至始至终，蒋介石政府都不愿意和日军彻底翻脸，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国民党政府的主流意见，都是“不抵抗”，一二八事变中，抗战的十九路军被蒋介石镇压，撤销番号；吉鸿昌组建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结果蒋介石派中央军和日军一起联手绞杀之，为置吉鸿昌于死地，宋美龄不遗余力，她拿公款向租界行贿，将吉鸿昌引渡到北平军分会，最终将其处死。

九一八事变前一个月，1931年8月16日，蒋介石就电告张学良：“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以不抵抗，力避冲突。吾方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有蒋介石的命令在先，我们就可以搞懂东北各军政长官在九一八事变中的奇怪表现了。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蒋介石也是立刻要求张学良“不抵抗”，并且下令让东北军撤到长城。

蒋介石认为，以当时中国的力量，如果抵抗的话，日军可以在三天之内横扫中国，占领长江流域，他说：“以中国国防之薄弱，暴日乃得于二十四小时内侵占范围及于辽吉两省，若再予绝交宣战之口实.....必至沿海及长江流域，在三日内悉为敌所蹂躏，全国政治、军事、交通、金融之脉络悉断，虽欲不屈服而不可得也......”总结一下就是：日军太可怕了，不能抵抗，抵抗三天就亡国了。

1931年9月20日，也就是九一八事变的第三天，蒋介石给地方长官发了一份电报，要求各地长官一定要保持克制爱国情绪，虽然日方侵略中国，但我们不能抵抗，不能妄动，同时还要严格镇压老百姓的抗日运动，不能伤害“友邦”。

“沈阳日军与我冲突，我政府正严重交涉中。各地方民众爱国心理之冲动，自所难免，但切不可有激烈反日运动及报复暴举。免人更有所藉口，使外交益陷困难。应力持镇静，严守秩序，请兄负责维持为要。”

九一八事变后不到一个月，1931年10月7日，日军军舰开到镇江，蒋介石发电文命令地方警察局要照顾好日本海军，要关怀备至，还要帮他们买菜送到船上去。“日海军明日又来镇江，增加一艘。请注意，如其水兵上岸买菜等事，最好分与其交涉，由当地警局为其代买送船，以免纠纷。”

蒋介石处处怕得罪日本，禁止国内将领、民众讨论“抗日”二字，香港人民发表抗日言论，他派人到香港去封锁审查报纸，搞得香港媒体嘲讽：“委员不知亡国恨，隔海犹删抗X言！”

1933年，中华民国和日本签订了《塘沽停战协定》，日军利用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意图吞并华北，结果何应钦和梅津美治郎签订《何梅协定》，罢免所有抗日的军政人员，撤走所有的政府机构，撤走河北所有的中央军和东北军......

1937年11月5日，抗战已经爆发的情况下，蒋介石还在试图和日本媾和，他对德国大使陶德曼说：

“……日本提出的某些条件，当然可以讨论并且寻觅友好的谅解，但前提是恢复战前状态（七七事变之前）。但假如同意日本的要求，国民政府就会被舆论的浪潮冲倒，而中国会爆发全面革命......要知道，共产党是从来不投降的。”

整个抗战的过程，大家都知道，国民党军队是一败再败，消耗了无数国军将士的生命，哪怕是在胜利前夕，全球都在对法西斯大反攻的时候，就连新四军、八路军都在收复失地的时候，国民党军队还是打出了豫湘桂大溃败。因为他根本就没有积极抗战，而是在“消极等待胜利”。

就在抗战的过程中，蒋介石政府也不断和日军进行沟通，试图“和谈”，1940年8月，蒋介石为了应付日本方面频繁的谈判要求，指导张群、张季鸾、陈布雷等制订《处理敌我关系之基本纲领》，作为对日谈判的原则和准绳。他曾经讲过，他的“抗战到底”，就是恢复到“七七事变”之前的状况，东北是不想要了。

不但如此，蒋介石政府还一直给国内的伪军发军饷，因为这些伪军，都曾是国民党的军队，《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册第十一章第三节如是记录：“叛逃的将军1941年有12个，1942年有15个，1943年是高峰的一年，有42人叛逃。50多万军队跟随这些叛逃的将军离去，而日本人则利用这些伪军去保卫其占领的地区，以对抗共产党游击队”。国民党军投敌人数，至少有50万之多。”

伪军将领亲口承认：“我们不是叛国投敌的人，共产党才是中国的叛逆，我们是想和日军一起消灭他们的。我们至今仍在接受重庆的军饷。如果贵军要与中央军作战，我们不能协助。这点望能谅解。”(【日】稻叶正夫编写，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翻译：《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冈村宁次回忆录》，中华书局1981年版，327页)。

1945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在裕仁天皇发布带有侮辱中国词语的停战诏书后，蒋介石的回应讲话却充满了“不念旧恶”的表达，不但把犯下滔天血债的200万日军“礼送出境”，还给许多日军将领开了“欢送会”，国民党的很多高级将领与日军将领很多都是在日本留学期间的同学，双方把酒言欢，洒泪而别......

蒋介石政府对日军战犯们嘘寒问暖、关怀备至，日本军人不像是是投降了的战败国军人，而像是国民党座上的贵宾。

投降的日军享受和中国正规军相同的伙食待遇，甚至还有零用钱发，让日军自行采购副食。

在遣返过程中，蒋介石政府允许日本官兵与侨民携带一件盥洗具、一件毛毯、三套冬季衣服、一件大衣、三双皮靴、三条短裤、三件衬衫、一件手提包、一件手提袋，另外侨民可带1000日元、军官可带500日元、士兵可带200日元的现款......“让他们体体面面回家”。

在神州大地饱受日军蹂躏14年，数千万人死亡，山河破碎，饿殍遍野，民不聊生之际，蒋介石的国民政府还要“卖肾援日”，简直是“量中华之物力，结日寇之欢心”。

对此，日军侵华总司令冈村宁次曾感叹道：日本的士兵从东南亚回来时，就跟乞丐一样，唯有从中国回来时，跟走了富有的亲戚一样，什么毛毯、衣服、皮靴、手提包什么都有，还有现金。

蒋介石的战后对日政策总基调为“以德报怨”，包括侵华总司令冈村宁次在内的大批战犯都没有受到惩罚，满手鲜血的冈村宁次不但没有受到惩罚，反而成了蒋介石日后反共的“军事顾问”。

冈村宁次甚至穿上了国民革命军上将军服，佩带上青天白日勋章和领章，头带青天白日帽，出现在1947年1月2日的中国山东鲁南地区，成了鲁南战役国民党军方面的最高指挥官.......

更夸张的是，国民党政府居然还留下了15000名日军在山西担任“保安工作”，此部日军打后多次参与国共战场，被称为“山西国民革命军暂编第十总队”，直到1948年3月，在临汾战役中，被徐向前元帅指挥的华北野战军彻底消灭。

国民党政府不但没有惩办战犯，还放弃了分区占领日本，甚至还大幅减免了日本的战争赔款，当时日本对亚洲各国的战争赔款如下——印度尼西亚：8亿美元；菲律宾：8亿美元；韩国：3亿美元；缅甸：2亿美元……中国：0.25亿美元。

中国遭受伤害最大，但赔款却最少，这源自于蒋介石的“博爱”，认为侵华战争只是日本军阀的错，没必要把负担压到日本人民身上.....

解放战争后，一败再败退守台湾的蒋介石为了反共，更是要拉拢日本。1952年，蒋介石居然擅自以中国的名义彻底放弃了对日本的全部战争索赔......

可以说，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对日本来说，不是敌人，而是大恩人。

这个国民党政府，对日寇，美国、对侵略者、对帝国主义，一向是关怀备至，但对于自己的人民，却异常残忍冷酷。

他们对于日本军国主义各种“宽容”、“以德报怨”，但他们对于共产党、国民党左派、以及民国的老百姓，可一点都不宽容。

1924年4月清党前，国民党拥有将近80万普通注册党员，而等到1928年3月份，也就是上海的412和武汉的715之后一年，国民党员已经锐减到了22万。在地方上，地主乡绅旧军阀土匪反攻倒算，借着反共的名义，大肆屠杀国民党基层干部，尤其是在广西，在1927年清党之前，大概有国民党员12.8万人。但是等到1934年只有区区5000人，还不到之前的一个零头。

1931年7月，蒋介石开始发动对苏区的三次“围剿”，在“围剿”行动中，蒋介石多次下令对苏区进行“大烧杀”。1931年8月16日，蒋介石在给赵观涛、卫立煌的手令中写道：

大小各村庄务全烧燬，勿遗。然后移动可也。凡我军所到之处，为匪化太深，不易防守者，皆可焚燬。

他命令国军所到之处，焚毁所有村庄，8月21日的时候，蒋介石还不放心部下的手艺，开始指导“微操”，下手令给熊士辉，详细布置如何进行烧杀，细化到了如何放火，如何烧杀：

对匪巢只有焚烧，乃能解决，请派飞机设法暂停轰炸，而专用火油在欲烧之区域内，使皮带或分水壶分布火油。如此分划区域，每区约焚二三日，使匪恐慌，不能立足。

1933年8月30日，蒋介石给时任豫鄂皖边区剿匪军总司令刘镇华、鄂湘边区剿匪军总司令徐源泉下达手令，要求对鄂豫皖苏区进行“大烧杀”。蒋介石还在电文中卖弄学问，讲“剿”字的意义，要求国军对苏区民众斩草除根，杀戮殆尽。

潢川刘总司令、沙市徐总司令，密。匪化已深之区域非准各部队官兵尽量之烧杀，不能铲除匪根。即推“剿匪”之“剿”字，其意义亦必以刀入匪巢、杀戮尽净之意。否则不足尽剿匪之义，而乃养匪遗患而已。务令各部烧杀勿论为要。中正。

蒋介石的部下是怎么执行命令的呢？他们从老蒋的电文中悟到了“斩草除根”的意思，于是对苏区人民实施了“灭绝”政策，陈忠贞主编的《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史》记载：国民党在“清剿”中，沿用“有民即有匪，民尽匪尽”、“宁愿错杀一千，不能漏掉一个”等血腥口号，纵兵烧、杀、抢、掠，所剿之处变成一片废墟，新坟叠叠。

经扶县箭厂河附近的肖湾原有500多口人，被“清剿”后仅剩五六十人。油榨湾是几百人的大村子，被“清剿”后只剩下一个瞎子、一个腿上生疮的人和一家三个失去父母的孩子。周河附近的汤村原有160多人，被“清剿”后只剩10余人。当时，以卡房为中心，南起天台山，北到凌云寺，西至莲花石，东到郭家河，方圆90里地区几乎成了“无人区”。第十一路军的一个旅在立煌县的柳树庄，挖一条长达几里的大沟，一夜间活埋苏维埃干部、群众3500余人。商城反动民团头子顾敬之，每到一处就大喊大叫要开人肉铺子，在汤家汇周围百里内，杀害红军伤病员、军属和群众1万多人。刘镇华第六十四师在皖西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为向上级报功领赏，割下死难者耳朵达七担之多，残暴到了极点。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国民党在占领红军根据地后，立刻开始了报复性屠杀。对原苏区，他们所到之处，石头过刀，茅草过火，万户萧条，一个人口不过二、三十万的小县往往就被屠戮精壮数万人。在闽西的连城、江西的兴国等县，仅三年时间就变成了几乎没有男人的县份。《北华捷报》一名记者写道：“（别动队）在三年中消灭了100多万江西“赤色”分子。”

在大别山区，蒋介石下过一个手令：“匪共为保存田地，始终不悟，应作如下处置：一，匪区壮丁一律处决;二，匪区房屋一律烧毁;三，匪粮食分给剿共义勇队，搬出匪区之外，难运者一律烧毁。需用快刀斩乱麻的方式，否则剿灭难期，徒劳布置。”和后来日军的‘三光政策”差不多。

结果就是，这道命令直接造成大别山地区一百万多青壮的死亡，使剩下的老幼妇孺无家可归，成为难民和饥民，并最终大批饿死。

《剿匪战史》所载，人口九万的金家寨县城，第一个月“枪杀与活埋三千五百多人”，县城之外，“在古碑冲处死、活埋的至少九百多人;在南溪、竹畈、花园各镇处决的赤匪、赤匪家属，以及赤匪伤病员至少三千人；上楼房镇一次杀了一千二百多人；胭脂河坪了杀了一百多人……”。9万人口的金家寨，仅一个月时间就被杀了上万人。

当地的西方传教士记载：“那似乎是一个原始地带的沼泽，被关押在那里的人，象苍蝇一样成片成片地死去。”“两三千的妇女用绳索串成几里长的一排，执枪的士兵象驱赶牲口一样，把这些可怜的女人一个个明码标价。她们被卖到了外地。这种悲惨的景象使我想起贩奴运动早期的美洲，而我原本以为这个景象不会再在世界上的任何角落出现”。

民国人口统计下，江西省1933年有1930万人，到1936年居然只剩下1370万人，三年的时间内，被蒋介石屠杀的中央苏区军民达数百万，福建省，湖北省苏区各100多万。这是在20世纪，离我们还不足100年，放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都是不可饶恕的法西斯行为。

蒋介石政府抗战无能，害民有术，在七年抗战中，国民党自己拉壮丁征夫虐待致死的新兵，远胜在战争中死去的士兵。

“新兵中大量死亡的准确数字绝不可能得知。一份官方材料承认，战争期间丧失了1867283名新兵。(国防部所属战史局局长1978年7月根据《抗战史料丛编初集》第293页，向我提供的信息。)遗憾的是，没有对这个数字按死亡和逃跑的项目加以分析。国民政府的坚决支持者和蒋介石的一位知己蒋梦麟根据秘密文件估计，至少有1400万新兵在抵达他们的部队之前死亡。(见蒋梦麟：《新潮》，第91页)。”——《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册第十一章第三节注释。

1938年6月9日，为阻止日军西进，蒋介石政府想当然地采取“以水代兵”的办法，下令扒开位于中国河南省郑州市区北郊17公里处的黄河南岸的渡口——花园口，造成人为的黄河决堤改道，形成大片的黄泛区，间接导致惨绝人寰的1942河南大饥荒，史称“花园口决堤”。

在花园口决堤过程中，蒋介石担心手下执行消极，一再通过口谕、电令催促手下扒堤，不要有“妇人之仁”。

“花园口决堤之后，河南民宅被冲毁140万余家,淹没耕地800余万亩，安徽、江苏耕地被淹没1200余万亩，倾家荡产者达480万人。89余万老百姓猝不及防，葬身鱼腹，上千万人流离失所。”

这次决口直接造成了1941年至1943年连续两年的大规模旱灾，并由此引发著名的的“河南大饥荒”，数千万人沦为难民，仅河南一地就有300万农民死于饥饿。灾难之后，河南老百姓痛恨蒋介石和国民党，尤胜日本侵略者，他们把“水旱黄汤”称作河南的四大害，其中这个汤，就是蒋介石的爱将，驻守河南的汤恩伯。

“1944年4月中旬，1944年4月中旬，日本6万军队对中国这个闹饥荒的省(河南)发起了进攻……而当地的农民用草耙就把5万中国军队解除了武装。日本人花了三周的时间，击溃了30万中国军队，控制了到汉口的铁路。”——（【美】布赖恩·克罗泽：《蒋介石传》第十八章）

“花园口决堤”、“长沙大火”的故事说得太多，就不再赘叙，可有谁知道，当年蒋介石甚至允许美军拿中国人民做“轰炸实验”？二战末期，美空军司令李梅准备轰炸日本各大城市，但是没办法验证其低空燃烧弹轰炸密集房屋的效果，于是就向国民党申请在当时的日占区武汉“练手”，而蒋介石以及国民政府居然“同意”了。

“1944年12月18，两百台美国战机和轰炸机来回空袭武汉，在汉口一元路Yiyuan和五马路之间投下大量炸弹，又从江边起一路炸到铁道。受炸面积约为15平方公里3x5长方形，连成焰海，沿途建筑物均化作瓦砾。21号，美国第14空军轰炸机群在汉口投下1000吨炸药，引燃了港口周边的棚屋，火势蔓延5公里。”

“抗日战争期间，武汉居民伤亡共计15,1607人次。其中96,557人死亡，重伤者22,389，轻伤者32,661。据1946年汉口市统计，共有两万人死于44年12月的空袭。日占期间7515座建筑物损毁，554座毁于38年攻防战，6951座损于其后，美军轰炸致毁占92%。与上海、广州、北京、天津和青岛诸地相比，武汉受害尤烈。”

蒋介石自己日记里提到，美军在武汉的轰炸，造成了40000人死亡......拿自己国民的性命，给美军做轰炸实验，蒋公可真是“仁慈”、“慷慨”啊。

蒋介石死后，国民党反动派就有所改变吗？并没有！

他儿子蒋经国主政时期，是台湾白色恐怖最为酷烈的时期，由他亲自审定做序的国民党特种部队正规教材中，赫然写着“要当众强奸共军女兵女军官以及共军女家属，当众强奸共党女积极分子和共党同情者，以此打击共军及共军同情者的士气。”除此之外，还把“焚烧学校、给儿童食品下毒、电影院放火、在公共场合爆炸”这些恐怖手段通通写进了教材。

这是人干的事情？这样的烂党不亡，还有天理吗？

国民党为什么没有前途，看它这数十年来教育出来的精英们就知道了，他们某专家学者2018年居然在电视节目上公然说：“反腐会导致战斗力下降，因为男人当兵为了什么啊？抢钱抢粮抢女人啊......”21世纪已经过去了20年了，在他们心目中，军队、政党，还是当年蒋介石的那个军队和政党，只为贪婪掠夺，不为天下。在他们看来，战斗力来自于欲望和利益，而不是理想和组织。你说，秉持这样思想的人和组织，还有什么前途？

国民党完美地诠释了“买办”这个阶层。

他们对帝国主义委曲求全，一退再退，博爱，包容，不念旧恶，以德报怨；对自己的百姓动不动大动干戈、挥舞屠刀，“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石要过刀，茅要过火，人要换种”......对外卖国求荣，对内搞法西斯灭绝，这就是国民党反动派的一贯作风。

哪怕到了2021年，他们还是当初那个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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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事情可以从内、外两个角度谈，但其中内因是起决定性作用的。

从内因上讲，国民党政权在四一二政变后严重缺乏合法性，同时其官方纲领对中国社会上绝大多数人也缺乏吸引力，这使得国民党无法动员广大人民群众进行救亡和建设。在北伐时期，虽然处在“国共合作”中的国民党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民主选举，但对面的北洋政府也处在《临时约法》彻底崩溃、国会停止运作，靠军人独裁维持局面的状态，并不比国民党更民主。此外国民党这时仍然主张反帝反封建，在进步性和合法性上都无疑高于北洋政府，然而四一二政变和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改变了这一切。

在“正统”的国民政府已经存在于武汉的情况下，蒋介石以军事优势单方面另立中央。虽然他尝试通过召开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的方式对南京政府的合法性加以追认，但是由于法定人数不足无法召开全体会议，只能强行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的名义宣布南京政府成立。这样的结果当然不能被武汉方面接受，随之导致了宁汉分裂。

在武汉和南京、汪派和蒋派、军阀和元老等各方势力几番争斗后，到1928年初，蒋介石重新出山重掌国民政府，并陆续收编了阎锡山、冯玉祥、张学良等势力，完成了所谓“名义统一”。但此时的国民党也完全变成了合法性极低的军阀集合体，原本在孙中山设想中地位重要的党务被边缘化，只是暂时服从蒋介石的各派一有机会就以拳头说话，蒋桂战争、中原大战、福建事变、两广事变等大大小小的分裂和内战不断，而占据“中央”名分的蒋介石终究无力摆平这些地方势力。

与此同时，国民党的公开纲领对社会各界也严重缺乏吸引力。名义上完成统一后，国民党宣布进入“以党治国”的训政时期，宣布由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行使全国政权，而原本有一定进步性质的三民主义则被束之高阁。这种连虚有其表的民主都不尊重的做法自然不可能得到社会各界大部分人的支持，在连争取人民支持都做不到的情况下，也就更谈不上“救中国”了。

当然，历史上有很多低合法性的政权也能带领国家取得一定的发展成就，比如康熙以后的清朝通过对外战争和发展民政逐渐争取到大部分士大夫乃至原本对清朝鄙夷的朝鲜、安南的拥护，通过政变上台的朴正熙也带领南朝鲜进入一段经济增长较快的时期（算不上“奇迹”或“腾飞”，原因见另文）。但相比国民党，他们也都有着更为有利的外部条件。

康乾时期的清朝，欧洲各国尚无力大规模进入东亚，日本在锁国，其他更为弱小的国家更是不足挂齿，清朝有充足的时间自我调整。朴正熙时期的南朝鲜则是美国的盟友，又和日本完成和解，北方人口不足自己一半，没有南越那样朝不保夕的风险。

相比之下，国民党时期的中国，国内有各种根深蒂固的列强势力，重要城市和交通线遍布外国驻军，就连海关权力都掌握在英美手里。国外除了苏联外的邻国都是列强殖民地，国民党的反共主张又使得他们无法赢得苏联信任，同中国只有一水之隔的日本此时也已经完成工业化，磨牙吮血时刻准备灭亡中国。国民党根本没有康熙或朴正熙那样安心发展的机会。

综上，政变和军事独裁造成的低合法性以及忽视民主、缺乏有号召力的政治纲领是国民党不能救中国的内因。列强环伺、积重难返的恶劣国际环境则是国民党不能救中国的外因。二者相辅相成，使得国民党继承了清朝和北洋对列强妥协退让的恶习，并尤有过之，而某位答主说的国民党扮演“英美代理人”其实并不算妥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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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si-gu-wo-zai-11-34 网友的相关建议: 
      

据说当年两名黨国要员曾做出过如下分析：

我们和匪军自然是有区别的。区别在什么地方?照我看，主要有三点：首先，我们进到城里，就出不来;匪军进城出城，满身轻松。我们的军人，进到城里，就和商人、士绅、学人打成一片，娶妻的、纳小的、应酬的，骨头很快松下去，哪里出的来?反观匪军，进城找工人，出城找乡民，越是底层人士，越交往，自己也越刚健。这就是差别。再一个，我们越打越少，匪军越打越多。我们给阔老爷阔太太们保家护院，又征召穷家子参军，召一个跑两个，勉强拉来，人在心不在;匪军替泥腿子打富人，再让泥腿子入伍护食，自然旗杆一立，八方来投，打掉一个召来两个，杀不尽，斩不完。就这两条，这戡乱要胜利，也难!

——1948年《各军事长官通气会上的发言》，安春山，国民革命军暂编第3军军长，国民革命军第104军中将军长

我党有许多干部，不如共党，甚至差得很远。这不是长他人志气，而是大实话。周部长(指周恩来，曾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在重庆时，他手下那些共党是什么样子，我想诸位应该都亲见过。人家令行禁止，清廉自守，言辞平和，内藏锦绣，出入寒暄，往来交际，便是最敌对的人，也说不出他们的不是来。这些，我想在座诸位，还不至于不敢承认吧。我可以告诉诸位，我去过陕北，进过共党的老巢，见多了他们的普通干部。如周部长手下之人，共党何止千万!这是可惧的啊!我们的干部，要正视人家的优点，要善于学习，而不是学那些过气文人的嘴脸，一概以所谓”泥腿子”斥之。那些文人是什么嘴脸?他们家里的不义之财被共党夺取，自然一腔杀亲之仇。我们是革命同志，是党国精粹，怎么能学那些个酸腐文人、地主的嘴脸?

——1945年11月《要对得起革命同志的称谓》，张厉生，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后曾任台湾当局“行政院”副院长，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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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ng-yu-42-71 网友的相关建议: 
      

怀念民国的基本上都是民国时期的地主、商人；反而是民国大佬的后代对民国没什么看法。

蒋介石之子蒋纬国回忆民国：

【蒋纬国口述历史-哔哩哔哩】https://b23.tv/krXnDE

【蒋纬国讲述民国抗日乱象：物价飞涨经济崩溃、乱抓壮丁腐败盛行-哔哩哔哩】https://b23.tv/WyeUQE

白先勇：白崇禧之子，毕业于台湾大学、美国爱荷华大学。现任香港中文大学博文讲座教授、香港中文大学“昆曲研究推广计划”荣誉主任。写小说和写他爹的事迹。

冯巩：北洋总统冯国璋的后代，祖父是民国时期的实业家；1977年9月参加工作，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文艺学专业毕业，研究生学历，文学硕士学位。中国内地相声演员、曲艺演员、一级演员、导演。

现任民革中央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务委员、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委员，中国广播艺术团艺术总监，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曲艺家协会副主席。

其他民国大佬的后代的资料查了，很少；但有一点就是这些人根本没有从政。

袁克定：袁世凯之子，在袁世凯复辟失败后再也不问政治。建国后安排在中央文史馆工作。

这是袁克定的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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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u-ping-zi-17 网友的相关建议: 
      

“他们(国民党)都是贼，个个都他妈的是贼……他们从我们给蒋送去的38亿美元中偷去7.5亿美元。他们偷了这笔钱，而且将这笔钱投资在巴西的圣保罗，以及就在这里，纽约的房地产。”

“我从来没有改变我对蒋他们那帮人的看法。他们个个都他妈的该进监狱！如果我活着看到他们锒铛入狱的那一天，我将很高兴。”

——杜鲁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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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区子时雪放出了具体出处，我这里也借用一下他发的原文截图。要看全文可以去评论区看网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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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再挂一个人吧。我就觉得他挺双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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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de-bao-99-69 网友的相关建议: 
      

可以救啊，很容易，把他吃的全吐出来搞建设，搞国防，搞民生，从上到下，过着清苦的生活，穿粗布补丁衣服，吃素菜，上下平等，对内拯救百姓，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对外站起腰来，敢于对任何列强说不。

只是这是极其痛苦的，也是他们不愿意承担的，他们只想捞钱，越多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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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i-ge-12 网友的相关建议: 
      

国民党是“党派”的畸形产物，是党派第一次出现在中华大地上时的实验性产物。

国民党的建立初衷就很怪，一群人在一起的初衷，是以武力推翻政权而聚集在一起。带着理想和冲动，却没有一个成系统的理论来支撑，在国民党二次组建的时候，国民党员要向孙中山宣誓，这个政党就已经展现出其幼稚的一面。他们不是因为政治理想而聚集在一起，而是以原始社团模式出现。

“党”在说文解字里解释为“不鲜也”，即行为不鲜明。

国民党最初建立，只是一群人以孙中山为中心，以推翻满清为目的聚集在一起。

1894年11月24日，孙中山等人在檀香山建立了兴中会，之后兴中会便组织策划了1895年的广州起义，之后国内又出现了华兴会和光复会，但是彼此分散不能合力。

1905年在孙中山和黄兴等人的推动下，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等几个组织，合并成同盟会。同盟会以推翻满清为主要纲领，快速团结了同盟会员，“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就成了同盟会纲领。

1912年，宋教仁牵头又和其他几个政党合并成国民党，然后宋教仁遇刺后，孙中山发起二次革命，被袁世凯解散。

1914年孙中山在流亡日本期间，再次以反袁为旗帜，以个人魅力团结骨干和新兴党员，成立中华革命党，1916年该组为国民党。

没有核心理论一直困扰着国民党，当孙中山死去的时候，国民党最原始的病就暴露出来了，他的凝聚就是必须有个敌人，而不是组织核心理论来凝聚。国民党北伐的时候，就是凝聚党员最好的时刻，当国民党得到政权后，就立刻失去自己凝聚力，当一盘散沙的国民党，遇到核心理论强大的共产党的时候，内心是恐惧的。

国民党每一个大佬，和其他人理念都不同，国民党建立之初，是想要建立一个类似于西欧或者美国的工业化强国，他们以为民主立宪是西方强大的根由，但是每一个人对于民主立宪都有自己的看法，他们最后凝聚在一起，完全是因为政治利益或者经济利益一致。

也就是说国民党的团结，必须有一个结果来支撑，国民党靠着利益才能凝聚在一起，要不然就要有一个强大敌人让自己凝聚。所以抗日战争是国民党凝聚最好的手段，但是一遇到战争结束后的情景，国民党必须要在一起以利益捆绑凝聚党员，于是国民党在腐败贪污这个泥潭里挣扎。

看一下最近台湾省国民党乱斗，大家就清楚了，他们还是当年那个党，一点没变，凝聚他们的是利益与敌人，唯独国家人民的利益被忽视，还是没有核心理论去支撑整个党，是民进党在支撑国民党的团结，然后国民党内部仍然困在利益漩涡里挣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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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cui-ya-96 网友的相关建议: 
      

民国其实就是个过渡……辛亥革命时，清政府拉胯到，前一秒还在抓革命党，后一秒人人都革命了。之后袁世凯掌权、复辟，袁死后军阀割据。之后又是北伐，又是中原大战……国民党仅仅在形式上完成过短暂的统一。然后日本人就来了，先占东北，然后开始全面侵华，国民党也在这个时期开始分裂。

也就是说，在抗日战争结束前，国民党实际上保持着两大派割裂的情况。即使是抗战胜利以后，蒋领导下的国民党内部也是派系林立，各自为阵。看似力量强大，实际上确实是前篱笆宿猫，后篱笆走狗。而此时的国民党，甚至腐败到，拿着蒋介石手令都提不到武器。

可以从这条历史线看出，国民党内部从一开始就充斥着大量投机份子，当然也包括蒋介石本人。似此，它中华民国能名义上维持了在大陆30多年的统治就算不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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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ui-ding-ding-29 网友的相关建议: 
      

国民党本来在孙中山先生的带领下，国共合作，实行新三民主义，联俄联共扶助工农，就是在解救旧中国的人。

只是后来孙中山病逝以后，蒋介石为代表的右派开始搞以“中山舰事件”为代表的反革命动作，后来把国民党右派带走带偏了，同样还有汪精卫。

当蒋介石在上海拿了江浙财阀的钱，英美的钱，残杀了许多党员以后，就成为了帝国主义的走狗，走上了反革命的道路，已经成为了中国发展阻碍的力量。

他不为人民服务，所以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至始至终都没有想过解救旧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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