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为何未能解救中国? 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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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爽文。引用电报多。请谨慎点开）1938年3月中共晋察冀边区银行开始发行“边币”，以抵抗日伪发行银联券的金融掠夺行动，同时算是开始威胁国民党政权金融权力，国民党中部分人员也意识到了这一危险并开始应对，但是具体落实到国府的应对就实在是太骚操作了，必须看看：
1939年4月24日，国府河北省民政厅长张荫梧急电军事委员会：
对经济方面，该边区银行擅发纸币，阴令人民不准行使中央法币。以致此间法币跌至六折，河北省钞八折，该边区票则十足行使。[1]
虽然边区币已经发行了一年，国府军政人员才发现、并正式上报，但当时情况尚不严重，因为中共靠行政命令推行边币，金融运作经验和手法尚且生疏，边币信用尚未建立，这时候遏制比较容易，张荫梧自己也说：
唯人民对法币信仰甚佳。[2]
而国民政府却只是一面转电行政院，一面将电文转十八集团军正副司令朱德和彭德怀，“责令限期收完所发纸币”，就算完事。[3]
中共方面对待这类事件是何等的小心谨慎，怎么能让你一句话就捆住手脚？朱德复电强调，侵华日军通过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发行伪联银币套取法币，并强行禁止法币流通，才是造成法币在河北贬值的根本原因，同时还强调了晋察冀边区发行边币的必要性：
目前金融流通主要是靠地方流通券之发行，以法币作准备金，因地方性质，敌人无法收买与抵制，法币信用方能提高，敌币伪币无法支配。[4]
这句话翻译过来就是，因为敌伪在敌占区到处搜刮法币运到国际市场上换外汇、收购战争物资，所以我们敌后政权在当地明令停止法币流通，集中法币作发行准备金，发行一种离开当地就不能用的地方货币，敌人也就搜不到法币了。
中共这一招应对，不但抓住了防止日伪套取法币换取外汇的要点，还契合了3月份在重庆召开的全国第二次地方金融会议精神，即降低地方银行发行准备门槛，鼓励前线和敌后的地方政府放行省钞和辅币代替法币流通，符合这一精神且流通情况良好的晋察冀边币，为什么要禁止？和尚摸得，我就摸不得？
早有准备的中共，用这封电报就轻巧的回击了国民政府。
当然，国民党当然不是这么好打发的，反而更重视这个问题了。特别是1939年国民党确定了反共方针后，国共双方军事摩擦急剧扩大，国民政府开始多次下令要求废止边币，为啥需要多次呢：因为国府财政部、行政院、军令部、军委会之间，为这件事情扯皮就扯了长达……五个月。
财政部：行政院你快禁止啊！[5]
行政院：你说得轻巧，办法呢？善后呢？替代品呢？中共不听话怎么办？就一张嘴是吧。[6]
军令部：你们两个一起赶快禁止！再不禁止就晚了！[7]
行政院+财政部：其实边币还是没那么糟……[8]
军委会：都闭嘴！按《异党问题处理办法》！立即禁止！[9]
行政院：好。财政部去办。[10]
财政部：我#@￥%……
时任民国财政部部长的孔祥熙又把这事重新提交行政院审议，孔部长还专门模糊不定的说了一通车轱辘话：
惟本部既准军委会办公厅函知该项关于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所发行之纸币，应于本年度以前取缔，业于《异党问题处理办法》案内决定，系属整个党政问题，为预防另有政治经济作用或企图起见，似又不得不予考虑……[11]
翻译成人话就是：你们几百万军队都收拾不了共匪，现在让我一个搞财政的上？
这一拖，就拖到了1939年10月。行政院实在被军委会和军令部压得受不了，终于给出了一个处理方案——先派人去考察[12]。派去考察的人叫王乾德，是时任河北省政府财政厅长，请记住这个人，他后文还要出现。
说实在的，国府这帮大神的办事效率，如果穿越到今天，无论到哪个公司工作，不出两个月就会被开除……
国府金融管理部门的拖沓，换来的是前线将领鹿钟麟、程潜、朱怀冰等人一次次的加急电报，反映中共的边币、冀南币已成燎原之势， 蒋公也心急如焚，要求调派部队前往冀南地区协同中央交农等四大行尽快在河北省投放小额辅币券——直接上军事手段了。但这一紧急措施持续到12月底却徒劳无功，惹得 蒋公进一步痛批不知死活、还有脸询问军事手段效果如何的孔部长：
此事系属华北整个党政问题，正在审筹对策，徒以电文制止，恐难生效……[13]
蒋公 的震怒说明，中共在两年多的货币斗争实践中，磨砺出了足够的经验和实力，并可以在根据地逐步推广边币的发行和相互兑换了：因为日伪、国民党封锁，各根据地物资不能交互流通，但中共却规定各根据地发行的货币可以按比率兑换，用敌人的封锁凭空给自己的货币创造信用；根据地货币的准备基金中也有一部分伪币，等于是在敌人的货币上吸血。
相比国府人员的浑浑噩噩，中共高超的金融手段实在是令人叹为观止。
12月30日，财政部又收到军委会通报，得知晋察冀边区银行又扩张了一个冀中分行，并发行了250万边币。实际上，国府实在是太后知后觉了：这时冀中分行已经成立了足足一年半以上……
各前线将领对此忧心忡忡，不断发电催促财政部处理，财政部也不知如何是好，左拖右拖，最后只好端出蒋介石“系整个党政问题”的电报当挡箭牌，这个时候让前线将领用军事手段强推法币也不失为一个办法，但必然会加剧国共军事摩擦，在这种小规模摩擦里，国军显然是占不到什么便宜的，最后财政部方面也只能坦率承认：
自办理以来，迄未有若何效果，所谓派员调查，亦不过延宕之计……[14]
看到这种窝囊情况，军委会只好决定硬来了。表示不会考虑给与晋察冀边区银行合法身份，坚定遏制边币，决定立即在后方开设河北省银行，印制河北省钞，并要求财政部半年前派去调查的人员汇报边币流通情况，方便进行针对性打击。
这时候，精彩部分来了！
财政部接到军委会命令后才想起自己派了河北省财政厅长王德乾去晋察冀边区调查，并且王已经几个月没有和自己联系了，急忙致电王德乾：
关于考察晋察冀边区银行之设立及发行钞票一案……迄今为日已久，该厅长等遵办考察情形，当已告一段落。应即克日报以凭核办。[15]
而王德乾一开始是不回电报，等到财政部左催右催，才在交作业期限前一天回电：我一直在重庆，没去晋察冀……
可怜的孔部长，当时估计差点气死。
原来王德乾一直在距离财政部不远的重庆罗家湾38号河北省银行联络处办（摸）公（鱼），当财政部命令他回到河北前线调查，他连个搪塞的借口也不找就直接没去，而是派了自己的秘书代替自己深入前线~~
而他的秘书呢？也！没！去！
直到2月22日，元宵都快过完了，王德乾才知道自己的秘书也在邢台摸鱼，而且他的秘书和另一个部门派出的调查人员本应组队前往边区，但两人不约而同的都在邢台摸鱼，而且相互之间都以为对方去了边区。
又拖到4月23日，王德乾才弄了个应急的报告出来，这篇报告总共……300字，而且错误百出，比如把晋察冀边区银行行长搞错、发行量搞错等，而且还用了很大的篇幅说由于”冀省于一月间情形突然恶化，八路军施行封锁，并拘捕工作人员，无法从容前进“[16]等借口。
于是调查也只好不了了之了。
调查完蛋，那在后方发行新河北省钞票呢？印出来后，即便没情报，直接投放到市场总该可以交差了吧？没想到，印刷工作又出了同样的问题。
7月22日，财政部表示已经委托了中央信托局，安排大东书局印刷1000万河北省新钞，并早在2月27日就垫付了印刷费、签了合同，但4个月后，钞票呢？财政部却说：应该……可能……也许已经按合同交货了……吧？
事实上，财政部已于3月5日办妥了进口钞票纸的证件，合同约定“自甲方（中央信托局）交到运纸护照之日起一个半月后开始印制”。但中央信托部四个月来，一张钞票也没印，大东书局左等右等根本没收到钞票纸[17]，因为：他们把这事忘了……。
这就是国府应对中共根据地发行钞票这一重大危机时的种种奇葩表现。
尾声：虽然河北省钞于1942年底，因为恶性通货膨胀发行了高达3亿元，但因为发行过程实在拖延太久，已错过了遏制晋察冀边币的最佳时机，边币已完成了其他钞票的打压，建立了很高的信用，坐稳了边区本位货币的地位。
对于国民党政权能否解救中国这个话题来说，通过这件事情国府的林林总总众生相，我只能说：
势既如此，事又如此。成败之势，不问可知。[18]
参考
- ^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卅代电》（1939年4月30日），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特种档案，特4-90.1
- ^ 同上
- ^ 同上
- ^ 《朱德复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冬电》（1939年5月2日），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档案馆藏，特种档案，特4-90.1
- ^ 《国民政府财政部渝钱字第九六四号密呈》（1939年5月23日），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特种档案，特4-90.1
- ^ 《行政院吕字六一九号令》（1939年6月9日），（1939年5月23日），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特种档案，特4-90.2
- ^ 《战地党政委员会战政渝00054电文附件》（1939年8月2日），（1939年5月23日），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特种档案，特4-90.5
- ^ 《财政部秘书处签呈》（1939年8月25日），（1939年5月23日），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特种档案，特4-90.5
- ^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办公厅公函》（1939年8月30日）（1939年5月23日），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特种档案，特4-90.6
- ^ 同上
- ^ 《关于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设立边区银行发行钞票暨延安光华商店发行代价券提案》（1939年9月），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特种档案，特4-90.6
- ^ 《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设立边区银行发行钞票案审查会记录》（1939年10月6日）（1939年5月23日），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特种档案，特4-90.8
- ^ 《蒋中正致孔祥熙电》（1939年12月22日），（1939年5月23日），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特种档案，特4-89.1
- ^ 《财政部钱渝字第15608号公函附件》（1940年1月10日）
- ^ 《财政部渝钱字13426号密训令》（1940年1月18日》，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特种档案，特4-89.11
- ^ 《战地党政委员会致行政院战政渝000958号代电》（1940年4月23日），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特种档案，特4-90.18
- ^ 《财政部31906号密代电》（1940年7月22日），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特种档案，特4-89.18
- ^ 全文参考：《抗战期间国民政府对中共晋察冀边币的应对与处理》，张燚明先生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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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有一个简单的看法，就是民国连中国历史上的周期律游戏，都没能参与进去，换句话说，它从没有年轻过、朝气过，出生时已经很衰老了。
历史上的农民起义，杀的人头滚滚，某种程度上也是解放生产力，将旧的暮气沉沉的联盟瓦解，重新分地。多多少少也能促进社会向前走，然后渐渐走向衰落和落幕。
民国从前一代继承得太多，包括旧有的联盟关系。乡绅还是那个乡绅，纲常还是那个纲常，吃人还是继续吃人。上层官僚资本下层地主豪强结成联盟，农民该饿死饿死。
孙中山在南方搞联俄联共，其实是一次从辛亥革命没能触动到的旧势力中摆脱出来的新生运动，我们可以从北伐军组织性和战斗力中看到新生的火花，但是盘根错节的既得利益迅速联合起来，公推了共主蒋介石，那一闪而过的勃勃生机，万物竞发的境界，也随着412的屠刀，迅速被割除干净。国民党清党后，又变回那张暮气沉沉、行将就木的老面孔。对于一个新生政权而已，这一切来的也太快了。
所以，毛泽东在解放前开始思考朝代周期律，而国民党是连进入周期律的资格都没有，他们好像推翻了满清，实际上只是在满清这具僵尸上诈尸，苟延了上一轮周期律的尾巴。
di-yang-33-75 网友的相关建议:
最近有一篇叫做“民国给新中国的真的是一穷二白？”（以下简称《一穷二白》）的旧文又被微博某什么作家翻了出来，夸赞不已。该文罗列了一些旧中国民族工商业者的奋斗成就，对于所谓旧中国“洋火”，“洋钉”的“传闻”大加鞭笞。
实际上，笔者从十来年前开始就不断见到有人从大清开始翻各种边角料证明旧中国之光辉成就。自然，即使在旧中国，也有不少中国的民族工商业者凭借个人的努力和爱国群众友商的支持，做出了一些成就，让旧中国“一穷二白”的纯白底色上，书写了几行文字，点上了几抹亮色。
不幸的《一穷二白》没有清楚：这些工商业者大多碰到了命中的克星，那就是“正统”的国民政府。正是因为国民政府大员对民族主义一贯采取巧取豪夺，敲骨吸髓的手段，甚至不能落在自己手里便宁可将其拆光毁光，旧中国的民族工商业截至解放前夕几乎凋零殆尽。那几行文字和几抹亮色又变成了惨白。
如果说，在军阀混战派系林立，国民政府权威不振的抗战之前，民族工商业尚可以在乱世之中挣扎出一点生存的空间，那么在抗战之后，国民政府的爪子伸到到了全国大部分地区，仅存的民族工商业也就随之迎来了末日。
旧中国采矿、重工、棉纺等重要产业在大清北洋到民国的不懈努力下，几度沦落为外国资本控制。按照《一穷二白》的逻辑，难不成黄四郎老爷用凉粉害死小六子，把卖凉粉的孙守义一枪打死，然后连孙守义的家当带孩子都抢了去，这鹅城凉粉就成了黄老爷留下来的了？
民族资本家之死
当然，笔者说民族工商业在解放前夕凋零殆尽也不完全确切，《一穷二白》的一位主人公的经历便足够说明事实并不完整，他就是中国化工业先驱范旭东先生——他本人在1945年10月就被国民政府逼压而死，此时解放战争刚刚爆发，离“解放前夕”还有三年。
1929年，范旭东创办的永利制碱公司，打算以侯德榜的新式制碱法挑战英商卜内门洋碱公司对中国硫酸铵的垄断。但是永利在资本上完全不是卜内门的对手，因此打算采用缓兵之计，向卜内门提出合资经营，只要永利还拥有侯德榜，早晚能依靠商业手段变成独资。
然而这个时候，我们关心民族工商业发展的国民政府出手了：
1930年，宋子文一边否决了合资计划，一边亲自宣布向永利公司加入官股。然而承诺了之后，官方的资金迟迟不到。到1933年，范旭东亲自去见了宋子文。刚过完39岁生日，春风得意的宋子文提出了要求：宋子文私人拥有的中国建设银行承担全部投资，宋子文自己出任永利制碱公司的董事长。
咽不下这口气的范旭东以永利全部资产做担保，发行200万公司债券，在中国实业界各大私营银行的协助下背水一战，在价格战里打败了卜内门，铸就了永利的辉煌，也结下了跟宋子文的梁子。
1943年，范旭东先生已经开始着手抗战胜利后的“化工救国”计划。范先生规划在抗战胜利后修复原本的塘沽永利碱厂，南京卸甲甸铵厂，完成五通桥合成铵厂工程等，统称十大厂工程。
当时中国产业百废待兴。这一系列宏伟工程需要贷款1600万美元以上，在民间筹集和政府筹集都是困难。但是范旭东先生有信心，他相信抗战胜利之后必然是民族的崛起和民族工业的腾飞。
从1944年9月开始，范旭东先生就着手准备筹集贷款，他连续飞美国、巴西等多个地方筹措款项，奔波了一年多。1945年6月，范旭东从美国银行贷到了这笔款子，民族化工业似乎即将从抗击侵略的焦土上腾飞了。
当时国内贷款必须要经国民政府行政院点头，无论是院长蒋介石，副院长孔祥熙，还是具体经办跨国贷款的中国银行董事长宋子文，无论哪一位一句话都能解决问题，结果，三个月时间，渺无音讯。
三个月之后，宋子文派人捎话来了：如果让宋子文出任永利董事长，贷款马上就到，否则贷款就不可能通过。意思明明白白，一文钱不拿，直接要强行夺走范旭东耗尽一生创建的永利。这副嘴脸跟12年前一模一样。
范旭东愤于其人的无耻，断然拒绝，但是他此时已经没有背水一战的能力了。
行政院的回答很简单：对借款担保不予批准。范旭东的宏伟蓝图灰飞烟灭。
1945年10月4日下午2时，中国化学工业先驱范旭东因黄疸病与脑血管病同时发作病逝。
他办厂30年，用“纯碱”取代了“洋碱”，打垮了资本雄厚的外商，扛住了日本人的威逼，最后却被国民政府搞掉了。
范旭东生命中的最后三个月是与国民政府扯皮的三个月，也是不断在国内寻求支持的三个月，在这三个月里，他见到了自己的一位投资人，叫毛泽东。
当时正值毛泽东和蒋介石举行重庆谈判，在百忙之中，毛泽东拜访了范旭东，这是他们首次见面。但他们的合作关系却可以追溯到一年前。
1944年范旭东经人介绍认识了中共地下组织负责人龚饮冰。龚饮冰知道了范先生战后的十大厂计划之后，非常为之鼓舞。组织研究后认为，哪怕赔钱也要支持范先生的事业。
1944年6月，龚饮冰以个人名义成立了建业银行，中共为之投入资本1000万法币，以此银行为途径投资范先生的事业。
然而有件事情让龚饮冰也没想到。范旭东先生的永利久大集团在精盐业和制碱业上打败了外国人，在爱国群众和实业家之间名声非常之好。冲着范旭东先生的名声，建业银行的业务也非常之好。本来预计会赔钱的业务反而赚了钱。
毛泽东与范旭东寒暄之后，对他说，“等国内实现和平后，欢迎您到解放区办工厂。”
范旭东先生办厂30年，遇到过的有军阀的绑架，盐商的威胁，北洋官府的强行摊派，国民政府财政部的拖延和巧取豪夺。没想到这样一个据说是“杀富济贫”的“泥腿子党”愿意挤出钱来支持他，愿意帮他办厂。范先生感到了难得的温暖，他跟身边的人说：
“中国的未来，看来只有靠中国共产党才有希望。”
只可惜，这一见是两人之间的永诀。范旭东与毛泽东会见的时候，毛泽东刚到重庆来，范旭东逝世的时候，毛泽东还没走。
1945年10月21日下午3点，重庆召开范旭东追悼会，毛泽东亲自前往，手书“工业先导，功在中华”的挽幛，悬挂在范先生遗像对面。
毛泽东去了，蒋介石也跟着去了，他也写了挽联。
其实他大可不必去：只需要他大笔一勾，放过永利的1600万美元贷款，范旭东的宏图大志得以伸张，就算死不是也能含笑九泉了吗？
范旭东逝世后，他的合作伙伴侯德榜万念俱灰，“悲恸三日，足不出户”。追悼会之后，永利首席协理、天津和南京两处分厂厂长侯德榜恳辞总经理的职位，最后因为众心所向，不得不履职。
他当时大概没想到，自己还有当上中科院学部委员（院士）、化学工业部副部长和中国科协副主席的一天。
他也没能料到，自己一直处在构想和作坊生产状态的“联合制碱法”，在1964年投产的大连化工厂终于得以实现。
颇有些人为范旭东在大陆的“籍籍无名”鸣冤叫屈——不肖子孙从来都是在老人生前想方设法谋取财产，老人死后则崽卖爷田心不疼，不过在别人面前提起老人的时候，他们哭嚎的最大声。
世代豪商怎样成了红色资本家
国民政府的关怀不止是范旭东先生承受过。中国最著名的红色资本家荣氏家族也差点被收拾了。
其实荣家比共产党资格还老多了，他门在晚清已经是大商家，那时候还没共产党。1933年荣宗敬六十大寿时，荣家已经是面粉业和纺织业的超级巨头。老爷子不无自豪地说：“如今中国人，有一半是穿我的、吃我的。”
荣家“面粉大王”、“棉纺大王”的称号早已传遍大江南北，而当时的共产党还在钻山沟，当“山大王”。
不过，这两伙“大王”倒有一个共同点，都在遭受国民政府的围追堵截。
1934年，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陷入困境，荣家的申新纺织公司也遭遇资金危机。
荣德生向南京政府求援，希望允许申新发行500万元的公司特别债券，由政府保息。 时任实业部长陈公博提出了条件，政府给300万银元债券获得申新所有权，鲸吞申新9000万资产。荣家自然不能接受这个条件。
然而情况已经十分危急：荣家无力偿还英国汇丰银行的200万元到期借款，汇丰也不含糊，直接将抵押物——拥有5.6万纱锭、3000多工人的申新七厂公开拍卖。
1935年3月26日，申新七厂被日本丰田纱厂以225万元竞得，当时抵制日企风潮此起彼伏，此事一经披露后群情激奋。申新工人跑到南京政府请愿，还用高压水龙冲跑了前来接收的汇丰和日企代表。加上全国实业界集体支持荣家，最后拍卖被解除，汇丰将这笔贷款延期到1940年底再还清。
荣宗敬没办法，想起了故交宋子文。
1935年4月荣家向宋子文求助。五个月之后，宋子文答复：要求中国银行将申新九家纱厂全部并购，并自派总经理，然后发行公司债券，以新债还旧债，荣家欠银行及钱庄利息全部可由1分减半至5厘。
这手比陈公博狠多了，陈公博最多是想要申新纱厂，宋子文这一手干脆要让荣家倾家荡产。
1936年2月12日，宋子文图穷匕见，在家中召集申新三大债权人开会，就吞并申新最后摊牌。
债权人之一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老板陈光甫看不下去了，他派代表否决宋子文的各项提议，荣家死里逃生，获得了宝贵的喘息之机。
1936年秋天棉花丰收，价格终于回落。市场日渐兴旺起来，申新各厂陆续复工。荣家在时年10月1日与中国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订立“委托经营签约书”，总算保住所有权。到底还是家大业大，没被逼死。
度过了抗战之后，荣家的心思又活动了，打算借着抗战胜利的东风让老朋友帮忙扩大产业。1945年10月，荣德生次子荣尔仁向行政院递交一份接收日商纱厂名单，建议将其分配给战时受损失并在后方作出贡献的工厂。
此时宋子文正忙于筹建中国纺织建设公司，对此置若罔闻。一个月之后，宋子文就宣布敌伪纱厂全部收归国营，荣家在战时被日本人强占的申新一厂、四厂、八厂被并入中国纺织建设公司，福新三厂、六厂倒是还给荣家，可粮食部特派员却提前将仓库卖掉，只留下两座空厂房。
被老朋友捅了一刀还不算完事，1946年4月24日上午，荣德生居然遭人绑架，此案轰动一时，各大媒体纷纷报道。在被关押的34天里，绑匪并未虐待荣德生，只图财而不害命，最初开价勒索百万美元，他宁死不从，后来减半至50万美元仍不动摇，他甚至立下遗嘱：“如果拿出赎金将影响企业生产，宁可牺牲个人来保全事业”。
后来才知道这起绑架案根本就是上海警备司令部策划的。荣德生被释放后，荣家先后给上海警备司令部送过60多万美元，由申新各厂分摊支出。经此一难，荣德生身形消瘦，精神不振，在家静养。
1948年，蒋经国上海打老虎，9月4日以“私套外汇、囤积居奇”拘捕荣宗敬长子荣鸿元，荣家前后花费约50万美元才将荣鸿元“捞出来”，但还是被羁押77天，直到11月18日正式宣判：“判刑6个月，缓期2年”。
牢狱之灾令荣鸿元灰心丧气，不久便远走香港，荣家长房的资产几乎随之全数转移。
就在荣鸿元被判刑的半个月之前，蒋经国的“打老虎”行动查到表弟、孔祥熙长子孔令侃头上就戛然而止，“清算豪门”失败，建丰同志于11月2日狼狈离沪。
噩运至此并未完结。1949年4月，荣德生的四子荣毅仁因“侵占公有财物、不计调换折扣的耗损侵蚀利己”等罪名被监察院起诉。
荣家自1946年11月开始为国民政府政府储军粮并运往北方战场，运输途中各路官员轮番调包掺假，以次充好，优质米面到士兵手中已发霉变质。国民政府便指责荣家输送霉烂面粉，造成东北战场失败。
5月25日，“军粉霉烂案”正式开庭，可是东北战场的责任还没厘清，沪宁杭战场的形势也糜烂了——恰好在这一天，解放军攻入上海，“军粉霉烂案”不了了之，荣家幸运脱困。
感谢百万雄师摧枯拉朽，不然荣毅仁怕是要把命赔上。
世代豪富的大商家为什么会跟世交的宋氏家族决裂，反而跟“泥腿子”混在一起？——知道了这些，还不明白吗？
“一穷二白”的中国真相
被国民政府这么对待的民族资本家可不是一个两个，卢作孚的民生公司，上海永安纺织印染公司都遭遇过。在近代主权残破的中国，民族资本不但要应对外来的虎狼之师，还要应对背后的刀子。
为了改变中国“一穷二白”的面貌，有不少实业家，科学家，工程师和工人都付出了艰辛，也取得了些成就。然而他们大多和范旭东，荣德生一样，错判了形势，把抗战的胜利当成了民族工商业发展的契机。
其实这却是灾难的开始。
日本投降后，天津沙船鞋厂的经理刘景荣很想大干一番，他特地从北京邀来做男女皮鞋的师傅三十多人，扩大业务。这时，每天已可生产皮鞋六，七十双，基本产销平衡，营业尚好。可是半年过后，进入一九四六年，货币贬值，物价飞涨，业务显著下降。一九四七年，情况更坏，多数正当的工厂、商店明盈(钞票多了)暗亏(货物少了)，摇摇欲坠，沙船鞋厂也不例外，皮鞋日产量由八十双减到四十双。
一九四八年八月，国民党发行金元券，同时限制物价。有一天，国民党经济警察在沙船鞋厂门市部查获一双涨价五角(金元券)的皮鞋，立即把沙船查封，传讯经理，指控破坏限价政策，并下令强迫沙船把当时库存的四千多双皮鞋，按限价的价格，在三天之内拍卖一光。卖鞋所得货款，沙船不敢存放，拟买皮革却无货源，只好买了煤炭，大米、面粉，小米等囤积起来。这些东西合计不过值一千袋面粉钱，可是四千双皮鞋应值一万二千袋面粉，由于物价飞涨，转手之间，一万一千袋面粉不翼而飞，把厂子的积累赔进百分之九十。从此，沙船鞋厂一蹶不振。
不久，天津警备司令部又把沙船鞋厂经理刘景荣叫去，命令他给军官们定做进口皮的皮鞋。刘景荣说鞋厂一张皮子也没有了，他们不信，查帐查仓库，证明经理的话是真实的，这才作罢。
从抗战胜利开始，国府治下的工厂就开始纷纷倒闭。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天津市共有工人58.5万余人，至当年底就有22.9万人失业，占工人总数的39％。
抗战结束时时上海原有工厂4050家，到1946年底，已经倒闭了3160家，青岛 700余家民营工厂全部歇业，广东400家工厂剩下不足100家，沈阳3000余商号倒闭2000多家。
1946年上海、南京、北平三地有失业人员和无业人员260万。到1947年，仅上海一地失业和半失业人口就超过了200万，连公教人员和学生都处于饥饿或半饥饿状态。在1946年，仅上海一地有记载的罢工和劳资纠纷争议就达1716起；到1947年，该一数字更加上升到到2538起。
最为神奇的是，原本应该在日本投降后长江航道打通中收益的西南工业，他们挺住了日寇的肆虐还是没顶住国府的祸害。国营重庆钢铁厂在日本人投降之前还能生产，在日本人投降后不到一个半月，9月底停炉中断生产。
在湖北棉花丰收的同时，10万担棉花被作为敌产扣押在仓库里面。四川棉纺织业在日本人占据湖北的时候还能搞到原料，在“光复”后却因为国内棉花不得调运而停产崩溃……
1946年2月，昆明工业企业停产关闭90%。
把皮鞋工厂搞的没有皮子，把螺丝钉工厂搞的不能产螺丝，火柴工厂搞的没法生产火柴也是不在话下的。
如果说旧中国1840年以来中国还不到一穷二白的地步，不过在1946-1949经过国府三年时间的努力，确实不剩什么了。
抗战前，1914年前后，上海大隆机器厂开始仿制美国的单级离心泵。
1934年上海华通电业机器厂（现上海华通开关厂）生产出国内第一台电冰箱。
抗战后，1949年解放军进上海前夕，上海通用机械制造产业基本只余修理能力。
抗战前，至1924年，上海有11家机器厂制造机床。1936年，明精机器厂（现上海第二机床厂）开始仿制天轴传动皮带车床和牛头刨床，因做工讲究，质量好，销路很畅。“明精机床”成为当时的名牌产品。。
抗战后，1949年，上海全市1000多家机器工厂中能够修机床的只有42家
抗战时，1940年前后内迁的庆茂昌五金螺丝厂（现上海远东标准件厂）生产的螺钉还远销印度、缅甸、越南、泰国等东南亚国家及南洋群岛。
抗战后1949年能够生产螺丝钉和紧固件的生产厂家基本破产，连工人都没有了。
抗战前，1936年，天津卷烟产量154092箱。
抗战后，1949年，天津烟草公司基本停工，工人基本解雇。在职的也发不出工资，改由积存的纸烟代替，市面抢购美国与上海烟。临近解放时，因为交通受阻美国纸烟绝迹，上海纸烟也无法运来，这就给天津各烟厂一个复活的机会，可是没有烟叶原料，各烟厂还是无法恢复生产，只有等死。
国民政府的神奇操作
那么国府究竟干了什么能做到这等效果呢？其实也不复杂：
首先是复数批次的接收大员来回扫荡。在上海至少有十多个机构在贴条查封敌产，分属海军司令部，驻防第三集团军，战区总司令部，国防部办事处，经济部办事处，粮食部办事处等等等等……
基本上是有枪的直接冲过去抢仓库甚至互相大打出手，没枪的就争车倒运。上海闸北警察局长亲自带着一群警察，从一座仓库里面抢走50袋白糖倒卖了，基本上能卖出钱来的什么都没放过。
在抢夺完成之后自然就是销赃，由于各种工业原料和生产原料都抢完了，基本上抢来的机器都无法开工，最后这些机器就化整为零甚至重新回炉回收，最终出现在各地的修理铺或者五金店里面。湖南公路局报告称从战时运输管理局接收1000辆日伪汽车“拆的失去了汽车的本来模样”。最后只有六七十辆汽车能开。
而东北地区作为当时中国重工业最发达地区，虽然经历了日本人战争末期破坏，又被苏联人拆走了部分设施。但是经过清点，抚顺煤矿百分之八十的设施未遭破坏。鞍山昭和铁厂留下的设备每月能造3辆火车头和100个车厢，炼钢设备原封未动，锦西工业区原封未动。辽阳各个棉纺厂也具备生产能力。水力发电设备基本完好。
然后这些设施和工业区在国府统治下不到一年就全部成了废铁。这个能力绝对是叹为观止。
光国府自己的官员的破坏力就如此之强大，加上美国货物对中国市场的冲击，和货币光速等级的贬值速度。工业萧条商业破败的结果也就不出意外了。
“一穷二白”下的起死回生
国府为了把中国搞成“一穷二白”的贡献简直罄竹难书。遗憾的是解放军当年打的不够快，让这群祸害带着搜刮来的227万两黄金还有其他珍宝拍屁股去了台湾。
而新中国这里，据《广州地方志》，广州市1950年合计收兑到的，纯金不足万两（9580.774两）、纯银不足7万两（65034.13两）、甲、乙类银元共487658枚。整个广州省统计加在一起收兑的黄金不超过14吨。整个中国1950年的外汇储备不过1.57亿美元，不够国府带走的黄金价值的六分之一。真的是一穷二白。
唯一的好处也就是国府滚蛋了，共产党虽然没有某些谣言里面变出200多吨大金矿的能耐，至少是正常人。
国府用不到三年时间祸害个遍的工商业，在3年经济恢复状态普遍产值增长3倍以上，产能增加5倍以上。单机床产量从理论上的年产690台提升到3789台。
一旦政府发挥正常的调配职能，提供所需的社会服务。而不是像旧中国专注于吃拿卡要和抢劫，民族实业也就能飞速的发展起来。
正如荣毅仁的回忆中提到：
“谁来建设独立强盛的国家呢，当时我们并没有想到是共产党。解放前夕，我们一家对于共产党的到来是感到惶恐的。我们几个兄弟中，有的跑到泰国去办工厂，有的躲到香港去了。我的父亲因为恨透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坚决不愿意离开祖国，我也不愿做白华，和他一道留了下来。我们企业的流动资金当时已经枯竭，解放以后又受到美国和国民党的封锁和轰炸。这个时期申新能够维持生产，全部依靠爱护民族工商业的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贷款，加工和收购，依靠职工群众的团结和积极生产。政府帮助我们建立了总管理处，统一领导过去分散 经营的各个工厂，并且指导我们逐步改进经营管理。生产因此得到发展，纱锭的生产率提高了 40% 以上，1951年起盈利逐年增加，1953年的盈利就达到了资本总额的 1/4 以上。初级的国家资本主义形式，就使我们的企业完全摆脱了解放初期的窘迫局面，而我们的弟弟在泰国办的工厂却破产了。”
不管荣毅仁到底有什么想法，他对比一下解放前和解放后的情况也会做出一样的选择。
从晚清开始，民族资产阶级就被封建行商帮会，北洋军阀官僚，国府买办银行，洋行外商汉奸这么转圈折腾。拿着草纸一样飞速跌价的金圆券还时不时被抢劫。
到建国后，见识了共产党才知道，政府除了收税是不能随便要钱的，警察除了保护是不能进来放火的，工人积极生产是不会被莫名其妙的外来人打死的。中央银行给贷款是用不着送股份的。金融市场不是用来破家打劫的。
将社会主义改造，公私合营解释为是“抢劫资本家”的人，恐怕没法理解民族实业家们对改造的支持：因为这些人是见识过国民政府真正的抢劫。
老电视剧大宅门里面，白七爷看见共产党的干部来给自己送驴的表情，很能体现所有民族实业家的想法
中华民族从来不缺少仁人志士，他们为了改变中国“一穷二白”的面貌，付出了无数的艰苦的努力，这其中就包括民族资产阶级，然而他们的理想在惨白的底色上一再地遭到挫败和践踏。
最后证明：只有底色改变了，一穷二白的面貌才能改变，在红色的底色上，民族资产阶级也化成了一颗金黄色的星星。
网友评论：
现时代民族资本家还愿意化为红底黄星嘛？不会了，因为他们没见识过“国府”和四大家族的手段，毛主席说过：不知道过去的苦，就不知道现在的甜，还会把甜误认为苦。
那篇烂文又有人翻出来了？当年在超大就评论过：清末民初中国民族工业的成就是事实，建国初的一穷二白、洋钉洋火也是事实，这两个事实间发生的事情，是问题的关键。
文史资料文集里有关于永利，包括国府时代国民资源委员会的回忆材料，以及其他各方材料，读完就一个感觉…蒋的国府抗战后飞速失掉各界民心倒台…一点不冤…
谁让旧中国这么穷？我是重庆人，州县下面的，民国时期，我大爷爷二爷爷那时都是土匪强盗头子，到处抢劫。关键在于我祖祖还是县里当差的头儿，我很难理解那时当警察的老子，几个儿子却都是土匪的社会。我爷爷说那时地方政府都是假的，什么也管不了，人们的生存环境就是谁强谁有理。那时根本不是个国家，地方上完全处于无政府状态，人死如草芥，没人管得了。不过到我爷爷就好了，他说他是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
我只真诚地希望在这里替民国辩护的评论者，你（们）家上3代是大地主、大资本家或者官僚。否则，就像王绍光说的：民国好不好，和你一毛钱关系都没。因为如果不是推倒民国，压根就可能没有你，即使有，你也没能力、没资格、没机会在这儿敲键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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仗都打不赢，怎么救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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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作为广东淫，中山大学毕业生，我很高兴能黑一黑我们的校父。
很简单，因为果党和TG根本就不是一个等级的东西。弓箭叫箭，火箭也叫箭，此箭非彼箭。
果党的组织结构内核，其实是中国传统会社，内部论资排辈，有强烈的人身依附关系。这种结社组织结构在中国历史悠久，属于民间非主流团体，相当落后，不具备很强的组织力，随时会出现有人拿走龙头棍搞新联和胜的破事。本质上，果党的组织模式并不比洪兴先进到哪去。
至于关于更为关键的组织理念，好吧，其实我校父，大炮先生的理论水平相当的差，他的政治理论可谓跌宕起伏，从洪门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到模仿西方的三民主义，最后联俄连供新三民——说明根本就没有自己的东西，也学不透，纯粹拿来做招牌。最能显示他糟糕理论水平的，就是他抄美帝三权分立，画蛇添足搞的所谓五权并立，典型的我纯抄显得太low，加点东西好像升级全面了显得我有突破，实则加上去的监察权和考试权根本就是拍脑门强凑，这两个玩意何德何能和立法行政司法并立？这两权又和铁三角三权有什么政治上的配合和制约关系？
现在大家看呆湾新闻，行政院、立法会和法院都是热门词汇，日常相互撕B，可有谁知道呆湾其实为了践行大炮理论真的有监察院和考试院？这两货压根就是江西阿卡林院，半点存在感都没有，和御三家撕都撕不起来。充分证明了我炮哥理论水平属于拍脑门瞎想等级。
而TG是什么组织？
TG的基础理论是老马这个大思想家，综合黑格尔辩证法，诸位空想社会主义者等启蒙后哲学，蹲大英图书馆地板上都踩出脚印想出来的。
TG的组织，是综合基督教架构（这玩意虽然也旧，但真的是牛掰，耗死了罗马，现在都让我们头疼），欧洲长期斗争实践，最后天才歌名家列宁同志发扬光大的。
我都懒得提后面又一位旷世巨才的又一次升级版，太欺负人了。
综上，果党就是个半吊子拍脑袋理论指导的黑社会组织，TG可是西方启蒙以来思想加实践的大成之作，这比二向箔都更能称上真正的降维打击。
果党后来一段时间的雄起，完全就是因为全面抄TG，从理论到组织全部抄，甚至直接让TG加入，这才撑了起来有北伐的生机勃勃万物勃发的荣光。然后光头清D了，果党自然一下子就烂了回去，因为从来都只是TG牛逼，果党狐假虎威自我感觉良好罢了。
所以能救中国的，必然是TG，果党的底子，就是呆湾一破岛都拿捏不住，我认为他们的极限，就是在铜锣湾称霸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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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个悲苦的交班年代，土地，风烛残年；资本，弱不禁风。外有，虎狼之族；内在，盲昧同胞。
国民党是个柔弱的长子，上无法安葬爹娘，下不能抚育儿女，外无力抵御强敌，内压制不住手足。
简单交手，江山易主，老二果决地摆脱了上一辈的负担，狠心地手刃了养不大的子嗣，只留下国家资本。高丽之战既开国也立国，三反五反、反这反那，平息了喧嚣的弟妹。
看准问题是世界观，下定决心是方法论，掌握了哲学，才能解救中国。国民党沿用传统哲学，共产党学习古典哲学，中医治疾病，西医治急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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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国民党自己杀光了自己的群众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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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救中国需要的是：
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军事、工业、科技、人民……
你会写日记有个娘希匹的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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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国民党战败另有原因
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国民党政府的力量达到巅峰。
包括国际地位空前提高，成为联合国5大常任理事国；经济实力雄厚——拥有8亿美元外汇储备，黄金储备近1000万两，同时还接收了数额惊人的日伪资产。
除了国际影响与经济层面，国民党军事力量更为强大。
1945年国民党军队总人数达到430万，不但陆海空俱全，而且装备精良。而中共领导的解放军只有127万，没有海军与空军，陆军重型装备与国民党军队也有较大的差距。
如此巨大的优势让蒋介石志得意满，宣称只需要3个月就能消灭共产党解放军。
（来源：搜狐网）
但是内战爆发之后，所有军事观察家的眼镜掉了一地，除了少数战场国民党军队获得胜利之外，在大多数战场国民党军队连战连败，被解放军打得没有脾气。
为什么拥有绝对优势的国民党军队却打不过解放军？
是因为国民党军事将领愚蠢无能？
问题没有这么简单。
国民党绝大多数军事将领都有正规军校学习背景（黄埔军校、保定军校），相当于科班出身，并且经过抗日战争的熏陶也有丰富的实战经验，综合军事素养并不低。
而我军军事将领大多没有军校学习背景——林彪、刘伯承等少数将领有军校学习背景，但是从整个军队系统来看，包括旅、团、营等中级指挥体系中我军有正规军校学习经验的军官基本为0。
所以，国民党在战场上的败绩并不是双方将领军事素养有很大的差距，而是另有原因。
这个原因就是中共对基层强大的组织力与动员力让解放军在战场上掌握了绝对的主动，这个主动权让国民党军队根本无法发挥自己军事上的优势。
2 战场浓雾
现在我们就用一个案例做麻雀来剖析双方在军事上的优劣势以及选择的策略。
这个案例就是解放战争初期粟裕在苏中取得的7战7捷的战争过程。
1946年7月，蒋介石派李默庵率领5个师15个旅约12万人向苏中解放区发起进攻，而我苏中解放军只有3万余人。
12万VS3万！
双方兵力对比是4:1，国民党军队有绝对优势。
国民党领军将领李默庵是黄埔一期毕业，在国民党内部有“文武双全”之称，从过去战绩来看确实是国军一员能征善战的悍将。
李默庵（来源：搜狐网）
这样一位国民党悍将率领兵力占绝对优势的军队，结果1946年7月中旬到8月31日，与苏中解放军连战7场，场场大败，被苏中解放军歼灭5.3万人，差不多被干掉了一半！
那么，李默庵是怎么输掉这场战争的呢？
说实话，如果了解这场战争的方方面面你很难用“无能”来描绘李默庵的失败。
首先是双方掌握的战场情报严重不对等。
解放区由于中共对基层强大的掌控力，几乎就是一块针插不进水泼不入的铁板，李默庵除了大致知道苏中解放军的数量，对解放军的部署一无所知。
而同样因为我党对基层强大的掌控力以及无所不在的中共地下党的渗透，我军对国民党军队的部署清清楚楚。
总而言之一句话：战场信息对我军属于单方面透明。
所以，当双方指挥官趴在同一个区域地图上制定作战计划时，看到的完全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地图。
站在粟裕的视角，看到的苏中地图是这样——
粟裕眼中的国民党军队部署一目了然
粟裕不但知道哪些地方部署了那些国民党军队，还能预测国民党军队的进攻路线——铁定是沿着公路线行军！（这个原因我们后面来讲）
但是站在李默庵的视角，看到的苏中地图却是这样——
李默庵眼中的共产党军队部署一团迷雾
对！你没看错，由于国民党军队严重缺乏我军部署的可靠情报，所以，整个苏中地区都笼罩在一团战争的浓雾中，他既不知道苏中解放军在哪里，也无法预测苏中解放军会去攻击哪个地方。
好吧，假如你现在就是李默庵，手握12万大军，你觉得该怎么打？
3 占点保线压面
你是不是已经准备破口大骂了——没有情报，还打个屁啊！
这句话对也不对。对的意思就是没有情报确实很难制定有针对性的作战计划，不对的意思就是即使没有可靠情报，也不是绝对不能打！
举个例子，在抗日战争时期，日军对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也没有可靠的情报支持，但是日军还是可以利用其军事优势对我抗日根据地发起多次扫荡作战，给我抗日根据地造成巨大的损失。
如果我们从更高的层面来观察抗日战争，有一个现象就很奇怪——日军驻中国的部队最高峰也只有100万人左右，而国民党军队高峰时期数量超过600万，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高峰时期也要超过100万。
100万日军对抗700万中国军队不但能压着我们打，更过分的是还能占据大半个中国！
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占领中国区域（蓝色）
（来源：搜狐网）
怎么做到的？
就算日本对中国有巨大的国力差距，但是区区100万日军如何能控制如此广阔的沦陷区地盘？
日军能做到这一点因为制定了一套优秀的战略。
这个战略简单的说就是：占据点，确保线，压制面。
占据点就是日军主力主要集结在交通要点的城市，同时组建一支强悍的野战部队确保交通线（铁路、公路）的畅通，通过控制的交通线实现对“面”的压制。
其逻辑很简单，只要日军能控制线，在“面”上任何点的战斗，日军都可以利用畅通的交通线迅速调集兵力，在局部实现以多打少的优势。
而丧失对交通线控制的对手，即使战役发起时能集结大军，但是调动不易，很容易被日军各个击破。
后来日军对我抗日根据地的扫荡与蚕食也复制了这套策略，占据点就是修碉堡（八路军重武器缺乏，攻坚能力差，碉堡就是我军很难啃掉的点），控制线就是在公路旁边修深壕（阻碍我军行动能力），这么一张密如蛛网的大网撒下来去给我军造成极大的困难，在斗争最残酷的冀中地区，日军靠着这套战术甚至蚕食了我们90%的根据地。
所以，在缺乏情报支持的情况下，李默庵准备效仿日军故智，也制定了一套以点带线，以线控面的作战计划。
具体计划如下：
国民党军依仗兵力的绝对优势，分兵多路先期打通泰州、泰兴、靖江、南通等国民党军队出发地与海安的交通线。
攻占海安这个要点之后，再沿海安两侧公路展开，从而切断苏中根据地与苏北根据地联系，最后再利用控制的苏中公路网（交通线）将整个苏中根据地蚕食掉。
简单的总结李默庵的作战计划与日军对我抗日根据地战略完全一致，其核心思路就是：占据点，打通线，蚕食面。
李默庵的作战构想
在缺乏解放军基本部署情报支持的情况下，用控制点线来蚕食面的战术基本就是国民党军队唯一能选择的策略。
4 执行的差距
策略没有问题，能否成功关键还是执行者是否给力。
日军能执行这套策略取得成功是因为日军战斗力很强，不但装备、训练、补给等各个层面都全面碾压中国军队，而且战斗意志也非常顽强。随便一只小部队坚守一个点，就是中国军队啃不动的堡垒。
而国民党军队相比日军就差远了，即使装备在内战时已经达到了日军水平，但是训练、补给、作战意志都与日军有不小的差距。
而解放军在内战时，装备、训练水平相比抗日战争时期也有很大的提高，此消彼长，就让国民党这套控制点线来蚕食面的战术面临较大的变数。
5 七战七捷
下面我们再来看看粟裕的作战计划。
对于粟裕而言，制定作战计划相比李默庵就有更多样化的选择。因为战场情报对解放军单方面透明，所以解放军自动拥有战争的主动权——解放军可以任意选择时间、战场、对手进行作战，而国民党军队只能被动的接受解放军的挑战。
这个战争主动权优势至关重要！
我们可以用一个简单的博弈模型来说明战争主动权的重要性。
假设甲乙双方，甲方主守，有A、B两个方向需要防守，乙方主攻，可以任意选择A、B两个方向进攻。甲方部队有3个师布防，乙方只有1个师进攻。
基本规则是，师级部队不准拆分，甲乙在同一战场相遇，兵力相同时判定乙方获胜（进攻有利的原则），甲方兵力大于乙方时则甲方获胜。
从这个模型可以推导出，不管甲方如何设防，乙方都有50%的胜率。为什么甲方拥有3倍乙方兵力，却只能有50%的胜率？
就是因为乙方负责进攻并有选择进攻方向的权利——这就是掌握了战争主动权的威力。
解放军不仅拥有战争主动权，另外，还拥有行军路线的空间维度优势。
国民党军队由于缺乏对基层的掌控力，所以，军队后勤缺乏足够可靠的人力支援，在绝大多数时候国民党军队的后勤补给只能依赖车队运输。
这个后勤补给特点就决定了国民党军队只能沿着公路线运动，一旦脱离公路线，其补给线就有中断的危险。
而解放军因为中共对基层强大的掌控力，所以后勤有充足的人力支持，这就让解放军运动完全不受公路交通线的限制。
简单的说，国民党军队只能在线上运动——它的行军轨迹是二维的，而解放军却能在面上运动——它的行军轨迹是三维的，这就让国民党军队战术选择受到极大的限制，而解放军则拥有更丰富的战术选择。
而粟裕恰恰是将解放军机动灵活的运动优势以及掌握战争主动权的优势发挥到极致的一个优秀的将领。
粟裕大将（左二）
（来源：新浪网）
下面我们来看粟裕在苏中战役中眼花缭乱的表演。
苏中7战7捷示意图
（来源：搜狐网）
第一仗：长途奔袭泰兴，吃掉83师两个团3000余人；
第二仗：突然回师如皋，全歼49师1万余人；
第三仗：佯守海安，打掉国民党军3000余人；
放弃海安之后，粟裕率领的苏中解放军主力就猫在距离海安只有十来公里的地方，而占领海安的国民党大军云集，偏偏对在附近休整的粟裕主力一无所知，可见双方对战场情报掌握的巨大差距。
粟裕猫在海安附近是因为对李默庵的作战计划了如指掌，知道国民党军队攻占海安之后必然要分兵控制海安两侧公路线，以切断苏中根据地与苏北根据地联系，粟裕等的就是国民党军队分兵的机会。
第四仗：果然，国民党军队占领海安之后开始分兵，粟裕抓住机会在李堡、洋蛮河再次伏击获得大胜，吃掉国民党军队1.2万人，
第五仗：李堡战斗结束之后，粟裕以一部佯攻黄桥吸引国民党军注意，亲自率领主力再次长途奔袭，在丁堰镇又敲掉国民党交警大队3000余人；
第六仗：取得丁堰胜利之后，粟裕率领主力再次回师黄桥，在如皋至黄桥的公路线上再次歼灭增援黄桥的国民党军1.7万人。
第七仗：因为解放军在如黄公路上的大胜，让围攻邵伯的国民党25师感到危机，于是匆匆撤军，此仗25师一无所获，还损失2000余人。
5 国共内战的特点
苏中7战7捷是一场教科书式的战斗，这场战役比较鲜明的表现出国共内战的几个重要特点。
其一，解放军完全掌握着战争主动权，国民党军只能被动应战；
其二，国民党军只能沿着公路线做二维运动——大家注意一下上述的苏中战役示意图，解放军与国民党军7次作战都在公路线上。
这种二维的运动方式不但极大地限制了国民党军队的战术选择，而且也让解放军很容易预测国民党军的运动轨迹。
而解放军则可以在广大解放区自由机动，光是行军路线这一点，解放军对国民党军队就是降维打击。
所以，在解放战争期间，国民党军队一旦战败多半就是被全歼，而解放军即使战败，也能迅速撤退，就没有被国民党军队全歼过整建制部队。
苏中战役解放军行军路线（注意下我军风骚的走位）
其三，解放军在解放区具备连续作战能力。
苏中战役一共打了7仗，其中有好几次苏中野战军都是连续作战——也就是一战结束，马上急行军又能投入到第二场战斗。
这种中途不休整就能连续发起高强度作战是一种很逆天的能力。
为什么？
道理很简单，任何一只军队在经历一场高强度作战之后，都会遇到一系列问题——包括大量伤员、俘虏要安置，要及时补充战争损耗的弹药、物资，要恢复一些损失较为严重的部队建制等等。
这些问题不解决，任何军队是无法继续作战的。
但是在苏中战役中，我们看到粟裕率领的苏中解放军完全没有上述烦恼，显示了强悍的连续作战能力。这说明苏中解放军背后有一个强有力的支持系统，可以在任何时候为解放军接管伤员、俘虏，补充弹药、物资与兵员等等。
这个对军队的支持系统同样来源于中共对基层强悍的组织能力与动员能力。
有了这个支持系统在，解放军除了作战啥也不用操心，这样的军队是任何将领都梦寐以求的，因为这意味着在紧急情况下军队对战机有更强的掌握能力，一支部队能当两支用。
总结一下，在内战爆发之后，国民党军队表面上拥有兵力优势、装备优势、火力优势，但是到了战场上，国民党军队不但根本无从发挥上述优势，而且还处处受制。
因为解放军掌握着情报优势、战争主动权、行军优势以及连续作战的优势。
所以，只要解放军不把自己局限在某一个点上死打硬拼——让国民党军队可以充分发挥自己兵力、装备、火力优势，国民党军队就根本没有战胜解放军的可能。
按：内战爆发之初，解放军几场败仗包括四平战役、大同集宁战役、张家口战役都是放弃自己机动灵活的优势，将兵力集中于防守大城市而失利的战例。
在抗日战争期间，日军之所以能靠占据点、确保线、压制面的战术取得巨大的成功，本质原因还是日本与中国当时国力差距太大，这种国力的差距具体到军事层面就是军队战术素养、装备、后勤等各个层面全面压倒中国军队，以至于一只日军小部队占据一个要点就是中国军队啃不下的堡垒。
但是国民党军队无论战术素养还是战斗意志都远不如日军，效仿日军战略的结果就是处处分兵处处挨打。
6 惨无人道的经济消耗战
1946年—1947年，蒋介石发动内战一年之后，国民党军队虽然占领了解放区若干个城市，但是损兵折将上百万。
由于兵力不足，不得不将全面进攻调整为重点进攻，集中约67万军队重点进攻我陕北与山东解放区。
结果这个“重点进攻”一开始也很不顺利。
在陕北，胡宗南几十万大军被西北野战军牵着鼻子在山沟里做武装大游行；在山东，国民党军队重蹈李默庵覆辙，连续收获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两场大败。
一年多的战争历史已经让国民党军队无数次陷入这样的窘境——国军兵力有优势的时候抓不住解放军，而国军一旦分兵就会被解放军痛揍。
怎么办？
这个时候美国顾问团提出新的建议。
这个建议就是让国民党军队与解放军打经济消耗战。
具体建议就是让蒋介石集中优势兵力坚持在解放区作战，即使抓不住解放军也要用残酷的破坏手段摧毁解放区经济，只要解放区经济基础被摧毁，中共动员能力再强也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
如果解放区不能给解放军提供足够的物资与粮草，解放军自然会崩溃。
这是一个狠毒的策略。
这个非常不人道的策略恰好就是美国佬自己的创造。
在美国南北内战期间，虽然北方经济与工业实力都远超南方，但是，彪悍的南方军队在优秀的李将军率领下将占尽优势的北军打得满地找牙，连战连败。
为了赢得战争的胜利，北军采取了所谓“整体战”的策略。
这个“整体战”就是北军在南方区域大肆烧杀抢掠，用残酷的手段摧毁南方的经济基础，执行这个策略最坚定的就是在美国历史上大名鼎鼎的谢尔曼将军，著名小说《飘》就对北军对南方的烧杀抢掠有详尽的描述。
谢尔曼将军
（来源：铁血网）
这个整体战的战略发挥了奇效，南军越打越弱，李将军即使有天纵之才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最后北方取得完胜。
现在美国佬把这套非常不人道的整体策略兜售给蒋介石，然后被蒋介石全盘接受！
按：所以美国向全世界兜售民主人权的价值观是最虚伪的，我们不谈美国起家对印第安人屠杀的历史，在南北战争期间，对不同阵营的美国普通老百姓，美国佬狠起来也同样没当人看。
在蒋介石密令之下，进攻山东解放区的国民党军队大肆烧杀抢掠，其对普通老百姓残酷程度甚至还超过侵华的日军。
1947年在国民党军队对山东实行重点进攻期间, 山东除渤海地区外都遭受了国民党军队毁灭性的破坏, 损失极为惨重。
仅鲁中区14个县的统计, 被抢劫耕畜达83900余头, 毁坏耕地120万亩, 有百万农民沦为灾民。
国民党军队在解放区执行“经济消耗战”在很多时候还伴随着对普通老百姓的屠杀。
1948年山东兵团九纵接到潍县百姓写来的一封信。这是解放战争历史上罕见的一封群众来信，因为这封信只有一个主题——强烈请求解放军为老百姓报仇！
我摘录一段这封信的部分内容：
“……铡刀铡和活埋已成为蒋匪的普遍手段。
有的先割耳、舌，而后活埋；有的妇女被拔去头发铡死；有的妇女被剥光衣服，绑在树上轮奸，并用烧红了的枪条插入阴户，活活搞死；有的被剥光衣服绑在树上用开水浇，把全身烫起水泡，再用竹扫帚扫，名为“扫八路毛”；有的用剪刀剪碎皮肉，名为“剪刺猬”；有的全身被刀子割开，丢在火红的锅里，叫做“穷小子翻身”。
纸房东庄蒋匪在街口安下十二口铡刀，按户抓人铡死。邢家东庄一次被铡十二人，一个四岁小孩，也被铡成三段。贫农韩在林兄弟三家十五口，有十四口被铡死，剩下一个老母苦苦哀求给她留下一个后代而不得，她看到自己的孙子全部被铡死，悲痛得自己也上吊而死……”
“我们不能让你们走，要你们给咱们报仇……这是我们对你们高贵的信仰，也是人民对自己军队的命令！”
“人民对自己军队的命令”——这种激愤的要求在解放战争历史上堪称史无前例。
大家能想象解放军将士看到这封群众来信的心情吗？
大家现在还会质疑解放战争的正义性吗？
所以，第九纵队接信之后发布攻打潍县的命令，其措辞到了咬牙切齿的地步：
……为保证战斗的胜利，要求所有进攻的部队只准进不准退，有我在，不准敌存，发挥你手中武器的最大效能，大量的杀伤敌军……只准活着打下去，打到胜利，不准活着退下来……
7 全国经济崩溃
蒋介石这个惨无人道的“经济消耗战”策略给解放区造成了极大的困难。
1939年10月，解放区翼南银行发行了一种翼南币作为晋、冀、鲁、豫根据地主要流行货币，这种翼南币在发行之初1元货币对应能购买1元的商品。
翼南币
（来源：中国收藏网）
我们假定当时物价指数为100，1945年8月抗战胜利之时，1元翼南币的购买力已经贬值到只能购买0.02858元的商品——这个时候物价指数为3500，6年时间物价上涨了35倍。
到了1947年9月，1元翼南币迅速贬值为只能购买0.00265元商品，物价指数大致是35000，2年就上涨了10倍！
1948年6月，1元翼南币再次贬值为只能购买0.00173元商品，此时物价指数为57890，9个月又上涨了1.65倍。
物价上涨如此之快，显示解放区经济已经有撑不下去的迹象。
所以，1947年8月毛泽东急不可待要求刘邓千里跃进大别山，就是希望把战争引到国统区，让解放区摇摇欲坠的经济喘口气。
1948年3月，毛泽东再次命令粟裕率领华野3个纵队渡江南下，也同样是基于上述目的。
但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却发生了！
国统区地盘是解放区的3倍，中国精华城市基本都被国民党政权所掌握，战争还是在解放区展开，国民党军队还在解放区实施了残酷的“经济消耗战”战略，但是，经济率先崩溃的居然是国统区！
解放区与国统区货币发行、物价指数、购买力
（来源：知乎）
我们同样以1940年为起始点，到1948年6月，解放区物价上涨了578倍，而国统区却上涨了1865倍！
解放区的翼南币在迅速贬值，但是国统区的法币贬值更快！
据《凄风苦雨中的民国经济》记载，100元法币在不同年代的购买力如下：
1937年 可买牛两头
1941年 可买猪一头
1945年 可买鱼一条
1946年 可买鸡蛋一个
1947年 可买油条1/5根
1948年 可买大米两粒
1949年 可买1粒米的千分之2.45
在国统区创造这个经济“奇迹”的就是宋子文先生，这位获得哈佛大学经济学硕士，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的海归精英担任行政院院长之后将西方那套自由经济学理论全套搬运过来在民国复制，结果毫不意外被市场毒打。
按：宋子文在经济领域“神操作”详见《蒋介石为什么失去大陆》
8 国民党失败的命运
总结一下，在内战爆发之初，国民党政府表面上看具有压倒性优势：
经济层面：拥有8亿美元外汇储备，黄金储备近1000万两，同时还接收了数额惊人的日伪资产。
军事层面：拥有430万装备精良的军队，并且海陆空俱全。
但是与中共交手不过短短3年就迅速溃败，不但军事上节节失利，连打经济消耗战率先崩溃的也是自己。
为啥国民党如此之渣？
具体原因当然非常之多，这里就阐述一个被大众忽略的重要原因——国民党政府对基层掌控力太差！
从前面苏中战役中就可以看出，由于国民党军队缺乏对基层最基本的掌控力，所以不但战场情报对解放军单方面透明，而且其行军也只能依赖公路线进行二维式运动，导致处处被动挨打。
在经济层面，同样因为国民党政权对基层缺乏掌控，导致对资源的动员能力极差。
以粮食为例。
抗战胜利后，为了保证军粮和主要城市粮食供应，国民党政权在国统区仍然实行抗战时采用的征实征借征购政策。
1946年到1947年两年实际征收粮食7210万石，平均一年不过3600万石。1948年因为形势恶化以及统治区的缩小则剧降到2000万石。三年国民党共计征粮9200万石。（数据来源《民国财政史》）
而在东北解放区，仅1949年，中共东北局财政收入就折合1000万吨粮食，约1亿8000万石。
由于当时中共在解放区采用粮本位经济制度，这1亿8000万石折合粮食收入即使有一半是实收粮食，也有9000万石，与国民党3年在国统区实收粮食总和相等。（数据来源《东北三年解放战争军事资料》）
我在《上海金融战争》中曾经描述国民党与中共在上海与投机商的作战模式有根本不同。
蒋经国只能通过暴力胁迫的方式来控制上海物价，最后毫无悬念地失败，而陈云却可以从全国调集海量物资与投资商打经济战，最后大获全胜。
这里经济战模式的区别其实代表着国民党与中共对基层控制力的巨大差异。
那么，为啥国民党对基层掌控力如此之差？
1927年蒋介石发动4.12政变是一个分水岭。
4.12反革命政变
（来源：搜狐网）
在4.12清党政变之前，国民党党员有121万，但是在4.12“宁可错杀3000，不可放走1人”的疯狂口号指导下，国民党不但屠杀了大批共产党人，而且杀国民党内部的党员人数更多！
清党1年之后，国民党党员急剧下降为22万，这就是100万国民党党员没有了。
在清党之后，国民党基层党组织基本全面瓦解。
1933年国民党名义上统一全国之后，全国仅有17%的县有国民党党支部，后来一直到1949年，在国统区每个县，国民党建立的党支部都一直没有超过20%。
即使在县里有国民党党支部也不过只有几个人，对农村也几乎没有任何影响力。
总体而言，在1927年4月12日之前，国民党还是一个对基层保持相当影响力的政党，但是因为蒋介石与江浙财团的联姻加上4.12清党——让国民党迅速蜕变为一个财阀与地主的利益代言人，国民党以放弃对基层的掌握来获得地主与财阀的支持。
按：国民党与地主财阀的分权模式类似于皇权社会，中央政权只到县一级，县以下由地主乡绅管理。这就是“皇权不下乡”的由来。
国民党统治模式本质上还停留在古代农耕文明阶段，而中共对基层强大的掌控力已经具有现代国家的雏形——现代国家对农业社会就是一边倒的碾压。
即使这个农业社会人口更多，经济总量更大，也无法对抗一个现代国家的冲击。不管有多么优秀的将领，制定多么出色的战略战术也无法改变最后失败的命运。
甲午战争中满清被日本碾压是如此；
国民党政府迅速失去大陆也是如此。
9 扎根于人民
写在文章的后面。
中共为啥能拥有对基层强大的组织力与动员能力？
原因很简单，中共成立之初就是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党，其基本盘一直定位为工人、农民等最广大的人民群众。
建党100年，这个政党走过一些弯路犯过很多错误，但是其政党本质与基本盘从来就没有改变过。
正所谓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正是因为中共一直牢牢地扎根于人民群众，所以其不但拥有强悍的纠错能力，而且更拥有对基层强大的组织能力与动员能力。
这种能力一直贯穿到今天，让中国在全球化的大国竞争中拥有超然的优势。
2020年中国爆发新冠疫情之后，中共正是靠这种对基层强大的组织能力与动员能力在一个月之内迅速扑灭了疫情，反观全球其他国家因为不具备这种能力所以根本无法抄袭中国“作业”，最后疫情肆虐，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所以，别看美国现在气势汹汹使用各种手段打压中国，但是，我从来都没担心过中国会被美国所击垮，因为我们这个国家不但有延续5000年的文明积淀，更拥有中共这样实践能力很强的执政党。
中共一大会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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