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能讲一讲自己对于蒋介石功过的认识吗？ 第1页

一 “中山舰事件”后时代

先简单复盘下“中山舰事件”爆发后，各位大佬的态度。

汪精卫

得知蒋介石戒严、逮捕李之龙和包围苏联顾问住宅一系列骚操作后，汪总表现是愤慨的，内心是狂喜的，蒋介石还是嫩了点啊，连特么的投资人都敢得罪，还想在项目负责人的位置上混吗？正好借此良机将蒋一脚踢开，自己就是真正的党政军一把手了！

1926年3月20日早上，第二军军长谭延闿（与陈三立、谭嗣同并称“湖湘三公子，年轻时候也是风流人物，同时也是好吃嘴一个，单独开创一个湘菜派别，此时已变成一个男女关系专家，给自己找了个好女婿——陈诚，还当媒人，是蒋介石和宋美龄的介绍人），第三军军长朱培德一起向汪总请示，汪总背靠苏俄，心里有数，做义愤填膺状：我是国府主席，又是军事委员会主席，介石这样举动，事前一点也不通知我，这不是造反吗？，说完意犹未尽，继续发飙：我在党有我的历史和地位，并不是蒋介石能反对掉的。

随后谭延闿和朱培德跑去见蒋介石，问他到底想干啥？去的时候这两人也准备好了后手，通知自己的部队：嘱咐军人准备，以备万一之变！很明显是一颗红心两手准备，随时准备翻脸。随后汪总询问到访的第四军军长李济深：你们能立刻到军队去吗？，表明汪总已经忍无可忍，咬碎银牙准备动手了，只等苏俄点头。

汪总表演十分到位，但万万没想到的是，出现了黑天鹅事件，苏俄内部争斗，殃及自己这条池鱼，斯大林需要国共安定团结的局面，汪总还没转身就被卖了，心灰意冷，萌生退隐江湖之意。

多说一句，这个第四军马上就要大放异彩，在北伐战争中气势如虹，歼灭直系主力，北伐武昌城下，立下汗马功劳，获得“铁军”称号，叶挺独立团就属于这个第四军，叶挺也由此成为被国共双方认可的北伐英雄。

第四军凶猛的战斗力给中共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南昌起义的主力就是第四军的部分队伍，以至于井冈山时期毛教员一手创立的红军，取名就叫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西安事变后，国共第二次合作，南方八省游击队改变成的队伍叫“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由北伐英雄叶挺任军长，看得出来，对我党领导人来说，这个数值就是吉祥的数字，寄托了领导们无限的期望，希望将那种摧枯拉朽的北伐气势带到我军中。

陈独秀

中山舰事件发生后，陈独秀立即意识到蒋介石非常不可靠，觉察到国共合作前景黯淡，立马提出改变两党合作的方式：共产党人退出国民党，改为党外合作，可谓相当有远见。1926年4月23日，苏联驻上海领事馆外交官将国共最新矛盾向维经斯基发电报进行汇报，之前共产国际对中国区业务非常重视，派鲍罗廷指导国民党，维经斯基指导中共。

当时维经斯基回莫斯科了，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看到电报后，非常赞成陈独秀的想法，表示现在开始，中共应该将的主要精力放在发展自己的力量上，比如迅速扩大党员队伍、在各地都建立党组织等等，至于国民党的工作，意思意思得了。

鲍罗廷

在这次事件中，鲍罗廷的态度非常重要，鲍总作为老牌革命家，革命导师列宁的亲密战友，被苏俄委以重任，派来指导中国革命，具体来说就是全面指导国民党的业务，和国父孙中山建立起深厚的友谊，两人的夫人也成为闺蜜，可谓亲上加亲，孙病逝后，千钧一发之际，为防止国民党右倾，鲍总果断火线越级提拔蒋介石，和汪精卫结成联盟，本以为万无一失，都准备回苏联度假去了，没想到发生“中山舰事件”，让鲍总大吃一惊，马上取消休假计划，于1926年4月30日火速赶回广州。

从一个正常人的角度来思考这件事，如果你是公司重要项目的负责人，整个项目都按你的安排推进，执行过程中出现重大纰漏，请问你会有什么想法？肯定是惶恐不安啊，首先想着掩饰纰漏，看能否挽回，实在挽回不了，再拼命甩锅，这个才是一个社畜的正常思维嘛，这里大家就不要做道德批判了，只是举一个例子而已哈。

如果鲍总同意对付蒋介石，就是啪啪打自己的脸嘛，蒋介石就是鲍总亲自提拔的，如果同意反对蒋介石，不就说明自己错了吗，考察干部不严格，如果领导追求起来，鲍总要负领导责任，后果是非常严重的。

回到广州后，鲍总迅速发现世道已经变了，恍如隔世，胡汉民居然已经从苏联回来了，还和自己坐同一艘船到的广州，这家伙可是鲍总的死对头，去年鲍总可是力主斩草除根干掉胡的，两人势同水火，江湖上已经有小道消息，说胡某建议蒋介石立即逮捕鲍总，和当初鲍总建议立即逮捕胡某一样，真是风水轮流转。

更加要命的是，共产党员已经从第一军和黄埔军校中退出，汪总已经不问世事，整个人呈现看破红尘的味道，鲍总一手策划建立的强大左翼联盟已经灰飞烟灭，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鲍总都失策了，或者说大意了。

但高手会这么快认错吗？错是不会认的，死也不会，鲍总很快就给自己找了个理由：蒋介石依然是靠得住的合作对象，虽然犯了点小错误，但依然处于可控范围内，不影响大局，鲍总如此笃定蒋介石继续受控，是认为自己手中握有绝对的筹码，那就是——军火！

蒋介石能翻起多大的浪花呢？没有苏联的军火支持，他的第一军立马就就要全体吃土，还能干啥？1926年5月10日，苏联援助国民党的大批军火到达广州码头，这就是鲍总控制蒋介石的筹码，当时广州的共产党人得知军火到达的消息，强烈要求分一部分，万一将来国共翻脸，手里有个家伙什也不会光挨打，被鲍总一口拒绝，在挽回局面之前，鲍总不允许任何人动他的筹码。

凭借着军火这个必杀筹码，鲍总耐心的做蒋介石的工作，达成这么个协议，简单点说三条：1、不追究蒋介石在3、4月的所作所为，彻底不顾汪总的感受了。2、军火全部交给蒋介石。3、蒋介石继续聘请鲍罗廷为国民党高级顾问，并同意打击右派。解读下这三条：在保住共产国际中国区项目不破裂的前提下，原谅蒋介石的右派行为，继续武装蒋这个右倾趋势明显的家伙，让蒋继续打击右派。

为了向斯大林表示自己有能力控制局面，继续维持国共团结合作的大好局面，在1926年5月12日鲍总居然同意了蒋介石的整理党务案，在5月15日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蒋介石提出来《国民党与共产党协定事项》，在17-20日，全部通过党务整理办法四项，简单点说，核心内容共三条：1、共产党员不能担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的部长；2、将在国民党中的共产党员名单交给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3、不允许国民党员参加共产党。瞎子都看得出来，所谓的国共合作已经变味了，地位都不平等，咋个合作？但是鲍总觉得可以，那就只能可以了。

总结一下，中山舰事件发生后，汪总及团结在汪总周围的国民党党政军干部绝大部分都反对蒋介石，中共也反对，维金斯基也反对，如果最后真的要干蒋介石，鲍总一个人反对是没有用的，并且一定可以干翻蒋介石。

从后来北伐的战绩上看，第四军（北伐号称铁军）和第七军（北伐号称钢军）这两支部队就足以干掉蒋介石的第一军，但为何鲍总能顶住这么大的压力，把这件事给否了呢？事出反常必有妖，这个妖就在苏俄。

当时斯大林和托洛斯基正在争斗，托洛斯基认为，如果让国共党内合作的方式继续下去，中国革命必然发生悲剧，这个见地倒是一针见血，但斯大林为了证明自己的政策是对的，坚决不允许中共党员退出国民党。

鲍总执行斯大林的命令，这样也从侧面证明自己提拔蒋介石是没有问题的，国共继续加强合作嘛，维金斯基在莫斯科挨批后也迅速改口，由支持党外合作改为支持党内合作，共产国际两位驻中国代表都表态了，事情也就无法挽回。

既然鲍总如此给力，蒋介石也给足了鲍总面子，5月8日，蒋介石拒绝和胡汉民会谈，胡汉民被迫于5月9日乘船离开广州，巧合的是，这条船上还有一个老朋友——汪精卫！汪总收拾包袱悄悄离开这个伤心地了，准备到法国巴黎去散散心。

5月30日，蒋介石逮捕吴铁城，驱逐伍朝枢离开广州，这两个家伙都是铁杆右派，让鲍总非常开心，觉得自己策略完全成功，蒋介石已经通过行为向左派和中共示好，纠正了犯下的小错误，保持住了国共合作的大好局面。

更让鲍总舒心的是，蒋介石在公开场合对他非常尊敬，表示无论政治还是军事，一切听从鲍总指挥，还非常肉麻的说出孙中山是国父，鲍罗廷是亚父的话，围观者无不起鸡皮疙瘩，但鲍总受用无穷，马屁这玩意的确是很神奇的东西，无辜群众闻之欲呕，但被拍的对象闻之飘飘欲仙，如果非用一个东西类比的话，臭豆腐肯定是最合适的，闻着奇丑，吃着香，个中滋味不足为外人道也。

其实还有更狠的一招，1925年10月，蒋介石把15岁的儿子蒋经国送到苏俄莫斯科大学留学，还加入了苏联共产党，摆明了将人质留在那里，在4.12大刀砍向共产党的时候，不知蒋有没有想起这个在莫斯科的可怜儿子，果然政治家都是么得感情的动物，这可是他的亲儿子，就问你狠不狠？服不服？反正我是服了。

鲍总投桃报李，继续大力支持蒋介石，6月1日，蒋担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6月5日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6月29日任国民政府委员，7月5日任国民党中央军人部部长，7月6日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席，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

二 谁是中国革命的领导

蒋介石担任如此多职务，是不是在国民党内一言九鼎了？肯定不会，国民党有那么多元老，比如汪精卫、胡汉民等，还有些带枪入伙的丘八，比如白崇禧、李宗仁、张发奎、唐生智等等，这些都不是善类，就连小伙伴何应钦也经常觉得不比蒋差，经常有些想入非非的念头，他们都盯着蒋的位置，只要蒋犯一点错，他们就会饿狼一般扑上来，把蒋咬的尸骨无存。

有些霸道总裁的电视剧情节很有意思，比如精神小伙正在海外留学，突然传来噩耗，老爹嗝屁，然后被逼回家继承千亿市值的大集团，成为集团新任总裁，然后在总裁岗位上指点江山，挥斥方遒，带领集团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顺便和办公室打扫卫生的土味小妹发生各种壁咚恋情，狗血撒一地。

请问这种情节在现实中可能吗？不可能啊，老爹是公司总裁，老爹嗝屁了，但是和老爹一起打江山的那些老家伙还没嗝屁啊，这些老家伙会服从小伙领导吗？当年老兄弟几个在一起打江山的时候，小伙他妈都还没出现呢？现在小伙跳出来当领导，他们肯定一万个不服，各种使绊子，为啥古代开国皇帝快死的时候，一般都要大杀功臣，不杀掉留着造反吗？

多说一句，为啥现在霸道总裁的电视剧特别多，主要是现实生活中灰姑娘太多了，总做梦希望碰到白马王子，这就是市场需求，资本是干啥的？专门满足市场需求的嘛，这种题材的肥皂剧拍一部火一部，追剧的主要就是这些爱做白日梦的灰姑娘们。

话头转回来，蒋介石就是面临这种情况，资历浅位居高位，关键这个高位还来路不正，各路人马都对他虎视眈眈，当时蒋介石并没有春风得意马蹄疾的感觉，反而感觉如坐针毡，他必须通过实力证明自己才是真正的天命所归，如何证明？北伐！

只有通过北伐，带领大家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蒋总司令位置才实至名归，才能把汪精卫胡汉民这些老资格彻底踩在脚下，党内地位才能稳固。所以蒋介石北伐的积极性很高。

此时的蒋介石，压根没有彻底和苏俄翻脸的勇气和能力，嫡系部队就一个军，武器和活动经费都是苏俄支援的，拿啥翻脸？对蒋介石来说，服从共产国际的领导不是问题，问题是中国革命的领袖到底是国民党还是中共？不说清楚这个问题，蒋介石寝食难安，生怕为他人做了嫁衣。

1926年11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在莫斯科召开第七次扩大会议，中共和国民党都派代表参加了。

中共代表谭平山，国民党代表邵力子，这两个人资历非常老，有很多共同点，早年都是反清的革命元老，谭是1920年广州共产主义小组的创立者，邵是1920年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创立者，可以说都是我党最早的一批党员，同属中共元老，蒋介石非常欣赏和器重邵力子，苦口婆心劝他退出中共，但他就是不答应，蒋也拗不过他，派他出使共产国际，经过上海的时候，中共也对他举行了盛大的欢送仪式，为了表示坚决执行当时两党的合作政策，中共中央劝邵力子退党，邵力子就这样退出了党组织。

1948年，邵力子谭平山在香港一起参加创建了民革，解放后，这两个人都在政协任职，殊途同归，也算不忘初心了。

蒋介石派邵力子到共产国际的主要目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向共产国际的领导们表达积极主动向组织靠拢的想法，比如强烈要求领导们时刻指导工作，请求“共产国际驻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代表应当在所有党的事务和革命策略问题上给党以忠告和指导”，并且向领导们表达了虚心学习的态度“国民党驻莫斯科的代表应当参加国际革命的工作”。

还强烈拍领导们的马屁“共产国际是世界革命的司令部，它团结着全世界无产阶级和殖民地国家的被压迫人民，领导者他们为摆脱资产阶级的压迫和帝国主义的剥削而进行斗争”，还表示“国民党必将取得成就，这是因为它正确地把中国革命看作是世界革命的组成部分，因此，也就可以指望得到共产国际和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全面支持”。能想象这是国民党代表讲出来的话吗？不过邵力子本身就是共产主义小组的发起人，能说出这番话也不足为奇。

在邵离开中国之前，蒋专门叮嘱，让他向斯大林转达，强烈要求共产国际直接领导中国国民党，不要通过中国共产党，邵感觉太荒谬了，共产国际是世界各国共产党的俱乐部，你一个国民党算咋回事，居然敢恬着个脸提出如此过分的要求，斯大林不可能答应，后来见到斯大林的时候，邵只说“希望第三国际加强对国民党的领导”。

光拍马屁肯定无法取得领导的信任，起码要展示一下工作能力，邵力子详细汇报了国民党的各项工作，比如对帝国主义的看法、北伐的想法、对军阀的看法，对工农的看法，对土地政策的看法等等。

汇报完工作计划后，邵力子终于向领导们提出了蒋介石想勇挑重担的想法，这才是此行的最终目的——要求共产国际承认中国国民党是中国革命的领导者。

谭平山表示反对蒋的看法，提出国共没有上下级关系，是互相公平竞争的问题，谁跑到前面就是胜利者，既然国民党掌握了军队，那么共产党就应该争取其他资源，比如与国民党左派建立联盟，坚决斗争国民党右派，拉拢中派，“积极的跑到政治舞台上去，到处实行我们自己的思想和策略”。

北伐军所到之处，工农全部都被中共发动起来了，国民党基层党组织几乎被左派和中共掌握，到处减租和打土豪分田地，受到老百姓的强烈拥护，让蒋介石感觉到巨大的压力，除了军队，他啥都没有，这也是4.12反革命政变中，蒋介石把国民党基层党组织几乎全部杀光的主要原因。

从那以后，蒋再也不怕基层被组织起来反对他了，同时他也失去了对基层的管理能力，到抗日战争的时候，蒋看到中共在农村发展迅猛，大声抗议，然并卵，没人理他，国民党懂得管理和发动基层农民的人，都被蒋自己在那次政变中杀光了，怪谁？

不要以为领导都是糊涂蛋，一般觉得领导糊涂的人，都是自己没看明白，共产国际对蒋介石的要求不知可否，但做出了这么一个结论“无产阶级越来越明显地成为运动的领导者”，还说啥？蒋介石可以洗洗睡了。

1927年1月，罗易作为共产国际的代表派往中国，谭平山同行，罗易对土地革命情有独钟，他强烈主张在中国打土豪分田地，共产国际的领导们派他来，就是这么个意思，到武汉后，迅速掀起一股土地革命的浪潮，在湖南、湖北和江西部分地区开始实施，为啥说这三个省份革命基础好，都是北伐战争时期中共打下的基础。

1927年3月，蒋介石表示，愿意会见在中国的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苏俄政治局认为非常有必要，准备派维金斯基去上海和蒋介石联系，在如此紧要的关头，罗易已经是共产国际在中国最高领导人，不知道他在想什么，居然一直没采取行动，拖到4.12反革命政变爆发，一切都来不及了，后来查了下罗易的国籍，发现他是个印度人，一下子就释然了。

1927年4月23日，得知蒋介石发动4.12政变，邵力子在海参崴将斯大林等人赠送的照片退还回去，表示“不能充当反革命的武器”，到南京向蒋介石汇报工作后，蒋要求他继续当秘书长，被邵拒绝，表示“我不能再当秘书长，不离开你就是了，但希望停止杀戮青年，并不要叫我写关于反共的文字”。

三 北伐

北伐是一个艰难的决定。

蒋介石自不必说，一谈起北伐就慷慨激昂，唾沫飞溅，什么解放中华民族，打倒帝国主义，调子一个比一个起的高，公开表示军阀都不堪一击，一年就可以达成国父的遗愿，从广州打到北京，他希望通过北伐稳固自己在军内和党内的地位，这点小心思大家都清楚，看破不说破，北伐不是问题，问题是什么时候北伐？

苏联军事顾问团都是些什么人？全是苏俄搞斗争和军事的顶级人才，对国民党当时的情况看的透透的：不团结、党内成员复杂、军队成分复杂，一言以蔽之——基础不牢，俗话说基础不牢，地动山摇，为此苏共中央建议广州政府应该先搞好强基固本的工作，先把基本功练扎实了，再考虑出去收拾军阀，比如搞土地改革、财政改革、行政改革和政治改革，充分动员广大人民群众，切实照顾广大人民的切身利益，真实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拥有了这个基础，再考虑北伐。

当然，苏共对于打倒军阀还有另外一层顾虑，万一军阀们全部联合起来了，那北伐军哪里是对手？要知道，北伐军号称8个军，拥有十万部队，其实真正能用于作战的只有5万，孙传芳、吴佩孚、张作霖的部队加起来超过100万，怎么打？即使北伐军开挂了，孙传芳和吴佩孚背后是英美撑腰，张作霖背后是日本人撑腰，万一帝国主义跳出来直接干涉，那北伐军不久完了？

苏俄都还没有从被帝国主义国家围殴的阴影中走出来，实在不想再来一次。

从1925年12月第二次东征结束后，蒋介石第一次提出北伐，截止1926年5月5日，苏共都坚决反对广州政府北伐。

领导反对，这事好像无解，好像的意思就是还有解，事实上都是这样，强人总会抓住机会。

1926年3月30日，冯玉祥的代表马伯援到达广东，表示国民军愿与国民党合作，希望两支军队南北对进，会师河南，让蒋虎躯一震，精神顿时来了。

冯玉祥这个人，现在风评不是很好，因为长期倒戈，给人不可靠的感觉，有机会单独讲讲他，对别人诟病他的事情，他自己定位很清晰，追求进步嘛，反清、反袁、反皖、反直、反奉、反北洋、反蒋，每次都可以说成是追求进步，这些都是落后分子嘛，其实这些都是理由，他是一个典型的实用主义者，谁给好处就支持谁。

冯的基本盘在北方，主要是绥远、察哈尔、甘肃及河南一部分，这些地方都是苦寒之地，穷的很，军队又是一个吞金兽，冯的主要任务就是到处搞钱，搞得到钱他就是总司令，搞不到他就是倒台干部，1925年冯玉祥面临吴佩孚张作霖的巨大压力，同年3月底，鲍罗廷来到张家口，和冯玉祥一顿商量，苏俄给钱给枪，在北方支持冯玉祥，在南方支持孙中山，一起干中国这些军阀，这些军阀背后都是帝国主义国家在撑腰嘛，比如张作霖，日本人在支持，日俄是死对头嘛，共同爱好是中国东北。

山西土老财阎锡山眼睛贼亮，当时就发表感慨说，中国现在的忧患是日本，以后的忧患是俄国。

为啥冯玉祥积极要求和国民革命军结成联盟？那是因为冯玉祥的国民军已经被吴佩孚和张作霖围殴的快不行了，1925年10月直奉大战，在最紧要关头，冯玉祥在背后捅了吴佩孚一刀，发动北京政变，抄了直系的后路，让吴功败垂成，从此对冯玉祥恨之入骨，1926年初，恢复元气的吴佩孚联合张作霖，共同攻打冯玉祥，冯玉祥的部队共22万人，吴张联军约59万人，双方在南口展开人肉磨坊似的攻防战，1926年8月15日，国民军实在无法抵挡，开始撤退。

这场仗打的惨极了，吴佩孚的一支主攻部队，打完南口战役后，6个旅5万人，战后只剩下2个旅1万多人，其他的全死了。

大家都知道北伐军士气如虹，1926年7月9日，蒋总司令誓师北伐，迅速攻占湖南和湖北，但是书上一般没写太清楚，为啥军阀会如此不堪一击，给大家的印象好像军阀都跟小白兔似的，一打就死，产生为啥不早点北伐的错觉，湖南和湖北是吴佩孚的地盘，老吴可不是小白兔，他的战斗力在军阀里首屈一指，还曾经登上美国时代杂志封面，被美国人吹捧为宇宙最强，就跟前几年吹捧缅甸的昂山素季一样，所以美国人说话，大家听后微微一笑了之即可。

当时吴佩孚率主力在南口和冯玉祥打的血肉横飞，在湖南湖北境内只有十万的杂牌部队，碰到训练有素还有信仰加持的北伐军，当然像热刀切黄油，顺畅的不得了。

问题来了，苏共一直反对北伐，没有苏俄的枪炮和金卢布支持，蒋介石是如何开始北伐的呢？

这个问题从头论起来很复杂，主题是军阀内部的三国演义，简单点说也可以描述下，湖南军阀唐生智把吴佩孚给惹了，老吴派部队把小唐的长沙给占了，等老吴从南口混战中腾出手来，就不是国民革命军考虑北伐的事情了，而是老吴考虑南伐了，首当其冲的就是两广，这下子把李宗仁给急到了，广西是自己的地盘啊，如果老巢丢了，自己就只能下海捉鳖了。

李宗仁拉上自己的好基友李济深，两个人强烈要求召开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会上慷慨激昂，抒发了自己强烈的爱国情怀，讲述了北伐的意义，由于表演的太出色，引起与会者的共鸣，大家一致同意北伐，唐生智被吴佩孚的部队打的抱头鼠窜，无处可去，此刻毅然率部弃暗投明，加入革命阵营，成为北伐军第八军军长。

李宗仁的感受是一回事，但吴佩孚占据湖南，对广州革命政府已经形成巨大威胁，苏共对这点看的非常清楚，1926年5月6日开始松口，表示可以派一支小部队保卫湖南。

虽然苏共同意北伐了，但蒋介石沉默以对，和以前积极的态度判若两人，让人觉得他是不是有病了？还病的不轻。不过李宗仁看的非常通透，蒋介石这是惦记着北伐军总司令的职位，大家心里一定要有数，直到目前为止，蒋介石掌握的军事力量也仅仅只有一个军，其他七个军都是南方各路军阀带队入伙的，但蒋的第一军是苏俄一手培训出来的，全套苏式装备，地位尊崇。

这个好办，李宗仁李济深一合计，就满足他这个愿望吧，鲍总也全力支持，甚至表示，蒋不担任总司令，他就辞去总顾问，搞得蒋非常勉为其难的当了北伐军总司令，前敌总指挥本来由李宗仁担任，但考虑到新入伙第八军湖南兄弟们的感受，把这个职位就交给了唐生智。

由唐生智统一指挥第四、七、八三军，这是唐生智人生最高光的时刻，第四军在北伐中获得铁军称号，第七军获得钢军称号，两支最能打的部队都在手里，想低调都很难；不过人生高低起伏，11年后，慷慨激昂要与南京共存亡的守城司令官也是他，最后慌不择路弃城逃跑的还是他，把30万无辜的军民丢给日军屠杀，真特么的罪人。

这是1927年7月9日，蒋介石的北伐演讲稿：国民痛苦，火热水深；土匪军阀，为虎作伥；帝国主义，以枭以张。本军兴师，救国救民；歼厥凶酋；复我平等，还我自由。嗟我将士，为民前锋，有进无退，为国效忠，实行主义，牺牲个人，丹心碧血，革命精神。

终于把北伐为啥开始说清楚了，继续。

想把北伐说清楚，需要分两个阶段来说，4.12前和4.12后，4.12之前是国共合作北伐，4.12之后是国民党单独北伐，想把4.12之前的事情说清楚，需要分三个层面说：军事、经济、政治。

（1）军事层面

虽然蒋介石当上总司令很兴奋，但是北伐军上下心里都没啥底，主要是双方规模差距太大，对手又是宇宙最强（美国人说的）吴佩孚的部队，谁说有绝对取胜的把握都是瞎扯淡，为啥先锋部队派两广军队，蒋介石的第一军躲在后边当预备队，还不是怕被吃掉了就没得玩了，蒋的这种风格一直延续到败退海岛，有便宜让嫡系占，玩命让杂牌上，抗战时期，老蒋让胡宗南率领大批国军精锐在陕北围观，美国人都看不下去了，史迪威让蒋把部队调出来打日本人，蒋暴跳如雷，大骂史迪威通共。

当时市面上规模比较大的军阀有三家：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如果三家联合起来，北伐就彻底凉了，这点勿容置疑，所以北伐的计划是这样的，先揍吴佩孚，稳住孙传芳，结盟张作霖，然后再揍孙传芳，最后收拾张作霖，计划非常wonderful。

吴佩孚作为北洋军阀中最能打的将领，从来就没把广州革命政府放在眼里，他的计划是这样的，先把北方冯玉祥这个反骨仔给收拾了，然后回过头再把广州革命政府给踩死，实事求是的说，他还真有这个实力，前提是给他休整的时间。

可惜的是，国民革命军不讲武德，趁着吴佩孚和冯玉祥拼的你死我活的时候，居然从背后偷袭，搞的老吴猝不及防，士气这玩意是有惯性的，取得的胜利越多，士气就越旺盛，北伐军先锋通过蹂躏吴佩孚的弱鸡部队，积累起巨大的信心和如虹的士气，越打越猛，8月27日攻克汀泗桥，8月31日占领贺胜桥，一举击溃吴军主力，兵临武昌城下，凶猛的战斗力为第四军（粤军）赢得“铁军”称号，为第七军赢得“钢军”称号。

蒋介石感到大意了，没想到大名鼎鼎的吴佩孚如此不堪一击，风头全部让两广抢走了，自己这个总司令显得很尴尬，一点战功都没有，这些丘八以后怎么会服气？知耻而后勇，必须要搞点战功才行。

既然吴佩孚这么快就完蛋了，也就不需要和孙传芳费什么话了，1926年8月29日，蒋介石决定亲自指挥江西战场，在当天日记中如此记载“余决心亲督江西之战，以避名位”，也算一个真小人了。

不过蒋总亲自指挥效果不怎么好，开始发挥还算稳定，1926年9月10日，程潜率领部队攻入南昌，蒋的嫡系第一军第一师归程潜指挥，实际是来监视他来的，师长王柏龄，进城之后心花怒放，下马就嫖娼去了，压根没认真布置防守，被孙传芳的部队偷袭，这哥们丢下部队就跑路了，手下孙元良也跑路，把兄弟部队害惨了，程潜靠化妆才逃得一命，吓得蒋介石吓得赶紧催促李宗仁的第七军赶来救火。

话说孙元良也是一个奇葩，长期坚持逃跑，淞沪会战跑了，南京大屠杀他躲在妓院里面逃过一劫，1948年淮海战役，长官杜聿明被抓了，居然还是被他跑掉了，后来到台湾没羞没躁的活到了2007年，整整活了103岁，找谁说理去？

江西北伐军已经乱套了，部队都被打乱了，连最基本的通讯都没了，孙传芳都计划好了，等打垮江西的北伐军，马上就抽调兵力攻击武昌城下的北伐军，如果真的这样，那历史轨迹就要变化，革命形势可能逆转，但“钢军”用拳头告诉孙传芳——你想多了。

简单点说吧，“钢军”进江西时部队人数约2万多人，在与友军联系不上的情况下，孤军奋战，没有补给，连续进行四场血战——箬（读ruo)溪、德安、王家铺、九仙龄，以一己之力打垮孙传芳的几乎全部主力10余万，四场大战结束后，“钢军”能战斗的仅剩下5000人不到，但士气依然高昂，把全国大小军阀下巴都差点惊掉了，后来史迪威感慨：广西士兵是世界上最好的士兵。1926年11月8日，北伐军攻克南昌，江西全境克复。

多说一句，当时孙传芳的军师蒋百里，就是现在网上很出名的那个民国军神，据说他用兵如神，令日本人无比佩服，这么说吧，北伐军进攻吴佩孚之前，他是吴佩孚的军师，不过战事开始之前辞职了，跑到孙传芳这里了，这两个军阀被北伐军在4个月之内基本干趴下，就这么个水平，能称为军神？

还说他写了一本“国防论”，上面写了抗日战争是持久战，还说毛教员的“论持久战”是抄袭他的观点，这么脑残的话，居然有很多人相信，说明都是些不喜欢学习的人，我敢肯定这些人根本没看过国防论，说不定连“论持久战”都没看过，中国弱且大，日本强但小，打成持久战很正常，这个观点哪里需要抄袭？毛教员的文章绝妙之处在于，从两国的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矛盾、国际关系等各个方面阐述了，为什么是持久战，以及为什么中国一定会赢，要把这些道理说通透才算牛嘛。

蒋百里是有一些军事才能，但远远没达到军神的层次，不过他生了一个好女儿，这个女儿的名字叫蒋英，女高音歌唱家，大家可能没听过她，不过她有几个亲人非常出名，表哥叫徐志摩，表弟叫金庸，老公是中国“两弹一星元勋”钱学森，全是人才，服不服？

11月8日打下江西后，其实北伐面临两个方向，一个是攻打河南，10月10日的时候已经攻占武昌了嘛，继续北上就是河南，另一个是进军长江中下游，具体说是江苏和浙江。

先说打河南，河南是吴佩孚的老窝，老吴已经从宇宙最强变成落水狗了，谁都可以踩上几脚，打他难度系数小，何况山西阎锡山最喜欢落井下石，最近一直要求进步，积极向组织靠拢，表示只要北伐军进入河南，阎锡山马上就会加入革命的队伍，一起打击反动军阀，河南地处中原，占领中原后，冯玉祥也会过来会师，三方兵合一处，继续北上，攻克北京，完成北伐的终极目标，但风险是北伐军的侧翼可能被盘踞在江苏和浙江的孙传芳攻击。

蒋介石反对先打河南，主张先收复江浙两省，彻底免除别后顾之忧，从军事的角度来说，这是完全站得住脚的，打仗随时顾虑被对方从侧面捅刀子，的确很危险，但蒋介石的心思怎么可能这么单纯呢？蒋的部队在北伐这几个月中，已经开始急速膨胀，截至1927年1月，北伐军已经由出发的八个军扩张到二十几个军了，翅膀开始硬了，想要起飞了。

军队规模扩大后，面临一个巨大的问题——钱从哪里来？苏俄提供适当规模的援助是没问题的，比如一两个军的装备和适当的活动经费之类的，但让它支付中国革命的全部经费，它是没有能力负担的，开玩笑，中国是一个大国，人口比苏俄多的多，咋个负担？军队规模并不是问题，你有多少钱就可以有多大规模，但钱从哪里来？

江浙是当时中国最富庶的省份，当然现在也是，这是大海航时代开始的经济模式导致的，大家都通过海洋贸易嘛，拥有良好海港的城市肯定拔得头筹，想不富都难，多说一句哈，中国现在搞一带一路和双循环，明显就是要打破近500年来西方主导的海上贸易体系，重新通过丝绸之路把地球两级中欧联系起来，一旦这个战略目标达成，成都兰州武威这些西部城市就要重现辉煌，新加坡这种靠海上贸易收过路费崛起的城市就要凉凉了。

蒋介石想攻占江浙上海的主要目的即在于此，这点小心思大家都懂，谁能搞到钱，谁才是最后的老大。

顺便说一句，1926年10月10日，北伐军攻占武昌，北伐军1927年3月21日占领上海，这个时候国民革命军已经形成四个中心，大本营广州、南昌蒋介石、武汉唐生智、陕西河南冯玉祥。

（2）政治层面

仗打到这个份上，蒋介石有没有成为名副其实的总司令呢？这些军头有没有被蒋总的绝世才华惊艳到呢？

显然没有嘛，唐生智第一个就不服，他基本没见过蒋的嫡系打过什么像样的硬仗，1926年9月3日，北伐军进攻武昌，蒋介石觉得自己有东征攻占惠州的经验，打武昌也应该不在话下，想露一把脸，让自己的嫡系第一军第二师带头冲锋，唐生智对此极为不屑，要求赶紧将第二师调离战场，免得丢人现眼，把蒋介石气的差点发疯，认为唐生智太瞧不起人了，自己好歹是总司令，一点面子都不给。

为了争口气，第二师9月3日第一次攻击武昌城，丢下一堆尸体退回来，第二次攻击，丢下更多尸体退回来，让蒋介石颜面尽失，最后一伙人研究了半天，认为武昌城不可攻克，只能围困，被唐生智一天到晚冷嘲热讽：早干嘛去了？让蒋介石如坐针毡，在湖北实在呆不下去了，9月14日，在日记中写道：余决定里鄂赴赣，不再为冯妇矣，否则人格扫地矣“。12日离开湖北，19日到达江西萍乡，到那里找面子去了。

结果在江西也打的不咋地，上面说过了，全靠李宗仁的第七军力挽狂澜，才攻克江西，虽然仗打的不咋地，但蒋介石搞收编的能力还是很强的，刚才说的歼灭10几万人，不是真的打死这么多人，其实只是死了一小部分，大部分都投降了，第七军在前面打仗，蒋介石在后面忙收编，第一军的规模迅速扩大。

唐生智本来就瞧不起蒋介石，看蒋介石这么无耻，自己也不想吃亏，向总司令部提出第八军扩军，将第八军扩成四个军，这个时候唐生智已经和鲍总开始眉来眼去了，经常主动向鲍总汇报工作，甚至积极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明显就是要跟蒋介石对着干，这个时候蒋介石可不敢惹他，大笔一挥批准。

李济深一看还可以这样干，立马有样学样，要求在武汉的粤军两个师扩充为两个军，蒋介石大笔一挥，也表示同意，其中一个军长叫张发奎，在他的部队中，有这么一批人：叶挺、叶剑英、贺龙、聂荣臻、陈毅、陈赓、林彪、粟裕，清一色的粤军出身。

孙中山以粤湘系为基本盘创立了同盟会和国民党，拉开了大革命的序幕，蒋介石依靠江浙系取得国民党最高权力，排挤粤湘系，原粤湘系骨干几乎全部转向中共，最后统一中国，什么叫冥冥之中自有天命？自己体会吧。

其他各军却没有被批准扩军，连功劳最大的第七军“钢军”都没有扩军，让谭延闿、朱培德、程潜感到相当不公平，对蒋介石也很不爽。

说了这么多，大家应该知道蒋介石当时的处境了，通过北伐，蒋介石打仗不咋地，扩充队伍倒是一把好手，引起合伙军头们的强烈不满，军头们准备联合起来弄他，只是需要一个牵头人，这个人必须要有足够的威望，并且一定会和蒋介石对着干，显然汪总最合适嘛。

广州的国民党左派早就开始行动起来了，中山舰事件后，蒋介石为了向鲍总表忠心，已经把右派清理出广州了，他自己也率领部队打江西了，北伐后的广州就变成了左派的天下，他们早就看蒋介石不爽了，廖仲恺的老婆何香凝表示：现在是跟北洋军阀决战的最后关头了，可是国民党内部的情形这样糟，怎么办？一个人专横跋扈，闹得大家三心二意，这次战争怎么打下去，国民党怎能不垮台？

党内同志们在深情呼唤汪总回来，军内的反蒋势力也在盼望汪总回来，随着蒋介石的部队急速膨胀，越来越不好控制，鲍总逐渐感觉自己还是大意了，也赞成召唤汪总回来。

在一片呼唤声中，共产国际远东局的苏俄专家已经对汪精卫给出了评语：典型小资产阶级和相当脆弱的政治家。可谓一语中的，可惜当时没人把这个评语当回事。

这段时间蒋介石感觉喝凉水都塞牙缝，在江西败仗连连，党内居然一波一波的掀起迎接汪总的小高潮，让他内心极其焦虑，这个小白脸回来能有啥好事？还不是和他对着干，现在自己能够依靠的只有军队，可军队需要钱，钱还是要政府筹集嘛，汪精卫回来，肯定会掌握党和政府，进而掌握财政大权，军队的脖子就被汪掐住了，到时候鲍总和中共再来一个清算，蒋介石就死无葬生之地了。

蒋介石觉得这一切都是中共在中间挑唆所致：他党在内捣乱，必欲使本党纠纷、分裂，可切齿也。

1926年9月份，眼瞅着战事顺利，武昌被攻克只是时间问题，大家都赞同迁都武汉的事情了，迁都武汉更有利于北伐嘛，但大家的心思有点不同，蒋介石考虑赶紧迁都武汉，趁着小白脸回来之前，自己担任政府老大，这样就可以以上压下，让唐生智那颗骚动的心平静下来；鲍总和左派考虑的有点不一样：团结唐生智，和中共紧密联合起来，充分发动群众，把武汉打造成左派的基地，团结在汪总的周围，慢慢消磨蒋介石，直到他无足轻重为止。

大家怀揣自己的心思，表面一致赞同赶紧迁都武昌，这样就好办了，1926年12月10日，鲍总到达武昌，当时广州中央机关都在筹备搬迁的事情，没有办公了，借此良机，12月13日，鲍总和孙科（孙中山之子）、徐谦、吴玉章、宋庆龄等人干脆成立了一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组织临时联席会议，大家没必要仔细看，只需要知道一点就可以了，鲍总和左派们决定这个会议是国民党临时最高权力机关，成立这个机关之后，让邓演达（铁杆左派，坚决反蒋，1931年被蒋枪杀了）给蒋介石发了个电报，告知了这件事。

蒋介石一下子懵逼了，他可是准备到武汉政府勇挑重担的，现在武汉成立最高权力机关居然都不和他商量一下，过后才通知他，这分明是不打算让他到更重要的岗位上锻炼了，慌了一阵的蒋介石回过神来，匪性又发作，劳资不去武汉了，劳资就呆在南昌。

1927年1月3日，蒋介石突然召开会议，宣布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暂驻南昌，至于武汉那个临时联席会议就改为中央政治会议武汉分会吧，按照蒋介石的说法，武汉一下子由中央最高权力机构变成一个省机关了。

鲍总愤怒了，当机立断，向斯大林汇报，请领导出面协调这件事情，斯大林都出马了，蒋介石彻底没辙了，1927年1月12日到达武汉，鲍总在欢迎宴会上不再和颜悦色，警告蒋介石要知道自己几斤几两，不要太嘚瑟，小心挨收拾，把蒋介石差点气疯了，同时各界代表纷纷请求迁都武汉，被左派掌握的几乎所有国民党基层党支部联合通电，呼吁迁都武汉，最要命的是，宋子文将蒋介石急需的军费1300万元给扣下了，让蒋介石急得差点给跪了，1927年2月8日，不得不表态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迁都武汉。临时联席会议立马趁热打铁，2月21日宣布，中央党部和国民革命政府正式即日起正式开始在武汉办公！

蒋介石对鲍总的小报告恨的牙根都在痒，觉得一切都是鲍总在搅局，回想起1926年7月北伐前，蒋介石还称鲍总为亚父，早请示晚汇报，无比尊敬，这才过了短短几个月，蒋介石就变心了，表示政府随时都可以迁到武汉，但鲍总必须滚蛋！

武汉的左派也不甘示弱，蒋介石蔑视的是鲍总吗？分明是蔑视中央和政府，必须要回击以颜色，各位大佬纷纷发表文章，开动宣传机器，指出要搞民主集中制，不许搞独裁，要巩固党的权威，一切权力属于党，一切行动听党指挥等等，针对性很强，同时督促汪总别休假了，赶紧回国吧。

孙科表示:蒋介石这样把持党，终有一天要做皇帝了。邓演达表示：国民革命的成功，总是工农的力量为主，不应再把政权操到其他反革命人们手上。徐谦在集会上更是提出：一切军事、财政、外交、均须绝对接受党的指挥。

1927年2月22日，左派大佬们以中央常务委员会的名义召开会议，决定在3月1日召开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

蒋介石表示很愤怒，在南昌隔空喊话，发表一系列言论：我只知道我是革命的，倘使有人要妨碍我的革命，那我就要革他的命。觉得刚才这句话太杀气腾腾了点，马上自我辩解：中正并不会反对共产党，中正是向来援助共产党的。感觉这句话又软了点，马上又补充：共产党员有不对的地方，有强横的行动，我有干涉和制裁的责任及其权力。

蒋介石这些前后颠倒的话，充分体现出了想翻脸但又不敢翻脸的心理，为啥？钱包在武汉政府手里嘛，只要宋子文把钱袋子一紧，立马就可以让蒋介石咽气，丘八们可是认钱不认人的。

可能有人会有疑问了，宋子文不是和蒋介石一伙的吗？对的，蒋介石是宋子文的姐夫，不过时间是1927年12月1日，在1927年2月份，蒋介石顶多算宋美龄的众多追求者之一，何况这时候宋子文还非常的讨厌蒋介石（蒋介石打仗扩军需要大量money，这些钱都需要宋子文筹措，宋子文觉得自己搞钱累的要死，蒋介石觉得让你搞点钱这么多话，不但时间长而且数量少，能有点用不？矛盾就这样出来的）。

对于左派想3月1日在武汉召开二届三中全会的事情，蒋介石肯定是万般不愿意，推三阻四，一会说3月7日开，一会又说3月12日开，搞得邓演达火冒三丈，在蒋介石缺席的情况下，左派在3月10日-17日召开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会议对国民党党政军领导机构进行调整，蒋介石不再担任政府和军队一把手；左派下面也搞了一些小动作，比如鲍总动员李宗仁取代蒋，武汉政府命令程潜抓捕蒋介石等等，不过都没成功。

4月5日，武汉国民政府再下一剂猛药，决定取消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建立集团军，任命蒋介石为第一集团军总司令，冯玉祥为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将两人由上下级关系调整为平级关系，明显是在拉拢冯玉祥。

江湖上肃杀之气越来越浓，4月4日，程潜从上海到达武汉，报告了上海准备“清党”的消息，另外有确切消息称蒋介石准备撇开武汉政府，在南京建立政权，这些消息让武汉的左派大吃一惊，继而气愤填膺，孙科：帝国主义与残余军阀勾结，将革命转为反革命，所以为应付外交，要下一决心，拼命移至南京。武汉政府准备移到南京，蒋介石肯定不欢迎，咋办？只能打嘛。

这就是武汉政府的东征计划，当时的确准备行动了，第四军都已经装船了，准备顺长江直下南京，第十一军、第二军、第六军都被协调指挥起来了，千钧一发之际，行动被叫停了，如果真正行动起来了，鹿死谁手还犹未可知，这个时候大老板发话了，4月5日，斯大林发表讲话，表示蒋介石这个新右派还是可以继续利用的，要求：像柠檬一样榨干，然后丢掉。4月6日，共产国际代表罗易（印度人）带来斯大林的最新指示，要求不要采取过激行动，还是要争取和解，就这样成功的浪费了又一个机会。

（3）金融层面

蒋介石想当国民党最高领导，但军头们不同意，党内的左派也不同意，现在后台大老板也开始准备收拾他，到处都是一片反对声，眼瞅着就要垮台，怎么办？

没有任何办法，除非他能搞到钱，马上搞到大量的钱，不然即使武汉政府不收拾他，他手下的这些大头兵都可以把他撕成碎片。

当然，现在大家都知道结果了，蒋搞到钱了，书上说他跟江浙财阀勾结起来了，但为啥以前他不勾结，后来就勾结了呢，并且还勾结成功了呢？对于这件事情，学生只是想考高分，老师只是想提高学生考试成绩，既然书上没说，大家都没兴趣搞懂，以至于上班若干年后，突然想起来，对啊，咋个勾结的？

想把这个问题说清楚点，还要把时间往回拨，回到1916年。

前文说过，孙中山搞革命，历尽千辛万苦，不过孙的苦并不是打仗的苦，而是苦于没钱，就跟现在这些老板似的，表面上风光无比，实际每天都在提心吊胆，生怕哪天银行不给贷款，资金链断裂立马就完蛋。

孙中山从事的是造反的大工程，风险太大，哪个银行敢给他贷款？只有一些喜欢高风险高收益的顶级风投才敢和他合作，就跟现在有些人喜欢玩期货一样，赢则富甲天下，输则上吊跳楼。

可是喜欢玩这么刺激游戏的人毕竟少，大多数都是正常人，喜欢过平淡的生活，受不了这种刺激，所以孙的筹款工作总是不顺利，后来有日本高人指点他，何不在上海开一个证券交易所，这玩意来钱快，用来筹集革命经费岂不极妙？孙中山如醍醐灌顶，立马到上海筹办这件事情，国父开始进军金融界。

国父事情很多，非常忙，不肯能在这个交易所上面浪费太多时间，1918年派蒋介石到上海，参与交易所的工作，断断续续干到1923年，一起共事的同事包括：戴季陶、张静江、虞洽卿等等，既然在上海金融圈工作，自然就认识圈子里的各路大神，慢慢的混熟了之后，蒋介石自己也开始亲自下场炒股，筹建证券公司，一度准备以此为职业，当一个衣食无忧的富家翁。

但蒋介石做生意的水平和他打仗的水平差不多，小打小闹还可以，一旦玩大了就完蛋，几年时间亏的一塌糊涂，让他对商人充满愤恨，觉得都是些唯利是图的小人，由于炒股太投入，他借的高利贷还不上，一度连给儿子蒋经国买衣服的15元都拿不出来，江湖上传出风声要砍死他，后来还是虞洽卿作保，青帮出面才帮他搞定这件事情。

虽然不顺利，但蒋介石在上海这几年，还是混了个脸熟，在这个圈子里建立起了人脉。

多说一句，做生意一定要看政治风向，比如国家都说长江十年禁渔了，你还跑去买条渔船准备捕鱼为生，那不是找抽吗？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研究五年规划，从中可以看出中国未来行业发展方向，找到适合自己的行业去努力，叫顺应潮流，只要勤奋，基本可以获得不错的收益，如果特别聪明，有政策加持，可能会趁风而起，达到别人只能仰望的高度，比如马老师之类的。

再看看日本韩国那些顶级财阀，当年全部都是靠美国人起家的，为啥？当年美国人在他们的土地上驻军，美国人说了算啊，只要巴结上美国人，随便给你一个什么经营特权，比如糖之类的，你就可以赚一百桶金，起点高了后，普通人还怎么和你玩？为啥说半个韩国都是三星的？三星的大老板是美国人嘛，韩国总统都得罪不起？这些所谓的三星社长不过是美国人在韩国的买办而已，但借着搜刮韩国人，当个富豪也挺爽，顶多替美国人背锅去坐个牢而已，但三星公司永远也不会倒。

所以做生意，在正常的国家要看政策，在被阉割的国家要看脸色，在乱世呢？

那必须要见风使舵啊！

1926年北伐战争开始前，上海金融圈的这些江浙富豪们都支持孙传芳，孙传芳是浙、苏、皖、闽、赣五省联军总司令嘛，北伐战争开始后，国民革命军气势如虹，打的吴佩孚孙传芳屁滚尿流，眼瞅着有统一全中国的架势，江浙富豪们都开始考虑站队的事情了，北洋军阀肯定是完蛋了，但国民革命军有这么多山头，选择山头是一门技术活，选对了荣华富贵，选错了人头落地。

但国民革命军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由蜗居广州的一个地方小政权发展到席卷全国之势，势头猛烈的让所有人猝不及防，江浙富豪们想投资革命军，也要找到合适的切入口才行啊，这个时候，人脉就起到作用了。

虞洽卿，全国工商协会会长、上海总商会会长，是蒋介石在上海炒股的老相识；黄郛（念fu)，长期在北洋政府混，一度代理北洋政府内阁总理，并行使总统职权，在全国银行界关系网很深，此人是蒋介石在日本留学时的同学，拜把子兄弟；陈其采，前清上海新军统带，革命后担任中国银行杭州分行副行长，政界金融界联通的人物，是陈其美的亲弟弟，陈其美是蒋介石的结拜大哥；

上面只是随便列举了几个，全部都是浙江人，这些人看蒋介石发展势头很猛，带头支持蒋介石，要知道，中国人的乡土观念是很重的，上海金融界的富豪基本来自于江浙，在前面这些人的带领下，他们也都开始支持蒋介石。

武汉也知道钱的重要性，也在争取上海金融界的支持，1927年3月27日，派财政部长宋子文到上海，试图控制上海金融界，以武汉国民政府名义发通告，规定一切税务及与中国银行、商界筹款借款的事情，只能且必须由财政部长办理，即宋子文办理，然并卵，蒋介石已经抢先一步，在3月31日，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的名义成立江苏省兼上海财政委员会，把上海工商银行界的大佬全部囊括在内，江浙财权被蒋介石彻底把握住。

举个栗子，就中国银行一家，截至1927年3月底，对北伐的资助即达到549万元，中国银行老大是张嘉璈，这哥们在北京混的时候，就和蒋介石的结拜兄弟黄郛还有同学张群很熟，顺着这种关系，毫不犹豫大笔投资蒋介石。

这些大佬大笔花钱，肯定是有所求，长远的不说，眼前的麻烦就需要蒋介石解决，那就是中国共产党。

1927年2月，虞洽卿到南昌拜访蒋介石，告诉蒋介石，可以贷款6000万元，条件是让蒋反共。

北伐期间，湖南、湖北 、河南等地工人农民运动开始蓬勃发展，武汉国民政府坚决支持，工人搞罢工，武汉工人冲击英租界，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这在当时是扬眉吐气的大事，课本上有记载。

农民打土豪分田地，还出台《农民问题决议案》，提供政策支持，比如：依法没收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及一切反革命者的土地财产；使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及一切反革命派之活动，在农民威力之下，完全消灭，使农村政权转移到农民手中等等，后来一看议案的编委，有一个叫毛泽东，立马懂了，一股浓浓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味道。

看到武汉政府这些举措，上海金融圈的大佬虚了，一旦武汉政府统一全国，自己这些剥削阶级不就是被打击的对象吗？武汉政府背后有苏俄支持，工农运动基本由中共和国民党左派主导，谁能救他们呢？

蒋总司令需要金钱保住他的地位，江浙大佬们需要枪杆子保卫他们的金钱，两者一拍即合，4.12反革命政变爆发！

汪总4月10日抵达武汉，上面说的这些事和他基本没关系，他的表演在后面。

听说看完点赞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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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男的，拼着肾虚居然坚持了好久没有软！

您听听，这是夸人的话吗？

换个说法

一个国家领导人，拼着弱小的国力坚持了好久居然没有投降！

这立刻就成了一个最大的功劳。

魔幻不？

要我说，常公对自己的功劳定位是很明确的，不需要其他人多嘴多舌。

在常公眼里，自己有一项功劳是可以树碑立传，值得举国永世传颂的。

凯申先生主客观层面的过失和缺陷基本众所周知，在此不表。

他最大的功劳，就是成功将抗日战争融入国际反法西斯战争进程，领导中国人民走向抗战胜利，一举改变了中国国际地位。

九一八事件后的大部分岁月中，中国基本是凭一己之力抗击日本侵略，巨大的中日国力差距和英美苏的多次背叛曾让中国精英无数次陷入绝望深渊。多有叛国如汪精卫周佛海者、多有消极预判如胡适陈寅恪者、多有战略误判如王世杰何应钦者，甚至还曾经有国府亲德派病急乱投医提出加入轴心国方案，中国可以说一再陷入危急存亡关头。

抗战胜利时，凯申先生国内和国际声望达到顶点。这份声望和影响力靠的不是胜利本身或运气，而是来自此前漫漫至暗时刻中，凯申先生超出同时代大部分社会精英的战略远见和战略定力：坚信并坚定推进中国抗战的国际化，不以一时成败利钝为念，坚持站队英美苏阵营。

当战后的中国作为五常之一重返国际舞台时，距离巴黎和会才过去不到四十年。

没有什么自然的国运，事在人为。抗战时期的凯申先生，配得上一个世界级领导人的荣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