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末期(长平之战后)第二强国是哪个国家? 第1页

以上是结论，撇去上面那类人不谈，我是实在觉得应该不会有太大的争议。对于不便看长文的朋友看到这里就可以结束了，退出后请记得在我的主页里点击秦吹、楚吹、魏吹、赵吹、齐吹这5项个人形象关键词。

后面是长文，将详细讨论战国末期之列国纷争的具体情况。

在长文开始前，我要特别感谢我的三个朋友， @谦卑骑士 ， @寒鲲 ， @徐成 （划掉）。

了解这三位答主的朋友应该知道，我和这三位朋友的一部分观点上是存在或多或少的出入。虽然在有些内容的理解上存在一定区别，但以上三位朋友的观点都给了我巨大的启发。他们的相关文章我会在本文的下方推荐给大家，也欢迎大家共同讨论。

（按：想了想...还是插一句吧。目前暂不接受历史发明界的研究成果讨论，请持【秦国（朝）在公元前3世纪实现君主独裁统治】、【秦国在先秦实现法制国家】、【楚国在战国仍停留在分封制】等历史发明成果的朋友慎重发表观点，在个人页面点击楚吹及其他X吹的形象关键词即可。）

是的，我猜你们已经忍不住想问，为什么一定要提到齐国呢？

齐国复国是在公元前279年，大致是长平之战的20年以前。自此之后，齐国也就表现得像小白兔一样人畜无害。

具体就是“事秦谨，与诸侯信”，有时候干挨几刀还不还手。

也许你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在齐襄王复国的这段时间内，齐国至少收复有临淄、高唐、平陆这3座城邑，齐五都的版图全部得到了恢复，在体量已经和全盛期的齐国基本吻合。但是，为什么此时的齐国总显得不怎么强悍？尤其在任何机会来临的时候，齐国总表现出一种犹犹豫豫又娇滴滴的样子呢？

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要把视线拉回到公元前284年，即五国伐齐的当年。

公元前284年，燕军攻破齐都临淄，齐闵王逃至卫国。

也就齐廷在临淄方面倒台的那一刻，高唐大夫、平陆大夫、莒大夫、即墨大夫或多或少都会陷入一种前所未有的迷茫。

是的，齐廷倒台了，我们现在究竟是什么“东西”？又要作为什么“东西”在这个世界继续存在下去？

时至今日，我们自然无法得知大夫们的内心里是否有过艰难的心理斗争，也不知道地方官僚间是否出现过激烈争论。但无论有或者没有，结果都是一样，因为客观事实就摆在这里：

平陆近魏，高唐近赵，莒邑近楚。

平陆大夫、高唐大夫、莒大夫必须尽快给自己找一个主子，否则自己就算不会被赵、魏、楚吞并，也会因为失去背后的齐廷而被下层官吏或地方豪强所掀翻。

对此，高唐大夫和平陆大夫宣布归顺燕国，而莒大夫则主动或被动的引入了楚国的力量。至于当时三位大夫为什么做这样抉择，其实也不难理解。

举例来说：

平陆距离魏国确实近，但此时的魏国刚刚鲸吞下宋国的锦绣河山，还要面临秦国方面的压力，因此现阶段是无力顾及平陆的。

就平陆大夫而言，如果现在要盲目归顺魏廷，一方面要考虑魏国会不会因为一些外交诉求把自己出卖给别人（如向燕国求救），一方面也要顾及万一齐国卷土重来自己又该如何斡旋。

考虑到以上因素，可供平陆大夫的选择也就只有投降燕国这一条路了。

我们要看到，当时燕国本身是不可能有精力攻击平陆，面对平陆大夫的投降，它当然是欢迎的——就算无法实质占领，也可以拿这件事做一个重要的政治信号拉拢其他的齐国地方政府。

而平陆大夫呢？

平陆大夫的权力本身是齐廷授予的，而在齐廷覆灭之后，平陆大夫也就是失去了权力的来源。现如今燕国接受了他的投诚，他就又是有“主子”撑腰的人了，这样一来好歹能在一定程度上重新节制当地的官吏和豪强。另外，如果魏国腾出精力攻击平陆，平陆大夫还能以背后的燕国做筹码和魏廷讨价还价；如果齐国卷土重来，平陆大夫则能以孤臣在外为理由重新向齐廷效忠。

要说高唐大夫、莒大夫的处境，也差不多。

说来说去，后面的一切事情就不难理解了。就在燕军在齐境内的攻略之际，一大批齐国的地方官员就这么投降了燕国，其中一部分人顺便还在燕国获得了封地。再到公元前279年田单反攻之际，这些降臣又重新回归了齐廷，而齐廷方面为了安抚这些归附的地方官员们也免不了重新划分朝廷和地方的利益。

至此，齐廷对高唐、平陆、莒的统治已经出现了严重的松动。

说白了，齐襄王名义上是五都之主，但实际上他的权力真不见得在高唐、平陆、莒上有多大影响。

现如今，摆在齐襄王面前的只有两条路：

第一条是重新集权，这样能够使齐国的国力恢复到全盛期的水准；

第二条是维持现状，容忍齐廷权威的下滑。

从之后齐国的不作为来看，不出意外的话，齐廷应该是走的第二条路，或者走了第一条路没成功退回第二条路。

接下来，我们就要思考这样一个问题：

在之后的日子里，如果齐襄王发动了一系列对外战争，也因此而获取了一系列领土，那么齐廷在其中究竟能获利多少？

确切一点说：

新占领地所产生的利益，有几成要归地方官，有几成要归朝中重臣，有几成要归外戚集团，最后留给齐廷可支配的利益还能剩几成？

进一步讲：

如果齐国抓住了某个时机扩充了一大片疆土，这片领土带来的究竟是齐廷实力的提升，还是地方势力的进一步膨胀和进一步失控？

反过来想一想：

如果一些领土被他国攻取，对齐廷而言的损失——除了战略纵深的影响以外——尤其就齐廷的可调动资源而言又有多大的影响？

最后，我们抛出一个重量级问题：

如果你是齐王，你该怎么办？

是的，现在该怎么办。

此时的齐廷已经完全进入了古典王朝生命末期的恶性循环之中：

如果齐王想要增加自身的政治声望，他必须要发动战争，但发动战争的结果则是重臣利用战争进一步的膨胀；

如果齐王想要增加自身可调动的资源，他必须通过对外掠夺或对内向下榨取，但还要面临重臣的借机截流和更进一步的膨胀；

如果齐王想要增强自身的权力，他必须要笼络一批实权重臣，但为了笼络而给出的利益又会促成重臣新一轮的膨胀。

中国古代王朝或覆灭或苟延残喘的悲情落幕，大抵如此。具体在战国时期，我们还必须考虑到重臣近乎公开化的骑墙、投机及无处不在的间谍活动。

那么，此时的齐王是否就没有自救的方式了呢？

当然是有的。

比如说，尽可能地表现出自己的无力、软弱、无害，但又攥紧自己能抓住的一点点资本，坚持到下一轮洗牌的那一刻。

事实上，这种做法在历史上确实有不少例子，此处不再赘述。当然，这种观点看上去还有点“上帝视角”的意思，当时齐王是否能够考虑到这一点，我们确实不能做武断的结论。但是，考虑到田齐本身是怎么来的，这种可能性也不能说完全没有。

公元前274年，赵国攻取齐五都中的高唐。

公元前270年，秦国攻取齐国的刚、寿，赵国攻【至】平邑。

公元前264年，秦伐赵，齐廷宣布救赵，迫使秦国退兵。

公元前261年，秦赵大战于长平，齐廷宣布救赵，但未实际出兵。

同年，楚国攻取鲁国的徐州，徐州原为齐重臣田婴、田文之封地。

公元前257年，楚灭鲁，将鲁君封至莒，至少在此时齐五都中的莒已为楚国所据。

公元前250年，疑似是年，魏国攻取齐五都中的平陆，并很有可能一度攻至历下（今济南）。

至此，齐五都中已经有3座沦陷。

公元前241年，赵国攻取饶安。

此时，齐国自历下以西的全部领土、内长城以南、胶东半岛东南侧沿海地区，很有可能已全部丧失。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齐廷在复国以后，除了有过两次名义上的出兵以外，其他时间几乎完全是在极度的懒惰和无作为中度过的，直至齐国完全沦为了五百里之国，基本丧失了战国的资格。

然而，就是在这种近乎混吃等死、坐以待毙的状态下，齐王建居然有资本反复和秦廷讨价还价，甚至还得到了五百里封地的许诺，大致就是保留齐国的现有领土来做他的采邑。

另一方面，秦廷居然也和齐王建有来有往，想方设法地糊弄着这个看上去微不足道的对手。

这又是为什么呢？

其中，有一个绕不开的原因，就是在战国晚期，齐国面临的国家机器老化问题其他诸侯国多少也是都存在的。

此时的秦王，一方面面临着秦廷自身的老迈，另一方面也要面临着大片领土进账后的严重消化不良。而现如今齐廷表面的实力虽然不强，并且内部也确实有程度不低的变节情况，但它对临淄、即墨方面的统治力还是显而易见地存在的。

试想，如果有一支5万人的齐军拥着赵公子歇出现在邯郸地区，究竟会发生什么？

很有可能什么都不会发生，但其中的风险显然是秦王无法承担的。

也正因如此，秦王必须要稳住齐廷，他必须要尽量保持秦廷内部的稳定，更要争分夺秒地尽快结束战争。

大致在公元前223-221年间，齐王建向秦王打出底牌。他拒绝朝秦，并筹备在西线集结军队，直至秦国许诺五百里之封地后才同意朝秦。

需要补充一点，当时齐王建是否真的相信“约与五百里之地”，我们实在是不得而知。但有一点可以明确，就是秦国所许诺的“五百里之地”如若真的兑现了，那必然会打破秦廷内部的利益平衡，届时必将会有一批重臣要求与之相当规模的封地，鉴于此时秦廷的官僚体系已经出现有严重的世袭化、家族化特点，这一许诺对秦廷内部的破坏力是不容忽视的。

公元前221年，齐王建在西线所集结的军队已经达到了一定的规模。而与此同时，秦将王贲通过某种方式绕过了齐军关隘（注），这一次突袭行动使齐国方面彻底放弃了抵抗，齐王建被俘。

（注：王贲向齐国进军的出发地点是“燕南”，具体行军路线可能是是沿海岸线绕过齐军关隘，也有可能是从海上完成迂袭。考虑到此时秦军已占领历下，兼当时海岸线比现代要高，可供秦军陆地迂回的空间应该不太大。因此，即存在有走海路的可能性，也存在有齐军统帅后胜因变节原因故意放秦军绕过防线的可能性。）

同年，秦廷勉强兑现了齐王建的封地，不过马上将其饿死。

相信很多朋友在读到这里时，内心里都多多少少觉得秦廷当时的手段有点过。

不过，在这里我们想象一下，如果齐王建真的活动了公元前209年，齐地又会是什么一番景象呢？

如果此时齐王建尚在，齐国诸田的资源是否有可能被迅速整合？这在秦末究竟是多强的一股力量？其中有没有操作空间供齐王进一步完成集权的政治运作？

这些问题我们都不能做任何武断的判断。但秦廷对列王不择手段地斩尽杀绝至少说明了一点——战国末期，任何君王对于秦国而言都是一个十分危险的不稳定因素——只有看清这一点，我们才能看清战国末期那个血腥年代的最后疯狂。

也许你会问，一个亡国之君，到底能有多大的能量？

韩王安，赵王迁，代王嘉，魏王假，燕王喜，楚王负刍，齐王建，以上七位君王均被俘虏，其中只有赵王迁有谥号，其他在俘虏后要么被杀，要么所有的记录就此消逝。

也许你会这样想，亡国之君一个个如丧家之犬，按道理政治能量不会特别大，秦廷真的有必要这样做吗？

但是，秦廷用最直接的手段告诉你——这些人绝对留不得，他要么死，要么从这个世界上彻底消失。

而且不只有君王。

公元前225年，秦军攻破大梁，魏王假被秦军俘虏后格杀，而咸阳方面则旋即下令——务必将魏国群公子诛杀殆尽。

秦廷的决绝着实让人感到不可思议。

我们要看到，魏国位于天下的最中央，水路、道路四通八达，士人、商贾川流不息。而秦廷偏要在这个位置上发布这样一个极度血腥和残暴的宣言，这一举动究竟会在它的疆域内带来多大的恐慌？

真的有必要这样做吗？

至少在魏景愍王继位以后，魏国就变成了天下最温顺的诸侯国之一，它只会随着强国的活动意思意思，时不时搞点小动作挠挠大国的痒痒，仅此而已。

在这里，我们先不谈魏景愍王时期的魏国，先把时间拨回到长平之战期间的魏国。

魏国，无疑是战国时期最大的中原诸侯国。

众所周知，在战国时期，秦地、齐地、楚地、燕地、赵地均有较高程度的发展，一些地区在农业、工业及文化发展已经达到了相当的高度。但即使如此，中原地区在各个领域上依旧存在着其他地区无法比拟的优势。而魏国作为最大的中原诸侯国，本身存在的一些得天独厚的优势也就是显而易见的了。当然，同样带来的还有地缘上的绝对劣势。

毫无疑问，列国对魏国在中原地区的坐大，是始终保持有警惕心理的。

早在战国初期，秦、楚、赵三国之间就曾多次联合夹击魏国，其后完成内部整合的齐国也加入了对魏国的围攻当中。

至魏惠王后期，魏国在地缘上的绝对劣势已经完全毕露。此时魏军虽有360,000人之众，且疆域内还有十分便利的输送条件，但受制于四面受敌，更有劲韩在腹，魏国并不能集中它的优势兵力。可以说，公元前341年的马陵之败本身虽具有一定的偶然性，但魏军遭到多米诺骨牌一样的接连失败却是必然的。至公元前334年，魏惠王朝齐，承认齐威王的霸权地位，魏国的霸权时代最终结束。

不过，也正是在齐魏相王之际，魏国已悄然转变了思路。

在这里，我们必须要先认清一点：

魏国自公元前341年以来的失败，其核心原因并非来自于国力的衰退，而是来自于人才流失和外交环境的恶化。具体来说，自魏文侯逝世以后，魏国对顶尖人才的垄断开始不复存在，此外三晋联盟也逐渐分崩离析。

但公平的讲，魏国自魏文侯逝世以后的人才流失和外交环境恶化，本身并不能完全归咎于魏武侯和魏惠王的昏庸。我们要看到，在人才方面，魏国本身所处的中原地区本身就是士人最为密集的地区，它必然会带来人才过剩及外流的问题，魏文侯时期的人才不外流才是特殊情况。在外交环境方面，三晋的纠缠本身就是一场恶性竞争和零和博弈，魏文侯时期所主持的三晋联盟可以说是特殊历史环境下的特殊产物。

那么，现如今魏国又能如何止住颓势呢？

魏廷给出的答案是：外交+阴谋活动——也就是贯穿战国中后期的纵横活动。

公元前334年，齐魏相王，表面上是魏国向齐国转让霸主的地位，但实际上暗藏有阴谋活动。

公元前333年，在魏臣惠施、公孙衍的活动下，楚军伐齐，于徐州大败齐军。

齐国在东方对魏国造成的威胁基本得到了解除。

公元前331-326年，魏廷向秦国割让河西郡、上郡及三门峡以东通向二周的领土。

公元前325年，魏国与秦、韩相王。

公元前324年，秦相张仪攻取魏国的陕，三门峡一带的道路已基本畅通，同年魏惠王与齐威王相会。

公元前323年，秦相张仪尝试构建秦、楚、齐联盟，魏臣公孙衍是趁机实现魏、韩、赵、燕、中山五国相王。

以上是公元前334-323年间的内容，受制于篇幅问题无法展开叙述，具体历史事件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翻一下《战国史料编年缉证》。

总结来说，大致有以下4个特点：

1、在这段时期，魏国在东方实际处于扩种态势，卫国曾一度被魏军消至只剩蒲阳；

2、魏国基本退出上郡、河西郡两个相对比较穷的郡，并退出了三门峡地区，至此，秦国攻击韩、赵两国的道路基本通畅；

3、秦廷内部以张仪为首的魏籍官员集团（以下简称“魏党”），应当与魏国保持有某种默契，在这10年间，魏国在东方有压力的时候，秦军绝不会趁火打劫，非要等魏国的东方事务结束以后，秦军才攻击魏国的一些较穷的地区；

4、秦廷内部魏党的一部分活动动机可能有问题，比如它会主动招惹韩、赵这两个魏国主要的竞争对手，再比如它会主动给魏国的外交活动创造铺垫的机会——张仪作为当时最优秀的外交家之一，从不考虑其中的外交风险应当是不现实的。

说到这里，肯定有人问，张仪为什么这样做？难道他是魏国的间谍吗？

我个人认为并不可能。

在这里我们需要看到，张仪之所以能够在秦廷内风生水起，其核心原因在于秦国十分依赖他在外交上的天才和一系列外交资源。因此，张仪如果需要保持自身的地位，必须主动创造秦魏联合的条件。

具体来说：

从秦国的角度上讲，张仪需要创造出这样一种局面——秦国跟魏国联合才是安全的，不和魏国联合则是危险的，如果魏国选择去和其他诸侯国联合，那么秦国就要连打带哄地把魏国拉回来；

从魏国的角度上讲，张仪则要向魏国传递出这样一个信号——魏国和秦国联合是有利的，秦国会帮助魏国敲打竞争对手，协助魏国在东方扩张；如果魏国不联合秦国则是有害的，秦国就会在西方敲打魏国。

再从张仪之后的活动轨迹上看，也确实印证这一点。

这样一来，我们就不能以常规的角度看待张仪的立场：

张仪虽为秦臣，但他又于魏廷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他维护着秦国的利益，但又绝不触及魏国的根本利益；

在他面前仿佛有着一台不断摆动的天平，一头是秦，一头是魏，而他要做的是尽可能维持天平的平衡，这样一边会依赖他的外交资源，另一边则因忌惮而主动巴结。

以上操作看似很神奇，不过到了战国中期，已经逐渐成为了当时重臣的基础操作。比如，魏相田需就与楚廷有着密切的联系，如果他想巩固自己的地位，就召楚军攻魏，这样魏廷就只能巴结田需才能完成其中的斡旋。

在前文中我们提到过，魏国是最大的中原诸侯国，是天下的中心和枢纽，也是最大的人才基地。由此一来，也就赋予了魏国这样3个优势：

1、魏国位于天下中央，造就了大梁方面在接受和传递信息上是最为便利的，也就为一系列外交活动和阴谋活动提供了基础中的基础；

2、魏国与战国绝大多数诸侯国为邻国，列国间的彼此争斗都或多或少需要魏国的配合，这一点也给魏国的外交活动和阴谋活动创造了巨大的操作空间；

3、魏籍士人遍布天下，而战国时期终归是宗族社会，这些在外做官的魏籍士人免不了和家乡的宗族有着无法断绝的联系，这一点也就让魏国的一系列阴谋活动无孔不入。

大致在魏惠王后期至魏襄王时期，魏国对外交诈术和阴谋领域的迷恋已经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不过，随着田文、李兑、魏冉等优秀纵横家的崛起，魏国逐渐失去了外交上的主动权，接下来也就开始偏执地向阴谋领域发展。

公元前284年的五国伐齐事件，魏国就是其中阴谋活动的重要参与国之一。在当时，魏臣乐毅被派往燕国任职，魏相田文也进行过一系列阴谋活动，此外燕臣苏秦偏偏在最后一刻暴露间谍的身份而惨遭车裂，也着实让人浮想联翩。

到了公元前269年，魏籍士人范雎在秦廷向秦相魏冉发难。

公元前266年，范雎任秦相。

公元前265-262年，秦国将大量战争资源投入到攻韩的战争之中。

公元前262年秋，秦廷疑似发生饥荒，导致战事暂缓。

公元前261年春耕后，秦廷转向攻赵。

公元前260年，“秦虽大胜于长平，三年然后决，士民倦，粮食（缺）”。

公元前259-257年，秦军围攻邯郸长达十六七月，后为魏军所败。其后，河东郡大片领土被魏、楚联军攻取。

在公元前269-257年的时间内，我们需要注意到，秦廷不惜一切在攻击韩、赵两国，可上述战争最大的受益方绝非秦国，而是魏国。

公元前255年，秦相范雎同党王稽因通敌之嫌被诛杀，同年范雎也去世了，根据考古发现两者的死可能有一定联系。

在这里，我们不就范雎是否为魏国间谍做任何分析——需要说明，此说不能视为阴谋论，因为这种间谍活动在战国后期处于常见现象——但即使范雎不是间谍，他的事迹也向魏廷传递出了一个重要的信号：

魏籍士人乃至其他在他国效力的士人，已经足以让整个朝堂陷入不计后果的疯狂。

有关阴谋活动的信息说到这里先放一放，我们在这里需要说另一方面。

自公元前265年以来，魏国方面就再未遭受到秦国的攻击。在大致这段10年内，魏国自然得到了宝贵的休养时间，同时也很有稳定的环境进行了一场特殊的变法，内容大致是迫害丧失男丁的有产家庭，使其丧失生活来源，而这些有产家庭的最终结局也只能是被当地的地主阶级兼并。

（上述法令正式发布于公元前252年，鉴于该变革深入最基层，所正式发布的时间节点应为长期变革部署的结果，而非开端。）

以上变法内容发现自考古发掘中的秦简。在汉代文献的描述中，战国中后期的土地兼并已经达到了“富者田连仟伯，贫者亡立锥之地”，此变法内容应该正是顺应了土地兼并的时代发展需求，再至秦王朝时期“使黔首自实田”应当就是正式承认了土地兼并的结果。

至于当时魏廷这样做的意图也非常明显，它的目的无外乎是刺激各地望族在动员自耕农武装时的积极性，引诱其过度征发兵员以创造更多丧失男丁的家庭，这样就能增加动员的兵力。

根据《史记·苏秦列传》中的记载，“苏秦”称“魏襄王”时期的魏国“带甲七十万”，几乎比魏惠王全盛期的“带甲三十六万”翻了一番。

需要说明一点，魏惠王时期的“带甲三十六万”出自《战国策·齐策五·苏秦说齐闵王》，关于这一篇所涉及的内容，其史料价值和可信度之高是无需多言的。不过即使如此，我们也能从行文中看出“带甲三十六万”有夸张的意思，单就这个数字而言准确度是比较有限的。

而《史记·苏秦列传》中的大部分内容，据考证应当是司马迁误采用了当时策士拟托苏秦之名的杜撰作品，而这些作品肯定要创作于苏秦死后，因此很有可能创作于战国末期。

在这里，我们必须要辩证地看一下：

当时策士编撰的魏国“带甲七十万”，有可能是完全凭空杜撰的，也有可能有一定历史原型。对比的话，《苏秦列传》中齐、燕、赵、韩等国都写作十分潦草的“数十万”，偏偏魏国出现了非常扎眼的“七十万”，秦、楚两国则为“百万”。从这一点上看的话，当时策士确有可能参考的是魏安釐王晚期列国的兵力情况。

当然，前面我们也提到过，无论“三十六万”还是“七十万”，这些数字都是有夸大的，但这种近乎翻番的夸大应当还是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战国末期受到于魏国变法和在列国间推广的影响，兵力动员的比例是较战国中期有所扩大的。

可以说，魏安釐王晚期“兵四布于天下，威行于冠带之国”的盛况，正是这一变法的结果。

相信很多思维敏捷的朋友，读到这里应该还注意到了另一个重要信息，就是在秦国对韩、赵两国的征伐之后，韩、赵、齐三军的实力均已远不如前，至此魏国这一最大的中原诸侯国终于摆脱了四面受制的枷锁。

在公元前250-246年，魏国伐齐，挟赵，攻燕，破秦，攻韩，败楚，可以说战国七雄打了一圈。有些朋友把这些行动归结于信陵君的个人行为，应是受到了英雄史观的影响。真实的情况还是在于内因和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也就是魏国变法和外部制约条件被解除所致。

不过，在这里我们也需要看到，魏国在当时行动无疑又一次打破了良好的外交环境。此时，魏、楚联盟已完全破裂，赵国也试图摆脱魏国的压制，韩、齐两国则免不了进一步向投降主义倾斜。

对于这一情况，我在《残魏六十年》中就明确说明了——从某种意义上讲，魏安釐王应是历代魏君中最昏庸的一个——但总有历史发明家认为除了秦王以外列国君主必须智力低下才可以，他们看见在我的文章里魏安釐王有正常人的智力，就说我是“安釐吹”，实在不知道在这些人的史观里历史究竟是个什么样子。

公元前243年，魏安釐王与信陵君于同年逝世。

公元前242年，秦将蒙骜击穿魏国，攻取20座城池，魏国海市蜃楼般的霸权瞬间消散。

随着魏国的生存环境再一次恶化，魏廷的活动只能再一次回到阴谋活动中去。

魏景愍王在位期间，魏军的活动仅限于配合以赵、楚为首的合纵，抑或是象征性地打发一下秦国提出的助魏攻楚，其他再无作为。而在阴谋领域上，魏国的小动作记载虽然不多，但是从历史的蛛丝马迹间看，其实并不少。

在这一期间内，魏廷方面曾参与了秦廷内部帝太后、文信侯吕不韦、长信侯嫪毐的政治斗争，并主动割地做封地以作资助。

除此之外，魏国至少在地方上已经和秦、楚上层有较深的勾结，比如，昌平君的叛乱就波及有大片魏国南部地区。

另一方面，魏籍士人大量涌入秦廷，代表人物有李信、尉缭等，王翦、王贲的王氏家族则很有可能有魏系背景（注），另有大量士人给秦国重臣做门客或充当分散在各地的间谍，代表人物即司空马。

（注：根据《琅琊王氏族谱》记录，王翦一系血脉源自于原魏国重臣王错，当然可信度不能说十分高。但秦廷的王氏重臣确是在秦国吞并河东以后才登上政治舞台，且王翦家在河西郡，确实存在晋（魏）系背景的可能性。）

当时魏廷究竟有什么谋划，我们是不可能知道的。不过，此时秦廷内部已出现有明显的世袭化、家族化特点，而因为模仿魏国变法也必然导致地方势力坐大，魏廷高层作为昔日晋国的乱臣贼子，凭借着古老记忆也应该能感觉到——秦国正蕴含着类似当年晋国的政治危机。现如今，虽有秦王本人的超凡手腕还有各方势力的均势勉强维系着秦廷的运作，但这种表面上的风平浪静随时有可能崩塌。

至于一旦出现类似于春秋末期的剧变，遍布在四方的魏籍士人究竟又能和魏国群公子发生什么样的化学反应，这一点是无法预测的。但是，无论是哪种结果，都要远好过现在的处境。对此，魏廷现在要做的就是攥紧大梁，坚持到那一天的到来。

公元前226年，秦将王贲攻楚，以创造攻魏条件。

公元前225年，秦军水淹大梁，俘魏王假并将其格杀，随后开展对魏公子的追杀，但这一落实的并不太好。是役，大梁城被毁，是否单纯为水灾所致未知。

公元前211年，原魏国境内的东郡有陨石坠落，其上刻有字“始皇帝死而地分”。秦始皇下令彻查此事，却被御史系统消极对待，最终秦廷的官吏屠杀掉周边的全部居民就此了事。

公元前209年，“秦公子扶苏”于陈自立为楚王，随即进入魏境。

其后，魏公子咎在河内一带有所作为，魏公子豹则在河东郡地区闹出过不小动静，以上地区早在秦昭襄王时期就已经成为秦地，可见当时魏公子的活动范围及政治资源分布确为广泛。

说到这里，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魏王假被降为封君，抑或某位秦公子被封为魏王并与魏境内地方勾结，又会是一个什么情景。

前文说过，齐、魏两国在战国末期的不作为，一方面是妥协于当时的尴尬现状，另一方面也不排除有作为乱臣贼子的共同记忆关系。

这时候，也许会有读者要问，赵国本身也是晋卿中的乱臣贼子，为何相比之下却在战国末期最为活跃呢？

谈到这个话题之前，我们还是先要认真说一下赵国这个诸侯国的具体形象。

受制于一些文学作品的影响，通常赵国在我们内心里的形象是至刚至阳的，它像生铁一般宁折不弯，像是用最强硬的态度始终对抗着强秦。“赵尝五战于秦，二败而三胜。后秦击赵者再，李牧连却之。洎牧以谗诛，邯郸为郡，惜其用武而不终也。”所谓“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让我们不由得相信赵国的兴衰完全取决于直接军事对抗的结果。

但认真梳理过战国历史的朋友应该会发现，赵国当权者的谋略其实并不像我们想象中的那样直白和刚烈。尽管在春秋末期就已侵染胡风，但赵国在根本上还是一个中原诸侯国，四战之地的处境和邯郸马道的四通八达，使赵国在内核里有着和其他中原诸侯国一样的谋略和狡诈。

但为什么我们总会对赵国有十分刚强的印象呢？

因为，在一些特定的政治环境下，赵国必须表现出刚强的姿态，才能实现它的谋略。

春秋末期，赵氏的发展主要有两个方向，一者为攻略胡地，这里就包括著名的代郡，二者为开发晋阳地区，也就是太原盆地。

当然，赵氏在北方的开拓并不等于放弃了中原。

在战国初期，赵国就从晋阳迁都到中牟，目的也自然是和当时如日中天的魏国争夺中原地区。然而，他们要面对魏文侯这一极度阴险的对手。

公元前409年，赵献侯逝世，赵烈侯继位。同年，秦简公统治下的秦国正在进一步完善官僚体制（百官带剑）。

公元前408年，魏将乐羊攻中山，其后吴起也带兵参与了这一战事。

公元前406年，魏灭中山，魏世子击、乐羊封于此。

自此，魏国将赵国南北领土一分为二。

公元前387年，赵烈侯逝世，赵敬候继位。

公元前386年，因各方面的影响，赵国迁都邯郸，后将中牟割让给了魏国。

只要我们简单梳理一遍赵国在战国初期的记录，就可以明确发现，赵国迁都邯郸这一举动并不能完全视为对中原的进取，而更多是一种防御性的手段。在当时，赵敬候把自己的国都迁到距离魏国北方重镇邺邑的北段，核心目的还是在于遏制魏国的北进，以避免赵国被彻底挤出中原的范围。

在这之后，“天子守国门”的赵廷就漳水一带与魏国展开了长达一个半世纪的激烈对抗。

公元前382年，赵国向漳水东部的卫国发起进攻，随后引发了公元前382年的联合攻赵。

其后，赵国向楚国求救，楚廷则于公元前381派吴起（！）率兵攻魏。

当是时，楚军兵峰一度抵达黄河，造成了魏国的全面被动，赵国也随即向魏国发动了反攻，中山则趁机叛魏复国。

不过，随着楚悼王的逝世，这场列国首次围攻魏国的战争就此走向了尾声。公元前380年，齐国伐燕，三晋重新联合伐齐救燕。

公元前382-380年的这场大战，应该给了当时的赵廷传递出了这样一个重要信号：

赵国与魏国的对抗绝不会仅限于漳水一线的较量——由于魏国特殊的地理位置，在赵魏间的战争中，没有任何一个诸侯国会不受牵连——赵国想要打败魏国，靠的绝非军事上的杀伐，而是外交上的抗衡。

前文我们提到过，战国时期外交对抗的核心，一在信息，二在人才，三在资源，以上三者赵国都不优势。也正因如此，赵敬侯、赵成侯、赵肃侯在位的半个多世纪，赵国并无十分可圈可点的大作为。

公元前327年，赵肃侯逝世，赵武灵王继位。是年，秦、楚、燕、齐、魏五国均率领一支上万人的精锐军团参加葬礼，其目的未知。

有关赵武灵王的早期举动颇为有趣。

公元前323年，韩、魏、赵、燕、中山五国相王，这是战国时期最大规模的一次称王活动，主要诸侯国在此时均已称王。而赵武灵王却在这个节点主动自降为“君”，与公元前318年宋公自立为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赵廷在当时的整体战略应当是韬光养晦，此外赵廷上层也应当适应了纵横游戏的规则。

在这之后，赵武灵王又有一系列举措，具体包括以下5个方向：

1、实行“胡服骑射”变法；

2、灭中山国；

3、扶持秦廷内的赵党，以控制秦廷；

4、考察迂回攻秦路线；

5、一系列人事调整。

有关人事调整一事，必须要展开叙述。

在当时，赵武灵王对朝堂、外戚、地方、军事四个方面都有较大的调整。

朝堂上，赵宗室成员开始频率活动，沈长云先生在《赵国史稿》中就认为有可能是赵王的主动调整；

外戚上，赵武灵王废除了来自于韩国的王后，改立来自晋阳地区的夫人，并提前将王位让给其子公子何；

地方上，原世子章被降为安阳君，封于代郡，并于当地有较高的自治权；

军事上，赵武灵王自称“主父”，直接负责军事征伐行动。

有关赵武灵王以上的人事调整，从表面上看是有悖于时代发展潮流，有一些读物甚至将其归咎于赵武灵王本人的昏庸抑或神经质，但在我看来是不公平的。

就赵武灵王在位期间，燕、秦两国均发生了极度恶性的政治事件：

燕国方面，燕王哙将王位公然禅让给了重臣子之；

秦国方面，在秦昭襄王在位初期，秦廷内部的外戚斗争一度造成了持久的动乱，而外籍重臣、外戚及勾结外国的秦公子的激烈政治斗争也让朝堂动荡不安。

发生在秦、燕两国的动乱，已经足以传递出一个重要信号：

随着战国时期官僚体制的逐渐羽翼丰满，官僚集团对王权的优势已昭然若揭。更兼昔日晋国乱臣贼子的共同记忆，赵武灵王有所动作并不为奇怪。

对此，赵武灵王一者提升宗室的地位以牵制官僚，二者以地方外戚取代外国外戚以巩固王权，三者以公室镇守地方以增强地方的行政力，四者亲自带兵以掌握实权，五者保留邯郸的首都位置以确保在瞬息万变的外交环境下赵廷始终保持信息通畅。

从以上举动上看，赵武灵王的动作可以说是理智的。实际上，在真实的政治环境中，任人唯贤或是任人唯亲，直辖统治还是分封羁縻，都不是非黑即白的对错关系。而赵武灵王真正的失误之处，应该在于严重高估了战国时期军权的作用——当时军队仍以私人武装和临时武装为主——由于这方面与本题无关，暂不展开讨论。

也就在沙丘之变以后，赵廷内的外姓重臣一度猖狂，但宗室成员依旧有不小的权力。另一方面，随着公元前284年齐廷的倾覆，魏、韩开始隐忍，楚廷则长期沉默，赵国无疑成了强秦主要的竞争对手。

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下，赵国开始表现出一种强硬但“硬中带软”的外交姿态，其目的自然是尽可能夸大自身的能力，来尽可能把韩、魏、楚、齐四国拉回纵方。

以上铺垫虽然很长，但我相信很多朋友已经从中能够看出赵国的宿命和通向长平的波澜。

公元前266年，赵孝成王继位，赵威后主政。在当时，平原君赵胜、平阳君赵豹在赵廷已经有较大权力，马服君赵奢或马服子赵括在军队也有相当的威望，而外姓大臣廉颇、虞卿、蔺相如等人也有不小的权力，另有田单在赵为相（此说有争议）。在这其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赵廷内部在宗室和外姓大臣之间已经达到了一种平衡。

在就在赵孝成王继位初期的这段时间内，魏国与秦国保持有十分暧昧的关系，而楚国则态度不明，此时赵国也就必须要维持它的“硬中带软”形象才能维持纵方的势态。

公元前262年，韩臣冯亭向赵国献上党。面对韩国这一明显的壁虎甩尾巴的策略，赵廷内部也陷入了激烈的争论。

在当时，平原君和平阳君的言辞本身其实不太重要。在这里我们需要看一下，如果赵国就此认怂，那么燕、齐、魏、楚是否还能对纵方有最起码的信心？那么，如果秦国在占据上党后继续攻赵，是否会让赵国的处境更为尴尬呢？

从这一点上看，其实赵国在长平之战期间的表现其实是比较成功的。在当时，燕、齐宣布站在了纵方阵营，魏、楚两国在任何时期也没有随秦国瓜分赵国的意思，实际也是站在赵国一般的，甚至在长平之战后虞卿还能说“吾国尚利”，这一点还是比较客观的。

说到这里，我们也就要明确这一点：

长平之战的军事因素并非这一战的全部。赵国即时在战场上失掉了太多东西，但也绝非失去了全部。

确切来说，长平之战并不是赵国由盛到衰的【绝对】转折点（注意，我说的是【绝对转折点）。赵国在长平、皮牢、太原的战场上固然失去了大量的有生力量，但在邯郸之后乐乘依然能以强有力的姿态粉碎信梁军，可见长平之战的损失对赵国绝非彻底的打击。

当然，长平-邯郸之战还是给赵国的其他方面造成了严重的影响。

公元前257年，魏国重臣魏无忌在救赵后执意赖在邯郸，并大肆兼并平原君的门客。

公元前251年，赵国重臣廉颇击败燕军的入侵，而后成为赵相。其后表现出亲魏的倾向。

公元前247年，魏国挟赵攻燕，而后又组织五国联军败蒙骜于河外，期间赵军随联军攻至函谷关，而对晋阳的收复工作仅限于策反。

从以上10年的情况看，赵国表现出了一定的“半附庸”的性质。但相比于前者，我们更需要注意到，在平原君逝世以后，赵宗室开始在赵国朝堂中消失了。在这之中我们可以看到，赵武灵王以来利用宗室制约外姓大臣的策略，已经因魏国在赵廷的破坏而完全瓦解。

从赵孝成王晚期的记录上看，赵王似乎有意在培养北方地方上的重臣以抗衡邯郸方面的重臣。在当时，赵王通过一番政治表演表现出了最终对北方将领李牧的相当信任，还对代相李伯表现出了无条件的信任，其目的应当也是在一定程度上达到朝堂上的平衡。

而与此同时，魏国的外交环境已经严重恶化，崩盘也只是时间问题了。到了此时，赵国方面的牵制开始松绑，更兼马鞍技术业已发展完善（注），赵国的国力得到了迅速回升。

（注：沈从文《赵国史稿》中认为，成熟的马鞍应出现在战国末期，故放在此处——如有错误，欢迎有研究的朋友指正。）

“西抑强秦，南支韩魏，当是之时赵几霸。”

以上内容出自汉代人对赵孝成王晚期的评论，对比相关历史事件看还是很客观的。但在这里还是要强调一点，在当时，向来被赵公室用来拱卫王权的宗室重臣却谜一般的消失了。从这一点上看，赵国在当时之所以能够良性运转，仅仅是因为赵王本人的权威和朝堂重臣的均势。

公元前245年，赵孝成王逝世，年轻的赵悼襄王继位。赵相廉颇与乐乘火并后奔魏，郭开等间谍也开始活动。

在此之后，赵廷放任着秦国在西方和南方的威胁而不顾，偏要讲绝大部分战争资源投入到攻齐和攻燕之中去。

也就在这期间，赵廷内部还发生有一次立储风波，原储君公子嘉被废，公子迁成为新的储君，鉴于公子嘉之后被代郡势力拥为代王，大致可以看出当时赵廷内部邯郸势力和代郡势力的关系已经形同水火。

至此，有关战国末期赵国的一切谜题已经可以解开：

相比于齐、魏两国而言，赵廷在赵悼襄王继位以来已基本失控，赵国重臣现在要做的是疯狂捞取各类资源，再利用李牧等人的抗击与秦廷讨价还价，最终在洗牌的大潮之后迎接新的时代。

举例来说，郭开本人就获利颇丰，不过在之后被“盗贼”所杀，不排除有秦廷或其他政敌暗杀的可能性。至于郭开以外的那些中小蛀虫们，从历史的惯性看，在后面的日子应该获得并不怎么难——尤其是相比于最后没捞着的那些人们。

公元前209年，“秦公子扶苏”称楚王，再起合纵。其后，有楚人武臣称赵王，又有魏人陈馀、张耳立公子歇为赵王，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赵公室在秦末的表现是远不如齐公室的强势出击和魏公室的上下翻飞的。究其原因，很有可能与战国末期赵廷的完全失控有不少的关系。

看完齐、魏、赵三国在战国末期的表现，我们可以看出三者在一定程度上都是一种被动的选择。

齐、魏两国的不作为，很大程度应该是来自于窘境下把希望投注给了未来，而赵国虽然想抓住当下，却因朝堂的剧变而失之交臂。

还原到具体的历史事件中，我们就能更直观地看到这一点。

比如，在秦收卫、灭韩以后，卫君、韩王在当时都没有加害，这一政治信号应该给了齐王相当的幻想。

再比如，在荆轲刺秦期间，连燕廷都能看出秦国大将在外的风险，更兼刺秦事件中秦廷君臣所表现出的巨大矛盾，可能也会让魏王报以希望。

还有就是，在最后一次合纵期间，赵国方面的联军曾一度攻击至咸阳东侧的蕞，可以看出赵国在当时还是有一定军事实力的，然而却因为重臣的贪婪而自我瓦解。

相信很多朋友看到这里都会感到有点费解，就是战国晚期策士嘴里依旧在念叨“横成则秦帝，纵合则楚王”，似乎应该是一股足以和秦国抗衡的力量，但为何楚国在当时的活动却几乎没有呢？

在这里我们必须明确一点：

相比于其他诸侯国而言，楚国在战国时期的政治风格以沉默居多，而且与强弱无关。

如果真要从头到尾过一遍楚国在战国时期的作为，我们可以发现，楚国在战国时期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者，它只有在楚怀王一朝时聒噪不已，其他时期要么沉默，要么则是惊天动地的咆哮。

楚国，在西周中后期及春秋前期一度是最为活跃的诸侯国。在大约两到三个世纪内，历代楚王均频繁对外发动战争，所谓“筚路蓝缕，以启山林”，至春秋中期楚国的疆域已经达到了北迫郑宋，南收夷越的盛况。

就在楚国大规模扩张的同时，春秋时期的集权变革也在其中开始孕育而生。在当时，楚国采取了郡县与封君并行的制度，而朝中重臣多采用旁系亲族，由此形成了东周早期集权制度。

从目前考古的研究上看，当时楚国的集权变革应该被其他诸侯国所相仿，涉及篇幅不做过多讲述。在这里我们只强调一点：

楚国的集权是任人唯亲，晋国的集权制度是任人唯贤——很多年轻的朋友通常会把理解“唯亲”、“唯贤”理解成一种非黑即白的对错关系，但我们要知道，“亲”中自然有贤者，“贤”中自然也有亲者——即使到了现代，“唯亲”和“唯贤”都是一种平衡，而非绝对的二选一。

从春秋时期的表现上看，晋国式的集权存在有极大政治风险，最终也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君权旁落、众卿兼并的局面，到了战国时期干脆变成了3个政治实体。而楚国式的集权，其稳定性也是相对的，一方面它根本无法解决春秋时期频繁的弑君问题，另一方面它还是会促成某一家族的坐大。

在春秋中前期，若敖氏一直是楚廷中最为显赫的力量。即使到了楚庄王一朝，若敖氏的力量已经有明显的削弱，但依旧能逼得楚庄王“三年不鸣”，其后该家族还曾一度发动叛乱逼得楚王要拿一干宗亲当人质来求和。

在若敖氏倒台以后，楚廷内部有所调整。在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像蔿氏、屈氏这些家族虽然实力颇强，但绝对无法达到昔日若敖氏的权势，而楚公子也开始频频登上了历史舞台，其后令尹一职多由楚公子担任。

表面上看，楚国在当时的政策似乎是在开历史的倒车，但公平来讲，“公子政治”实际是战国后期至汉代的发展趋势——与君王关系密切的宗室成员在获取大量政治资本后固然蕴含着一定的政治风险，但这一政治模式无疑能够给日益跋扈的外姓重臣和地方豪强以牵制，由此方能实现早期古代集权王国的正常运转。

相信一些读者看到这里应该已经注意到，在春秋中期，楚廷在体制上就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战国化”的特点。随之而来的，楚廷的表现自然也会产生战国化的改变，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君主亲征的逐渐减少。另一方面，由于此前若敖氏就曾利用军功增加其政治影响力，因而楚廷也不可能不警惕。以上两点都或多或少会影响到楚廷对发动战争的频率。

以上内容看上去扯得有点远，但其实十分重要。在这之中，有三点重要信息：

1、楚国作为东周最早进行集权实践的诸侯国，本身一方面具有更为丰富的集权经验，一方面也存在有更为严重的国家机器老化问题；

2、由于春秋时期楚国疆域就已过于广袤，楚廷应当始终对中央集权及郡县制度的优越性和局限性都有着十分清醒的认知；

3、鉴于楚国的领土大部分地广人稀，楚廷也应当十分清楚军队动员到集结再到开拔所需的成本，尤其包括时间成本，更应当清楚各个地方政权官僚结构的人员成本、维持成本和驻军成本。

以上三点十分重要，对后文有重要作用，请读者朋友切勿牢记。

说到这里，相信每一个朋友都应该能理解，为什么楚国在春秋末期至战国时期总表现出一种愈发“懒惰”的姿态，也能明白为什么就凭这样“懒惰”的姿态还能保持领土持续的扩张。

其中，最为典型的历史事件莫过于齐魏徐州之战。

当是时，楚军在徐州大败如日中天的齐威王，期间魏国作壁上观，鲁国骑墙，燕、赵则直接发兵攻齐。但在这样的优势局面下，楚廷只是向齐国意思意思提了点要求，而后被说客几句搪塞过去以后，立马就撤并了，随后楚威王一朝就中原事务上再无作为。楚廷在当时之所以作如此决策，目的应当就是在于打碎中原列国的外交局势，从而给楚国创造在南方发展的安定环境。

后来，到了楚怀王一朝之时，楚廷虽然频频介入纵横的纠缠，但整体表现着实不理想。究其原因，楚怀王的“昏庸”仅仅是一方面，根本原因还在于楚国的位置偏僻，信息不甚通畅，本身就不利于瞬息万变的纵横环境，同时楚国的地广人稀，军事动员和集结的成本较高，也并不十分有利于频繁的军事行动。

至楚顷襄王一朝时，楚廷应当转入了休养生息的政策，对外、对外均采取绥靖政策。公平来说，这段时间楚国的修养还是有相当的成果的。在之后的黔中-鄢郢-江南拉锯战之中，楚国一方面是在东西两线作战，另一方面在西线先后经历两次重大失败、一次将领挟军自立的情况下依旧能夺回巴东地区，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楚国在当时的国力确实是不容小觑的。

再到楚考烈王一朝时，楚国表面上还是绥靖正常，但已经开始发力。在长平之战时期，楚军就开始狠狠地宰割鲁国，而后则将泰山及以南的地区全部吞并，江南地区（即今江南，非巴东地区）也得到了大力发展。另一方面，楚国又隔着魏国多次痛击秦国，给楚国带来了比较有利的外部环境。

就在楚考烈王一朝时，有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就是无论秦楚两国隔着魏国打得有多火热，双方在南中国地区都从来没有过任何擦枪走火。在这期间，秦军从来没有过顺江而下的方案，楚军也始终没有夺回南郡故地的兴趣，双方就这一地区的默契甚至一直延续到了秦灭楚战争都未曾改变。

那么，这种“默契”又是什么情况造成的呢？

个人认为原因大致有三个方面：

一为楚国在当时占领有巴东地区，将秦国的巴郡、南郡切成了两段，秦军想以南郡攻楚并不是太容易；

二为秦国在南郡的统治力本身也是比较有限的，有关考古发现也正式了这一点，当时秦国在南郡方面的力量尚无法真正威胁到楚国；

三为南郡作为楚国的核心故地，是屈、景、昭三氏盘踞地最为根深蒂固的地区，就秦廷而言想真正统治这片土地还是要考虑一下统治成本的问题，就楚廷而言再度纠缠三氏也难免会对当前的人事结构带来巨大的冲击，因而双方均对此地采取了容忍的态度。

以上个人提出的原因不见得对。不过，秦廷在南郡方面统治力的疲软及南郡地方政府始终的不作为，至少可以给天下士人传递一个重要的信号：

郡县制的局限性显而易见，而秦廷根本不可能解决这种局限性。

在这种环境下，无论列国的中央朝廷还是地方政府，包括秦廷的中央及地方重臣，都难免不会想入非非。

在楚考烈王逝世以后，楚廷发生有激烈的宫廷政变。而后，在楚幽王在位10年内，楚廷毫无作为。有关楚幽王时期，楚廷的统治者们究竟做了些什么，我们现如今已经是无法知晓的了。但从楚幽王的谥号看，楚廷的重臣显然普遍对楚幽王十分不满意。

说到这里，我们必须要明确有一点：

尽管楚幽王时期，楚廷的表现和之前楚国习惯性的沉默有相似之处，但从楚幽王的谥号来看，此时的沉默很有可能已经不是从前的休养生息和蓄势待发了。

保守看的话，当时楚廷的沉默应当是主动和被动两两面的。主动方面的话，确实有休养生息的考虑因素。别动方面的话，“实为楚王”的春申君倒台以后，相权过大和宫廷斗争所引发的动荡可能也严重摧毁了楚国正常运转的能力，同时也给新的家族——也就是项氏——的崛起提供了空间。

说到这里，我们也就可以作结论性的内容了。就战国末期的楚国而言，尤其是在楚考烈王逝世之后的这段期间，楚廷的动向简单可以概括为4个方面：

第一点，所谓“纵合则楚王”，楚国在动迁以后的实力确实较强，这一点毋庸置疑，当时楚国的强大一方面体现在在楚顷襄王后期及楚考烈王时期的表现，一方面也体现在楚幽王时期天下士人也比较看重楚廷一旦重新整合后的潜力；

第二点，相比于三晋和田齐作为乱臣贼子的集体记忆，楚廷高层的古老记忆则是漫长的集权过程和统治广袤领土的丰富经验——这一点要展开为后面两点再做具体分析；

第三点，楚廷高层应当十分清楚，秦国在剧烈扩张以后将陷入何等的窘境，对此楚廷高层相比于联合抗秦而言反倒更为热衷内部的争权夺势，说起来本身应该并不看好秦国吞并东方列国的结果；

第四点，楚廷内部的楚系重臣，代表人物包括华阳君、阳泉君、昌平君、昌文君乃至和与楚党沉浮有紧密联系的齐籍蒙氏而言，他们依靠着家族内部的传承可能也不会太看好秦国的征服。

有关第四点我们要详细来说，华阳君、阳泉君及蒙恬等人的事后面细讲，单说昌平君。这个人几乎是在秦灭六国战争的最后阶段发动的叛乱战争（一说此时昌平君已死，应为昌文君误作昌平君），颇有一种1949年加国军的感觉。但从当时李信战败、王翦集结六十万大军还要打消耗战的局势来看，楚王负刍、昌平君、项燕应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有效整合了楚国的力量，秦灭楚战争绝非一场一边倒的战争。

公元前223年，王翦消灭了寿春方面的楚国中央政权，而后开始了漫长的平楚战争。从目前已知的情况来看，当时楚国地方上的力量抵抗可能并不太激烈——否则按道理越君方面还是能扼守长江撑一段的——之所以平楚的时间比较长，应该还是与楚地的过于广阔和开发程度有限有关。

表面上看，秦廷已经消灭了最后一个强有力的敌人。但事到如今，最为强大的敌人才刚刚登场。

本文写到这里，也就大致到了尾声部分。

尽管题主问的是第二强国，但写到这里我们必须把视线重新拉回到第一强国——战国末期的秦国。

在我们滤清战国末期的脉络以后，其实有一些关于秦王朝统一及覆灭原因的论调早已经不攻自破。

有些观点将秦王朝的统一及覆灭归咎于法家思想、武勋制度、郡县集权，其实都是根据结果强行推导的结果。我们可以看到，法家思想、武勋制度、郡县集权固然与一个王国的兴与亡有着密切的联系，但它并非是绝对的因果关系。更何况法家思想、武训制度、郡县集权本身就是自春秋中期以来天下列国的潮流，秦国在其中并没有十分特别之处。

除此之外，我们也看到一些荒诞不经的言论。

比如，有人说秦昭襄王时期的战争杀死了列国大量有生力量，这种说法显然就明显有有悖于人类的生长周期和其后的一系列激烈的军事对抗。

再比如，有人将其归咎于历代秦王都整齐划一的“贤明”，而列国君主又多有“昏庸”之辈，这种观点显然忽视战国时期的君主专制尚未能实现独裁统治，从实际历史事件中看秦王也并未比其他国家君主表现得究竟有多优秀。

在杨宽《战国史》中，总结秦统一的原因为4个因素。

第一，人民的向背时战争胜负的关键；

（内容以楚国举例，强调列国上层贵族的腐朽和残暴。）

第二，秦在兼并战争中推行了符合人民愿望的政策；

（内容是列国无法有效消化新征服的领土，而秦国采取了两项政策，即迁徙“罪人”到新占领地，把新占领地的旧贵族和巨富迁徙到其他地方。）

第三，社会经济的发展需要建成统一国家；

（内容大致为全国性市场已经在当时初见规模。）

第四，人民群众迫切需求统一。

（内容一方面说明列国兼并给人民带来的苦难，一方面说明人民需要统一的政权以进行水利设施及对游牧民族的防御，从而创造有利于农业生产的生活环境。）

以上4点，看上去有点程序化套话的意思。但在这里我们需要特别注意一点，文中的“人民”并非我们习惯性理解成的“劳苦大众”，这里的“人民”包括有中下层士人和地主阶级，尤其还包括有全国性市场下的巨商，注意，古代社会的巨商并非单纯意义上的商人，他同时具有地主、豪强、官僚等多重属性。

看到这里，我也会产生这样的疑问：

在战国末期，腐朽的山东六国被他的“人民”所抛弃并不难理解，但为何这些“人民”会选择也不见得有多清平的秦国呢？又为何在短短12年之后又立即抛弃了秦王朝呢？

在这里，我们需要重新看一下秦国的历史。

战国时期，秦国的战国化变革首先发生在秦简公时期，大规模置县则发生在秦献公时期，到了秦孝公时期秦国的战国化制度已经达到了相当的高度。

不过，也就在同一时期，出现有战国时期秦国有记载的第一位封君——商君公孙鞅，封地位于临近武关的商地。

到了秦惠文王时期，已知的主要封君有，武信君张仪，是否有封地不详；甘茂，是否有封号不详，确有封地，具体位置不详；严君樗里疾，封地大致位于今成都市附近。

再到秦昭襄王时期，主要封君为穰侯魏冉、华阳君芈戎、泾阳君公子内、高陵君公子悝、应侯范雎等，封地均位于边塞要地。

最后到了秦王政前期，文信侯吕不韦的封地位于雒阳地区，长信侯毐氏的封地则位于太原地区。

相信对上面地名有一些概念的朋友已经发现了其中的异样。在我们的印象里，战国时期的封君制和春秋时期的封建制有很大区别，封地本身并不完全归封君管辖，它的主要功能是把当地的税收做官员俸禄的补充。从这一点上看，按道理战国时期的封君应该更希望自身的封地应该位于太平安定的地方，至于边塞要地并不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

但事实上，秦国主要封君的领地基本位于边塞的军事重地，抑或是不安定的领土当中（如严君）。在这里，我们当然不能忽略边塞地区可能带来的关税因素，但再考虑到不可能避免的战争风险，还随时有可能被敌国夺走，这样看怎么也不能说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同样的，如果从诸侯国的角度上讲，把这些边疆的战略要地划给大臣当俸禄补充的地盘，无论如何也不是一个太好的选择。

所以，无论从哪个方面上看，当时封地选择的位置看上去都是一个双输的选择。然而，偏偏这种选择却普遍出现在列国当中，比如齐国靖郭君、孟尝君的封地在薛，赵国平原君的封地东武，楚国田忌的封地在江南（今巴东），魏国信陵君的封地在商丘地区。实际是战国时期列国的普遍习惯。

那么，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之所有能提出这个问题，我认为很大程度上应当来自于我们内心里总会对郡县制存在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在我们的固有观念里，郡县制代表的是对中央的绝对服从，封君制（分封制）则代表的是对中央的对抗。但在实际历史环境中，郡县制并不等于绝对服从，实际后世王朝也一直面临着地方郡守的挑战，而战国时期郡县制还属于雏形阶段，各地郡县的长官显然不可能特别老实。

从当时以秦国为代表的封君部署方式上看，战国时期真正流行的政治模式应当是，以郡县制为主体，依靠分封中央重臣到地方的方式巩固中央对郡县的控制，封君和郡县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并非绝对的对立和水火不容。

进一步提炼：

在战略要地上部署封君，是控制边疆地区及周边郡县的重要手段。

以上内容务必牢记，在这里我们已经直接说明了导致秦王朝覆灭的重要因素之一。

既然说到这个话题，我们就顺便再深入一些。相比于山东列国而言，秦国的封君政策还是有一定的区别。在这里我们需要看到两点：

第一点，秦国封君在封地的权力确实很大，相比于东方列国，秦国封君在封地上叛乱是可行的，而且规模还不小，这在其他诸侯国是未曾出现的；

第二点，东方列国的封君主要以宗室成员为主，而秦国的封君之中则充斥着大量的外籍士人及外戚。

以上因素一者有利于吸引外籍士人为秦国效力，二者外籍士人在母国附近的封地本身也有助于获取当地民众的依附。比如，泾阳君后来被封在了原楚国的宛城一带，作为拥有楚系背景的秦公子，有他的封地坐镇自然能更有效地控制当地的郡县。

从以上的情况来看，战国时期郡县制与封君制并行的制度已经是十分成熟了，其中虽然无法避免封君叛乱的问题，当整体还是非常稳定的。但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秦帝国时期却将这种制度完全推翻了呢？

现在，我们需要把时间推回到公元前293年。

是年，秦军于伊阙大破韩魏联军。其后，即公元前290年，魏廷宣布将四百里河东之地割让给秦国——当然，魏国显然不会这么老实就把晋地真的割出去——秦魏双方就安邑乃至周边地区进行了至少长达20年的纠缠，直至秦相范雎上台以后才告一段落。

也就在秦魏两国在安邑纠缠的后期，秦廷内部突然出现了一批王氏重臣，代表人物为王稽、王龁、王陵、王翦，四人是否来自同一家族，又是否有血缘关系，则不得而知。不过，从已知的史料看，王氏与晋国颇有渊源，战国中期在魏国朝堂内也有一位重臣王错，《琅琊王氏》族谱认为王错为王翦之先祖，王氏和晋地确实有可能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在这里，我们不对王氏是否来自于河东望族做任何绝对化的推断。但我们必须要看到，安邑旁边本身有丰富的盐池，中条山地区也有丰富的铜矿，这两项资源在当时就等于是钱，而这些产业多少都会被当地望族以各种形式进行控制。在公元前286年，秦军攻下安邑之后，对当地进行了“出其人”的政策。在这里我们要设想一下，如果当时秦廷保留这些“人”的家族的财产，那么这些人在迁徙到其他地方时究竟会对当地的金融系统有多大冲击，如果迫害这些“人”的话，那么取代这些“人”的家族又是什么人。以上两点都是需要我们认真考虑的。

本人不就以上问题做过多讨论，只说明一点——无论当时真正的结果如何，河东所带来的风波及王氏重臣的强势崛起，都足以给秦廷重臣提供一个重要的信号：

新的征服地，所带来的利益很有可能远超过自己的想象。

接下来，整个秦廷的躁动也就没什么不好理解的了。

公元前266年，秦国执行“远交近攻”政策，即与魏国保持暧昧关系，再勒索楚国，宰割韩国，攻打赵国。

一直到公元前260年的长平之战和公元前258年的邯郸之战，秦廷的所有动向都和苏秦在齐国当间谍时期的举动高度吻合。

在这里，即使我们强行排除范雎是间谍的可能性，但也足以看出——当时秦廷的举动是疯狂而且近乎失控的。

打个岔，可能是受到电子游戏的影响，网络上讨论历史事件时，很多人总忽略——任何时期，特别在战争时期，政权从来都不是当权者绝对可控的——何况是在集权制度还相当不完善的战国时期。

至公元前255年，河东郡守王稽印通敌之嫌被诛杀，秦相范雎于同年卸任并逝世，据考古发现看被死因或许与王稽之死有一定关联。

其后，秦军向河东发动反攻，而魏国则吞并了秦国在东方的据点陶邑及与国卫国，双方最终以魏国“委国听令”而停战。

也就在秦昭襄王末期，楚系重臣又一次登上了历史的舞台。在当时，安国君之妻华阳夫人颇有权势，甚至她的政治影响力足够让其弟阳泉君在秦廷内部取得重要位置。尽管相关文献只是草率地讲华阳夫人的权势归结于“美貌”，不过从之后楚系重臣在秦廷的活动看，安国君对华阳夫人的宠爱应在一定程度上也来自于背后的政治力量。

另一方面，秦将蒙骜的政治轨迹也颇为有趣。他在魏冉执政时期登上历史舞台，在魏冉倒台后一度沉寂，后又在范雎一党陷入窘境时再度活跃，而后再度成为了秦廷最为器重的武将，他的起伏也和楚党的沉浮有着高度吻合。

公元前247年，秦王政继位。

公元前242年，秦将蒙骜攻魏，一度击穿魏国。

公元前241年，纵方联合攻秦，北路庞煖部一举击穿秦国的上党、河东、河西三郡，直抵咸阳东部的蕞；南路黄歇部击穿虎牢、雒阳地区（或伊阙地区）及曲沃防线，直抵函谷关。

在公元前242-241年的两年间，秦、赵、楚三方均创造出了不可思议的攻击半径。这一现象并非孤立，在春秋末期也曾出现齐庄公攻晋至曲沃、吴王阖闾攻楚至郢都，考虑到春秋末期及战国末期的社会生产力，当时的军队能骤然实现如此惊人的打击范围，显然存在地方政府的不作为甚至通敌，可见战国末期的列国也像春秋末期晋楚一般老迈不堪。

公元前246年，秦军平定了太原的叛乱，随后于某个时间节点将此地封给长信侯嫪毐。之所以作如此部署，应于嫪毐本人的政治背景有关——尽管嫪毐的出身不详，但其与帝太后的密切关系还是能带来赵系背景。

公元前239年，秦王政与赵系重臣之间应当爆发了某种激烈矛盾，长安君在攻赵时叛变降赵。

公元前238年，长信侯嫪毐发动武装叛乱，并一度攻入咸阳，最终为楚系重臣镇压。

公元前237年，另一位与帝太后关系密切的封君文信侯吕不韦被逼自杀。

从公元前246-237年的政治风波看，秦廷的封君甚至都没有昔日“四贵”那么老实。这一风波应当给秦王政的内心里造成了巨大的影响。

公元前233年，韩非入秦，表示出韩廷有投降的意向，其后被逼自杀。

公元前232年，秦军攻克邺邑，秦廷已然完成对赵都邯郸的包围。

公元前230年，秦灭六国战争正式开启。当时伐韩的将领官职为“内史”，属文官。而后韩廷正式宣布投降。

公元前226年，新郑叛乱，韩王安被此时牵连，遂被诛杀。

公元前225年，秦伐楚，楚系重臣昌平君与封地郢陈一带发动叛乱，致秦军攻楚功亏一篑。

从目前已知的情况看，昌平君叛乱的波及范围不只有楚地，还包含有魏地的南部地区。这一叛乱行为应当给了秦王政一个足够明确的信号：

秦国对三晋及燕地的征服，不只不被征服地上的民众看好，甚至都被秦国重臣及新占领地的地方官所看好。

公元前224年，秦王政几乎集结了自身能够动员到的一切兵力，派遣王翦讨伐楚国。经过一番艰难的持久战后，楚将项燕被击败，楚国于公元前223年覆灭。

公元前222年，秦军收服楚国各地，并于辽东摧毁燕国。

公元前221年，秦攻齐，齐廷投降。

同年，秦廷内部重开讨论是否在各地部署封君的问题，后以李斯为代表发言否决。

其中，李斯的发言明显有诡辩的性质：

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众，然後属疏远，相攻击如仇雠，诸侯更相诛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内赖陛下神灵一统，皆为郡县，诸子功臣以公赋税重赏赐之，甚足易制。天下无异意，则安宁之术也。置诸侯不便。

一者，西周的瓦解本身来自于中央力量的衰弱，并非诸侯之间的“后属疏远”；二者，战国以来的封君制度也和西周并不是一回事，两者完全没有可比性；三者，“皆为郡县”并不见得就能解决“周天子弗能禁止”，郡守叛乱通敌抑或不作为也并不罕见。

总之，相比于对西周末期的忧虑，秦廷直接否定封君部署计划还应该来自于昌平君叛乱带来的巨大影响。

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挥剑决浮云，诸侯尽西来。

然而，秦灭六国的伟大征服，无论看上去是何等的壮观伟大，都不被任何人看好。

此时，在秦宫之外，帝国的通缉犯被各地望族甚至地方官所包庇。在秦灭六国的3年之后，秦始皇在迅游到博浪沙时遭到伏击。而即使是如此极度恶性的政治事件，当时秦廷自御史系统及地方政府也没有十分认真的查办，主谋张良成功逃脱，并隐匿在下邳等待秦末大叛乱的开启。

至秦始皇末期，公子扶苏与秦始皇就一次政治清洗问题产生了激烈的矛盾。从之后陈胜冒扶苏之名自立楚王的举动看，公子扶苏显然拥有楚系背景。而当时秦廷就公子扶苏的处理方式居然是“发配”到另一位与楚系有着极深渊源的蒙氏部做监军，至于究竟是哪些重臣参与了其中的运作，而秦始皇本人意识究竟是主动而为还是被动而为，着实让人浮想联翩。

与此同时，秦廷疯狂地进行着大规模徭役，通过透支民力以创造更多丧失男丁的有产家庭，结合《魏奔命律》提供基层地主兼并土地的机会，再通过黔首自实田坐实土地兼并的结果，最终依靠焚书完成有博士官的家族对知识的绝对垄断和社会板结闭合。

讲到这里，一切也就到了尽头。

实际上，战国时期秦王的敌人并非只有敌国，官僚、士人、外戚、封君、公子、望族、豪强、巨商、门客，重臣变换着各类身份在中央及地方的染缸中剧烈搅动，他们从来都不是王权的绝对附属品，是而王权的利益共同体，也是王权的挑战者。

就像战国时期的纵与横，一旦共同的威胁解除，盟国之间就会立即兼并相伐。

诸侯国之间如此，君与臣、宗亲与外戚、中央与地方又何尝不是如此。

说到最后，进入了总结的部分。

在文中我们提到过，战国末期实际与春秋末期有十分相似之处，但两者又有很大的区别。

如果我们把视线放得更长一些的话，我们还能看到整个周朝近9个世纪的漫长岁月之中，西周、春秋、战国及秦代兼汉初，实际都是一个旧政治结构腐朽和新政权结构建立的循环过程。

先看西周时期，随着自周昭王以来一系列的失败，周廷逐渐失去了对外服诸侯及内部公卿的节制能力，至西周后期，诸侯失控，内部公卿侵吞周室产业以自肥，最终周室的秩序因中央上层的火并而彻底瓦解。

再看春秋时期，外服诸侯和私营自肥的采邑主逐渐坐大，在区域性地区形成了类似次级中央的政治实体，这种政治实体具有明显的临时性和邦联性质，即伯长（霸主）。不过，也随着称霸带来的战争及外交活动，一些卿大夫逐渐掌控了中央及地方的实权。

最后看战国及秦代汉初时期，由士人组成了新的官僚集团，随着纵横乃至间谍活动的泛滥，士人大量充斥在政治、外交、军事、阴谋领域各个方面，而未能跻身于官僚体系内的士人则以门客、吏、豪侠等身份进行活动。在这一阶段，人的社会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不取决于出身了，更多取决于自身及背后家族掌握有多少社会资源，包括有财力、知识、政治影响力、人脉资源、私人武装、社会号召力等。到了这个程度，旧贵族制度也就逐渐瓦解，而新的制度虽然初见轮廓，可又因为当时士人的高流动性无法定型。

也正因如此，在战国中期开始，列国官僚之间就呈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特点。在列国的朝堂内，一位重臣同时为多位君主效忠并不罕见（如张仪、田需、陈轸、乐毅、田单等），而这种风气必然会向地方蔓延，这样一来地方上出现“共侍二夫”也不是显得特别奇怪。举例来说，秦魏两国就安邑归属的莫名其妙切换，再比如齐楚莒地莫名其妙地易手事件，再比如列国在本国领土上给他国重臣割封地，都应当是这种社会风气带来的结果。

至战国后期，随着列国国家机器的进一步腐朽，中央对地方的约束力愈发下降，因而产生了有《魏奔命律》这一明显有拉拢基层地主倾向的政令。

再到战国末期，列国在趋于崩溃的情况下，列国官僚上下应当即不看好自身政治实体的延续，又不看好秦国对列国的征服。

具体来说：

韩公室应已经把自身的定位从“公室”降为了“士族”，在这种环境下，它开始以这种名义向秦廷提供各个领域的顶尖人才，比方水利领域的专家郑国、法家领域的专家韩非，在这种情况下，韩廷已经从独立的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转化，并恭候着秦国内史的接管。

齐公室则把自身的定位从“君王”降为了“豪强”，齐王建后期的表现与其说是“一国之君”倒不如说是一个超级大的大豪强，他的举动也并非国与国之间的外交，而是一个地方豪强通过合作抑或配合的方式向国家级的政治实体讨要一个封君之位。

魏公室相对来说比较有意思，从魏景愍王时期的表现看，魏廷俨然已经忘记了自身作为“国”的身份，它更像是把自己直接变成秦廷权力游戏中的一个玩家，在这场游戏中，它既没有出牌的机会也没有发牌的资格，但它却可以给帮这场游戏的各个玩家通牌、换牌和提供砝码。

赵公室的处境则比较凄惨，连续4代幼主导致了权臣的一次又一次膨胀，更兼间谍活动的破坏，到了这个时候，赵公室在政治领域上的象征意义应该大于实际意义。

以上四个家族本身都具有作为乱臣贼子的古老记忆，其中赵氏暂且忽略，韩氏、田氏可能在内心都多少存在有以“人臣”的身份等侯东山再起的意思，而魏氏可能意识到了自身的存在不太可能被秦廷所容忍，因而可能更希望在秦廷攻破大梁之前就崩溃，所以最终的动作自然会相对于前两者活动更多一些。

尽管战国末期楚国的动作没什么记录，但我们也可以明显看到——楚公室还是拿自己当“人君”的。

同样的，秦公室也只能把自己定位为“人君”。

横成则秦帝，纵合则楚王。

秦廷采用的方法是通过对外战争解决自身的内忧外患，而楚廷内部则在通过刺刀见红的火并尝试着重新整合朝堂。

双方应该都不看好彼此的未来，但显然也不会太乐观估计自身的未来。

在这种环境下，本身也被外籍重臣裹挟的燕公室，除了能策划一些刺杀行动以外，自然也不可能有什么作为了。

公元前222年，秦王政、楚王负刍、昌平君的厮杀最终结束，秦王政成为了这场生死角逐的唯一幸存者。

然而，幸存下来也仅仅是第一步。在天下士人暗怀鬼胎的惦记中，皇帝本身及他的子嗣可能都不太看好这个王朝的未来。

公元前221年，秦廷否定了执行了2个世纪以上的郡县制+封君制的混合制度。面对朝臣对咸阳方面能否辐射至远方的质疑，秦廷以李斯为代表进行发言，羞答答地只是指出了封君制的风险，却对实质性问题未能拿出解决方案。

公元前220年，秦始皇开始以巡游的形式建立流动朝廷，以替代昔日中央重臣抑或秦公子封国于边塞的巩固方式。

这种近乎掩耳盗铃的解决方案当然更不可能被任何人看好。

公元前210年，秦始皇逝世。

公元前209年，下层士人陈胜冒“秦公子扶苏”之名自立为楚王，其后又有一批士人自立为列王，魏氏、田氏、韩式也随之活动，赵氏也被魏籍士人拥立起来。

秦朝在东方的地方政府开始大面积倒向帝国的敌人，就像昔日六国的地方政府大面积倒向秦廷。

公元前207年，秦廷最高层重臣已经开始和帝国的敌人讨价还价，秦王室的处境已与昔日的赵公室无甚区别。

同年，秦王朝灭亡。

如果以秦王朝时期为标准，秦帝国的基业被乱臣贼子瓜分成了19份。

如果以秦惠文王时期为标准，秦国的江山被三位重臣和一位小吏瓜分成了4份。

前面我们提到过《战国史》中有关于秦国统一中国的4个因素。以上4种因素其实放在楚汉时期也是其实适用的。这是因为：

表面上看，秦末大叛乱源自于东方地区的分裂意向。但从本质上来说，东方的分裂意向本质上还是来自于脱离了封君制以后单纯郡县制的疲软，这一点并不和当时民众的同一意愿相违背。

确切来说：

地主和巨商固然希望存在国内的封国势力达到自身的某种政治诉求，但同时也希望统一的国家来创造通常的全国性市场和安定的农业生产条件。

这样一来，所谓的“项楚”在根本上也只不过是一个临时的权宜之计，接下来随之而来的兼并也就不可避免。

再之后，东方的割据势力逐渐演化成了汉代的同姓王，由此也就弥补了郡县制的局限及民众对统一的诉求。在这种情况下，汉王朝的统治自然会被天下士人所看好，至少在基础上为文景之治提供了条件。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再参照一下西周、春秋及秦汉时期的情况，核对战国时期及末期会有更加直观的认识。

推荐文章如下：

@徐成 周王朝灭亡前的局势是怎样的？具体灭亡的过程是怎样的？

个人读后感：

西周的分封制虽然形式上是“封建”，但在实际历史环境中则是在商代基础上的进一步集权。

@寒鲲 晋国有可能不分裂吗？

个人读后感：

集权并非绝对意义上的加强君主权力，更多时候则是要表现在加强君主支持者的权力。晋国在春秋时期的集权是加强外姓大臣的权力，一方面解决了宗室对君权的影响，但一方面也导致了卿大夫权力的上升。同理，战国时期的集权本质上也是官僚集团的权力上升，必然会导致士人及背后的地主阶级（望族、豪强、巨商等）社会地位攀升，最终导致王国失控。

（补充，我个人和韩鲲的观点存在一些出入，其中一部分为角度问题，看上去有出入但矛盾之处其实很有限，这一点认真阅读的朋友应该会发现。）

@谦卑骑士 谦卑骑士：“诸吕之乱”背后——吕后与汉初三方格局

个人观后感：

东周五个半世纪以上的大分裂，所带来的分离主义绝非一两次的军事征服就能终结。在汉初至文景之治期间，诸吕在其中确有明确的作用。

另外还有很多文章也会我提供过很大帮助。由于年底的时间确实不太充裕，这里不做一一列举了。

说起来，这篇文也是挤出来的时间写完的，由于撰写十分仓促，所以行文上确实不怎么流畅（当然，这也是我的文章的通病，估计不少朋友也习惯了）。十分感谢能够阅读完全文的朋友。

至于原文中，表现战国末期的齐、魏、赵、楚、秦形象的照片，因已知原因只能删去...我深表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