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争虎斗（菜鸡互啄？）的北洋军阀，为什么在北伐军面前不堪一击？ 第1页

抛开一战后对华武器禁运的影响，北洋军阀之间的战争烈度普遍很低。

几场数得着打得死去活来的战役，也是靠孙传芳这种小概率人物，或者是小张这种新军阀，或者是郭松龄、冯玉祥这种半只脚跨进国民革命系统的将领。

这就牵扯到，当军阀的基本要义是什么？

北洋军阀们个顶个都是存在主义大师。

打赢了，整编别人，当带头大哥装逼。

打输了，被人整编，继续喝兵血作孽。

打光了，租界寓公，老婆孩子热炕头。

大家可以查查看，二次直奉后，孙传芳打杨宇霆。基本都没啥亲儿子部队，南下的奉军比老北洋还烂，直接被五省联军飞龙骑脸。

所以发了疯才拼命打仗，卖个好价钱比啥都强啊。

相对于前线作战本身，糟糕的后勤系统、垃圾的协作精神，导致军阀部队的致死率一直相当感人。

龙争虎斗，收益最低啊，本钱都打没了，搞不好就被自家兄弟做掉了，还去干别人？

他们又不是国民革命系统，部队打光了，一动员招兵，又是红彤彤的一片。

你看看，张宗昌，二次直奉战争拉队伍的速度，简直就是垃圾回收站，但是不耽误做一方大佬，来钱快啊。

我主要从思维意识方面来谈谈个人对军阀的理解。

北洋军阀大多脱胎于袁世凯小站练兵时代的新建陆军，袁世凯又是李鸿章的老部下，换言之，北洋军阀是北洋军派生出来的产物，而北洋军又与淮军密不可分。亮剑中李云龙说一个部队常常受首任主官的意识导向很深，的确，北洋军受袁世凯的影响很深，袁世凯又跟随李鸿章多年，自认为就是李鸿章的传人。所以李鸿章和袁世凯的思想以及他们个人的行事风格往往在潜移默化中影响了军队。李鸿章出身进士，是曾国藩的学生，传统儒家思想浓厚，但与师父相比，他的经世致用之学的思想更为浓厚，极为看重一个人的经世致用之才，对个人操守品质等方面虽也看重，但看的远不如曾国藩重。袁世凯也是传统思想熏陶出来的人，骨子里是个旧时代的人，但这个人比李鸿章更看重经世致用之学，而且他本人又没有正统的科举底子。袁世凯有句名言是，乱滚的石头不长苔，流浪的汉子不招财，朽木架不起楼房，空话吓不死白狼。袁世凯对康有为和孙中山的那套理论极为反感，对具体的比如修路造桥盖工厂买设备购武器等极为重视，花多少钱都在所不惜。他的这套思想继承了李鸿章，并更加的发扬光大。而在军事领域里，袁世凯没有多少实战经验，在甲午战争中，也只是负责后勤事宜，并没有前线参战，所以他的军事实战能力不好说，但袁世凯看人用人和驾驭人的能力极强，而且长于练兵和搞军事教育，在李鸿章、荣禄和慈禧光绪去世后，论军政才能者，全国确实无人可出其右。孙文也曾经说过，论开拓进取的精神和理论方面，袁世凯自然不如他，但论维持现状和稳定情况来讲，他又不如袁世凯。这句话还是恰当的。

传统的湘淮军将领虽然实践经验丰富，但毕竟还是中国传统思维，所以那些对近代军事知识和战斗规律缺乏真正理解的军官们一旦面对实战的复杂情况，自然无法将训练的内容运用到战场之上，只能选择自己最熟悉的方式。“仍欲以剿击发抢旧法御劲敌”。所谓“西法练兵”也便因之而毫无价值。正如郑观应在甲午战后的批评：“虽中国亦仿西法练兵，计已十余年，而仍不能强者，因将帅非武备学堂出身，未谙韬略，又无胆识，惟延西人教习口号，步伐整齐、枪炮命中而已。不知此特兵法之绪余也。” 盛宣怀在甲午战后也上书李鸿章，写道：“中国近来各营何尝不学德操，然号令、步伐仅为美观，以故一经战阵，毫无用处。”其实早在19世纪80年代初，李凤苞在翻译欧洲战术著作之后深有感触地指出:“咸同以来，各省练军竞尚西国操法，习其分合进退，颇能步伐整齐，而间或能用己意，多设旗帜，甚至杜撰阵势，渐至徒饰观瞻。”

李鸿章在经世致用方面远胜于曾国藩和左宗棠，但他太强调经世致用了，忽略了精神层面的主义思想建设，以致于后来淮系和北洋越来越缺乏号召力和凝聚力。保守派清流派攻击李鸿章以利误国，其实也反映出传统士大夫对李鸿章重功利、轻道义之作派发自内心的嫌恶。在这个问题上，缺乏足够义理修为的李鸿章明显不及湘军诸帅远见卓识。当时有人评论道：“北洋官场风气之坏，鸿章不能无责。盖察吏用人，渐重华饰，国藩贞朴之风稍替矣。……师门衣钵，于兹有愧。袁世凯、杨士骧，继督幾辅，踵事增华，北洋官场风气，曰趋浮靡，皆号为宗法鸿章焉。”民国时亦有人曾评论李鸿章之功罪：“盖自曾左胡沈皆尚气节，重廉洁，而李文忠之在北洋，不免招权纳贿，植党营私，故北洋风气最坏。即今日之军阀，仍是当日余孽，此曾文正公所谓始乎微终乎巨者也。……每进便捷肆应之才，而點厚重沈默之士。不知便捷肆应之才，其所成就之事有裨于一时一地者甚小，而點厚重沈默之士，其转移视听，使人心风俗日坏，而阴以为祸家国者甚大。民国成立以来，聪明机警强干精细者皆不乏人，而不旋鐘败亡随之者。此孟子所谓‘盆成括，小有才，未闻君子之大道，则足以杀其躯’者也。……李文忠因方寸之地不能营澈，故所用之人，但初求其能治事，继则并其不能治事者而亦用之。……今之所以径碌不止于此者，非与已死之李文忠为难，乃因李氏之道(以为天下事皆可以智、力、财三者得之)传之袁项城，专用能治事之人，又为历年大吏之所标榜，其结果亦以方寸未能营澈，并其不能治事者而亦用之，……能得事者又皆‘小有才未闻大道足以杀其躯’，此天下洶洶所以永无宁日也。诚以甲午之罪蔽之李文忠，即治事之才亦因其终于偾事而不兴之。”

李鸿章对袁世凯的栽培远胜于曾国藩对李鸿章的栽培，而袁世凯在实用主义方面更是远胜于李鸿章，所以袁世凯也更加易于作出彻底的变通，可以毫无感情或者观念上的窒碍而抛弃已经失去价值的人与物，并接受任何具有实际利益的东西。袁世凯学问修为几无根底，但以实务成功名的愿望极强，再加上环境的塑造、危机日迫的触动以及早年经历的影响，使他对于近代西方军事这一最实用领域的关注和接受程度，比诸李鸿章还要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是他比李氏在西法练兵上走的更远、更彻底的关键所在。加之其处事果敢精明，工于权术，利禄与铁腕同施，因而颇能得人用事，小站练兵之有所成效也就不难想见。从《新建陆军兵略录存》和《训练操法详晰图说》这两本小站练兵的指导性文献中经常可以发现，袁世凯等练兵主导者对近代军事问题已经提出了不少颇有见地的看法。例如其强调发扬火力、对冲锋持谨慎态度，尤其反对防御时轻易脱离有利阵地与敌对冲。这就要比日俄战争中的日俄军一味强调刺刀决胜的观念更符合近代战术的发展趋势。又如对于炮兵战法，指出火力须“全力专向一处”，但“炮队聚击，非谓群聚一处始得聚击。盖聚击时虽专击一处，而炮位仍须散列”。此即现代火力运用中“火器分散配置，火力集中使用”的原则。这些观点都说明，新建陆军的将领对近代战术均有相当程度的研究。所以，该军在军官的专业化方面绝对为传统营伍所难以比拟。这就决定了新建陆军的战术训练，必然不会再如以往是一种凭空杜撰阵式的摆演，而是以近代战术规律为指导、以实战需要为目标，“平日之练法即临阵之机宜，以战法为练法”。从各种集结、战斗队形就可以看到，新建陆军已经完全摒弃了旧式行伍偏好的那种奇特、花哨但毫不实用的阵式、阵法，而是以近代武器的性能、特点以及具体的战场环境来选择适应的战斗方式，注重的是其易于展开、易于转换和易于机动之类的实战功能。此种细节及其背后军事思维观念的改弦更张，方为新建陆军所获得的最核心的进步，亦为其对近代中国军队最重要的导向作用。不过，新建陆军虽然在军事领域取得了实质性的变革，但于精神方面却留下了严重的隐患。

这样比较下来说，如果说淮军是一匹劣马，那么至少它还能被驾驭，而新建陆军虽是良驹，却很有可能成为脱缰的野马，横冲直撞。最后北洋军虽然成功取代了清帝国，而也演变成了民国的军阀混战。民国的那些北洋军阀们，无论是袁世凯嫡传的冯国璋段祺瑞，以及后起的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还有冯玉祥，都受到了袁世凯的思维影响，他们是典型的实用主义者，重功利轻道义，虽然技战术方面可圈可点，但是他们的思维以及完全与时代脱节了。他们是用新式装备技术武装起来的旧思维的人。这些军阀集团在创业阶段都敢打敢拼，不顾生死，手下的人也多是生死之交的弟兄们或者是亲朋故旧，故而开始阶段凝聚力很强。但这些人的目的就是传统的观念，为了升官发财，为了光宗耀祖，在得到这些荣誉和实际性的东西后，就变的因循守旧，主要是是思维上的守旧，而思维上的守旧，凝聚力的消失，加上本身内部矛盾的复杂化，所以军队的战斗力便大幅度的下降。比较而言，也客观的来说，黄埔军校虽然说是军事和政治教育并重，但是在黄埔的前几期，更强调的是政治教育，简单说就是思维意识形态的教育。一支有理想信念的军队打起仗来往往要比传统的靠升官发财而凝聚人心的军队打仗更靠谱，也更加可怕。其实北伐战争时候，双方的基干军事力量和高级人才大都还是北洋培养出来的，不论是保定军校还是讲武堂，或者说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都是源出于北洋时代。但是革命军的思维和政治理念比北洋军阀更先进，更能凝聚人心，所以北洋军阀的失败是迟早的。客观的说，保定军校培养出来了一批优秀的人才，北洋军和国军的许多高级将领都是保定军校毕业，保定生的基本军事理论和技战术素养要远强于黄埔的前几期毕业生。保定军校在成立时候起，就十分注重军事基础教育，引入德日先进的教学理念和设备，并把留日毕业的士官生也招揽过去了，所以军事基础教育底子是好的。保定军校的理念是吸收了中国传统和德日陆军的理念，十分强调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军人不过问政治为荣。德国和日本的理念也与之类似，但是德国日本都已经是宪政国家了，虽然强调这些，但军队始终是国家的，虽然也有派系派阀，但是中国当时并没有走向宪政，传统报恩思维浓厚，又强调军人的服从思维，所以北洋军培养出来的人往往都成为了一个人或一个集团的军队，最终形成了军阀。

军阀，教科书上常有新旧军阀一说。北洋军是旧军阀，国民党北伐成功后涌现出来的几个大小军事集团就成了新军阀，他们与旧军阀的最大不同是他们的思维理念有先进性，有一定的革命性，有家国天下情怀。但把他们又叫做军阀就是说他们自身还保留有一定的传统思维，地域主义和只服从一个人的命令与传统的旧军阀又没什么区别。蒋介石的中央军享有特权，凡是黄埔生为主体构建的黄埔将领集团自视为天子门生，目空一切，只服从他们的校长蒋介石的命令。阎锡山的晋绥军及后来分化出来的傅作义部，也只服从于阎锡山和傅作义，地盘以山西绥远为主。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是桂军当之无愧的绝对的领袖，桂军除了这两个人，任何人都难调动。冯玉祥的西北军后来瓦解，宋哲元继承了衣钵，宋哲元对冯玉祥的个人感情十分浓厚，他把手中的军队看的非常重，始终把冯玉祥视为自己的老长官。张学良的东北军，张学良是绝对的权威，张学良被软禁后，东北军再无权威，便树倒猢狲散，被中央军所分割消化。至于川军最大的两派刘湘刘文辉集团，也是只听一个人的，刘湘死后，刘湘集团的不少倒向了蒋介石，刘文辉集团始终占据川西，与老蒋不和。

中国近代遍地军阀，与首任者的思维有关，与各种必然偶然的因素有关，但归根结底还是当时中国的国情所致。近代中国虽未如古代那样分裂，但也没有实际上的统一，是一种形式统一下的割据状态。这与中国传统是小农经济地缘特色有关，同时又有帝国主义各自支持一派有关，中外因的合力因素使得近代中国军阀遍布，只是思维理念的新旧不同而已。随着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失败和中国的逐步走向统一，孕育军阀的土壤也就不存在了，自然也就不会有军阀了。

除了思维意识形态方面，军队的战斗力还与其他许多因素有关。自古道兵在精而不在多。北洋军当年小站练兵时候，招兵的要求是极其严格的。直到辛亥年和二次革命时候，北洋军的总量并不多，人员方面的质量还是比较有保障的。故而在清末两次秋操、辛亥武汉前线的作战和二次革命的赣宁之役中，北洋军都表现出绝对的优势的很强的战斗力。而自赣宁之役后，随着北洋政府地盘的扩大，需要大量的军队镇守，军队开始大量扩编，人员虽然增多了，但质量开始严重下降。除了几支老资格的北洋精锐师旅外，大部分的北洋军只是个空架子而已，数量不够质量更不用说了。而北伐军虽然人数不多，但质量方面较有保障。

此外北洋军的内乱也给了北伐军以可乘之机。袁世凯之后北洋军已经群龙无首，枭雄遍地但无人可以压制。不过从1916-1920北洋的矛盾尚停留在政见方面，而1920的直皖战争首开北洋内部武力解决政见不同的先河，北洋军内部从此开始了武力大混战的局面。直皖战争使得北洋嫡系部队遭到了严重损失。此后两次直奉战争、淞沪战争等作战，使得北洋军的老牌精锐部队都元气大伤，再难以复振。而在北伐战争前夕，直奉国民军大战，更是使得北洋军仅有的残存的精锐部队也被拼光了元气，北洋军已经很难找到几支能打硬仗的部队了。之后的北伐战争中，即便是吴佩孚最信赖的，号称是北洋军中战斗力最强的第三师在与北伐军的作战中也是一路兵败如山倒。

旧中国是一个没有完整工业体系的国家，而军队作战是要靠源源不断的武器来供给的。当时的中国像样的兵工厂屈指可数，但一年所能生产的军火是有限的，而北洋军各派系的武装却动不动都以六位数来计算。换言之军火是供不应求。可自1919年开始，列强就已经开始了对华军火禁运，为期长达十年。虽然期间有不少军火商向军阀出售武器，但无论是武器的数量还是质量都难以满足军阀庞大武装的需要，尤其是重武器。而北伐军方面，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不过北伐军人数较少，加上苏俄援助了一批装备，使得这方面的问题尚可以接受。而在北伐军攻占两湖后，因为获得了规模较大的汉阳兵工厂，武器的问题得到了很大的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