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孔子这个人？ 第1页

一提孔子，就不能不提“克己复礼”，就不能不提“礼崩乐坏”。

这是孔子对当时社会形势的基本判断，也是他人生努力的基本出发点。

古人说“吕端大事不糊涂”。孔子恰恰相反。孔子小事不糊涂，大事糊涂。

什么叫礼崩乐坏？

字面意思就是周朝礼乐体系崩溃。

那什么是周朝礼乐？

周朝礼乐就是周朝建立时确立起来的一套统治体系。

周朝定鼎中原的时候，中华各地还是邦国林立的状态。虽然已经有商朝整合，但是整合深度并不高，甚至有过“诸侯莫朝八十年”的历史。周朝建立后，分封诸侯，建立严格的封建制。各地诸侯必须按照周天子规定的政治制度礼仪规定开展政治活动。诸侯国的重要职务，由于周天子任命。我们比较熟悉的是以嫡长子继承制为核心的、周天子认定诸侯国君合法性的政治制度，其实还有诸侯国相等要职需要周天子决定的政治制度。总的来说就是，华夏各地必须以周朝统一模板进行政治建设。

这是一个居功至伟的统一行为。

我们常说秦始皇统一中国，其实秦始皇的统一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此前战国竞争的结果。战国七雄的兼并战争，则是春秋争霸战争的新发展阶段。那么春秋争霸战争又是怎么来的呢？这又是西周时代诸侯发展的历史结果。东方诸侯的实力越来越强大，文明越来越发达，无论军事还是政治都已经不是当时散布在西、北各处的游牧部落可以战胜的。

这是当时最基本的社会发展形势。

在孔子的时代，已经是春秋末期了。他已经可以明白当时社会发展的基本趋势了，但是他不明白，还搞反了。

不讲社会发展趋势，而仅从表面上的政治斗争来讲，形势其实也是很清楚的。

西周在政治和军事上充分利用西戎和东方诸侯的矛盾。既利用西戎的力量对关东进行统治，又利用东方诸侯对抗西戎的入侵。最后周幽王玩脱了，东方诸侯借此机会干掉了西周，将周王室挟持到了洛阳。在这个政治转变的过程中，新建立了一个郑国，作为周王室的执政诸侯。郑国一方面与西戎联姻，一方面又与东方积极发展。最终反过来与周王室爆发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周郑政治军事联盟的破灭，以及周王室西迁时新建的秦国与西戎持续不间断的反击战，最终使得周王朝失去了在西戎与中夏之间左右平衡的地位。

所以无论是社会发展的底层逻辑，还是政治斗争的肤浅表现，两个层面上，周王朝这个礼乐都崩坏得很合理，而且没有重建的可能。

在当时社会发展日益前进的情况下，统一程度日益加强的历史趋势下，旧礼乐的崩溃意味着新礼乐的诞生。这和社会分裂、衰亡时期的礼乐变乱是不同的。

但是孔子就是在这样最宏观也最基础的历史趋势问题上走上了与堂皇大道背道而驰的邪路。

孔子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

礼乐不兴的前提是事不成，孔子的这个认识是正确的。但是孔子将事不成的根源，错误归结为“名不正言不顺”。这就说明他过分拘泥于做事的技巧，浮于表面。

名正言顺，是动员舆论、开展斗争的技巧，并不是斗争的核心本质。技巧可以提高斗争的成功率，甚至可以将毫无道理的事情办得好像理直气壮。比如说我们在一些讨债的事情中可以看到，欠债的人理直气壮地说自己把钱花光了，把债主气得半死。还有的倒打一耙，说债主背着他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不还账天经地义，用这样荒谬的理论把没有做过对不起他的事情、就是做了也跟这没什么关系、毫无心理准备的债主震得瞠目结舌。甭管有理没理，这些人反正以理直气壮的态度给出了理由，就好像真的能够解释了事情。

儒生们学孔孟之道，学出来的直接成果，就是“儒以文乱法”。原因就是因为孔子这个祖师爷就把事情搞错了。

孔子浮于表面，错误地将做事的技巧当成了做事的本质。

那种专门给小资产阶级情调的“文艺小青年儿”喝的心灵鸡汤里，常有这么一句话：“自信的女人是最有魅力的。”但是与此同时他们中间冒出来一批又一批听到洋人两个字就会出现腰带自然下垂症状的奇葩，甚至还有人专门组织一群人给来华洋人准备“短期伴侣”。那么他们的自信这个时候到哪里去了？他们实际上并不真的找到了自信。他们只是盲目自信！所以在现实中，“盲目自信也是自信。盲目自信的女人看起来也是很有魅力的”。只不过在大家眼中，他们是彻底的愚蠢。

这些儒生也是一样的。从他们的祖师爷开始，他们就信奉“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这一套，于是他们养成了“盲目名正言顺”的习惯。前面已经受过很多老赖的玩法。其实类似的情况在儒家历史上是很多的。儒家里面固然有很多蠢得透亮的书呆子，但是也有特别多的老赖。比如说袁崇焕给蒙古部落卖粮食的时候，他就给自己找了个理由，说这样可以拉拢蒙古部落。当时蒙古部落和后金都遭受了大灾，粮食都极度紧缺。明朝自己也没好过，也是经济紧张，一直在透支财政。但是，明朝以举国之力供养辽东明军还是可以的。于是袁崇焕在明朝朝廷严令禁止向明金中间地带的蒙古部落输送粮食的情况下，逆着圣旨把明朝百姓节衣缩食才拿出来的粮食交给了蒙古部落。然后这些粮食极大缓解了后金、蒙古地带的粮食危机。袁崇焕又不是弱智，他难道不知道向邻近敌人的中立地带贩卖物资是在干什么吗？他当然知道，这只不过是找个理由罢了。后来他在明朝严令进攻的情况下，竟然做出了选拔数百死士去进攻清军坚固设防的大营，自己一个援兵也不发，做在营帐里写报告，写那么一些“今已深入未卜存亡”的话。这个时候他也给自己找了理由，是所谓学隋朝杨素“用寡法”。他难道不知道，杨素的“用寡法”是选拔数百死士做前锋冲锋、自己带着主力大军跟进吗？他这就是故意借刀杀人，专门让敢于为国而战的勇士去死，专门将明军里面的忠臣义士挑出来杀！明朝后来处决袁崇焕时，将他的行为总结为“专恃欺隐”，其实就是说他“耍无赖”。什么叫专恃欺隐呢？不就是什么事儿都找出个理由，理直气壮地说出来，说得他自己都信了吗？历史上岂止是袁崇焕做这样的事情呢？抗战时期日本后勤商人向八路军走私各类物资的时候，他们难道不知道什么人才有这样大的手笔买卖这么多的物资吗？他们看着络绎不绝的漫长车队运送着大批物资向着抗日根据地的方向前进是在干什么吗？但是他们只要说一声不知道，日本军方就只能用罚款、下不为例这样的处罚糊弄过去了事。甚至日本军方难道就不知道这是在资助八路军吗？所谓“名正言顺”，他们只要在面子上说得过去，就行了。

那他们这样只求面子上过得去，图的又是什么呢？

真金白银。

明信王崇祯皇帝朱由检曾经问，为什么大臣们总是讲“情面”，到底这个“情面”是什么？大臣也很尴尬，说“情面”就是“面情”。最后还是没搞清楚。其实就“情面”了，那不就是没有“情中”吗？中外表里，就是个对对子的事儿。

朱由检是个读书读傻了的，对于别人总结好的概念理解得挺快，给他基本素材，他就抓不住关键了。

事情的根源，就人类社会来说，还是为了满足人类的需求。而事情的本质，是人们之间为了各自利益或者自己认识到的获取利益的必要因素，所开展的各种分配调整工作。实力对比、办理技巧决定了事情的成败。简言之，就是形势决定事情。

周王朝衰落了，直接原因就是此消彼长，中夏盛于西戎。周王室既失和于西戎，又失威于中夏，不得不弱。在这个时候，孔子不讲富国强兵，不去重建威凌天下恩威并施的政治格局，反而一味去讲什么礼乐，这是皮毛啊。他自己执政的时候，搞什么堕三都，最终怎么失败的？鲁定公带兵去攻城，没打下来，被迫放弃。说到底，还不是因为打不过？孔子这个计策看起来是很高明的，比如说他欺骗三桓，说家臣实力太强，通过堕三都来削弱家臣实力。三桓相信这个说法，开始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但是这种计策只是阴谋。最后孟孙氏的家臣坚决抵抗，三桓反过来不再支持孔子。最终战争失败。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孔子这不是名正言顺吗？怎么就事不成了呢？

就连孔子的势力日益兴盛，也是因为形势。孔子在当时的面目，就如同今天欧洲的所谓“中右”势力。这个势力在社会上具有一定经济地位，与不同阶层之间都有一定交集。因此也最有妥协性，能够勉强得到各方认同。所以孔子崛起。他就是个中右势力头子。但是他心里没数。这又体现了他们整个阶层摇摆不定和脱离实际。

孔子在认识世界这个工作的基本层面上，流于肤浅。

稍有眼光的人都能够看出来孔子的问题，不需要多么高深的知识。

我们经历过鸦片战争以来百余年的历史斗争，经历过晚清民国“礼崩乐坏”的历史，知道所谓礼崩乐坏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所谓礼崩乐坏，在历史发展向上的阶段中，就是新兴礼乐正在取代老旧礼乐的表现。

换句话说：

孔子在制礼作乐的年代，与时代的要求背道而驰，只顾着哀叹礼崩乐坏。

这甚至不需要用马列主义的观念去想问题，孔子只要稍微务实一点，也能够看出这个问题。毕竟，在他之前，无论是他盛赞的子产，还是他憎恨的晋国，都先后做了铸刑书、铸刑鼎的事情。制礼作乐的时代不是正在到来的问题，而是已经到来了。

想事做事不从实际出发，一心一意在表面现象上打转转，迂阔不切实际，这是孔子的死穴。

要是家族产业庞大，老爷子给你们家族留下了丰厚的遗产，主要工作就是窝里斗、搞内讧，那倒是可以好好学学孔孟之道。但是要想做点事情，发家致富也好，干事创业也好，孔孟之道就还是算了吧。

就连儒家最后一个圣人曾国藩，人家除了欺负女婿的时候讲讲孔孟之道，最后还把自己的女儿都整得家庭不幸，啥好事儿都没干成，到了镇压农民起义的时候，那可是不分良贱一体杀绝的。都说外儒内法，可是人家法家杀人，也得找个罪名吧？这种不分良贱通通杀光卖光的行为，前有曾国藩，后有蒋介石。有一个算一个，都是反人类。

巧了，曾国藩这个人能够迅速升官发财，就是因为他是当时臭名昭著的、结党营私的穆彰阿一党的骨干分子。而蒋介石升官发财的诀窍，一是走亲戚，二是娶老婆。

在曾国藩蒋介石之前一千多年以前，刘秀也是靠着娶老婆起家做了皇帝。

裙带关系是儒家崛起的窍门啊。

就是孔子自己，也对颜回说，颜回要是有钱，他就给他做家宰。

这种人，天生的贱命。

1.

公元前479年，孔子病卒，终年七十三岁。

同时代的印度，释迦牟尼正坐在菩提树下喃喃低语；几百年后的耶路撒冷，约瑟细心的将耶稣埋葬在了磐石堆砌的坟墓里。

是的，孔子有着宗教人物应有的特征。他有弟子，他四处传播自己的思想，在他死后，后人将他捧上了神坛，正如佛祖和基督一样。

但是，“子不语怪力乱神”，是孔子与宗教人士全然不同的本质。也正因为这一点不同，所以，孔子是人，而非神。

这一点非常值得庆幸。

2.

孔子的晚年，很孤独。

颜回去世那年，孔子七十一岁。白发人送黑发人，孔子很伤心。他说：噫！这是老天要我的命！这是老天要我的命呀！

可第二年，子路也死了。

孔子悲痛欲绝。他痛哭流涕的说道：噫！这是天要绝我啊！

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而对孔子来说，他的人生恐怕百分之百都是不满意。在他的一生中，理想从没有实现过，欲望从没有满足过，他向往的那个天下，也从来都没有再次出现过。

甚至，到了晚年，他连周公都梦不到了。

所以，有一天，孔子忽然莫名其妙的说了一句：我再没什么想要说的话了！

子贡在旁边吓了一跳。他怯生生的回道：先生不讲话了，我们要传述什么啊？

孔子说道：老天说了什么吗？四季不还是照样运行，万物不还是照样生长。老天说了什么吗？！

可以说，晚年的孔子，任性，撒泼，无理取闹，偶尔还不想理人。这还真是印证了那句话——老小孩，老小孩，越老越小孩。

不过，彼时孔子内心深处的绝望，以及由此带来的伤痛，恐怕只有他自己能够体会。

3.

孔子从不虚伪。对做官，他有着十分强烈的欲望。比如子贡曾问过他：我有一块美玉，是应该把他藏到盒子里呢，还是找人估价卖了呢？

显然，这是一段富含深刻哲理的话，而不可能是子贡真的有一块玉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对这样的问题，孔子是这么回答的：

卖了吧！卖了吧！我现在也正等着人来买我呢！

可虽这么说，孔子却一辈子都没遇到“善贾”之人——按现在的话讲，就是没遇到伯乐。越得不到，越想得到，但问题是孔子做官，还要有原则，比如他就曾说过“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意思就很明白：政治清明，就出来做官；若天下大乱，还不如隐去的好。

这就很有些意思。

不过到此还没完，后面，孔子又跟了一句话：“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

这意思也很明白——清平盛世，你还是个穷人，可耻；昏庸乱世，你却飞黄腾达，也可耻！

有人据此下定论说，孔子这人，就是个贪慕虚荣的腐儒。难道做官不是应该心系天下，以民为己任吗？一个人做了官，却还要荣华富贵，这对吗？

事实上，这个问题决不能这么看。通过这段话，孔子想要传递的其实只有一个观点：君子立身。

国家政治清明，你出来做官，通过正常手段获得财富，这叫“取之有道”；

可国家政治黑暗，你仍然出来做官，而且还不想着拨乱反正，却“富且贵焉”，这就是可耻。

可以说，“君子立身”这个观点，贯穿了孔子的一生。在他看来，君子必须有所为有所不为。比如陈亢就曾问孔子的儿子

说：老先生一定给你开过小灶吧？

回答：并没有。

只不过，有一次父亲站在庭院里，我从他身边经过，他叫住我说“学诗了吗？”，我说没有，他说“不学诗，无以言”；

还有一次，我仍然从他身边经过，他叫住我说“学礼了吗？”，我答，还没有，他又说“不学礼，无以立”。

就这样。

陈亢听完十分激动。他说，我学到了三点，第一，君子要懂诗；第二，君子要懂礼；第三，君子要远离自己的儿子。

孔子是不是真的这样想呢？无从得知。不过，公元前五百年的孔子确实把“诗书礼乐”这类事情看的很重。那个时代的所谓“君子”，其实指的是士，在春秋战国时期，士是最低等的贵族。孔子认为，既然是贵族，那么就必须掌握“六艺”，既“礼、乐、射、御、书、数”。如果连这个都不会，那就是贱民，是“小人”。

所以，当他的学生樊迟想要学习种田时，孔子冷冰冰的回答道：“种田这事我不如老农。”而在樊迟走后，孔子便破口大骂：“所谓小人，指的就是樊迟这种人！”

这是孔子和他那个时代的局限性，几千年后的我们当然不该这么看。

4.

上面说过，孔子从不虚伪。这是一个优点。也正是因为这个优点，才诞生了完全迥异于于道家、墨家的儒家思想。

道家思想，要求信徒清心寡欲；墨家思想更极端，以清苦穷困为乐，要求弟子禁欲。

但孔子不回避自己的欲望，在《论语.里仁》里，他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这段话简单翻译一下就是：

富贵人人都想要，但要取之有道；贫穷人人都讨厌，但摆脱贫穷该走正道，否则就宁可贫穷下去。

所以说，孔子是个性情中人，他想要什么，就坦然相告，从不避讳或刻意压抑。比如，公元前501年，鲁国的公山弗扰谋反，就跑来招聘孔子去给他当官，孔子则欣然表示愿意前往。

可问题是，孔子不是说过“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吗，鲁国这都犯上作乱了，怎么他还要跑去做官呢，这不是前后矛盾吗？

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当时就有人公开表示反对，这个人就是子路。

子路这个人，性子急，脾气暴，说话直来直去，是个犟牛。也因此，他经常能把自己的老师气的直跳脚。在听说孔子决定仕官之后，他就跑出来，阴阳怪气的说：没有地方去就不去呗，为什么非要去公山那里做官呢？

孔子回答：他们招聘我，难道不给点条件吗？只要他们肯用我，我就一定把那个地方变成东周！

从语气就能看出来，孔子这是急眼了。但即便是气话也露出了一点端倪：对孔子来说，实施政治理想最重要。

孔子的政治理想是什么？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他想在这个礼坏乐崩的时代里，恢复周朝旧礼，重建和谐社会。

所以，当公元前490年又有叛军来招募时，孔子心平气和的对不满的子路解释说：真正坚固的东西，不会被磨薄；真正洁白的东西，不会被染黑；难道我只能像个葫芦一样挂在墙上，中看不中吃吗？

孔子看中的，是实践的机会。推行政治主张也好，实现社会理想也好，都需要掌握权力，才能真正实现。如果不能把这套思想真正用于社会，那孔子就只是一名公元前的普通的老师而已。

那么问题来了：孔子的政治构想，究竟是什么？

5.

唉，我感冒了，迷迷糊糊的，本来接下来想谈谈周礼，以及孔子思想中最重要的“正名”，也不想写了……

诸位自己搜搜资料吧。

谢邀。

在《哲学史讲演录》中，黑格尔曾这样评价孔子的学说：

我们看到孔子和他的弟子们的谈话，里面所讲的是一种常识道德，这种常识道德我们在哪里都找得到，在哪一个民族里都找得到，可能还要好些，这是毫无出色之处的东西。 孔子只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在他那里思辨的哲学是一点也没有的——至于一些善良的、老练的、道德的教训，从里面我们不能获得什么特殊的东西。”

孔子在我看来只是为帝王服务的学者，主席把他打倒是没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