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大革命为什么越来越激进？ 第1页

这是一个螺旋通道，从最美好的理想走向狂暴杀戮的过程。

总的来说，一场成功的革命，首先必须爆发在城市，这是因为：

1，城市人口密度大，可以轻易召集出足够的造反人力；

2，城市一般商业和交通中心，辐射范围大，如果是首都的话，还是政治中心，一旦爆发革命更是会让局面一发不可收拾；

3，城市的财富悬殊，聚集了大量受过一定教育却极其贫困的人口，相比于习惯于宗教和逆来顺受的农民，这些人的不满是革命的源动力；

4，统治阶级内部的反对派，同样倾向于利用以上的种种特点，来向统治阶级的当权派进攻，完成自己的政治目的（但经常玩脱了）；

再来看看当时的法国，正是实践了以上几点的完美版本：

1，当时法国确实陷入到了深刻的危机当中，政府财政濒临破产，国王在现有体制内尝试了多种办法却解决不了危机，反而危机越发深重，内克直接说不搞改革我们马上就完蛋了，在这种情况下，民怨已经沸腾，革命的土壤已经形成了。

在大革命之前，巴黎到处都有人散发各种煽动革命的小册子，号召起来推翻王朝。这不仅仅说明“民怨沸腾”这个谁都看得出来的简单事实，更说明一个隐含的危机：受过一定教育的城市贫民阶层已经准备造反了。

煽动性的政治宣传是针对他们的，外省的农民既分散又无力，他们根本就看不懂小册子，也根本就没有那么多煽动家去找他们煽动革命，他们只能被动地卷入到潮流当中。

2，经过波旁王朝二百多年的发展，巴黎已经成为了法国当之无愧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等的中心，无论是东北地区的里尔还是东南方向的里昂，就体量来说，都无法与之抗衡，这就意味着巴黎一旦动乱，那么王朝就会陷入到惊人的动荡当中。

更糟糕的是，国王朝廷在几十公里外的凡尔赛，在当时没有电报、铁路等等现代设施的情况下，这就意味着王朝对巴黎的控制是并不严密的，在巴黎发生动乱的时候，无法第一时间做出反应。

3，统治阶级内部同样有着激烈的斗争，政治危机已经让王朝开始丧失机能。

1789年时，谁是统治阶级？以古老的封建眼光来看，只有第一等级和第二等级（教士以及贵族）才算，第三等级的精英们同样也是这么认为的，他们觉得自己的政治权利受限，被一群无能之辈骑在头上，需要改变，这些人是1789年三级会议当中向国王逼宫的主力军。

但就力量来说，第三等级内部同样也有分化，巨商、官员、律师等等群体，同样也在社会当中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以及莫大的号召力（只是这个事实并没有被当时的社会所承认罢了）。

大革命的危险就在这里：一群实际上拥有了统治权力的人并没有被社会承认为统治阶级，他们天然地就会倾向于推翻这个“不合理”的社会架构，而他们恰好就拥有这个能力以及号召力，只需要一个契机。

而在“古老的统治阶级”，也就是贵族和教士里面，同样有着对现状非常不满的人群：一群是有启蒙主义理想、同情下层、希望改造社会的贵族（比如拉法耶特、米拉波等人）；一群是野心家，希望把事情搞得越大越好，最好推翻王权，以奥尔良公爵为首（奥尔良公爵在巴黎的宅邸罗亚尔宫，一度就是革命煽动中心）。

就这样，一部分“实际上已经成为统治阶级但不被承认的人”，以及一部分“统治阶级内但对现状极为不满的人”，这两部分结合起来，引导了最初的革命。

“法国大革命”实际上有两次革命，一次是1789年的，是纸上的革命，是理想的革命；一次是1792年和93年的庶民革命，是刀枪的革命，是血腥的革命。这两次革命被混为一谈，完全就是为了叙事方便，但是实际上两次革命虽然承上启下，但截然不同。

1789年，统治危机已经深重到了无法靠现有体制解决的地步，于是路易十六国王召开三级会议，一开始第三等级的代表们聚集在凡尔赛，上面说的两部分人恰好就结合了起来，然后开始煽动巴黎贫民阶层，逼迫国王让步。

注意，直到这个时候，他们的诉求也是“国王让步”，而不是推翻旧制度的一切，他们中的很多人本来就脱胎于旧制度，不可能想要把一切都推翻干净。

在激烈的政治纷争当中，国王犹豫不决，他自己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直到最后他决定不再容忍所有对他权威的冒犯，于是试图关闭会场，然而这时候大势已成，统治阶级的内部斗争表面化，于是第三等级的代表们自行开会，并且吸纳了一部分第一、第二等级的先锋分子，一起向国王逼宫。

在这种斗争气氛下，7月14日的革命也是不可避免的，即使不在这一天攻打巴士底狱，也会在另外某一天攻打其他地方，重要的不是攻打了哪里，而是——国王和王朝失去了对巴黎的控制。

从失去对巴黎控制开始，路易十六国王实际上就已经失去了对时局的控制，这时候接管局势的就是前面所说的一部分“实际上已经成为统治阶级但不被承认的人”，以及一部分“统治阶级内但对现状极为不满的人”，拉法耶特成为了国民自卫军首领，控制着巴黎的武装，米拉波慢慢地成为制宪会议的领袖，而奥尔良公爵大摇大摆地成为了“菲利普-平等”，他们都有光明的未来。

但是，接下来一个问题，却成为了无法解决的难题（某种意义上也是所有城市革命无法解决的难题）：

1，革命带来了社会秩序的动乱，大量人参与到政治活动当中，第一时间就会让社会生产停滞，其必然结果是城市居民生活更加困苦，所以拥抱革命的精英阶层，许下的美好诺言会很快落空，城市贫民会不可避免地提出更加激进的诉求（他们会本能地认为，之所以社会和生活更差了，一定是不够革命），并且抛弃原有的革命领导阶层。

法国就是面临这样的情况，1789年10月，一大群巴黎妇女不堪生活困苦，发动游行示威，跑到凡尔赛，将国王一家强行带到了巴黎，居住在杜伊勒里宫；同样，男性的巴黎“无套裤汉”们，也在激烈地冲击旧体制，血腥暴力日甚一日，屠杀囚犯、教士等等血腥事件越来越多。

2，革命必然会引发周边国家的敌视，进而带来极大的外部压力——这一点也被奥地利和普鲁士等国的武装行动所证明。

外部压力会引发内部的激进化，而在国内激进化的同时，军队也开始作为政治的决定性力量登上舞台了。

这时候的革命领导阶层，惊恐地发现他们引发的革命，走向了他们控制不住的地方：他们想要的是一场温和的革命，一场让旧统治阶级吸纳新统治阶级并且实现立宪，他们做到了，他们想要停下来，可是停不下来了——革命群众已经被激发了起来，接下来要么是他们顺应革命，要么是他们滚蛋或者完蛋。

他们试图镇压了吗？当然试图了，拉法耶特让国民自卫军对“暴民”开枪，米拉波暗中同国王私通款曲，他们试图把局面拉回到自己的控制，然而这种尝试从一开始就注定失败的——他们绝不是什么能够主导历史的英雄人物，充其量只是被激流推走的时候拍几下水面的桨手罢了。

于是，拉法耶特被迫隐退，米拉波忧愤之下病死，大革命进入到了吉伦特派掌权的新阶段，而吉伦特派也不够激进，于是被更加激进的雅各宾所取代，雅各宾用尽了他们能够想到的所有激进措施，终于暂时稳住了局势，而这时候，腥风血雨已经不可避免地笼罩整个国家。

在国内叛乱和国外大军压境的情况下，雅各宾派以空前的决心和血腥手段整肃了内部和外部，付出了血的代价——这也是必然的，因为这时候没有别的路可走。

所以1789年-1792年，法国进行的是一场社会革命，是以理想来改造法兰西的伟大尝试；1792年-1794年，法国进行的不再是理想而是血腥的斗争，为保住曾经有过的“革命成果”而殊死搏斗，在国内到处厮杀，在国外一样到处厮杀。

在1792年斐扬派垮台之后，革命不是被某个革命家拖着走，而是被巴黎的无套裤汉们拖着行动，每一个不能满足他们的领导团体都会垮台并且遭遇杀身之祸（斐扬派、吉伦特派），直到雅各宾派实行血腥统治为止。

而到了1794年，随着国内外形势逐渐好转，血腥的应激手段也逐渐为人所厌倦，雅各宾的专政开始被新的统治阶级抛弃，他们组成了一个大杂烩热月党，将雅各宾送上了断头台，最终结束了激进而血腥的革命阶段，而这时候，已经有几十万人丧失了自己的性命（其中有贵族和教士，但不可避免地，其中大多数人都是平民）。

我没有做出任何价值判断，只是客观阐述自己总结的事实，更不牵扯“革命是不是有必要”、“革命到底好不好”等等无聊的问题，以上。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美国的黄石公园就发生了有记录以来最大的森林火灾，最开始是因为闪电引起了小面积的火灾，后面很快就渐渐有熄灭的趋势了，但不知是天气干燥还是大风所致，火势突然间大涨，到最后一发不可收拾，形成了黄石公园最大的火灾，这次大火使得黄石公园36%的园区受损。
地理学家们对此次火灾进行了模拟研究，试图找出火灾的原因和防范出现大面积火灾的方法。通过模拟改变树木的生长、火源散落的位置以及火源散落的速度，发现火灾之所以会大面积扩散其根本的原因在于森林中树木生长数量增加伴随着树木老化的数量也在增加，枯萎的树木横七竖八地散落在森林中，而这些树枝、落叶以及灌木都是易燃物质，所以一旦有火灾爆发就会容易大面积发生扩散，同时在被大火烧过的区域进行模拟实验，会发现这时就算有燃烧现象，但是火很快会自己熄灭，也不会出现大火蔓延的现象，被烧过的树木等形成了隔离带阻止了大火的扩散。
因此进行人为计划的烧除是有必要的，但这不是人为纵火，当我们在进行人为计划烧除时要注意以下几点：
首先选择合适的天气，因为若选择在大风天气烧除则会有跑火现象出现从而大概率引起森林大火，
再者选择合适的烧除的位置，最好选择有天然隔离物的地势（例如河流）。
最后选择相应的时间，进行周期性的烧除，一定程度的周期性烧除会带来丰富的植物肥料，同时也能减少了病虫害的发生，促进植物的生长更新森林的天然系统，反之过度的烧除则会使生态环境失去平衡。
所以主动先放一把火（人为计划烧除）是减少或缓和森林火灾的有效方法之一。

社会与森林是同样的道理，矛盾逐渐积累，越来越多。

如果适当的改革，那么可以减少革命的风险。

但如果改革不当，反而会引发革命。

而一直拖着不改革，那么当革命被点燃之后，就会越来越旺，直到大量的死亡，将原有的矛盾消除，这个革命才会慢慢平息下来。

雨果《悲惨世界》：

满天乌云密布了一千五百年，十五个世纪后，乌云被劈开，而你却加罪于滚滚雷霆。

因为法国大革命的革命叙事一开始就是模糊阶级而泛滥于“人民”的笼统群体概念的，是一种“人民对抗代替人民行使权力者”的二元结构与浪漫叙事，而非双方阶级意识明晰下的“中产阶级对抗工人阶级”叙事。

于是，其革命之火便在揪出“布尔乔亚”“贵族”模式中燃烧不止。

作为一场“资产阶级革命”的法国大革命并不为熟知或供奉 恰相反，在话语叙事中，法国大革命恰是在坚定“反布尔乔亚”的道德惯性下一路细分、革命的。而作为主体的、后期建构的资产阶级与中产阶级意识形态却常期缺位。

资产阶级在法国大革命中就像薛定谔的猫，

法国的资产阶级理想被工业化的普世主义与“为国效力”的新贵族式精英主义从两个相反的方向冲灭了，但毫无疑问，这两种都是文化、道德层面的作用力——所以我们可以说，巴黎资产阶级的形成主要不是一种经济现象，它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政治斗争和（无论世俗的或宗教的）政治观念的影响——他在斗争中塑造自己而非在斗争前成型——于是塑造得很糟糕。

他们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一方面被视为贵族的替代品却不具备某种传统精英美德——相反是【被视为】自私自利而贪图享乐的——因为因为其法律地位通常是基于财政特权、世袭权力，这将其与从事生产性劳动的等级区别开来；

另一方面，“布尔乔亚”的身份话语被外来的、强制地赋予他们一种象征的、不一定明码标价的资产阶级法律特权，而这种特权一开始被确认出来为的就是作为一种打倒、否定的靶子。

于是资产阶级这个名号从一开始就不为中产阶级们承认，所谓的阶级意识愈发难以生长。资产阶级对自己身份的自我否认，导致政治环境愈发地轰轰烈烈下去。

遏制生长的压力源于——工业化的普世主义，是大革命前那混沌而难以解构的第三等级的延续；新精英主义，一种传统与理想的杂交产物——倡导为国效力是前革命光荣传统，倡导由理性贤达之人组成自然贵族是后革命理想。在这种发育不良的情况下，法国大革命如何进入中道崩裂的境地，就是这样一段历史——

十八世纪二十年代到大革命前夕这一阶段的经济扩张，法国社会出现了崇尚奢靡的泛滥风尚。

奢侈不仅导致原来划分等级的社会标志出现混淆，模糊了上下级之间的界限，促使专制下的身份认同话语体系崩溃，还直接导致了人口下降、民族男性气质削弱的后果。

在18世纪的最后几十年中，从政坛精英到知识分子都推崇以社会团结为名号的伦理理想，以对抗奢侈、腐败和社会解体的危险。在民粹浪潮下他们提出了一个社会道德体系，否定社会差异，并试图将法国人团结成一种被称为“祖国”的道德共同体，一个扩大了的感性的家庭。即希望将家庭之爱普遍化为社会情感，由此形成国家层面的拥有爱国精神的共同体。

通过家庭隐喻向国家层面的扩大，革命者将公民身份描述为全国范围的血缘关系，形成“第三等级是一个完整的民族”的概念。以人与人之间的手足同胞式情义为支撑，第三等级成为一个内部具有多样性且容量巨大的共同体。第三等级的成员在权力上而非财富方面是平等的，通过法律层面权力平等的界定来消除第三等级内部的阶级差异。在对第三等级进行界定描述时，着重突出其生产性活动，因而与所谓的“特权阶层”——即贵族形成对立。

大革命期间，贵族一词被无差别地应用于指认旧制度下的精英——贵族、神职人员，以及官员——还有那些特别有钱或是以应受责备的方式赚了大钱的人，比如金融家，或者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以及过分聪明的人，比如律师。在当时，贵族这个词指的是社会地位和社会优势，但同样也具有政治信仰和行为的特征。这种语言划分的扩大化在文化上，使大革命初期的法国形成了贵族团体与第三等级共同体的对立，并通过一致对外——即反抗贵族的意识形态指向来维持第三等级内部的团结。在此情形下，任何有害于第三等级这一共同体的罪行，都可归咎于“贵族”，于是革命性话语增殖泛滥为一种站队式【浪漫】主义。

如大众暴力造成的第三等级内部的分裂，即可被指认为受贵族操控。但通过外敌概念的塑造来转移内部矛盾的方法显然不是长久之策，当贵族被推翻，外敌消失或弱化之时，内部矛盾便不可避免地凸显出来。但尘埃落定之后，“打倒贵族”式话语已深入人心，将中产阶级叙事拒之门外，随着布尔乔亚失语，新资本主义精英缺席。

热月政变后，督政府需要同时遏制粗野的穷人与失势的贵族，但这时候作为稳定缓冲工具的中产阶级意识形态却因为大革命时“将一切代议、特权与布尔乔亚精英挂钩”的革命叙事而膨胀、消散了。

督政府被贴上资产阶级标签是因为若干相互重叠的理由——反雅各宾主义的政治行动，政权领导者的社会身份，政权对选民基数的限制，以及它对中庸政治的防卫性的拥护态度。

出于纯粹的贤能政治设计、为了“才能的不平等”而设计的政治平等，其最终果是产生了一个作为新精英的、尽心尽力的优秀公务员新阶层.

政治动乱并没有产生出社会中间阶层的意识形态，没有产生关于资产阶级或中间阶级的赞歌。但法律层面人人平等的第三等级在财富方面并不平等，表面上的团结难以掩盖实质上的阶级矛盾。随着大众暴力革命的发生，新的政府的政治家对激进群众的政治目标和制度出现了公开的敌视。此外，穷人与富人之间有着实质上的裂痕，“无套裤汉”运动反映了贫富等级之间的矛盾。

1795年宪法将有效投票权限制在拥有或租有价值相当于100到200个工作日劳动所得的财产的公民身上，产生了有史以来最精英化的一届政权，也激化了政府与大众之间的矛盾。政府领导人认为愚昧的大众没有参与政治的能力，但可以通过教化来进行塑造。同时，为了维持社会稳定，领导者又聚焦于家庭情感，希望通过恢复和加强家庭纽带来稳定社会共同体。此时，得到显著扩张并受到认可的团体则是法国的公职人员——即法国公务员的诞生——他们扩大了规模，受到了训练和教育，并致力于公共福祉。

这一时期，尽管出现了有产者掌控政权的局面，但扩张发展起来的公务员却与资产阶级有着截然不同的性格，公职人员的特征在于无私奉献、致力于公共福祉，与贪图享乐、崇尚私利的资产阶级形成鲜明对比。因而，尽管这一时期的政府被打上资产阶级的标签，但一个概念清晰的资产阶级并未形成，全社会对资产阶级的阶级认同也并未成型。

19世纪20年代起，自由派开始从历史叙事中来定义资产阶级。当时的许多文章强调了中世纪历史和市镇解放运动，认为在法国，自由和进步的种子最初萌生于中世纪的自由城市或市镇之中，那是封建残暴统治景象里的文明天堂。这些市镇中的自由民是协助王室对抗残酷自负的封建老爷们的最好盟友。这里重申了君主制与贵族制之间的争论，将城镇的市民视作君主的支持者与协助君主反抗贵族的盟友。自由信条派宣称他们代表法兰西民族的整体利益，但是在选举制度方面却坚持仅仅向极富裕阶层开放。

尽管选举制度倾向于资产阶级，但是在意识形态方面，让资产阶级掌握选举大半倒是来自于对于“愚昧的大众掌权只会导致暴政”的印象，只有受过良好教育的有产者才能超脱个人利益，以维护公共利益的姿态来领导整个国家，即建立一种精英政治。

由于对道德而非物质的重视，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优势与真正的资产阶级划分开来，此时的资产阶级仍是没有阶级意识的，资产阶级由于代表第三等级的普遍利益而非本阶级利益因而没有明确地与第三等级区分开来，所以此时的资产阶级概念仍是模糊不清的。

所谓资产阶级法国大革命，至少在其最初几年，并没有在语言或意识形态上为一个位于中间的或者中上阶层的领导地位提供合法性。事实证明，无论想从何处寻求对这样一个非贵族的有产精英群体的维护，都是非常困难的：对第三等级的赞颂强调的是该群体的劳动阶层成员；国民卫队的宣誓代表的是整个民族的兄弟情谊；而以一个独立而又有美德的中间阶层为名对投票资格做财产要求，这从未被认为是正当的。

在奥尔良公爵路易-菲利普统治期间，基佐领导的信条派牢牢掌握了国家大权。

他们扩大了选民名额，但是选举名额仍由富裕的地主支配。信条派以中间派自称，宣称自己代表中产阶级的利益。但是他们既没有建立一个有效的中间派政党，又没有形成一个概念清晰的中间阶级定义。基佐领导的信条派拘泥于对中间阶级的限制性定义，拒斥将阶级与物质性功能联系在一起的资产阶级定义——也就拒斥了工商业资产阶级，试图既不诉诸商业价值观也不诉诸自由主义信念来建构一个法国式的中间阶级理论。

这样一个以概念范围模糊不清的阶级做支撑的政权很快便摇摇欲坠。

在意识形态缺位的情况下，比自由派更左的势力从更负面的意义上重新界定了资产阶级。于是，资产阶级认同朝相反的消极方向继续迈了一步。

19世纪30年代早期的共和主义和工人运动挪用了1789年的修辞遗产，把工人当做人民，而资产阶级则取代了旧贵族的位置。于是，社会矛盾从原来的第三等级-贵族的对立转为人民-新贵族（即资产阶级）之间的对立。

而继承人民这一概念的工人团体则在以往以兄弟情义维系共同体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地成立了工人协会，于是以情感为支撑的不稳定的团体转化为以制度为支撑的更有力的团体。

与资产阶级概念模糊的情况不同，工人阶级在与资产阶级斗争的过程中形成了工人阶级意识，并在争取工人协会合法化的斗争中进一步巩固。工人阶级延续了大革命以来的普世意识，将去除资产阶级的人民联合起来形成一个共同体。而资产阶级则以贪财逐利、唯利是图且精神空虚的形象被人民所唾弃。

在法国，“资产阶级君主制”这个表述是自相矛盾的，理想的君主政体应当代表民族共同体，是光荣的、英雄的利他主义的化身；而作为修饰语的“资产阶级”在人们的想象中却是私人性、自利和精神匮乏的化身。于是，资产阶级君主制这样一个概念自相矛盾的政体毫无疑问地走向了失败。

综上。

资产阶级概念始终与第三等级混淆，且整个大革命期间并没有颂扬资产阶级身上最为显著的崇尚利益的意识，反而不断压抑资产阶级自身的本性，而从法国文化一向重视的道德、精神层面来为资产阶级掌权提供理论支撑。在这种层面上，现政府永远处于或多或少的合法危机之中，而所谓的“激进化”就显得难以阻止，并且合情合理。

资产阶级既没有贵族所具备的美德及利他主义精神，不能以一种超越自身利益的姿态来为整个民族谋取利益，又由于财富上的优势而与普通大众拉开距离，与人民之间的财富上的冲突难以通过道德层面似是而非的话语来掩盖。

于是，在整个大革命期间，资产阶级都没能形成一种明确的阶级意识与范围清晰的阶级群体。大革命前期，资产阶级涵盖于第三等级范围广阔的群体之中，通过第三等级人人平等的共同体意识的建构来与贵族团体对抗。当贵族被推翻之后，资产阶级由于非生产性的获利与贪图享乐的形象而被视为新的贵族阶层，加之缺乏道德文化层面的素养，于是资产阶级成为法国人民集体唾弃的对象。

造成这种“错位”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虽然资产阶级在法国大革命的叙事中愈来愈作为一个“不存在”的幻想，但这种树靶子式的捏造依然侧面证明了某种阶级的存在。

自然，按着我这篇文的立场，可以夸张地说，法国大革命中的那个象征的乃至想象的“资产阶级”，其功能无非是通过对比来定义该民族真正的（同时也是模糊的）社会理想：反物质主义、公民服务、至高无上的国家，以及不可分裂的人民。

但事实上，从资产阶级本身固有的属性与法兰西民族的社会理想相冲突这一方面来看，正是由于时人对公共利益的重视以及对于贪财逐利、重视物质的唾弃，使得资产阶级难以宣扬本阶级固有属性，而不得不努力从道德、精神的层面来论证资产阶级掌权的可能性。

同时为了使本阶级不至于成为人民敌对的对象，而隐身于第三等级大众之中。通过范围的模糊与定义上的含混不清，资产阶级努力与人民大众融合起来，将自己视作民族的一部分，而不至于像贵族那般走向被推翻的结局。所以你看，资产阶级又是那么的狡诈啊，如此高超的生存技艺宛如历史深处的鸣响。

只能说，法国革命的叙事从一开始就被框定为“真正的人民对抗自称代替人民行使权力”的二元架构中，而不会变成中产阶级对抗工人阶级。

那么所谓的资产阶级革命，最后胜利的果实摘下来一看却不是资产阶级新精英，而是一个膨胀的官僚机构。而真实存在的资产阶级就像个幽灵，在无家可归无根可扎的道德话语、符号象征界寻求依附却只作为政治浪漫的角色扮演道具被各种鸿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