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郁症患者的自杀是毫无征兆的吗？ 第1页

9月7日补充：

题目被修改成“为什么人会毫无征兆地自杀”，而之前问的是“最好的朋友自杀，我想不通是为什么”。所以我的回答现在也许显得文不对题。不过这些都不要紧，我只是说明一下，怕“毫无征兆”会引起误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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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一个朋友，他叫孙仲旭，我想你们之中有很多人读过他翻译的书。《麦田守望者》，《一九八四》，《门萨的娼妓》，《有人喜欢冷冰冰》，《岛上书店》，很多很多。上周的8月28日是他去世一周年的日子。我为他写了一篇很长的文章，发在我的微信公众号“危险机器”（wxjiqi）上。关于他的死，我想了很多，我希望我的经历能对你们有一点意义。

我的朋友孙仲旭

这篇文章我原以为不会再写。在失去老孙这样一位朋友的时候，我想过要写什么，但随即发现面对死生之事，文字变得一点都不重要。我知道应该写，因为他最后那段日子见的朋友寥寥无几，我怕再不记下来，就忘了。但很多事想不通，没有答案，一天天过去，反正也没人问，就一直拖。

到了八月，我想去看一看他。真快，这就一年了。悲痛渐渐消散，想起他心里不再闷得难受，去之前还是写出点东西吧，要不然怎么好意思去看他。

所以就回想去年。也是这个时节，我查过日记，是八月十二日下午，老孙打来电话。我在刚租下来的房子里和妻子装从宜家买回来的书柜，打算在小区里开起一家给孩子看书的绘本馆来，正是挥汗如雨。我接了电话，笑嘻嘻地问，喂，孙老师，怎么样？他说，哎，小雷，我在医院住四五天了。我微微一惊，忙绕过乱放的纸皮箱、工具和横七竖八的木板，走到阳台，问他怎么了，心想这老孙刚从非洲呆了几个月回来，不会是染上埃博拉病毒了吧。那时候这病正在西非传得厉害，而且依稀记得老孙去的就是那一带，七月二十九日我微博私信问他回来没有，他第二天回复“回来了，下周上班，下周再约”，快两周了都不联系，难道真那么不巧被他撞上了？

他很快地说了一句话。我没听清楚，又问了一遍。

“是抑郁症。”

这次听清楚了，我有点松一口气，又有点奇怪的好笑。正好那几天读了几篇文章，知道“不要胡思乱想、做人要乐观”之类的话是有问题的屁话，不该说，可除此之外宽慰平常病人的话又不适合说。我只能对老孙说，你要听医生的，配合治疗，还开玩笑说，我不管你，反正你别做出最坏的选择就行。说那句话的时候我只想到，抑郁症患者怕就怕延误治疗，既然老孙都肯去向医生求助了，坏也坏不到哪里去，总有好起来的一天。

后来去看他那三次，我也每次都这样说，他只是笑一下，摇头说，太难了。

我告诉他，我和妻子忙完这几天就去看他。他说我就是跟你说一声，你们不用来，病房不好找，我也不能出去。我说这你就不用管了。

隔了一天，十四日上午，我和妻子开车去中山医三院。把车停好，按他说的找到精神科住院部。那是一个独立的院子，入口用铁门锁着，里面是一块露天的空地，有几张水泥做的乒乓球台，病房呈四方形围着，门朝空地开。人不少，看得出有住院的病人，也有来探视的亲友。有一个十来岁的男孩子在和别人打乒乓球，面无表情，我记得自己对这个病人的年轻吃了一惊。

来之前没给老孙打电话，为的是满足我们孩子气一般的愿望，给他一个“突然袭击”。我不怕扑空，因为他说过医生不允许外出太久，他也不想走，如果真是出去了，我也等得了。于是进了院子，开始一间房一间房地瞄，到处找老孙。终于看到他，穿着一件大红色的英格兰国家队球衣，在那里坐着。

我走过去，和他拥抱。妻子说，来来，也和我抱一个，他便很开心地轻轻抱了抱。他说了好几遍，哎，你们真是，不用来的，太麻烦了。我说，开玩笑，怎么可能不来。我那时候刚出了第一本书，马上从背包里掏出来，早就写好名字的，恭恭敬敬递给他。

结识十来年，老孙每出一本新的译作，都会约好“送书饭局”，吃饭送书，一举两得。他、我、《南方都市报》的戴新伟兄，是饭局的铁三角。他译得勤，后来一年就能出好几本，我们懒，疏于联系，以他出书的速度来决定聚会频率，倒也正好。他签赠于我的译作，第一本是2003年12月21日的《奥威尔传》，最后一本是2014年2月21日的《摸彩》，我的书架上一共有十七本。还有三本上面没有他的签名和一成不变的那句“雷剑峤兄指正”，一本出版得最早的《塞林格传》，是我在旧书店买到的，后来还津津乐道地告诉他“我买到了你的处女作”，一本是少年小说《辛可提岛的迷雾》，几年前他送我之后放在办公室，不见了，我今年又买回来，还有一本是他身后才出版的遗译《岛上书店》。

我想的是，这么多年都是他送我书，今天我终于可以用自己的书回赠他了。此中情谊，以文字立身之人自然明白。

他接过去，前后翻看了一会儿，说他有时间一定读。他又说，不过已经有一段时间连一页书都看不下去了，什么都做不了。沮丧，吃不下，睡不着，很痛苦，想到过自杀。

我和妻子大吃一惊。没想到已经到了这个程度，这比我们预想的要严重。近两三年来，我也时不时见他心情低落，向我们吐露译事繁难，进展不顺，工作只是尽责，并非出于热爱。上一次他因公赴非几个月，好好享受了一段寂寞而悠闲的船上时光，回国后状态大好，这次也是刚从喀麦隆回来，怎么那么快就被抑郁症缠上了？

旁边病友开始吃打回来的饭，闻起来一股饭堂味儿。妻子说你肯定没胃口，我们出去找个地方吃顿好的吧。他摇头不答应。

我说，你就是给自己压力太大了，你已经是著作等身了好不好，把自己逼那么紧干嘛，译不出就译不出呗，慢慢来，急什么。我又拿朋友间常说的“羊城著名青年翻译家”这一封号出来开他玩笑。

他只是叹气，脸上挂着不自然的笑容。

然后都是闲聊。他说夫人和儿子每天都来看他，这里也还好，大致如此。我们也告诉他妻子刚从报社辞职准备开绘本馆的事，他听说后大赞不已，说佩服我们能大胆地去做想做的事。其实人到中年，身处激流之中的惊慌与无措，个体与个体之间哪里有多大分别？无非是一边念着“丢那妈、顶硬上”六个字，一边硬着头皮继续走而已。我便也苦笑，对他说，你也打开自己嘛，工作不顺心，干脆不干了。他说单位倒是还好，领导和同事都很体谅。我说那不就行了，你就按时吃药，把病治好，我算明白了，什么都是假的，生活得开心最重要。

事后想起，让我重回彼时彼地，即使知道后面发生的一切，我也仍然只有那样的几句话可说。在老孙看来，这样的话想必就如蜻蜓点水，不起丝毫作用。但抑郁症那是该死的疾病啊，开导并非药物，我说什么做什么才能把结果挽回呢？什么都不行。这种无力，让我感觉糟糕透了。

和他呆了半小时，我们就告辞了，说好过几天再来看他。回去路上，我和妻子都说到，他可能比之前以为的要严重一点，好在人已经住在医院里，出不了什么事。妻子说，医院的饭哪里能吃，下次要去金盈楼打包一份鹅三宝带来，他以前每次去都点这菜。她停了一会儿，又认真地说，老孙是多好的人，我们要拉住他啊。

她说老孙好自有她的认识。几年前，她在编版时需要把一个词译作英文，发短信问我们所认识的人里面英语最好的老孙，老孙马上就发来几种用法，并且以他惯有的严谨略作评点，建议用哪个为好。老孙去非洲公干，还不忘她有收集外国钱币的爱好，回国后组织饭局，我虽人在北京，也叫上妻子，饭桌上突然递过一个信封，她抽出一看，惊喜地发现是好几种难得一见的纸币和硬币。妻子回来对我说，没想到孙老师还记得这件事，真是一个重承诺的人。

第二次去看老孙，是下一周的十九日。聊什么不大记得了，也许都是些不太紧要的话吧。只记得我们告辞时他跟着去医院大堂的ATM机取钱，取完钱我们又把他送回那个小院，他就站在门口，看我们离开。走出很远，妻子回头看，低声说，他还站在那里看我们呢。不知怎么的，我就是不愿意回头，不愿意把这次分别搞得有多深的寓意似的，便不作答，拉着她继续向前走。

那是妻子见到他的最后一面。他静静站在远处，目送我们，像不舍得和我们分别。

就在那天，译林出版社的张远帆兄给我打电话，说已到广州，直接在老孙所住的医院旁边找了宾馆住下，约我后天一起在老孙那里碰头。远帆是老孙在出版界最好的老友，一知道老孙住院，便立刻找机会从南京飞来广州看望。事后回想，他和我可能也是除亲人和同学之外仅有的被老孙告知他住院的朋友。

到达当晚，远帆就赶去探老孙，之后他给我发信息说，“刚刚从仲旭那里回来，情况比我想象中好，稍微放心了点。”

我回复远帆说，我在广州，看老孙方便，每周都会去，让他放心好了。

远帆还说，老孙告诉他我就要过生日，提前祝我生日快乐。

二十一日上午，我到病房的时候，远帆已经在那里和老孙谈笑风生。远帆是个很好的聊天对象，我和他一个接一个地开玩笑，老孙多数时候是在听，也一直在微笑。他还穿着那件英格兰红色球衣，就是笑起来也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

远帆来探老孙那晚，听说老孙的夫人要来送饭，就赖在那里等到她出现。他说，认识老孙多年还没见过嫂夫人，这次一定要见上一面。见面以后，老孙郑重其事地给远帆和夫人相互介绍，并且让两人彼此留了电话，说他译的书以后版权啊稿费啊这些问题就找远帆。

远帆说，搞得跟托孤似的，我只是先答应下来，暂时帮你代理而已哦。

我也起哄，打趣老孙。

老孙就笑了笑。

我们还说起新伟刚刚当上爸爸。老孙便拨通新伟的电话贺喜。知道新伟正是手忙脚乱的时候，所以我们都没告诉他老孙在住院，只说远帆来广州，我们先聚一聚，等他忙过这一段再说。

快到午饭时分，《南方周末》的刘小磊兄已经依照约定出发来与我和远帆会合。老孙不愿见人，我和远帆也不约而同地决定先不告诉小磊老孙的事。不过都是十多年的朋友，小磊和我们（译林出版社的陆志宙女士也来了）在饭桌上还笑哈哈地聊到老孙。小磊揶揄远帆别给老孙派太多译书的活儿。大家轻松自在，开那些不在现场的朋友玩笑。

往后两天，远帆还去看了老孙几次。而我，二十一日就是我和老孙的最后一次见面了。从此他那圆乎乎的面容便不再更新于我的认知之中，而是随着能碾碎一切的时间之流逝，不可挽回地慢慢失真。

远帆离开广州之前给我发信息，拜托我有空多去看老孙，“需要你的乐观感染他”。我回答说，你就放心吧，我会看好他的。可是我没能遵守每周去看他一次的保证。那几天我忙于各种杂事，回头看却不知道做过些什么。生活之琐碎，就是如此。在度过这般琐碎的日子同时，却有别人正经历惊心动魄的内心斗争，是你根本无从知晓的，或者只能后知后觉，然后忍不住一遍又一遍回想：在他们做出这样的大选择的时候，我在做什么？

是啊，我在做什么呢？

八月二十九日下午，我搭乘地铁到厦滘，出来后坐公共汽车回家。地铁里没信号，上车一坐定，我就收到一条信息。打开一看，我的心猛地一跳，像被打了一拳。是远帆发来的，上面写的是：“小雷，仲旭昨天去世了，你知道吗？”

我马上就懵了。给远帆打过去，他把事情简单讲了，他说消息是老孙的夫人刚刚告诉他的，用那次老孙让他们互留的号码。

挂了电话，我坐在最后一排，已是泪流满面。我扭过脸一直看车窗外倏忽而过的风景，无声地哭着。

车到站后，我站在路边，给老孙的夫人打电话。我语无伦次，不停地抹眼泪，倒是老孙的夫人很平静地告诉我事情的经过。老孙昨天出院，可下午又从家里回到医院，他给她打了一个电话，她听出不对头，和同事赶紧坐出租车去医院找他，却已经来不及了。最后她对我说，他做出了这个选择，是我们没有办法的。老孙陷于病痛给亲人带来的心理折磨可想而知，但她那像被抽走了所有力气一样的声音让我知道，那是我们外人永远难以想象的梦魇。

我不知道自己说了什么。我去绘本馆找妻子，在路上我已经把这消息告诉她。我开始给应该知道消息的朋友们打电话，但连打三个竟然都没有人接。我想这世界一定出了问题。

那天傍晚，我和妻子带着儿子和另一家好朋友一起吃饭。聚会是约好的，朋友要和我谈一件正事。我把老孙的事告诉了他们，只是听说过老孙名字的朋友惋惜感叹一番。在谈事的过程中，我脑子像吸了毒一样，又乱又停不下来，我滔滔不绝地说着，仿佛自己分成两个人，一个在胡吹，另一个在反复叫喊：老孙死了，老孙死了。

到了晚上，老孙离世的消息开始在微博上流传。我还接到《东方早报》石剑峰兄的电话，他已知晓此事。老孙的夫人与文化圈并无来往，她表达过不愿让太多人知道这消息的意思，不过我想她可能想不到这会给多少人带来多大的震动，我和远帆都劝她还是应该跟大家通告一下，她便交由我们处理。经过商量，我们决定以微博为发布方式，由我拟定文字，发给老孙的夫人和远帆过目。

十时许，我发出微博：“本人受家属之托，向诸位友朋沉痛通告：青年翻译家孙仲旭先生于2014年8月28日在广州辞世，享年41岁。”

想到过有人和我一样为老孙的离去而悲伤，可没想到有那么多。我坐在电脑前，一遍遍刷新成千上万的转发和评论。还找出老孙送我的书，看着它们，心痛不已。那天晚上，凌晨三点多上床之后，我仍旧辗转反侧，直到六点多才睡着。

想起和老孙初识的情形。说起来，我们是网友，结识于天涯社区的“闲闲书话”。那时候我刚大学毕业到广州，工作还摸不到门路，挺闲的，就常拽些酸文发在“闲闲书话”。对老孙有印象，他貌似很严肃，一本正经，一丝不苟，从不搞笑卖萌。有一次我发帖提到在中山图书馆地下的湘天书市买到《奥威尔经典文集》，他便私信来问如何去，那地方颇为隐秘，我形容了一番。过了不久，他又来私信说书在那里买到了。

前一段我想找回这段记录，谁知久不登陆，网站历经多次改版，已经不得其门而入，我和老孙十几年交情开始的证据也就遗失在比特大海之中了。

网上勾兑没过多久，我就见到了本尊。记得那天在报社接到隔壁文化部小磊的电话，神秘兮兮地叫我到他办公室去，说有个朋友要见我。我一头雾水，去到一看，一个脸圆圆笑吟吟的男人站起来，自我介绍说我是某某某。我一时没听清楚，很不好意思地再问一遍，他又说了，我把这三个字的读音在脑子里迅速搜索并匹配，终于对上号。当然他就是老孙了。原来他来访小磊，听我说过在报社供职，随口问起，他也不知我本名，只知网上ID，幸亏小磊知道是我。从此就渐渐熟络起来。

想起来，当初老孙刚是而立之年，我怎么就叫起他老孙？不得而知。我本是个外热内冷的人，不惯与人亲近，但不知为何，在他面前一丝拘束也无，相处得很舒服，纵然多时不见，也不觉得生疏。我和他起初是因为共同爱好外国文学而相交，后来兴趣庞杂的我外国小说越读越少，转向新文学，继而连文学都不大读，漫游至历史、社科、科学等门类去了，老孙却专一之极，对文学的热爱是一如既往，顶多由外国作家扩展到中国作家，于是常以“我们农村人终于吃上糖你们城里人却尿糖了”吐槽我。不过既成朋友，读书口味不同又有什么要紧，到底还是看人。老孙看似随和，实则很挑人，有一次我们的聚会拉来一个新朋友，他也没什么特别的表现，话和平时一样不多，过后对我们说，以后不要再叫他来和这位老师吃饭了。但是碰上投缘的，他就很开心。他是好酒之人，做过独游太湖而大醉的雅事，每次聚会最能喝的就是他，还屡屡劝进，对我们的量浅表示鄙视。

老孙生长于中原农村，后来成了大城市的中产人士，身上也还保持简朴本色。他打印译稿校样，用的都是已经印过、正面有字的旧纸，我保留的一份《亲爱的约翰尼》译稿（你可以在《第三大道的这间酒馆》这本书里读到这组短文），就是他用这样的纸专门打印给我的。他读书爱包书皮，也都是用复印纸的包装纸来包，我借给他《雨天的书》、《废名文集》、《伍光建翻译文稿》等书，还回来时都包得严严整整，手艺好极了，我舍不得拆，至今仍是原样。

我常说他是我所见过最有赤子之心的人，这是真的，他的憨直简直像未经世事的少年。多年前他来我的新居，带着夫人和当时还小的儿子Mickey，他主动提出让Mickey为我们“跳床”，他说按照他河南老家的风俗，新床让小男孩跳一跳，把被褥弄乱一点，那对夫妇就会也生大胖儿子。于是还没等我说什么，他就叫Mickey上去猛跳一通，夫人说他自作主张，他说这是好事啊，让我忍俊不禁。这就和他后来请朋友吃饭，“擅自”为每人点一份原盅木瓜煲雪蛤是一样的，他对朋友就是这样。

正因为如此，身为老孙的好友是我很引以为傲的事。每当碰到别人提到老孙译的书，我总忍不住显摆说这是我的朋友孙仲旭译的，感觉自己也沾了光似的。有一次，他发微博谈到他译的一个剧本《阿卡狄亚》：“萧萍写道：‘《阿卡狄亚》给人非常美妙的享受，像一件精美的瓷器，令人爱不释手；你可以只看它表面的光泽色彩和图纹形状，也可以去考究釉彩下更深层次的东西。’我感觉的确如此。我的朋友@桥东里 也喜欢这个剧本，看过两遍。”《阿卡狄亚》是汤姆·斯托帕写的，我真的看过不止两遍。我回复他说：“很漂亮的剧本。我非常非常喜欢。孙老师，咱俩提及对方言必称‘我的朋友’，感觉像说胡适似的……”他说：“是要改一下。的确，你每次提到对《阿卡狄亚》的喜欢，我心里就暖洋洋的。”

其实，当我说起“我的朋友孙仲旭”时，心里涌起的也是暖洋洋的感觉。

老孙离世之后，我看到很多不熟悉他的人也在发言，却是借老孙的酒杯浇自己的块垒。我认为这并非对老孙的尊重。我想告诉人们：老孙曾经很快乐，如果没有得病，他一定会快乐地生活下去；他从文学和翻译之中得到的快乐远远多于苦恼。去年年底，社科院的刘倩女士写了一篇《译者之死》，约我回应，后来都收录于《话题2014》之中。我把我写的文章放在下面，也是想重复我的意见——

刘倩将《译者之死》的稿子发给我看，让我写点回应。我不是仲旭的家人，并无资格回应什么，但出于对亡友的了解，我不赞同刘倩所说“译者之死”是“翻译行业的一个隐喻”。“翻译稿酬过低，付出与收入不成比例，劣币驱逐良币，致使翻译人才流失，译者死亡”，前面的几点与最后一句是否能够构成因果关系，这个“致使”是否能够落实，我并不持肯定意见。

仲旭离世以后，很多人自动发出译者生存境遇堪忧的感慨，且觉得顺理成章。我想原因可能是仲旭以前常写文章述说译者的寒酸待遇，争取译者的正当权益，以至于读者留下他是出于改善个人生活条件才做如此热切呼吁的印象。但这种猜测是不正确的。仲旭之所以做这样的事，是因为他认为自己作为译者之一员，有责任为他的同道（当然也为他自己）去发声。这种驱使是道义上的，是他身处译者这个价值共同体之内自觉应尽的义务。实则仲旭居住在广州这个比较自在的大城市，工作在CBD的高档写字楼，拥有一份收入不错的职业，算得上中产人士。借仲旭离世来做提高译者待遇的悲情化发挥，既辜负了仲旭这个“业余译者”对翻译的毫无功利的热爱，也让那份哀悼变得不那么纯粹。

诚然，我同意译者的业余理想与世俗追求并不矛盾，但具体到仲旭身上，他并不将世俗追求寄托于他的译作之上。他是一个把不同事情分得很开的人，我指的是工作时间与业余闲暇、职业与爱好、生活的不同圈子等等，全都井井有条，各归其位。对于做不同的事情有不同的追求，也是一样。我说他对翻译的热爱毫无功利，其实很简单，第一他不求名，仲旭虽然名气不小，但他极少参加文化圈的公开活动，熟悉文化圈生态的人应该知道，拒绝这种活动有多么不容易。第二他不求利，他对翻译的收益看得重，但这个“重”的含义，也无非是求公平，对得起自己的付出罢了。

当然，我也知道于此时重提与译者待遇相关的讨论，是不可避免的。我也希望提高译者的报酬能够实现。但他生前对很多事情发表过意见，这就是最重要的一件吗？我不觉得。作为朋友，我怀念的是仲旭他自己，他说过的很多话，他做过的很多事。这也许是朋友的自私吧，总遗憾于这一点：他有多么好，你们不会再知道。

送别老孙那天，我在读致辞的时候还很平静，可当向他最后致意的时刻到来，我竟然放声大哭。泪眼朦胧之中，我看到安卧的老孙，仿佛已得安宁，耳边听到优美的乐曲，在静静地播放。刚才谁说过，那是老孙最喜欢的一首曲子。钢琴舒缓，伴有海浪，无喜无哀，可在我听来却是带着与己无关的漠然，正是这种天人相隔的漠然让我悲从心来。

这个旋律一年来一直萦绕于心头，挥之不去，想抓住又抓不住。我问过当时也在场的几个朋友，他们都不知道。我便在网上找，在轻音乐的类别下一首首地听。

几天前，我一如既往地塞上耳机，把脚翘在椅子上，准备在办公室眯个午觉。播了两首，我快睡着了，可就在现实和梦境的边界上，我又遇见了那个旋律，还有那一次又一次涌来的海潮声。我在一瞬间被它带回那个闷热的上午，那个凉爽的房间。

这一天是八月二十一日。后来翻看日记，发现一年前的八月二十一日，就是我最后一次见到老孙的日子。

那首乐曲叫《大蓝》。我现在经常会听它，听的时候就想老孙，想他那些在非洲海岸边独自度过的日子，透过远洋轮船狭小舱房的圆形玻璃窗，他看到的是何等壮阔的景色。那是怎样的大蓝啊。老孙，我希望你寄身于那样的大蓝之中。

记得刚进大学的时候，每个人都被逼着记了学校心理咨询室和24小时心理急诊的电话号码。后来才知道是因为我们学校自杀率很高，所以学校很关注这方面（可惜不管多么关注自杀率依然很高）。
不过我倒是因此了解了不少这方面的东西。

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自杀未必都是有征兆的。

我们平常所说的因为受到重大打击而自杀的，大多是属于急性，一般是长期精神压力比较大（导致抗打击能力下降），然后上午受刺激下午就自杀，一般还会留下遗书或者遗言。实际上留下遗言足以证明他们对世界还有眷恋，如果此次自杀因为各种原因失败了，只要近期注意不让他有自杀机会，基本上都会自然好转。

记得当时讲座的老师说，让人头疼的是第二种情况，看起来完全没有征兆的自杀。

他们看起来一切正常，照常上学上班，说说笑笑，参加聚会，可能上午还和往常一样的出门，下午就传来了死讯——完全看不出任何征兆。

当然不可能没有征兆。征兆很早就已经埋下了。

他们可能有一段时间有着明显的自杀倾向，喜欢和别人讨论活着没有意义或者思考自杀方式——其本质是在挣扎和徘徊，希望引起别人的注意，得到一些帮助。
这个时候，大部分亲友都可以看出来这个人状态不对劲。

然而重点是，他们一般都得不到有效的帮助。

然后他们会突然“想通了”，一下子恢复正常，也不讨论自杀了，也没有异常举动了。如果你和他谈起之前的事，他可能还会笑嘻嘻的对你说之前真是图样图森破……
然后你就以为他想开了。
怎么可能。

治病尚且要循序渐进，病好以后还有恢复期。何况是心病。
他只不过是彻底放弃了而已。

这个时候，他很可能已经在筹划自己的自杀方案了。
这个期限一般在三个月到半年之间。足够你们以为他一切如常。
然后他就静悄悄的离开，一点儿留恋都没有。

PS:为什么看起来很正常？
因为这根本就不是伪装。
心理崩溃最主要的原因是自我期望与实际行为的严重冲突。当他彻底放弃自己，自我期望彻底消失，也就谈不上什么冲突了。只不过是驾轻就熟的扮演一个早就熟悉的角色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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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下有很多受到各种困扰的朋友，很抱歉处于各种原因未能一一回复。
统一给出建议，寻求专业的心理诊疗。朋友与家人的陪伴很重要，但这是在接受专业治疗的前提下。就像身体上的疾病一样，意志力很重要，但仅有意志力是远远不够的。
自知力还存在，这是件好事。
不愿意寻求帮助乃至于拒绝帮助，乃是很多心理疾病的共性。绝不是你觉得“不需要”、“没有用”，而是症状之一。
人的心情是有波动周期的，偶尔的忧郁是正常现象。不必太过担忧。打个喷嚏不一定是感冒，要相信自己能够走出来。

有人问我为什么会知道这些。
其实我是个健康阳光积极向上的好孩子，自杀这种中二的事我从初中二年级起就没再尝试过了啊……其实差点死掉还是挺吓人的，死亡的恐惧根植在每一个人的内心。
至于现在呢……春天又到了，奉劝每一个有自杀、抑郁、情感淡漠、思维极端的人，远离知乎，不接触任何血腥黑暗暴力悲伤的文艺作品，不要整天刷自杀啊抑郁啊精神分裂啊相关的东西，不要闲着没事思考人生的意义、宇宙的终极。多与“正常人”接触，把过去的自己忘掉，开开心心的，做一个肤浅的人。
这很难，但很有必要。希望大家都可以做到。
我也是。

再次更新
很多人问所以一起回答了吧。
本文允许随意转载，反正署名也是“知乎匿名用户”……
另外大家也不用猜到底是哪个学校了……你们不知道“我有一个老师”和“我有一个朋友”、“我有一个同学”、“我有一个同桌”属于同一个系列吗？
另另外，虽然知道即使说出来也并没有什么用……但我仍然想劝底下很多朋友两句话：
第一，这些并不是你的错。
第二，除了你自己，其实谁都不能约束你。
原谅自己所有的灰暗、欺瞒和不堪，明白所有的期望和规范并不是非要遵守。对生活保持好奇，和动物多多相处。能体会到美与快乐就够了，不要再深入的思考任何问题。实在不行，也可以考虑换个环境，与过去的自己彻底一刀两断。
就像我之前说的，把过去的自己忘掉，开开心心的，做一个肤浅的人。
希望至少能帮助到一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