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差异”这种说法具有误导性,因为它只强调两性之间的差异性,而忽略相似性,这容易使人产生错误的认识。
确实有一些理论认为,性别不平等产生的根源是由于男性在生理上优越于女性,所以,男性的社会地位要高于女性。两性生理的差异论被大众所接受,直到今天,人们在解释两性受到的不同待遇时还会以此作为借口,但是体力方面的优势并不是政治关系中的因素,就如在处理种族和阶级关系时,体力的相对强大并不是决定问题的依据。人类文明总是能够以其他一些手段——技术、武器和知识来取代体力,当代文明也没有发现体力有更多用处。
有学者认为,生理的差异仅仅是个起因,随之而来的文化建构才是两性之间不平等关系产生的真正原因。正如玛丽·奥布赖恩(Mary O'Brien)所意识到的那样,女性的生育能力并不是女性地位低的原因,而是父权制的文化忽略了妇女在生育中的真正地位和社会存在价值,而一味地强调女性由于生育产生的劣势以及对男性的需求和依赖。通过这个过程男性控制和主宰了繁衍后代的过程。
不仅如此,社会性别理论指出生物的生理特征或者生理差异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在与社会环境互动的过程中形成的。因此,男性与女性的生物差异,也不能当作是普遍的或不变的,身体和生理的进化本身就受到了文化的建构。
再者,社会性别的规训是一个从出生就开始的过程:
正是这个过程把人区分为男人和女人,塑造了男人和女人的差异,而这个过程又是父权制作用于个人的过程。因此,性别差异与其说是妇女受排斥、受歧视的原因,不如说是妇女受排斥的结果。
2017年,董豫等学者发表了《东周时期饮食结构的转变和以男性为主导的不平等的加剧》(Shifting diets and the rise of male-biased inequality on the Central Plains of China during Eastern Zhou)一文。
文章主要分析比较了中国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公元前5000前2900年)和东周时期(公元前770年一前256年)的饮食结构差异。研究发现仰韶文化人类的主食是小米(粟、黍)和动物蛋白,没有明显性别差异;而东周时期的饮食结构表现出显著的性别差异,东周男性的主食是小米和动物蛋白,东周女性的主食是小麦大麦和植物蛋白。由于加工工艺不成熟,汉代(公元前 206 年至公元 220 年)的历史记录表明,小麦、大麦和豆类最初被视为粗粮,为穷人提供抗饥荒的食物。测量统计两个时期人类骨骼显示,与仰韶时期相比,东周时期不同性别的身高差距增加了。和仰韶文化的女性比较东周时期女性身高显著下降,变得又矮又瘦;和仰韶文化的男性比较,东周男性则无明显变化。这些发现表明东周时期已经是明显以男性为主导的社会,社会文化“规定”了男女不同的食谱,女性的饮食质量差,导致她们和她们的女儿体质相比男性更弱。
盖尔·卢宾受到马克思论述经济制度方法的启发,提出亲属关系是妇女受压迫的起源。女性并不是天生就受到压迫,她只有在特定的社会关系中才成为女仆、妻子、情妇或者兔女郎,正如马克思所说:
一个黑人就是一个黑人。他只有在某些关系中才变成奴隶。一台棉纺机就是一台纺棉花的机器。它只有在某些关系中才变成资本。脱离了这些关系,它就不是资本。
在盖尔·卢宾看来,使妇女受到压迫的这种亲属关系起源于“女人交易”。因为两个群体间存在联姻的需要,所以要把女性交换出去,在这个过程中产生了两个群体:男人和女人,并使得男人交换女人,而女人被交换。为了保证这种交换的顺利进行,产生了性别分工和异性恋秩序。女性离开了自己熟悉的资源体系,各方面的资源都不足,处于弱势地位,久而久之,就会越来越弱,最后强加成了男女两性的地位差异,导致了性别歧视的文化惯性。
综上所述,性别差异并非性别歧视的根源,消灭性别歧视也无需以消灭性别差异为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