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破仑说没说过中国是一头睡狮？ 第1页

没说过，是梁任公篡改曾纪泽的文章首先提出了“中国睡狮论”

石川祯浩：晚清“睡狮”形象探源

原文出处：《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广州)2009年5期第87～96页
作者简介：石川祯浩(1963-)，男，博士，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副教授

内容提要：在20世纪初，“睡狮”、“醒狮”成为中国士人普遍接受的一个象征性说法。最近几年来，随着中国在政治、经济上的崛起，“睡狮/醒狮”形象作为洗雪近百年屈辱的民族主义情绪符号，再次引起人们热议。不过，清末“睡狮”说的起源还有待进一步探讨。笔者在涉猎了众多资料后，发现“睡狮”形象最早是在戊戌时期由梁启超创造出来的。值得一提的是，当时梁提出的“睡狮”实际上是指弗兰肯斯坦之怪物。梁之所以作这样的解释，是因为他受天津《国闻报》的一篇文章(和严复按语)的启发而把弗兰肯斯坦误解为状如狮子的人造机巧怪物。“睡狮”说的发生过程可能是：梁启超在戊戌变法时期，对其间接得到的有关吴士礼(Wolseley)、弗兰肯斯坦之怪物的知识，发挥想象力与其读过的曾纪泽的《中国先睡后醒论》结合起来，于1898-1899年创造出来的。与我们现在的常识不同，在那之前外国没有称中国为“睡狮”的例子。应该说，清末“睡狮”形象急速而广泛的传播是基于梁启超创造、发明的“睡狮”而出现的文化现象。中国=“睡狮”(Sleeping Lion)这个表述，首先是在清末中国人之间迅速流行，然后才流传到包括日本在内的外国舆论界的。
关 键 词：睡狮；弗兰肯斯坦之怪物；梁启超；曾纪泽

序言——缘起
2004年，梁启超研究不可或缺的《梁启超年谱长编》(丁文江、赵丰田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日文版出版了①。该日文版的最大特点有二：即在校订汉语原著基础上进行了准确的翻译，并加了丰富的译注(共3940条)。历时十年而成的大量译注与书后的人名索引以及别名一览表，极大地提高了该书的利用价值。笔者也曾参与该书的翻译，并承担了部分译注。但有几个问题最终没能解决，其中最大的问题与戊戌年(1898年)梁启超在北京召开的保国会上所作的演讲有关。
1898年4月21日(闰三月初一日)，保国会第二次会议于北京召开，梁启超在会上演讲，敦促中国士大夫奋起。他说：
嗟乎，昔曾惠敏作《中国先睡后醒论》，英人乌理西(英之子爵，今任全国陆军统帅)谓中国如佛兰金仙之怪物，纵之卧则安寝无为，警之觉则奋牙张爪，盖皆于吾中国有余望也。②
知道了“乌理西”即吴士礼(Wolseley)、“佛兰金仙”即弗兰肯斯坦(Frankenstein)，那么，这段演讲翻译起来本来并不困难；但实际上却大费了一番周折。问题源于译注。日文版译注就“曾惠敏”(即曾纪泽)、“乌理西”(即吴士礼)、“佛兰金仙之怪物”分别有如下注释：
[曾纪泽](1839-1890)，字劼刚，湖南湘乡人，曾国藩长子，近代中国著名早期外交家。离开欧洲外交舞台后的1887年1月，曾在伦敦的《亚洲季刊》(Asiatic Quarterly Review)上用英文发表《中国先睡后醒论》(原题China，the Sleep and the Awakening)，表达了中国现任外交官的国际政治立场，引起了广泛瞩目。后该文经颜咏经口译、袁竹一笔述被收入《皇朝蓄艾文编》。该文以北洋海军的建设等军备现代化为中国觉醒的根据，主张强兵应先于富国，强化国势须从速充实外交。后来，持变法论立场的何启、胡礼垣认为曾的这个主张不彻底，并在其《曾论书后》(《新政真诠》)中予以强烈批判。
[吴士礼](Garnet Joseph Wolseley，1833-1913)，英国军人。1857年初次来华执行军务，参加第二次鸦片战争，战后主张援助清朝镇压太平军。后在英属非洲殖民地历任军政要职，1894年升任陆军元帅，翌年任英国陆军总司令。著有Narrative of the War with China in 1860(Longman，1862)，该书记录了他在中国的经历。
[佛兰金仙之怪物]英国女作家玛丽·雪莱(Mary Shelley)创作的怪异小说中的人造人(Frankenstein今译“弗兰肯斯坦”)。小说出版引发广泛热议是在1818年，因此，吴士礼以此比喻中国并不奇怪。梁启超是如何知道吴士礼的比喻的，不得而知；但他在1899年发表的《自由书·动物谈》(《饮冰室合集·专集》2，第43-44页)中提到，有一个叫“佛兰金仙”的人造怪物沉睡在大英博物馆，还说曾纪泽曾称其为“睡狮”或“先睡后醒之巨物”。但曾纪泽上述《中国先睡后醒论》等文章里，并没有类似表述。③(下画线为笔者所加)
笔者编写这段译注时最感困惑的是第3条。分条列目地解释小说《弗兰肯斯坦》(Frankenstein: or the Modern Prometheus)是由英国人雪莱创作的等并不难；问题在于，梁启超是如何知道吴士礼曾以此比喻中国的。还有，如上所述，梁启超在翌年即1899年发表的另一篇文章中不仅也有类似描述，还将其与曾纪泽的言论(《中国先睡后醒论》)结合起来，更说佛兰金仙之怪物就是“睡狮”。进一步探讨则会隐约发现，我们熟知的近代中国的象征即“睡狮”这一表述(字句)，其实最早就出现在梁启超1899年的这篇文章中。也就是说，“睡狮”、“吴士礼”、“佛兰金仙之怪物”之间似乎有着密切的关联。
但是，在编写译注的过程中，笔者最终没能搞清来龙去脉，只好暂作“梁启超是如何知道吴士礼的比喻的，不得而知”、关于“睡狮”以及“佛兰金仙之怪物”，曾纪泽的文章中“没有类似表述”。本来，日文版译注的目的，正在于就此类模糊、暧昧的事项为专门研究提供信息，而并不在于对常见事项作一般性说明。因此，笔者一直认为上述语焉不详的注释是一种耻辱，试图得到一个更清晰的解答。
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国际地位的上升和史学界有关象征性符号的研究取得进展，这几年围绕“睡狮”这一表述起源的研究日趋活跃。代表学者是费约翰(John Fitzgerald)氏和单正平氏④。费约翰极力否定人们熟知的那句“中国(睡狮)醒来时，整个世界都会震撼”的话是出自被囚禁在圣赫勒拿岛的拿破仑之口，说那纯属谣传。他的主张大体如下：
拿破仑谈论中国觉醒一事纯属谣传，没有任何的法文书面资料能够证明这句话是拿破仑说的。将它归功于拿破仑，未免剥夺了晚清官员们[指曾纪泽]的知识产权，正是他们，在19世纪末最早让世界注意到了中国的兴起。⑤
在此，费约翰强调，在19世纪大谈睡狮中国将要崛起的正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具体而言，就是从曾纪泽的《中国先睡后醒论》开始的。
单正平则在其著作中单立一章，专门分析“睡狮”说的发生过程，并在涉猎了众多资料后得出结论，强调了曾纪泽和梁启超在其中的作用。他说：
“睡狮”说的发生过程可能就是：曾纪泽命名博物馆机器人为睡狮(姑妄信其有)、且在题画诗中对狮子的特征及其在中西方文化中的象征意义有所提示——英国人将弗兰金仙的命名转述给日本人(？)——梁启超读日文报刊而知此说法——梁启超撰《动物谈》——黄遵宪、邹容等人继而援用。但这仅仅是推测，尚缺乏事实的依据。⑥
毋庸讳言，单氏的这项研究，其资料基础非常扎实，大大缩小了我们和真相的距离。但是，单氏自己也承认，还缺乏决定性证据。总之，单氏的结论也还有待进一步探讨。
由于这几年中国在政治、经济上的崛起，以及举办奥运会而催发的爱国热情的高涨，中国是“睡狮”这一话题近来重新升温，“睡狮”作为洗雪近百年屈辱的象征而再次引起人们热议。笔者也想借此机会来洗雪编写译注时留下的耻辱。
一、探源之一
上述单氏的研究，无疑为我们探讨“睡狮”说的起源提供了许多启发，但也留下了几个问题。主要有三点：(1)单氏称梁启超初次谈及弗兰肯斯坦(或曾纪泽《中国先睡后醒论》)，是发表于1899年的《自由书·动物谈》⑦，暗示可能存在来自日本的影响；但如本文序言所述，至迟在来日前即1898年4月21日在保国会上作演讲时，梁启超已在谈论弗兰肯斯坦和曾纪泽。(2)包括《中国先睡后醒论》在内，曾纪泽的文集中并没有“睡狮”、“佛兰金仙”这样的字句。(3)同样，吴士礼的著作中，也没有把中国比作“睡狮”、“弗兰肯斯坦”的语句。
要解决这三个问题，关键要弄清第一个问题，即梁启超在保国会所作演讲的内容来自何处。梁启超此前数年在上海购得《瀛寰志略》后“始知有五大洲各国”⑧，而这时却能够谈论吴士礼和弗兰肯斯坦，是因为他不久前读到了天津《国闻报》刊载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就是王学廉译自英文的《如后患何》(译自英国《国运报》1898年1月1日)，文章主张中国有可能觉醒并存在潜在威胁，文后并附有严复的按语⑨。其部分内容节选如下：
我英现任陆师大元帅某君，曾于数年前论中国事谓：中国民众四百兆假天生拿破仑于其中，奋其才勇以为之君，振长策以鞭笞宇内，数年之后，欧洲之人将绝迹于亚东而太西种族将为所逼处。(严按语：所谓现任大元帅者盖乌理西子爵，其平居论中国之大可用同此。彼盖得于戈登也。)
中国既寤之后，则将为佛兰金仙之怪物。斯怪者任其卧则安寝无为，警之觉则大奋爪牙起为人害。……呜呼，佛兰金仙之怪物一机械之巧耳，知之则不足畏。若夫，中国物博人众，用西国之法以困西国之民，其将为欧洲之害，迥非金仙怪物所可比者，是则大可畏也。(严按语：佛兰金仙怪物者，傀儡也，见于英闺秀谐理之小说，傅胶 革，挺筋骨以为人，机关枨触，则跳跃杀人，莫之敢当，惟纵其酣卧乃无事。论者以此方中国，盖亦谓吾内力甚大；欧之人所以能称雄宇内者，特以吾之尚睡未醒故耳。)
对该文中有关吴士礼和佛兰金仙的表述与梁启超在保国会上的演讲作一比较即可发现，梁在演讲中几乎原文引用了该文的内容。而按语也表明，严复不愧为当时首屈一指的西学学者，对吴士礼的一贯主张⑩、小说《弗兰肯斯坦》的著者及其内容等，都有相当准确的把握。当然，在当时的情况下，要将怪物弗兰肯斯坦的形状、印象准确地传达给中国读者，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也就不可能知道包括梁启超在内的读者在读了按语后会产生怎样的想象。惟一肯定的是，梁启超等想象中的怪物形象与我们现在通过各种途径获得的形象是有巨大区别的；而且，从他们将此形象投射到沉睡的中国身上这一点看，他们对这个怪物的理解似乎是正面的。
《国闻报》刊载的这篇译文和严复的按语，都没有涉及梁启超在保国会演讲时提到的曾纪泽的《中国先睡后醒论》。如后所述，当时关心时局的人，都已经比较熟悉曾纪泽的这篇文章。梁启超是把自己读过的曾纪泽的主张和《国闻报》刊载的译文巧妙地结合了起来，并以此激励参加保国会的变法派人士。在这个意义上讲，梁启超在保国会上的演讲，充分发挥了他作为一个宣传家的杰出才能。
二、探源之二
梁启超在保国会演讲之后，又有两次谈论过弗兰肯斯坦(睡狮)。一是流亡日本后所写的《自由书·动物谈》(1899年4月)，再一次是《瓜分危言》(1899年5-8月)。有关部分引用如下：
梁启超隐几而卧，邻室有甲乙丙丁四人者，咄咄为动物谈……丁曰：“吾昔游伦敦博物院，有人制之怪物焉，状若狮子，然偃卧无生动气。或语余曰：子无轻视此物，其内有机焉，一拨捩之，则张牙舞爪，以搏以噬，千人之力，未之敌也。余询其名，其人曰：英语谓之佛兰金仙，昔支那公使曾侯纪泽，译其名谓之睡狮，又谓之先睡后醒之巨物。余试拨其机，则动力未发而机忽坼，螫吾手焉。盖其机废置已久，既就锈蚀，而又有他物梗之者。非更易新机，则此佛兰金仙者，将长睡不醒矣。惜哉！”梁启超历历备闻其言，默然以思，愀然以悲，瞿然以兴，曰：呜呼！是可以为我四万万人告矣(下画线为笔者所加，以下同)(11)。
其故，“英人”皆坐未深知中国腐败之内情，以为此庞大之睡狮终有撅起之一日也，而不知其一挫再挫，以至于今日。……曾惠敏曾对英人大言曰中国先睡后醒之巨物也。故英人亦有佛兰金仙之喻。(12)
《自由书·动物谈》采用转述传闻的方式来描述弗兰肯斯坦；但是，考虑到他在保国会上的演讲，几乎可以肯定这是梁启超自己创作的故事。值得注意的是，在保国会演讲一年之后所写的这篇文章中，梁的讲述又增加了一些新的信息。他说英国人称之为“佛兰金仙”的人造怪物就在大英博物馆内，并且长着狮子的模样；而曾纪泽曾将其译为“睡狮”或“先睡后醒之巨物”。依笔者管见所及，这是清末最早出现“睡狮”二字的文章。更重要的是，此处第一次出现的“睡狮”，已经明确就是弗兰肯斯坦之怪物。在上述《国闻报》刊载的译文、严复的按语以及梁援引该文及按语在保国会所作的演讲中，都没有出现“睡狮”的字句；但在这里，英国人吴士礼、怪物佛兰金仙和曾纪泽的《中国先睡后醒论》已经浑然不可分，中国=佛兰金仙=“睡狮”这一等式就此成立了。
这个等式，在随后的《瓜分危言》中被进一步推展开来，发展成为如下表述：即A.英国人称中国为“睡狮”；B.曾纪泽曾称中国为“先睡后醒之巨物”；C.英国人将中国比喻为弗兰肯斯坦。这其中，B和C接近事实，但A却是梁启超第一次说出来的。包括英国人在内，此前的确没有人称中国为“睡狮”——这一点后文将作详细分析。真实情况恐怕是，所谓“睡狮”，是梁启超对吴士礼、佛兰金仙怪物和曾纪泽的《中国先睡后醒论》按自己的需要进行解释而创造出来的，纯粹是梁式想象的产物。
众所周知，1900年以后，“睡狮”(以及“醒狮”)一词为清末知识分子所喜好并经常使用，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比如，“诗界革命”先驱黄遵宪在其《病中纪梦述寄梁任父》(1903年)中有“散作枪炮声，能无惊睡狮？睡狮果惊起，牙爪将何为？”“革命军中马前卒”邹容的《革命军》(1903年)中则有“天清地白，霹雳一声，惊数千年之睡狮而起舞，是在革命，是在独立”；甚至有名曰《醒狮》的杂志于1905年在东京创刊，等等(13)。这些都是基于梁启超创造、发明的“睡狮”而出现的文化现象。应该说，中国=“睡狮(Sleeping Lion)”这个表述，首先是在清末中国人之间迅速流行，然后才流传到包括日本在内的外国舆论界的。
三、探源之三
(一)中国国外的“睡狮”说
通过上述探讨，我们基本上可以明白，中国即睡狮的说法，是梁启超在戊戌变法时期对其间接得到的有关吴士礼、怪物弗兰肯斯坦的知识，发挥想象力与其读过的曾纪泽的《中国先睡后醒论》结合起来，于1899年创造出来的。不过，读者可能还有一些疑问。难道在那之前外国就真的没有称中国为“睡狮”的例子吗？曾纪泽《中国先睡后醒论》和弗兰肯斯坦这一怪物的形象，与梁启超的表述是如何具体结合在一起的？这些疑问也都是形成中国“睡狮”形象的要素，有必要进一步作补充考证。
如前所述，关于“睡狮”出自被囚圣赫勒拿岛的拿破仑之口的说法，已有费约翰认为其根据难以确认，纯属谣传(14)。另外，查遍当时欧美的主要报刊，也找不出将中国比作“睡狮”的例子。笔者曾通过网上数据库分别查阅了英国和美国最大的报纸《泰晤士报》和《纽约时报》(《泰晤士报》数据文典、Times Digital Archive等)，所得到的结果有sleeping leviathan(leviathan即象征邪恶的一种海怪)、decaying monster(衰落中的怪物)、awakening giant(觉醒中的巨人)等(15)，惟独没有用狮子比喻中国的用例。其原因在于，将一个国家比作某种动物时，“狮子”大都是用来比喻英国的，比喻中国则用“龙”(16)。在本文后面来自英国大众性漫画杂志《笨拙(Punch)》的两幅图(图1、图2，由于技术原因，原文中的图片无法在此呈现，请见谅。)中，中国都被描绘成恶龙。
日本的报纸和杂志也一样。现在日本采用较多的历史教科书都不约而同地这样表述中日甲午战争：“从前被称为‘睡狮’而被深感畏惧的清国，在新兴的日本面前竟然不堪一击。列强各国看到清国已经如此衰弱，于是争相获取租借地，以作为向中国渗透的桥头堡。”但是，从甲午战争到戊戌变法期间，日本的报纸等从未称中国为“睡狮”；而使用“睡狮”的一个例子，出现在《读卖新闻》1898年1月23日的社论中，但那也并非用来比喻中国，而是用来比喻面对东亚的国际局势一直持观望态度的英国。这篇社论的开头部分如下：
睡狮醒矣。多年来，人们称英国于东亚沉睡不醒，嘲讽其优柔寡断，责骂其迟钝愚鲁，而今竟猛然忪眼圆睁。腊月以来，英国东方舰队调遣骤然活跃，其势恰如猛狮疾驱于旷野。
这篇社论所论述的，正是戊戌变法前夜列强围绕中国的动向，其中以“睡狮”、“猛狮”特指英国；这从反面表明，就当时日本舆论界的常识而言，“睡狮”不是用来指称中国的(17)。进入20世纪后，日本也开始称中国为“睡狮”。例如，1905年的《东京日日新闻》就这样说：
盛享清国近世大外交家之名、至今声望不衰之曾纪泽氏，十数年前介绍清国于列强时曾称，清国乃睡狮也。即卧龙二字译作睡狮，由此于当时欧亚外交界风靡一时……(18)
显然，这个“睡狮”说与梁启超的阐发是一致的。因此，我们可以做这样的推断，即日本的“中国即睡狮”之说，经梁启超阐发而为清末知识分子所广泛接受，在中国得到普及后才传到了日本。
(二)弗兰肯斯坦(Frankenstein)形象的传播
如前所述，梁启超于1898年在保国会上演讲时提到“英人乌理西谓中国如佛兰金仙之怪物”，这并不是因为他读了吴士礼的著作或者小说《弗兰肯斯坦》，而是因为他读了《国闻报》刊载的王学廉翻译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吴士礼的见解和弗兰肯斯坦的比喻是两码事，但到了梁启超那里，这二者却被结合在一起。那么，当时，人们是怎样看待怪物弗兰肯斯坦的呢？
众所周知，玛丽·雪莱(Mary Shelley，雪莱夫人)的怪异小说《弗兰肯斯坦》被称为近代科幻小说的先驱；特别是1831年改订版出版后，弗兰肯斯坦在欧洲常被视作向造物主复仇的怪物。不过东亚各国却鲜有介绍，大概是故事的怪异性使然。再比如，该小说在日本最早的译作《新造物者》于1889年发表在杂志《国基[国乃もとゐ]》上，译者“瓠廼舍主人”，其译笔较忠实于原著(19)；不过，该译作并未完成。后来，在1930年代，根据该小说改编的电影引起很大反响，但直至战后，日本也未有该小说的全译本出版。
在中国，1934年上海曾放映好莱坞影片《科学怪人》(20)，在某种程度上使人们了解了怪物的名字及其形象；但没有证据表明曾有人翻译过该小说(21)，最早的译本直至1980年代改革开放时期才出现。在这个意义上讲，严复早在1898年就曾准确地向中国人转述过该小说的作者及其所描述的怪物的形象，是令人十分惊讶的。换言之，即使当时的梁启超受严复按语的启发而把弗兰肯斯坦误解为状如狮子的人造机巧怪物，也是情有可原、不应受到嘲笑的。
就这样，在19世纪的东亚，要准确地表达、传述怪物弗兰肯斯坦的形象及其寓意，是十分困难的(请参见本文附图3、4、5，由于技术原因，原文中的图片无法在此呈现，请见谅。)。但是，如上述《国闻报》刊载的译文所示，在“黄祸论”盛行的西方各国，以怪物弗兰肯斯坦比喻中国则绝非罕见。下面《泰晤士报》的文章所表达的，正是戊戌年(1898)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典型观感之一。
但是，中国的发展并非如此单纯。亦即，促进这个国家的发展，结果有可能使弗兰肯斯坦站立起来。中国可能成为世界的巨大工厂，我们可能被中国取代。也就是说，将来不是我们供应给他们，而是他们供应给我们。(22)
在稍后的时期，欧美将中国喻为怪物弗兰肯斯坦的人越来越多。孙中山在美国执笔的英文小册子《中国问题的真解决》(The True Solution of the Chinese Question)中，也提到过这一点。不过，该小册子原本是面向了解怪物弗兰肯斯坦的欧美人士而作，其中有关弗兰肯斯坦的一段，在随后于1906年在日本出版的中英对照本(《支那问题真解》(23))中，“法兰坎士泰”被加上了“自残同类之动物”的注解；而在以后民国、人民共和国时期刊行的孙中山文集中，Frankenstein都未用音译，而是灵活的意译。这大概是因为，对于不了解弗兰肯斯坦的中国读者而言，音译不能传达原本含义。总之，要准确传达怪物弗兰肯斯坦的形象和含义，是极其困难的。
(三)曾纪泽《中国先睡后醒论》的传播
如前所述，梁启超在其《自由书·动物谈》中说，把怪物弗兰肯斯坦称作“睡狮”或“先睡后醒之巨物”的是曾纪泽。即使我们能够理解梁在曾的《中国先睡后醒论》启发下将弗兰肯斯坦解释为“先睡后醒之巨物”，但他又是循着怎样的思路推导出“睡狮”的？特别是包括《中国先睡后醒论》在内的曾纪泽的文集中，都找不出“睡狮”的字眼，这就更加重了疑问。下面，我们先从《中国先睡后醒论》的传播加以探讨。
据说，《中国先睡后醒论》最初以英文发表，不久后的1887年2月8日被香港的英文报纸《德臣报》(The China Mail)转载，再后来由颜咏经、袁竹一(24)等译成汉语发表(《新政真诠初编》1901年，《皇朝蓄艾文编》1903年)(25)。可是，该汉语译文并未收入《曾惠敏公遗集》(1893年出版)，梁启超是如何得知这篇文章的呢？此前有关曾纪泽的研究认为，《中国先睡后醒论》是收入《新政真诠初编》等之后，亦即进入20世纪之后才流传开的(26)；但实际上，早在1887年6月，上海《申报》就刊载了该文的汉译本(27)。曾纪泽对用英文发表的这篇文章非常满意，1886年11月回国后不久，即请人翻译，以馈国人。他在1887年4月致马格里(Halliday Macartney)的信中曾这样写道：
知悉《亚洲季刊》(Asiatic Quarterly)文章备受热议，当然尚不了解近况如何。吾已命同文馆懂英语之学生将其译作汉语，以馈知近传阅。但祈顺遂。(28)
为“馈知近传阅”而译出的这篇文章，后来是被《申报》转载的，还是《申报》方面独自发表的，个中内情不详；但显然梁启超在戊戌前读到这篇文章是可能的。顺言之，甲午战争时，日本也已有人了解到曾纪泽写过一篇反响很大的《中国先睡后醒论》，尾崎行雄等就曾谈到这点(29)。
既然包括《中国先睡后醒论》在内的曾纪泽文集中不见“睡狮”一语，那么，梁启超又是如何从怪物弗兰肯斯坦联想到“狮子”的呢？实际上，曾纪泽虽然没有使用“睡狮”的字眼，但在将国家比喻为动物时，的确提到过“狮子”。《曾惠敏公遗集》收录的《为潘伯寅大司空画狮子纨扇率题一首》中有这样一段：
英吉利国称雄泰西，军国大纛及宫廷印章，皆雕绘狮子与一角马为饰，殆与俄罗斯画北极之熊，佛朗西、日耳曼画鹰隼者，各有取义。……法尚苍鹰俄白罴，英兰旌旆绘黄狮。(30)
在这里，曾清楚地写道狮子是英国的象征(白熊和鹰鹫分别是俄、德的象征)；而另一首诗的“引”也称“狮子毛群之特，蹲伏行卧，往来前却，喜怒饥饱，嬉娱攘夺，狙伺搏击之变相，尤着意焉”(31)。读到这些，就狮子的形象产生某种想象是可能的(32)。不过，我们不知道梁启超是否读过曾纪泽的这些诗句；即使读过，由机器人般的怪物弗兰肯斯坦一跃而联想到“睡狮”，没有非凡的想象力也是做不到的。
当然，梁启超也有可能从中国传统的狮子形象、尤其是在清末重获中国知识分子喜好的佛教的护法狮子形象得到了启发(33)。但这也仅是有可能，既然各种典籍中都找不出与梁启超的“睡狮”有关联的例证，我们不能下任何断定性结论(34)。
结语——“睡狮”、“醒狮”形象出现以后
在民族主义勃兴、救亡意识高涨的时代，某个号召性语句或形象有时会成为凝缩时代精神的核心。在对外危机意识深重的清末和民国时期，屡屡有巧妙地表达中国屈辱的国家地位、激发爱国热情的语句及形象被发明出来，“东亚病夫”如此，租界公园“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告示牌亦如此(35)。而出自梁启超想象的“睡狮”也属于此类发明之一，这个词语以及由此派生出的形象，对近现代中国民族主义形成所发挥的巨大作用，已毋庸赘言。梁启超在评论自己的言论对清末社会的影响时曾说，与新文体一样，“笔锋常带情感，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36)；从“睡狮”一词的发明及其后来的广泛流行来讲，他的语言魅力已达到了创造号召性语句并足以激发人们想象力的地步。
“睡狮”、“醒狮”之说出现数年后，就有人创刊了《醒狮》杂志。可见，在某种程度上，该词语对中国知识界造成的冲击已经超过了梁启超当初的设想。而后来以批判眼光观察自负的中国民族主义者的知识分子，则指出了该词语带有的正负两方面的意义。鲁迅在1933年发表的《黄祸》一文中有如下一节：
现在的所谓“黄祸”，我们自己是在指黄河决口了，但三十年之前，并不如此。那时是解作黄色人种将要席卷欧洲的意思的，有些英雄听到了这句话，恰如听得被白人恭维为“睡狮”一样，得意了好几年，准备着去做欧洲的主子。(37)
这段话之所以意味深长，在于它以当事人的立场表达了清末中国对“黄祸”论所持态度的一个侧面，而这种沾沾自喜的态度与“睡狮”说却同体而栖。因此，鲁迅才认为清末以来的“睡狮”说顶多是中国人满足自尊心的“恭维话”，并对此持批判态度(38)。
当然，为了负载民族主义者的自尊心，“睡狮”形象在形成后就被放大了；对此，发明者梁启超不应负任何责任。而对于鲁迅写于梁启超谢世之后的这篇杂文，梁也不可能反驳。但是，在中国民族主义以“醒狮”的姿态出现时，梁启超则不得不面对自己创造出的这个形象。
提起推崇“醒狮”的中国民族主义，人们自然会想到曾琦等人于1920年代中期组织的中国青年党(中国国家主义青年团、国家主义派)曾主张“醒狮运动”，并以《醒狮周报》作为机关刊物；实际上，在曾琦等劝梁启超入党时，“狮子像”曾在梁启超面前出现过。周传儒在回忆曾琦等欲拉梁启超为首领而与其接触的过程时这样写道：
民国十四、五年之交，国家主义派的曾琦到北京见梁启超，意欲组织第三党，推梁与章太炎为南北首领。谈了半天，梁没有答应。……曾琦后来还到启勋[梁启超弟弟]家找过梁启超一次，梁推说丁在君[丁文江]等不同意，周传儒也要考留美，不能帮忙。于是以无名氏名义赠他三千元帮助活动费。曾琦回赠一个半人长的铜狮子给梁启超，铜狮子为醒狮派的党标，我后来到梁家，看到案上放有一个铜狮，一问才知道是曾琦送的。这次梁没有跟国家主义派搞在一起是很明智的。(39)
梁启超虽然没有加入“醒狮派”的党派活动，但却称他们“最有朝气，最能奋斗”，似乎实际上对他们期许有加(40)。但是，曾琦等赠送狮子像给梁启超时，大概不知道在中国最早唤醒“睡狮”的正是梁启超。因为，在《醒狮周报》创刊宣言中，他们称“睡狮”说源于曾纪泽：
昔者曾纪泽出使欧洲，鉴于西方东侵之猛，尝以“睡狮”之说，告彼都人士曰：中国地方之大，人口之多，巍然独立于亚洲，其状有雄狮然，今特睡而未醒耳。……呜呼！我国民岂真劣等而不可救药耶？抑矣果如曾氏之言为睡而未醒之雄狮耶？(41)
正如已经探讨的那样，曾纪泽的《中国先睡后醒论》以及其他文章中从未出现过“睡狮”的字眼，而“醒狮派”却与20多年前的梁启超一样，把曾纪泽与“睡狮”扯在了一起。连以“醒狮”为旗号的政治团体都不过如此，1920年代人们对“睡狮”说历史渊源的一般理解也就可以想见了。
由于醒狮派曾试图拉梁启超加入，梁也对醒狮派的活动抱以期待，因而梁当然极有可能读过《醒狮周报》的创刊宣言。而且，醒狮派还送了一座铜质狮子像给梁启超。面对这座狮子像，梁很可能就自己年轻时创造出的“睡狮”形象有所感触。假如他留下一篇《醒狮有感》之类的文章，我们也就可以了解“睡狮”形象出现在中国的来龙去脉，特别是本文未能解明的梁的想象由怪物弗兰肯斯坦到狮子的飞跃过程。但遗憾的是，梁启超没有为我们留下这样的文章。如此，来历依然不明的“睡狮”、“醒狮”的形象后来不断被放大和强化，直至现在。
注释：
①丁文江、赵丰田编，岛田虔次编译《梁启超年谱长编》共5卷，东京：岩波书店，2004年。
②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版，1983年，第111页。此处引用，依据《国闻报》第209号(1898年5月31日)、《知新报》第55册(1898年6月9日)就有关字句作了补正。
③《梁启超年谱长编》(日文版)第1卷，第379-380页。
④John Fitzgerald, Awakening China: Politics, Culture, and Class in the Nationalist Revoluti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汉译：李恭忠等译：《唤醒中国：国民革命中的政治、文化与阶级》，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单正平：《近代思想文化语境中的醒狮形象》(《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收于单正平：《晚清民族主义与文化转型》，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
⑤费约翰：《中文版序》，《唤醒中国：国民革命中的政治、文化与阶级》，第2-3页。
⑥单正平：《晚清民族主义与文化转型》，第130页。就那句预言是否出自拿破仑之口，单氏认为费约翰之说理由并不充足，拿破仑有可能的确说过。
⑦《清议报》第13号，1899年4月(收于《饮冰室合集·专集》2，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
⑧梁启超：《三十自述》(1902年)，《饮冰室合集·文集》11，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6页。
⑨《国闻报》(天津)1898年3月22日。严复按语部分，今收于王栻主编《严复集》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78页。遗憾的是，据称刊登了该译文原文的《国运报》的英文名称不详。
⑩吴士礼曾多次说到，中国只要有拿破仑那样的人物出现，就会成为凌驾于西方各国之上的强国。例如，吴士礼自传(Wolseley, The Story of a Soldier's Life, Westminster: Archibald Constable & Co. Ltd., 1903)这样写道：“就人口方面而言，没有任何国家能与中国相比。在这个巨大帝国的任何角落，他们的习惯和生活方式都是相通的。在我看来，中国人是这个世界上最优秀的人种，他们将是世界上未来的伟大统治者。我一直这样认为，现在也这样想。中国只是没有彼得大帝或拿破仑那样的人物而已。”(vol. 2，p. 2)而通过译载西方杂志的文章，中国国内也对吴士礼的观点有所了解。请参阅：《中国实情》，《时务报》第10册，1896年，译自上海《字林西报》(North China Daily News)1896年10月17日；《论东方之害》，《外交报》第117期，1905年，译自《康顿白烈报》(Contemporary Review)1905年5月。
(11)《自由书·动物谈》，《饮冰室合集·专集》2，第43-44页。
(12)《瓜分危言》，《饮冰室合集·文集》4，第21、42页。
(13)关于清末使用“睡狮”、“醒狮”的例子，单正平：《晚清民族主义与文化转型》第4章以及杨瑞松《睡狮将醒？：近代中国国族共同体论述中的“睡”与“狮”意象》(《国立政治大学历史学报》第30期，2008年)有较全面的介绍。
(14)费约翰：《中文版序》，《唤醒中国：国民革命中的政治、文化与阶级》第2-3页。另外，不管这句话是否真正来自拿破仑，清末的西方人士似乎一般认为拿破仑那样说过。请参阅：约翰·斯塔德著：《1897年的中国》，李涛译，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第97页。
(15)Planning to Save Pekin/Brilliant Schemes of Defensive Warfare Proposed by Chinese, New York Times, Feb. 11, 1895; J. O. P. Bland, Recent Events and Present Policies in China, Philadelphia: J. B. Lippincott, London: William Heinemann, 1912, p. 413.
(16)其中一个例子是 Arthur Diósy, The New Far East, 4th ed., London: Cassell, 1904, pp. 333-334.
(17)当然，在形容清国的萎靡、停滞时，当时一般使用“惰眠”、“熟睡”的字眼；而在将清国比做动物时，通用的字眼似乎是“睡象”。具体用例请参阅岸田吟香：《吟香翁书牍之续》(《朝野新闻》1880年5月23日)、《亚细亚之前途(愉快节)》(《添田哑蝉坊·知道著作集4演歌の明治大正史》，刀水书房，1982年，第54-55页)。
(18)《清国外交之活历史》，《东京日日新闻》1905年11月5日。参见杨瑞松《睡狮将醒？：近代中国国族共同体论述中的“睡”与“狮”意象》。
(19)瓠廼舍主人稿《新造物者》，《国基[国乃もとゐ]》第3-12号(未完)，1889-1890年。参见横田顺弥《明治时代は谜解——《弗兰肯斯坦》的最早译作[明治时代谜だらけ！《フランケンシユタィン》の初译について]》，《日本古书通信》61卷3号，1996年。考虑到杂志《国基》的流通范围极其有限，该译作应不可能对梁启超产生任何影响。
(20)《准演外国影片一览》，《中国电影年鉴1934年》，中国教育电影协会，1934年，第98页。
(21)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界有关《弗兰肯斯坦》的研究并不少，但尚未发现有论述该小说在中国的传播过程和影响的。这一点与日本十分相似，期待今后有所突破。
(22)"British Association", The Times, Sep. 14, 1898.
(23)《支那问题真解》孙逸仙演说，公民[国民]俱乐部译述、发行，黄帝纪元4396年腊月出版——神户大学图书馆藏。关于这个小册子的情况，请参阅石川祯浩：《山口一郎纪念奖获奖感言》(《孙文研究》第44辑，2008年9月)。
(24)颜咏经大概就是颜永京(颜惠庆之父，时为圣约翰学院学监)。袁竹一，原名袁康，曾任《万国公报》编辑(翻译各国消息)。见杨代春：《〈万国公报〉与晚清中西文化交流》，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3、68页。
(25)李恩涵：《曾纪泽的外交》，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6年，第276页；张立真：《曾纪泽本传》，沈阳：辽宁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220-221页。另外，单正平认定，梁启超谈论《中国先睡后醒论》应在《新政真诠初编》和《皇朝蓄艾文编》刊行前，并以此为前提展开分析，认定《德臣报》转载的是汉语，并且梁启超对此是知晓的(前引《晚清民族主义与文化转型》，第124-125、129页)，并以此为前提进行分析。但这个前提实属误解。
(26)张立真：《曾纪泽本传》，第220-221页。
(27)颜咏经口译、袁竹一笔述《中国先睡后醒论》，《申报》1887年6月14-15日。后来被收入《新政真诠初编》的，应该就是这篇译文。笔者得知《申报》曾刊载此文，实承箱田惠子氏(日本学术振兴会特别研究员)所赐，在此特致谢意。
(28)《曾纪泽致马格里书(1887年4月26日)》(收于Demetrius C. Boulger, The Life of Sir Halliday Macartney K. C. M. G., London: J. Lane, the Bodley Head, 1908, p. 435)。马格里曾任中国驻英公使馆参赞，并曾协助曾纪泽撰写、发表《中国先睡后醒论》。
(29)尾崎行雄《支那处分案》称：“曩者清法有事，清使曾纪泽侯曾大言日，中国先睡后醒。虽然，今已阅十星霜矣。然其高枕鼾睡也，如故独何欤。”(博文馆，1895年，第16页)
(30)(31)《曾惠敏公遗集》，长沙：岳麓书社，1983年，第315-316页。
(32)《晚清民族主义与文化转型》，第126-130页。
(33)《晚清民族主义与文化转型》，第132-135页。关于中国古代狮子形象，蔡鸿生《狮在华夏：一个跨文化现象的历史考察》(收于王宾、[法]比松主编：《狮在华夏：文化双向认识的策略问题》，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3年)述之颇详，可资参考；但遗憾的是，该文几乎未涉及清末的狮子形象。
(34)清代诗文提及“醒狮”的，有傅占衡(清中期人)的《述梦》(《湘帆堂集》)、夏敬渠的《野叟曝言》(光绪八年)等。这些中国传统的狮子形象(或出现于狮子舞等民间节日庆典的狮子造型)，有可能间接地对梁启超发明“睡狮”、“醒狮”产生了影响。
(35)关于这方面的史学分析，请参见杨瑞松：《想像民族耻辱：近代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东亚病夫”》(《国立政治大学历史学报》第23期，2005年)、石川祯浩：《“华人与狗不得入内”告示牌问题考》(黄克武主编：《第三届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思想、政权与社会力量》，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2年)。
(36)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饮冰室合集·专集》34，第62页。
(37)丁华民主编：《鲁迅文集》第17卷，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6年，第108页。
(38)五四时期朱执信也提出过类似的见解。见朱执信《睡的人醒了》，《民国日报》觉悟副刊，1919年6月28日-7月3日。
(39)周传儒：《回忆梁启超先生》，夏晓虹编：《追忆梁启超》，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第375-376页。
(40)《给孩子们书(1927年1月18、25日)》，《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版，第1112页。
(41)《〈醒狮〉周报出版宣言》，《醒狮周报》第1期，1924年10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