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少见日本爱国题材的动漫？ 第1页

首先，从日本幼儿园到小学，到中学、高中，到大学，“爱国”都是个明令禁止的口号。

其次，不能向学生灌输任何政治观点，甚至连“为了国家”这几个字，都被严禁出现在任何教科书中。

最后，学校甚至不能强迫学生齐唱国歌，因为违宪。

这同日本左翼在战后实际上确立了文化霸权地位密不可分（这个实际上在战后诸多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里头都出现过，只不过日本比较特殊）

长回答预警：

说个看似跟动漫没有什么直接联系的话题——别的不说，关键的培养下一代的文化教育领域，就是由著名的日本左翼教师工会组织——日本教职员组合（にほんきょうしょくいんくみあい，英文缩写JTU）实际控制，1950年代后期的时候就公立学校这块就有几乎80%的老师都是属于日教组（这个倒是跟日本战后保守势力，尤其是其政治代表——自由民主党长期把持国政形成鲜明对比）。

以下是文部省/文部科学省给的有关公立小学、初中、高中的日本教职员组合成员数以及组织率的统计数据:

1958年(昭和33年):86.3%(开始调查时)

2003年(平成15年):30.4%，76单组，组合成员数约31万8000 ~ 33万人

2004年(平成16年):29.9%，76单组，组合成员数约31 ~ 32万2000人

2006年(平成18年):28.8%，76单组，组合成员数约29万6000人

2007年(平成19年):28.3%、76单组、组合成员约29万人

2017年(平成29年):22.9%(无调查)，组合成员人数约23.5万人

不要以为日教组的势力仅仅止步于此，他们在大专学校以及私立学校都有分支组织（分别是“日本国公立大学高专教职员组合”以及“日本私立学校教职员组合”）。

而日教组是如何成立的呢？

战后不久的1946年，文部省接受联合国军最高司令官总司令部(GHQ)的建议，发表了《新教育方针》做为教师手册。

他们说:“为了教师的民主生活和修养，教师工会的健全发展是非常重要的。”他们提倡教师工会，以稳定教师的生活、提高教育水平、对抗政治介入。虽然文部科学省和日教组一直处于对立状态，但总归是GHQ和文部省的支持下成立的。

加入教师工会的人数在战后2年多的时间里猛增到50多万人。之后，战后诞生的3个教职员工会合并，1947年诞生了“日本教职员工会”。

日教组的主要目的是:

教育的民主化（教育の民主化）

获得研究的自由（研究の自由を獲得すること）

团结起来建设一个爱好和平自由的民主国家（平和と自由とを愛する民主国家の建設のため団結すること）。

为此确立相对应的经济、社会、政治地位。（そのために経済的・社会的・政治的地位を確立することと謳われている）。

日教组不仅为整顿教育条件进行研究、提出政策，还进行了大量的政治运动。

日教组的控制权有在谁的手里呢？实际上成立不久，当时处于极左生态位的日本共产党（绰号“代代木党”，因其总部大楼位于东京代代木区而得名，现在日共中央委员会也在那儿办公）就取得了对于日教组的控制权，一度成为日教组的主流派，冷战开始后由于GHQ转变政策打压日共以及日共放弃合法斗争转向非法的暴力抗争，当时的左系第一大党社会党“捡皮夹子”实际取得对日教组的控制权，不过，稍微了解一点日本政党史的就知道，日本社会党实际在其建党很长一段时间是激进左翼政党（尤其是左、右派社会党合并导致社会党逐步进入“左派优位体制”之后），虽然名义上是社会党国际的成员，但是它不仅位处社会党国际的最左翼^[1]，而且甚至比1955年之后的代代木党更左，这个情况一直持续到1980年代社会党内部的“反协会派”打倒主导社会党领导权的极左翼势力“社会主义协会派”^[2]之后，社会党才逐渐中道化、保守化——也就是说日教组的思想底流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直到今天日教组依然坚定支持立宪民主党以及代代木，是立宪民主党所赖以生存的几个重要的做为其“支持母体”（组织票）来源的工会组织之一。

实际上我们可以综上得出一个结论:日教组的崛起与麦天皇领导、美国主导的GHQ的扶植密切相关，甚至于我们可以延伸出这么一个结论——战后日本左翼势力的蓬勃发展实际跟占领时期美国方面一定程度的扶植不无关系。

在战前时期，日本左翼势力实际基本覆灭（1935年日共最后的中央组织被特高警察破获，战前的日本共产党在组织上宣告灭亡，此后一直到战争结束日本共产主义者都没有建立起一个统一的政治组织；1937年因为“人民战线事件”中，左翼社民主义者组织的“日本无产党”及其工会组织“日本劳动组合评议会”被解散，该事件宣告战前工农阶级政治运动实质上的结束；剩下的“无产阶级政党”即右翼社民主义者的社会大众党/社大党选择翼赞军部法西斯的侵略战争、极权主义以及镇压罢工等路线，最终在1940年所有政党解散后并入军部御用政党“大政翼赞会”，其麾下工会也并入法西斯工会“产业保国会”），直到战争结束的一段时间一部分日本共产主义者的骨干们要么在延安，要么还在大牢里头睡大觉，而社民主义者呢？甚至一度都没打算组建自己梦寐以求属于他们自己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我在如何看待日本立宪民主党？这个回答里头就曾经说过这么个事情:

战争结束一个多月以后，在建立新党问题上具体地反映出来的上述动向，是有其来龙去脉的。原来，在建立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的设想产生以前，就有一部分实力人物想要建立一个不站在社会主义立场上的“民主主义的国民政党”。例如,西尾末广^[3]、水谷长三郎、平野力三等三人，曾就建立新党的计划问题和鸠山一郎^[4]、大野伴睦等人进行过座谈;另外，平野力三还曾为抬出有马赖宁^[5]伯爵以及商工会议所理事长船田中^[6]而到处奔走。连得原日本无产党的加藤勘十^[7]也和自已故乡的旧藩主德川义亲^[8]有着政治上的联系。荒烟寒村^[9]在他的回忆录中透露，当时铃木茂三郎^[10]也和德川义亲有着联系。这些动向反映了一个事实,即如山川均所说，当时大家对占领政策还难以估计，所以原想建立一个比旧的无产阶级政党^[11]还要保守得多的“充其量只有自由主义倾向的进步政党”。
但是，八月三十日，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元帅到达厚木（日本地名，隶属于神奈川县），接着于九月十日发表了盟国的对日管理方针。直到这时候，“才明白美国的占领政策竟是意想不到的民主化政策。”(山川均^[12]语)这就使战前参加社会主义运动的人们精神为之一振，都认为“如果这样的话……”，立即着手制订一个和前此设想避然不同的“社会主义政党"^[13]的建党计划。

我当时还有话没有说完的是:右派社会民主主义者领袖们（也就是战前的社大党系/战后的日本社会党右派）在GHQ占领时期初期则是把当年依附于“产业报国会”的那些战时工会的人拉出来，按照他们自己的人脉与私人关系组织起来社会党的第一个工会组织母体——日本劳动组合总同盟会（总同盟）；而左派社会民主主义者（战前的日本无产党系/战后的日本社会党左派）当时混的就更差劲了:在战争结束后社民主义者们纷纷拉“天使投资人”组织政党的时候，左派社民主义者结果拉了个著名的鸦片走私大王藤田勇^[14]，结果右派社民的水谷长三郎实在看不下去了，说你们社左（左派社民/社会党左派）实在是胡闹——藤田勇这么臭名昭著的鸦片走私大王怎么能拉入党内呢，两相对比下，社会党右派的行为看起来反而不是那么特别不光彩，反而像是媷军国主义羊毛了。

另外能反映战后初期日本左翼势力一度非常衰颓的一些现象例如:

①战后日本第一次大选，大政党都是从原帝国议会中翼赞的政党脱出来的:它们分别是做为隶属于资产阶级保守政党谱系的中左翼的协同党、中偏右翼的自由党、右翼的进步党，其次才是两个所谓的“进步派”政党:日本社会党（这里头估计一堆当年支持军部当局的社会党右派）、日本共产党；

②当时做为“进步势力”第一大党的日本社会党（当时是“右派优位体制”时期，社会党右派主导党内领导权，而社会党左派则沦为少数，故一度有“与党野党”即“执政党里头的在野党”之称）实际也鼓吹不废除“明治宪法”，而是同其他某些保守派政客一样鼓吹对“明治宪法”进行修修补补^[15]，结果的情况是，美军扶植的币原内阁提出的新宪法草案^[16]，也就是现在差不多现在这个确立“主权在民”、天皇象征地位以及放弃战争等原则的日本国宪法的草案公布后，社会党领袖们发现新宪法的理念都比他们采用的观点先进，以至于社会党不得不含糊其词的说:“政府的宪法草案是一个进步的草案，与我党的方针极其相似。”实际上GHQ占领初期的许多民主化政策，都比当时社会党的决议与政策先进，以至于当时的社会党不得不频繁修改方针政策以让自己的方针政策看起来比GHQ与日本政府的政策更“激进”一点。

就是在这么一个战后初期日本左翼普遍先天不良，社会政治总体还算保守化的情况下:哪有一家工会能在某一大行业领域的从业者内部有高达80%的组织率？更何况这是一个充斥激进左翼思想底色的左派工会？没有GHQ在背后“帮忙”，日教组怎么可能在教师队伍有如此之高的组织度？

扯了这么多，再说回日教组，当年做为左翼一大大本营的日教组有多么硬核呢？诸如:

①在1956年，做为通过居民公选制产生的教育委员会（实际上是日教组控制），强烈反对所谓的“首长任命制”政策，同时以“国家控制的象征”为由，一直反对在学校升国旗、唱国歌(当时哪怕是在东方阵营^[17]国家这都是不敢想象的，现在日教组这边反倒是没有这样的主张了，不知道是不是跟日教组势力以及其背后的左翼势力整体衰落有关)；

②他们拒绝孩子们在教育上的竞争和对于教师的评价制度，强烈地拒绝了对孩子和教师的排序，昭和30年代(1955~1964年)，日教组阻止实施教师考勤制度，反对全国统一r学能力考试制度，当然与之相应的是，日本义务教育各级各类学校教职员的工资高于一般公务员水平的优厚待遇，教师社会地位高、工资待遇高，从而导致师资水平高，即世人所称的日本教师“三高”，像国内出现的“民办教师”这种事情在日本简直就是不可能的事情——现今的日本，便是偏僻的农村学校也会配备游泳池、音乐教室以及实验器具齐备的实验室、图书馆和计算机教室，偏僻地区教师的补助以及住宅费用都已经得到了妥善解决，大城市和农村中小学的教师待遇几乎都一样，这一结果日教组也功不可没；

③他们与北朝鲜的联系:实际上由于历史上的意识形态的亲和性，使得其内部也有高层干部同北朝鲜方面有密切联系——担任了30年日教组中央委员、被称为“每日教组”（ミスタ一 日教組）的槙枝元文(2010年去世)就称赞过这个国家，并且称Kim II—sung是“最值得受到尊敬的人”。另外，学习北朝鲜指导思想juche思想的“日本教职员juche思想研究会全国联络协议会”也一直由日本教职员工会的相关人士担任历代会长（实际上当年左派优位时期的社会党不仅跟北朝鲜，跟当时的苏联以及中国关系都很不错——这个倒是跟社会党国际其他成员党当时普遍敌视这三个“东方阵营”国家的做法形成鲜明对比）；

④除了积极参与和平运动，传播政治信息以外，日教组还从各都道府县派来了大量的人员进行示威活动。2015年夏天日教组方面发表的“声明、谈话”中，与教育没有直接关系的就有诸如:抗议抗议关电高滨核电站3号机组重新启动的书记长谈话，抗议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氢弹核试验的书记长谈话，抗议日（本）印（度）原子能协议的“原则协议”的书记长谈话，以及坚决反对《安全保障相关法》、恢复《日本国宪法》理念的书记长谈话等（注意一下，这些所谓的谈话基本上跟当代的日本“主流左翼”的步调一致，诸如这些谈话中体现的护宪、反核、反安保等理念）；

⑤日本的《教育基本法》禁止教职工的政治活动，然而这对于日教组来说实际是废纸一张:日教组照样无视这一点进行选举活动，当年怎么支持社会党与代代木的，现在怎么在选举中支持立民、代代木、社民等左翼政党；

⑥在日教组组织率比较高的都道府县，如果你想爬上学校的管理层（诸如校长）以及当地的教育委员会的职位，有日教组干部的出身是你出人头地的敲门砖；

⑦日教组鼓吹“宽松教育”，这也使得日本有了“宽松世代”（指1987年以后出生的小孩，因其考试不发表排行榜成绩，奉行宽松的教育方法，所以把这一批孩子叫做“宽松世代”）的说法，当然有人指责“宽松教育”导致日本青少年孩童的学习以及竞争能力明显下降；

⑧有右翼分子指责日教组把持的教育界在青少年孩童中推行“自虐史观”以及过度的不合时宜的性教育，由于考虑到日本教科书编写采用的实际防止政界干预历史教育的“审定制”^[18]，这确实使得日教组的某些理念能够通过教科书传达到青少年孩童中，等等等。

在战后这种左翼势力长期把持文教领域的大环境下，日本的文化产业领域的从事者，不乏像宫崎骏这种"团块世代"^[19]出身的漫画家以及更早出生的高畑勋^[20]这种带有更鲜明左翼色彩的人物，故而对于可能涉及有煽动保守色彩浓烈的狭隘民族主义嫌疑的素材——这些从业者也是尽量回避（这不仅仅出自于政治正确，也出自于漫画家们从小所接受到的意识形态影响）。在那个时代尤其是昭和元禄时期（1945-1989）不乏诸如《战争与人》这样有着浓烈左翼色彩的反战作品诞生。至于现在民族主义、保守主义味道更浓厚的动漫作品在日本兴起也同样跟伴随政治整体大环境改变而导致的文教与艺术领域的左倾势力衰落密切相关。

另外最后说一下，就日本左翼的历史来看，他们对于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的可能的发自内心深处的厌恶甚至导致他们主张更激进的政治路线:左、右派社会党分立时期（1951—1955年），1953年底，坚持马克思主义路线的左派社会党在讨论党纲的过程中，清水慎三根针对向坂逸郎代表左派社会党中央提出的以传统劳农派理论为基础、规定日本战后基本矛盾始终是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矛盾、当前面临的革命应该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党纲草案》提出批判，针对当时日本还是实际隶属美国的“殖民地”角度出发，针对《党纲草案》的反垄断资本的社会主义革命论，提出自己的独立见解——“民族解放社会主义革命论”，鼓吹将实现民族完全独立的斗争同社会主义革命相结合，结果被党内主流派批判“忽视了民主革命”，最终左派社会党通过了向坂提出的《党纲草案》，而山川均甚至还因此拿到了“社会党奖”。（这次论战的影响有多大呢，同样跟山川均、向坂隶属于社会主义协会派的清水慎三根以及当时做为左派社会党最重要的支持母体——”日本劳动组合总评议会”的主流派领袖、也属于社会主义协会派的高野实同支持《党纲草案》的向坂逸郎、高桥正雄、山川均所把持的社会主义协会最终断绝关系，清水、高野所领导的党纲研究会以及其后继派系“和平研究会”做为“反协会派”的一大派系在尔后的左派社会党与统一后的社会党继续存在）。

如果把时间推的更早一点的话，在日本1949年1月的国会大选（吉田政权主持下的第二次国会大选，战后第三次国会总选举）后，4月14日举行的社会党第4次代表大会上，大会上出现了代表社会党左派的稻村顺三提出的《稻村草案》以及代表社会党右派的森户辰三提出的《森户草案》，双方就多个政治问题爆发激烈论战——在民族问题上，森户草案认为,应该依靠“要水祖国独立和重建祖国的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爱国精神”这种道义上的动机来推进社会革命。而稻村草案一点没有涉及到这个问题。只有从党外支持稻村草案的山川均强烈责难森户的草案，说它取消阶级斗争，而偷偷地塞进了“民族意识”和“爱国精神”，认为这是一种“危险的、恶性的毒素”。

在此感谢一下 @HTL的地方 以及 @宮本顕治 为本回答提供了相关资料

参考

1. ^ 1966年社会党27大通过的党纲《日本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充分体现劳农派马克思主义理论，鼓吹“一次革命”，明确“和平革命”以及社会党“群众的阶级的政党”的性质，并且自称自己坚持的是科学社会主义路线，批判了福利国家（实际是当时社会党国际大部分成员党所秉持的路线），并且宣称在建立社会主义政权初期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2. ^ 又称“向坂逸郎派“，1951年成立，自称”马克思列宁主义集团“，信奉劳农派马克思主义理论，其会员一度高达社会党的1/3。而劳农派本身也是1930年代崛起的一个左翼理论家集团，与支持日共的”讲座派“相对，主张用议会道路实现社会主义，但是较之于讲座派，他们对于苏联式计划经济体制更为了解、热衷与推崇。
3. ^ 战前著名的右翼社民政党“社会大众党”（新体制运动前的最后一届国会社大党成为众议院第三大党，但是却遵循翼赞军部体制的路线，1940年新体制运动后社大党同其他合法政党一同解散，其麾下工会也变成法西斯当局的御用工会）的领袖之一，战后成为社会党右翼政党并参与创立工会“总同盟”，后来率领党内右翼出走另立民社党
4. ^ 日本自民党的创立先驱，著名的右翼民族主义政治家，鸠山由纪夫的爷爷
5. ^ 原政友会成员与近卫文磨内阁的农务大臣、大政翼赞会事务总长，甲级战犯
6. ^ 帝国议会众议院第56任议长，皇道派中心人物小畑敏四郎中将的妹夫
7. ^ 著名的战前劳工运动领袖，与后来的左派社会党领袖铃木茂三郎共同创立过日本无产党
8. ^ 德川义亲(1886年10月5日- 1976年9月6日)是尾张德川家第19代户主、政治家、植物学家、猎人。战前侯爵、贵族院议员、第25军军政顾问。战后支援社会党，担任党顾问，后被开除公职。担任日苏交流协会会长。在大正年间他的绰号叫革新华族，1924年提出改革贵族院要求废除华族议员互选制、只需要选出250人的职业代表，同时赋予女性普选权，被贵族园视为异类，同年资助大川周明建立大行社。1925年3月，加藤高明内阁连同《普选法》一起提出治安维持法案时，在贵族院以赞成法案为基调的情况下，在贵族院全体会议上，他发表了反对演说，认为警察有可能会运用脱离法律的行为，镇压共产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反而会导致运动过激。该法律在同月19日以无修正的方式通过了贵族院，1926年(大正15年)12月12日在麻布富士见町邸举办慈善舞蹈聚会，召集了130-140名华族参加。到了第二年年初，大正天皇病情恶化，在自我克制的氛围中举行宴会，受到“不敬”的批评。1927年(昭和2年)4月，因受到右翼团体黑龙会的恐吓，辞去贵族院议员职务。1927年由出资股票倒卖国债缓解昭和金融恐慌，九一八之后一直给军部做已赞工作。战后帮助日本社会党以及日本协同党成立但1946年因为GHQ的解散公职令被开除。日本废除华族制度后，他的爵位被收了，80%的财产也被没收了，此后在1956年的名古屋市长选举中落败，从此不问政事直到去世。他也是当年社会党右派拉倒的“天使投资人”之一，社会党在成立后一度出现委员长空缺的状态——那个位置原本就是留给德川义亲的
9. ^ 著名的战前劳工运动领袖，与后来的左派社会党领袖铃木茂三郎共同创立过日本无产党
10. ^ 劳农派著名理论家，后来的左派社会党领袖
11. ^ 指的是诸如社会大众党，日本劳农党以及劳动农民党之类的战前合法无产阶级政党
12. ^ 劳农派著名理论家，后来的左派社会党领袖，“社会主义协会”的创始人之一
13. ^ 1945年9月22日东京新藏工业会馆里头原来战前合法左派的大佬们开始召开“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座谈会”，为新党成立做准备。11月2日日比谷公会堂召开新党成立大会，统合战前左中右派社会民主主义者各会派的日本社会党宣告成立
14. ^ 藤田勇(1887年-卒年不详)是日本的新闻记者、实业家、鸦片经纪人。他曾担任《东京每日新闻》和《报知新闻》的记者，1919年成为东京每日新闻社社长。他提倡“严正非中立”，支援工会运动、社会主义与安那其主义。1923年实现了日本访问。另一方面，他还担任贵族院“研究会”的幕后主使，在中日战争时期参与向上海走私毒品的活动。 1887年(明治20年)出生于福冈县行桥市。中学毕业后，他偷渡到大陆，想当马贼。回国后，他成为《日本》报社的记者，之后担任《东京每日新闻》和《报知新闻》的记者。1919年(大正8年)起任东京每日新闻社社长。就任当时，他在报纸的一面挂着“严正非中立”的标语，意思是“维护正义、弱者和善意”，还在银座大楼的屋顶上垂下了横幅。在报道中写了批判政府权力的文章，报道了劳动者、农民、平民大众的心声，还支持工会运动。加藤勘十、铃木茂三郎、吉田一等许多社会主义者和安那其主义者都支持了这个报纸。 他与贵族院议员旧小仓藩主小笠原长干是旧臣关系，因此成为贵族院“研究会”的幕后者。藤田把京都的贫穷公卿聚集在一起，每年举行两次宴会，以红包20日元作为礼物进行收买工作，为研究会互选议员的选举奠定了基础。当陆军大臣山梨半造为了奖励军马而提出的“赛马法案”遭到贵族院的反对时，山梨县会见藤田并交给他20万日元，委托贵族院进行多数派工作，结果贵族院以绝对多数通过了赛马法案。 1923年春，与旅社回国，访问莫斯科。出发前高田商会的副总经理池田胜次与高田龟吉在印度采购、在中国上海秘密贩卖的毒品，因上海青帮的防范，未能在中国卸货，在海参崴被苏联连同船一起扣押，所以被委托希望收回。从莫斯科的回国，通过无线电，以大日本水产会的竹村浩吉为翻译，与广播电台的政要进行交涉，以50万日元的价格购买了高田商会的船，并将毒品在日本海上转移到其他船舶后进入上海，进行出售，赚取了800万日元的利润。藤田从高田商会收到150万日元的汇票作为答谢，将其中的40万日元兑换成现金，剩下的部分因该商会破产而废止。因为这件事藤田被青帮畏惧为“大魔王”。 1931年，关东军策划在满洲开战，主谋的板垣征四郎上校和石原莞尔中校为5万日元谋略费的筹措绞尽脑汁，得知此事的支那科长·重藤千秋上校委托表弟藤田出资，藤田答应了。之后桥本欣五郎告诉他十月事件的军事政变计划，并提供了20万日元。 满洲事变后，藤田从关东军那里得到了100万日元的酬谢，用那笔钱在目黑买了近1万坪的土地，并新建了宅邸。并与军人、政治家、经济界人士、文化人、或右翼、左翼运动家广泛交流，藤田家聚集了石原广一郎、清水行之助、宫崎龙介、柳原白莲、演员浅冈信夫、狩野敏等人。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中日进入全面战争。当时，同乡的杉山元陆军大臣想通过走私毒品来弥补军队资金不足，便委托他把20万英镑的毒品走私到上海。藤田不相信军人，于是签了一份包含订购内容和支付报酬200万日元等内容的合同，得到杉山的签名盖章。20万英镑的毒品通过三井物产运往上海，放在军队的仓库里。就像藤田预想的那样，因为军队内部出现了反对支付藤田报酬的意见，藤田将律师海野晋吉作为代理人起诉日本陆军，临时封锁上海的毒品仓库，他把杉山的订单作为证据提交法庭，开始追查军部。杉山向藤田道了歉，收下被减到20万日元的酬谢费后，事情才收场。 藤田将部分走私毒品卖给上海青帮，并在青帮的委托下，在上海制作排日电影，帮助日本宪兵队释放王主景，与青帮首领黄金荣建立了信赖关系。 1943年，友人青木敬昌向他发出警告，说东条英机会杀害他，所以他要离开东京，移居京都市南禅寺平草川町的宅邸据悉，他此后在1944年策划了东条内阁倒阁运动(杀害东条)。 1945年4月末，在被疏散到福冈县的行桥市时，被陆军省军务局局长吉积正雄中将征用到大本营陆军总部，委托与苏联、美国进行和平交涉。藤田提出放弃满洲和朝鲜作为谈判条件，同年8月得到陆军省的同意，得到了旅费100万日元。虽然定于同月9日飞往符拉迪沃斯托克，但由于苏联8日参战，谈判被中断。 二战结束后，他参加了原日本无产党加藤勘十、铃木茂三郎等人在日本社会党成立前举行的聚会。他本想进行资金援助，前社会民众党派的水谷长三郎等人以战争协助者为由，反对藤田加入新党，被日本社会党排除在外。于是与松冈驹吉、平野、稻垣守克等人创办了世界恒久和平研究所。
15. ^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日本社会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在制订宪法的基本理论方面采用权力属于国家的国家法人说（把国家当成一个公法人的学说，由德国著名资产阶级法学家卡尔.弗里德里希.格尔伯创设）。从这一观点出发，党正式通过了保存天皇制，大幅度缩减天皇权力，在民主改革后的天皇制下向实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前进等方针政策，并把这些方针政策通知了地方支部。而日本共产党是要求废除天皇制的，因此这就成为社会党拒绝同日本共产党组成统一战线的最大理由
16. ^这个不是2月份的时候币原内阁起草的那个实际是“明治宪法”翻版的那个草案，而是GHQ下属的民政局的军官们负责草拟的，某种程度来说这部宪法属于美国强塞给日本的民主主义宪法，甚至连美国某些政界人士（诸如拜登）都不否认这一点 http://mil.sohu.com/20160820/n465170114.shtml
17. ^ 指代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
18. ^ 到目前为此，世界上实施四种教科书制度：任选制最为自由，选择权在学校甚至教师个人，如英国；认定制也相当自由，由地方推荐或认定（州），选定权在学校和教师个人，西欧、北欧、美国多是采用这个制度；审定制是由出版社组织编写教科书，政府主管部门认定通过后，地方只能选用政府审定通过的教科书；国定制则完全由国家控制，没有任何自由度。显然，日本采用教科书审定制是历史性进步。 日本历史教科书的出台，遵循严格的审定程序。首先，由民间出版社组织编写，编写者一般由知名的大学教授牵头，成员既有大学的专门研究者，也有中学历史教师。然后，出版者向政府提出审查申请，政府指定教科书调查官（几十人）做文字、印刷等方面的初步审议，并做成报告书提交给“教学用书审议会”；该审议会将报告书首先提交给学科调查员（数百人）审查；学科审议委员在此基础上进行终审。期间，学科调查员、学科审议委员要分别听取教科书调查官的答辩。如果需要修改，由政府向出版社下发通知，直至审定合格。最后，政府批准使用。 实施审定制的目的：一是避免教科书成为政治工具以及受到权力者的利用，二是排黜划一的内容，顾及教育的实际效果。不过你们也知道，许多日本的温和保守派政治家（诸如田中角荣与田中真纪子父女）以及一些官僚在历史问题上的态度与左翼实际相差无几......
19. ^ 专指日本在1947年到1949年之间出生的一代人，是日本二战后出现的第一次婴儿潮人口，当然广义上的“团块世代”代指的是1945--1954年出生的一代日本人。这些人实际上不仅在战后日本扮演过一段时间的社会中坚角色，而且1960年代的日本新左翼运动与这一世代密切相关
20. ^ 高畑勋因为《萤火虫之墓》曾被指责是右翼，实际他是坚定的左翼分子，其名作《平成狸合战》（《百变狸猫》）一方面是有借助环保话题哀叹社会党左派衰亡的意思，一方面却有不甘心放弃“暴力革命”理念之意

我想提供两个看似矛盾的论点：1（战后）日本所有动画都是爱国的。2没有一个动画能直接表达爱国。

为什么日本所有动画都是爱国的？很容易被看漏的一点就是cool japan的国策里把动画当作重要的软实力，只要是日本公司制作的动画，就可以被回收进日本国家的宏大叙事里，提升日本的软实力。这个问题底下很多人讨论日本动画不爱国，就是犯了一个基本的错误：对于这个问题的讨论，本身就让日本动画带有爱国性质，因为它在海外引起了讨论，提升了日本的影响力。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没有一个动画能直接表达爱国，为什么？先说结论：1爱国一旦在动画里被表达出来，就成了别的东西；2爱国本身的意义被消解了。（爱国本身是小叙事的一种，没有特别的价值）

上个世纪60年代日本有各种政治运动，但随着后期的左翼激进化极端化，或者，用“无能狂怒”化来形容比较好，人们失去了对政治运动的信心，不再持有“社会能通过改革变好”的希望。这就是日本政治季节的结束，随后就是突入消费时代。

这就是东浩纪说的宏大叙事在日本的衰落，宏大叙事在现实世界的衰落导致日本在虚拟世界试图重新恢复宏大叙事。于是就出现了《宇宙战舰大和号》这样的作品。根据宇野常宽的说法，这类作品中有一种“过去的日本明明有很好的技术，却没有用在正途上”的惆怅之具现化。《宇宙战舰大和号》就将二战中耻辱的战舰变成拯救人类的希望。《宇宙战舰大和号》放映的时间是70年代中期，“战后的感觉”还强烈地遗留着。但是战后民主主义的思想影响力很强，如果你直接表达“我爱战前的军国主义”，那是不会被肯定的。大和号这个在现实世界不会被肯定的东西，在一种虚拟世界的虚拟历史中得到了肯定。

这里我们得到的教训是：因为日本具体的背景，直接的爱国不太可能，于是爱国本身就以一种投射的方式被表达出来。讽刺的是，在这种投射中，肥宅们越爱一个“想象的日本”，越对现实的日本不满。这是完全并行不悖的。

武器——高达或者战舰——成了对于日本的一种隐喻。但这里的重点是日本并非现实的日本政府，它倒毋宁是和现实的日本政府完全相反的。

再说得更准确的一点，这里想象的日本政府是战前的日本政府的硬件配上战后日本政府的软件（意识形态）。

但讽刺的是，武器本来有象征性，但随着彻底不需要宏大叙事的世代的出现，武器的象征性也逐渐被消解，武器成了自己的隐喻。它不再和现实的日本有更具体的联系。而更多地和主人公的自我意识结合到了一起。我爱高达不是因为它象征着什么，而是因为它和我有联系。于是出现了一些新的机器人系动画，在其中高达跟主人公的装饰品没有区别。更吊诡的是，随着自我意识的扩张，一切都成了主人公的装饰品（消费社会），在这里，爱国不是因为这个国家很好（动画中的虚拟日本），而是我爱着这个国家能让自我感觉很好。国家成了终极的装饰品。日本现在的动画中的“老外夸日本”的片段并不比B站上少。另一方面，精日本身也有一种幻想：不仅我爱日本，而且全世界都爱日本。他们通过和这样一个理想的国家同化来增强自己的自恋。这里面有个非常可笑的点在于：如果你是因为日本是一个“值得爱”的国家而爱它，那事实上你只是爱“一个值得爱的国家”，而不是真的爱“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