凉山人来答一波。根源是从奴隶社会一步跨千年来到社会主义社会,步子迈大了,一只脚跨进来了,另一只脚还在后面。(这里只讨论依然贫穷需要帮扶的那部分彝族,脱贫攻坚的对象。已经下山并受到良好教育,成功融入现代社会的那部分彝族不在讨论范围。)
(这是火把节斗羊的一名羊选手)
(这是西昌市最后一个通公路的村,巴折村,应该是2018年底还是19年初修通的路,我忘了。之前是我们进去是坐船走水路再爬山一小时,村民应该是徒步走山路。西昌市是首府,是凉山最富的地方。我拍的这个是村里最好的房子,学校。)
1956年凉山解放之后才废除奴隶制。以土司为首的黑彝阶层为奴隶主,占有所有生产资料和白彝,白彝为奴隶。40年代50年代出生的彝族,相当一部分还活着,包括他们的儿女这一辈,他们是见过奴隶社会的,其中的黑彝家支失去了权力,但依然想保有曾经的地位,所以家支观念也就是宗族观念依然存在,他们依然抱团发展,想要守住曾经的尊严,这样的旧贵族阶层,要一步从奴隶社会来到社会主义是很难的。比起黑彝,白彝汉化得比较快,被解放的奴隶当然迅速投身社会主义的怀抱。所以那些依然强调家支强调出身的往往是黑彝,白彝往往羞于提起自己的出身。
彝族跟汉族是完全不同的民族,文化与汉族完全不同,包括语言、宗教、道德观、习俗等等。例如生死观,彝族崇拜祖先,认为死亡就是去另一个地方跟祖先见面去了,所以并不太惧怕死亡,这种生死观决定了他们会活得比较不管不顾,比较自我。彝族没有成文的道德规范体系,在道德规范方面主要还是人治,德古也就是长老掌握着话语权,有重大事务德古会主持召开家支会议,包括对不肖子孙的族内审判,直到上世纪末,私刑仍广泛存在。现在还存不存在我也不知道了,没咋听说。
一个文化与汉族完全不同的民族,在短短几十年内要转变是很难的。对我们来说是常识的东西,对他们来说是完全没有概念的东西。社保、养老、幼儿园、旅游,这些东西他们听都没听过。不上进是因为没见过外面的世界,就不会对外面的世界有向往,就不会有追求,没有追求何来上进心?他们祖祖辈辈都是吃土豆晒太阳抽旱烟生孩子然后等死。年轻一辈到了城市,见过了,但因为没有受过好一点的教育,很难通过正常手段获得想要的东西,一个汉话都不太听得懂也说不清的人,谁雇你工作呢?于是滋生了偷盗抢。这是本世纪初的情况。
感谢国家,没有完全遗忘大凉山。脱贫攻坚以来,国家投入了很多,路网电网水网基站建设,一村一幼等等教育投入,让凉山彝族离现代社会越来越近了。感谢网络,让没有电视的家庭也能用手机接触外界,让他们对很多东西有了概念,有了概念才能萌生与之相关的梦想。感谢教育,用几代人的时间,慢慢改变彝族传统落后的观念,让他们知道读书改变命运,让他们与汉文化实现相互理解融会贯通。
我小学在县上,彝族70%的县。我依然记得小学的时候,我的同桌,一个彝族男孩,在一个下午,从他的军用帆布绿书包里掏出一根他带的胡萝卜,用衣服擦了擦,给我吃(当时我并不觉得脏,我们都这么吃,接过来就吃了);我依然记得,我爸订了一个彝族老太太在山里挖的的蕨菜,她每年那一天会背着一背篼蕨菜来敲门,附赠她做的荞馍馍。
我依然记得初中我到西昌读书,在放学路上,一个景点,一对彝族母子,儿子四五十岁,母亲七八十岁,一看就是第一次照相,因为照相师叫他们笑,不要动,但突然手机响了接了个电话,那对母子就一直笑着不动,直到照相师把电话打完给他们照完相,坚持了起码一分钟。他们不知道照相是怎么回事,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动什么时候不能动。那时候我流着泪树立了梦想,我要拯救他们(结果后来我沉迷漫画荒废学业)。
很多人没有一个认知,就是你现在习以为常的一切不是生来有之,是极具优势和生命力的汉文化几十代人祖祖辈辈积淀的结果。包括“勤劳致富”这种概念,是农耕文明小农经济发达的汉族才有的观念,因为努力种地就会有收获,而彝族居住的高山耕种跟你努不努力没啥关系,基本就是土豆荞麦青稞;汉族从科举制开始用上千年时间树立了“读书改变命运“的概念,而对彝族来说考试都是一个新词。更别说曾经的奴隶主和奴隶脑子里没有努力这个概念了,奴隶主不用努力,奴隶不想努力。
21世纪这20年对彝族来说是真正字面意义的一日跨千年,从人手一头牛到人手一部智能手机(并没有人手一部),硬件上他们接受了工业革命的成果,软件上正在抓紧跟上。凉山脱贫攻坚有句口号叫扶贫先扶智,他们一只脚已经迈进来了,剩下一只脚再给一点时间吧。
补一些以前下乡的照片,可以感受下山有多高路有多烂。
下乡路上,海拔3500左右?
下乡路上
村民的猪圈。这些猪是政府发的小猪,养大了卖钱的,脱贫攻坚的一个举措。村上会定时去检查猪仔有没有被偷吃。偷吃了就再不给发了。
下乡就是各种爬山下山
田都是山里开出来一小块一小块的田。这里海拔低,可以种玉米。彝族爱种玉米这事也被领导说过好多次,因为玉米好种不操心,但卖价低。海拔高的地方就土豆萝卜苦荞吧。
这不是景区,是原始森林。村就在里面。
还想补一点,教育的重要性。教育有个功能叫社会化功能,就是通过教育,让人学会普通话,学会写字,学会算数,学会坐板凳(凉山前几年有个行动叫“板凳工程”,就是教彝族要学会和习惯坐板凳,之前都是席地而坐席地而睡),学会红灯停绿灯行(高山上的彝族下山来第一件事就是学会这个,不然死得硬硬的),学会别盗窃抢劫否则就要蹲监狱,学会基本社会规则,能够正常融入社会并找到工作。彝族十分需要教育,否则难以融入现代社会,所以会有控辍保学,所以会有一村一幼,所以会有村村通,会有移动通信基站(大众传媒也有教育功能,起码能学普通话,很多彝族四川汉话说得不伦不类,普通话却说得很标准,因为是跟着播音员学的)。可是学校教育代替不了父母,所以彝族的改变需要小学毕业的父母养出中学毕业的孩子再养出大学毕业的孩子,需要代际更迭,需要时间。
还想补一点。帮扶他们讲究方法,我曾经也被某些慈善组织气惨了,虽然给的钱不多,但是他们的做法完全违背了我的初衷。后来我只信认识的人,有些单位下乡的时候会带东西去,或者有些单位会搞相关的党员活动或者工会活动,直接一对一,孩子拿到东西会有照片反馈回来。注意不要被有些机构和组织薅了。
大学时候,同寝室就住了一个彝族同学,印象很深。
刚刚进大学,一位研究少数民族语言的老师就跟他说,他懂汉语,懂彝语,有意愿推荐他到山东大学读相关专业的研究生。如果换位思考,我会认为是相当不错的机会,但是他不假思索地拒绝了。在他的人生规划里(假如有的话),应该是没有继续深造这个选项的。
后来也发现了是为什么。他对学习没有兴趣,大学考试基本是混过,不作弊的话,估计很难毕业。
班里有一个女同学很早就开始喜欢他,两人也暧昧过一阵子,但某天女生向他表白,他又拒绝了。他跟那个女生说,我们家不允许和汉族通婚。这当然是个借口,为的是让女同学死心,但真实原因如何,他没说过。
不能说他排斥汉人,至少我们相处还算融洽。彝族新年,他也邀请全寝室的人去吃坨坨肉。可是,总觉得隔着点什么,他一进学校,很快就认识了全校的彝族同学,后来,外校的也认识了不少,他们在一起说彝语,比跟我们相处开心更多。
后来他经常混在校外,住在哪里未知。感觉上,他们这些人还保持着古惑仔式的状态,成都社会治安已经很好,但他们就常有架打,他还算成熟,有分寸,没惹出过事。
他也向我解释过,彝族人之间,基本上报出姓氏,就能说出彼此长辈们有何种联系,一攀交情便都是亲戚,如果谁遇到事打电话给你而你没来,那以后就可以不用在这里混了。
曾经学校里也出过一个案例,一个彝族同学打篮球和人发生口角,不到二十分钟,他叫来的人就把篮球场站满了。当然,后来也没有怎么样,阵势已经够唬人了。
大学末期,寝室里的一些同学搬出去了,也有人去实习,床位空出大半,都被他领回来的彝族同胞住满了。同学们其实预料到了这种情况的出现,走之前基本什么都没留,只有光板的床架子,但他们低估了借宿者的生存能力,裹一个查尔瓦(彝族的民族披风,纯手工羊毛织成的),直接就睡。
他讲过不少逸事,也许真假难辨,但我都相信。目前想起两个。
一是有一回他们走在西昌城里,人们在喊抓小偷,他们一抬眼,发现小偷是熟人,便帮着小偷逃跑,觉得自己做得特别对;
二也是跟偷东西有关,有人不知去什么地方偷东西,偷了一冰箱回来,拿回来家里又没有电,于是就把冰箱放倒当凳子坐。
他们有钱了会怎么样,无外乎是吃肉喝酒消费掉了,更甚者,就是吸毒消费掉了。钱这个东西本身,对他们没什么意义,至少在我这位同学身上,我从没看出他有任何一个行动是追求钱去的,围绕他最多的,一是义气,二是快活。
我的感觉是,彼此间格外紧密的联系,组成了他们生活的舒适圈和保护网,但这张网也在把每一个人拽着,不让他们跳出去。
他们的世界观与价值观,不完全是公序良俗,其中许多就是这张网给的,有人犯罪要包庇,有人打架要站场,感觉非常接近美国黑人社区的精神面貌,而往往这样的环境是鄙视知识与普遍认为的个人进步的。因为这一点,他们每个人都或多或少,错过了一些改变命运的机会。
以及,他们对生活的要求真的不高,我们不能裹一件披风睡木板,他们可以。好的工作,好的收入,职业晋升,子女教育,医疗养老…这些现代人十分看重的事情,我认为他们真的不在乎,或者说,他们早就失去了在乎这些事情的权力了。那种活在当下的状态,谁又能说清有多少是主动选择,有多少是被逼无奈呢。
说起援助,身边有个朋友,几年前一直在援助凉山州的失学儿童。一学期花费大约几百块,主要就是资助上学和饮食起居。她后来有点崩溃,跟我说那个女孩总是打电话来,说家里人生病,或者以别的理由要钱,她后来只能说自己要出国工作,电话号码要换掉了,拒接凉山的来电。这种事情,还是那句话,真假难辨,但结果就是,后来大家都很不舒服,也确实很难总结出谁做错了什么。
我后来也想起过那个彝族同学,他身上的种种无奈或不足,绝对不是个别现象,换个角度想,他已经上了大学,已经比周围的许多人强出不少了,而那些占绝大多数的,不如他的人呢?但对他而言,读书上大学这段经历,似乎没在他身上留下什么痕迹,他毕业后就回了老家,我们也断了联系,估计此生也很难找机会见面了。据说他的家族是名门望族,生计应该不难解决,但无论怎么说,他一定过上了我难以想象的生活。
地理环境差,就是这么简单。比如扶贫,某些人常常造-谣人均十几万,实际呢?
凉山州对岸的昭通市,到了一定的岁数,能拿一定的钱,算是养老金吧,一个月也就50,可能有60的,一年60或者720,跟谣言中的人均十几万差距实在太大。凉山州唯一能黑的,就是高考加分,二本是50分,汉族也有加分,这点可以好好的黑。云南省昭通市的情况则比较复杂,可能加分或者可能不加分,汉少都可能加分。
金沙江两岸情况差不多,一边经常拿来当反例,鼓破万人锤。一边默默无闻,当路人甲。同样,基本就在旁边的贵州省毕节市,地理地形差不多,这里高考也有加分,照样默默无闻。这么多的穷地方,为什么就凉山州名气大呢?
是不是觉得很奇怪,经常拿来被媒体轮,一百遍,一百遍???
为什么凉山州常常以贫困的形象活在媒体的宣传中呢?这种问题只要写清楚了,下场就是:
这是什么,你不得不认穷,你穷你有理?
说简单一点,就是,某地有最多的转移支付,但是喜欢炫,媒体话语权大,怎么办呢,找一个背锅侠。凉山州被塑造成今天这样,实质上就是媒体宣传的祸。要说清楚,就是秒删,是不是很奇怪,答案不过夜。
看看2018年某地转移支付的数据:
钱:凉山州是转移支付408亿,省一级4361亿,占比9.36%;
人:凉山州是490万,省一级8341万,占比5.87%;
占地面积:功根据百度百科,凉山州6万平方千米,省48.6万平方千米,占比12.35%。
钱上排除某省会是:408 / (4361 - 295) = 10.03%;
人上排除某省会是:490 / (8341 - 1633) = 7.31%。
数据上,在全省属于中上水平,不存在特殊照顾,哪里来的“接受了那么多捐助”?即便是常常甩锅的三个州一起算,2018年转移支付占比是22%,还是有将近80%用在其他地区。问题就在这里,因为某地媒体话语权大,需要背锅侠。那么转移支付这件事,自然要有地方来背锅。谁的话语权最低,谁就背最大的锅,凉山州的话语权最低,锅就妥妥的背上。
这就是凉山州名气烂的根源所在,各种人编排段子,什么一年人均扶贫十几万,扶贫的猪拿去卖了,各种段子,都是在分享刚编好的故事。其实是老年人一年600块,即便算720块,还是少了十几万,真正的少了十几万,哪里来的人均十几万。
耕地保有量:789万亩 = 5260平方千米,面积占比为5260 / 6万 = 8.77%。
基本农田量:632万亩 = 4213平方千米,面积占比达到4213 / 6万 = 7.02%。
对照凉山州的地形,只要是坝子,也就是小盆地,或者说是小平原,基本都是基本农田用地,被限制开发,不能开发做工厂,不能开发养殖厂,不能建房子,只能种地,种的农作物种类可能也会有限制,这种地方怎么富?这也不能开发,那也不能开发,拿什么来富。凉山州的西昌市有安宁河谷小盆地,面积很大,约400平方千米,但是大部分都是基本农田用地,被限制开发,说搬迁的,怎么搬,搬过去等着被拆??
很多人调侃山上的不搬到山下,问题是山下是限制开发用地,不能建房子,不能做养殖场,不能做工厂,只能种地,搬到山下去,怎么搬?而且即便是山下基本农田用地,都是有主,人家自己也要修地球。
当然,这一条,西南地区很多地级市都这样,都缺少建设用地,跟江苏南部、浙江、广东等省份完全不一样。所以,凉山州的情况跟周边地区一样,能开发的土地是基本农田用地,被限制开发,不好开发的土地倒是有,但是移山成本高,没有投资,没有哪一个资本家回来这种地方愚公移山。
这也是这种地方为什么穷的根本原因,能投资的限制投资。说直白一点,从整个国家的规划上来讲,这种地方,限制普通高中数量,本来就是希望某些人,好好出门打工,这就是根源所在。
分享故事的,只要把财政决算数据拿出来,就知道有多扯:
经常分享“几百亿扶贫款”的人,几乎完全不知道到底钱从哪里,但凡看看政府预算决算,看得懂支出科目,也不会说出这种话,只是与世界分享你刚编好的故事。
那么周边地区这么多,为什么凉山州名气最大??
穷,穷出了自己的风格?其实,跟旁边的昭通、毕节等地一样,只是某地的媒体话语权太大,什么新一线,四倍XX,人工月亮,最豪华游艇。。。。。
这么多的转移支付,总要找一个地方来背锅,谁最没有话语权,谁就背锅。
这就是凉山州名气大的根源所在。
一来少,,,能拉仇恨,把仇恨集中。。。
二来顺便转移仇恨。。。
就是这么简单。。。
这种地方穷是一定的,但是完全不是媒体宣传的那样穷,媒体只是拿来凉山州转移仇恨罢了。
当初有个很火的彝族孩子写的作文,不知道还有人记得不,看着让人很是心酸。我有个土豪朋友就说去凉山州旅游,顺便看看能不能帮当地人做点什么,捐点钱物什么的。
我们千里迢迢开车过去,到那路过某村,一只鸡从路边直接砸在车前风挡上,然后几个人上来挡住车,说我们撞死了鸡,要赔钱,最终这只鸡要了我们200块钱。更他妈可气的是,钱给了,鸡也不给我们,鸡财两空。我们当即决定,捐钱,去他m的吧,捐个p。
在凉山州我有个网友,认识十几年了,和她见面讲了这个事,她直接和我说,你怎么不问问我,不能给这些彝族人捐款,他们拿了钱很多人要么赌博要么吸毒,把拿到的钱花光再回去。
前段时间凉山州山火和朋友聊天
ok
我看很多人在和我强调土鸡200不贵的问题,我想说,看答案请认真点:第一,我说了“鸡财两空”,鸡没给我;第二,鸡只是个讹诈的道具,我说了,“一只鸡从路边直接砸在前风挡上。”本质上不是我把鸡撞了,是鸡把我砸了。
很多人都提到,彝族人懒惰,不愿意做事,这确实是个普遍的事实,但就我个人的看法,懒的根本原因是觉得勤劳不会带来改变,会这么想的人,要么已经满足了,觉得自己的生活没有改变的必要;要么觉得再怎么干都是无用功。为什么对于贫穷的彝族人来说,勤劳带不来改变,我来提供一个不一样的视角,从历史和地理来说。
大凉山现在所谓的家支文化,其实是奴隶制度的残留。在很早以前,整个彝族分为各个兹莫,可以理解为土司。兹莫是最高统治者,下辖数个诺合,也就是现在说的家支。诺合的统治者就是奴隶主,统治着下面的奴隶,彝族以黑为贵,因此诺合称为黑彝。这里很多朋友会说,既然黑色为贵,奴隶主是黑彝,那对应白色就是贱,奴隶就该是白彝了。这个说法并不准确,白彝确实存在,也确实是奴隶阶层之一,但奴隶阶层的统称是娃子。
娃子又分为三个阶层:
曲诺——百姓娃子,曲诺是白色的意思,也就是清白人,所以也叫白彝。理论上的奴隶阶级,归诺合所有,不能随意离开家支的土地。曲诺有自己的土地和财产,有一定的经济独立性,其中一些还能有自己的奴隶。曲诺阶层人口最多,抱团起来实力较强,诺合也不能随意欺压。
阿加——安家娃子,主子家里家外的人。实际上的奴隶,不能离开主子左右,主子可以卖掉或者转让阿加。阿加也没有婚育权,婚配是主人指定,孩子直接被带走做奴隶。但还有极少部分阿加能混得不错,甚至拥有下一级的阿加或者呷西。
呷西——锅庄娃子,火塘边的人,最底层的奴隶,来源有破产的曲诺、阿加,家支争斗的俘虏,阿加(男)和呷西(女)的孩子,被掳走的汉、白、苗、土家等外族人。
明代改土归流之后,兹莫阶层衰落,诺合纷纷独立,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变成了诺合。兹莫的后代失去了政治经济的实力,但身份地位仍然最高的。
现在来看发展到这一步的家支文化,有没有想起来印度的种姓制度?甚至五个阶级都可以对应起来:
兹莫——婆罗门(1%的人口)
诺合——刹帝利(7%的人口占了70%的土地财产)
曲诺——吠舍(50%左右,人口最多,不过大部分在云南)
阿加——首陀罗(33%的人口)
呷西——达利特(10%左右)
一模一样的纺锤形社会结构。
以上是历史。
下面是地理,彝族聚居地大致可以分为三块,大凉山、小凉山和云南。大凉山简单说就是四川的凉山州,小凉山是大凉山外围和成都平原云贵高原之间的地带,云南是指楚雄和红河这两个州。地理因素导致了三块地方的人口构成不太一样。
俗话说,大凉山山小,小凉山山大,大凉山虽然总体海拔较高,但是地势相对平缓,有比较多的山间平地、河谷之类适合生存的地方,是彝族传统的地盘(这里采信彝族是源自古羌人的北来说),也是家支文化势力最强的地方。而小凉山正好相反,平均海拔低但是山势陡峭,生活艰苦,当地人口除了本来就在小凉山安家的诺合,还有很多是不堪大凉山诺合压迫,历经苦难逃出来的阿加和呷西。云南彝族则是源自和汉人接触较多的白彝,他们学到了更多的知识,慢慢开化,和汉人通婚,有了向外走的愿望,再加上黑彝对他们的控制力较弱,于是走出大凉山,向东方和南方的平地越走越远,红河的彝族都已经到国境边上了。
新中国成立后消灭奴隶制和封建制,确实也解放了很多人,至少名义上已经没有奴隶了。云南彝族本来就开化得早,前任省主席龙云都是彝族人,下野后还回老家宣讲民主,这方面就没什么问题,顺便说一下,龙云出身的纳吉家族其实是川滇交界处相对开化的黑彝,按照家族谱系,龙云彝语名字应该是纳吉乌梯,而且他的母亲是汉族;小凉山的阿加和呷西翻身做主得解放,对新中国感恩戴德,社会改造相对积极;大凉山则是完全另外一回事,因为彝海结盟,上层的黑彝帮助过红军,作为回报,新政府在政策上有所优待,加上地处偏远,各种社会改造没有彻底深入完成。大凉山成为了家支制度最后的堡垒,以前的黑彝,现在是村长,以前家支抱团,现在还是抱团,以前有纠纷了找德古,现在还是找德古……奴隶制度的形没了,但魂还没散。
回到正题,如果你生在大凉山,是个黑彝贵族的后代,解放后还是贵族,反正都不穷,与本题无关;如果你是白彝的后代,你会努力学习,或者做生意,加上国家的优待政策,也穷不了。
现在穷的还是阿加和呷西们的后代,因为黑彝还在他们头上压迫着,原来的老爷还在,只是不乱杀人了,但还是可以买卖自己(以前血汗工厂里的彝族童工就是被卖过去的),那生活还是老样子嘛,过一天是一天,何必努力奋斗呢?解放前还要拼命给老爷们干活,不然轻则是打,重则砍手砍脚,甚至杀掉;现在只需要给老爷们支应一下,还有扶贫的人送吃的送喝的,好时代,来临了!混吃等死那就彻底的不用担心了,时不时抱团了闹一闹,还有人给钱,多好。旧有的社会结构把贫穷的彝族人禁锢在家支里,压在社会底层无法翻身,让他们认为自己无法通过努力改变人生;另一方面扶贫让他们的生活得到了温饱,让他们达到了底层生活的满足,而从未走出家支的眼界根本就不知道更高层次的生活是怎样的。懒惰的两方面原因在他们身上达成了完美的统一,扶贫变成了越扶越贫。
在满足温饱之后,人总是要寻找更多的快乐,对于没什么钱的人,最简单的快乐是什么?酒!本题下很多回答都提到了彝族男性酒不离手,因为生活不愁温饱了,喝酒是他们重要的快乐源泉,喝醉了裹上查尔瓦,找个屋檐躺下睡一觉,穷人的生活就是这样美滋滋。然后,扶贫补助来了,手里有闲钱了,不那么穷的人发现了更简单粗暴的快乐源泉——毒品……前段时间小区里贴了四川省公安厅发的对制毒贩毒嫌疑人的悬赏通缉,赏金从高到低排序,前五名全是彝族,扶贫扶出来毒贩谁能想得到。
改变这种情况,我认为两个办法,一个简单粗暴,建国前三十年拉下的课统统补上,保证解决问题,然而不可能;就只能用另一个办法,从下一代开始教育,让孩子知道老爷虽然还是老爷,但你有办法摆脱他们,你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争取到自己的未来,当年白彝是怎么走出来的,你们也可以走出来,而不是蹲在大凉山里面吃着国家的救济听老爷们呼来喝去。扶贫教育,知识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给他们灌输希望。
另外,现在实行的易地搬迁扶贫也是个不错的办法,一来脱离了山上恶劣的自然条件,以前因为争夺土地彝族才被迫上山,现在不存在这个问题,大家都到平地上来是最好的;二来,走出大山的彝族人更容易接触到外界的信息,睁开眼睛看过世界就会发现原来的寨子那片天地是多么的渺小和局限;三来,易地搬迁优先搬迁贫困户,而且是多个乡镇的迁出人口集中安置于同一个安置点,这样也是在慢慢打破原有的社会结构。人走出来,眼睛望出去,这是脱贫的第一步,好好走下去吧。
十年前,2010年的夏天,我复读考上了数千里之外的西昌学院,一所末流二本院校,学校坐落在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的州府西昌市,到了学校几天后我才算知道我们56个民族里有彝族这个民族,凉山州是最大的彝族聚居区。
成都到西昌的列车班次不算少,大多数都是凌晨或者清晨达到西昌,票价是80元,只有一列火车票价全价是30多,这列火车可以搭载猪、羊、木材、鸡鸭鹅以及各种农产品,车上的乘客几乎都是背着背篓戴着噢尔(彝语发音 一种妇女戴的帽子)的彝族老大妈、肤色黑里透红戴着宽边鸭舌帽背着孩子的彝族青年妇女、看上去不那么干净整洁的壮年彝族汉子。家禽牲口的气味与人的汗腥味交织在一起,这是一列充满味道的火车,鲜有汉人搭乘这列火车。
凉山州的行政级别是地区级,州府西昌市是县级市,四川有三个自治州,每一个自治州的区域都很大,一个凉山州的区域面积大致等于苏北五市加起来这么大,下面的木里县是藏族自治县,州府西昌市大部分人口是汉族,其他县七成的人口都是彝族。西昌是平原和山区都有,海拔相对较低只有1600多米,其他县以山区和高原为主,县城规模不比东部地区乡镇集市大多少。物产比较丰富,但是通往外界的路基本上就两条:成昆铁路线和雅西高速。高速公路是2012年才通车。
相对于其他的贫困地区,凉山区是一个比较顽固的贫困区,其他贫困区一般就是交通不便和降雨量少收成少,这些问题在凉山不算大问题,凉山州最大的问题还是民族融合问题。彝族人分为黑彝和白彝,他们认家支,这种文化跟我们的宗族文化不同,他们这种更类似于印度的种姓制度,黑彝在解放前是贵族是奴隶主,白彝是奴隶,黑彝白彝之间基本上是不通婚的。彝族是不同的家支之间会有矛盾,黑彝白彝之间也不大融合,彝族对汉族又比较排斥。彝族有他们自己的语言和文字,他们民族传承传播文化的人叫毕摩,这是一种集医生、法师、教师、杂技演员、魔术师于一身的身份。山里的老一辈彝族人很多还不怎么会说汉话,壮年人说着彝族口味的四川话,在老一辈山里的彝族人的固有认知里汉人都是狡猾狡猾的,而汉人心里多少会觉得彝族人忒野蛮。
凉山州有些地方特产玛瑙,2011年夏天我有同学跟着做兼职认识的一位当地汉人大哥后面拿着500块钱去山里从彝族人手里倒腾玛瑙,一个暑假俩月不到500变2万,说白了就是欺负人家山里彝族中年人没文化说不了几句汉话不知道外面行情或者是大概知道自己吃亏但是没有更好的办法只能认了。人家吭哧吭哧出力气挖石头,一群山外的汉族人跟秃鹫似的围过来收割人家劳动成果,你说这还怪人家野蛮的吗?后来当地有关部门开始整顿市场不容许外边这些秃鹫进去不守规矩瞎忽悠人家彝族同胞。
说到大凉山,绕不开毒品。凉山州地处四川南部,与云南只隔着金沙江。毒品主要来自缅甸,从金三角进入云南走不了多远就有彝族自治县,然后北上楚雄再往北过了金沙江就是四川,凉山州处于一个毒品输入的重要路径上,对于没文化没技术但是有胆子的彝族汉子来说,贩毒是一个发家致富的好门路,有贩毒就有吸毒,结果就是贩毒被抓走吸毒被带走强行戒毒或者染上艾滋丧命,妻子改嫁留下儿女给奶奶带,奶奶的劳动能力哪能给孩子提供好的条件,孩子随便糊弄长大继续走老路,一代又一代循环,你要问爷爷哪儿去了?爷爷是爸爸的吸毒贩毒前辈,也没了呀。
现在的凉山彝族壮年男人,愿意出去打工的一般也是去干挖煤和窑厂这类技术含量低的重体力工作。有困难首先想到的不是找有关部门,而是打电话喊亲戚,如果哪天彝族同胞都意识到遵纪守法不会挨欺负,踏实干活能过上幸福小生活,应该就会慢慢脱离家支宗族的观念束缚吧。
上世纪50年代才打跑胡宗南的残余势力解放的凉山,一步从奴隶制跨越到社会主义,可谓是一步跨千年。奴隶解放啦,奴隶主们无所适从,与汉族文化相差甚远的彝族文化、闭塞的交通、千年来的民族纠葛总归要存在一定的惯性继续往前冲上小几十年。我估计凉山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敞开怀拥抱时代人人脱贫致富,还得要20年。
这个故事,某族人看了可能会很不适。
就当我胡说八道吧。
我祖上做过行脚商,我都记不清几代以前的了,反正那时候还是民国。
大小凉山是四川到云南的必经之路之一,自贡的盐巴,成都的布匹,甚至火柴(那时候叫洋火)都是靠这边的行脚商带过去,
山川曲折,路途遥远,来回少则十天,多则一个月。
一趟大概能换几块大洋,依我们那穷怕了的消费习惯,够一家子用一年半载了。
按理说,这是一个相当赚钱的买卖。
可是我祖上很快就放弃了。
这不是人干的活,劳心费力都习以为常,讨生活哪有不辛苦的,最让人气不过的是,凉山那里棒客(土匪)实在太多了,每次回来必会被抢。
辛辛苦苦十天半个月,连本带利送给棒客了,这种气谁受得了。
我祖上也算见识过绿林好汉,懂点江湖规矩,但凡劫道,都得留点活路,不会把事做绝。
不然没人走这道了,棒客也会断了财路,踏入这行算盘就打的很清楚,哪怕十个大洋剩一个,也算没亏,下次藏好一点若是剩俩三,这趟就有的赚。
但是万万没想到凉山棒客们根本不讲任何规矩,他们就是要把事做绝,不但劫财还经常要命。
因为他们发现了另一种生财之道:
只要堵住了这条道,那边的物价就会飞速上涨,几倍的利润商人就敢杀人放火,还怕你几个土匪?
于是就有了源源不断的莽夫给他们送钱,也不想想,如日中天的马帮(以前云南最大的商队)都不敢走这条道,何况几个散兵游勇。
我祖上折腾几个月,本钱都赔光了,倒也看得开,庆幸自己好歹保住了命。
他们不光劫道抢人,偶尔还率众下山打家劫舍,甚至偷孩子带回去驯化成放羊的奴隶,吃猪食,睡羊圈,折磨死了就再去偷一个。
川南地区以前大人吓唬孩子的话就是“yi胞来抓你了”!
这些都是我小时候的噩梦,总是不经意想起他们把小孩抓回去,为了驯得听话,使用的种种酷刑。
比如什么划头皮,盖瓦罐……
我以为是大人们编的谎言,后来发现是真的,因为很远的同学也听过同一个版本。
那里山川林立,地势险峻,犯完事往山上一躲,谁也无可奈何。
上千年就这么过来的,从来没被算过账。
以前他们抢,现在他们收善款,都是送上门的钱财。
从古至今都没有过自力更生勤劳致富的传统。
赚过快钱的人,怎么可能愿意用自己双手去创造财富。
别的问题且不谈,得先能明确,钱都干嘛了。
真就是越穷越贪,越贪越穷。年年查,年年清,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大凉山地区的问题肯定不是一言能够概之的——不过整个凉山彝族自治州的干部们这些年来锲而不舍,年年跟韭菜似的,一茬一茬地往下落,那就先别谈凉山彝族人如何如何了。
包括谈什么思想教育的,谈给凉山彝族人思想教育之前,还是先考虑考虑,对这些干部到底怎么进行思想教育,才能别再烧着老百姓给自己当肥料了。
可别天天老百姓给老百姓进行反思了,先让官员自我反思去吧。
2012年到2016年,凉山州全州纪检监察机关立案3919件,党政纪处分4057人,查处实职县处级干部113人、科级干部839人。(四川日报2016年报道《凉山掀反腐风暴113名县处级干部被查处》)
当时凉山日报还在2016年底搞了一篇《书写人民满意的答卷——凉山州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五年回眸》;
2017年6月,凉山州银行原党委书记、原董事长郝卫宁接受组织调查。
这此前后,凉山州商业银行原副行长、原贷审会主任陈盛文,凉山商行董事、原薪酬和提名委员会主任杨承斌,凉山州商业银行西昌市原支行行长、原凉山州商业银行小客户中心主任毛明,小企业贷款中心风险原主管罗万勇等纷纷被立案调查,这基本就是凉山州商业银行高管一窝端了。2018年1月,郝卫宁被双开。
根据2019年上游新闻的报道,西昌当地商人涂建繁通过向凉山商行小企业贷款中心时任风险主管罗万勇行贿38万余元等方式,编造虚假经营实体、商户等手段,让凉山商行向自己发放了62笔贷款,最终造成该行3.78亿元的直接经济损失。
裁判文书网2020年曾公布的“朱德利、高云波、王娟等诈骗罪一审刑事判决书”。这一起巨额骗贷案,朱德利通过“不同的贷款主体向凉山州商业银行骗取贷款38起”,骗取金额达到28170万元。而根据判决书,这一过程中,毛明收受贿赂278.85万元,陈盛文收受贿赂24.75万元。
2017年9月,凉山州人民政府原办公室副主任杨彬因涉嫌贪腐受贿,于凉山州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
1999年至2015年杨彬在担任凉山州政府办公室行政科科长和州政府办公室副主任期间,利用职务便利,多次索取,收受凉山州政府相关工程建筑商李某某的财物149.7万元;2015年初,杨彬从商砼销售商卢某处收受金额共计23万元;2009年上半年,杨彬利用职务之便在工程招标中帮助攀枝花市顺升电梯公司多次中标,并收受9万好处费;2007年下半年,杨彬同样关照建筑商肖某某中标,收受其送来的金额合计17万元。此外,杨彬在任凉山州政府办公室副主任期间,采用多次向单位虚报、冒领的方式套取单位公款,共计人民币13.7874万元。
2017年12月,凉山州越西县教育系统15人被查。当时的新闻报道概括为“这起案件,从部门一把手到股室负责人,再到学校校长和财务人员,共15名违纪人员受到党纪和政纪处分,其中3人被开除党籍,4人被免去职务,收缴违纪款132.3万元。”
经查,越西县教科局不认真履行主体责任,违反组织纪律;将学生保险劳务返还款私入“小金库”,违规发放补助;主要领导和业务人员在职称评定、资格评审、项目验收、绩效考核中收受礼品礼金。教育联系组和学校不遵守财务管理制度,虚列名目套取公用经费和学生营养餐经费,虚增发票套取少年宫工作经费,私分学生保险劳务返还款,用于个人消费和老师加班生活开支,违规收取择校费、转学费购买礼品用于送礼。
2019年6月,凉山州盐源县公路管理局副局长陈波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调查,喜德县纪委监委对喜德县东河乡(托管于西昌市)原党委书记说体果体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立案;
2019年10月,喜德县政协原副主席张拉则因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和公职;2020年,喜德县政协原副主席陈铭也被拿下;
2019年11月29日,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金阳县委原副书记、原县长李德强(4月被调查)严重违纪违法被双开;同一期间,美姑县委原副书记、原县长蔡光阳因严重违法违纪,被立案审查。
金阳县、美姑县都是2021年“摘帽”的国家级贫困县。
这两个贪腐具体数额未知,但都有“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索取财物,数额特别巨大”的描述。
2019年12月,凉山州委秘书长周乃祥涉嫌严重违法,主动投案 接受监察调查。
2020年以来,凉山纪检监察机关立案2155件、处分2094人,移送检察机关61人。
这其中,越西县委副书记、县长肖正权,凉山州首府西昌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原副市长肖斌,西昌市委原书记李俊,宁南县委原书记郭均,凉山州国资委原调研员李跃平,凉山州国有城市建设投资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原党委书记、原董事长蔡军,凉山州金融工作局原党组书记、原局长贺雪梅,凉山州发改委招投标科原科长何昌,州财政局评审中心原主任周禹等大大小小的干部都位列其中。
在这个问题下扯上民族,谈所谓的“民族性”“民族文化”balabala的,他们说的其实就是西方过去搞种族歧视的所谓“种族/民族劣根性”。他们说辞跟西方那套完全一个逻辑,不谈当地的自然条件等客观原因,把责任全推卸到民族/种族上。
收到捐助而依旧贫困的汉族人居住区也与很多,他们对贫困地区汉人就绝不会扯上民族,他们会谈政策、谈地方决策、谈资金、谈产业扶持、谈环境、谈交通、谈教育和谈市政等等。但对其他民族他们就只扯上民族,一切都会变成民族身份的责任,一切变成民族文化的问题,变成他们的贫困是民族懒惰劣根性的原因,搞得好像这些族群今天不认自己民族改认汉族,第二天就能赶上北上广似的。按照诸位这套逻辑,陕甘宁青的连片汉人贫困是不是也是他们的“民族性”和“懒惰”原因呢,东北经济衰退怎么扶持都那啥是不是也是他们的“民族性”和“懒惰“原因呢。恐怕这个时候,大家应该开始扯这些贫困地区汉人贫困是因为没有凉山的优待特权balabala了吧。
如同,浙江江苏广东富裕而陕甘宁青贫穷和东北衰退,都不是什么民族优劣性决定的一样,少数民族居住区贫穷也不是什么民族劣根性和民族文化的责任。有些少数民族普遍贫穷,那是因为他们举族生活在凉山而不是北上广。如同,如果陕甘宁青和东北拥有北上广和浙江江苏条件,他们也会勤奋富裕一样。如果这些民族也跟汉族一样生活在北上广和浙江江苏广东等省份,他们也会跟汉族同胞一样勤奋上进。
中国又不是其他国家一样以族为单位各过各的印度,在中国一切都是政府主导和政府决定,各区域的发展那都是主要取决于国家的安排。而且中国各民族都是一起经历了社会主义革命,还tm在这扯什么民族劣根性文化劣根性,你以为你活在印度啊。
天天嚷嚷取消民族的善良同胞,每次这种跟民族无关而与环境与发展相关的话题,就tm最喜欢扯民族,开口一个民族懒惰论,闭口一个民族劣根性。占了经济先发展的红利,就觉得自己高人一等高级人了呀,开始嫌弃那些没有拿到先发展机会的地方了呀,莫非这就是传说中的占了便宜还卖乖?
听说,内地有贫困户不但拒绝工作,还开口就要老婆的、要苹果手机的、要高级轿车的等等,不知这是不是如诸位说的一样“是民族性”。
干过工地的应该都知道,四川工人在工地上都干的是技术活,什么木工,砌砖,抹灰比较赚钱的活。并且干的又快又好。工资也是工人里面最高的一批了。
我之前在工地的时候,木工是一批四川(大凉山彝族)的老哥,夫妻搭档,基本俩人一天能赚小一千。然后大概休息一天半,再接着干,一月工资比我多多了。
但是,人家生活也是真tm好啊,工地小卖铺完全靠他们支撑起来了,顿顿有酒有肉,然后不干活的时候就是打牌赢钱,晚上再去比较低端的发廊去洗个头。你懂。
赚的钱再多也禁不住这么花吧,并且让我一直感到纳闷的是,和本地的工人一比,聊天时候他们的话题很少涉及到自己的孩子,提起来也是那种他们死活和我无所谓的样子。
我遇到的四五十岁的大叔基本都是这个状态,没有刻意贬低,就感觉他们活的太自我了,责任感稍微缺失一点吧,毕竟工地上木工一年赚个小十万没啥问题,但是每年他们两手空空的回家……
也有老哥科普了这个事情了,无非就是之前的制度比较落后,然后习俗转变需要相对长一点时间,估计他们的下一代或者下下代应该就会不一样了吧。